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和后果
王金存
2012-1-6 14:34:1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
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的“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30余载,其间提出过不少改革方案,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失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长期推不动,陈腐的经济体制始终难以破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越积越深,乃致激化,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变成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荃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择其要做一初步分析。
一、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苏联的旧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在30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产品经济观是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由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从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始,俄共(布)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等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随之将其铲除。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要“准备消灭货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朴贸易”[1]。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理论家们则纷纷论证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的必要性。例如,1919年波格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的墓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分配”。瓦尔加指出:“应当以生产价值的量度单位来代替陈腐的完全无效的货币核算”。布哈林在其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也说,“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然性”。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但在工业化期间,伴随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产品经济观再度兴起。一些理论家不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甚至否定货币和经济核算存在的必要性。例如,斯特鲁米林在1928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情况下,社会产品将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价格问题一般来说将失去任何意义和实际内容”。柯兹洛夫在1929年则断言:“实质上仅仅是现在价值规律才开始走上了彻底消灭的过程。因此,商品形式的作用将完全改变。它越来越只保持其外壳,而失去其昔日的内容”。加托夫斯基在1931年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核算范畴的历史局限性,’之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相联系的。某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把经济核算和货币范畴搬到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去,而社会主义本质上固有的是直接的无货币分配制度。”由于在实践中碰壁,上述产品经济理论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不久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写道:训商品流通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
现在,当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候,上述种种理论信条的陈腐性是显而易见。的夕但恰恰是这些理论主宰着苏联的经济政策,构成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基础和灵魂。概括说来,苏联产品经济型的经济体制有如下特点。
1)经济联系的实物性。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不局部地加以利用,但它们己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价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生产的日的不是追求价值和价值增殖,而是增加实物产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2)计划管理的行政化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二者不相容,行政指令是社会主义计划钟理的唯一形式,没有指令性的计划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计划。
3)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在城市,囚家占有一切,包办一切,在农村,集体经济“准国营化”,以向国营经济靠拢为日标。认为集休经济国营化,消除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差别是消除商.钻货币关系的基木途径。
4)企业与国家关系的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企业的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千负责。认为这是在国营经济内部,国背企业之问消除商品货币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的基本保障。
由上可见,产品经济是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它集中反映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内涵和实质。很明显,这种经济体制只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体制,它既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因而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明显弊端。这集中.地表现为注重行政指令,忽视物质利益,因而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因。
长期以来,苏联在这种产品经济格局下形成了一种行政驱动性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其基本内涵是:行政指令驱动,政治思想工作保障,群众革命激情支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述三种因素相互配合还是相当有效的。但很明显,它们再有效也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事实上,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三项因素的作用都不断削弱:行政指令的权威不断下降,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削弱,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低落。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越来越运转不灵。动力衰退甚至动力真空,乃是苏联各种经济矛盾和经济体制弊端的集中反应。
然而,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从未对这种产品经济模式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做系统、总体性分析,而往往是着眼于它的个别矛盾。诸如“上级领导机关远离基层企业,官僚主义”,“计划工作不完善,指标体系不合理”,“上级机关对企业实行繁琐的行政监督,束缚企业主动性”,“经济刺激方法不完善,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对商品货币关系有偏见,对其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等等。这些都是苏联不同时期官方改革方案的重要思想基础,它们也的确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弊端。但这些弊端不是弧立存在的,也不是传统体制个别环节不完善的结果,而是整个产品经济模式基本矛盾的具休反应,因而也不是靠采取个别、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所能解决的。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采取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需要用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来取代过时的产品经济模式。而苏联经济改革的历程虽长、方案虽多,却始终没有这种明确的口标模式。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每次改革都需另起炉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整个改革零打碎敲,事倍功半。
二、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
如前所述,苏联传统性的产品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化。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虽长、方案虽多,却无一触动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1957年发动的“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只不过是管理机关搬家,它既未触动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的改革,更未触动所有制关系以及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因而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这种改组犹如南辕北辙。
