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以邻为壑
以邻为壑
2008年10月6日
经济学人编辑部
欧洲各国政府各自为政,德国为所有小额银行存款担保
AFP 美联社
欧洲政府在过去几周中入市救助了涉及7个国家的5家银行,它们希望这能阻止恐慌情绪在欧洲大陆的金融系统中的继续蔓延。但它们失败了。现在政府当局又忙于再次行动以设法保
住那些之前已经接受过救助的银行。
最大的银行拯救行动是对国际房地产投资银行的救助,这是一家德国的政府背景的房产贷款
及融资巨头。该公司依赖货币市场为其长期贷款业务提供资金。然而在近几周,市场上的这
些资金已被冻结了。出人意料的是,它依赖货币市场的这一软肋,却使它因牵连过大而受到
政府资助以免于破产。德国的官员们已经私下议论他们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正遭受不可预
测事件带来的挫折,这些不可预测事件可能正是类似于九月中旬美国的雷曼兄弟破产那样会
引起一大堆麻烦。
在一开始对国际房地产投资银行的救助中,德国央行在上周组织了一个商业银行团为其贷款
350亿欧元(480亿美元),其中的200亿欧元将取自纳税人。但这项救助行动在10月4日周
六就土崩瓦解了,因为参与其中的这些商业银行发现它们承诺提供的这笔钱并不足以让这家
公司幸免于难。德国《商报》的一份报告提出,这家公司在2009年底前需要600亿欧元,甚至可能要1000亿欧元;国际房地产投资银行只否认了后一个数字。
周日的晚些时候,德国政府再次组织了了一次救助,这次的总值为500亿欧元。人们的担忧
仍未消除,因为恐怕这笔钱还是不够。一旦一家银行看起来已经很脆弱了,除了将其国有化
之外,就没有多少方法来恢复它所依赖的资金的信心了。
这可以通过本周荷兰对富通银行的救助来体现,富通银行是一家大型的比利时---荷兰联合银
行,它已经开始瓦解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政府把这家银行拆分成三部分,将其中部分
国有化,并对银行注资112亿欧元。然而即使有这些补充的资本,并且有政府在背后支撑,
还是很少机构愿意为富通提供贷款。10月3日荷兰政府接收了荷兰银行的那块,星期天比利时政府接管了比利时那块并出售了其中的部分股权给法国巴黎银行。让人烦恼种种迹象表明,
恐慌正在蔓延。周日的晚些时候,意大利最大的银行联合信贷在本周早些时候经历了股价暴
跌后表示,它将增加66亿欧元的资本金,以重建投资人信心。
就在欧洲大陆的政府正忙于拯救银行的同时,冰岛由于在救助银行时放账过多,现在自身难
保。其实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但它的银行在国外的业务迅速膨胀,积聚了10
倍于本国经济的债务,其中多数投入到了波动极大的货币市场。自从政府在上周将第三大银
行格里特利尔银行国有化后,冰岛的整个经济体都在危机下运行。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同时,
对该国无法偿还债务的保险价格不断上涨。截止到周一,该国拼命寻求其他国家央行的救援,
并且甚至在考虑像动用投资海外资产的养老基金来补充央行储备这类激进行动。而根据信用
评级机构惠誉的估计,这大概只能带来40亿欧元左右的资金,但实际上冰岛为本国银行所欠下的外债提供的担保达到了1000亿欧元。
虽然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的问题没有像冰岛暴露的那样严重,它们把问题暂时隐藏着。它们绝
望地支撑着银行体系,一些政府轻率地承诺它们将被迫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在上周高调指
责爱尔兰宣布为其本国银行的所有债务做出担保的行为,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决策后,德国在
周日承诺为银行系统内所有小额零星存款提供担保,尽管政府并没有给出资金筹集方式的细
节。丹麦设立了一个专门基金来为存款担保。英国把存款担保额从35000欧元提高到了50000
欧元,以阻止本国存款流向爱尔兰的银行。
扩展对小额存款的保险范围不是坏事,特别是在那些以前做出过暗示,只不过现在要明确承
诺的领域。然而如果草率地行动,将会让存款变得更反复无常。对所有存款做出统一担保可
能会让银行和存款持有人更鲁莽地行动。
此外,对于如果发生银行倒闭,帐户失去存款的事件,政府并没有清楚说明如何赔付。政府
必须保持所有存款稳定的时机似乎还远远未到,但相关数据却让人瞠目结舌。例如,根据投
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如果爱尔兰把担保银行的存款和债务通通列入政府开支的话,国
债占GDP的比例将从25%跳升到325%。同样的,如果德国也把银行存款担保纳入开支,国债
将跳升到接近GDP的200%(如果把所担保银行系统的债务也列进开支,则增加到250%)。这大概可以解释爱尔兰国债在近几日不断上涨了的原因了。
这些支撑欧洲银行的零碎努力的失败,一次倒下一个,这并不是无需关注的。一致行动是最
需要的,但欧洲政府面对这个结论还是很不愿意合作。周末在法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欧洲
