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

范文一：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剪不断，理还乱,

沈铭辉:

“全球经济治理”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而在此之前，人们在表达类似意思时会使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说法。下面的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楚河汉界”式的那样界线分明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机械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如今，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旧秩序下无法很好地得到解决，旧秩序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由此才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它既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从1986年开启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起，三大支柱的根基就开始产生动摇。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三大支柱都强调自由经济，这是出于战后美国对欧洲进行救助、防范苏联的考虑。三大支柱，其实质就是“经济北约”。当然，苏联也针对性地有自己的贸易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看出，三大支柱或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是有政治根基的。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政治根基没了――没有了共同敌人，昔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们也就没那么大的动力了。产生三大支柱的政治根基已经动摇。

接下来，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挑战者相继出现。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多边体系下的掌控力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欧盟通过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最新一批挑战者――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冲击。2004年左右，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只占到美国的28%左右;2008年就已经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12、2013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在IMF、WB、WTO里面的权利显然是过大了。当然，与此类似，在三大支柱的议程安排以及标准、规则制订等方面，美国同样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任琳:

相比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比较新。究竟该如何界定“全球经济治理”，使之区分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法，仍然存在争议。“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提出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纵观国际经济秩序所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广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提法是“全球经济合作”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75年，这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了IMF、WB、GATT。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建设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阶段是1975,2008年，以发达国家集团成立七国集团(G7，后来由于俄罗斯加入变为G8)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阶段，全球层面上有一些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发达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呼吁通过改善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劣势地位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本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对既有战后国际经济秩

序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其有效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对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集团为中心的――实际上仅以G7为中心，仅反映发达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该经济秩序的代表性存在不足，国际社会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稳是很难实现的。考虑到这些因素，2008年的G8峰会决定在该年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很多研究指出，只有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三个阶段，即2008年之后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才开始形成，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在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要不要对IMF等国际机构不均衡的投票份额设置进行改革，这些类似的话题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被提了出来。

对比“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经济治理”这两个概念，我们会发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慢慢演化的过程，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全球经济治理这样一个概念，全球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逐步完善的。围绕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也是有很多质疑的，即使到2008年之后的这个阶段，全球经济治理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一些人认为，商品、货币、规则等经济元素的流动，特别是“规则的全球化”，还主要是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换句话说，用来治理全球经济的规则，仍然具有“亲西方性”。所以说，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到底是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学界和政策界还是有质疑的。由此，我们探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出现了剧变，还得结合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个演化历程，做一些细致的指标分析，然后再做出谨慎的判断，不能仅凭表象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简单给出论断。

徐秀军:

前面两位都提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问题，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究竟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我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日益凸显。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继续推进，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二是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却如火如荼。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主导世界经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界定为“去中心化”。第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联动性有所增强。一直以来，国际关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不过现在这个特点明显强化。比如去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但西方因此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这使得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跌入低谷，并可能对未来大国经济格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美国等西方七国决定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地位，不排除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现在已经呈现出这种迹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赶超势头。现在有人唱衰新兴经济体，因为近两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IMF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占全球50.4%的份额。从这个规模上可以看出，这种格局的调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而且这个势头在今年、在往后若干一段时期都会继续保持。今年4月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9%，而发达经济体为2.2%，两者相差2.7个百分点。这表明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势头在继续维持。长此以往，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影响很大。

总体来讲，当前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也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支撑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凸显。现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全球性问题日益涌现。全球问题就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共同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者是少数国家，或者说单靠发达经济体是没法解决的。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现行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受到挑战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原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发达世界的经济秩序和体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是被动适应的角色。

变革，主要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

平行体系不一定就意味着会起冲突

徐秀军: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整个大的架构应该说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支撑它的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那几大支柱――IMF、WB和WTO这几个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变革呢,我们谈的变革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还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下面我们再谈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国际经济秩序到底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变化的趋向。对于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变化，我认为目前有这么几个迹象或者特点:

第一，经济的“再全球化”。以前我们说的全球化指的是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讲的是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而现在乃至将来的全球化则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全球化”。今天我们谈的全球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谈的是自由贸易，现在谈的是公平贸易。什么叫公平贸易,就是得有一定规则。现在所有旧规则的变动、新规则的构建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第二，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酝酿，并且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家可以从不同领域观察，现在不管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都出现了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规则。

沈铭辉:

是的。一个是标准发生了改变。比如，一方面，规则更全面了。说过去多边贸易谈判集中于关税谈判，也可以说是“边界措施”谈判;但是现在更多的会涉及非关税谈判，或者说“边界内措施”的谈判，涉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条款、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等。另一方面，规则深化了。例如，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有关贸易的知识产权协定，但是目前美国推动的TPP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标准更高，如专利保护期更长等。另一个是规则相互联系在加深。TPP推动了更高的标准，尽管东亚合作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东亚合作也在TPP的压力下，尝试探索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同时对投资条款的限制也进一步放松了;与此同时，TPP也吸收了“亚洲经验”，在谈判过程中也开始考虑一些领域的技术转让和合作等，这在以前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是很少发生的。

徐秀军:

对。我再接着说第三个特点，那就是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订，是国际规则的一个新趋势。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基础都是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参与规则制订的诉求增加了，而且参与规则制订的能力也在提升。新兴经济体既有诉求又有能力，对未来规则的制订甚至主导未来的规则所起到的作用就会提升。

回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问题，我们认为其直接推动力量有两个:一是我们都谈到的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发达经济体。当然，发达经济体存在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从直接的规则变化来说，实际上的推动力量仍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它要建立一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新的规则体系。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规则的重要性。就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

了发达经济体，但如果世界还是奉行一套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发达经济体仍然努力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起主导作用，这个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支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这些规则，有一些是零和的，如综合实力的排序、一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以及能源资源的获取等;也有一些是非零和的，如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领域，大家都可以从相互合作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大的架构，在这个大的架构下还可以形成很多次一级的体系。这个次一级的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秩序，此外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国际体系。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为建立成一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次一级经济秩序提供可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实力上来说金砖国家应该不会对其构成太大的挑战，但如果金砖国家带动一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相平行的体系，那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了。比如谈到TPP、TTIP这些机制时，有人就用了“ABC”这样一个词――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还有人说是“ABB”――Anyone But

BRICS(金砖国家除外)。TPP和TTIP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倡议，如果都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那影响就会很大。随着这几年金砖国家的合作逐步深入，它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体系相平行的体系。

任琳:

我同意在某些领域内，相对于其他领域更容易呈现出“零和”的竞争态势，如国际金融秩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就是在战后将一切“清零”后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零和博弈”的产物。还有，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规则的“再全球化”，可能会在全球塑造一个平行的体系:一边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一边是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规则体系。但我还要坚持我的观点:即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产生平行体系，它也不一定是冲突性的。有时候需要改变“零和”的思维来看待问题。

我们在跨区域层面上在几个新兴国家之间推动“金砖建设”，在区域层面上推进东盟“10+3”发挥作用，都反映了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努力。批评金砖合作“排他”的质疑者需要认识到，之前的G7等经济治理组织，也是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参与的。金砖合作和G7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两者可以是合作性的，而非冲突性的。G20墨西哥峰会时，就形成了“G20大峰会”前先召开“小峰会”的局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先开一个小会，G7也开了一个小会，但两边分别进行预备会议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两者最后在G20这个层面上的合作，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推进了两者在G20层面上的合作。发达国家可以提出自己关心的议题，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关心的议题，我们的诉求跟发达国家的诉求不一定是冲突性的，而且我们要求改变的只是那些非中性的国际制度，而不是那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中性国际制度。我们追求的只是制度公平。事实上，我国也是一些中性国际制度的受益者。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存在，阻碍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42%，外汇储备占到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1%，但在IMF，金砖五国表决权全部加总起来只有11%，而美国一国却独占了近17%的表决份额。

日前金砖国家在巴西举行的峰会取得了显著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兴国家在跨区域合作这个层面上做出的制度创新等。其实，金砖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去挑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因为原来单一的美元体系存在一些风险。金砖国家在金融治理上做出努力，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对成员国带来巨大的外部损害，比如，避免以前出现过的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层面的作为，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防止美元无限制地量化宽松，导致汇率波动较大，进而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等。

金砖国家在金融方面做出的一些努力，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治理平台上的努力而言，机制化程度稍高一些。迄今所收获的许多成果，对已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来说，不但不是冲突性、破坏性的，反而是促使它更加完善的助推力。

