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问题。

　　关键词：思想改造；起源；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66-02

　　思想改造，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中国知识分了：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近三十年时问，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较少再提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对知识分了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思想改造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建国初期，我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了约有7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学校、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是一支建设中国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了“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于1951年9月到1952年冬，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因此，研究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对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有现实意义。

　　一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口算起。这一天，**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有一次谈话，据《**年谱》记载：“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九日，致信**、**，报告本月以来马寅初以口头和书而邀请**和其它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时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刘副主席、**、朱总司令、董必老、**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如果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说，马寅初的这封信是有损他个人名节的，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马寅初的这封信最后转给了**。1951年9月11日，**在马寅初给**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1949年4月30日，**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网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后来**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 马寅初在他给**的信中提到的“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几**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日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对新时代存有幻想。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性，但主要还是外在的压力。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燕京大学的两个教授顾颉刚和邓之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

　　1951年9月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生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这个报告是以他个人的经历开始的，报告亲切、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回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关于知识分了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了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

　　三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在会上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了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而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0月23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会议以后，**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话，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这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责任编辑　刘　皓

范文二：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作者：笑蜀

在**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 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他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 来消灭精神贵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 的权力分配；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 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

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解释 的：“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 动──引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 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 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份就范。”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 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说基本准确。

**为整肃知识分子向斯大林问计

对知识分子，**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 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的政 治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 级。到了六、七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 ：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 在**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当然更是异己力量。战争年代，固然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在文化界、 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对垒。但即便在那时，**对知 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也并非没有特殊安排。1998年第1 期《百年潮》杂志披露，早 在1947年11月30日，**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 ：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 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而**所说 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当然主要指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 派。**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斯大林认可。斯大林复电称：中国各在野党，代 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 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 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 主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但即使 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即与国 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稍后，毛泽

东在同苏方联络员的一次会谈中，仍把“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 列为他密访苏联时与斯大林商谈的首要问题。

由于斯大林反对，取消民主党派的主张最终未能实现；但**在1947年10 月27日即已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张，即“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 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 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主张，却还没有等到 “打倒**”，便立即付诸实施。1948年初，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作：《 斥反动文艺》，抨击“反动文艺”的三个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潜、肖乾。邵 荃麟等左翼作家也在这时拍马上阵，把沈从文、朱光潜、肖乾连在一起批判：当 奴才们愈感觉到自己的没落的恐惧，他们便愈想找寻一些面幕来掩遮自己的残怯， 和更进一步的欺骗人民。??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气”（这里是指沈从文， 沈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引者注），肖乾在唱他的“人权与人道”， 现在朱光潜又在喊他的什么“清醒，和爱与沉毅”。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 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今 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撕毁这一切纸糊的面幕，让他们一切凶残，怯懦，阴险， 狠毒的面孔显露出来。

如今谈到这些批判，往往归结于个人恩怨。不排除个人恩怨所起的作用，但 个人恩怨肯定不是导致这些批判的决定性因素。参与过这些批判的美学家蔡仪晚 年坦陈，他当时写作批判朱光潜的长文，“是当时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 组所要求写的，并在学习会上讨论过的。”蔡仪1926年加入共青团，1945年加入 共产党，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委员会”做宣传工作。他这里所讲的 “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 组织。换句话说，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朱光潜等“反动文艺”作家的批判，主 要还是职务行为；这些批判是**从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阶级”的战略部署 的一部份，真实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个下 马威。

可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便在建国前，在需要共同奋斗 时，**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过 被看作同路人，时机一到便要分道扬镳。但时机总是不到，以至于建国初的政府 组织形式，必须是多党联合政府。这无疑有利观瞻，如李普所云，“当时到处听 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 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盛况确实空前，但究其实，多 党联合政府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非但没能如愿取消，反而扩大了活动空间， 这在执政党内部必不可免地要遭遇阻力。**为此向党内同志解释：房子大了， 总得有点摆设，放几个花瓶。这番解释，多少流露出几分无奈。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党派虽然名重一时，实际上处境尴尬。

民主党派的尴尬处境，**和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词唱和早有预告。1949 年3 月28日，柳亚子诗呈**：“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 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欢。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 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因心有不平而打算飘然归隐之意，不问可知。这首诗，

现在有人多方解释，说柳亚子仅仅就事论事，并无非份之想，并非“自恃功高” “向**伸手要官做，向人民要待遇”。这样解释固然正确，但柳亚子的本意 未必为另一方理解，另一方未必不曾推断柳亚子确有“非份之想”。事实上，1957 年之后，“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释义甚嚣尘上，却从来没有得到另一方 的否定。在另一方看来，问题不单在柳亚子个人，柳亚子此举，实际上代表着一 种思潮，那便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胜局已定、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即将揭幕之 时，“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一个月后**写就《七律。答柳亚子》， 进行了委婉的劝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实际上也是对所 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个委婉的劝慰。

“文武之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起因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隐忧，是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的一个直接起因。这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务虚”，更是为了 务实──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当时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终极解释。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时，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完全不构成现实 危险。纯就理论层面来看，批判确乎无的放失。这时抓住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大做文章，当然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需要、理论上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 解决现实中的“文”“武”之争。

这场“文”“武”之争，自有来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着 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 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 “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上，在道义 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被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打败的。国统区 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彻底剥掉了国民 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 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不是一党一派之功，而是共产党 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 主人士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 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 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认可──逃离大陆前，**曾不无沉痛地对 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

“并肩打天下”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事实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另一 回事。多党联合政府本来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其过渡性质却 没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看来，多党联合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天下是大家打的， 当然应该大家坐天下。“并肩打天下”之说因此与多党联合政府的过渡性质相矛 盾。本来就担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这种情况下 “并肩打天下”的流行，等于雪上加霜，加深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原来 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疑忌。电影《武训传》在此时问世，刚好起了一个导火 线的作用。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所谓“文武之争”已经非常敏感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为之侧目，最令最高决策 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几段对话：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 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 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 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 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 多大的用处？