勃列日涅夫等人于1964年推行的所谓“新经济体制”,涉及到了企业,力图消除国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繁琐行政监督,束缚企业手脚的弊病,但却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弊病的根源。只触及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没有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不外乎是对企业让利放权。实践证明,在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特别是产权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形成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企业让利放权不仅不能解决企业与国家的矛盾,而且还会加重企业与国家利益上的磨擦,使企业行为更不规范,加重国家管理企业的困难。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去改进经营管理,多创造利润,而是用以算计国家、打消费者的主意,多牟取“非法利润”。这就迫使上级管理机关重新收权收利,所谓新体制又变成了旧体制。总之,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让利放权也不过是隔鞋搔痒。
1987年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企业“三自一全”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或收入)分配关系和财政关系,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我拨款”、“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其实质是要使企业经营自主,自负盈亏。这比以前.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而且涉及到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这一改革方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突出地表现为: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财政关系上,未触动产权关系。事实证明,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就不可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独立和真正的自负盈亏。与产权虚置相联系的必然是责任虚置,而二者的虚置又使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 形成,产品经济模式也就难以打破。这乃是这次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之一。
此外,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始终未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方面下功夫。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虽然提出了发展合作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必要性,但进展极为缓慢。直到苏联解体,除了出现了为数颇多的“倒爷”以及非法的“影子经济”之外,城市经济国家独家经营的局面基本未变。事实证明,不打破国家垄断,没有其他经济成分的补充和配合、比较和竞争,就很难形成市场环境,企业的经营机制也就很难转换。总之,国营企业独家孤立搞改革也是产品经济模式难以打破的一个原因。至于苏联的农村经济改革,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什么作为,在勃列 日涅夫时期还在集体农庄推行什么“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度。”这实际上是由国家担保给农民按月发工资。从而使本来还不吃国家大锅饭的农民也入了国家的伙,使本来就已成为“准国有化”的农村经济更接近了国营。
三、改革缺乏打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未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上下硬功失
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深入,改革方案的局限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始终缺乏一个团结一致、坚持改革、敢打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赫鲁晓夫主观盲动,独断专行。他发动的管理机关搬家式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他主持的以“利别尔曼建议”为核心的 企业改革试验,还未来得及推)“就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所推翻。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在企业改革急待深化的关键时刻知难而退,在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10余年内毫无作为,严重贻误了改革的时机。戈尔巴乔夫坐而论道,空喊不干,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又遇难而逃,放弃刻不容缓的经济改革去搞什么政治改革,这使苏联社会主义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如前所述,1987年苏联提出的企业“三自一全”式的改苹方案虽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毕竟前进了一步,为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提供
了新的契机。但是,这一木来就大为迟到的改革方案,推行不到两年就夭折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既有条件和环境方面的客观原因,又有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方面的主观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这次改革比以往的改革难度要大得多。它不仅需要根本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和产权关系,而且还要根木改变企业内部的经济关系和经营机制,如企业收入的分配制度,劳动报酬制度、干部制度和用工制度等。此外,还要建立市场体系,形成市场环境。上述调整和转换还要采取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具体措施。如财政信贷体制和企业的资金循环问题、 价格体制和企业盈利水平问题,物资技术供应体制和企业物资保证和销售问题,社会保障体制和企业的亏损、破产问题,税收体制和企业的各种上缴定额问题,等等。不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企业的经营机制就难以转换。而企业经营机制不转换,所谓的“三自一全”就很难落实。
一方而是改革的难度大,另一方面改革的社会经济环境则比以前更为恶劣。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严重了贻误改革的时机: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国民经济已滑到了危机的边缘。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要求加速改革,而改革的社会、经济迥旋余地和承受 能力又大大缩小。
此外,改革的难度大,困难多,改革的思想阻力也越大。如果说以前对企业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其阻力主要是来自上层,基层企业大多数是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企业自负亏盈式的改革,阻力不仅来自上层,基层企业特别是那些低盈利和亏损的企业也不热心,甚至抵制,这种情况在庞大的军工企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上述种种困难,更加需要有一个坚持改革、团结一致,能够组织、动员群众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但不幸的是,在改革推行的关键时刻,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分化乃致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统一全党
思想,抓住经济改革不放,而是丢 弃业已开始的经济改革去搞政治改革,结果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动乱,直接冲击了经济改革,致使持续了30余年的经济改革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四、产品经济观始终难以破除,成为改革深化的最严重的思想阻碍
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存在着多方面的阻力,其中最严重的是产品经济观。如前所述,苏联的产品经济观根深蒂固,它不仅是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扭曲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经济改革,纠正这种扭曲的最严重的思想阻碍。苏联经济改革的整个历程始终伴随着一场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的尖锐斗争。这集中地表现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等人发动的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
60年代末,面对“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苏联的经济改革面临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克服矛盾还是回避矛盾走回头路这两种选择。苏联一部分学者在东欧一些国家改革的启示下反对走回头路,主张深化改革,要求调整所有制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充份发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把企业改造成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打破苏联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另一方面,前段改革中出现 的一些混乱现象又使原来诚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此外,当时苏联与美国的争霸又进入了高潮,靠产品经济模式维持和发展的军工体系不断膨胀,其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苏联掀起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以阻止改革的这种发展势头。
那么他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当时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对此做了批判性的归纳,这就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作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木
