婊子配狗天经地义艹艹
范文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原始文明:人类匍匐在自然脚下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通常把这一阶段的文明称为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原始人的物质生产能力虽然非常低下，但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已开始了推动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时期中，人化自然的代表成就就是人工取火和养火及骨器，石器及弓箭等。恩格斯曾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在原始社会，尽管人类已经作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显示在自然界面前，但是由于缺乏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支配能力极其有限。
农业文明:人对自然的初步开发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出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由原始文明进入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代表性的成就就是青铜器、铁器文字造纸印刷术等等。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的动物和植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如畜力风力水力电力等等，加上各种金属工具的使用，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农业文明时期，一方面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尊天敬神。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和自然处于初级平衡状态，物质生产活动基本
上是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缺乏对自然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对自然的轻度开发没有像后来的工业社会那样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也比较缓慢，没有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和主体的真正解放。 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尚属于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变革的幼稚阶段，所以，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与对自然开发能力薄弱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们应当赞美和追求理想境界。
工业文明，人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出现第二个重大转折，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从蒸汽机到化工产品，从电动机到原子核反应堆，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丰碑。人们大规模地开采各种矿产资，广泛利用高效化石能，进行机械化的大生产，并以工业武装农业，使农业也工业化了。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然界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险的野兽火水。人总是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人类再无需像中世纪那样借助上帝的权威来维持自己对自然的统治。在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英国，佛兰西斯培根宣告 :“知识就就是力量”，人类只须凭借知识和理性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 。 如果说
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神的奴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仿佛觉得自己已成为征服和驾驭自然的“神”。
历史进入20世纪，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的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自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自己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工业文明下，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这些做法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阈限。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利用时，自然界则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向人类实施了报复-----全球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工业文明的人类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忽略了自己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制约性。 。。。。。。。。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藐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大自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文明，有人从文明发展的顺序出发称之为后工业文明，也有人从生态价值标准出发，称之为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文明。
总之，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协调关系的新时代。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和征服者。“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连
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因此，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血肉和头脑一样珍爱和保护大自然。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在对待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该盲目乐观，也不应该消极悲观。恩格斯曾经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与此同时，他又充满信心地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一定能够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范文二：风险文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风险文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的特别青睐那些听 自己话,与自己"保持一致".甚至能为自己"两肋 插刀"的入.于是,谁善于"捧",善于"拍",谁就越 容易"登上新台阶".在这种环境下,下级往往视 "讲真话"为畏途,视"不讲真话"为升官"捷径".二 是由"吹"产生偏颇.有的入什么实事都未干.在那 里大吹大擂采取多少"新举措",取得多少"新突 破",带来多少"新巨变".少数领导由于不了解实 情,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那些爱"吹"的入不 但不批评.还给贴上"敢闯敢干","开拓型"的标 签.于是.这些入在"仕途"上往往让那些实实在 在干工作的入"望尘莫及".三是由"糊"产生偏颇. 有少数干部善于糊弄领导,骗取信任.明明是违 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却说自己"敢闯敢干,有改革创新精神";明明是独 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却说自己"敢于负 责,有主见,有魄力";等等.这种入提升后,往往 会重复"昨天的故事",继续"糊",继续骗.这种现 象循环往复下去,"讲真话"氛围就会离我们越来 越远.四是由"滑"产生偏颇.这里的"滑".是指人 际关系上的"圆滑",擅长投机钻营.有的入把"批 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批评上级 怕"丢乌纱",批评同级怕"得罪入",批评下级怕 "失选票".批评自己怕"丢面子".有的入把"密切 联系群众"变成"密切联系领导".喜欢围着领导 转,仰领导的鼻息,逢场作戏工夫深,随机应变信
如神.可是,偏偏有少数领导对这种"活络"的人 感兴趣,让他们"滑"上去.而且比那些实实在在干 事的入"上"得快.五是由"送"产生偏颇."不跑不 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 拔重用",这句话所揭露的现象虽然没有普遍性, 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局部问题的严重性.这几 年,执法机关严肃查处了一批卖官鬻爵案件.严惩 了一批腐败分子,但是目前仍有人手持"乌纱".待 价而沽.那些削尖脑袋想"当官"的入.正好抓住 了机会.不惜重金投入.这种干部选拔任用中的 肮脏交易影响极坏,对干部队伍的腐蚀极大. 第五.腐败滋长.对于反腐败这个"关系到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些入同样口是心非. 口头上讲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辩证统一 的.实际上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将反腐倡廉当作 "软任务".口头上讲"重视反腐败,支持反腐败, 带头反腐败".实际上只是唱唱高调,装装门面而 已.对反腐倡廉工作消极应付."以文件贯彻文件, 以讲话贯彻讲话,以会议贯彻会议"的现象.在有 些地方和单位仍屡见不鲜.对于案件查处工作.有 些入嘴上高喊"有案必查","不管是谁都要一查到 底",实际上能包则包,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有的 因为担心所负责的地方和部门出现腐败问题影响 自己的"政治前程",便以"维护干部队伍形象", "维护稳定"为借口,迁就,包庇违法违纪人员.甚 至放过腐败分子.
以上几方面问题的存在,尽管原因非常复杂, 涉及的范围很广,但都与"不讲真话"问题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不讲真话"风气与这些问题胶着
在一起,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如果不采取切实措 施加以解决,就会严重损害干部队伍形象,败坏党 风和社会风气,使人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动摇 社会和谐的基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危害党和人 民的事业.
(李摘自《****理论研究》
2007年第3期管淮/文)
风险文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中央编辑局周战超在《社会科)2007年4 月12日撰文认为:风险文明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 个新阶段.它是对西方工业社会及传统社会进行 反思的产物,是现代社会人类风险理性发展的体 现.开启一种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第一.风险文明开辟了新的思维空间.改变了 传统的思维模式.过去人们习惯于在两维坐标中 进行思维和决策.从已知的一点条件可以找到相 关的另一点,习惯于线性的思维模式,单纯在时间 域内思考未来.如今.风险范畴打破了这种旧的思 维模式.使人类不得不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思考问 题.人类行为空前扩张.而人类在许多领域仍处于 无知状态.任何细小的决策失误或行为过当就有 可能引发毁灭人类生存的风险.在多维空间中.微 小的变化不再像两维坐标中那样没有什么大的后 果,而是会产生难以估算的后果.因此,为了图存, 人类不得不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内进行思考. 其次.风险文明构建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风 险文明倡导了一种风险意识.使人类决策活动自 觉地根据生态环境的要求行事.自觉地进行风险 知识的积累,训练以风险视角来处理和观察问题.