难怪**看了《武训传》要勃然大怒，下令：

“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一场“文武之争”，就这样摆到了桌面上。

最早把“文武之争”摆到桌面上来的是胡绳。1951年6 月，胡绳在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 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这样一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兴学的武训 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 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 评论者的附和。说的最明白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他说：” 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 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长之的文 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 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这就是说， ’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 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 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这里，胡绳很明 确地把《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文武之争“联系 了起来，很直接地提示读者：《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 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 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而在胡绳看来，”文“当然无”功“可言，当然没 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 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 还以为只靠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解放人民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那真是白日做 梦了。“同期《学习》杂志发表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武训传》讨论里应 该学到什么？“，持有和胡绳相似的判断。文章斥责《武训传》”把一个投降了 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系政治 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一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 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为’一文一武‘。“文章并更进一步，指出《武训 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文一武“并列，而且对”一文一武“明显地厚此薄彼─

─”通过这’一文‘的口辱骂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一武‘居然被骂得’头 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那’一武‘的行为毫无结果，这’一文‘却干成了据说 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一个字： “杀’。（他借周大的口说：”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 领袖李自成、王伦与洪秀全，诬蔑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 的擒‘，’杀，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一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 东巡抚张曜的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 级利益的人。“

后来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一文一武”问题上更是纠缠不休，极尽渲染之能 事。

众所周知，《武训传》批判并非自发，而是最高决策者精心指挥的政治战役。 胡绳杨耳之文，实质上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反映了“文”“武”分野的几 个小镜头对最高决策者形成了怎样的强刺激。“文”“武”之争便在事实上构成 了《武训传》批判的主题。在最高决策者眼里，《武训传》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 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 讲，是“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说，是“文”向“武”挑 战，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挑战。《武训传》中“文”“武”两种 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向 来以“农民革命斗争”的继承者为中共和自己定位，在他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 分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自吹 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 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中共和**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换 言之，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要借《武训传》抬高自己，贬低中共，借《 武训传》与中共争功，把自己摆在和中共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武训传》的问世 因此是一个明显的徵兆，即“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不满足于既 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满足于新政权对他们的“照顾性”安排，自命不凡，得陇 望蜀，向中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不可能对这种“挑战”掉以轻心。 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求情时，**答称：“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这 样回答完全是出于策略，即显示对自己的力量的充份自信和对“秀才文人”的不 屑，借此警告“秀才文人”不要造反，造反成不了气候。

实际上，**从来不曾低估“秀才文人”政治上的能量。**再清楚不 过，中共起家靠“笔杆子”；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国统区自由知识分 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摧枯拉朽。所以**一向看重“笔杆子”，在事实上把 “笔杆子”放在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打天下需要“笔杆子”，坐天下 更必须控制“笔杆子”。所以**一向不相信有什么“纯艺术”、“纯学术”、 “纯文化”，一向把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强化到极致，而有“一言兴邦、一言丧 邦”之说。在**看来，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 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 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 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 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

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还在于，**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 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 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 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 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 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客观形势却是卧榻之侧只 能让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这头“猛虎”鼾睡。**怎能不忧心如焚。建国头 八年中，**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 方面的历次重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无一不 是**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独运匠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在 经过反右，似乎知识界精英已一网打尽时，**这才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疾风骤 雨般的“阶级斗争”暂告段落，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去策划他的“大 跃进”和“三面红旗”了。《武训传》的问世，刚好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在 意识形态方面**尤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枕戈待旦。这种情况下，“文”向 “武”挑战，“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自然要被**视作“严 重的政治斗争”，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武训传》批判判定了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

“文”“武”之争，缘起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即 “自恃功高”。必须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功可恃，才能把他们的 “嚣张气焰”打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 判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也就是不言而喻了。如前所述，甚至 于曾被中共尊为“圣人”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 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

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 （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 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 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换言之，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 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与 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 ’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并非条条道路 通罗马，而是华山天险一条路──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 科学、文化事业，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都是歧途。这点钱俊瑞讲 得最透彻。钱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一个致命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 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 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 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 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不去

归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偏偏钟情于国统区的什么“育才学校”，这 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圣人”陶行知尚且如此，和陶行知一样在国统区 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何能例外。无怪乎冯友兰要在自我检 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 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份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 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 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批判，主要是与“自恃有功”而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 的位置上的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论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归功于 “武装起义的群众”；论证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非但无寸功可言，反而有过乃至 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这层意图，《武训传》批判丝毫不曾掩饰 ──批判者花费了大量笔墨，驳斥《武训传》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恶毒的 污蔑咒诅”，强调“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 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改良主义”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是阻碍历史发 展的绊脚石。钱俊瑞就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的标题之下这样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 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 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 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 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 “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 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 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 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 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 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 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1951年8 月27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里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科学救 国、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似乎 有三种人生路向，一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是走“中间道路” ──实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非 黑即白，非此即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间道路 本来就没有，所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种人生路向：要么归附 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要么游离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之外， 或主动投靠反动派，或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 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需要经济建设， 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业才是正当的。而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这种唯一正当的事业──国统区自 由知识分子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和主动投靠反动

派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 “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 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

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 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几乎被全盘抹杀，自命为功臣的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经过《武训传》批判，在政治上成了十足的破落户。他们 非但没有资格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 驾齐驱的位置上，非但没有资格伸手要官做，要待遇；反而不能不站在被告的位 置上，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社会所谅解、所 接受。

《武训传》批判已经判定了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但这 并不意味着“文”“武”之争落幕。《武训传》批判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的定性，是一面之词。既是一面之词，决策者当然就有理由担心不足以服人── 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未必信服，更要紧的是公众也未必信服：须知，中国人 向来讲什么“天地君亲师”，这里的“师”，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 子的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在民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把知识分子从高高的 云端打落在地，不管政治演绎如何头头是道，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法性总嫌不 够。尘埃尚未落定，同志仍须努力。因此需要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运动来补课。让知识分子自己站出来讲话，让知识分子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忏悔， 用他们的现身说法，来说明《武训传》批判所作的定性确乎客观公正而非偏颇的 一面之词。就此而言，《武训传》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整体──《武 训传》批判是“宣判”，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则是“供认不讳”。 一正一反，一上一下，互为呼应。但还不能仅仅用补课解释思想改造运动。

