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

多元系统理论是 Itamar Even-Zohar 于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 种的模型时, 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 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 该 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 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 却又相互依存, 且共 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 “ 大多元系统 ” 。因此, Even -Zohar 认为,各种符号现象, 即文化、 语言、 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 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 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 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 (Even -Zohar , 1990) 。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根据这一理论, 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 Even -Zohar 概括了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 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 也就是说, 某种文学尚还 “ 幼嫩 ” , 尚处于创立阶段; 2) 当一种文学 (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 处于 “ 边缘 ” 位置, 或尚还 “ 弱小 ” , 或两种情形皆有; 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 (Even -Zohar , 1990) 。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 翻译方针都有影响。 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 (diffuse )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 )模式,译者 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 )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 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 此时, 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 , 译文在充分性 (adequacy )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 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 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 此时, 译者的任务就是为 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 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 追求译文的 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ibid ) 。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 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 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 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 系统研究,

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但是当我们拿这一理论来观照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 时, 总觉得有点圆凿方枘。 20世纪初期, 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康有为在他的 《强 学会叙》中写到 “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邻,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 岌岌哉! ” (引自陈福康, 2000:93) 。这时候,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按照多 元系统理论,中国文学系统中,翻译应该占据中心地位。然而,日本学者遵本照 雄的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目》 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原创小说在数量上超过翻译 小说。 (王克非, 573)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 2000;廖七一, 2000:68;谢世 坚, 2002) 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 但由于王东风与谢世坚都只是 从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提出批评, 而廖七一则是从该理论的论证 方法、 理论基础、 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 至今国内尚没有文章对这一 理论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不充分性进行探讨。 因此, 本人拟在这方面作一些深入 的讨论,以求引起国内学人对这一问题有充分地认识。

本文以为, 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解释不充分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 面:1)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 现象简单化 2)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④和译者 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 3)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 的僵化、 简单化, 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这样就导致了该理 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 ――1)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而又对非主 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 2)一方面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 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评理论, 开辟一条动态的、 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 但 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 己的初衷, 落入理论僵化、 绝对化的窠臼, 因此无情地遮蔽、 抹煞了译者的作用, 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本文拟从文化地位、 意识形态、 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等角度来探讨多元系统理 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的不足。

二、 文化地位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 响。 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 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 更可能 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 反之, 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 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 倾向于采取 归化的策略, 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 此时, 译者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 性。 我们必须承认, 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 系。 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 它 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 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上面 我们已经谈到,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 立, 并将它绝对化, 从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 以及译入语与源 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 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 时的翻译情形。例如, 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 20年代,各种流派相继出现,表现了高度 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精神世界方面的问题。 30年代基本上是左翼 文学占主导地位,从 30年代后期起,文学界分化成各个流派,又出现了纷繁多 样的局面。总的来说,现代派文学与左翼文学是这个时期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 从 这 个 时 期 起 , 美 国 文 学 开 始 发 生 世 界 性 的 影 响 (http://www.chinatranslate.net/world/usa-guide/Literature/history/history4.htm) ,而 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半殖民的社会,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 相对中国而言, 美国处于 强势地位。 按照多元系统理论, 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 应该是采 用归化策略。而庞德 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翻译的 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 成。用 Even-Zohar 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 (primary )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 提倡 “ 异化 ” 翻译策略。如美国学者文努迪(Venuti )提倡 “ 译者应尽量让译者 [现 形 ],以抗拒性的策略来代替传统的流畅译法 ” 。 (陈德鸿, 2000:236) 。 19世纪

后半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列强各国也加 紧侵略中国, 而英国则是当时的第一强国。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 中国的文学翻译 到英国,应该采用归化策略,而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译《中国经典》时, “ 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 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 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 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 ” (王辉, 2003) 。袁锦翔认为 “ 理译最显著的特色是译笔 严谨细腻 ” ,刘重德说理译有七大优点:“ 用词确切,表达清楚;紧扣原文,依次 递进;补其不足,理通文顺;善用句型,灵活多样;词性转换,大见功夫;保留 形象,语言朴素;紧扣原文,切合风格。 ” (ibid )

因此, 本文更倾向认为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不是来自两种文化地位的强弱, 译入 语与源语之间好比贸易的双方,虽说这种贸易在许多情况下,不是 “ 公平的 ” ,但 它们之所以能进行不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悬殊, 而是源自它们各自的需求, 翻译是 两种语言间互通 “ 有 ” “ 无 ” 的过程,尽管翻译不是 “ 天真的 ” 。两种文化之间的强 弱有时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的选材与策略, 其实这是建立在一种文化对另 一种文化中的某种因素的需求基础之上的。

