(四)、关于“野人”是什么,大都拘泥于简单的分析推测,没有围绕神农架周边地区人类考古发现的成果去分析归纳。关于“野人”的真实身份,一直存在“巨猿后裔”和“猩猩后裔”两种观点,把这两种观点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很难以说服观众。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神农架周边地区的考古成果,你就会发现:在200多万年前的龙骨坡;在100多万年前的郧县,在10多万年前的长阳,都有古人类遗址和化石的发现,并且这些地方都处于神农架的周边地区。有了这样的客观存在后,观众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联想:在神农架会不会也有古人类遗址的存在呢?恰好就在1996年,考古学者在神农架挖掘发现了“华中屋脊神农架远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该遗址海拔高度二千一百零二米,是我国除西藏之外海拔高度最高的旧石器遗址,填补了我国高山洞穴考古的空白。更有学者对遗址出土的石器进行研究发现,该遗址远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与北京猿人相近。而北京猿人的复原像又和目击者描述的野人形象惊人的相似。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再去分析“野人”的真实身份就显得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五)、关于“野人”考察者,过去大都拘泥于对他们考察事件的叙述,没有挖掘他们考察背后的动因和甘苦,更没有对他们的个人身份经历有更多的客观介绍。对为数不多的“野人”考察者来说,他们的举动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也不是哗众取宠出风头,更多的是本着一种求知探奇的科学态度,舍弃了青春金钱家庭乃至生命,要揭开“野人是否存在”的神秘面纱。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就是一群不可思议的“野人”,只有讲清楚他们从事“野人”考察活动的来龙去脉,他们才可信可敬,所以我们本着“讲述故事里面的故事,记录野人背后的野人”的创作思路,专门用一集的篇幅介绍了几代“野考”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他们中有贾兰坡、黄万波等国内顶尖级的古人类学者,有于氏三兄弟为代表的野考爱好者,有胡振林夫妇、袁裕豪夫妇为代表的神农架人,还有同济医学院法学系的教授杨庆恩,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副队长郑道利。特别是杨庆恩教授从法医学角度对野人毛发的鉴定结果,郑道利从刑事侦察痕迹学角度对“野人”脚印模型的鉴定,都为“野人”考察的科学性增色不少。
(六)、关于历史史料的记载,过去大都拘泥于单个文字档案的介绍,没有寻找众多历史文物之间的关系。提到“野人”的文字史料,大都讲到湖北房县档案馆的一本清朝县志关于“房县多毛人”的记录,说服力不强。其实在古代的《山海经》中,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在日本、美国、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家都有关于“野人”出没的文字记载,唯一不同的仅仅是称呼不同。既然神农架野人的传说如此兴盛,那么关于它的原始史料记载应该还有很多。有人说神农架人迹罕至的刘享寨有目击野人的石碑存在,我们请两个老乡带路冒险前往,在根本无路可言的高山上连滚带爬一整天却一无所获,神农架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尹旭东用背囊把我们的专业摄象机背上山又背下山,却因为没有地方放置三脚架而没能打开背包,宣传部的部长卢德鲜女士陪着我滑倒了几次,下山后瘫倒在地半天说不出话来。两天后,尽管心有余悸,我们还是决定去爬另一座神农架的名山老君山,顾名思义这里据说是当年太上老君炼丹修行的地方,听当地人说当年道观的遗址犹在,并且道观附近过去发现过许多“野人”的脚印。令人遗憾的是整个途中我们除了和一个20多只的野猪群偶遇外,没有发现任何道观的遗迹。就在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几个路过的村民告诉我们,在一个小山包上,他们发现了一尊木制的佛像,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拍到了只剩下半个脸面和半截身子的神像。当时我并没有把这次发现放在心上,直到在神农架博物馆看到保存完好的一尊和我们在老君山发现的神像一模一样的文物后,我才对此发生了兴趣。据文物管理部门的专家介绍,这种神像的准确称呼应该是道教神像,年代为明朝,史料记载在老君山道观当年有四尊神像存在,前几年他们通过考察找到了三尊,我们这次无意中发现的就是最后一尊。众多道教神像的发现,说明当年老君山道教盛行存在道观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当年到底有没有道观旁发现“野人”的记载呢,在与神农架相邻的兴山县档案馆,我们终于查到了清代的县志,上面的图表不仅清楚地标明了老君山的地名,而且还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老君山高寒,屋瓦被冻多折裂,村民多易木为之。产赤蛇,长五寸,有独角兽,如羚羊,重千斤。山上有老君观,观旁有大人足迹,长一尺,广六寸。
兴山县志记载中的“大人”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野人”。那么老君山真的有过“野人”出没吗?我们在周围的几个山村展开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村民周兴顶在老君山看到了“野人”的脚印: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生产队长毛日照曾自发组织村民搜山力图活捉“野人”。
1995年,彩旗村村民李启兵和表弟到老君山采药,再一次目击到了一个奇异动物。当时李启兵兄弟二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百多米,据他们事后回忆,该动物身高两米左右,步幅跨度近3米,面目长相和其他目击者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