在WTO里，谁也抵挡不住美国吗

国际金融体系锁定效应特别显著

沈铭辉:

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传统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指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具体领域来看，比如像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规则，有哪些新的迹象,包括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系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贸易投资规则正处在剧烈的变动期。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贸易投资规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自从2008年美国加入TPP之后，就产生了这些新的规则――从所谓的知识产权、服务投资，到环境、劳工、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规则一致性、安全标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70%的规则是边界内措施，也就是说和国内规制有关系。2008年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并不意外，因为WTO多哈回合在这一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然后又有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在TPP上发力。很显然，TPP是一个载体，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或者是一种新的贸易规范。从客观上来看，大多数的规范事实上和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在领域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得不说，它指向的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那么这种规范――如果TPP达成的话，有没有可能演化为下一轮新的国际规则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希望新一轮的谈判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当时欧共体没有答应谈判，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体化。美国非常着急，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这又让欧洲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于是他们才同意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即乌拉圭回合。

大家都知道，农业政策是欧美当时博弈的一个焦点，欧洲补贴性很强的共同农业政策等导致了美欧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妥协，1992年谈判基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一年，欧共体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立。这样一个在经济总量上可以媲美美国的经济体显然在GATT里面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美国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实际上是给欧盟一个信号:“你可以拖，我也可以拖。我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不跟我签，我会跟墨西哥签，我跟墨西哥签完以后接着跟美洲去签，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个信号，对欧盟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欧盟在1993年最终向美国妥协，乌拉圭回合协定才最终得以达成。 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美国就提出很多贸易新议题，希望能够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但2002年中国提出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韩国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同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此时美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WTO谈判面临障碍推不下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兴贸易集团的挑战。因此，美国就提出了“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仍然试图采用当时在乌拉圭回合时的做法，就是用双边或者小多边去撬动多边，即“你们不谈，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摊儿”。

但是自从“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在2006年左右陆续谈判失败后，2008年美国被迫加入TPP。对此，东盟、中国、日本都受到了极大刺激。因为东盟的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加入了TPP，这对东盟而言是一种分裂。中国、日本也都非常着急，因为都怕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两国也非常欢迎。结果上来看，RCEP显然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不过，RCEP和TPP的两种规则不是相互竞争的，应该说是各有侧重――RCEP注重货物贸易，而TPP注重边界内措施(知识产权、投资、服务、竞争政策)。

为了应对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美国和欧洲提出建立欧美就业和增长高级工作组，以研究如何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随后该工作组就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TIP)的方案。紧接着，2013年美欧开始针对该方案进行谈判。现在美国在WTO里面推美国的规则，起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TPP，一个是TTIP，加在一起绝对比其他任何的贸易集团都要大。如果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下一步在WTO里面推动规则谈判，没有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徐秀军:

铭辉将这些年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各方关系的变化调整梳理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分析一下这几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并很可能对将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件事情。

第一，刚才已经谈到，支撑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IMF、WB等国际机构的基本架构没变，但它们均进入了一个改革和调整期。2010年IMF进行了份额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虽然调整不大并且其落实受到美国的阻挠，但它代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权利的趋势。

第二，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立。虽然目前它们只是对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提供一种补充，但将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更多的经济体参与其中，它对WB、IMF的替代作用将会更加凸显。以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第三，货币合作。现在货币合作的一个特点，我用“纵横交错”来概括。什么意思,以前的货币合作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如今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趋势。这是未来货币体系一些新的动向。

跟贸易投资相比较，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锁定效应特别显著。在贸易投资领域，实力与主导权之间的时间差很小;但在金融领域就不是这样，存在较大时间差。例如，一战后美国就确立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美国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则是在二战之后。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难度相对要大一些，从货币金融上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表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变难度更大。

总的来说，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最早是美元跟黄金挂钩，世界其他的国家货币直接跟美元发生联系;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原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脱钩之后，实际上的一个趋向是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了，而不是被削弱。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美元的地位还需要有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的力量，现在不需要这个基础了，美元直接就能够成为主导货币。这样一来，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逆转，而且美元所受的束缚反倒减少了。但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也为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为各种不同的货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徐秀军:

说到这里，应该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这大半年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热度。做一些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首先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现在让欧美使用我们的人民币或者储备人民币，可能并不现实。人民币国际化，要把它看成一个长期的进程，要从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做起，等到将来中国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还是那句话，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实践要跟中国自身的实力相适应。

刚才说了，美国GDP超过英国与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人民币想做计价货币、储备货币――而不只是结算货币，可能这个路程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远一些。从历史看今天，会看得更清楚些。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推”出去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如果现在加大力度去“推”，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我认为，现在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上，而不是简单地在人

民币国际化做大做强上使劲儿。一方面，很难说在这点上有什么好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得想想:这样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很热，而且多数人主张继续加大力度去“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前所“推”的人民币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如果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三个层面――结算货币、计价货币还有储备货币。如果去“推”，只有第一个方面有能力去“推”，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后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现在是很难去“推”的。之前在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上，都听到过“放弃美元计价”的说法，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本来说中日之间要签订一个货币合作协议，但钓鱼岛问题尖锐后，也就黄了。沈铭辉:

我同意秀军讲的，以人民币去计价、定价，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关键处。如果国际上流通的大宗商品完全可以用人民币来定价，而不是用美元，那人民币才真正具有权利背景。这是一种市场自发的结果。想要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国内也得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到最后，实际上很多改革的内容是国内改革。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照符合中国总体利益发展的规律来进行，而不是说出于某种局部的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更多的通盘经略。

G20、BRICS带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变化，影响深远

任琳:

两位把各个领域内经济治理的情况都谈得很清楚了，那我就谈点儿经济治理平台的内容，主要谈谈G20和金砖合作。G20成立于1999年，但是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全球各国认识到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就开始谈如何使G20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它独特的新特征。

首先是非正式性。以前我们在谈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时候，都是要看它的机制化程度、秘书处设置以及工作人员的选拔。尽管G20是这两年来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平台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固定的工作人员，很多倡议都是要依靠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去实施。所以说它具有非正式性，而正是这种非正式性为成员国提供了很多自由交换意见、自由交流的机会，使一些问题可以全部拿出来在这个平台上畅谈。

徐秀军:

我插一句。对这个非正式性特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战后建立的IMF等国际组织，都是非常正式的。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非正式组织，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表明:很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主导建立一个正式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就说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达到说一不二的地位，已经不太现实了。第二个能说明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还处在调整、变革和转型当中。

任琳:

我接着说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多元化。G20成员国的类型丰富，除了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进来了。重视成员国多元化兼顾到了组织的包容性，但这同样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组织内部可能有一些难以谈拢的差异性存在，各个国家经济治理的理念也可能不一样。如何能使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成员国在G20平台上有效对话，在保持各国差异性的基础上维持G20这个平台的有效运作是关键。

第三个是议程设置。国际组织主导权的争夺主要是围绕组织议程设置权的争夺，G20也会面临设置议题的问题。一般在每年峰会之前，会有一些小组会的讨论，一些“横向”并存的国际组织也会参与到G20会议议题设置这项工作中来。谁设置了议题，谁就掌握了先发优势。这就会涉及议题是不是中性的问题，是不是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问题。此外，也会引

发我们对是否已经具有议题设置能力的深思，是否可以提出对新兴国家和全球有利的且能够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有效讨论的议题。

第四个是大多边治理的效率问题。谈公平，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是大家都来参与。G20由于其独特的平台优势，会吸引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多边组织平台。但G20也可能会像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在运作中面临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参与的成员多了，多边“放大了”(大多边)，搭便车的人就多了，其效率就可能会降低。

再谈谈金砖合作机制。金砖机制提供了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治理模式，它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的范围。特别要指出的是，今年的金砖峰会结束后，我们跟拉美国家还有一个会议，讨论金砖国家跟拉美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见，金砖合作可以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将合作扩大到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个大洲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非局限在金砖成员国之间。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把合作的范围拓展得更大了，更加说明金砖合作是一种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尝试。围绕金砖国家，我们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言论，有的乐观积极，有的却担忧金砖褪色。至于它今后的效果怎样，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前面已经谈了金砖合作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维护成员国权益所起到的作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金砖机制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市场稳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2010年之后，粮食、矿产、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可以用高位波动来形容价格的不稳定状态。在金砖机制这个平台上，通过成员国的倡议、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产能，同时还能加强生产国、消费国的对话，稳定供需关系，还有就是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特别是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针对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需要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来做，最终达到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效果。同时，金砖层面上也有一些交易所联盟等非正式的机构，一些合作都在开展。因此，金砖机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跨区域合作、又注重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的治理平台。

