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探析

摘要：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兴起。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尤其是培训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着重从培训内容、监督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来探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以期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出参考和建议，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的建构和健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5-028-02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作为第三次“民工潮”的代表，他们占据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60%。新生代的农民工多为“80后”或是“90后”。他们有着强烈融于城市，完完全全成为城里人的愿望。据调查，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地点和待遇，很是挑剔。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也仅有三成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需要通过培训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在城市的容纳量日益饱和的今天，谋取自己稳定而相对安逸的城市生活。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大多数的农民工培训模式仍停留在宏观的层面上，“纸上谈兵”的情况屡见不鲜，且大多数研究都把目光投入到农民工培训群体，很少有人关注日益兴起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然而，在我国加快进入老龄化阶段步伐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群体也逐渐成为社会开始关注的焦点，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模式，提高就业能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加以研究。

一、培训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这是我国对于农民工中年轻力量的称呼，这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带着时代的烙印，有其独特性。新生代农民工，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

1.高度认同城市文化。他们受到城市的文化冲击，主观认同城市文化，并希望成为其中一分子。而传统农民工则通过进入城市打工这种方式挣钱，之后返乡生活。这是其与传统农民工的区别，这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后遗症。

2.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

范文二：城市社会学——新生代农民工培训

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现状与对策

——以嘉兴市海盐县为例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现阶段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现实及理论背景，前人的研究结论，本文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嘉兴市海盐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概况，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特征、培训意愿、培训诉求、培训要求等方面。通过对其问卷调查，再通过文献搜索，资料的收集与参考，案例的访谈，从政府、企业、培训机构、社会、农民工自身五个方面概括出了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存在的不足之处，例如重视度不够，机制不完善等等问题。又从这五个方面对其尝试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现状与对策

一、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提出的，他于2001年提出了“流动人口”的概念，又于2003年将其修正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词汇。至此，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进入了社会发展潮流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再加上伴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关系的友好回复，中国大陆地区制造业快速崛起和扩大，尤其广东等靠近港澳台的沿海地区，产业的发展促使了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及其代表者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些条件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进入，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打工的临时点，而是计划长期居住或是定居城市的倾向，希望能够成为城市居民，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农业知识缺乏，而且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维权意识觉醒，开始懂得运用法律和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保护自己。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渐渐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渐渐开始尊重与认同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理论基础

根据我对各类文献的参考及其资料的查询，在已有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普遍和认同的大概为以下三种理论。

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除了来源于就业人数和工作时数的增加之外，通过培训增加掌握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也可以促使企业效益增加。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加强劳动力投资，必然会对增强和提高他们的技能、素质，提升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产生积极影响[1]；

二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和潜能的普遍提高与充分发展,既包括德、智、体、美、劳等的均衡发展,又包括

[2]个性心理、性格、兴趣、意志、气质等非理性因素的健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

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强调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不单单是个人的全方位发展，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中的群体，有权利享受平等的教育，也有权利接受更高层次的让自己全面发展的培训。这就要求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农民工的素质与技术的提高，有利于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现人与企业，社会，国家协调可持续共同发展。

三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得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个理论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上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也有利于培训制度的设置，提高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还有研究者分别提出，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以及谢里夫、霍夫兰德的社会判断理论可做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理论基础。

三、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现状

在知识技能逐渐代替简单劳动力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方面的不足是就业中必须面对的门槛。

自2003年9月国家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发布了《2003- 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 》以来，取得了很大很大成绩：基本实现了对 2003年后的农民工的大规模的向城镇转移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的培训目标, 并开展了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培训；基本形成了政府统筹、行业组织、重点依托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 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培训的工作格局；基本建立了推进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体系, 如培训资金投入机制、培训激励政策、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准入制度；

同时, 在培训资源整合、师资队伍建设、培训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渠道的完善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和经验。但《规划》实施以来, 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输出地的培训力度大于输入地。从历年来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一直将农民工的教育重点放在农民工输出地。2003年国家六部委的《规划》和2004年农业部的“阳光工程培训项目”等都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由于输出地多为经

济不发达地区，培训资源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师资队伍较弱等问题较为严重。而输入地多经济发达地区，经历和设施上远远完善于输入地，但一方面由于政府不重视而忽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和用工单位因为成本等原因而不愿积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而导致培训力度大大折扣。

（二） 培训经费不足。现阶段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农民工培训具有公益性, 政府应担当投资主体责任。据有关研究显示, 2004年至 2006年的3年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投入12 亿多元[3]，2007年中央政府的农民工培训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了48%[4]，2008年政府还通过发放培训券等方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较大的一笔投资是

2005年国务院扶贫办投入 150亿元[5]。可是现实情况是,在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

2.3亿时，全国农民工培训的年均经费投入在国家教育经费年均投入中的份额极小。那是因为这些经费投入又散投于“阳光工程”，“ 雨露计划”，“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等培训项目中，这些项目又缺乏统一的规划配置，所以导致实际投入比例很小。从用人单位来看, 我国很多企业都以成本等原因,再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难以管理等原因，只看到廉价劳动力和企业近期利益,不愿意因为培训而支出更多人工成本。从社会力量来看,我国目前社会公益团体、海外基金会和个人资本等投资培训的份额仍然很小。从农民工来说, 农民工普遍收入低，再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使得他们在培训上面所愿承担的份额大大减少。

（三） 培训的组织实施和培训效果亟待提高。这其中较明显的问题有以下: 一是培训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目前我国尚无全国性专门的领导管理机构, 中央有关部委及地方各部门各有一定的培训资源, 各承担一定的农民工培训职能,各自为阵, 条块分割, 缺乏统一的规划和资源配置, 造成培训资源分散、培训项目交叉重复、培训效率低下等问题现象[6]。由此还衍生出各地培训机构不健全、设置混乱、布局不合理等弊端[7]。二是培训内容缺乏实效性, 培训内容和市场需求脱节。培训机构普遍存在教育内容老套表面、师资队伍落后、培训设施陈旧、课程设置呆板等问题，培训效果不理想，而且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资源浪费，同时也影响农民工的培训热情和积极性。三是培训缺乏较健全的法规制度支持。我国是法治国家，一切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但是目前, 我国还没有全国性的“成人教育法”或“继续教育法”，也没有“农民工培训法”。政府、社会、企业、用人单位及农民工自身缺乏法律的约束, 各自的权益也无法得到很好地保障。权责模糊，界线不明确，势必会影响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影响农民工的培训动力和热情。四是培训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包括监督体系的不完善，评估体系的不准确性，政府的垄断行为对各类培训机构及用人单位造成的压抑性。