这改变了传统工具理性那种追求利润的片面性. 使人类活动有了多种价值追求.有助于人类生存 环境的保护和构建风险理性.
再次.风险文明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风险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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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20世纪后半叶就开始渗透到人类文化的各 个领域,形成了风险文化,风险意识.风险范畴正 在打造人类的新型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 风险语义将独领风骚,占据话语帝国的王位.目 前,人类研究的各个领域,很少有不受风险语义渗 透的地方.新型的风险话语体系为人类观察世界, 思考未来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
最后,风险文明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新阶段,是 人与自然对抗中的理性飞跃.风险在为人类带来 威胁的同时.也为人类理性发展提供了"对抗性" 环境.风险迫使人类使用理性在风险社会中寻求 新的确定性,在这种寻求过程中,人类理性逐步走 向完善.风险文明创造了人类的风险理性.风险 文明为人类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新范式.(李摘) 技术专家治国时代的人类困境
当今是技术专家治国的时代,"技术至上"将 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在为人类提供优越的物质 条件的同时,技术往往又会僭越而成为人类的主 人.为此,许多作家或思想家都表达了对人类未 来的担心.并设想出未来的技术世界的暗淡前 景——恶托邦.恶托邦(dystopia)指代乌托邦的反 面,即一个想象中的由于掠夺,压迫和恐怖造成人
类生活条件极差的世界.实质上,"合理的技术社 会"就是"合理的极权社会",因为科学技术已经变 成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已经在扮演着极权主义 者的帮凶.技术社会会给人类带来艺术,人类自 身以及社会其它方面巨大的灾难.
其一,技术对艺术的侵蚀的最大"业绩"便是 "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是以工业生产为 显着标志的,它的物质前提与载体,如报刊,广播, 电影,电视等一样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因此技术 化是文化工业的特征之一.技术化使得文化工业 呈现一种标准化,统一化形式,使得艺术可以大批 量地生产和复制了.复制的产品首先失去了艺术 固有的特征——韵味.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使 得艺术固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技术复制品 淹没了艺术品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性",权威性和 真实性,昔日笼罩在艺术品上的"灵韵"(Aure)丧 失殆尽.这样便混淆了文化产品与一般商品之间 的区别.
其次.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复制艺术抛弃了艺 术的批判功能.阿多诺有一个经典的悖论表述: "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 如果艺术拒绝将自己对象化,那么它就成了一种 商品.它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 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即抵抗或抵制. 这说明艺术要成为促进人发展的力量,它就必须 去批判和否定社会.即作为一种否定社会的力量 存在着.但是在资本的操纵之下,"文化场"(布尔 迪厄语)与其他场一样也在追逐着最大限度的利 润.这必然会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
其二,在技术专家时代,人扮演着"病人角 色".技术本来应该是人实施行为的工具,但现在 可悲的是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技术的奴隶. 更让我们担忧的是,这种异化现象正在复杂化和 深层化.人类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如何使得自己 更加丰富和自由.而是如何使得机器运转得更快 和更节省原料.这样,人类就简化为社会机器上的 纯粹动齿轮和技术控制的对象.以往的工人主要 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经济代理人和商品——劳动 力——的所有者.而今天的工人缩小到"人力资 源""及其系统的组成部分".蜕化为人力资源的 人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客体来接受压抑和控制 了.这种"病人"的命运只能是被动接受治疗和实 验,而丧失了自己的选择权和自由.因此,"在工厂 或者医院或者学校就像在整个社会一样,专家的 意见使权利合法化,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于 承认它的要求并且尽责尽忠地执行不用思考的从 属的任务."
其三.技术的社会将是单一的,压抑性的社 会.从以上技术对艺术和人自身的侵蚀来看,诸 多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担心是有意义的.我们知 道多样和差异是人类和世界的本色,但技术有可 能成为统治阶级制造所谓完美社会的工具."主观 的完美"意味着同一,单一和压抑,尤其要以技术 合理性为标准来安排和规划的话,它会更加压抑 和扼杀人的本能.在这个恶托邦社会中,当权者利 用技术设计了一个外表美好的社会:一切均自足 而美好,痛苦也不存在,但代价是:人性被消泯了, 自由被牺牲了.麻醉剂取代宗教.在这样完美标准
之下.人没有了自由意志和个性,而只是一些"制 约"的产物——"就像是肉","没有灵魂". (汤摘自《理论与现代化》2o07年第2期 李进书,杜茜/文)
滋生腐败的土壤究竟是什么
谢鹏程在《学习时报)2oo7年4月2日干U文 指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是权力失控和失范的表 现.既有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也有对权力的制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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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罗泰：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罗泰：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
罗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 译：许宏 校：张良仁
研究学术语言并非英语地区（例如中国）的考古学时，首先应尽力理解当地学术文献中常用的术语。当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以进行跨文化的比较时，这一点尤为重要。譬如，要找出古代中国城市与其他早期文明的城市之间的异同之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定通常译为“city”的中文词汇在语义范围上至少大致相当于我们在其他地区习称为“city”的现象。