依据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

建国初的“文”“武”之争，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张狂”暴露无遗，从而 凸现了一个更深层在当道诸公看来也是更致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 格和生存状态能否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的问题。这一点，当时一些权威人士 已经论及。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在1952年6 月9 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报告中， 特别提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在“人民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必须是亲密的” 这一命题之下，钱俊瑞告诫教育界：在旧中国，办学的人对于反动政府抱对立态 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此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 会变成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打倒，各级人民政府是人 民自己的政府。情况完全变了，如果办学的人还是这一套老想法，与政府不即不 离，若即若离，甚至抱对抗态度，那就错了。在旧中国，政府压迫学校，学校反 抗政府；现在则应该拥政爱民，就是说，学校应该拥护人民的政府，政府应该爱 护人民的学校（《新华月报》第3 卷第2 期）。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文”“武”关系问题上的不 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这一诗句，是对知 识分子政治性格的最好写照。正如萨伊德所承认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 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 统与教条。”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

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平和、宽容地肯定权势者或传 统者的说法和做法。”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一套”会不会带到新社会来，是当道 诸公深为忧虑的。钱俊瑞的上段论述，则是这种忧虑最好的表白。事实上这种忧 虑一直没能消除，以至到反右之后，上海《文汇报》仍要辟专栏讨论：知识分子 应不应该不满现实？**一直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如此定性当然主要 不是从学理角度，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换句话说，不是依据知识分子的经济地 位，而是依据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 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性格，用思想改造运动中流行的词汇来说，叫做“自负”。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 习运动》，就曾直白地指出：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是这次高 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而这样说也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发明。 **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断言“自 负”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大毛病。1951年12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 会上，当时地位介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作了《 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的演讲。在演讲中对** 所说的知识分子“自负”的毛病详加发挥，说：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思想上有许多毛病，其中最普通的一种病，**很客 气，叫做知识分子的‘自负’。我们彼此不必客气，老实叫做‘自高自大，自以 为是’。这种病，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轻重程度极不一样。不过不生这个病的 人是极少的。魏文帝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可见古代一直到现在，读书人都要生这种病，高级知识分子也许生这个病更厉害 些。生这个病的原因，是思想方法有毛病，夸大自己的长处，抹煞自己的短处； 反之，夸大别人的短处，抹煞别人的长处。’自己好，别人不好‘就是这个毛病 的公式。这种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一 定自命不凡，甚至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或’名列天下前茅‘，那还有别人的 地位呢？这个毛病如果不去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是学不进去的。 我不是说他们不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书。我说的是非工人阶级 立场的人，读工人阶级的书，好比歪嘴和尚念经，念一句，歪一句，念得愈多， 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愈沉重，也就歪得愈厉害，几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1952年1 月6 日《光明日报》，下同）。

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 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当道诸公看来， 成了对于正统的解构力量，成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换句话 说，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不改变，即便向知识分子大力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思想”，也只会徒劳无功──知识分子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 想”当作学理对待，而不是当作别的。当作学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思想”，就势必又要倚重个人体验，又要用上一整套“证伪”程序。而作为主流 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是不允许存在个人诠释、不允许 证伪的。范文澜说，“自负”毛病没改变的知识分子读马列的书等于歪嘴和尚念 经，原由就在这里。“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决定一切。“自高自大” 的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 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

个问题，根本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不仅在人身上是体制内， 即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使作为 “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各“单 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 家体制的一部份，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讲，叫做“屁股坐在哪一边”。当时发 表了大量文章，论证知识分子必须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一边”。华岗在《清算 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断言：“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最欢喜高唱‘超阶级’、‘超政治’、‘纯科学’和‘纯学术’的论调，实际上 都是透顶的虚伪，或者简直是透顶的荒唐。因为学校本身就是国家组织的一部份， 教育制度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政治任务。封建阶级的教 育必须给封建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教育必须给资产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的教 育则必须为工农人民大众服务”（1952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华岗着重理 论阐述，范文澜则主要着眼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已经 确定了，在中国，人民胜利的局面也已经确定了。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的人，下决心自我改造，老老实实跟着工人阶级走，才是唯一的好道路。主观上 还想保守或抵御都是徒然的，劳而无功的。至于反动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还残 留着的，更必须迅速予以消灭，要对它实行专政。”

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基本内容

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 个基本内容。那么怎样才算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份呢？范文澜也有 解说。他以四要四不要为“旧我”向“新我”转变的标志，四要四不要的第二项 即为：“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做什么─ ─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听便。”正如《人民日报》其实是最重要 的一份官方媒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其实都代表官方，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人民主要不是代表民间社会，主要不是代表江湖而是代表着庙堂。党和政府就代 表了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党和政府其实是以人民化身出现。范文澜所说的一切 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中的人民，自难例外。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不过是一切唯 政治之马首是瞻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之所以偏爱体制外生存状态，导源于“自负”和由这种“自负”所 派生的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要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必须首先根除知 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由此构成 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实际上也是整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首要任务。 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一是政治上的，即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中有功可 恃；再是精神上的，即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命，而傲视一切世俗权力──主要是 政治权力。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也就从两方面着手── 针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历史旧账；针对知识 分子精神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后者，**在北京大学所作的 报告已开端倪。在肯定知识分子有爱国心的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存在着 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第二，都 曾为旧社会服务过；第三，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一部份人还受过封建教育。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对这个权威定义，范文澜在中

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有进一步阐释。他着重分析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血 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说：