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而竞争是这一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上述批判式的归纳具有明显的“上纲上线分色彩,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维护产品经济观,维护苏联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具体说来就是:以维护公有制的名义,反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反对寻求公有制的经济上合理的新实现形式,如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以维护计划原则的名义,反对把指令性的计划改为调节性的计划,反对放开物资和价格等;以维护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名义,反对企业经济独立、白负盈亏,反对把企业改造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深化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关键。
还应看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与现在不同,还没有人提出根本取消公有制,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完全的市场经济。勃列日涅夫等人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批判什么“市场社会主义”除了阻止苏联本身的改革深化之外,还力图阻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使其控制在他们所能接受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批判首先是给苏联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它压制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寻求改革新途径的可能性。正是在批判的压力下,苏联一些主张深化改革的人士纷纷检查,连利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强调了利润的作用”而做自我批评。至此,苏联的经济改革也就堰旗息鼓,而这正是苏联改革急待深化的关键时刻。总之,根深蒂固的产品经济观,深入到了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渗入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人们经济思维和行动的主宰,成了改革深化的拦路虎。
五、经济改革失败,是苏联经济制度瓦解的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八大之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俄罗斯联邦等在迫不及待地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方针,“休克”式地向市场经济跳跃,原苏联的经济制度处于全面瓦解之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方针、路线错误当然是最直接原因。但从经济上看,经济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的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也是重要因素。
首先,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之所以在苏联得以滋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以前改革的失败。正是由于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才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这就给所谓的“民主派”或“激进改革派”,鼓吹“旧体制不可能改”,“必须彻底铲除”之类的谬论以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种种攻击提供了口实。正是由于经济改革长期推不动,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和深化,国民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人民群众急于摆脱困境,才使得他们泡制的所谓“四百天规划”、“五百天纲要”、之类的所谓激进改革方案得以恿惑人心。
其次,产品经济观是市场经济观的温床。产品经济观与市场经济观表面上是截然对立的,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二者都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现代经济的调节手段与所有制联系起来:要计划就必须实行国有化,要市场就必须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样,一个长期以市场为敌,以全盘国有化为奋斗目标,信奉产品经济乌托邦的国度,今天又以国有制为敌,以全盘市场化为奋斗目标,信奉起市场经济乌托邦。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物极必反”的客观逻辑。
第三,恰恰是由于产品经济观不仅造成了苏联经济体制的严重扭曲,而且又成为经济改革、纠正这种扭曲的严重阻碍,从而歪曲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发挥,引发了经济危机
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为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总之,苏联的实践证明,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的功能已经耗尽,必须以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新体制来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乘虚而入,这是改革方面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苏联失败的经济改革道路贻误乃至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责任编辑:向祖文)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第749-750页。
范文二:苏联体制改革转轨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苏联体制改革转轨: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兼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战略抉择
蔡伟
2012-1-8 14:09:21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5期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标志着苏联改革战略重点开始转移,由经济改革转向全而的政治改革,苏联社会危机也由此开始迭起。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多党制政治格局的形成,表明苏共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失败。本文试图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战略抉择、改革思路、理论导向和产生的后果,分析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失败的原因以及这次会议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战略抉择
1985年4月到1988年上半年是苏联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3年。但是,三年的经济改革没有明显扭转苏联经济日趋衰退的局面,从1987年开始,苏联通货膨胀率上升,消费品严重短缺,顶算赤字不断增加,科技进步发展缓慢。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优先地位”的改革战略。
如何评价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战略抉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一首先应当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社会主义改革就其性质而言,是通过改革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间题:一是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人们的创造才能,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动力;二是通过政治改革,建
立一个能够促进和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促进,其中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只有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出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人们的物质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人们才能形成比较协调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因而人们便会 对社会的政治价值产生认同,为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为实现以共同的政治理想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在规范和民主的条件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超前或滞后都会给社会带来负效应。1988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这样一个必要的条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徘徊不前,人民群众的需求愿望得不到满足,许多人对改革信心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发生动摇。苏联社会的凝聚力和政治趋同性减弱。然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却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许多复杂间题”中的“关键问题”,只有 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加深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改革开辟新的可能性,并保证改革的不可逆转性。”否则就“无法实现改革的任务。”这就颠倒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在这一错误的思想认识指份下,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在社会尚未形成能保证和推动政治休制改革的条件下,实施体制改革转轨战略,从而使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超前于经济体制改革,促发了苏联社会潜在的危机。
其次,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确定体制改革特轨的动机来看,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还是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都认为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的原 因“正是碰到了僵化的权力体制及其命令强制结构这个障碍”,是“现行政治体制”一直发挥消极作用的结果,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种种阻挠”等等。把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困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并试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这是代表会议决定体制改革转轨的主要动机。