徐秀军:

金砖国家还有辐射作用。金砖国家目前只有五个成员，但这五个国家均可以作为一个中心，能够将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带动起来。这是有一定现实支撑依据的。比如说去年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就形成了一个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样就把非洲联系起来了;今年又谈到了金砖国家跟拉美的合作;将来还会涉及更多国家。这五个金砖国家都是区域大国，能够发挥辐射作用。所以金砖机制不仅是五个国家的合作，它可以作为一个支点，通过“BRICS+N”的形式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

怎么办:另起炉灶还是顺势而为,

范文二：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作者：徐秀军沈铭辉任琳王亚娟

世界知识 2014年11期

　　时光倒流70年，炎热的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参加筹建联合国的44国政府的代表集聚一堂，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创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世界发展变化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70年后的今天，“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已很少被提及，谈论更多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人们感受到了其中的潮流涌动，或明或暗，时而强劲时而舒缓。

　　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是不是已经倒下？战后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涌动的潮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为全球经济的“新”治理做些什么……

　　——《世界知识》编者手记

　　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剪不断，理还乱？

　　“全球经济治理”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而在此之前，人们在表达类似意思时会使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说法。下面的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楚河汉界”式的那样界线分明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机械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如今，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旧秩序下无法很好地得到解决，旧秩序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由此才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它既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从1986年开启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起，三大支柱的根基就开始产生动摇。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三大支柱都强调自由经济，这是出于战后美国对欧洲进行救助、防范苏联的考虑。三大支柱，其实质就是“经济北约”。当然，苏联也针对性地有自己的贸易体系——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看出，三大支柱或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是有政治根基的。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政治根基没了——没有了共同敌人，昔日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们也就没那么大的动力了。产生三大支柱的政治根基已经动摇。

　　接下来，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挑战者相继出现。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多边体系下的掌控力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欧盟通过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最新一批挑战者——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冲击。2004年左右，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只占到美国的28%左右；2008年就已经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12、2013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在IMF、WB、WTO里面的权利显然是过大了。当然，与此类似，在三大支柱的议程安排以及标准、规则制订等方面，美国同样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相比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比较新。究竟该如何界定“全球经济治理”，使之区分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法，仍然存在争议。“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明确提出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纵观国际经济秩序所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广义上讲，“全球经济治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有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提法是“全球经济合作”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1975年，这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了IMF、WB、GATT。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建设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阶段是1975-2008年，以发达国家集团成立七国集团(G7，后来由于俄罗斯加入变为G8)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阶段，全球层面上有一些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发达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呼吁通过改善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劣势地位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本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对既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其有效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对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集团为中心的——实际上仅以G7为中心，仅反映发达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该经济秩序的代表性存在不足，国际社会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稳是很难实现的。考虑到这些因素，2008年的G8峰会决定在该年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很多研究指出，只有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三个阶段，即2008年之后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才开始形成，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在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要不要对IMF等国际机构不均衡的投票份额设置进行改革，这些类似的话题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被提了出来。

　　前面两位都提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问题，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究竟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我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日益凸显。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继续推进，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二是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却如火如荼。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主导世界经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界定为“去中心化”。

　　第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联动性有所增强。一直以来，国际关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不过现在这个特点明显强化。比如去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但西方因此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这使得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跌入低谷，并可能对未来大国经济格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美国等西方七国决定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地位，不排除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现在已经呈现出这种迹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进一步强化了。

　　总体来讲，当前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在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也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是因为支撑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问题的凸显。现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全球性问题日益涌现。全球问题就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共同的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者是少数国家，或者说单靠发达经济体是没法解决的。这样一来，就会导致现行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受到挑战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原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发达世界的经济秩序和体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是被动适应的角色。

　　变革，主要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

　　平行体系不一定就意味着会起冲突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整个大的架构应该说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支撑它的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那几大支柱——IMF、WB和WTO这几个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变革呢？我们谈的变革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国际经济秩序主要还是建立在一定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下面我们再谈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国际经济秩序到底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变化的趋向。对于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变化，我认为目前有这么几个迹象或者特点：

　　第一，经济的“再全球化”。以前我们说的全球化指的是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讲的是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而现在乃至将来的全球化则是一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再全球化”。今天我们谈的全球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谈的是自由贸易，现在谈的是公平贸易。什么叫公平贸易？就是得有一定规则。现在所有旧规则的变动、新规则的构建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是的。一个是标准发生了改变。比如，一方面，规则更全面了。说过去多边贸易谈判集中于关税谈判，也可以说是“边界措施”谈判；但是现在更多的会涉及非关税谈判，或者说“边界内措施”的谈判，涉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条款、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等。另一方面，规则深化了。例如，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有关贸易的知识产权协定，但是目前美国推动的TPP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标准更高，如专利保护期更长等。另一个是规则相互联系在加深。TPP推动了更高的标准，尽管东亚合作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东亚合作也在TPP的压力下，尝试探索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同时对投资条款的限制也进一步放松了；与此同时，TPP也吸收了“亚洲经验”，在谈判过程中也开始考虑一些领域的技术转让和合作等，这在以前美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是很少发生的。

　　回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问题，我们认为其直接推动力量有两个：一是我们都谈到的新兴经济体，另一个则是发达经济体。当然，发达经济体存在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要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从直接的规则变化来说，实际上的推动力量仍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它要建立一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新的规则体系。

　　这也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规则的重要性。就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如果世界还是奉行一套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规则，新兴经济体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发达经济体仍然努力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起主导作用，这个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为建立成一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次一级经济秩序提供可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实力上来说金砖国家应该不会对其构成太大的挑战，但如果金砖国家带动一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相平行的体系，那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了。比如谈到TPP、TTIP这些机制时，有人就用了“ABC”这样一个词——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还有人说是“ABB”——Anyone But BRICS(金砖国家除外)。TPP和TTIP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倡议，如果都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那影响就会很大。随着这几年金砖国家的合作逐步深入，它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体系相平行的体系。

　　我同意在某些领域内，相对于其他领域更容易呈现出“零和”的竞争态势，如国际金融秩序。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就是在战后将一切“清零”后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是“零和博弈”的产物。还有，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规则的“再全球化”，可能会在全球塑造一个平行的体系：一边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体系，一边是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规则体系。但我还要坚持我的观点：即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产生平行体系，它也不一定是冲突性的。有时候需要改变“零和”的思维来看待问题。

　　我们在跨区域层面上在几个新兴国家之间推动“金砖建设”，在区域层面上推进东盟“10+3”发挥作用，都反映了我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努力。批评金砖合作“排他”的质疑者需要认识到，之前的G7等经济治理组织，也是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参与的。金砖合作和G7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部分，两者可以是合作性的，而非冲突性的。G20墨西哥峰会时，就形成了“G20大峰会”前先召开“小峰会”的局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先开一个小会，G7也开了一个小会，但两边分别进行预备会议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两者最后在G20这个层面上的合作，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加推进了两者在G20层面上的合作。发达国家可以提出自己关心的议题，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关心的议题，我们的诉求跟发达国家的诉求不一定是冲突性的，而且我们要求改变的只是那些非中性的国际制度，而不是那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中性国际制度。我们追求的只是制度公平。事实上，我国也是一些中性国际制度的受益者。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存在，阻碍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42%，外汇储备占到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为21%，但在IMF，金砖五国表决权全部加总起来只有11%，而美国一国却独占了近17%的表决份额。

　　目前金砖国家在巴西举行的峰会取得了显著成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兴国家在跨区域合作这个层面上做出的制度创新等。其实，金砖国家的目标并不是要去挑战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因为原来单一的美元体系存在一些风险。金砖国家在金融治理上做出努力，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对成员国带来巨大的外部损害，比如，避免以前出现过的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改善自身经济状况、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层面的作为，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防止美元无限制地量化宽松，导致汇率波动较大，进而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等。