在这样上下几百年,横跨多个国家的野人史料查找和几个不同年代目击者的叙述中,观众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野人”的存在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七)、关于“野人”,过去大都拘泥于“有无”的探讨上,没有揭示其“有无野人”现象背后的实质,给人更多的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感。片子播出的过程中,我接到许多朋友的电话和短信,他们向我询问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神农架到底有没有“野人”?还有人开玩笑说,拍了一年半连个“野人”的影子甚至毛发都没有发现却编出了长达八集四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吹了一个很大的牛皮。我曾经笑言:如果拍到了“野人”,我们编一集节目足矣!正因为没有发现和拍到“野人”,我必须用八集甚至更长的篇幅才能把几千年的“野人”现象说清楚(我当时考虑的篇幅是十集,后来在投资公司的要求下改为八集)。关于到底“有无野人存在”,我的回答是“野人就在心中”。如果把神农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众多目击事件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神农架生态环境的改善,神农架“野人”被目击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并且这些目击者大多都是外地游客,目击的时间都从晚上变成了白天。更有人面对神农架“由破坏性开发”到“主动保护”的历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野人拥有了文明,可能就变成了我们;如果人类失去了文明,我们就变成了野人。
所以作为整个节目的结尾,我标明了自己的看法:“野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它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证明其有,那就要加倍地珍视,加倍地爱护,加倍地伸出援助之手;假若证明其无,更需要加倍地回报自然对我们的珍爱,不要再干自我毁灭、自欺欺人的错事。这就是《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的报告。
(作者为《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编导、撰稿)
神农架野人,一个包含了千万个谜的故事?一个荒诞的传说?还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类人社会?--全是难解的谜。
在有着“物种基因库”和“动植物王国”之称,作为国家生物多样性的示范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网之一的神农架。传闻有神秘莫测的“野人”,更是让人们扑朔迷离、眼花缭乱,做为世界“四大之谜”之一的神农架“野人”之谜,散发出魔幻般的魅力,使您对此向往不已。那么,神农架“野人”,你在吗?你真的就在那深山中、丛林中吗......
关于“野人”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记载,西周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就有捉拿“野人”向周成王进贡的文献可考。近年来,中科院曾多次到神农架考察“野人”,发现了“野人”的毛发,粪便,脚印等珍贵资料,“野人”是民间称谓,科学界定为“未知的高等灵长目”,有可能是巨猿的一支。
据统计,神农架目击“野人”已达360多人次,多数人见到“野人”活动形迹,其形态前额突出、全身披毛、半直立行走、个体高大,和人类形态相近差不多,大多为红色、棕色、褐色。最近,神农架林区红坪镇又有多人在夜晚近距离内见到了“野人”。
在板壁岩,有人多次发现过"野人"毛发、粪便、脚印、竹窝。脚印长24.5厘米,步履2.68米;毛发的表皮及髓质形态细胞结构均高于高等灵长目动物。粪便最大的一堆1.6公斤,内含果皮、昆虫蛹等残渣。竹窝是箭竹扭成,躺卧其上,如同靠背椅,可窥视远方。经多方验证,竹窝不是人为,也不是熊、猴所为,而是比高等灵长目动物还要进步的厅异类人动物所为,最能编制用具的奇异动物,莫过于"野人"。
在鄂西北山区,历代地方志中,都有“野人”出没的记载。在神农架一带,目击“野人”的群众更多达数百人。目击者讲述的情况中,有人看见“野人”在流泪,也有“野人”向“野人”拍手表示友好。历史上,如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在《九歌·山鬼》诗中写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喧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那“多情善笑”的山鬼究竟是什么?山鬼出没的地方,正好是古代楚地,在屈原的故乡附近,楚地就指湖北一带。可见,山鬼出没的地方与“野人”活动的是一致的。神农架山地是秦岭、大巴山、巫山山脉汇合地区,是我国中部最大的山区,素有“中央山地”的称呼。为我国各种濒临灭绝植物如水杉等和动物如熊猫等生存地区。唐代柳宗元也有“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的记载。可见神农架的“野人”踪迹确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由于大部分人们没有能见到真正的野人活体或影像,就连一张实拍照片也没有,所以这又为这个传说更增加了一份神秘,许多专家学者都致力于解开这诱人的谜底,他们与神农架情相连、心相系,有的甚至为此孜孜奋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野考奇人张金星就是这样一位执著者。张金星,男,山西人,中国奇异动物考察协会会员,自费在神农架只身“野考”五年有余,有很多重大发现和理论证据,其亲身经历都已是一部传奇故事。如果您有机会,就到神农架去,兴许还能听他为您讲述一下传奇的野考体验。
野人在心中
----《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编导手记
郭西昌
对我来说,接触神农架野人这样的题材纯属偶然。北京的朋友找到我,谈起了要做一部关于神农架野人的纪录片,请我参加他们的策划会,并拿出了他们的创意文案。说句心里话,当时我对这样的题材毫无兴趣,所以整个文
案中我就记住了他们把片名定为《发现野人》,我还记住了当时我说的另一句话:“如果我来做这个节目,绝对不用这个名字。”
没想到后来阴差阳错这部片子真的落在了我的头上,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为整部片子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后来我翻看的**当年写的《农民调查报告》给了我灵感:我是不是可以创作一部《中国神农架野人调查报告》呢?