总结和回顾苏联三年经济改革的过程,不可否认保守力量和僵化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改革。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经济改革政策的失误。苏共二十七大制订的“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加速战略” 规定,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从“十一?五”计划(1951—1955)的3.1%,增加到2000年的5%。从1986年至2000年的15年内,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7%。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是靠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机制,对生产资料生产追加投资来实现。比如:“十二?五”计划(1986—1990)规定,用于民用机器制造业的投资要比“十一?五”计划增加80—100%。而且军备开支仍然保持在国民收入的15—20%。因此,“加速战略”不可能有效地使畸形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在这一经济改革政策的框架内,诸如计划与市场,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等经济关系都难以理顺,苏联经济必然会重蹈恶性循环之矩。
一般地讲,经济体制改革同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机制一样是受其经济规律制约的。经济改革政策作为经济活动范畴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困难的原因缺乏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没有找出问题的症结,因此期望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应当用经济手段解决的经济改革问题,使得苏联体制改革转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最后,从实践看,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以后,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全面失控,表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改革政策的转化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二、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
实行党政职能彻底分开,“自下而上地恢复苏维埃的全权”,改革苏维埃的体制结构和选举制度,并在“短时期内实施”和实现这一构想,是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但在改革过程中,以党政职能分开、恢复苏维埃权力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走向“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极端。这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制订的激进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不无相关。
苏共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激进性表现之一就是企图超越历史条件的制约,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实现民主。苏联党政不分,苏维埃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是由于苏联历史上文化的落后和苏共长期忽视民主建设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在于吸收劳动群众真正参加国家管理,而只有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1]为此,列宁提出在保证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前提下,“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2]但是在实践中,列宁发现,虽然已经扫除了政治上阻碍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障碍,但劳动群众却没有真正地参加国家的管理。原因是“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的落后”。[3]这种文化落后“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4]因此,“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政权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的管理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实行管理。”[5]
列宁逝世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却一直延继下来,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 又衍生出许多消极现象,比如:终身制、个人崇拜、权力的垄断等等。而且,由于苏共在思想理论上的僵化和长期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苏联人民仍然“在政治上不开展”,具体表现是运用民主的经验不足、缺乏参与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妨碍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所以,在苏联,民主化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它将是经过许多“中间环节”,即创造经济的、文化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条件,采取相应的适合历史文化传统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民主形式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苏共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激进性表现之二是脱离了苏联的政治现实。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苏联国家体制采用联邦制的形式。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民族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以前,苏联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事件有增无减,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有所抬头。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苏联改革之机加紧对苏联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苏联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藉以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宣扬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并以此达到“结束苏共一党专制制度”的目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无视苏 联国内和国际复杂的政治形势,意欲在这股政治险流中对仍然在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这就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苏共政治体制改革思路的激进性表现之三是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放弃原则。从1987年到1988年初,以“不留历史空白点”为题的历史大讨论,把许多“罪恶”强加于苏共,苏共的威信遭到破坏。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对以苏共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把苏联政治体制概括为“官僚体制”、“专横制度”,认为几十年来苏共 领导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等等,提出要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尽管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强调,苏共仍然是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力量,但全面否定以苏共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无异于否定苏共的领导作用。因而,实行“党政分开、恢复党作为社会先锋队”的苏共改革纲领,实际上起到了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
因此,实践列宁的关于党政分开和充分发挥苏维埃职能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仅仅从 “理论”和“愿望”出发还远远不够,“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6]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而一心设想“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7]
三、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的理论导向
苏联体制改革转轨出现“逆转”的深层次的原因是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杜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效 而灵活的经济制度;是实行人民自治、民主化、法治和公开性原则、各民族真正平等和和平的制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满足“人们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不难看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抽象地把人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8]所以,人是具体的人,是带有阶级性的人。人的需要和发展首先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益,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来抽象地谈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和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人才会成为社会的和自然的主人,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才有可能。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抹刹了苏联在改革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的要求和由此产生的斗争的事实。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和势力从这一思想中找到了