　　在WTO里，谁也抵挡不住美国吗

　　国际金融体系锁定效应特别显著

　　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传统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指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具体领域来看，比如像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规则，有哪些新的迹象？包括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系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贸易投资规则正处在剧烈的变动期。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贸易投资规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自从2008年美国加入TPP之后，就产生了这些新的规则——从所谓的知识产权、服务投资，到环境、劳工、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规则一致性、安全标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70%的规则是边界内措施，也就是说和国内规制有关系。2008年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并不意外，因为WTO多哈回合在这一年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然后又有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它在TPP上发力。很显然，TPP是一个载体，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贸易规则或者是一种新的贸易规范。从客观上来看，大多数的规范事实上和我们需要改革的东西在领域上是重合的，因此不得不说，它指向的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那么这种规范——如果TPP达成的话，有没有可能演化为下一轮新的国际规则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希望新一轮的谈判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当时欧共体没有答应谈判，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体化。美国非常着急，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这又让欧洲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于是他们才同意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即乌拉圭回合。

　　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美国就提出很多贸易新议题，希望能够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但2002年中国提出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韩国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同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此时美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WTO谈判面临障碍推不下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兴贸易集团的挑战。因此，美国就提出了“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仍然试图采用当时在乌拉圭回合时的做法，就是用双边或者小多边去撬动多边，即“你们不谈，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摊儿”。

　　但是自从“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在2006年左右陆续谈判失败后，2008年美国被迫加入TPP。对此，东盟、中国、日本都受到了极大刺激。因为东盟的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加入了TPP，这对东盟而言是一种分裂。中国、日本也都非常着急，因为都怕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两国也非常欢迎。结果上来看，RCEP显然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不过，RCEP和TPP的两种规则不是相互竞争的，应该说是各有侧重——RCEP注重货物贸易，而TPP注重边界内措施(知识产权、投资、服务、竞争政策)。

　　为了应对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美国和欧洲提出建立欧美就业和增长高级工作组，以研究如何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随后该工作组就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TIP)的方案。紧接着，2013年美欧开始针对该方案进行谈判。现在美国在WTO里面推美国的规则，起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TPP，一个是TTIP，加在一起绝对比其他任何的贸易集团都要大。如果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下一步在WTO里面推动规则谈判，没有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第三，货币合作。现在货币合作的一个特点，我用“纵横交错”来概括。什么意思？以前的货币合作主要在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如今在新兴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合作趋势。这是未来货币体系一些新的动向。

　　跟贸易投资相比较，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锁定效应特别显著。在贸易投资领域，实力与主导权之间的时间差很小；但在金融领域就不是这样，存在较大时间差。例如，一战后美国就确立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美国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则是在二战之后。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金融规则的变化难度相对要大一些，从货币金融上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表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变难度更大。

　　总的来说，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最早是美元跟黄金挂钩，世界其他的国家货币直接跟美元发生联系；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原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脱钩之后，实际上的一个趋向是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了，而不是被削弱。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美元的地位还需要有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的力量，现在不需要这个基础了，美元直接就能够成为主导货币。这样一来，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逆转，而且美元所受的束缚反倒减少了。但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也为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为各种不同的货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定的可能。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应该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刚才说了，美国GDP超过英国与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人民币想做计价货币、储备货币——而不只是结算货币，可能这个路程比一般人想象得还要远一些。从历史看今天，会看得更清楚些。

　　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推”出去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如果现在加大力度去“推”，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我认为，现在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上，而不是简单地在人民币国际化做大做强上使劲儿。一方面，很难说在这点上有什么好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得想想：这样的努力会不会适得其反？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很热，而且多数人主张继续加大力度去“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前所“推”的人民币国际化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如果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人民币国际化包含三个层面——结算货币、计价货币还有储备货币。如果去“推”，只有第一个方面有能力去“推”，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后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现在是很难去“推”的。之前在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上，都听到过“放弃美元计价”的说法，但并没有成为现实。本来说中日之间要签订一个货币合作协议，但钓鱼岛问题尖锐后，也就黄了。

　　G20、BRICS带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变化，影响深远

　　我插一句。对这个非正式性特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战后建立的IMF等国际组织，都是非常正式的。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非正式组织，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表明：很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主导建立一个正式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这就说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达到说一不二的地位，已经不太现实了。第二个能说明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还处在调整、变革和转型当中。

　　第四个是大多边治理的效率问题。谈公平，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是大家都来参与。G20由于其独特的平台优势，会吸引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多边组织平台。但G20也可能会像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在运作中面临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参与的成员多了，多边“放大了”(大多边)，搭便车的人就多了，其效率就可能会降低。

　　前面已经谈了金砖合作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维护成员国权益所起到的作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金砖机制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市场稳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2010年之后，粮食、矿产、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可以用高位波动来形容价格的不稳定状态。在金砖机制这个平台上，通过成员国的倡议、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产能，同时还能加强生产国、消费国的对话，稳定供需关系，还有就是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特别是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针对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需要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来做，最终达到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效果。同时，金砖层面上也有一些交易所联盟等非正式的机构，一些合作都在开展。因此，金砖机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跨区域合作、又注重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的治理平台。

　　金砖国家还有辐射作用。金砖国家目前只有五个成员，但这五个国家均可以作为一个中心，能够将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带动起来。这是有一定现实支撑依据的。比如说去年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就形成了一个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样就把非洲联系起来了；今年又谈到了金砖国家跟拉美的合作；将来还会涉及更多国家。这五个金砖国家都是区域大国，能够发挥辐射作用。所以金砖机制不仅是五个国家的合作，它可以作为一个支点，通过“BRICS+N”的形式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

　　怎么办：另起炉灶还是顺势而为？

　　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要求改变非中性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现了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上升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跟旧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之间就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这一事实。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存在，有必要动态地对原有的治理结构做出一些调整，包括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等，淡化它的非中性。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我们已经置身其中，这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事实。规则的全球化，是“游戏规则”在全球的推广。如果治理制度在源头上就是非中性的、不公平的，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呢？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是被动地在适应规则。今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主动地塑造公平和中性规则的重要转变。从被动到主动，从源头上杜绝非中性制度的潜在危害。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适应这些既有的规则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等到我们真正适应了旧规则的时候，新规则又出来了，我们还需要不停地去了解、适应新的规则。而我们在全球层面上适应的规则，真正拿到国内企业的层面上来——如果做一个统计，结果可能很让我们吃惊：企业层面上运用近期谈判中谈妥的国际规则的比例特别低，甚至不到10%。我们这样不停而且被动地去接受、适应规则的模式应该做一些调整。因此，新规则产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及时有效地向企业传授知识，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有效利用新规则展开维权，让规则的红利落到实处。

　　我们一直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去适应他们制订的规则，这是个客观事实，但这也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发达国家知道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他就利用新的规则来束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个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是“先行者优势”嘛，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小国，那么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规则接受者，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太大，这就会引起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一生产什么东西，该产品的原料价格肯定会上涨，而其成品的价格一定会下跌，所以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存在。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仅仅作为一个规则接受者，只要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它一定会对国际经济规则产生重大影响。照过往的经验看，只是有一些新兴事物出现而没有形成大挑战的时候，以前的那些规则没有什么大问题，还会被沿用。战后国际贸易领域一直有新事物出现，但体现在GATT、WTO规则方面的屈指可数。而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出现了，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美国眼里，如果未来会有个国家取代其地位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有实力阻断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国家，如果只说一个，也就非美国莫属了。所以，两国存在着一种客观上的互相竞争关系。

　　由此，我们不能一味追随美国。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适应。发达国家制订的有些规则确实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中不断提升自己；第二，我们要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可以在有能力的时候另辟蹊径，建立一个次一级的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怎样与传统的发达国家以及非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形成一个合作态势的竞争关系，或者说友好态势的竞争关系，这点很重要，也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现在中国的强项仍然是经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该还是以加强经济合作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拿出我们的强项，推动制订符合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规制。这种规制不一定非要强调传统式的，比方说非得是某种贸易规则(类似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不一定非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多做文章，可以推动地区共同繁荣发展，可以加强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归结到一点，现有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国际经济规则是有问题、有弊端的，有它不合理之处。但我们现在完全把它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方面不可能，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维护国际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还是有一定历史贡献的，而且目前仍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推动它发生变革，还是要努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此，我们现实的选择是“渐进改革，增量改革”。“渐进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我们能改的地方先改，不能改的地方还得要沿用原来的架构。“增量改革”就是说，原来的利益分配规则已经在那儿了，不好变动，我们现在努力把蛋糕做大，把做大的部分再公平来分。从这两个方面来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