本来改造知识分子已经不容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更不容易。为什么 叫做高级知识分子呢？一个学生进入高级学校苦学苦干，学会了高级的哲学、思 想，知识和技术，经过若干次考试，高级学校的校长教授，认为这个学生够标准 了，于是给他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承认他是高级的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好 么？应该说是很好。可是这个高级学校是那个阶级办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是为 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就在这里。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 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 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在有关社会的学说上烙印打 得更是十分显著。知识分子敢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也就因为他自恃有这个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出身的家庭。我们知道，能进高级 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 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 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 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的一些错误思想，不管多或少，反正不会一点也没有。归根一句话，知识分子都 应该承认自己思想有毛病，不要讳疾忌医。

在政治上，知识分子非但无功可恃，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在文化血统上，更 是如范文澜所说，只要是知识分子出身，无一例外都有“反动思想”的遗传；而 且“反动思想”遗传的程度，是和知识程度的高低成正比的。愈是高级知识分子， “反动思想”的遗传基因愈浓厚。后来炮制的“知识愈多愈反动”，则不过是这 个逻辑发展的必然。既有“原罪”，现实中更走上“改良主义”歧途，知识分子 还有什么资格可以自负！还有什么资格以精神贵族自居而傲视政治权力！知识分 子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认罪忏悔，用稍后几年的流行词汇来讲，叫做“向人 民投降”。

这就很清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 的权力分配，即所谓“文”“武”之争；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 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 就此而言，即便没有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 体制外生存状态，同样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同样注 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则不过是把这样 一场运动提前了。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亘古未见的奇观──那 些学术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怎样崇高的声望啊！人们骂政 治，骂金钱，但从没骂过知识界，从没有怀疑知识界的纯洁性。对知识和知识分 子强烈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真正

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在社会上声望更著。但现在，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知识 精英都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个别知识精英的 失足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精英，竟然有着那样“肮脏”、那样“丑 陋”的“本来面目”，与公众评价截然相反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本来面目” 据说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他们自己供认不讳的。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像构成怎样 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也就不难想 象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赎罪，已经成了定 论，无人质疑。但在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高级知识分子 更是可以拿高薪、乘小车、住洋楼，看戏坐前排。其实这并不矛盾。思想改造运 动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刚刚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实 际上等于进了金丝笼，享受华贵，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权利为代价 的。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说，政治权力从此“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对一切置身 于这个体制，却又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惑”（《读书》 1998年第10期）。知识分子从此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原 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反 右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领头羊郭沫若，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社会主 义的文化工人。知识分子的天马野性荡然无存，他们吟唱的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曲 调，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曲调，而只能学政治之舌，金丝笼生活已经习惯成自 然。

可惜，连这样的金丝笼生活也无法持久。这主要是因为**和**等在 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初有过，反右之后继续发展。这主要表现 为如下两点，一是**等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 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则说否，即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体制外 力量，仍然是政治上的异端──至少是潜在的异端。**等坚持认为对转入体 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维持优厚待遇；**则要打破金丝笼，把知识分子下放到 农村、工厂，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所谓工农，主体其实是农民。因为工业并不 发达的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农民占绝大多数。**对 农民是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人群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有过一 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一旦涉及知识分子问题，对农民素质有清醒 认识的**，则又对农民素质估计极高。1942年，**已经公开宣称：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 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选集》第3 卷第815 页）。

延安时代和**交往密切的王稼祥秘书师哲，则向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细 节：“**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师哲陪他从杨家岭出 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 打转，见到**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在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 队，依然如此，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

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 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 目空一切，摆臭架子！‘“（《红墙内的秘书们》第184 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作家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手舞足蹈，不问场合是否适宜，这实 在再自然不过，**却为之勃然大怒，称为“流氓行径”，甚至由“他”而迁 怒“他们”，由某个知识分子的大不敬联想到整个知识阶层的大不敬。可见毛泽 东对知识分子的“自负”敏感到什么程度，厌恶到什么程度。

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同化知识分子，消灭精神贵族

无疑，**之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从政治大局着眼。但也不可否认， **对知识阶层极富情绪化的个人成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知识分 子问题的把握。**是农民的儿子；就学历而言，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小知识分 子。这就先天地把**摆在了和那些出身名门、学历极高的知识精英不对等的 位置上。实际上**的学识不在某些知识精英之下。这种不公正在**的心 灵上不会不留下印记。而在党内，**更是遭到自命为大知识分子的当权者─ ─王明、博古等──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挤，这段经历在**更是终生不忘。毛 泽东对知识精英“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可说是铭心刻骨，所以，**不 仅自视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也自视为知识界的反叛者；不仅要改造传统社 会秩序，而且要改造整个知识界。而发生在**身上的这些故事，在**身 上则没有发生过。**和知识精英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巨 大落差，因而在面对知识精英时没有心理失衡，和知识精英比较容易沟通和理解。 **对知识分子也就比较宽容，仅仅要求他们进入国家体制。**不然，毛 泽东不仅要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而且要更上一层楼──整个地消灭精神贵族。 在**看来，虽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很少接受正规教育乃至完全没有 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仍然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 工人农民比较，就觉是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 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毛 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1 页）。不仅在感情上工人农民可爱得多，在知识程度上， 工人农民也胜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虽然**本人也爱好 “阳春白雪”的书法艺术，爱写“阳春白雪”的旧体诗词，他所提倡的却只是 “下里巴”，社会上一切和精致、精美、优雅有关的精神活动，几乎都被斥为 “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批判乃至取缔。在大众化这 面堂皇的旗帜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愈来愈趋于粗糙、粗浅，到了**更是走 向粗俗和粗野。精神贵族所赖以生存的那样一种文化生态事实上不存在了。这还 不够，**还要打破金丝笼。因为在**看来，给知识分子金丝笼，等于确 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等于确认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社会地位， 等于助长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同时，金丝笼也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隔绝， 不利于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因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从金丝笼中赶出去，赶到工厂、 农村。就像把涓滴药液从试管排放到汪洋大海，被改造的当然不可能是汪洋大海， 而只会是药液本身──药液很快就挥发了。实际上是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 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来消灭精神贵族。

**与**等在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歧，就像**和**等在其他方 面的分歧一样，以**占尽上风而告解决。如此一来，已经进入国家体制的知 识分子，欲求金丝笼而不可得，等待着他们的只是牛棚。斯文至此真的是扫地了。

沐目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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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

?总第４３６期?