三、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的是罗特曼(Yury Lotman )对意识形态 的定义,即 “ 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 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 ” (引自王友贵, 2003)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对译 者及其翻译策略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 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方面。 上文已经指出, 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缺点就在 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 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不是仅存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 要是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话, 那么不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 还是那 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 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 这样, 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 Even -Zohar 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 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 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这里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1) 不同的人在认同同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 表现出的反应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文化上处于弱式,面对亡国忘 种之威胁, 在救国救民、 再造中华的这一意识形态的制导下, 中国学者做出的回 应却截然不同。 这首先表现在翻译材料的选取上, “ 弱国模式 ” 的翻译家翻译最多、 倾注最大热情的作品, 不少是那些跟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弱小国家, 它们都曾经 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历史, 但是在近现代历史上都衰弱了, 或亡国、 或 亡种、 或沦为强国的属地和殖民地。 译者翻译昭示弱小民族的悲惨境地, 旨在警 醒国民 “ 不变革必亡国 ” 的思想,传达的是中国人的亡国亡种的恐惧与忧虑。而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 出于同样的唤醒国民的动机从事文学翻译, 他们 却采取不同于前者的策略。 他们不是以而 “ 揭示 ? 弱国 ? 的惨烈和沦为 ? 弱国 ? 的根源 来唤醒国民,而是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揭开强国之 ? 秘密 ? ,或介绍强国之立国 之本、现代意识来唤醒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 ” (ibid ) 。类似的情况在国外 也有,英国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也加紧对印度的文化殖民, “ 到二 十世纪初, 英国文学已在印度取得了明显优势。 为此, 印度学者着意从欧洲其他 国家, 如, 法国、 德国、 葡萄牙、 俄国等, 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来抗衡英国文学 ” 。 “ 印度学者毫不掩饰对法国文学的偏爱或对英国文学的打压。例如,印度著名作 家兼翻译家 Premchand 曾多次撰文表示法国文学优于英国文学 ” , 以此来表示 “ 对英在印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 。 (引自蒋骁华, 2002) 。

2) 其次,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也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取上。 但意识形态对一 个时期的翻译策略的影响也不是一元的,而呈现出多元性。例如,在二、三十年 代,中国出于 “ 水深火热 ” 之中,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式,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 当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在文学翻译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翻译就会参与创造新的、 一级(primary )模式,在翻译策略上也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然 而,只需我们稍微审视一下当时翻译的情形,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是 “ 直译 ” 与 “ 意译 ” 两种翻译方法并存的。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势力与梁实秋为 代表的右翼文化势力的交锋,就是有力的见证。王东风(2000)因此对多元系统 理论做了一些修正, 并认为这是译者的主观认定所致。 王东风虽说看到了这一理 论的局限性, 却没有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为处于弱式文化的民族在翻译别国

文学时,异化与归化两种方法并存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印度虽 然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但 “ 印度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在宏观上以翻译大量的 外国文学 (特别是法国文学 ) 等手段来抗衡英国文学与文化,而且在微观上通过采 取语用翻译策略抵御着殖民文化的不断入侵 ” 。 (蒋骁华, 2002) 。在当今社会, 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 中国处于弱势地位, 但在中英互译时, 也并不是如多元系 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异化策略占据主导地位②,而是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并存, 去年《中国翻译》上针对 “ 归化 ” 、 “ 异化 ” 、 “ 意译 ” 、 “ 直译 ” 之间的争论足以证明 这一点。

四、 译者的诗学观与主体性

我们知道, 译者是社会的人, 他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其所处时代的意识 形态、赞助人,当时的诗学观等等都会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针。译 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主体。 翻译时, 他一 方面受社会因素影响, 但其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 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 还是选 取翻译策略时,他们都受其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影响。胡适在担任《竞业旬报》主 编期间, 其翻译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的倾向。 在此期间他翻译了 《六百 男儿》 、 《缝衣歌》 、 《惊涛篇》等。在留美期间,他对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文学直接的功利性逐渐减少。 这段时间他译诗数量不多, 不 足十首。 但其译诗的主题显然变得宽泛了许多, 包容性也逐渐加强, 译诗不再是 社会批评或战斗的武器,除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带有明显的 “ 经世济用 ” 意识和 战斗热情之外③, 其余大多集中于宗教的玄学智慧, 如 《大梵天》 、 《墓门行》 等。 1918年到 1919年是胡适诗歌翻译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 此间翻译的诗歌包括 《老 洛伯》 、 《关不住了》 、 《希望》等。从此其诗歌翻译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形式的 选用走向成熟。 “ 胡适译诗主题的嬗变自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但同时也有胡适 人生观和文学理念逐渐成熟与发展的根据 ” (廖七一, 2003,着重号为引者加) 。