我们应当注意到汉语的“城”一词是有多种含义的。人们通常将“城”译成 “city”（英语）、“stadt”（德语）、“gorod”（俄语）、“ville”（法语）和“urbs”（拉丁语）。不过，这些印欧语系的词汇，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可以产生多种联想的语源。“城”也是如此，它有“city”（城市）和“city wall”（城墙）两重含义。前者的含义无疑来自后者，且是通过第三者，即意思相近于“城堡 ”（f ortress ）的含义得来的。前面所列印欧语系的词汇中，只有“gorod”（与英语中的“garden”有关，本来是指一个被保卫的封闭场所）的含义与之略为接近。而且，汉语中的“城”（古音读?j?? ）与同音的“成”同源。类似的渊源关系见于德语的“Stadt”（以及德语的“Staat”、英语的“state”、法语的“état”）和德语的“stehen”、英语的“to stand”、拉丁语的“stare”，都是“站立、建立”的意思，与古汉语“成”相同。
在当代学术著作中，“城”这个词还经常被用来表达与希腊语的“polis”、拉丁语的“civitas”、德语的“Stadtstaat”和英语的“urbanism”相关的更大的概念。在现代人类学的影响下，“城市”（city ）的存在已经被人们视为“文明”（civilization ）出现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志[1]。由于汉语中“城市”这个概念很自然地被等同于“城”，也就是“城墙”（walls ），所以有的中国考古学者不知不觉地将其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焦点专注于围垣聚落上。
然而，与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大规模的、地位重要的围垣聚落（walled settlements）在中国的考古材料中却出现得较晚。这似乎引起一些学者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为了给中国文明建构起尽可能早的起源框架，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城市”定义[2]。不过，我对此却有所怀疑。我认为，为了正确地理解早期中国城市文明（urbanism ）的缘起，学术界或许应当放弃把“城市”与围垣聚落等同起来的思路。 再进一步，我们或许有必要质疑早期中国“城市”与“文明”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这一点我后面还要再讨论。简言之，我认为中国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成熟而复杂的国家形态的社会政治组织尽管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它们的空间设施却缺乏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很多关键性的特征。成熟的城市，以及显著的城乡差别，到了东周时代才得以出现。
中国先秦时代聚落的围墙以夯土筑成，材料虽坚固耐用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图一）。夯土也用于建造重要建筑的台基。建筑本身的寿命极短。他们大多为木构框架，墙或为木骨泥墙，或用夯土，或以土坯砌筑，屋顶则覆以茅草。有时也许不用茅草，而是代之以木瓦。瓦的出现似乎较早，但迄于战国时代仅有零星的发现。砖的烧制则到了青铜时代最末期才出现。在整个先秦时代，瓦和砖的使用还仅限于非常重要的建筑。石头有时被放在柱坑内作为大型木柱的础石，或被用于某些夯土建筑外围的卵石散水；除此之外，石头从未被用作建筑材料。
图一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夯土墙断面（作者摄于2002年）
直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大多数住宅和其他建筑还都是半地穴式房屋，覆以简单的茅草顶。这样的建筑，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定居生活的初始阶段，其使用寿命比台基式木构建筑还要短。因此，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的聚落，也是以互相交错打破的土坑组成，各种土坑遗存分布得密密麻麻，使考古学家们颇为困惑。部分土坑是人们有意建造的住宅或贮藏建筑，而其他大量的土坑则是随意挖成的垃圾坑。有意建造的建筑，后来也往往被当作垃圾坑使用。地面建筑的夯土基址废弃后，常常被后来的土坑打破而损毁殆尽；而这些建筑又经常建造在更早的填满堆积的土坑之上。保存状况特别好的时候，柱洞可以显示墙与支撑架构的走向，但一般的建筑物由于经过了多次重建，布局变得模糊不清。
尽管这些遗址发掘起来非常棘手，但80多年的田野工作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可以用来重建先秦时代的雏形城市与城市聚落发展的脉络。下面我将以早期王朝的核心地区——黄河、淮河和长江中游以及山东半岛为限，勾勒出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
1．肇始阶段 公元前三千纪，新石器时代晚期；
2．形成阶段 公元前2000年至前600年，含中国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包括已有文献记载的商（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时期；
3．发达阶段 公元前600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它大体但并非完全相当于传统史学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50年至221年）。
这一分期只是为了陈述上的方便, 而不是在阐明某种关于“城市”进化的目的论。我的简述也许会给读者一个整齐划一和单线发展的 “城市”进化的印象，但在中国漫长的时空跨度上，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
许宏出色的综合研究从考古学上论证了先秦时代的城址，其中肇始阶段有40座，形成阶段有39座，发达阶段有428座[3]。他用了“城市”一词，这是一个复合词，属现代汉语的新词汇。尽管将来的发现无疑会修改许宏的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的确表明城市在公元前一千纪的中叶，曾经有一个巨大的、或者说是迅猛的扩张。我认为只是到了这一时期，城市才真正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现象。即便具有某些城市特征的聚落在此前已经出现，但把这些聚落的存在看作是判定早期中国属于国家形态文明的关键因素，恐怕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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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wang-chih Chang:,“China Toward Urban Life,” in Courses Toward Urban Lif e, edited by Robert J. Braidwood and Gordon R. Willey, pp. 177-192, New Y ork: V 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1962 (又见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22-4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岡村秀典(編) 《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 平成９年度—平成１１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 （２）研究成果報告書》, 京都：京都大学, 2000;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95-2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Shao Wangping,“The Longshan Period and Incip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203-206、216-219.