【历史长廊】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

口张浩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５３）

摘要：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域内的一项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清除了原有的资产阶级及封建残余思想，适应了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考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５４７（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０７－０４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十分珍惜和重视的。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而临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任务，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但足绝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与党和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相矛盾的，因此，党在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以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掀起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锻炼，或在革命战争中培养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和骨干；二是建国前夕毕业或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他们绝大多数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丰思想，并且大都参加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是建设新北京的重要力量；三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记者、医生、教师、工程师、演员等。他们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丰要是就他们而言。当然，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也是爱国的。他们在旧社会深受煎熬，同睹国家蒙受屈辱，人民遭受苦难，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有的同情或参加民主运动，有的保持中立。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政府动员北平各大学南迁，遭到各校的普遍抵制。随后，国民党当局又拟订名单，策动知名人士南下，结果除极少数人外，陈垣、徐悲鸿、汤用彤、贺麟、朱光潜、冯友兰、林巧稚等知名人士都未走，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此外，还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爱国学者、留学生如李四光、华罗庚、老舍等，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下，克服重重阻扰，回国参加建设。仅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就有２０００人回国。由此可见，建国后知识分子的进步是很明显的。

注：本文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指出：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

族解放战争中，在建市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１】１９４８年７

月，中共中央在供于争取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

的指示》中强调：

“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

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认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就更应珍视和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使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

“要争

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Ｏ”【２）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人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先安排他们学习。同时，还给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适当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建设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欢迎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这个方针受到广大海外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回国后即以饱满的爱周热情，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去。作家老舍从美国同来后，即给美国朋友劳埃德写信，其中讲道：“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政府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归国途中，在《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ｆ勘中表示：

“为了抉择真

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同去；为了为

’

［作者简介］张浩（１９７９一），男，湖南桂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政治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研究。

ｏ一……………………２０１０第３期圆

【历史长廊】

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同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的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些话，代表了那些初入新社会的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

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在他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并把它带到新社会来。这些东谣，同新民主主义制度，同为人民服务，以及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是格格不入的。如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以清高超脱自居，存在着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有的人存在着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人盲目崇拜西方，存在着浓厚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有的人还在敌我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利益和个人兴趣出发，患得患失；有的人还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等等。显然，这不适合新社会的需要。“从总体上来看，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立场和世界观上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很不熟悉，对新的环境尚不适应。”（对

很多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纷纷提出改造自己旧思想的想法。如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冯友兰就写信给**，表态说以前自己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５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奇：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６】费孝通在１９５０年说：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

“一个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我愿意低头了，但是究竟还

?总第４３６期?

观和参加抗美援朝、外地的土地改革及本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朱光潜参加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深有感触，他说：

“二十年来我的活动只限

于学校的狭窄圈子，把自己养成一个井底蛙，这次亲眼看到了土地改革这个翻灭覆地的大变革，算是从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Ｃ１０）著名医学家金宝善说：

“土地改革确是

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在这样紧张的场面中，深刻体会到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改造社会的先决条件。”Ｉ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进行

为了使原来长时期生活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够尽快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新中国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２日，**总理在为全国１８个专业会议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负责人所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报告中，提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

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围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的”。【脚

听了**的报告后，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１２位教授自动发起组成“教师学习会”，并希望通过马寅初校长邀请**等来校讲演。９月７日，马寅初

“进行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是很值得

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㈣季羡林同忆：“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他还说：

“我左思

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彷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８】

根据《共同纲钙移关于“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Ｔ作的广泛需要”的规定，以及**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

“对知识分子，要

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

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１２位教授，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主任、彭真市长、钱端俊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将此信转给**，**对北大的行动十分赞赏，他在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

演。”（１，］**对北大的决定也给以赞扬和支持，指示教育部认真加以研究。教育部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决定把这一运动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对北大的学习运动非常关注。９月２９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１７００多位教师作了题为

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９】中国共产党及时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

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为例讲道：

“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

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

治学习。举办教师假期学习会、训练班等，吸收知识分子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ｉ＿－ｒ）等著作和文件。华北大学解放后半年内，在北平先后招收新学员１５０００多人，分批进行政治教育；北平市１９４９年夏天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中小学教职员５８００多人学习；清华大学运用上大课的形式举办专题讲座，对在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从１９５０年春开始，北京市委组织首都高校师生８００人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后来又组织知识分子参

Ｊｇ

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作

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

Ｉｌ：圈２０ｌｏａ１胡一－一一一＿＿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ｏ

?总第４３６期?

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

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Ｃｔ４］他还强调：“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

“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

【历史长廊】

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３４次会议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政协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以自愿为原则，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

“三反”运动开展后，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其指出，

“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

的，都可以改造好。”ｍ】**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５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他们反映：

“**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

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这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同“三反”运动结合起来，丰富了学习内容。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写道：

“北京各大学中进行的‘三反’运动一般

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嘲周培源说：

“他用亲切的浅易的语言说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

根本性问题，十分亲切、十分精辟、十分透彻。他还讲到自己受到的家庭影响，讲在革命实践中的潜心学习，讲自己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艰苦历程，既倾心交谈，谆谆教诲，字字珠玑，沁人心肺。”回忆这段的情况时写道：

１７］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他晚年“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

是健全的，有巨大成绩，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在各地推广。

事实证明：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是极其具体、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㈨《指示》要求，在学校中进行

“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指示》还强调：“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的、自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人人过关’。”汹】４月２４日，彭真在政协伞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强调：

“学校‘三反’运动

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因此，他就以积极而认真的态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Ⅲ】马寅初评价说：**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仪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同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１９】京津高校教师听取**的报告后，—个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推动教育改革的学习运动在京津两地各高校展开。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说：