翻译家穆旦也是一个在翻译上表现出译者强烈的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典型。 从他回 国后的创作、翻译的嬗变轨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鲜明的个性化品格。 1953

年留美回国, 他的文学创作与当时中国的文学观念存在巨大的差距, 为了适应当 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 他只好暂时放弃诗歌创作, 转而翻译苏联文 学,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别林斯基论文学》等。这一时期,他还翻 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也被认为是 革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代表 ” 。正如张曼(2001)所说, “ 穆旦的转变不是外在 的压力所做的 “ 知识分子改造 ”, 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 是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知识分 子的真诚的自省。 ” 穆旦的翻译选择虽然追求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认同, 同时他仍坚持自己对诗歌艺术的审美标准。 即使翻译拜伦、 雪莱的诗歌, 也体现 了他的审美个性。他没有选择更加符合意识形态的拜伦的《该隐》 , 而是选择了 他的抒情诗《唐璜》 ; 没有选择雪莱的政治抒情诗《伊斯兰的起义》 、 《解放的普 密修斯》 , 而是选择了《云雀》等抒情诗(张曼, 2001) 。穆旦翻译与之有着相似 人生经历、相似的诗思、相似的表现手法的丘特切夫的《丘特切夫诗选》 、以及 翻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艾略特、 奥登、 叶芝的现代派诗 歌,都彰显了个人的审美特性(Ibid ) 。

五、 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纳入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研究, 使翻译研究从传 统的对文本进行孤立的、 静态的对比中解放出来, 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但是 任何理论都不能绝对化, 正如 Peter Newmark所说, “? 决定论 ? 否定了人的主观能 动性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译者、 翻译职业和翻译文学的 创造性 ” (引自蒋骁华, 2003) 。这是国内学人们都需要谨记的。另外,文化究竟 如何影响翻译,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范文二：论多元系统理论

论“多元系统论”

一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 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佐哈尔于1978年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 ）这一术语。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1] 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

[2]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佐哈尔强调，他“创造‘多

元系统’这个术语，其实是有用意的，就是要明确表达动态的、异质的系统观念，和共时主义划清界限”。所谓“动态”就是引入时间因素，考虑历时的演变与发展；而文学的“异质”则“体现在一个社会拥有两个（或者更多）的文学系统”。文学作品不是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而应该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一部分。[3] 文学系统被定义为“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影响的文学秩序的功能系统”。佐哈尔声称，多元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不仅应该研究文学系统中的“名著”和高雅文学，同时也要研究儿童文学、翻译文学、大众文学等等。一个文本在系统内的地位是高雅是俚俗并非取决于该文本的“内在特征”，而是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多元系统”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二 “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新认识

概而言之，多元系统是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多元系统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

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在第一种情况中，翻译文学可以给较年轻的目的语文学提供各种文学作品。在第二种情况中，译作不仅带来了新鲜观点，而且为本土作家们提供了模仿的样版。第三种情况，当传统的文学模式无法激发新一代的作家们时，他们便诉诸于翻译作品来寻求新观念及新的艺术形式。[4]

佐哈尔又指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主要或次要地位，不一定等于说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同一个位置。有时候某一部分的翻译文学会占据中心地位，另一部分可能处于边缘位置。文学之间的接触关系与翻译文学的地位息息相关，当外来文学大规模进入一个文学系统时，外来文学源语的地位对其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中的地位影响重大，只有这一部分才有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成为影响译者采取翻译规范和策略的重要参照元素。当翻译文学占据主要地位时，由于翻译活动的主要作用是参与创造新的、主要的模式，因此，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从本国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在于打破传统。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充分性方面会倾向于原著，将原著中许多新元素带到目的语的文化系统中。如果目的语文化中的文学系统是强势的，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那么翻译者只能屈服目的语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求已有的模式。