[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一、肇始阶段：新石器时代的雏形城市聚落
围以环壕（有时是矮墙）的村落，很早就出现于黄河流域的若干新石器文化和类型中。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公元前五千纪的陕西西安半坡[1]和临潼姜寨[2]遗址，它们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依苏秉琦及其学派的提法，称为仰韶时代半坡文化[3]）。这两处聚落各有6个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群，每群有若干小的圆形房址环绕在一座稍大的方形房址周围。每一房址群或许对应于一个（异族通婚的？）“大家族”，小房址则对应于一个核心家庭。围墙为随意堆土垒成，而不是像后世城墙那样以劳动密集型的夯筑技术修建而成。所有迹象表明，半坡期的遗址还没有形成一个三级聚落的层级结构（附近的墓地也没有形成类似的墓葬分级），即没有一般认为的城市文明（urbanism ）的特征。因而，把半坡和姜寨这样的围垣村落排除在“城市”（甚至“雏形城市”）范畴之外，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图二 新石器时代城址：1. 城头山 2. 走马岭 3. 平粮台 4. 城子崖
按以往的认识，公元前五千纪和四千纪应属于前城市时代，但近年的发现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仰韶文化的一些村落，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4]和河南郑州的西山[5]，发现了大型地面式公共建筑，它们可能具有宗教性的功能。公元前四千纪的西山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让发掘者感到意外的是，环绕这个聚落有一周不规则形的夯土墙，该土墙修得相当坚固。环绕以厚实的夯土墙并且年代极早的聚落也见于华南，如公元前四千纪屈家岭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6] （图二-1）、湖北石首走马岭[7] （图二-2），甚至更早的湖南澧县八十垱[8]。如果这些遗址可确认为城市或雏形城市的话，我们就会期待它们处于一个多级聚落结构的顶端，但目前看来，它们似乎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墓地也并未显示出相应的墓葬分级）。这种印象可能归因于田野工作的不足。不过就技术而言，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和围垣的建筑方式是后来的雏形城市和城市遗址的鼻祖。
在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文化的若干地方类型中，目前已知的围垣聚落至少有50～60座[9]。其中一例是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10] （图二-3）。其围垣呈方形（185x 185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基本上为正方向。围墙上的两座门不在一条直线上。其中，坐落于南墙正中的南门更为重要。用土坯建造的门卫房，表明该聚落对限制进出的重视。围墙以内的发掘和钻探发现了许多长方形多间建筑（其具体数字未能确定），这些建筑以土坯砌墙，坐落在不高的夯土台基上，也基本上为正方向。它们的平面布局尚未公布。这样的建筑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较为普通，但是与当时占主流的半地下式房屋相比，它们可以说相当壮观。以这样
的方式建造的建筑可能是贵族的住所，或者是祭祀祖先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自约公元前3000年以来祖先崇拜已用来宣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合法性[11]。由于礼仪展示在政治权威的运用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整个青铜时代的贵族建筑都同时承担着“宫殿”和“宗庙”这两种功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认这类宗庙、宫殿在此时是否仅见于围垣聚落，但它们出现于平粮台，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即平粮台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门禁社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大众分离出来。平粮台围垣聚落的规模相对较小（约四个足球场大），大多数供养着贵族阶层的非贵族人口一定另有居处。在后来在青铜时代的城址周围分布着非贵族人口的聚落，平粮台的“郊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聚落迄今还不得而知。我们对这个遗址周围更大区域的聚落形态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华北其他地区的聚落材料开始显示出三级聚落与墓葬的层级结构。平粮台和其他贵族活动中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空间范围包含着大部分后来成为早期中国王朝核心地区的区域。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材料仍然相当零散。刘莉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思考[12]，但这些思考只是设想，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充分支持。许宏则审慎地总结了当时他能收集到的尚不完备的材料[13]。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正在逐渐累积，例如在河南中西部的巩义和洛阳盆地[14]、山东东南沿海的两城镇[15]、内蒙古赤峰[16]等地开展的中外合作以及中国学者独立承担的考古项目[17]。
需要注意的是，龙山时代的诸城址间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许宏明智地把它们按地域来处理[18]。它们各自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相同。受日益激化的政治气候的影响，一些遗址可能出于防御的目的开始筑城[19]；而另一些遗址筑城的目的则应是为了把礼仪中心的神圣空间同外界隔绝开来[20]。由于这些聚落大部分尚未发掘，可以据以分类的主要标准是形状和面积。例如平粮台，面积较小而形状却异乎寻常地规整；相反，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的面积达20万平方米[21] （图二-4），山东五莲丹土遗址面积有23万平方米，而离丹土仅1公里的日照两城镇遗址面积达90万平方米，它是东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22]。
依本人的意见，是否可以仅凭与青铜时代更为显著的围垣城市聚落间明显的传承关系，就把平粮台甚至城子崖这样的遗址看作“城市”，还是值得商榷的。相反，在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文明（urbanism ）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当放宽研究视野，跳出围垣聚落的窠臼。一个显然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有一些围垣聚落比附近的非围垣聚落要小得多。我们可以设想一批贵族居住于一个小城堡里，而平民大众住在范围更大的、不设防的中心聚落，贵族对平民大众发号施令。但具备雏形城市特点的也许并非贵族居住的小城堡（尽管有围墙），而更可能是人口较多的平民聚落（无论有没有墙）。当然，在这类情况下，也可以将小城堡和平民聚落考虑为一座雏形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丹土和两城镇可能是这种二元雏形城市结构的一个实例，但是否如此，而且其是否有任何代表性，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科学出版社，1963年。
[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
[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7期,4-15 页。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4期, 16-38 页。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 文物出版社，2002年，1-34页。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21-36页。
[11] Liu Li,“Ancestor Worship: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2000).1-2, pp. 129-164.
[12] Liu Li,Development of Chiefdo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in Neolithic China:
A 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Patterns ，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idem: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31-4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
[14] 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2期，161-218页；Liu Li, et 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iluo Regio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2(2002-2004), pp. 75-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5]方辉、加利·费曼、文德安、琳达·尼古拉斯《日照两城地区聚落考古：人口问题》，《华夏考古》2004年2期，37-40页； 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pp. 453-474;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4期，289-303页。
[16]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Gideon Shelach, Leadership Strategie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ocial Complexity in Northeast China （Fundamental Issues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1999.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2005年5期,18－37页。
[18]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9] 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12期，69-74、85页。
[20] Paul Wheatley，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1971.
[2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5年，231-233页。
[22] Anne P. Underhill et al.,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S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5（1998）.