四、嘉兴市海盐县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调查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当代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为研究主题，通过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培训机构、社会层面、农民工自身等多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文章所探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后、16周岁以上的从农村进入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本次调查选取了嘉兴市海盐县作为研究范围，对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并随机抽取15人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639份，回收有效问卷546份，有效率达85.4%。其中女性人

数占44.6%,男性占55.4%。通过调查访问并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及生活经历，最重要的是培训经历的调查，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新生代农民工特性

从新老农民工对比的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工龄最小的16岁，平均年龄20岁，绝大部分在18—25岁之间；在性别构成上，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大大提高。根据调查，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的3个主要特征：1、成长环境优越，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特别是他们大多数都为独生子女，所以享受着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也因此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应对挫折与困境比较难以招架；2、文化层次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其中许多人还接受过职业教育，整体学历水平已经明显提升；3、就业动机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更注重工作的前景而非为了生存，越来越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城市打工更多的是内驱动力的作用[8]。

（二）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经历

首先我们在调查中，针对“您是否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这个问题，有72.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是”。而参加过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通过自学和拜师学艺，主要是对技术文化要求较低，比较简单，小规模，传统的手工操作培训，所以可以很容易上手，而且费用很低，所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这个。而后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院校培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

百分点，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由于大量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导致市场上供不应求，工作岗位有限致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激烈竞争。

图 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途径

（三）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37.2%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是提升能力，扩展就业空间。每个就业者寻找工作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增加的收入，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但是大多数还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充足的专业技能知识，导致无法在城市中进行长期稳定的工作。所以，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创业能力提高，赢得社会尊重，也是较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诉求，这显示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迅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渴望得到职能培训，拓展就业空间。同时，也渴望融入城市，赢得尊重。

图 2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

百分点，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由于大量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导致市场上供不应求，工作岗位有限致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激烈竞争。

图 1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途径

（三）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37.2%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是提升能力，扩展就业空间。每个就业者寻找工作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增加的收入，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但是大多数还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充足的专业技能知识，导致无法在城市中进行长期稳定的工作。所以，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创业能力提高，赢得社会尊重，也是较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诉求，这显示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迅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渴望得到职能培训，拓展就业空间。同时，也渴望融入城市，赢得尊重。

图 2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

（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内容需求

在询问新生代农民工关于选择培训内容时，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了业务技能培训，所占总数的42.2%，上岗资格证和学历证书等方面也占了较大的比重。这符合了吕莉敏所提出的观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诉求层现的几个特征，一是在培训意愿方面，对于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等渴求及其强烈；二是在内容上上希望开设提升职业地位的内容；[9]，显示出了新生代农民不仅仅满足于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加的倾向于一份稳重、体面的工作，同时，也希望通过一些管理知识的培训，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

图 3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要求

（五）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困境

既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欲望如此强烈，也有一定的教育支出意向，为什么农民工的培训却发展不起来呢？从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因为资金有限等问题的调查者占总人数的39.8%，学习时间的无法保障与便利性也占了一部分的比例，说明资金问题和培训时间问题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主要因素，同时，交融便利性，信息渠道等也影响着他们培训的积极性。

图 4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困境

（六）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组织方的选择

在对“您认为农民工培训由谁来组织效果最好”这个问题的调查中，我得出了以下结果。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在546个调查者中，有277人是认为政府来组织是最好的，占了总人数的50.7%；154人认为企业组织培训效果最好，占28.23%；中介机构，职业院校，行业协会各占3.81%，10.81%，5.37%。这一系列数据显示了在培训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期望或者是更相信政府所组织的培训，根据访谈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选择政府成为培训的组织方的原因有：一是政府能够提供培训补贴，培训费用不用自付或者需要承担的较少；二是政府具有权威性，可靠；三是政府提供的培训内容较为全面和专业，培训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图 5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组织方的选择

五、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嘉兴市海盐县运用的问卷调查及访谈，让我们较为深入的进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主要特征，培训诉求，以及培训的困境。根据这次对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再结合相关文献与资料的收集，参考，简要的概括了当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层面：

1.机制不健全，落实不确实。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机制主要包括统筹管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政府主导，企业辅助与个人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机制；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合作机制等不健全[10]。

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一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由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共同管理，但是各个部门的培训管理又是自成体系，横向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和监督机制，导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形成了多头管理、盲目性，权责不明，产生脱节和矛盾；二是政府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掌舵人，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培训激励机制，从而未能充分激发企业与农民工的积极性与热情；三是我国现行农民工政策中教育培训的的方式单一，且培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按照农民工的代际特征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特征进行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导致效率低下，成效甚微。

2.培训经费不足，管理不到位。

一方面投入资金过少，据报道，至2012年，国家将投入财政资金100 亿元解决4000万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平均每位农民工培训的政府投入大约为250元。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出地主要为经济发展不发达地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予以培

训，而流入地政府一般以当地下岗人员为主，并未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基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满足现代城市技能职业的要求，无法顺利进入城市工人队伍。

（二）企业层面：

1.培训意识薄弱

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在，大多数企业还是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廉价劳动力使用。虽然我国出台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都有提出用人单位应建立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教育经费等要求，但是真正贯彻实施的企业不多。用人单位为了利润最大化和迫于经营压力，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很强，不愿意或难以独立地承担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任务。

2.培训投入小且局限于简单技能

绝大多数企业都未能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未能建立劳动关系，加之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因此企业对新生

代农民工的培训投入力度非常小，不愿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大多是“学徒式”的培训，只是局限于就职前的简单的岗位培训， 对工作技能和劳动者能力的培训不足，更不要说一些管理知识等发展性培训。

（三）培训机构

1.培训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群体特征的特殊性，传统的讲解讨论模式已经不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导致其参与性不高，热情度降低。

2.“短视病”严重，与市场需求脱节。现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和专业设置上，对于进城务工必备的公共知识、法律保护知识、维权方式等涉及很少，专业设置层次较低，仍然以服务业专业的初级人才培训为主，专业技能却很少。部分培训机构又主要以赢利为主，重招生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培训内容与市场专业职业技能需求相脱节或是严重脱节，新生代农民工实际技能并未得到充分提高，也未能充分帮助其就业[11]。

3.时间不自由

在时间安排上，培训机构教育学制长且教学计划比较固定，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繁忙而杂乱，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灵活安排培训时间的要求。