佐哈尔进而又探讨了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和文学条件部分地决定了该翻译什么。具体地说就是，如果一个文学多元系统缺乏一些特征时，那么那些有着这类特征的翻译作品则最有可能被引入该系统，从而使该系统更加完整和具有动态特征。佐哈尔认为，任何系统产品的生成和运作方式都受到一个形式库（repertoire ）控制，而该库是由规范和素材所组成。保守系统根据形式库所规范的模式而生成它的产品，因此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它的产品成为“次要”产品；而革新型系统会吸纳一些新元素来拓展、革新形式库，从而降低产品的可预测性，由此也就生成了“主要”产品。以翻译文学为例，当它处于某一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它将参与创造主要模式，甚至打破传统规范；但当它处于边缘位置时，它更倾向于去寻找现成的模式来进行套译。因此，第一种情况下的翻译将更关注“充分性”（adequateness ），而第二种情况下的翻译则更关注“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

多元系统论还注意到了翻译文学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及翻译策略的影响。但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时，翻译工作往往会在目标文学系统中为外国的文本寻找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文学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参与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创造过程。

三 对“多元系统论”已作的研究

多元系统论包含了对文学、翻译和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以及三者关系的深刻洞察。佐哈尔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提出的多元系统论，近年来对国内外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现代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

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进而在目标文化历史的和文学的系统中，考察翻译文学的整体地位。佐哈尔指出：“翻译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明确不变的特性和界限的现象，而是一个依赖于某个特定文化系统内的关系的活动。”作为描述学派的前身，多元系统论着眼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多元系统论通常被看作温和的文化派，强调翻译活动应由目的文化的各个系统决定，强调翻译能促进文化的发展。

此后，以Toury 和Hermans 为代表的描写学派（descriptive studies）发展了多元系统论，“探索如何接受目的语的文化背景条件与特征，研究文化交际的规则及翻译现象的规律，并提出描写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以译入为导向的、功能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注重决定译作的产生和被接受的翻译常规和制约因素”[5]。直到20世纪90年代，“Lefevere 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即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 [6]，使翻译界的文化意识得到觉醒，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国内学术界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末对其仍知之甚微。直至9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论。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已经是90 年代末的事了。比起大陆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引发了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论的兴趣和热情。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但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张南峰在研究多元系统论时指出：佐哈尔的理论为翻译提供了一套宽阔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的研究。[7] 适逢文化转向的契机，多元系统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8]。张南峰将文化多元系统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治多元系统，包括有权利或影响力的出版界、专业组织、教育机构、政府部门等等；二是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由以上团体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构成。[9] 他认为，由文化中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构成的多元系统，支配着文学产品、工业产品以至法律、司法等一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政治多元系统。另一方面，政治多元系统中的权利关系又决定哪一种或几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张南峰在研究多元系统论时提出“如果我们将多元系统论应用到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去，我们就能解释更多的现象，甚至能够发现

[10]翻译的标准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不同的标准适合不同时代的目的和需求。”

四 “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贡献与价值

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强调，多元系统论标志着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并归纳出下面几个优势：1 对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的研究同时进行；2 埃文-佐哈尔从孤立地研究单一文本，走向在文化和文学系统内进行翻译研究，这种研究也只有在该系统内才能发挥其功能；3 对等值和充分性的非规范性定义可以根据文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11]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是针对文化、文学层面的，所以对于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已经被广泛用于这些层面的理论研究。佐哈尔还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和两个文本的转换行为，它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翻译学派的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12]。所以翻译应该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将文学纳入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下进行研究，推动了当前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作用。根茨勒指出：“对翻译研究来说，多元系统论在理论上的领先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先前的理论受着传统的束缚，以静止的眼光看待翻译应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埃文-佐哈尔则根据历史条件调整‘对等’和‘充分性’的定义，从而使翻译研究摆

[13]脱了传统的束缚。”与之前的模式不同，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并不局限于具体的

文本，在他看来，一个文本到达一个给定文化系统中的最高等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包括接受文化的多元系统的性质、社会历史、文学情景以及文本的某些要素与文化规范之间的不同。从对单个的文本进行孤立的研究转移到在该文本所处的文化和文学系统中进行研究。多元系统论的优点在于将文学研究融入到社会历史

[14]和经济力量的研究之中。佐哈尔使用“多元”这个词来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