二、形成阶段：早期青铜时代的族邑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城市”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规模。位于河南郑州的商代前期都城，如果包括迄今尚未完全搞清的外城的话，面积逾13平方公里[1]。在其全盛期的公元前15世纪，它应当是世界上容纳人口最多的聚落点[2]，其面积是日照两城镇和丹土面积总和的15倍多。它的内城面积达3平方公里多（图三-1），几乎是平粮台面积的百倍。像平粮台一样，这个城圈内也充斥着宫殿宗庙和贵族居所，但其巨大的规模则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被后代建筑所压占[3]。
图三 商代城址：1. 郑州商城 2. 三星堆遗址 3. 盘龙城遗址 4. 偃师商城
同时期规模相当的聚落见于相隔较远，但与商王国保持着松散联系的地方。例如三星堆，位于遥远的四川盆地，有大约3平方公里的围垣核心区，周围1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是人口密集的郊区[4]（图三-2）。中等规模、带有围垣的区域中心也有发现，如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5]（图三-3），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6]。由于这两处遗址都位于商王国的外围，说城墙的存在出于防卫的需要的观点大概不无道理。
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围垣聚落中，迄今为止得到最全面的发掘的是河南偃师商城[7]（图三-4）。其年代属商王朝前期，与郑州商城约略同时。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有宽约16～17米的夯土墙，墙外还有6～7米宽的护城壕。聚落中最早的部分是位于遗址南部的长方形的小城，此后向北和东两个方向扩展成曲尺形的大城。已发现的五座城门和道路遗迹，表明城市布局具有接近磁北的方位观念。遗址南部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十余处大型夯土基址群，其中三座又各有自己的围墙。最大的建筑是位于中部围垣（发掘者称为“宫城”）内西侧的2号基址，它在建筑规模最大时长度达90米。发掘表明，围垣区的北部有贵族建筑和可能是池苑类的遗存。大城内发现有制陶和冶铸作坊，以及其他手工业遗迹，其产品大概专门面向居住于此的贵族。这里也发现了若干墓葬。
最近的发掘资料表明偃师商城主要是一个贵族聚落，一个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居民似乎既有身份稍高的人，也有依附于贵族家庭的侍从和奴仆。平民应居于他处，其聚落还没有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类似的情况可能也见于郑州商城，那里在中心
城址以外巨大的外城区域内，也有重要的手工业制造活动的遗迹。
令人好奇的是，与我们观察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情况相似，一些中国青铜时代较大的聚落遗址，包括一些公认的主要国家的都城都不见城墙。一个早期的例子，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8]（图四-1），它或许是中原地区一个成熟的王朝国家最早的都城，其距离偃师商城不足 10公里[9]。同样，位于河南安阳的晚商都城殷墟，大概是先秦时代中国最著名的考古遗址，已有80年的发掘史，与二里头一样，这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夯土城墙的证据[10] （图四-2）。相反，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广大的宗庙宫殿基址、居住区、作坊、祭祀遗址和墓地，它们散布于洹河两岸约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看不出明显的布局形态[11]。另一个令人不解的情况是，中加合作进行的安阳地区聚落调查最近在洹河以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长方形城址[12]，时代上恰好早于殷墟都城。防御上的需要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偃师商城有城墙，而附近的二里头没有（除非是历史环境发生了改变，商作为来自东方的入侵者需要某种形式的军事防御，而此前生活在这一带的“夏”则不需要——但这只是一个姑妄听之的故事，考古学家应当避免谈及），以及为什么商在洹河北岸筑城而不在近旁的殷墟筑城。
图四 三代非围垣都邑：1. 二里头 2. 殷墟 3. 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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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外郭城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04年3期，40－50页。
[2] 叶斐(Norman Yoffee) 、李旻《王权与国家：比较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城市》，载于荆志淳、唐际根、高岛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276－290页。
[3] 相关考古报告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1期，63-66页；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
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227-254页；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3-10页。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黄河小浪底水库山西库区考古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 Jim A. Railey, Neolithic to Early Bronze Age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in the Yuanqu Basin, North-Central China，Ph. 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1999.
[7]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03-21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 Sarah Allan, “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2(2007), pp. 461-496; 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Duckworth, 2003; Robert L. Thorp,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 or the Xia,” Early China 16(1991), pp. 1-38.
[10]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 杨锡璋、刘一曼《1980年以来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73-181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5期。
进入西周时代，围垣聚落变得尤为稀少。西周的都城如陕西扶风和岐山的周原、长安的丰镐和河南洛阳都没有发现城墙。显然，这一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的都城也没有城墙。其中一个无城垣的大型政治中心位于山西曲沃曲村，是晋国最早的都城，它兴盛于公元前1000～前589年[1]。根据对曲村墓地墓葬数量的初步统计，在该遗址超过四个世纪的使用时期内，晋都成年核心人口的平均数量不足2000人[2]；其总人口数可能超过5000人，在其最盛期或许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虽然周原、丰镐、曲村和洛阳（以及二里头和殷墟）都没有城墙，但许宏把它们都看作是“城市” [3]。尽管都有数量众多的人口，这些聚落内显然只有分散的贵族宗庙宫殿建筑群，它们的周围仍然是随意分布的半地下的民间建筑。
迄今所知唯一一处属于西周前期（公元前1050～前950年）的围垣聚落，是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4]（图五-1）。由于燕地处周王国遥远的东北前哨，防卫的需要大概是它筑有城垣的主要原因。或许出于军事上的原因，燕都在西周前期之末就废弃了。尽管未来的考古发现无疑会填补无城垣聚落的空白，但就目前所知，在此后的150年里，无城垣聚落的兴建和使用在中国极为普遍。
图五 周代城址：1. 琉璃河遗址 2. 曲阜鲁国故城
位于今天山东曲阜的鲁国都城，即孔子故里所在的城址，尽管不少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5]，但可以肯定其始建年代并不早于公元前800年[6]。该城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后来占据其西南角的帝国时代县治的四倍以上（图五-2）。尽管鲁城有时被引为周代城市的范本，但许宏指出其规划和布局实际上与《考工记》（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因被收入儒家的礼学典籍《周礼》而保存至今）中的蓝图很少有一致之处[7]（图六）。城址的平面形状不规则，并非如《考工记》所规定的那样方方正正。已发现有11座城门，其中南垣上有2座，东、西、北垣上各有3座；《考工记》则要求每边各有3门。另外不同于《考工记》的还有，鲁城的城门并非两两相对，城内发现的5条大路也没有形成方格网状的布局；实际上，它们甚至并不总是直角相交的。唯一与《考工记》一致之处是主要的宗庙宫殿和贵族居所都大致坐落于遗址的中心地带，这应当是偶然的。或许这些建筑有自己的围墙（如《考工记》所规定的那样），但由于整个宗庙宫殿区都被后代建筑所压占，目前已知的遗迹状况还不清楚，因而我们对周代遗存的总体面貌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从考古发现的中国史上的绝大部分的城址看，《考工记》并不是一部关于城市标准布局的可信的指南。它似乎并没有反映先秦时代城市建设者的任何观念，甚至也不是他们头脑中的理想蓝图。