（四）社会层面

1.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认识不足。当今社会还一直把老一代的农民工印象移植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普通，廉价劳动力，不需要多大的培训与教育。这种认知大大的挫败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积极性与热情，也减少了开展专业培训机构的积极性。

2.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信息宣传力度不大。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培训信息的途

径主要是电视台，报刊传媒等，但是作为培训信息的正是传播者，培训机构，咨询机构及中介机构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信息宣传方面没有落实到位。

（五）农民工自身

1.教育支付能力与时间有限

调查发现,“资金有限”，“时间不充足”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最主要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以打工为主要生活手段,收入较低，流动性又大，导致他们所能用于承担教育培训的费用不足。另外,大多数农民工都存在加班加点的现象,他们所能用于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不足,也成为影响他们教育需求实现的原因之一。

2.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不自信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与农村、农业结缘不深，但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却一直占据主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偏小，价值观容易混乱，选择也易出现偏差。因此，对参加职业培训缺乏必要的认识。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高,其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与城市居民存在差异,会使他们不时受到排挤,在寻求自我发展的时候产生挫败感,对参加教育培训的热情以及信心不足。这使他们对参加教育培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六、解决对策

上述研究表明: 在21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纪，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背景下,优越的成长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注重自己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在城市定居下来，而且更注重工作的前景而非为了生存。因此，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的新一轮农民工培训问题, 亟需引起重视, 基于现阶段不同模式的培训模式，本人从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农民工自身五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政府“掌舵”力量

根据之前的调查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机构组织方的选择中，大部分的参与人员选择了政府作为组织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此次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浪潮中仍承担着主要的角色，它的权威和可靠性是其他组织方不可比拟。作为浪潮中的主要角色，政府承担着“掌舵”的重任。

1.完善的制度制定。形成农民工培训的法律保障机制，是我国政府首要措施。近年，政府也已意识到职业培训对社会及农民工发展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例如：《2003—2010 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 》，2008 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等，这些文件只是起到了一个“敲门砖”的作用。

当前，政府要尽快使行政文件上升为法律，法规层面，将实施规划的过程转变为行政执法的过程。

在体制方面，培训重心从欠发达地区的“输出地”转向较发达地区的“输入地”，从低层次的培训转向中高层次的培训, 从转移就业前培训转向以转移就业后在职培训为重点兼顾转移就业前培训。首先，是因为输入地经济较为发达，培训资源和能力都由于输出地地区；其次，培训重心向中高层次的培训有利于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提高自身素质，全面发展的需求；最后，有利于适应不同层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民工。即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引导性培训和初步的职业技能培训,但同时也会有一部分农民工已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希望往更高层次发展的矛盾场面。同时,对在职农民工实施系统培训, 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符合在职农民工利益。

2.规范化的组织领导。政府的宏观调控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供正确的引导方向。“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以间接调控为主，综合运用行政，财政，金融，法律手段”，切实加强对培训的重视，落实扶持政策，统筹全局，引领方向； 还有就是具体规范政府、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的责任, 权责分明，明确分工, 并加强监督和管理。

政府内部也要加强管理，首先就是要加强培训信息的发布，增加培训信息发布渠道，可通过网络，视频等新兴传播渠道。还有就是完善发现机制，强化执法力度，防止腐败的滋生，提升政府队伍的建设质量和素质，做到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在培训过程中提供全面服务。政府的职责不止是一个“掌舵者”，更是一个参与者。在农民工培训阶段，应该切实监督检查政策落实状况，培训资金的到位情况，做好跟踪服务和就业指导，这需要这政府的全程参与，全程关注，切身感受，建立一个“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的三层次管理模式，培训前的需求调查，培训中的各类培训监督跟进，培训后的成果检查。

4.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培训的社会舆论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还存在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压力和阻力，由于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语言等差异性所造成的冲突。这就需要政府从中担任“和事老”的角色。各地政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措施，一方面利用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进行宣传，发布关于农民工培训的招生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在闹市区发放宣传资料，走村入户进行宣传，让农民了解政府实施项目的主要目的和培训的具体要求，使培训工作家喻户晓，信息遍及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要加强对城市居民的认识纠正，转变对农民工的偏见，引导居民正视农民工的存在，公平看待。

（二）企业潜力发掘

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企业的培训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进行对口培训，讲究实效提供员工知识技能和知识水平，创造更多利润，可是毕竟企业的培训资源十分有限，培训能力和培训设备也是不足的，再加上一些企业对农民工的错误认识，认为农民工等于廉价劳动力而不重视其培训，或者都是些表面的培训，容易导致人才的流失。因此，企业要加强重视对农民工的培训，而且是对口合适的培训。

1.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意识。企业应该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潜在

能力，将其潜力的开发将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是一个有效，长期的投资，将会帮助企业留住人才，发现人才，从而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经济水平的提升。

2.加大培训力度，增强针对性。简单技能的培训是大多数企业所选择的，但是，这不仅降低企业的未来经济效益，增加成本，而且，也大大打击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性与热情。加大培训力度，根据企业自身条件以及发展目标，制定可行的培训计划，深化企业间，企业政府间，企业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及时效性。

3.校企合作，加强效率。企业的需求“跟、转、变”。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职业院校要建立“产业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要聘用企业或行业组织的代表，他们参与制定职业院校针对农民工的培训政策、培训计划、技能标准、课程设置、教材开发等具体实施的全过程。从而可以使农民工能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可以避免“闭门造车”、“学用脱节”的弊端。

（三）培训机构实践创新

在现阶段，培训机构的目的多为完成政府硬性要求或者是为了盈利而开设课程提供培训，这样的利益驱动下，注定提供的产品并非是农民工真正需要和期望的。再加上，培训机构培训资源和培训能力有限，无法很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此外, 教材内容、教学设备、授课方式、授课质量等也都存在供求脱节的问题。这些就要求培训机构若要真正达到让人满意的培训效果，必须从农民工的利益、立场和视角出发, 尊重农民工的意愿和选择, 设置人性化的培训课程, 创新培训的方法方式。

1．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模式。传统的讲解讨论教学方式已不满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技能的需求。要积极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加强分工统筹, 加强服务意识,满足农民工群体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式、多样化选择的培训需求。要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和教材开发, 总结和推广一系列受农民工欢迎的培训方式。同时，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诉求中反映，培训机构可以设置 农民工可自主选择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培训时间的培训机制，适应了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要求，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2 拓展培训内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简单的实用技术培训已不能满足于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培训机构应从单纯的实用技术培训转向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又要从单纯的实用技术培训转向多种意识的全面提高，培养出一批具备专业管理知识，营销知识等的新型农民[12] 。