各国的领导人拒绝了共同救市方案------主要由于德国的抵制-------表示将由各国自己拯救自己的银行。让它们看看过去一周的成绩吧,是时候重新考虑了。
范文二:以邻为壑效应
以鄰為壑效應(beggar-thy-neighbor effect) 定義
簡單來說就是一國採取的政策行動儘管對本國經濟有利,卻損害了別國的經濟。 具體來說,即匯率代表貨幣的相對價值,因此,任何一個匯率水平,任何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選擇,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為實現內外均衡而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外部性。 其中,負的外部性即以鄰為壑效應。 釋義
以鄰為壑出自《孟子告子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文章亦是對社會行為規範和行為方式的探討。孟子這是在舉例,不僅稅收要遵守社會行為規範,選擇最佳行為方式,治水也是一樣。大禹治水,就是人們治理水患行為的最好規範。有了這個規範,雖然與大禹不在同一個年代,不在同一個地點,治理的不是同一條河流,但應該學習大禹治水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只憑自己的想當然,把水患強加到別人頭上。其實,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才是最佳行為方式。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對於全球化而言,2011年將是艱難的一年。 2008年證明了全球化時代既能創造更快的增長,也能帶來更猛的衰退——“美國製造”的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 在2009年,人們體會到了全球性應對措施的好處,但2010年分歧重現。 亞洲經濟增長迅速回升,但發達國家仍深陷高失業率的泥沼。 2011年兩者間的差異將繼續加大。 儘管有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行之有效:中國就是最突出的例證:,而財政緊縮會導致可預見的經濟萎縮,但歐洲大部分國家仍在推行緊縮政策。旨在謀求經濟復甦的協同宏觀政策已成為一個模糊的記憶。
更糟糕的是,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如今被視為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標誌性政策的最新版本。 世界如夢初醒般意識到,匯率可以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服務於本國利益——遏制進口,並推動出口。 美國表示,其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利率、而非匯率來促進投資。 而新興國家則宣稱,其乾預行為是為了累積儲備,而非保護自己免受資本市場動蕩之累。
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在上世紀30年代沒派上用場,因為其它國家也回敬以同樣的政策。 如今的情況也是如此。 的確,新興市場已經以資本管控、資本利得稅、匯率干預以及低利率,來應對不受歡迎的資金流入。 結果如何呢, 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加劇,資本市場更加分化,而全球化趨勢出現明顯的逆轉。
因此,全球化的擁躉們將面臨一個日益艱難的時期,因為有人認為,亞洲的經濟繁榮是以犧牲其它國家的就業為代價的。 政治領袖們可能會要求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但批評者會指出,這種協議通常也會帶來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開放——而正是這種開放政策催生了危機,並導致其迅速蔓延。 那些有可能因此丟掉工作的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抗議聲將尤其響亮。
讓我們暫且做一回白日夢,想像一下今年的情勢會有所改善——圍繞一種全球性儲備貨幣的工作啟動,全球金融監管取得進展,20國集團發展成一個新的全球經濟合作理事會,能夠讓世界上其它172個經濟體紛紛加盟。 世界有望就一個真正的發展性貿易回合取得進展,同時歐洲或許能實現亟需的製度改革,以確保歐元的存續,使全球金融市場回复表面上的平穩。 其中有些願望有可能實現,不過我不敢打賭。 但我們仍應繼續努力,確保盡可能多的夢想、在不那麼遙遠的將來得以實現。
范文三:以邻为壑造句
以邻为壑造句
1、我的观点是在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固的时候,较多国家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不能容忍的。