丰富了研究内容。他用来描述文学系统内部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描述文学系统与外文学系统的关系。佐哈尔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分层多元系统论”，一些外围的元素如赞助人、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及意识形态制约等都纳入到了多元系统论的研究范畴，从而将翻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佐哈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下考察实际的翻译文本，并强调翻译文本对文学研究和文化进化的重要性，致力于归纳和建立一些新的普遍法则。多元系统论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与“研究”之间的不同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佐哈尔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使翻译研究超越规定性研究而进入描述性研究的历史阶段。他的理论为翻译提供了一套宽阔的理论框架，让我们可以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对翻译的过程、产品和功能作描述性的研究。多元系统论对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方向具有借鉴意义。多元系统论突破了传统译论只注重文本本身的研究的狭窄视野，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其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五 “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多元系统论也不例外。根茨勒还概括了对多元系统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1 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而过分概括翻译的“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s）；2 过分依赖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的模式，而根据埃文-佐哈尔自己的演变趋势模式，形式主义模式对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文本可能并不合适；3 倾向侧重抽象模式，而轻视文本和译者所面对的“真实生活”（real -life）

[15]约束；4 所提出的科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客观的。

多元系统论过于依赖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梯

尼雅洛夫首先提出“系统”一词，并定义为“各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元素的多层结构”，佐哈尔可以说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理论框架，在这种较为过时的有一定局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多元系统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出发，多元系统论在译者主体性、暗含心理主义主观性、对社会文化因素关注这几方面存在局限。多元系统论的提出并不是针对翻译层面的，而更多是针对文学和文化方面，多元系统论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理论。多元系统论只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元系统论关注的是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策略的制约，并为强调译者的主观意识、心理选择、文化态度等因素，即忽略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实际上，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者和读者以及翻译的目的。

六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存在一些局限性，“还有待于修正和精化”，但它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进而在目标文化历史的和文学的系统中，考察翻译文学的整体地位，把翻译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文化和历史语境，联系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及政治因素等来进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论不论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角度，都有很大的理论发展和应用空间，具有相当的活力，它的理论开放性、预见性和认识论上的启发性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既扩大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对翻译研究影响深远，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2][10] 埃文－佐哈尔 著 张南峰译 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3][11][15] 杰里米·芒迪 著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李德凤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14] Gentzler,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3

[5] 曾文雄 “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6] 彭爱和、伍先禄 论文化中心主义对中西跨文化翻译的操纵[J].外语学刊，2008（1）

[7][9]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8] 张南峰 多元系统论译序[J].中国翻译，2002（4）

[12] Bassnett &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M].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 1990

[13] Gentzler,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Edi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范文三：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 ）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

1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

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

2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

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 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1 1994年11月22－25日埃文－佐哈应台湾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之邀，在台大外文系做了两场学术演讲。参见2001年8月《中外文学》第4页。

2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但是，不无有趣的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

当然，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criticism ）与“研究”（research ）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 ）上，也即往往集中在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

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

应用性研究我们做得比较多，既有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也有具体译作的分析和点评。譬如，翻译家赵萝蕤以她前后翻译过的长诗《荒原》两个不同译本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谈她如何从三十年代版的“不彻底的直译法”转到七十年代末的“比较彻底的直译法”，

3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语体的体会，等等。再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

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 tiger，把“肥猪”译成fat 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 thèse en deux 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

4“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不难发现，应用性研究多为文

本内研究，或是把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

描述性研究近年也开始多了。譬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的翻译史类的著作即是一种，从较早的《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到近几年出版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等，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翻译活动和事件从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这类著作一般不会关心文本内的研究（个别著作也有涉及），但避免不了价值判断，如对某翻译家或某译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意义的评价等。

还有一类著作，就明显地属于纯学术的研究了，如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前者借鉴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理论，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后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援引埃文－佐哈尔的一段话作为题头语，指出“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

5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对

严复、鲁迅、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和模式等，在大量的中外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和事件等，进行了新的阐发和研究。

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研究会不3 赵萝蕤《我是怎第翻译文学作品的》，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5－614页。

4 叶君健《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载《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5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页。

会流于空谈呢？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只看到了应用性研究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描述性研究的价值。即以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为例，王教授的研究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句句子译错了，或哪一句句子译得很好，但是他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严复的翻译思想：我们不少人以前总以为在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里，“信”是占第一位的。但王教授的研究揭示，原来在严复的翻译思想里“达”才是占据首位的。王教授的研究还让我们看清，原来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的翻译之争，本质并不在于对翻译标准理解的差异，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等等。

诚然，文本内的研究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更有用。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仅限于文本内进行研究，却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眼下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正如该文的副标题――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辨――所示，文章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文章最后，作者满怀热情地说，“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我想不会。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对于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这也就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