（四）农民工自身重塑

1. 培养职业意识。素质教育者认为，就业能力欠缺，在很大程度上与就业者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目标缺乏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思想并未成熟，当面对现实与梦想的差异时，往往无法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差异，渐渐地就会陷入职业选择迷茫，职业缺乏规划。所以，先一步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就意味着首先迈出了实现梦想的一步。

2. 锤炼人格意识。让别人尊重自己，首先你需要有别人值得尊重的地方。

社会发展的多层面，多样化的复杂性，生存压力的巨大，人才市场的竞争，都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巨大的压力。不能正确对待人生中的挫折，那注定你无法成功。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成功的基石就是锻炼自己的人格意识，使自己能够具有强大的职业适应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灵活性。

3. 树立人才意识。“天生我才必有用”，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由于一些社会的负面评价，企业的不重视，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卑心理，抑或是逆反心理，而使自己陷入绝境。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行行出状元，新生代农民工应对以自己的工作为骄傲，树立自信心，相信自己并不比他人差。

4. 树立安全意识。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三多” 之一就是工伤及职业病多。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注重自身的安全维权意识，主动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对于一些高危职业，更是需要提出保险的参与，学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安全[13]。

七、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展望

（一）、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潮兴起，双向流动日益明显。

通过职能培训的锻炼与自我提高 ，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与创业能力大大提升，从而也为他们回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渴望在城市发展，但是物价，租金等经济基础还是他们无法达到的，所以回乡创业，有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与人，创业将会更为顺利。

（二）、就业结构改变，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加强，第三产业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摆脱累、脏、工资较低的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

（三）、就业形式日趋稳定，就业稳定性增强

在上述调查数据中就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培训达到的目的之一是稳定工作。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使他们的技能技术逐渐像市场需求靠拢，缓解了市场供大于求的局势，技能配对，使他们的工作更加的稳定。

（四）、工资水平上升，素质提高

技术职能的提升，预示着工作内容性质的提高，难度的加大，而非一些简单的操作，这也预示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培训中公共道德，职业道德等思想文化上的培训，无疑会大大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

（五）、就业方式向“校企挂钩”等模式转变

国家大力推进培训就业一体化。学校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定向招生，学生毕业后定向就业，努力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行理论与实习总体1∶2的教学模式。通过职业学校“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以往主要从亲朋好友、熟人关系那里获得就业信息，以“投亲靠友”为主要特征的就业模式，逐步向就业培训“校企挂钩”等新的就业模式转变。

八、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是一股新鲜的涌入城市的血液，“血液”更新换代永远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最终的归宿，其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提升自我的素质，知识技能的丰富，思想的觉醒，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会和谐的融入城市。现阶段，虽然在各个方面，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还存在着各类各样的问题，但是，随着政府重视度的加强，市场的需求，企业的发展目标的升华等，将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推进，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培训机制。新生代农民工将再次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城市”。

[1]

[2]

[3] 赵芩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H市的调查与思考［D］2011:16、15、39、45 陈晓鸿. 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368. 张晔林、应瑞瑶:《农民工对培训需求的优先序选择及投入主体角色定位》 ，《农村经济》2007年第 11期。

[4] 盛立强: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年第 5期

[5] 范仲文: 《农民工培训中的难点问题》，《 农村经济》2006年第 10期。 [6] 范仲文: 《农民工培训中的难点问题》，《 农村经济》2006年第 10期。 [7] 王政、石铮: 《劳动力输入地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 》，《世界农业》2007年第 2期。

钱怡．专业调查折射苏州新生代农民工现状[EB／OL]．http：//www．suzhou．gov．cn／newssz／sznews／2010—02—10

[9]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及策略探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33）

[10] 田玉敏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特征分析［J］．中国培训，2011，3 ．

[11] 吴岚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9， 23

[12] 张红雨.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J ］现代农业科技，2010，5

[13]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 ］工人日报， 2010 －06 －21． [8]

范文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研究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所接受的培训以短期式的岗位培训为主，培训信息的获得主要通过网络，培训条件不理想，培训意愿呈多样化特征，培训效果不佳。为此，应转变培训理念，变技能式培训为能力式培训；建立完备的培训信息收集和发放平台，变被动式培训为主动式培训；充实力量，变单一培训主体为多元培训主体；拓展培训体系，建立起立体式的培训网络。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培训 2010年1月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占外出农民工的60％以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他们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渴望融入城市等特征。如沿用传统的培训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为此，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培训体系进行创新。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就其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与培训效果等方面展开调查。共在江西省南昌市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1份，其中有效问卷276份，有效率为92％。在回收问卷中，男性占53.6％，女性占46.45％；未婚者占65.2％，已婚者占34.8％。文化程度方面，高中文化占36.2％，初中学历占58％，小学及以下学历占5.8％。平均年龄为24.1岁，平均工作年限为4年。月收入方面，1000元以下占13％，1001-2000元占49.3％，2001-3000元占27.5％，3001-5000元占1.4％，5000元以上的占8.7％。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现状

1.接受培训状况。最近一年内调查问卷结果显示：56.5％的调查对象参加了由工作单位提供的“在岗培训”，14.5％的调查对象参加了工作单位提供的“岗前培训”，15.9％的调查对象参加了“就业前的培训”，另有13％的调查对象表示是“自费参与社会提供的职业培训”等其他培训。在培训形式方面，主要以工作单位举办的培训和社会专设的技能培训为主，分别占46.4％和26.1％，其他形式的培训占20.3％，而输出地政府与输入地政府所组织培训合计只占7.2％。在培训时间上，最近一年内，所参加的培训持续时间在“2周及以内”占37.7％，在“2周至1个月”占24.6％，在“1个月至3个月”占20.3％，在“3个月至半年”占8.7％，在“半年以上”占8.6％。可见，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主要是与工作相关的岗前与岗位培训，属于被动式的短期培训。

培训费用的分担情况与接收培训的种类一致。调查结果显示：53.6％调查对象的培训费用由打工单位承担，26.1％的人由打工地政府承担，11.6％的人是自费，5.8％的人是户籍所在地政府承担，其他途径为2.9％。这也充分印证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的培训主要还是工作单位提供的短期岗位培训，其费用也多是单位分担。但由于企业公司较看重培训的投入与产出比，其所授予的培训仅能满足工作岗位要求，欠缺系统性。这种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长远发展作用有限。