2、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推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内政策和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国际政策。
3、在通货市场,“以邻为壑”指的是降低内部流通性通过出口来促进自己经济恢复却导致国外流动性泛滥经济下滑的政策。
4、现在的美国,包括英国,都在奉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质就是1930年代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的当代翻版。
5、上述所有所有问题使许多人担忧1930年代导致二战爆发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会再次出现。
6、政府决定盖公用垃圾焚化炉,让附近乡里共同使用,可以避免引起以邻为壑的抗争。
7、他这种尽占别人便宜,以邻为壑的态度,真叫人不齿。
8、这家化工厂以邻为壑,竟然偷埋水管,把大量废水排入附近溪里,给沿溪居民带来无穷祸害。
9、有些人提出,拥有外部赤字的国家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主导型增长的尝试,是以邻为壑的政策。
10、我们坚决反对对方把垃圾场设在我们乡里,(m.lz13.cn)这种以邻为壑的态度让人厌恶。
11、他认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实际上是在从其它经济体窃取增长。
12、假如某个国家独自使用这种政策,将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货币走弱,引发对“以邻为壑”贬值政策的批评。
13、但“买美国货”条款只会招来其他国家的报复,并可能引起“以邻为壑”政策在全球的盛行。
14、我们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行为。
15、中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那么,有人“以邻为壑”就是个不好应对的问题了。
16、这条河流经东西两座乡镇,却只有一边筑起高堤,造成以邻为壑,难怪会引起纠纷。
* 另眼相看造句
* 另起炉灶造句
* 喧宾夺主造句
范文四:中国式“以邻为壑”
大量的死猪被养殖户扔进黄浦江,一路漂流一路腐烂,漂到了上海,恶心了上海,惊动了全国。“以邻为壑”,有了活生生的现实标本。更值得探究的是,即便是政府主导参与的区域规划,仍然晃动着“以邻为壑”的影子。
被转嫁的危机
浙江省嘉兴地区被指是死猪的主要源头。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嘉兴平原大地上逐渐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养猪场。目前,嘉兴养猪户达到13万余户,每年饲养生猪超过700万头。其中,出栏量的一半左右供应上海市场。嘉兴养猪,上海买肉,这本来是一个和谐的市场经济故事。
有嘉兴官员称,当地生猪养殖死亡率约3%。自2009年开始,嘉兴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化处理池。2013年以来,嘉兴市因养殖条件、养殖技术、气候等因素死亡了七万头猪。由于处理池的容量无法满足暴增的死猪,于是,大量的死猪被养殖户扔进了黄浦江。
以邻为壑,语出《孟子·告子下》,就是指把邻居当作大水坑,只图自己的利益,把困难或祸害转嫁给别人。尽管是个人行为,但嘉兴的养猪场把死猪扔进江,就是把下游的上海当成自己的沟渠,把清净留给了自己,把祸害送给了下游。
事实上,嘉兴也曾经遭遇过上游的“以邻为壑”。甚至,嘉兴民间为了表达抗议,2001年还开展过一次慷慨悲壮的“零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嘉兴北部水域连年遭受上游的污染侵害,不仅对渔业资源、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使这一区域人民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破坏。最直接的污染源,是江苏省吴江县(现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等地的纺织印染产业。那里,大多数企业产生的污水都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了。
据太湖流域管理局发布的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来自上游每年9000万吨的污水,让鱼米之乡嘉兴上百万亩农田失去农业用水,80万人缺水喝,15万人生活在污水区。