埃文－佐哈尔指出：“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邻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6如所周知，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往往处于边缘。如果翻译文学这个“项目”能从“边缘”走进“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文学在该国或该民族被广泛接受、认可了，译者的译介也就取得成功了。

然而，“项目”如何才能从“边缘”走进“中心”呢？埃文－佐哈尔先借用俄国形式主6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1页。

义批评家蒂尼亚诺夫的话对多元系统内部状况作了一番描绘：各系统“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转变。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称为离心运动）。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称为向心运动）。”然后指出，正是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如各阶层之间的张力），“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repertoire ）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

7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而这种制约，多元系统论的继

承和发展者、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把它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可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接连翻译出版、发表了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一百余首：1954年发表了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的译诗27首，1958年又发表了史耐德（Gary Snyder）的24首译诗，而1962年更是推出收入了一百首寒山诗的译诗集。寒山诗的翻译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走红并广受欢迎（研究者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大学的校园里碰到的大学生竟然几乎都知道并读过寒山诗），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译得“好不好”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把译诗与中文原文对照一下的话，我们的翻译批评家很可能会发现一些甚至不少理解或表达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的地方），而是如同有关学者研究后所指出的，“因为寒山诗里恰巧有1938到1958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寒山诗中不乏回

8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美国社会流行的一种意识形态促成了寒山诗在美国的翻译和出版。

诗学在外来文学、文化的译介中所起作用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仍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中国的古诗也曾经在美国得到许多翻译和传播。据有关专家统计，仅从1911年至1930年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古诗的英译本就多达数十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庞德(Ezra Pound) 翻译的《神州集》（1915,1919再版），改写和翻译了李白、王维的诗15首；洛威尔（Amy Lowell ）和艾思柯夫人合译的《松花笺》（1921），收160余首中国古诗，其中大半为李白的诗；以及弗伦奇（J.L.French ）翻译的《荷与菊》（1928）、宾纳(Witter Bynner)和江亢虎

9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1929），等等。而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会形成这样一

个翻译中国古诗的热潮，与美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意象派诗歌的领袖人物庞德、洛威尔等人的热心译介有直接的关系。而庞德、洛威尔等人之所以会如此热心的译介中国古诗，则正如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坎利夫在《美国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正当这些诗人（即意象派诗人――引者）处于关键时刻，他们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从中找到了完美的含蓄和

10精炼的字句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庞德自己也曾坦率地提到他翻译中国古诗的动机：“正

因为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人们才不辞繁难去翻译中国

11诗歌。”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中国古诗与意象派诗人正在寻觅和正在大力倡导的诗学原则的一致性，才形成了上世纪初在美国的中国古诗的翻译热潮。反之，当要译介的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国的主流诗学精神相抵触、相违背时，那么这种译介就很难取得成功。对此，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国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即可明白：当时，我国的主流诗学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就难以在当时的中国翻译出版，而一大批属于社会主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作品，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得到大量的译7

8 同上，第21页。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168页。 9 据朱徽《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9－181页。

10 转引自《中美诗缘》，第181页。

11 同上，第179页。

介。

至于“赞助人”因素在译介中的作用，这只要举我们国家的一些例子就很容易说明白。当然，这里所说的“赞助人”并不指某一个给予具体“赞助”的个人，而包括政府或政党的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力（如审查）机构，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如宣传部、文化部或教育部等，鼓励或倡导翻译出版某部或某些外国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到大力的译介。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的文艺作品曾得到极其广泛的译介，而这与当时政府和政党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支持（甚至包括指令性的安排）显然是分不开的。这里我们还可举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例子，他对他半生英译中国文学所作的一番自我评价，可以视作是对“赞助人”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具体的注释。杨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不幸的是，我俩（还有其夫人戴乃迭――引者）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甚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12“赞助人”因素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顺便指出，权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丛书等，也是图书能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能赢得市场，也就意味着译介有可能取得成功）譬如，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譬如我本人就是如此）会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一些享有较高声誉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比较信任，同时也会乐意购买。而如果是其他出版社、尤其是一些不太熟悉的出版社出版的，明明是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我们也许就会犹豫，除非那个译者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也非常信任的，否则多半就不会买。在国外，情况其实也一样。一部图书（包括译作），一旦由某权威出版社出版，或是列入某套著名的丛书，诸如英语的“企鹅丛书”、法语的“七星丛书”等，它就很容易取得读者认可。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提到的“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答案就应该比较清楚了：只注意“文本”翻译得“好”与“不好”，而忽视甚至无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这样一些“文本”以外的因素，显然是无法对“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一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的。严格而言，上述文章仅只是解决了“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或有没有足够的英语水平把中国作品译成合格的、优秀的英文作品”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译介外来文学和文化”这一问题，涉及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当我们讨论“谁来译介”这个问题时，当然可以强调中国翻译家的资格和能力，但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忘了国外汉学家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经举行过一次中国作家与外国汉学家的聚会。通过聚会和面对面的交谈，让国外汉学家认识、了解并熟悉中国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鼓励他们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以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并值得继续去做的方式。国外汉学家在对原作的理解方面，也许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但他们对译语（也即他们的母语）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翻译家娴熟，他们的翻译风格令（他们的）译文读者更感到亲切，因而他们的翻译也比我们自己的翻译更容易在他们的国家赢得读者和市场，这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让国外汉学家与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内外呼应，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也许才能有效地把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介给国外读者，从而也能比较园满地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这一问题里面的“谁”的问题。