2.培训信息的获取渠道。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网查阅”占43.5％，“通过亲戚朋友获得”占23.2％，“政府公布”占17.4％，“单位提供”占15.9％，“通过报刊获得”占4.3％，“其他途径”占20.3％。这一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触培训信息的途径非常广。其中，网络途径占较大比重，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层及行为特征是相符合的。需注意的是，目前政府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重要组织者，

范文四：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梦想在大时代升级

■ 半月谈记者 车晓蕙 黄浩苑 吴俊 潘旭

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然而，他们是难以定义的一群。尽管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就是“白领”。不管怎么说，“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与其说他们是“农民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

总之，他们是“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对他们的观照，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期许。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群体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无助于我们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中国梦”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在许多沿海城市，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经占到打工群体的80%以上，而且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内，90后打工者又将成为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文化水平更高、更快掌握技术，使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制造增强竞争力、向“中国创造”迈进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旺盛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强的消费能力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新动力。与省吃俭用、挣钱养家的父辈们相比，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他们较少家庭负担，得以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改善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在精神层面追求文化生活和娱乐享受，消费风格越来越接近于城市年轻人。当前，中国经济正从外贸依赖型转向内需拉动型，新生代农民工堪称最大的内需制造者之一，他们的消费潜力绝不可小视。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一代，“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成了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新生代农民工最多的自我评价。他们的梦想在城市，他们渴望留下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口、住房、医疗条件和职业发展空间，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也有着更多的诉求。然而，我们的户籍制度、住房政策、社保体系、教育等许多领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安排刚刚破

题。面对坚硬的制度壁垒和文化之墙，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城乡面貌的决定性力量。他们的离去，使农村劳动力日渐短缺，为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但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村发展的负担。他们的到来，使城市获得了大批年轻移民，也深度考验着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可以说，他们的去留，决定着中国城乡的融合或分裂，如若我们能够善待这一群体并逐步使他们融入城市，中国城乡的面貌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例如不满工资收入“用脚投票”造成的局部“民工荒”。而对城市和政府来说，对他们的重视度刚刚有所提高，相关制度坚冰的打破正在酝酿之中。是把握历史的机遇，加速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和谐社会建设进入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还是漠视一个庞大群体的上升愿望，制造新的阶层隔离和对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当然，处理有关一亿人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首先要做到的是真正走入这一群体，用平等和理性的眼光，去发现、把握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渴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一

“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却想飞得更高！”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把“进城挣票子、回村盖房子娶娘子”作为进城打工的最终目标，学本事、长见识、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社会地位，开始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新观念、新追求。他们来到城市打工，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择；他们不仅艳羡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识文化世界的丰富；他们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而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他们的主体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城市化中国”却对这样的新变化、新期待客观上准备不足，应对滞后。

要“钱途”更要前途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调查

■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刘元旭 傅丕毅 肖春飞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档的歌厅，半月谈记者邂逅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飞雪正紧，夜已深深，这群少年却刚投入一周劳作后的扎堆狂欢，啤酒壮胆，挥舞着麦克风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刘德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成龙）??让记者颇感惊讶的是，在两三个小时的点唱中，他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数励志类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劲，个个争当“麦霸”。记者现场强烈感到，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边缘和底层苟且生存的“追梦人”。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鹰的少年，两年前从皖北南下广州打工，每月挣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来倔强的他还是决定辞职北上，来首都闯一闯。他连连叹气：“在广州干了两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简单工种，感觉不到前途，没有奔头啊。闲下来就无聊得很，拼命上网，还是闷得发慌。我都18岁了，夜里想想大好年华就这样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预料到，这样干个两三年后，除了能攒个两三万，别的什么也留不下、学不成，一点前途也没有。那时，人都崩溃了，要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梦想”是新生代农民工爱听的流行歌曲中的关键词，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现在他们与人交谈中的高频词。20岁的杜翔宇来自河南农村，剪着时髦的发型，穿着耐克运动鞋，完全看不出与城里同龄人的区别。“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费和享受了；但是，如果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吃苦耐劳丝毫不差。老人们总是说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工作挑三拣四’，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得更多。赚钱虽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培训班和不断充电，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电脑系统安装，虽然刚开始干，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１５００块钱，但我看重的是能够学本领，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备了，我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

乔志远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辗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打工。酷爱玩电脑的他在找工作时并没有把工资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准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参加了自学考试。“作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我们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负担较轻，择业时现实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职业的前景。”小乔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胸有成竹。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的3位农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农民工。“与我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点：眼界开阔，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新阶梯：打工仔照样可以晋升管理层

事实上，在新生代打工大军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员靠奋斗和历练逐步改变了地位，踌躇满志地跻身于“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者”一族，初显城市“小白领”的体面。尽管这类人比例还很小，但起到的榜样激励效应很大，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头。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孙恒给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练。19岁从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孙恒便将实现更好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的结构设计部门主管。如今已２９岁的孙恒感悟道：“打工不能仅仅靠吃力气饭，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才是最大的发展资本。刚来时在流水线上干操作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块钱，但我始终不甘心这样干下去。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后，我自费到服装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并在３年后被提升为部门主管，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钱。”

的确，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卖体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有一门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饭碗；而有了“人有我优”的现代技能，就等于给自己的跨越式发展搭好了上升阶梯。

在天津金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楼里，来自河北邯郸永年县农村的王晓霞，一边听着ＭＰ３，一边将数码照相机里的照片往笔记本里传。今年２４岁的王晓霞是天津一家企业的辅料库主管。仓库的进出货管理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为了竞聘这一岗位，她用攒下的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别想再攒点钱，继续进修，取得更高的文凭或有价值的职业技能证书。

天津市建工集团工会主席毕志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见识多，更注重职位晋升和价值实现，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新职场：时兴职业也开始眷顾新生代农民工

体面，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晋升上，还存在于社会各行业美誉度和尊荣度的选择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和社会化分工的趋细，在加工制造业和家政、保安等传统服务业之外，一部分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时髦职业也成了某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新选择，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专利”。