生态灾难给江浙边界的群众健康带来巨大威胁。据嘉兴市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年,嘉兴市北部8个乡镇恶性肿瘤患病率比1996年上升了28.2%。
“零点行动”前两天,上游污水再次导致嘉兴外荡发生大面积死鱼事件,损失高达5600多万元。30多名嘉兴渔场工人到江苏省政府上访,有关人员的回答竟然是“不能养鱼就不要养鱼”。
2001年11月22日凌晨,嘉兴北部渔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8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断麻溪港,堵塞盛泽至嘉兴的航道,以拦阻来自盛泽方向的污水。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民间“零点行动”。
对于“零点行动”,当时的新闻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所有的船工都很平静,没有愤怒,就像平时在生产那样。他们平缓地往船里装泥沙,船在一步步往下沉,平静而沉稳地往下沉……他们都是附近的水产养殖户,‘我们没有选择了’,一位村民说。”
这次民间冲击波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批示:“只有依法治污,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推诿扯皮了十年的江浙边界污染终于得以朝着“依法治污”的方向迈进。
江浙两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起了团结治污的三个机制——信息互通机制、现场联合机制和解决重大污染事故苗头联合办公机制。“零点行动”十余年之后,水质好转在2011年冬应征入伍青年体检中得到有力验证:2000年无合格应征青年的王江泾等12个村,2011年有64人体检合格。
理直气壮的政府行为
嘉兴人曾经品尝过被上游当做“壑”的极端痛苦。他们曾经以绝望的方式奋起抗争,并且赢得了胜利。但十几年之后,他们又将下游当做了自己的“壑”。
更值得探究的是,“以邻为壑”不仅仅是自发、个人的行为,甚至在政府的思路里也能找到踪迹。
通州,是北京东部的一个郊区。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到夏季,大半个通州城区时不时就会弥漫着一股恶臭。被熏得难以忍受的通州居民纷纷向环保部门投诉。后来,通州区环保局出具了一份书面说明:恶臭来自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该填埋场属于朝阳区,通州无权管辖。
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位于朝阳区东南角,距通州与朝阳界不足500米。上世纪80年代,这里只是一个随意倾倒垃圾的大坑,1995年朝阳区政府将其改造成垃圾处理场,2002年将其建设成垃圾填埋场,主要承担数百万朝阳区常住人口生活垃圾的处理。
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虽然处理的是朝阳区的垃圾,也位于朝阳的地盘上,看似平常,但其距离通州仅仅一线之隔,并且位于通州西北位置,正是上风上水之地。在垃圾填埋场附近,就是驻通州的一所有名的大学。据称,数千名学生夏季上课,鼻孔里都得塞着卫生纸。
2005年,北京市通州区政协七个民主党派组织就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问题曾联合提交过一份提案,提案中说:朝阳区将垃圾填埋场建在通州墙外,无异于将自家垃圾堆放于邻居窗外。但朝阳区却并不这样认为,称其是在自己的区界内建垃圾填埋场,没有必要和通州商量,也没有任何程序和法规要求这么做。
污染源在朝阳,而受影响者在通州,不管此后两区之间交涉的结果如何,从这个事件来看,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并不违规,通州区几乎无话可说——“以邻为壑”,不仅是法律问题,更多还是道义问题。
黄浦江的死猪让上海人反胃,高安屯的臭味让通州人恶心,但有些恶劣的“以邻为壑”行径,则足以要命。
2009年6月,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居民彭达华因身体不适向环保部门举报,认为自家井水受到污染。环保部门对井水检测后发现,井水中的重金属六价铬超标450倍。彭达华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他家人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适。
事后经调查,双峰县已遭遇到这种重金属严重污染,污染源来自数千吨被非法转运到双峰境内掩埋的含铬废渣。而这些废渣来源于湖南省湘乡市的原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被分别堆放到双峰县的五个乡镇。公司以极低代价处理了有毒废物,却严重污染了双峰县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生产用地。
该如何终结?