图六《考工记》中理想化的周都布局（《三礼图》，1676年版）
发掘和勘查资料表明，在鲁城宗庙宫殿的周围广泛分布着作坊遗址，那里生产供贵族消费的陶器、金属和骨制品。此外，鲁城内还发现了几处贵族墓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显然不同于帝国时代的中国城市，后者总是把死者葬于城外。鲁城近郊分布着不同的祭祀遗址；这些郊外区域是否还存在（非贵族阶层的）聚落，尚未得到考古学的证明。
无论有无城垣，形成期的城市（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雏形城市）往往是控制着周围区域的宗族所在地[8]。就其本身而论，它们都是政治经济组织的节点和宗教活动中心，因此与汉森（Hansen ）所列的“城市国家”（city states）的一些标准大致相符
[9]。但中国城市缺乏希腊城邦（polis ）和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城市所具有的特殊氛围。它们在文化上没有脱离周围的乡村。据我们所知，后者的居民与城市居民属同一群体。另一个方面，这些遗址相对的短暂性可以把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市区别开来。与近东不同，古代中国没有人为形成的土丘聚落遗址。在许宏梳理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聚落中，很少有被长期居住使用的[10]；例如，大型围垣中心郑州商城，似乎只使用了1个多世纪，而殷墟稍长，大概延续了273年。位于山东滕州的东周时期的薛国都城，城址似乎延续使用了很长时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战国时代，但它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宗族的权力中心
[11]。河南新郑的一处城址先后成为郑国（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375年）和韩国（亡于公元前230年）两个国家的都城[12]。但这些似乎都是例外。中国早期族邑（宗族中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经常迁移。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战国时代以前的聚落明显缺少真正的纪念性建筑。
早期历史文献证明都城经常迁移[13]。例如，尽管商显然在河南东部拥有一个永久性的礼仪中心（大邑商），但有记载说商王曾七迁其都[14]。同样，周王室在最后定都洛阳以前，曾经不停地在几个同时存在的都城之间迁移；即使在洛阳地区，公元前11世纪至3世纪之间，王室的居所也变动过几次。周代的许多诸侯国也曾经不同程度地迁移过它们的都城。国都屡迁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生态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或宗教上的；同时，迁都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迫的。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并非与对一个特定地点的控制（或者，像经常发生于近东的那样，伴随着对当地神祇的祭拜）密切相关。
为了正确履行祭祖礼仪，所需用具须便于携带，万一损毁，也是可以替换的；就国际标准而言，宗庙则相对简朴适度（而且即便一直坐落在同一地点，它们也需要经常重建）。在早期中国，政治权力主要是来自于宗法制度内部的社会结构，而不是来自于任何特定场所表现出来的权威。这种文化优先性——古代中国文明之所以独特，它可能是一个原因——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的雏形城市和城市在我们所说的肇始和形成阶段的具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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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2]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ca. 1050- ca. 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宗子维城），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p. 133 n.10.
[3]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24－27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6]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5-97页。
[7]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71-184页。
[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ca. 1050- ca. 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宗子维城），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9] Mogens Herman Hansen (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2000.
[10]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1]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8页。
[12]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论丛》（3），1980年， 55-67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2-93页。
[13] Nancy T. Price, “The Pivo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Four Quarters，” Early China 20（1995）: 93-120.
[14]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三、发达阶段：青铜时代晚期城市
本文开篇所引许宏的统计数字，表明城市曾经有过迅猛的扩张，这个变化较早的一次，是晋国的都城由前述的曲村迁至位于现在山西侯马的新田（公元前589年）。就城市形态而言，新田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直到它公元前403年被废弃，或许是当时中国最新潮的城市[1]（图七-1）。集聚在新田的聚落散布于大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其中心区，晋的公室居于三个城圈之中，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为什么有三座城而非单独一处尚不得而知；它们或许代表了扩张过程中相继的片断。但有趣的是，同样的结构后来又见于战国时期作为晋的继承者的两个国家的都城，即山西安邑的魏国故城和河北邯郸的赵国故城[2]（图七-2、
3）。由此看来，三座城也许有功能上的不同。此外，新田至少还包括三个小城（其中两个是双重城垣），每个小城的面积约2万平方米。它们被认为是非公室的重臣宗族的居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晋国重臣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宗族原来都应当居住在晋都以外各自的领地。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他们迁至晋国都城新田，这反映着一个新的趋势，即单一宗族的城市（或雏形城市）发展为多宗族的城市（或成熟城市）。
图七 战国时期诸侯国都：1. 新田 2. 安邑 3. 邯郸 4. 临淄 5. 纪南城
新田多个城址的周围，是若干人口稠密的非贵族人口居住区。还有大面积的墓地和祭祀遗址散布于聚落之间。此外，新田还拥有规模巨大、分工细密的手工业作坊，此时它们已不再仅仅为当地的贵族消费而生产，而是面向更为广泛的商业贸易。这种情况在著名的侯马铸铜作坊表现得最为清楚[3]。新田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建于高耸的夯土台上的建筑，这是中国在真正的纪念性建筑上的最早尝试。这类建筑既修建于公室宗庙宫殿区又建造在郊外的公室成员墓葬之上，需要集中大量的劳力，其壮观程度也非一般人居住的简陋建筑可比。这些都很直接地反映了传统的宗族结构的崩溃，以及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社会差距的增大[4]。
因此，与形成阶段的“城市”相比，侯马不仅更为庞大，而且居民成分更为复杂。如果说早期族邑以祭祀为主，那么新田则已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它反映了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使中国完全改观。
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都城开始拥有空前的规模和人口。同时，许多诸侯国出现了一个在行政管理上依赖于都城的二级城市网络。在许宏所列的此期城址中，这类后起的城址类型占了大部分[5]。当然，各类肇始阶段和形成阶段的族邑，其规模相差也较大，但只是到了发达阶段，我们才开始看到具有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市层级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这昭示了以往以血缘为中心的、世袭的政体转化为由官员经营的领土国家。