　　中国要为WTO建设添砖加瓦

　　在现阶段，中国没实力、也没意愿要跟美国对着干，毕竟中国从既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里受益很多。美国总在指责中国一只脚踏在WTO之内、一只脚踏在WTO之外，意思就是说中国享受了WTO的最惠国关税，享受了这么多的好处、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市场，但中国却不愿意履行职责，不愿意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或政府采购市场等。

　　我个人认为，下一阶段，多边贸易体系对中国来说仍十分重要。再过十年，中国也不太可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变成服务业大国。从这个角度来说，WTO对中国仍然至关重要。MFN(最惠国关税)规制的是货物贸易，而制造业层面涉及的就是货物贸易。MFN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多的关税，比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的使用率都高，由此获得的市场准入也是最多的。如果靠签双边协定的话，我们得签160个左右！还有，目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涉及国家最多的，国际约束力也比较强。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WTO“消失”了，那我们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不仅要好好维护WTO，还要给WTO建设添砖加瓦。这就表明了中国的角色要改变，不能继续和以前一样，一到多哈回合谈判的时候就先和印度、巴西绑在一起，与美国对着干，采取“拖、拉、扯”的做法。中国的角色要转变。如果中国不想看到出现以TPP为主导的规则的话，那就要给WTO添砖加瓦，让WTO存活下去，让它保持活力。而这种活力就需要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也是我们未来所需要的，就像中国跟东盟要升级自贸区一样。伴随着双方经济发展，中国和东盟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动态发展的，不能总说“谈知识产权一定不好，谈服务贸易一定不好”，那就不客观了。中国挡不住这种大趋势，何况中国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变化。国家人口信息中心的数据，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即约10亿人，随后略微有所下降。如果以15～59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中国劳动力形势更加严峻——中国早在2011年就达到了峰值水平9.2亿人。这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会迅速上升，代价就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减小，部分制造业的优势也受到了影响。有数据显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越南、印尼等其他国家转移。如果这个时候抱残守缺，恐怕能熬五年也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们要在WTO谈判中“转变角色”。

　　从区域来说，中国目前最佳的选择还是经营周边。包括中日韩自贸区，能推多少就推多少；日本方面有问题，那就先推中韩自贸区，以撬动日本。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RCEP，这是我们的一个支点。经营周边，一方面能增强双边的经济紧密度，促进下一步货币更加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我们在多边谈判中和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可以预见，下一轮谈判的规制对象一定是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我们需要认清事实，做好谈判的准备。但这种讨价还价，应该是平和式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发达国家集团针锋相对式的。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了中国在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可以处于一个中间位置，有时候向印度方面摆，有时候向美国方面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为维护互利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取得平衡和全面成果、实现发展目标的建设性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讲到要转变角色，是要从多边贸易体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主导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2013年6月，时任WTO总干事拉米曾表示，中国是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桥梁，希望中国在多边贸易领域更积极地发挥领导作用，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共同制定新的全球贸易议程。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国的贸易地位历史性提升。201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4.1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二是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消极态度。这成为掣肘实现多哈回合谈判目标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上，还要体现在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介绍：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铭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APEC与东亚合作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任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亚娟，《世界知识》编审

范文三：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剪不断，理还乱？

　　沈铭辉：

　　“全球经济治理”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而在此之前，人们在表达类似意思时会使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这个说法。下面的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也由此诞生了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被WTO取代）、世界银行（WB），统管全球金融、贸易、发展领域的问题。那么，“全球经济治理”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楚河汉界”式的那样界线分明呢？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机械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如今，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三大支柱依然在发挥作用，只是近几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旧秩序下无法很好地得到解决，旧秩序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由此才产生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它既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

　　接下来，在经济方面，美国的挑战者相继出现。随着诸如日本、欧盟、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美国在多边体系下的掌控力受到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欧盟通过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美国产生了挑战；最新一批挑战者――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更是大大增加了对美国的冲击。2004年左右，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只占到美国的28%左右；2008年就已经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12、2013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在IMF、WB、WTO里面的权利显然是过大了。当然，与此类似，在三大支柱的议程安排以及标准、规则制订等方面，美国同样受到了新兴经济体的挑战。

　　任琳：

　　第一阶段是1945～1975年，这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建立了IMF、WB、GATT。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建设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多边贸易的自由化。

　　第二阶段是1975～2008年，以发达国家集团成立七国集团（G7，后来由于俄罗斯加入变为G8）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阶段，全球层面上有一些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协调。发达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呼吁通过改善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劣势地位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本阶段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些对既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其有效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对合法性的质疑主要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集团为中心的――实际上仅以G7为中心，仅反映发达国家群体的利益诉求，由此该经济秩序的代表性存在不足，国际社会对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产生质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真正实现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稳是很难实现的。考虑到这些因素，2008年的G8峰会决定在该年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很多研究指出，只有到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三个阶段，即2008年之后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才开始形成，真正实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进行监管，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控。同时，在反思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要不要对IMF等国际机构不均衡的投票份额设置进行改革，这些类似的话题都在以G20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被提了出来。

　　徐秀军：

　　第一，全球经济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势日益凸显。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继续推进，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二是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缓慢，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却如火如荼。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主导世界经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我们就把这个界定为“去中心化”。　　第二，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联动性有所增强。一直以来，国际关系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不过现在这个特点明显强化。比如去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它本来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政治事件，但西方因此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反制裁措施，这使得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跌入低谷，并可能对未来大国经济格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美国等西方七国决定暂停俄罗斯的G8成员国地位，不排除俄罗斯将进一步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现在已经呈现出这种迹象。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动性进一步强化了。

　　第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赶超势头。现在有人唱衰新兴经济体，因为近两年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IMF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占全球50.4%的份额。从这个规模上可以看出，这种格局的调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而且这个势头在今年、在往后若干一段时期都会继续保持。今年4月IMF预测，2014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4.9%，而发达经济体为2.2%，两者相差2.7个百分点。这表明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势头在继续维持。长此以往，会对未来的经济格局影响很大。

　　变革，主要是从规则变革的角度来理解

　　平行体系不一定就意味着会起冲突

　　徐秀军：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整个大的架构应该说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支撑它的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那几大支柱――IMF、WB和WTO这几个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变革呢？我们谈的变革主要指的是什么？

　　沈铭辉：

　　徐秀军：

　　但是，支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这些规则，有一些是零和的，如综合实力的排序、一些国际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以及能源资源的获取等；也有一些是非零和的，如贸易、投资、气候变化等领域，大家都可以从相互合作中受益。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大的架构，在这个大的架构下还可以形成很多次一级的体系。这个次一级的体系主要包括区域经济秩序，此外新兴经济体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国际体系。　　对于金砖国家的意义，就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为建立成一种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次一级经济秩序提供可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实力上来说金砖国家应该不会对其构成太大的挑战，但如果金砖国家带动一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以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构建的世界经济秩序相平行的体系，那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了。比如谈到TPP、TTIP这些机制时，有人就用了“ABC”这样一个词――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还有人说是“ABB”――Anyone But BRICS（金砖国家除外）。TPP和TTIP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倡议，如果都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那影响就会很大。随着这几年金砖国家的合作逐步深入，它有可能建立一个与发达国家体系相平行的体系。

　　任琳：

　　在WTO里，谁也抵挡不住美国吗

　　国际金融体系锁定效应特别显著

　　沈铭辉：

　　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传统的命题，简单来说就是指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金融。从具体领域来看，比如像贸易规则、投资规则、金融规则，有哪些新的迹象？包括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体系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这种规范――如果TPP达成的话，有没有可能演化为下一轮新的国际规则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拉圭回合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希望新一轮的谈判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当时欧共体没有答应谈判，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体化。美国非常着急，就启动了美加自贸区谈判；这又让欧洲感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于是他们才同意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即乌拉圭回合。