然而，解决了“谁”的问题之后，另外还有一个“译介”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管“输出”，而不考虑接受，更不考虑接受的效果，那么，我们至多只是完成了一篇（部）合格的或优秀的翻译作品而已，却不能说完成了“译介”。如果我们所说的“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句话，其意思是要让国外读者能阅读、能接受、甚至进一步能喜欢中国作品――这恐怕也是“译介”一词应有的比较完整的含意吧？――那么，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翻译12 杨宪益《漏船载舟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的“好”与“不好”上，而还应该注意到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等问题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从多元系统理论中得到不少启迪。

事实上，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是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

13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

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

14部分”。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园满的解释。

首先，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連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至于在“**”时期，我们的文学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此时却由于“**”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几乎一片空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反映极左路线的所谓小说尚能公开出版并供读者借阅。这正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制约，原本资源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越南、朝鲜等）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弱势”、“边缘”地位。于是在“**”后期，具体地说，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翻译文学又一次扮演了填补空白的角色：当时公开重版、重印了“**”前就已经翻译出版过的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另外，还把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连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也一并重新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当时还通过另一个所谓“内部发行”的渠道，翻译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较高艺术性的当代苏联以及当代西方的小说，如艾特马托玛夫的《白轮船》、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这些作品尽管是在“供批判用”的名义下出版的，但对于具有较高文学鉴赏力的读者来说，不啻是文化荒芜的“**”年代里的一顿丰美的文化盛宴。及至“**”结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时出现了“真空”，创作思想也发生重大转折，于是一边大批重印“**”前即已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诸如托尔斯泰、巴尔13 埃文－佐哈尔于1978年发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后于1990年经修改后又重新发表在《当代诗学》杂志上（1990年第11卷第1期），在西方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14 埃文－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庄柔玉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8页。

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印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册。与此同时，还开始翻译出版解放后一直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正好印证了上述埃氏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第三种情形，即当一种文学处于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时，它会对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形式有一种迫切的需求。“**”结束后，我们曾经大量译介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正是迎合了国内小说创作界欲摹仿、借鉴国外同行的意识流手法的这一需求。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adequacy ）问题。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译，又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以往我们对此现象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以胜利者自居，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也不顾及原作的

15完整性”。（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或者，一方面是“翻译家自身能力所限，另一方面

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者也没有要求高水平的译作，只要能把域外小说的大致情节译过来就行

16了。故一大批胆大心不细的‘豪杰译作’风行一时”。（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

卷）》）

埃文－佐哈尔则是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

17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上述两例中，罗马译者已

经“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则“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根

18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因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

中占据的显然仅是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随意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学中的现成模式，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模样，等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在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要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 ）（即

19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

文学的翻译即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把苏联文学视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典范，也是我国文学的学习榜样，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也就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唯恐翻译得不确，损害原文。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提出要“硬译”、甚至“宁信而不顺”，在多元系统理论看来，其背后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确立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中心位置。

不无必要补充指出的是，埃文－佐哈尔在讨论翻译文学时没有简单地、不加区分地把它视作一个整体，而是看到“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而就多元系统的分析角度、关系的界定，往往是以中心层次为着眼点，来观察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这即是说，在某部分翻译

20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另一些部分的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样的分析，对

于我们理解俄苏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译介情况（数量的多寡及影响的起15

16 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壹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17 同注62，第122页。