各种“以邻为壑”的恶性事件,在中国的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说,上游通过关停污染企业、植树造林等方式治理好了环境,将优良的水源“贡献”给下游,等于是牺牲上游经济发展来“成全”下游,这样的“傻事”有谁会干?
但是,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既然“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么从情感上就不该“互害”,从道义上就不该“残他”,从法律上也不能互相“以邻为壑”。否则,“互害”归根结底就是“自残”,“以邻为壑”归根结底就是“以家为壑”。
近年来,“以邻为壑”式的跨区域污染事件屡见不鲜。不容否认,有意的、无意的跨区域污染防治难度较大。现行关于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对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缺乏刚性约束,相邻行政区域之间重要环境信息沟通、纠纷处理、损失赔付、责任追究等内容缺失,并且出了事故之后还面临调查取证难、协调配合难、责任主体确定难等多个难题。
在一些行政区域内部,也在积极谋求下级行政区域之间“以邻为壑”现象的终结。去年,湖南省长沙市实施《长沙市境内河流生态补偿办法(试行)》。根据新规,上游污染,就要为这污染给下游埋单。《办法》适用于长沙市境内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等跨行政区域河流,涉及八个区、县(市)政府和长沙市政府。
但是,对于这些河流的更上游、上游到长沙境外的污染谁来补偿?显然,长沙市出台的《办法》不可能解决——这是湖南省乃至中央应当抓紧考虑的问题。
(摘自《中华儿女》2013年第7期)
范文五:以邻为壑的汇率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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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化而言,2011年将是艰难的一年。2008年证明了全球化时代既能创造更快的增长,也能带来更猛的衰退——“美国制造”的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在2009年,人们体会到了全球性应对措施的好处,但2010年分歧重现。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回升,但发达国家仍深陷高失业率的泥沼。2011年两者间的差异将继续加大。尽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行之有效(中国就是最突出的例证),而财政紧缩会导致可预见的经济萎缩,但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在推行紧缩政策。旨在谋求经济复苏的协同宏观政策已成为一个模糊的记忆。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如今被视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标志性政策的最新版本。世界如梦初醒般意识到,汇率可以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服务于本国利益——遏制进口,并推动出口。美国表示,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而非汇率来促进投资。而新兴国家则宣称,其干预行为是为了累积储备,而非保护自己免受资本市场动荡之累。
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在上世纪30年代没派上用场,因为其它国家也回敬以同样的政策。如今的情况也是如此。的确,新兴市场已经以资本管控、资本利得税、汇率干预以及低利率,来应对不受欢迎的资金流入。结果如何呢?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资本市场更加分化,而全球化趋势出现明显的逆转。
因此,全球化的拥趸们将面临一个日益艰难的时期,因为有人认为,亚洲的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其它国家的就业为代价的。政治领袖们可能会要求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但批评者会指出,这种协议通常也会带来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开放——而正是这种开放政策催生了危机,并导致其迅速蔓延。那些有可能因此丢掉工作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抗议声将尤其响亮。
让我们暂且做一回白日梦,想象一下今年的情势会有所改善——围绕一种全球性储备货币的工作启动,全球金融监管取得进展,20国集团发展成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合作理事会,能够让世界上其它172个经济体纷纷加盟。世界有望就一个真正的发展性贸易回合取得进展,同时欧洲或许能实现亟需的制度改革,以确保欧元的存续,使全球金融市场回复表面上的平稳。其中有些愿望有可能实现,不过我不敢打赌。但我们仍应继续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梦想、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译者/管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