最为著名的战国时期都城是山东临淄的齐国故城[6]（图七-4）。约有50万居民的临淄，是公元前4世纪至3世纪前半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和重要的学术中心。战国时期的临淄城占地约20平方公里。整个城区围以垣墙。这与新田不同，但与华北同时期的大部分都城相一致，无疑是由于战争的威胁。此外，与大部分其他战国时期的都城一样，临淄也是由“宫城”和更大的“外郭”组成，前者位于城市的西南部，面积约3平方公里。传统观点认为，战国都城中的宫城源于肇始阶段和形成阶段的贵族围垣设施，而外郭系圈围起以往的郊区而成；但临淄的发掘表明，现存宫城的建造实际上晚于外郭。无论如何，宫城与外郭的分立，意味着国君活动与一般贵族和平民的生活分离开来，同时也反映了战国社会已经分化出不断走向专制的统治者和大体均质的平民大众。
图八 位于临淄“宫城”内的战国宫殿基址“桓公台”（作者摄于1986年）
对临淄城内布局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宫城内有一个巨大的高台，应是主要宫殿的基址（图八）。在外郭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用于城市水源供应的石砌水门，其精巧的设计可以阻止入侵者的潜入。而且，外郭内还发现了一些春秋时期齐国统治者的大型墓葬，可惜它们已遭盗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战国时期的齐王在都城以外营建他们的大型墓地。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人们极力追求建筑和城市形态中的天象意义。作为具有重要礼仪特征的建筑物，这些大型墓葬要比战国城市中的任何建筑遗存，都更充分地体现这种追求[7]（图九）。
图九 出土于河北平山的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摹本
在主要的战国都城中，唯一不见宫城和外郭之别的是地处南方的楚国都城——湖北荆州纪南城[8] （图七-5）。从其周围墓葬所出随葬品看，它一定是当时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与同时期的其他都城一样，纪南城也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居民成分复杂。的确，这些都城中最为重要的成分是数量众多的平民人口。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而不直接依附于统治者的朝廷（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或许是从早期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工匠阶层发展而来的）。很惭愧，我必须说明这些情况主要是从文献中获知的, 考古学迄今所能提供的可供验证的资料仅限于墓葬。不过它已透露出强烈的信息，即传统的宗族秩序正在崩溃，而祖先的威望在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时所起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小[9]。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亲族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或作为城市居住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已不再重要。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新的社会现实带来了新的社交方式和社交空间。
因此，战国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展起明确的城市文化，即真正的“城市生活”的地方。然而，战国都城颇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它们似乎不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并且市民与村民的身份地位并无不同。如果这方面的差异是界定城市的关键性标准，那么就不得不说中国即使是到后来的历史时期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城市。在我看来，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四、结 语
在先秦时代最后几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具有雏形城市或成熟城市特征的聚落。这不仅表现在约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城市遗址数量和面积的增长，也表现在城市功能的扩展，这些城市从贵族活动的场所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和制造中心。把形成期的大型（围垣和非围垣的）族邑，甚至把肇始阶段的一些大型遗址都视为“城市”也许没有什么坏处。不过，只有到了发达阶段，也就是国家形态的文明在中国已确立了1500余年后，城市的存在才成为中国文明的要素，城市才成为展示其最高文化成就的橱窗。
或许在古代中国，与空间控制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组织本身（这个社会组织体现在以巩固宗族内部层级关系为目的的祭祀活动上）；又或许，其抽象意义上权力的外在形式，因为社会组织的特点，空间控制不像在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中表现得那
么强烈？如是，这应是引人注目而独具特色的。不过这种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即便确实存在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段，到了战国时期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有人或许会怀疑来自于欧亚大陆的某种“影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生了作用[10]。这个问题，虽然依现有的证据还无法回答，但不应再是畏忌了。
译者按：作者罗泰教授对译稿作了悉心校正，彭小军同学帮助重新整理了插图及中文文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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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86-89页。
[2]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7-98、100-101页。
[3]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Province： Art of the Houma Found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
[4]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ca. 1050- ca. 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宗子维城），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UCLA， 2006, pp. 326-369.
[5]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86-89页。
[6] 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5期，45-54页；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8-100页。
[7]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pp. 293-325.
[8] Thomas O. H?llmann: Jinan: Die Chu-Hauptstadt Y ing im China der Sp?teren Zhou-Zeit (Materialien zur Allgemeinen und V ergleichenden Arch?ologie, v.48), München: C. H. Beck, 1986;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铅印本），湖北省博物馆，1980年。
[9]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Social Ranking in Chu Tombs: The Mortuary Backgrou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Manuscript Finds,” Monumenta Serica 51(2003): 439-526; idem: “Mortuary Behavior in Pre -Imperial Qin: A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Chine se Relig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vol. 1: 109-172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dem,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 Richard M. Barnhart, “Alexander in China? Questions f or Chinese Archaeology,” in Chinese Ar 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Yang Xiaoneng, v. 1, pp. 329-34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ukas Nickel, “Tonkrieger auf der Seidenstra?e? Die Plastiken des Ersten Kaisers von China und die hellenistische Skulptur Zentralasiens,” in Züric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Georges Bloch Annual) v. 13-14 (2006-07), pp. 125-149.