　　大家都知道，农业政策是欧美当时博弈的一个焦点，欧洲补贴性很强的共同农业政策等导致了美欧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妥协，1992年谈判基本上面临崩溃的局面。也就是在这一年，欧共体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立。这样一个在经济总量上可以媲美美国的经济体显然在GATT里面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美国把“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实际上是给欧盟一个信号：“你可以拖，我也可以拖。我还有其他的选择，你不跟我签，我会跟墨西哥签，我跟墨西哥签完以后接着跟美洲去签，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个信号，对欧盟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了欧盟在1993年最终向美国妥协，乌拉圭回合协定才最终得以达成。　　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美国就提出很多贸易新议题，希望能够主导推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但2002年中国提出来中国―东盟自贸区，紧接着韩国和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同东盟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此时美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WTO谈判面临障碍推不下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新兴贸易集团的挑战。因此，美国就提出了“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美国仍然试图采用当时在乌拉圭回合时的做法，就是用双边或者小多边去撬动多边，即“你们不谈，可以，我自己另起一摊儿”。

　　但是自从“开创东盟事业倡议”在2006年左右陆续谈判失败后，2008年美国被迫加入TPP。对此，东盟、中国、日本都受到了极大刺激。因为东盟的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加入了TPP，这对东盟而言是一种分裂。中国、日本也都非常着急，因为都怕被边缘化。因此，东盟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两国也非常欢迎。结果上来看，RCEP显然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不过，RCEP和TPP的两种规则不是相互竞争的，应该说是各有侧重――RCEP注重货物贸易，而TPP注重边界内措施（知识产权、投资、服务、竞争政策）。

　　为了应对多边贸易谈判中出现的新兴的东亚贸易集团，美国和欧洲提出建立欧美就业和增长高级工作组，以研究如何维护和加强当前的多边贸易体系，随后该工作组就提出了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TIP）的方案。紧接着，2013年美欧开始针对该方案进行谈判。现在美国在WTO里面推美国的规则，起码有两个手段：一个是TPP，一个是TTIP，加在一起绝对比其他任何的贸易集团都要大。如果两个都能够达成的话，那么下一步在WTO里面推动规则谈判，没有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对手。

　　徐秀军：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的还是中国综合实力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徐秀军：

　　说到这里，应该谈一下我们自己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G20、BRICS带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变化，影响深远

　　任琳：

　　徐秀军：

　　任琳：

　　第四个是大多边治理的效率问题。谈公平，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真正的公平是大家都来参与。G20由于其独特的平台优势，会吸引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因此它是一个重要的多边组织平台。但G20也可能会像其他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在运作中面临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参与的成员多了，多边“放大了”（大多边），搭便车的人就多了，其效率就可能会降低。

　　前面已经谈了金砖合作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维护成员国权益所起到的作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金砖机制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市场稳定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2010年之后，粮食、矿产、金属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可以用高位波动来形容价格的不稳定状态。在金砖机制这个平台上，通过成员国的倡议、合作，在一定范围内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产能，同时还能加强生产国、消费国的对话，稳定供需关系，还有就是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特别是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需求，例如针对大宗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需要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这个平台来做，最终达到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效果。同时，金砖层面上也有一些交易所联盟等非正式的机构，一些合作都在开展。因此，金砖机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同时致力于推动跨区域合作、又注重与发达经济体进行对话的治理平台。

　　徐秀军：

　　怎么办：另起炉灶还是顺势而为？

范文四：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改良国际秩序

（观察员叶海林）

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了中国要深入参与到全球治理，这实际上与**主席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阐述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全球治理实际上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所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多，比如在经济上如何使全球各国经济走出低谷，能够恢复增长；在政治和安全上如何去强化反恐，反对双重标准；在气候问题上，如何推进巴黎协定，推进全球气候大会的共识，这些都是属于全球治理的这个范畴。它还包括一些具体的地区问题，比如海上安全问题，比如跨境合流问题等。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展现出足够的担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有钱就上，但是有风险就躲的国家，显然这与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全球治理，它不只是为大家解决问题，它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特别是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它所享有的国际地位和所行使的维护和修订国际秩序的权利。

过去这些年，所谓的全球治理的议程设定权和任务的分配权基本上都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的，而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对于全球治理明显不感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首次国会演讲中公开谈到美国要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对巴黎气候协定，美国甚至有可能要表示退出。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美国，指望着它去维护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去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公共产品是不现实的。但问题在于美国会不会因此愿意由中国来扮演这个角色，由中国来提供成本，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来解决问题？这恐怕是中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想明白，提供公共产品是一个好事儿，但这个好事儿并不是中国想做就能做的，这个好事儿如果中国做多了，可能不但会引起中国周边国家的羡慕嫉妒恨，也会引起像世界霸主美国的猜疑。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扩大国际秩序的维护和修订权利之间保持平衡，既要体现出我们的大国担当，又要避免在世界范围内因为不适当地使用能力，使用我们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从而导致其他的国家对中国产生更多的误解，甚至产生敌意，这同样是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核心性的问题。（观察员叶海林）

范文五：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杜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杜玉华摘要: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为应对全球

性问题和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对全球秩序的治理已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全球治理不仅期待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消解社会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致力于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新秩序。关键词:全球秩序;社会运动;全球治理;全球化;反全球化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5-0014-07

作者简介:杜玉华，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上海200062)

长期以来。社会运动一直被排斥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由于历史的伤痛和政治的需

要，它甚至被赋予了某种反动的、激烈的、流血的、颠覆性的形象。而实际上，社会运动只是社

会中相当数量的成员或广大公众，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具有行为复杂、进程难控和

具体后果莫测特性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整体化趋势的加Social Movement，GSM)风起云涌，不仅在内容上不断增多，而且强，全球社会运动(Global范围上也日益跨国化。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在活动彼伏，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在成为一种全球社会运动的同时，也把许多原来在民族国家

范围内活动的社会运动变为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部分了。

一、社会运动的涵义及其特征

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就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但由于大

规模的全球社会运动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人们对它的研究并不太多，有关社会运动的界

是模糊不清。定也但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

多的兴趣。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绵延不绝。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在西 Movement Society) 方国家如此普遍，以致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了用“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景象?。对于“社会运动”的具体涵义，威尔逊(J(Wilson)在《社会运动

导论》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并以非常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概括了社会运动的特点:“社

会运动既能培养英雄，也能培养小丑;既能培养狂热者，也能培养愚昧者。受他们周围的社会不公正、苦难和焦虑的刺激，人们在社会运动中超越了社会秩序的习惯方式，发起反对社会邪恶的收稿日期:2009-02-06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4

万方数据

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杜玉华:全球秩序的薪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运动。这样，他们也超越了自己，成为全新的人群”?。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Touraine)曾

赋予“社会运动”以最宽泛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运动乃是反抗传统、压制和偏见的集体意愿

(的表达)和解放力量”?，是“基于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有组织行动”?。但是，这种社会运动与传统的阶级冲突有着很大区别?，行动者和历史性的活动在社会运动中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总体。虽然，社会运动被许多学者认定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制外的力量，但今天，随着社会运动

在西方不断被纳入制度轨道，它作为一种争取利益的手段已逐渐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中，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青年男性，并且以左派运动为主流。但在新社会运动中，大量中

老年人、女性也加入了社会运动的行列;不仅左派，而且右派，乃至社会的上层群体都可以采用

社会运动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在传统社会中许多不合法的行为，诸如集会、游行、罢工等手段不断被现代社会合法化;而与此对应的是，采用暴力手段进行社会运动的数量则在减少。可以说，当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利用社会运动争取利益，甚至社会上层也卷入时，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与从社会运动的基本类型来看，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斯梅尔瑟(N(Smelser)曾将社会运动分为常规化也就意味着他们与传统利益集团越走越近。

两类: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是社会运动的主体，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改良。意在改变

特定的社会规范，如环境保护运动、民权运动、修宪运动等;后者即社会革命，激进且爆发性的，力图改变基本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如20世纪发生在俄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伊朗

的宗教革命。相对于社会控制的保守特质，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自组织方式，当然富有

正面的建设性意义。即便是狂飙突进式的社会革命，也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的加速而

从社会运动的组织构成来看。许多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也缺乏指挥，缺已，只是冈其颠覆性，社会成本更高，控制难度更大。乏协调。一般是志同道合的个人组织起来，或若干非营利组织联合起来。多数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在预定的时间、地点汇集，一起参加活动。在资金上，社会运动主要靠三个来源:自理、赞

助和商业赢利。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要自己负担包括交通、食宿在内的各种费用。在自理的基

础上，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形式，例如共同使用帐篷，分享食品，一起搭车等。一些规模较大的组织可能提供一定的活动费用，如工会组织可能向参与者提供食品、住宿和交通工具。此外，社会

