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调研报告

其一，房地产发展过度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房地产是一个“吸金盘”，大量新增货币或贷款被吸入房地产业，是从实体经济口中夺食，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与信贷供应。同时，畸高的房价收入，使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支付所谓刚性需求的住房购置成本，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需求，抑制了实体经济内需的有效增长；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相应带来了房地产开发商财富的快速积累，提供了错误的财富积累示范效应；也误导了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显然已经绑架了地方政府，由于高房价有利于推高土地出让金从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诱导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房地产业持续繁荣。
其二，实体经济内生发展动能不足，制约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基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企业奉行的基本上都是模仿跟进策略。但长期以来的模仿策略引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创新意愿偏弱。由于创新成果得不到保护，大部分企业根本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原创性研发，而是指望继续依靠模仿维持生存，研发投入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成长空间受限。内需疲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内需比率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其三，国内企业普遍缺乏企业家精神，企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其四，社会氛围欠缺，实体经济未受应有重视，社会投机情绪弥漫。社会投机情绪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总体上显得比较浮躁，不愿意脚踏实地经营实体企业，而更多梦想借助投机一夜暴富。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革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进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投机情绪。在较高的社会投机情绪推动下，实体经济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全社会几乎整体陷入盲目发展虚拟经济的狂热之中。虚拟经济在不断侵蚀实体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加速发展，部分虚拟经济环节甚至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一必要基础。
其五，金融体系扭曲，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轨道。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五大扭曲现象。一是金融服务价格扭曲。银行利率管制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高收益之间不对称，民间金融、影子银行的融资价格与商业银行的融资价格呈现双轨制；二是需求与供给扭曲。公众投资理财意识觉醒刺激金融产品需求蓬勃增长，但金融产品供应不够丰富，投资理财工具选择有限；三是金融资源分布扭曲。银行业资产占金融市场总资产的近85%，而保险、基金、证券、租赁、信托等非银金融机构的发展滞后；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以及金融资源在不同金融行业间的规模和服务水平，均显不对称；四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扭曲。部分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价格信号反应极其迟钝；普遍存在实体企业脱实入虚、投资金融资产的现象；金融产品内容创新缺乏，形式创新却大行其道；五是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发展。受严格的金融管制约束，我国金融体系不能借助外部竞争机制来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自我完善的压力与动力不足；尽管国内融资成本高企，但实体经济不能自主使用境外低成本金融资源。
其六，一些虚拟经济侵蚀了实体经济。如电子商务发展过快，但税收、交易商品质量管理等不规范，无税费、无房租、售假货代价低等原因，取得了对实体店的竞争优势，导致一批批实体店纷纷关门。

　　就目前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似已成定局，以什么方式或何种形式推出一定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只是时间问题。但问题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政府最擅长的是刺激投资需求，这意味着要想完成今年经济工作重心之一——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度还相当大。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之所以这么讲，主要是因为当前和未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都表明，受欧美债务危机恶化、海外经济增长放缓等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的外需将进一步萎缩，这可以从去年11月份出口增速回落较大及刚刚公布的去年12月份pmi数据中进出口指数及新出口订单等变化中得到印证。事实上，外需放缓的影响相当深远，许多研究报告都认为201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为负。并且，外需的变化还受制于他人，尤其是我们要特别关注未来外需是否会突然发生变化的较大风险。在此背景下，要想完成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稳增长，就必然会转向从稳定或刺激国内需求入手。其中，由于消费需求的波动一般都比较平稳，2011年3月以来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围绕着17%水平一线波动，尽管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政策措施进一步刺激消费，但受到房价高企“侵蚀”居民消费能力、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高出同期gdp增长约7个百分点)等因素影响，要想在短期内促进消费较快增长似乎很难。由此，我们只能继续依靠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来弥补因净出口需求下降对经济增长构成的不利影响。由于刺激投资需求的见效更快、更立竿见影，这使得政府更偏好于刺激投资需求，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十二五”规划实施，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旺盛投资需求；另一方面，2012年保障房建设的“军令状”在2011年12月提前签订，并首次将保障性住房的竣工量纳入2012年全年任务的考核范畴，这意味着完成2012年保障房建设目标有了保证。可见，2012年投资需求不会明显回落，投资增长速度也不会很低。鉴于投资需求依然是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唯一可以控制的调控对象，所以投资需求增长是观察2012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关键性指标。在笔者看来，就2012年保障房建设的“军令状”提前签订这一现象观察，中国以刺激投资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刺激措施似乎已经出台，这一信号值得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依然以这样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长，尽管这对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有其必要性，那么中国很可能会因此而离实现“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目标又远了一步。因为，事实将再次证明，当前中国仍然难以走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使得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偏好于大规模投资，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增长过快，并加剧了国内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的进一步失衡。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继续上升。相关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所以，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必将导致投资与消费的继续失衡。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负面影响相当显著。例如，尽管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可以扩大产出或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引起产能过剩，并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不断消化这部分过剩产能，这意味着靠政府投资维持的经济较快增长，中国经济将很难走出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刺激投资需求来谋求“稳增长”有其必要性，但却昭示了短期内中国很难走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老套路，这肯定是不利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两难选择。尽管这样做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过于实际的选择，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中国要实现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唯有稳步推进政府改革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有可能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