（《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收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
范文四：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 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八大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 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 明进步状态。
“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提出，是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之后的第五个文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科学发展的实质阶段，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设的最新发展。
2007年10月15日，****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他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同时还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从十七大到十八大的5年间，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工作稳步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十八大报告更是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并列的高度，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转型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八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集中论述，并系统性提出了今后五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一，强调统筹各种生态文明的实现形式的共同推进。 第二，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第三，强调采用市场手段实现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还提出新的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次报告中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工业时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呈指数增长的同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呈现加速和全球化趋势。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的凸显，表明人类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前我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然资源日趋短缺、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和生态系统持续恶化。资源短缺问题日趋突出。由于经济发展迅猛，我国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压力越来越大，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首先，我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又相对匮乏，从而导致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就更少。 其次，我国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第三，我国资源供求矛盾突出，一些矿产已经不能自给，需要大量进口。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环
境压力也极为沉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及有害化学品污染以及环境物理性污染等集中出现，远远超出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现在我国的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四大自然生命系统，大气生态系统、水源生态系统和能源矿产生态系统三大自然环境系统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的生活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水危机、沙漠化、气候异常、土壤酸碱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生态文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人类自从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在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资源危机、生态灾难、环境危机，以致发展不能持续， 民生不能有效改善，人类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境界，是正在积极推动、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 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克服危机的明智之举。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维护生态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从世情、国情出发，以转变发展观念，培养环保意识，建立生态环保体制、机制，发展环保、绿色技术和开展国际合作等为基本途径。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上，应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结构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新阶段推进发展的重要任务。在行动上，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发展环保技术和绿色技术，与国际共同应对环境挑战。应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抓紧拟订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采取总体制度一次性设计、分步实施到位的办法，使鼓励发展的政策与鼓励环保的政策有机融合；遵循自然规律，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重化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环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保护环境。除了国家加大宣传力度，制定相关的措施与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作为普通公民我认为肯应该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环境保护意识的局面下，我们要努力学习生态文化，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提倡从我做起，倡导绿色消费，倡导低碳生活。同时也要形成节约消费光荣、挥霍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学校我们要懂得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下个人的责任与义务，投身社会，我们更要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贡献自己的热情与力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而这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完成的事，是需要我们全民参与的，只有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蓝天白云不再是梦想。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让我们一起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范文五：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新论
2010/3
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新论
易小明
摘 要:劳动的静态结构其实就是劳动主体通过劳动工具而与劳动对象的结合,据此,我们把过往的人类文明划分为对象文明、工具文明、主体文明三个时期,人类文明从对象经工具而走向主体的过程,既是劳动的展开过程,也是人类自身不断丰富、发展、解放的过程。关键词:文明;对象;工具;主体中图分类号:文章编号:
B03 文献标识码:A1001-490X(2010)3-085-04
就是人的本质,即与人发生本质关系的自然界,就是人固有而客观的本质。他说:/我憎恶那种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我依赖于自然界为耻。我公开承认自然力不仅作用于我的表面、我的皮肤、我的身体,而且作用于我的核心、我的灵魂。0这实质上是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自然与自身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自然同一。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是对象性的存在乃因为人与对象具有着共同的现实本质,即都是感性的存在,这种认识是通过感性的直观完成的。
虽然,感性的直观作为一种感性认识原则,它相对于感性的活动仍然具有抽象性,但这种抽象性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抽象性是有本质差异的,费尔巴哈之感性直观的抽象相对于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抽象而言,它就是一种十分的具体、就是一种非常的现实、一种彻底的实在,所以,费尔巴哈感性/抽象0
劳动,静态来看,就是劳动加劳动工具加劳动对象。任何社会的物质生产都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即劳动者运用劳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以符合自身的需要。有趣的是,不仅每一劳动过程的展开都表现为活动重心从主体之外最终回到主体自身,而且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也相应地表现出这种活动重心不断由对象和工具向主体移动的特征。据此,我们从生产劳动的静态结构把过往的人类文明相应划分为三大时期:即对象文明时期,工具文明时期,主体(即人、劳动者)文明时期。
一 人的对象性存在与对象文明的生成
所谓对象文明,就是人的主体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类主要依赖对象提供的自然产品来维持生存的是一种文明状态,这一文明期是人类文明的滥觞时期。对象文明之所以产生,乃基于人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即一种感性的、具有对象性特征的存在物,这种对象性存在物的现实存在,其本质就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过程,这一活动过程体现为受动与能动的统一。对象性是相对于非对象性而言的。所谓非对象性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存在着0。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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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湖南省差异与和谐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南,吉首,416000;湖南,长沙,410083
恰恰就是对黑格尔绝对理性抽象的反动和批判。但由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缺乏内在的活动原则,因而它还是最终不能走向历史的真实的具体。
其实,对象性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但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既是属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也是一种属人的对象性关系。属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互为对象、相互确证对象的存在,因为人直接地就是自然的存在物。所以,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之间也就必然存在这种属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但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又不只是局限于这种属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而是还具有高于这种关系的属人的对象性关系。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0人以社会关系集结个体并能动地联合为类,因而作为以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类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就必然是属自然关系与属人关系即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并且社会关系才是属人关系的根本所在)))因为它体现人的本质、提升人的存在,它是一种突破了自然的混沌统一而被人意识到了的真正为我所创设并服务于我的现实关系。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5德意志意识形态6中提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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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然是对象性的、关系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不是自足的,它必然依赖于对象、依赖于人与对象的对象性关系,这种依赖是必然的、显而易见的,它表现为人作为自然的对象性存在而向自然存在和自然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向人而存在,这就是对象文明产生的本体根源。从人的本源角度来讲,人来源于自然,他就天然地对自然有一种依赖关系。人是从自然发展了的关系中生成出来的,自然之各种关系的/成熟0是人得以产生的前提,从而也就是人得以生存下去的基
其实,关于对象性存在最早是费尔巴哈针对黑格尔无对象的绝对主体提出的一个命题。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对象性的人的思想,即人是一种意识到自身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对象性关系存在者。费尔巴哈在5基督教的本质6中提出了对象性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0,即人是相对于、依赖于对象而存在的。二是对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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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没有自然的发展,就没有人的产生条件,也就没有人的产生,当然也就没有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所以,人首先必须参与自然界的生活,必然与自然对象相互依存。于是,人现实地/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0这是通过人的能动活动实现的。虽然人的活动具有能动性,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对先在对象及其实存关系的/尊重0,正如列宁所说:/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实践活动。0人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现成的世界中的,他只能以既定现成的世界为根据,只能以既定的自然资源为原料,只能依赖于它们才能对其进行改变与创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0所以,从事活动的个人/总是在一定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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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等的基质、载体,与本体、实体概念具有同一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则是指在认识活动中与作为被认识客体相对应、相关联的认识者。其实,人不只是在认识活动中存在着主客体关系,而是在一切对象性活动中都存在着主客体关系。因此,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相对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其范围更加广泛。
人是对象性存在,人的对象性存在的本质是通过对象性活动而展示的。在5手稿6中,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感性的人0、/感性的自然界0都是对象性存在物的思想,但如何理解对象性存在方面,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存在着重大差别。费尔巴哈认为,理解对象性的存在靠人的/直观0,而马克思则认为靠人的/活动0。对象性活动包括对象性生产与对象性消费两个方面。所谓对象性生产就是人在指向一定对象的活动过程中将自己的需要、尺度、能力等外化到对象中,使对象发生符合人的需要的改变从而满足人的需要。所谓对象性消费是指人对自己所创造的产品的消费,使产品转化为自身生命结构要素和内在主体力量,从而进一步发展完善主体自身。
把人的对象性存在理解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重大超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5基督教的本质6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0由于人的对象性活动是由人的对象性存在本质所内在地规定了的,因此/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0对象性的存在被存在双方所规定,主体设定对象,对象设定主体的,因此,并不是主体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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