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中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为0.491，之后持续回落，2012年降至0.474。
马建堂说，计算基尼系数，需要掌握中国居民的收入是多少，分等份的收入是多少等数据，但中国过去一直实行的是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只有分城乡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可比的同样指标的城乡居民收入。
于是，在过去两年，国家统计局对原有的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从2012年12月1日开始，中国有40万户居民已按照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进行记账。根据这个新的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分类口径，国家统计局对过去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然后得出了自2003年到2011年的基尼系数。
马建堂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各级政府采取了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措施，这是中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最高值0.491逐步有所回落的原因。
似乎是考虑到了这一数据公布后可能会引起不同看法，马建堂特别强调，世界银行计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接近，后者数据还略高一些。马建堂同时还强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按照新标准、新口径、老资料计算出来的，不排除2013年会按照新标准取得新数据，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适当修正。
争论声起
尽管考虑到会引起质疑，但马建堂还是没想到，公众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数据的质疑声会这么强烈。除了许小年，其他一些知名经济学者以及研究机构也对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提出怀疑，质疑者普遍认为，这一数据不足以说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社会现实。
2012年12月9日,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曾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在全世界处于较高位置。这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的基尼数据为0.481，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按照中国人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感受，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相信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公布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在城镇居民中，如果按五等份收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人均为51456元，最低收入组人均为10354元，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的基尼系数为何与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有这么大的差距？对此，马建堂表示，规范的民间调查，应该是官方统计重要而有益的补充。但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制度，都需要一个规范的抽样方法，都需要一个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都需要一个严谨的发布态度。
马建堂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都快于GDP的增速，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一变化体现在基尼系数上，就应该是数据在不断缩小。
社会上也存在“力挺”国家统计局基尼系数的声音。“统计局说这几年收入差距在回落，基尼系数在下降，为什么有人非说它是假的呢？家里雇用保姆的人都想想，是你的工资增长快，还是保姆的工资增长快？低收入者普遍加薪，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高工资的单位有几家有力量大幅提薪？好像中国基尼系数下降的消息让一些人不高兴，中国不能变好些吗？”《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看到许小年的微博后，有点儿激动地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也表示，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高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这为基尼系数下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从2009年开始，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的利益照顾，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提高个税起征点，免除农业税，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扩大农村医疗扶持的范围，以及提高补助力度等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3年高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城镇所谓“中产阶层”的收入增幅并不明显，这些人的收入除了工薪部分，有相当大一部分集中在股市、楼市和投资品上。2007年的股市暴跌和2009年以来的长跌，以及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消耗了许多“中产阶层”的财产性收入。“中产阶层”收入基本没动，“低收入者”收入显著提升，基尼系数自然就缩小了。
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桓教授表示，事实上，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测算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在人口和家庭众多的情况下，很难采用普查方法对居民收入分布进行精确统计。因此，各国在测算基尼系数时，通常采用抽查方法。即使是抽查，也必须保证抽查样本群体足够的覆盖面和代表性。这不仅需要正确的方法，更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以及被调查对象的配合。因此，非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要单纯凭自己的力量完成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测算，是难以做到的，包括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也缺乏足够的渠道和能力，独立完成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12月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自称抽取了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的8438份数据样本，就此而言，完成这样的样本调查，实属不易。但是，仅凭这样规模的样本，要说明具有13.5亿人口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实在是不够的。
因此，刘桓教授表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科学性都有待考证，官方与民间公布的数据相差如此之大，可能是因为在计算方法上存在着差异。
积极意义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人们很关注的问题。一些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研究，并发布了各自的数据和观点，而且每一次发布都会引来一阵吵闹。
2007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根据其新基尼系数理论，测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2，继而得出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的结论，这个结果引来一片责难，偶有力挺的声音也被谩骂声淹没。
2010年，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测算的中国基尼系数是：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这个结果反映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的趋势，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61。这个数据让一些人在震惊之余也选择了相信。
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民间研究机构，其研究结论都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正在感受着贫富差距拉大的中国人，其实更想看到官方披露的基尼系数。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基尼系数，无疑是了解中国收入差距的首要评价指标。
“抛开数据真实性的争论，单就恢复发布基尼系数这一行为，就表明政府对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视。”余斌说。
收入分配亟待改革
余斌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居民基尼系数，为目前呼声越来越高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余斌说。
由于中国已经建立了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并身处其中，因此，基于一般发达国家的薪酬制度、收入结构和社会福利体系所设定的标准，把0.4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样适用于中国。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在过去10年中一直处于0.47到0.49区间。“这一数值要求政府要正视和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余斌说。因为，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民间数据，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马建堂看得十分清楚。“基尼系数反映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说明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已经进入了起草阶段。由于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广，既是民生问题，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征，因此至今仍未出台。应该说，迟迟不见进展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造成过去10年基尼系数维持高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基尼系数的重要性决不低于GDP。如果说，GDP反映的是蛋糕有多大，那么，基尼系数反映的就是如何分割好这块蛋糕。目前，中国GDP已经超过50万亿元，倘若继续像以往那样分割不好这块蛋糕，接下来的基尼系数就会不断触及新高，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令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马建堂表示，目前必须要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制定出科学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特别是要立足于基本国情，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效率、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一手抓科学发展，把蛋糕做大，另一手抓收入分配，把蛋糕分得更好。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评价标准，彰显了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决心。
苏海南说，广义的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工资的提高，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缺口的弥补，还意味着对不合理的财产分布的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既要调节收入分配流量，也要调节财产等存量。
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从“提低”和“控高”两方面展开。“提低”是指在收入分配流量方面要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免除人们重大的后顾之忧；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快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工资增长机制、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在财产存量方面，让无房户能够获得廉租房、保障房，让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出让收益，让在银行存钱的普通居民和股市的小股东获得合理的利息或股份收益等等。
“控高”方面，一是要调控高收入，也就是调控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薪酬，调控某些行业企业凭借行政、资源垄断等获得的高收入，调控社会上某些群体的高收入。二是要逐步调节财产性收益及其不合理分布。在此基础上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推进房产税改革，择机研究出台遗产税、赠与税等；加强对股市、房地产市场等的规范和整顿；大力规范各种资源配置制度，切实保证其公平合理等等。
“这样两方面发力，才可能逐步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苏海南说。
收入分配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有过循序渐进的表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十六大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7年，十七大的表述发生新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不难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也在不断变化，但目的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扩大中产阶层比重，逐渐使目前居民收入的“哑铃型”，即高收入和低收入两头儿人口多的社会，转变为“橄榄型”, 也就是中等收入人口多的社会。
“作为当前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推进令人期待。”苏海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