当保安，曾是很多厌倦掏体力干重活的农民工的憧憬：衣着齐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头。而今，许多保安公司却苦于农民工保安流动性太大而应对无策。经父亲在北京的部队战友介绍，18岁的于海涛去年从山东临清来到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当上保安。开始他还觉得挺新鲜、挺体面，但不到半年便发现，和他一同站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农民工走马灯似的走了好几拨。于海涛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站12个小时的岗。北京冬春，下了10场雪，经常是夜里刚躺下没几个小时，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资又不见涨，每月还是千把块。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兴职业，用双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未来。虽然暂时贫穷，但年轻就是资本，就有希望。”

据介绍，同样是山东籍的一名80后农民工鲁鑫，五六年前闯北京时也是靠当小区保安起家，后来试了好几个职业，最终锁定了一家民营文化传媒公司执行统筹一职。虽然只是帮老板打下手，但每年要操办各种很有挑战性的项目，与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获很大，自认为“长了见识，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着日益变化而多彩的城市风景线，时装模特等相当另类的时尚职业也悄然映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视野。21岁的孟宪杰毕业后离开秦皇岛老家，通过亲友介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从时尚杂志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信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聘。1米88的身材，阳光的外形，很让拍摄方满意。为了达到更合适的出镜效果，小孟决心坚持健身，还要提高文化品位，训练出高雅气质。

半月谈记者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范围扩大、工种日益多样的同时，择业创业的自主性、独创性意识也在普遍增强。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开的一家网店工作了三四个年头，已能熟练自如地使用电脑进行网上客服和发单配货。她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着开一家少女服装网店，而老家那边总催促她回去相亲。她不想让无聊而尴尬的相亲耽误了自己创业，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业未立，她可以创；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观察到，北京人结婚很晚，而她才20岁，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个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通过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素质，无疑是现代社会主导底层群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关系着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阶层流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

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到９０％，整体素质相对薄弱。南京师范大学实施的“苏南

苏北新生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脱离土地和农业束缚，转变自身定位，对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十分强烈。

上海电视大学近30%的学生是农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个读书组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负责人胡一心始终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进军的江苏青年因为工作调整到上海远郊金山，依然坚持骑车4个小时赶到虹桥参加读书活动，每次读完书回到金山，已是凌晨两点多??每次讲起这个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叹：“新一代农民工的求知欲是何等旺盛！”

然而，从全国范围看，当前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效果不显。当前，为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服务不是“硬指标”，又不能很快表现为政绩，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重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服务政策弱化，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扶持更欠缺。

参加过几次培训，农民工乔志远摇头说，一些培训内容设置与实践脱节，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脱节。农民工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可选择空间不大，农民工普遍感觉“用不上”，“学了也白学”。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说，企业培训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优势，但目前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积极性没调动起来。

在深圳一家4S 体验店，未满20岁的陈怒与店面经理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巡视着4S 店中的名车，并一一指出奔驰、宝马发动机故障该如何处理。尽管汽车技术书籍很贵，陈怒还是每周省下一顿早餐钱，几元几元攒起来买书。他很希望公司能有这方面培训，但“公司只在乎挣钱，不会管你的梦想”。

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在“三农”专家刘纯彬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500余位返乡的年轻农民工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相对较低的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属于就业弱势群体，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从事的多是收入低、无保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不稳定的职业。

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质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范围，将农民工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在继续教育、现代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力度，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和积累人力资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在广东代表团会议现场听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承诺，广东每年拿出7个亿，专门用于农民工的培训。

投入有了，培训什么？以什么方式培训？应设计适合农民工特点和实际需求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开发区、社区办学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给予全额免费培训，或者发免费教育券。尤其是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应分类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例如，对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进行项目选择、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对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校的系统教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目前我们对农民工的培训只停留在浅层，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技能，有口饭吃就行。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注重个人发展，企业需要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才能留得住他们。“在中国，很少有人关注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设计、能力建设和心理疏导，表面的职业培训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他们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发展方面的培训，为其创造向上发展的渠道和机遇。”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二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我们要一个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情结调查

■ 半月谈记者 刘元旭 王莹 叶建平 张涛

理想：融入现代城市

“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对我来说，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有朝一日能真正扎根城市，打死也不会回去。”２１岁的农民工刘建松说。

留着时尚发型的刘建松，２００７年从山东滨州阳信县河流镇农村来到大城市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他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休息日要么去和朋友逛街，要么去网吧上网。“一跨出校门，便进入城市打工，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

“我10年努力打拼，就是为了能像城市人一样活着。”已经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结构设计部门主管的孙恒说，“农民工”是一个贬义词，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种排斥和歧视。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同。一名女工说：“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主要就是为了赚钱回家，我们则盼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上一代是与本村人攀比，我们这一代与城里人比。”

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约８５％不愿回到农村，７５％的人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詹宁教授认为，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更高，大多在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乡土观念渐趋淡薄，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也没有务农的技能。他们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现实：被排斥在城市边缘

梦是诱人的，然而，现实是沉重的。“我们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却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感觉。”高中未毕业便从河南农村出来打工的杜翔宇无奈地说。这种挫败感和被排斥感在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户籍问题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面临子女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孙恒说：“我们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她来深圳打工已有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让农民工头疼的子女上学问题远不止这一个。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难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２００８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１６城市农民工的基本特征与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参加养老保险的有１１．７％。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了流动，城市里很多声音指向了农民工群体：应该离开城市，应该回去，不应该留在这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户籍制度造成了一个排斥体系，用以维持我们劳动力的廉价，这个廉价包括工资和福利，如果没有户籍制度这个排斥体系，农民工就会融入城市。如要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能力，就得保持获得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系统。破解户籍制度之难，不是一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企业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统筹解决，需要很大的勇气。”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期待：享有“同城待遇”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５０％，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未来１０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社会消费额将可以从目前的１０万亿元增加到２０万亿元，年均２０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２０年。

国务院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一提法引起两会热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表示，广东正研究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积分制”。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新闻发布会上则披露：重庆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另外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成都市近年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取消了迁入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又率先在全国建立一元化户籍登记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此基础上，成都不断调低进城准入标准。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市长李静告诉半月谈记者：2008年，成都再次下调准入条件，提出在成都市区租住成套私人住宅即可入户，并实现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之间、郊区各区县之间、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自由迁移。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建议，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在２８００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１０万至３０万人的城市，让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实现市民化。