“思想

的重点是改造思想，思想的改造必须通过自我内在的思想斗争，不能用简单急躁的办法。……必须做许多耐心的细腻的工作。”（砌

５，９２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说明，

错示》

“三反”运动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封建、买办、

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并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丰义、自由主义、工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㈣］《指示》强调：

“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完毕以后，各地

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围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ｎ】同日，《人民Ｅｔ报》发表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短评。**的讲

可以选择很少数重点学校，集中干部力量，接着即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已经这样做了，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转入‘中层’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Ｃ：ｚｏ］

《指示》还提

话和从民Ｅｌ报》短评的发表，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此

后，京津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在此期间，中央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端俊分任正副主任，北大、清华、北师大、南开等各院校设立学习分会，具体组织教师学习。１１月２日，北大、清华等校分别向教育部学习委员会扩大会议介绍了经验。１１月２５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向全国教育系统介绍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情况和初步经验。１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

出，在这项运动中，应该让６０％～７０％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１５％～２５％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只有２％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做适当处理的。这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经历了学习、参加“三反”斗争、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等阶段后，于１９５２年秋基本结束。

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评价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在知识分子中学习和

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有计划、

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

【历史长廊】

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运动，是一次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导和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运动。它是建围初期社会大变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丰义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促进大多数知识分子由民族的、爱国的市场ｌｊｉ『进到人民的立场，初步接受马克恩主义的世界观，树裒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总结学习收获时，不少专家、学者、教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畅谈自己参加学习的收获。他们说，通

?总第４３６期?

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㈤担任

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

“我到校时，在全

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恤’可见，违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原则，以生硬的政治斗争方式来思想改造，难免造成１２１服心不服的逆反或对抗状态。对此，**指出：

“知识分子的

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丁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列

总之，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既要看到该事件主流的积极方面，也要正视它的负面影响，深入思考其存在的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客观研究和评价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过学习卸掉了各种包袱，去掉了盲目性，提高了学习和改造

的自觉性，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和人民靠得更近了，他靠Ｊ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Ｊ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此变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党中央认为，

“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

必须帮助他们通过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竹）这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效。

但另一方面这一运动的在实际操作中，将重心放在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方面，这是不符合和新民主主义建国要求的。作为建国纲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从法律角度规定了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文

化教育的任务足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而不是重点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１９５０年ｒ－４

［２］**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３］老舍给美国友人的信．十月。１９８８“）．［４］新华月报（第ｌ卷），第６期．

［５］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月，**在一份会议发言记录卜批示：“今天的斗争对象

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丰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年６月６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６］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新华月报，１９５０（２）．

［７］人民日报，１９５０－０１－０３，（５）．

上所作的怀要四面出击》报告中，再次指出当前总的方针

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丰阶级”，为此不要“四面出击”，不要树敌太多，搞得伞国关系紧张，只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就町以了。㈨但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人人都必须彻底清算思想深处的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一要求就过高了。对此，１９５２年３月，**也明确指出：

“在新民

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纠

再一方面采取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做法难免失之粗糙，也必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例如一些单位违背了自觉、自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原则。采取了强制压服的方法和手段，严重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感情。在几年后的开放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傅鹰曾回忆说：“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同想起来也还是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１９９２．

［８］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０］邹士方．朱光潜传略．晋阳学刊，１９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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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ｌ：１８７．

［２７］**文集（第７９）．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让人难过。有些人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用纳的

骂别人。老教授七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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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烨子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张浩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广东,广州,510053理论界

THEORY HORIZON2010(3)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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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明明 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前后之主动转变及原因[期刊论文]-社会科学论坛2010(6)5. 张维功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期刊论文]-福建党史月刊2009(10)6. 邢兆良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期刊论文]-学海2003(4)7. 笑蜀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期刊论文]-文史精华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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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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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格式：张浩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期刊论文]-理论界 2010(3)

范文四：李杨：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前后后

发布时间:2012-08-05 12:07 作者:李杨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623次

（刊于《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第11期）

建国初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算开明。在1950年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教授、专家、工程师是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政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一揽子“包下来”，并被安排适当的位子。

但是，“包下来”的政策远非表面那么简单，它含有“包”与“被包”的微妙内涵：“包者”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和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干部；“被包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不等程度问题的知识分子。于是，包者就成了改造者，被包者就成了被改造者。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党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就体现为“团结、教育、改造”。

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发事件而改变原来进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志愿军秘密入朝，中国大陆随即掀起一股抗美援朝反美文化侵略运动的浪潮，知识分子聚汇的教育界，自然“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1]朝鲜战争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不仅成为群众运动的最好资源，也成为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加剧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党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重新强调，“从来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2]并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3]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由“团结、教育、改造”，演变为只强调“改造”二字。

在中国社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里，知识分子被打上阶级烙印，反映在工农干部眼里，“他们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受过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教养。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毒素，他们的灵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动的。。。。。。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从旧的椅子上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确立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协助新中国建设，这又是今天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之一。”[4]在革命史叙事中，“灵魂不健康”的知识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

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建国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有一段讲话很有代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对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他还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5]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人也认为，要完成教育界“破旧立新”的改革任务，首要任务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所有的一切说法，都是在遵从**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就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6]

从目前的史料看，建国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启动，和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是**，一是马寅初。

1951年8月22日，**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7]这个讲话引起刚上任三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老中央研究院院士马寅初的呼应，他欲在北大搞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月3日，**和私交甚笃的马寅初作过一次重要谈话，马专门“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8]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马寅初的书面意见写道：“敦请**、刘副主席、**、朱总司令、董必老、**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9月9日**将这封信转呈**。9月11日，**在这封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9]**把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定位于“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0]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基本上如此。