从参与社会运动的目的来看，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综合反抗型”，他们不是反运动也可以通过出卖纪念品、宣传材料或举办培训班获得一定收入。

对某个具体的对象，或为达到某种单一目的而参加运动，他们将反对资本主义作为目标。在意识

形态上，他们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同时也可能是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另一类为“单一目标型”，这类参与者具有比较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如工会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或农民运动者等。还有一些参与者可能是为了更为狭小、微观的目的，如争取动物权

针对社会运动的不同类型，拜恩(P(Byrne)曾概括了几个特点:一是非预测性。例如妇女力、反对砍伐森林、反对建筑水坝、反对转基因作物或争取土著人权利，等等。

运动并不总是出现在妇女受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二是非理性。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不总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理性地计算考虑自己的行动得失。三是非正常性。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常常认为

他们公开反对法律也是理所当然的。四是非组织性。一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避免形成组织，

个体性色彩极为浓厚，尤其在社会运动的初期阶段?。当然，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人们对社会运动的看法也越来越趋向一致。一般认为，社会运动是由一群具有广泛社会背景的人参与的 to Social ?J(Wilson，Introduction Mo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 A(Touraine，The Voice and The Movements，New Eye:An Ana抽厶ofSocial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 Social MovemenLs”，Oxon:Social Movement i Issue of ??A(Touraine，“The Importance StudieJ，Apr(，VoL l，2002，P(90， P(89( Movement in 1。?参见P(Byme，Social Britain，London:Routledge，1997，PP(10—1 15

万方数据

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杜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社会活动，往往采取社会对抗和社会解体的策略，旨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不管社会运动的目的和表现形式如何，社会运动是无处不在并永恒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社会的自我生产过程充满着社会统治力量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统治

与被统治的力量，都必然会为争夺历史规定性而开展各种社会运动，这就使得社会运动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和广泛性?。社会运动的结果既不是社会发展，也不是循环，而只是不确定的历史性。因此，社会运动总是“在运动中的各个因素的相互斗争网络中达到一部分运动本身的目标，但

与此同时，却又造成社会运动发动前所预想不到的各种关系”?。

二、全球化:全球社会运动的助推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先导，随后每个国家的治、社会和文化都被纳入到全球化之中。全球化带来了移民问题、全球产业结构转移后的失政

业问题、认同问题、国际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而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个人与团体都需要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且能使全球化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于是就有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但究竟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可以被称为全球社会运动呢?总的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

先，全球社会运动与运动发生的范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当代社会运动越来越呈现出跨越

民族国家界限的趋势，组织者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国家内发动旨在同一目标的社会运动;另一

方面，某些发生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社会运动，也不能仅仅把它放在地方社会运动的范畴内进

行理解，因为它受到全球格局中诸多因素的限制。第二，社会运动也不能以它直接反对的对象来

划分是否属于全球社会运动。很多社会运动针对的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的对象不是国家和国内统治阶级，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的国家与

人民。这种运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全球社会运动，但不能说全球社会运动就一定不是指向民族国家的。判断是否属于全球社会运动，总的来说，其对象应该以新全球秩序为标准。正如曼纽实际上，从社会运动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社会运动常常是对社会变迁和社会改革的一种尔? 卡斯特(M(Castells)所指出的，全球社会运动的主要敌人是新的全球秩序?。反应，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运行的状况和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情绪。20世纪80年代以

前，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表现形态上多以政治运动和劳工运动为主。1980年

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当代新兴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并与全球

化交织在一起，表现得越来越复杂并难以控制。虽然在本质上，我们很难说新的全球社会运动

应。英国社会学家罗宾?科恩(L(Cohen)和保罗?肯尼迪(P(Kennedy)曾经与以前的社会运动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但至少它反映出了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新的社会现实指出40年来，全球社会运动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作过专门论述，和社会需求的反 1(认同政治的转向。在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的是“解放的治”?。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人们反对那些限制他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政

等。而当代社会运动对于直接控制或争取国家权力不太关注。吉登斯认为，以往和当代社会运

动之间

the Frontier of Social ?参见A(Touraine(“On Movements”，London:Current 52 Issue o Sociology，Jul(，VoL 4。2002。P(721 ?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1页。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Power ? 参见M(Castells，The of Identity，0xford:Blaekwell(1997。 ?所渭“解放的政治”，是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在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提出来的。属于“解放的政治”的社会运动主要有: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言论、集会和游行自由的斗争;在美国和欧洲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自由，以及减少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对工人的过度剥夺。所有这些斗争都使社会运动获得某种程度的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 16 万方数据

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杜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当代社会运动的焦点已转到了“生活政治”之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行使已获得的自由——即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个人与社会生活?为了使普遍的自由能得以延续，个体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既然我们都依赖于人际关系而生存，个人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关系的处理;那么，自我实现以及个人认同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了。

2(“反文化”的兴起。“反文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在西方富裕国家兴起的一种

旨在反对沉闷的、缺乏批判精神、千篇一律和自鸣得意的传统政治价值的运动。参加该运动的人期

望对个人发展有更多的控制，社会关系更平等、更自由。他们崇尚自然，并试图建立非中心化

的、更自主的社区生活。这一运动的特点还包括反对传统宗教、学习东方哲学、试用毒品、富有冒险精神的流行音乐和“出格”的服装模式。例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就与“反

文化”运动联系密切，因为反文化运动是学生发泄不满的阵地，他们普遍抗议被马尔库塞生活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称为产生“单面人”的社会。 (一个 3(对权威的质疑。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的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技术和经济管理的知识。同时，核能、核武器以及生化战争所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公民要

求政府、军方和商业公司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垄断控制。但是，当人们意识到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如此狭隘而又不负责任的领域内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并赢得荣誉时，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在各个领域都出现的决策民主化的要求并不能让公众普遍得以满足，他们认为在合法地

制定政策的每一个环节，公众都有知情权，政府也必须征询他们的意见。

4(基层活动的升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运动在组织成员进行集体活动时，出现了

非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趋势，但绿色和平组织和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组织(ANC)是例外。通常，社会运动会形成松散的半自治团体，依靠下层的支持网络开展活动，并允许其成员按自身

的策略和重点进行抗议示威。当然，这样做可能导致运动的分散、令出多门、缺乏中心和组织松

散等问题。这些特点也使得社会运动能迅速调整其行动方式，以便对持续不断的事件作出不同反应、选择新的动员目标、吸纳众多不同的支持者?。三、反全球化:全球社会运动的同类异态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开始升温。当前，对全球化效应严

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主要包括:旨在维持本文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

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侵蚀和支配的宗教,文化运动;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势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

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他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份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它们带有后现代和世界主义色

彩?。

虽然人们已经给许多现象或运动贴上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活

动的参与者反对所有意义上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且其自身就是全球化的

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反抗现象，反全球化运动并非反对任何全球化，它有着

自己复杂的性质与特点。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

出现的弊端，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二是明确地将反全球化行动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宣称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三是将全球化视为“殖民化”、“西方化”或“美国化”，因此反全球化反对的是带有这种倾向的全球化。实际上，大多数“反全球化”积极分子都是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是在推动另一种模式的全球社会运Press 16 ?L Cohen，&P(Kennedy，Global Sociology。Basingstoke:Macmillan Ltd，2000，chapter ?时殷弘:‘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力量)，《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 17 万方数据

牡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动。例如他们倡导全球民主制度、全球治理、全球工会组织以及全球统一劳工标准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社会主义全球化、无政府主义全球化或全球市民社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因此，反全球化运动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全球社会运动，而且也是广义上的全球化运动的一部

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构成了当今全球社会运动的两个方面，也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

当代几乎所有流行的全球社会运动都具有反全球化或全球化倾向，都是目前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运 of MovementMovements)。其动中的一部分。因此，有人称反全球化是“运动中的运动”(the 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的诸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全

民运动等之类的社会运动，这说明社会运动的这种分类是以其参加者的不同为标准的。由此可

知，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参加者必然要发生组织行为，或者说社会运动中存在着组

织行为。不过，无数的事实又告诉人们，在社会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参加者作为社会组织的成

员，其行为并非都是组织行为。社会运动的出现，总会伴随大量的有关的非规范化的时尚、“耸人听闻的谣传”、各种各样的“骚动、骚乱”。这两类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