附加在户籍管理上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如土地征用、财政统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民政低保等，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李静说，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户籍人口自由迁徙，实现由条件准入制向合法固定住所入户制的跨越，使户籍管理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建议，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应不分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尽快实施农民工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城乡一体、转接方便的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在教育公平方面，流入地政府要将长期居住在本地区的农民工子女纳入公办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教育经费预算，并可考虑实施教育券制度。此外，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就业机会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有关专家也表示，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政府财政的最大支付能力，若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操之过急，盲目进行城市人口扩容，将会导致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整体“休克”和新的“城市病”。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三

在许多大城市，不断飙升的高房价令城里人也望房兴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并未因此而破灭。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定居的梦。

工棚不是归宿

——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意愿调查

■ 半月谈记者 潘旭 肖春飞 叶建平 舒继华

“多想有个窝”

进城打工１０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２９岁农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利落的发型、黑色皮夹克配同色休闲裤，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河南商丘民权县农村的杜红梅２００８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２０００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上海宝山、闵行、奉贤、青浦等郊区，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来自重庆的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夜宵、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 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为了融入城市，不住工棚宿舍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走向单租。他告诉记者，这并不是经济问题，关键是合租后互相有个照应，厨师出身的他经常帮亲戚家做饭，晚上8口人一起围坐吃饭，更是其乐融融。

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总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政策制度、社会关系、个人能力。在相同的政策制度下，社会关系为自身发展提供保障，也能让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路上少走弯路。

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工棚里，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多见了，工棚对于年轻的打工者来说变得陌生起来。与其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有要求，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有追求。工棚甚至宿舍并不能给他们想要的城市生活或者“类城市生活”。

来自湖南长沙的张晶晶今年22岁，2008年来到上海后先后在一家包装企业和平面设计公司打工，住过2次集体宿舍，都是3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没有娱乐设施。晚上听MP3成了她打发时光的唯一选择。两份工作加在一起才做了不到3个月，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让她觉得“包吃住”的工作临时性太强。“因为工作变动大，总感觉我的生活也不属于这里。”张晶晶如是评价她的宿舍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晶晶在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了合租招租启事，当时便硬了硬头皮租下了，没想到那里成了她来上海后稳定的生活圈。闲暇时，张晶晶喜欢逛华东师大的校园，偶尔也可以在学校食堂里解决晚饭。

“住在集体宿舍里，你不可能请朋友到你这来玩，租房就不同了，哪怕是合租都有自己的房间。”鄢兴敏告诉记者。对于这些年轻的打工者来说，自己的住

所不仅意味着生活，还意味着社交，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识更多的朋友对他们至关重要。

孙元娟目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她把这归结于城市生活的结果，业余时间的玩乐让她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有一个老板一口气送了她10张上海世博会的门票。“住集体宿舍怎么可能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呢。”孙元娟得意地说道。

一个买房的梦

单独租房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终极目标，上海的高房价并没有将他们的梦想吓跑。相反，在郊区买套小房子的想法一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奋斗目标，而有的已经列出了详细的计划。

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起步且初现成效，不过要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这一体系恐怕还为时尚早。但他们建设“小家”的梦想却一刻不停。鄢兴敏目前所住的三室一厅市价在70万元左右，花30万能在同样的小区里买套6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鄢兴敏瞄准着几乎是全上海房价最低的地方，算起了自己的小账。

鄢兴敏理性地意识到，要买房，靠目前2000多元的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已经向目前自己打工的餐饮企业提出辞职，准备用6年的积蓄开个小饭馆，自己“单干”。厨师出身的他打算自己任饭馆厨师，节省营业开支，尽快将饭店做大。“10万的积蓄可以靠攒，但30万就一定是赚出来的。”鄢兴敏分析着。

鄢兴敏的孩子目前2岁大，由他父母帮忙带看，他计划等孩子大些后便把孩子和老人一同接来上海。

孙元娟相比之下可能离这一目标更近，她男友目前在徐汇区园林局任职，在上海已经有房。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她即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一套房子或许对于她来说才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当孙元娟们在上海工作、居住、安家买房后，“农民工”三个字或许不再适合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曾和同事一起做过一个调查：有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留下来成为“新城市人”。当然，对于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买房，当下还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梦想毕竟是好的，它会给人以目标和动力。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四

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对“血汗工厂”说不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待遇观调查

■ 半月谈记者 车晓蕙 王莹 章苒 黄浩苑

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倒逼工厂涨工资

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陈怒说：“深圳的消费很高，如果不包吃住，我们辛苦打工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如果我拿1500元的工资，每个月要给家里寄800元，我自己只剩下700元，这700元要包括住房和吃饭，最后算下来我一个月只有300元吃饭钱，要很节省才勉强过得下去。1500元是一个普通员工很正常的工作报酬，可是现在连生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要另寻出路。”

富士康公司是一家超大规模的世界500强企业，深圳的员工有40余万，其中约有30万员工起薪点为最低工资标准。2008年9月，深圳市总工会向富士康发出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考虑到劳动成本问题，富士康公司仅在员工福利等方面与工会达成一致，签订了集体合同，而在工资增长这一涉及员工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却避而不谈。

但是，金融危机后招工难的问题倒逼富士康重回调薪谈判席。2009年12月26日，富士康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集体合同(草案) 》, 合同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上有了明确约定：在集团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 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就此进行集体协商。

富士康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使30余万员工脱离了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境遇，这在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3月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增加深圳的就业吸引力。

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反映，深圳很多企业还是紧贴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会因为每月增加100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用工企业：“现在农民工的流动性实在太强”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强度的耐受性已经大大降低。来自湖南新宁县的李方今年24岁，17岁就南下广东打工，目前是上海青浦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一身黑色西服黑皮鞋和他的职业似乎不怎么搭调。

初去南方的李方在广东一家家具厂做小工，每月挣数百元的工资刚够他打牌、抽烟。他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质的改变。4年后，李方不甘做小工，又回到了老家。经父母介绍，他做起了卖饲料的工作，2000元的月固定工资加提成原本够他在老家过上滋润的生活，但一个“累”字还是让他放弃了。“早出晚归，托货、送货，又累又麻烦。”至今李方回忆时还露出痛苦的表情。

在浙江杭州，真功夫餐饮管理公司的人事经理黄洲胜在招聘市场已经“驻扎”了一周多，才招到1名员工。他承认自己的公司待遇不算高，不能包员工住宿，1000多元的工资吸引力不高。“我们属于比较辛苦的行业，招聘的员工都是90后的，他们吃不了什么苦。公司只能适当考虑给他们减轻点工作压力，在业余生活上给他们丰富一点，提供一个好的开心的工作环境，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杭州顾家工艺沙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唐伟锋则表示比较乐观。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倒逼企业提高待遇后，企业为员工提供良好的保障，反过来员工会给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据他介绍，自己的公司今年提高待遇后，很快就招到了想要的技术工人。