**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育部的调研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11]9月24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等召开如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座谈会，会上周强调：“学习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12]于是，“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经验被适时地提了出来，逐渐成为日后群众运动的一种模式。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3] 思想改造运动之意义和重要性被大大提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4]明确了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作用、步骤。至此，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广泛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是以唯意志的群众动员形式进行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群众性动员的形式来自于列宁政党组织的传统，但与之相比，**的群众动员不仅更为主动深入，而且更为有效，时间也更长。[15]政治动员、道德激励、思想检查、组织清理，这些来源于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党的领导人相信，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政治权威同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至预期目标。韦伯说过，一切形式的权威都包含着下列三种因素：由掌权者制定的一系列道德或意识形态信条；臣服于权威给人们带来的“理想”的实现或物质的利益；由权威的形式造成的特定社会冲突方式。[16]

知识分子对新的政治权威的承认，有积极拥护，有道德上认同，或出于利益上的算计，更多的是随大流。他们的思想状况极其复杂。西奥·陈(Theodore chen)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人来说，适应新的形势、或至少适应建国初期的形势不是件难事。第二类是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或运动、领头喊口号的人。第三类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厌恶国民党腐败政权下的生活，希望落后的祖国获得新生，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属于此类。第四类是除了协助新政权之外无别的选择、因而对自己不可能改变的现状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识分子。[17]

不管哪一类，大学所有教员都要面对这场“思想蜕变”运动，彻底检讨自己思想中的“三美”（亲美、崇美、恐美）主义。当时党的一位理论干部对此有形像地描述：“当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蜕变的过程，在这块土地上呼吸濡染着的一切人，都非跟着蜕变不可。蜕变，是新生，但需经过一段苦痛的过程。教育者的蜕变，应该是自觉的。只要肯丢掉包袱，把由贬值而产生的‘心虚’一变而为‘虚心’，虚心当小学生。。。。。。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上服膺马列主义与**思想。”[18]

只是这些受“教育者的蜕变”远说不上“自觉”：他们在运动中被迫“排队洗澡”，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19]教育部领导人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老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20]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先后检查了12次才过关。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4小时，讲到动情处禁不住热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全校师生还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让他检讨自己怎样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话，才获通过

根据于风正的《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党组织、学习委员会先要把教师们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洗“中盆”的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洗“小盆”的则在小组会上做检讨。初步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着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扬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再三检讨，或“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复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苦。

文化观念是一种绵延久远的强大力量，但就阶段性效果来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时有比文化观念强大。当年清华大学的杨绛回顾道：“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21]

政治高压下的群众性运动如同一张不可逃遁之网，限制着人们的抉择和出路，痛苦“蜕变”后出现思想“转变”当属意料之中：如北大化工系主任著名化学家傅鹰不得不违心检讨，“我是一个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变成敌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断向同仁同学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学校行政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骨头里却充满了欧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感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2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23]著名建筑家清华大学的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中国当代第一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我在反动统治下三十年的‘服务’里，既不知阶级立场，又不能分清敌我，那时所作所为，不知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24]

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中，绝大部分的教师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进行了千篇一律的清算。他们“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的“崇美思想”、“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等等。他们按照所学文件的精神检讨反省自己，大量地重复使用着政治性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

当然，也有坚持不肯认错的，但在强大政治权威下，其命运可想而知。如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由于他公然反对中共向苏联“一边倒”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他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极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把张东荪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毛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25]运动到尾声时，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也从此被解聘，到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

到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教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被接受“思想洗澡”。[26]**踌躇满志地说，“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运动。现在，这个建议已逐步地变为现实”。[27]**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28]这种思想改造+组织清理方式，对消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于风正在《改造》一书所说，“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的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29]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2-08-05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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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他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访《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陈徒手

《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著，三联书店2013年5月第一版，32.00元

提要：

继多年前《人有病，天知否》轰动书界之后，陈徒手积12年之功，于近日在三联书店推出《故国人民有所思》。该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中，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11位教授的经历，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在时代大潮中的遭际，令人唏嘘感叹。

读书报:《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研究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改造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是怎样的?陈徒手: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一是为运动所胁迫，二是为形势所迷惑，三是为恐惧所控制。我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由不解到驯服的过程。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走向“积极靠拢”。俞本人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贺先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为“蒋先生”，不忘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的斗争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思想学说被放弃，最后在学术上几成废人。

读书报:在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中，王芸生的思想转变最快也最彻底。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友兰以前虽做过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委员，曾积极向**靠拢，并在193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但是，他的转变也很迅速。

陈徒手:我读杨老师《忍不住的“关怀”》，对王芸生在新时代的骤然转身确实印象颇深，他那些攻击工商业者的“文字炮弹”的火爆程度不逊于党内干部，用词还更狠辣、老到。而冯友兰并没有像王芸生这么主动配合式的行为，他的转变是缓慢的、被动的、身不由己的。细观那些年哲学系的大小会议纪录，很少见到冯友兰批人、谩骂的言语，他只是在落魄、无援的境地中一遍遍在哲学语词中咀嚼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面对不容置疑的革命思想体系，他碰壁多次之后也在慢慢接纳，机巧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血液里。

冯友兰对斗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慌心理，面对责难很容易就缴械认输，这是他化繁为简、不愿过多搭理的做人之道。有一次他曾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一位年轻助教立即反驳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极为教条、僵硬的“不讲理”说法，都让冯先生回不了嘴，还不得不在教研室做检讨，承认自己考虑问题片面。冯先生从根本上就放弃了争执和纠缠，这与他在哲学研讨会上轮番接受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红色专家“轰炸”而保持沉默是一致的。

记者: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有哪些方式?具体做法是怎样的?这些斗争方式和做法，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主要以人物小传方式讲述各自的改造事例，斗争方法是大同小异，效果却极为显著。1952年“思想交心”和登记表格、写小传，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化大为小，分头“消化”。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科目，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眯着花眼做笔记，会后写思想小结。总之，陷入了无休止的运动状态，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过去的一切，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以求得早日解脱。