18 同注64，第39页。

19 同注62，第122页。

20 同上，第121页。

落等），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当代西方译学界著名的“操纵”学派的产生就与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直接的关系。除前面提到的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外，已故著名美国译学专家勒菲弗尔的译学思想也明显体现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勒菲弗尔在“赞助人”和“诗学”之外，还把翻译研究与权力和思想意识等结合了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指出，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篡文集和读者指南，等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这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它根据的是原文问世之前早就存在于目的语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并据之对外国文本进行改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操纵”，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21

由此可见，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有鉴于此，国内已经有学者不无敏锐地指出：“这一对翻译性质的新认识（指多元系统理论――引者）导致了一系列新见解，其一是把翻译看做只不过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就使人们能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待翻译问题，以把握它的真正特色；其二可以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把译本看做是存在在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来研究它的各种性质。正是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了Toury 的‘目标侧重翻译理论’（Target-oriented approach）。其三，既然译文并不只是在几种现成的语言学模式里做出选择，而是受多种系统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从更广泛的系统间传递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现象。”22

最后，毋庸讳言，多元系统理论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局限，对之已有学者撰文，在此就不再赘言。23

原载《外国语》2003的第4期

21

22 详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59页。 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载《译学新探》，青岛出版社，2002年，第269－270页。 23 参见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翻译季刊》2000年总第 期），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选择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中外文学》2001年第3期），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范文四：什么是多元文化

什么是多元文化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费孝通先生曾说过这么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相容，人类大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这是对“多元文化”最简短、最贴切的表述。文化首先是多层次的，它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文化层次，即生活方式、习惯、风俗等，它的适用领域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个层次文化的多元性表现为每个人的选择权利是自由和多样的，它的底线是不违反法律规定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与权利；

第二个层次的文化是制度文化，它的适用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它的底线是“民主”，即制度规定的管理社会的权力和制订制度的权力皆来源于多数公民的同意。它的多元化表现为体现民主基本原则的制度的多样性，而不是民主与非民主制度的多样性，它是一个社会或国家文化多样性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层次的文化是精神层次的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体系、科学研究、思想理论与信仰等，它的

适用范围是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知识修养、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表达与自由选择，其底线是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自由表达与自由选择的权利。它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其多样化的表现是各种价值观念、知识体系、思想理论与信仰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或“多元共鸣”。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的。其实他这里所说的“价值观输出”是指第三个层次所有原创性文化成果被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选择与认同。“历史资源”中的绝大多数“财富”均来自于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文化原创。

6、我的观点：把当今世界政治和未来发展趋势说成是多极化是不准确的，多极化只是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一种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本质。现在与未来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本质性描述，应当是“民主化”。

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应当表述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即多个文化单体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世界文化

的融合，最终形成由各个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融合而成的一种全新文化，它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东方文化，既不是强势文化，也不是弱势文化，更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否定与消解，而是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化。但它仍将保留人类文化的基本特性，即多元性。这种文化的功能在于使用不同的语言、方法、手段和文化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挖掘、阐述和传播人性和社会中的真、善、美，鞭挞人性和社会中的假、丑、恶，从而使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最终获得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即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维护；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得到高度尊重；人的自由天性和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范文五：多元系统理论的盲点

多元系统理论的盲点

多元系统论是特拉维夫学派的理论奠基人昨哈尔在7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把社会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开放动态彼此相互联系的大系统或多元系统。虽然这些系统密不可分，但是这些系统中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有的处于中心地位，有的处于边缘地位。这些系统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之间永远在争夺中心位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

佐哈尔都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规范及文学常规支配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从而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这样的看法把翻译研究重心由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化。佐哈尔描述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社会条件：第一，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有的文字；第三，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会打破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著里大多数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里。然而，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时候，便无须依赖翻译输入外来元素。在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在多元系统里形成一个边缘系统。译者只能屈服或遵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倾向于采取归化翻译策略，此时的译文比较注重可接受性。

多元系统理论肯定了社会客观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却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在晚清时，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使得中国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中国文化在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劣势。根据佐哈尔的理论，此时中国的翻译文学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因而译者应该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家依旧抱着一种文化优越感，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选材翻译的时候也会受自身的审美文化，伦理文化的影响。

异化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来的策略也在文化上有体现，中国人民有需求通过外国的作品，真实的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另外，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提升，民族文化得到重视发展，对本国文化有较清醒的认识，中国的译者的忠实策略倾向于异化。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翻译对等的枷锁，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但任何理论都具有缺陷，对于同一时期并存的两种翻译现象便缺乏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要考虑到译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两者结合起来对一些翻译现象做出较为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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