作为世界四大迷之一的“野人”之迷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热门题材。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部同类题材的纪录片在中央台播出,片名多为《野人之迷》、《野人探迷》、《野人寻踪》等等,认真地研究一下这些作品你就不难发现,有一些遗憾是共同存在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片面强调了神农架“野人”的神秘性,忽视了有可能存在野人的地域的客观介绍,有时节目看完了观众连神农架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楚。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如果神农架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自然生态环境的奇特之处都不能让人有一个系统的了解,那么让人确信神农架存在“野人”就很难做到。所以我们专门用一集的篇幅介绍神农架的神秘性:在神农架325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在当今世界中纬度地带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这里是古老孑遗树种与珍稀濒危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地和庇护所。境内各类植物列为国家一、二级保护的树种39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70种。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曾发现了60多种的中药材,在高山上经过九天九夜的蹲守,我们拍到了200多只金丝猴群;在高山峡谷中,我们看到了四只娃娃鱼;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在其他地方已经不见踪影的珍稀动植物,在神农架还大量存在,这其中就有与传说中的“野人”可能同时代的珍稀植物珙桐和动物金丝猴,既然它们能躲过了大自然的侵袭幸存至今,那么当年占统治地位的“野人”能在神农架存在也就具有了可能。
(二)、在表现内容上过去大都拘泥于“有无野人”的思维定势上,这样在创作中就难免有意无意地陷入一条死胡同,其实原因很简单,倾向于野人存在的一方拿不出足够科学的证据证实野人的存在,否认野人存在的一方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几十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在不同场合目击同一种奇异动物的事实。所以我们专门用一集介绍了“有野派”和“无野派”之间的争论,当时正赶上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师生在神农架实习,这样的争论在他们中间一直进行着,所以我们组织他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有野和无野”的辩论会,并以此为主线,把国内“有野派”和“无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幕后搬到台前,就争论的三大焦点问题:“神农架是否有足够的食物让野人生存”,“野人种群能否避免近亲繁殖”,“为什么神农架很难发现野人的尸骨和化石”,让他们都有发挥自己观点的机会。在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信野人存在的专家学者大都是古人类研究者,否认野人存在的大都是动物学家,最后我们请一位植物学家对他们的争论作了一个总结:无论证明“野人”的有无,都应该有科学的态度,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争论本身就是“野人”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关于“野人”目击者,过去大都拘泥于个人的目击讲述,没有挖掘目击者背后的故事,更没有形成整体讲述的合力。提到“野人”就离不开目击者的讲述,以往的作品中,大多只是一个目击者讲述“野人”的形态和动作,因为没有其他的佐证,很难让人相信其描述的真实性。在众多的目击事件中,1976年的“野人”目击事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目击人数最多(6人);目击距离最近(2米左右);目击时间最长(3分钟左右);目击人职务最高(大多是神农架林区的党政领导干部);影响最大(拉开了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野考活动的序幕)。如今,六位当年的目击者中已经有两人离开了人世,为了避免炒作野人的嫌疑,除了司机蔡先志接受过媒体采访外,其他三位目击者从来没有公开接受采访,我们几经周折,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们才同意接受采访,但都提出了同一个条件:实话实说不能炒作。我们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对他们四人进行采访,令人称奇的是,二十多年后,他们关于野人目击的讲述是如此惊人的一致,他们本着党性原则和宣传纪律用长达800字的电报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介绍更是首次向外界披露,所以我们这部片子也创了一个记录:目前为止采访到1976年“野人”目击者最多的一部记录片。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用户注册
投稿取消
文章分类: |
|
还能输入300字
上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