从1950年代开始，以“管制分子”、“右派分子”、“**分子”等诸多名目，各个高校不停地淘汰政治上不合格的教学人员，严重地送去“劳教”，轻一些的就“礼送”到外单位。例如1958年借助政治运动的由头，北大党委先后把一批业务好但政治表现差的教员“请出”校园，身为教务长的周培源尤其对数学系送走三位高天分教员格外婉惜，认为对系里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样高压的环境，只能使很多知识分子变得麻木不仁，看政策或领导的脸色行事，只求得最低限度的自身安全感，放弃思考与批评社会的责任。不少人害怕被指为“走白专道路”，科研和创作能力受挫，创新精神不足，导致一代知识分子无所成就。

另外当时建立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体制，使各级党组织指挥一切。马寅初、陈垣作为一校之长，根本不被授予行政权力，只能成为虚设的“牌位”。后来任副校长的周培源感到党委抓具体工作过多，他跟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提意见，直接说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想不到陆平轻松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党内系统工作汇报体制长期存在，日臻完善，在所有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作用，为高层及时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素材，方便党内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和隐密心事。像王瑶、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北大中文系名教授就是重点关注对象。再如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校方一刻也没有放松收集“敌情”的安排，校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哲学系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这些适时汇报，对于校党委及上级领导把控运动的走势有莫大的作用。

在历次运动中，学校党组织充分发挥在校学生的战斗作用，有意在运动中锻炼他们的冲锋陷阵能力，学生刮起的思想风暴让老教授们羞愧难当。利用学生冲击老师，是高校党组织屡试不爽的法宝，也由此培养了一批极左学生骨干。例如，冯友兰一次刚讲完课，就被学生要求留在课堂候场等待批判，请示完毕后教室里马上就挤进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傅鹰写了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按系总支规定要送支部批准，而支部书记多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对计划中的学术表述多有不解之处，还需要傅鹰原原本本地讲上一两天，学生支书最终还会打起官腔为难半天;王瑶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他交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可以随意修改他的稿件，还要强迫他回答:“对改的有何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这让王瑶有一种受辱之感。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放弃固有观念，接受新观念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徒手: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溃乱看在眼里，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是有期许的。对于诸多的社会调适，他们多半是采取配合、担当的态度，对于领袖人物是取拥护的姿态。原辅仁大学老校长、北师大校长陈垣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他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表示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他几番表态:“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出席的会。”随着国家层面剧烈的斗争运动展开，高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日益明显，力图以思想灌输、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迫使学者脱胎换骨，让他们颇为难堪和苦楚。

记者:化学家傅鹰、农学家蔡旭的专业都与政治无涉，但是因为“思想反动落后”，同样成为了批判对象。这仅仅是泛政治化的运动的结果吗?

陈徒手:傅鹰与蔡旭应该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能力与操守都获学界认可。钱伟长当年不是特别愿意赞许别人，但他却愿在中宣部来人面前为傅鹰说好话，为他辩诬，让高层认识到傅鹰的专业才能及一心扑在科研上的认真精神。蔡旭则是对北方小麦连续高产贡献最大的农学专家之一，他可以长期守在麦田里培育良种，辛苦走访多地，探究不同土壤条件对小麦品种的影响。我新近读到他在1964年北京市人大会议上有关小麦种植及防护病害的发言稿，谈到北京郊区不同土质的特点和种植注意事项，语词非常专业，就像给农学系学生上课一般。在一个政治会议场合，他居然讲得如此专心和纯粹，台下的人大代表也饶有兴致地听完了他的独特发言。这是一位那个年代常见的、格外敬业、专一的纯朴学者。

写傅鹰、蔡旭两人时格外沉重。1958年北大化学系教授、“中右标兵”傅鹰被迫写了《向真理投降》一文，整篇文章充斥过多的自污语气，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思想行为，其污头毁面的政治效果对知识界冲击颇大。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把它作为事例写进官样文章《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中，以自豪的口吻宣布:“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北大化学系总支对傅鹰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排斥和压制，在今天看来是一桩不可理喻、难获谅解的行为，但放置在**激烈的北大校园内，也就呈现了相当大的共通性，只不过相比较之中化学系总支更为坚韧和顽固而已。傅鹰已成为“牺牲”的受害标本，而化学系总支也已然作为坚硬的“斗争野性标本”而留存，它们显示了政治运动最为真实、惨烈的两端。最为悲叹的是，到了1962年日常生活困难时期，斗争难以为继，形势暂时缓和，但化学系总支甚至不顾上级干涉，依旧坚持批判，丝毫未见收手。农业大学党组织对蔡旭的整治是经久不息的，花样百出，弄得蔡旭在新来的党委书记家中诉说时忍不住哭泣。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最为伤筋动骨，农业大学师生集体下放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参加劳动锻炼，发动青年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老农民出任顾问。险恶的劳动环境，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让此时的蔡旭心境万分凄凉。

读书报:如果说，贺麟、冯友兰等人是因为自己“党外”身份而遭遇政治挫折，那么，像华岗、冯定等党内知识分子被卷入政治运动，并遭到批判，其内在机理就是因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吗?

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为压抑的一篇，写完此篇后，人有一种虚脱之感。有了这篇稿件压轴，整本书立马有了额外的历史维度。北大社教运动是“**”活生生的小预演。要写出真实的冯定和社教运动，就必然要突破原有的陈旧表述，这就更需要用翔实的档案材料做基础，持较为中性的客观态度，容不得丝毫的大意和臆测。作为上面看好的红色哲学家，冯定原本可以置身是非之外，安静地专攻学业，但是他的温和型人生哲学根本不为好斗、激进的北京哲学圈所包容，一遇反修命题，他讲究宽厚做人、少见怒吼状的哲学主张自然就成为预定的攻击靶子。他的哲学之路在那个年代本身就充满了风险，他又因职务之拖累，被迫卷入北大社教的政治漩涡之中，在“翻饼”大战中屡被双方利用和榨取，成为两派斗争的关键“活眼”。“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是好多年来人们不断叙说的主题之一，冯定之例生动展现了“吞噬”的全过程。（本报特约记者 艾小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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