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普遍不高，主动为员工涨工资的动力不强，相关企业的农民工流动明显加快。浙江红叶制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崇元告诉记者：“公司曾经招过一个小青年，干了4个月就不辞而别，一个月内在义乌换了6家企业。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在义乌非常普遍。在当地企业中，红叶公司已经属于员工稳定性最好的企业之一，绝大多数企业每年新招员工要占到全部员工的60%。”

从事餐饮业20多年的义乌新晶辉餐饮董事长任承坚也感叹说：“以前员工流动率在20％左右，最近几年流动比例在增加，现在流动率已经到了40％，有些员工甚至连该拿的工钱也不要，也不跟公司打招呼，突然间‘蒸发’，去年下半年就发生10多起这样的事情。”

半月谈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认为，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已经到了企业能够忍受的极限。浙江绍兴天圣控股公司工会主席魏国良说：“每年都要新补充近千名员工，这对企业产品质量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高流动性导致企业的熟练工越来越少，而且容易诱发劳资纠纷。”

政府：努力当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在待遇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一些主要用工地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说，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待遇要求也高，以前是“有工就做”，现在是“试试看”、“挑挑看”。招工难的矛盾根源在于待遇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如何化解矛盾，

搭建平台，做好企业和员工的“红娘”。政府要想办法出台政策，强制、扶持、鼓励企业提高员工的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主力军，单纯重复劳动的加工企业对他们没太大吸引力，这些企业以后招工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甚至被淘汰。”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给企业开出的三剂药方是：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和薪资水平；注重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和成长机遇；重视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她还建议，政府部门应更加关心、扶持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加强企业用工环境建设。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表明，在中国1685元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这1685元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2个人可以养活4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的工资，而在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农民工工作时间非常长，许多人却连这个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资都拿不到，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对于那些“血汗工厂”来说，以廉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原始利润的低成本时代肯定要结束了。

一亿新生代农民工深度撞击“城市化中国”之五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流动，但不能流失话语权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调查

■ 半月谈记者 谭剑 傅丕毅 舒继华 吴俊

新生代农民工里的“政治明星”

广东安道集团办公室主任魏小明，1982年生于四川。2008年，魏小明当选广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80后最年轻农民工人大代表身份使她成为广东的“政治明星”。

2002年8月，中专毕业的魏小明来到深圳，跑了2个月人才市场，最后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塑胶工厂做一线普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与高温相伴，车间没有空调，汗水如洗，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魏小明没有放弃，工作之余还坚持看书和学习函授大专。当选人大代表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她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之余，魏小明会走进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倾听农民工朋友的诉求，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使魏小明在人大会议上屡屡为农民工群体权利鼓与呼。谈起这几年在人大履行职责的经历，她说：“第一年，我关心的是社保转接问题。第二年，我的议案是为外来女工购买生育保险。因为在深圳，对于持有深圳户籍的女性而言，她们在生育后的有关费用是可以报销的，非深户则不行。2009年4月，这个议案被深圳市采纳，所有外来女性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第三年，我又呼吁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工伤保险范畴。”

魏小明认为，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农民工维权的方式和途径多样，不必偏激地以暴制暴。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过去普遍有所增强，敢于提出自己的诉求，敢于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法律意识更强，不会逆来顺受，一样可以向老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安道集团80后女工何雪青举例说：“我觉得我的工

作内容增多了，负担也比过去重，在春节前，我就和公司领导提出要加工资，这是我应得的报酬。领导虽然是我们的上级，但在工作中我们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强制命令。”

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今年将自己的调研重点放在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上。康厚明在两会提交的议案，就是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可持续较快增长。

谨防话语权“悬空”

浙江义乌市是全国最先探索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城市。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的诉求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曾经担任过义乌市人大代表的农民工邓如如说：“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权利诉求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在许多地区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现不多。政府应该像保障农民工经济权利一样，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

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落实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义乌市人大副主任楼林禄说，一是代表名额分配难，二是选民资格认定难，三是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加了选举成本。

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

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政治权利实际上容易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所长认为，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由于农民工缺乏话语权，许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的疏离感，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记者调查中发现，缺乏组织依托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的专项调查表明，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几乎没有；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也仅占12.9%。在仅有的少数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中，能发挥作用的很少。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林来梵教授说：“绝大多数农民工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热情，但这种热情目前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释放。一个群体如果长期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政治制度外，合理的政治诉求得不到表达和重视，是很令人担忧的。”

积极探索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尽快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建立农民工维权组织！”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原副主席左焕琛在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强烈呼吁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邓秀华建议，纠正社会偏见，消除歧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良性发展，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听证会、农民工工会等，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格局，使农民工能与资方平等沟通和谈判。

2009年11月，四川遂宁市政府发布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公选3名副科级领导干部。目前，全国首批农民工科级干部即将走马上任。面试考官、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李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党面对全国过亿、还将继续壮大的新群体，如何从政治上引导、团结、凝聚他们的重要探索。”

一些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没有养老、医疗、就业、上学等制度保障，在没有资本，也没有多少“知本”的情况下，很可能成为社会稳定隐患，这一问题是涉及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一大问题。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并不能全面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过度渲染负面评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形象十分有害。毕竟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庞大群体。他们是宝贵的人力资本，更是推动中国改革前进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出现和冲击，是中国城市化的产物，同时提醒着城市化的缺陷和空白。善待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将使未来“城市化中国”更显海纳百川的气度，更见以人为本的情怀

范文五：新生代农民工

形

势

与

政

策

论

文

院系：

专业班级：

学号：

姓名：

新生代农民工

提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的词，有不少人会产生疑惑哪一类人算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农二代”，他们没有“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多可以仰仗或继承的资源，因而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渴望格外强烈，权利意识也比父辈明显要强很多。社会转型期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让“农二代”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但“农二代”的生活质量不是拥有几件名牌、有一套城市住房就能改变，他们需要在就业、择偶、交友、求学等权利生活层面，拥有和城市人同样的机会。如果只是把他们定位于农民工的后代、城市基础建设力量的接棒者，则注定他们还将延续父辈的命运轨迹，更强化社会固有的出身论和血统说等不良观念。“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更应成为一个权利进步符号。

人们对农民工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是在现在的 “民工招聘会”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

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

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

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

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 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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