(1)不关注于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建立庞大的、中心化的组织以控制政

府。(2)其目标主要是说服广大的民众采纳新的行为方式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同时迫使各种商业公司和权力机构更改其战略重点。(3)吸引了众多受过良好教育、信息灵通、并强调自由独立的人。对他们来说，长期被排挤在决策之外是难以忍受的，因为社会运动的政策

制定多是在非个人的、官僚化的运动领袖的小团体内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实现的精神、赋予人

民以权力以及培养市民社会的需要促使这些人最先加入到社会运动之中。(4)通过利他主义、微薄的个人收入、公开的原则及其牺牲精神赢得公众的支持。(5)适应性强、形式多样、与普通人联系密切、收费低廉。这些特点使之对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救助或赈灾和难民救总之，对社会运动来说，今天比过去更没有所谓纯粹单议题的运动了，它更需要各种运动的助方面都有所帮助。(6)能动员各阶层的支持力量，并广泛地吸纳各团体中的不同成员。连结，去抗衡各种全球化现象，去共同为一个比较平等和合理的社会而奋斗。

四、全球治理:全球社会运动的后果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给全球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在某种

意义上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逐步演变为一种“全球治理”。这一过程与当代全球

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现，并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

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全球社会运动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人

们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至今没取得明确一致的看法。例如罗西瑙(J(N(Rosenau)将全球治理

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戴维?赫

尔德(D(Held)则强调全球范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认为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具有

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不管怎样看待全球治理，其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理念:一是全球治理是一个由共同理念和共同事业来

指导的管理体系。它通过共识树立权威，不一定需要以强制为手段，靠的是闪耀着共同光芒的主

?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令球治理的影响》，《国际论坛》2006年第l期。 ?肖宁灿:《论社会运动的定义及特性》，《两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Global the Modern State to and,k Order:From Cosmopolitan,,mo，W，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 ?D(Held，Democracy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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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杜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动精神。二是全球治理是一种理想、进程、实践和规则系统，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在国际上作政府在国内作的事，使之成为解决新问题的特殊手段。因此，它又是在全新的世界里组织国

际生活的方式。三是它以国际规制为基础，以全球普世价值为追求目标。如果没有一套全球普遍

遵守的国际规则和价值目标，全球治理将无从谈起。四是它针对的对象是单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需要相关主体的合作。五是它的主体是多元的。它通常包括主权国家、

政府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甚至个人，强调权力的非集中性、开放性和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六

目前，人类正面临着大量全球问题和全球冲突的困扰。例如，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机器人与是它是一种多层次的治理，包括了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区域层次和全球层次上的治理?。

自动化的威胁、资源与能源的短缺、人口爆炸与粮食危机、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科学技术对人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种族冲突不断发生、恐怖主义盛行、毒品犯罪猖獗、艾滋病蔓延，等等。毫

无疑问，全球问题的兴起和发展，必将越来越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行动，促进国际

机制的创新与变革，并为创造适应未来国与国、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新文明而努力探

索。回顾探索历程，人们对全球问题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问题到全局问题的飞跃，对解决措施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努力到实行全球性的战略规划的演变，从变革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到改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的都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多边合作，不是单方面的个体决策，而是合作基础上变世界秩序、诉诸国际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视角转移。但无论怎样变化，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全球

的全球公共决策、规划和综合治理。因此，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将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和复杂化，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全球治理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全球治理跨越了领土界限，几乎渗透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充分体现了这种治理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以及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行动源泉的广泛性。这一切明显地说明一个事实:随着所有国

家和全人类认识到一个全球化世界的形成，全球政治日益机制化、制度化，越来越多的多边、多国政治形式建立起来。这不仅仅限于政府间活动的全球化，尤其表现为非营利组织的爆炸性增

长，它们几乎涉及全球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由此，全球事务的各个方面开始得到管理。全球

治理将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机构组成的新秩序，它既内在于国家，又超越国家;既

通过国家，又不寓于国界。它是一种与多元国际行动者推动的跨国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新制度，主要体现了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以及以全球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主体的全球合作模式体

系，即全球管理的原则、机构和程序。因此，全球治理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层次上各种全球性问题、冲突、危机的管理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机制，是由各种国际决议、宣言、公约、国际法及其机五、总结与评论制、制度和组织共同构成的综合治理体系，也是应对世界新秩序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手段。全球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削弱世界范围内存在已久的霸权国家的影响，从而建立起有各

种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全球秩序。因此，从总体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全球社会运

动的快速扩张，以及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应付急迫的全球问题的强烈愿望，尤其反映了广

大非营利组织要求在全球秩序中承担起新责任的强大愿望。尽管非营利组织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组织，但从其他诸方面来看，它们时常起到了与社会运动一样的作用。国际非营利组织也与全球社

会运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时常与之结盟，而且，它们比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有效地运作处于

更有利的地位?。当然，全球社会运动和国际非营利组织是在多元化的层次上运行的，既建立了个人、民间活动与上层的垂直联系，也建立了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非营利组织之间以及各主

?仙慧丽:<><社会科学情报资料)2002年第4期。际上，非营利组织不仅是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也是社会运动的代言人。认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最简洁的="" 方法，就是将社会运动看成是非正式或非组织的一种形式，而各种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则处于其刺翼之下，并为其="" 运动方向提供指导。=""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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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杜玉华: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要社会运动之间的水平联系。这正是当今全球社会运动非常活跃的原因。正因为此，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各领域大行其道的“治理”一词便成了理解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秩序的有

效工具，这就是通过国际政府间组织、各国政府、各种非营利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的治理机制，实现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在现阶段毕竟是有限的，把国家

排斥在主要的治理主体之外的全球治理理论从理论上说是不完善的。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并没

有改变政府和政治的实质，也并没有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尤其在全球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进

行理性比较、选择的结果。在国际关系领域，全球治理至今仍然是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各种国际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无一不与大国的利益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是全球社会运动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尽管全球社会运动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实际后果不尽一致，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却是非常巨大而深刻的。就人类社

会的政治生活而言，全球社会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态发生变化，传

统的主权观念和政党政治形式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喜欢传统的政

党政治了。尤其在世界政治及国际关系方面，全球社会运动将不同制度、分属不同集团的国家统

统纳入集体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同一框架里，使得各国的交往增多，相互间的依赖与制约增强。可见，全球社会运动对传统政治权威的作用将会产生向上的拉力和向下的推力，一方面会促使国家

层次的部分权力向区域的、全球的层次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社区自治和民族认同感的强化，又会

促使部分权力回归地方社区、民族社会，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将会重新崛起?。可见，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它既造成了统一，也带

来了分裂;既产生了文化的扩散，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要求;既加强了相互的影响，也激化了极端的封闭形式。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

任何政府都会感到难于对付全球社会运动给社会安全、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带来的种种问题。面

对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全球性冲突，民族国家的范围及其权限在不断地减弱。一般来说，由于

各国相互依存的不断增长，国家间边界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一国对他国的决策过程以及社会生活越来越容易介入，并施加影响。在全球社会运动中，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对其他国家和社

会的干预高筑城垣;任何行为体都不能在决策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绝对排他的权力和利益。鉴于仅凭一国的能力已无力解决国内紧迫问题，就应当寻求某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种能够解决当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全球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工具和方式，其中利用国际互联网、与媒体问题的方式就是新的全球治理?。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掌握媒体的话语权是全球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在社会运动

走向非暴力时代，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决定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只有让最多数的人对社会运动者产生认同，理解社会运动的目标，谴责社会运动的敌人，才有可能达到社会运动的最终

目的。另一方面，更多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再是意识觉醒的社会运动，而是希望积极参与到政策的

制定当中，例如环境运动、劳工运动都积极参与到世贸组织协定的制定过程中，力图在协定中加入环境与劳工的条款。同时，全球社会运动也积极开展同全球各种组织与团体的互动，其不仅在政策与制度层面，而且在操作层面对全球秩序进行有价值倾向的干预和引导。这是全球社会运动自身价值观的一种扩张，也是应对全球秩序新挑战的一种结果。 (责任编辑:李申) ?参见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Bell)曾经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全球化作用下，国家不仅会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而无法解决小问题。 ?参见[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新华fl{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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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范文二：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范文三：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VS?新规则

范文四：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改良国际秩序

范文五：全球秩序的新挑战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

范文四：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改良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