理论依据,它们都是从批判苏联七十年“践踏人权”开始,进而反对苏共的顶导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选择。
2.崇尚西方的“议会选举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民主化的基石是作为民主制的健全机关的苏维埃的复兴,这种机关能在新的选举制度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并能尽可能地保证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利益。”根据这一理论,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了苏联选举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实行直接、普遍的选举制。应该看到,选举制度的阶级性体现在,资产阶级议会选举制规定选民只有投票权,而没有罢免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的选举原则是把选举权同罢免权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9]因此,实现罢免权就是实行“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10]使人民选出的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接受人民的监督。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在选举制度方面,强调了人民的选举权,但没有赋予人民群众对选出的代表的罢免权。所以,许多人利用人民代表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在议会讲坛上进行**和民族分裂活动,甚至为个人的权力野心竞相争斗而不受任何的限制。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遭到歪曲和破坏。
3.夸大公开性的作用。公开性作为监督国家和党的工作的有效形式,是发扬社会上义民主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过分地夸大公开性的作川,认为它是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的“首要形式”,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极其重要的特点。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则专门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把公开性当作苏共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宣称“公开性是实现社会主义人民自治以及公民的宪法权利、自由和义务的必要条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人民自治、通过人民代表机关提高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因此,公开性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
“首要形式”和“必要条件”。特别是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把公开性纳入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提出公开性是“确立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面貌的有效途径”,“公开性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生存与进步的一种天然气氛”。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的公开性原则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成为某些人和组织公开破坏苏联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思想工具。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上述改革理论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严重脱节,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已有的经验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而是崇尚和照搬“西方民主”的思想和形式,藉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
四、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对苏联社会产生的后果
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苏联的改革乃至苏联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由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在改革战略方面的失误,苏联改革的决策者们热衷于对苏联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发展间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到1988年底,苏联财政赤字达到360亿卢布;消费品持续短缺,1988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商品可供量之间存在很大缺口,约为800亿卢布,说明苏联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外债负担严重,1988年和1989年苏联出口换取外汇的约1/3用以偿外债,1988年又是苏联农业歉收的一年??经济领域里的危机反过来加剧了苏联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这是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2.由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对七十年来苏共领导建立的政治体制全盘否定,崇尚民上社会主义的模式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共的领导作用被削弱,原有的政治体制结构和决策机制被破坏。而所谓按照“民主原则”建立的、“体现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各种思想观点争论不休和各种势力对权力进行角逐的场所。出现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权力真空”现象。
3.由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把“公开性”和利益多元化的自由表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一方面使得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有恃无恐。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和“争取改革运动”组织异军突起,它们虽然宣称支持苏共的改革,但其活动的目标却脱离联盟,争取独立。比如,在“人民阵线”的压力下,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于1988年11月16日发表“主权声明”,宣布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停止使川苏联光法和其他法律文件。在其他一些地区,像亚关厄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事件。另一方面大批非正式组织也应运而生。据统计,1988年底苏联非止式组织已达4万多个。除了主张民族主义的组织以外,其中许多组织要求实行“多党制”,主张沙文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们逐渐形成了较强的社会政治力址,在苏联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选择了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激进的改革战略,并且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公开性”、“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制”等等,这就为苏联己经在跃跃欲试 的右冀势力敞开了大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因此,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不仅仅是苏联改革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苏联社会演变的开始。
(责任编辑:李正乐)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第742页。
[2]《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1页。
[3]《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页。
[4]同上,第3卷第784—785页。
[5]同上,第788页。
[6]《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页。
[7]《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8]《德意志意识形态》第75页。
[9]《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4页。
[10]同上,第10卷第245页。
范文三:苏联的改革与失败
案例二红星的陨落
———苏联的改革与失败
毫无疑问, 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和最终失败是20 世纪世界历史上
最重大的事件之一。70 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史既是一部蓬勃的建设和发 展史, 也是一部艰辛的探索和改革史, 更是一部在建设和发展、探索和 改革的同时频频失误、最终走向失败的悲壮历史。
苏联社会主义70 年的发展是一部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历史, 要深
入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失败, 就必须追溯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 探索、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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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案例教材
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功绩的。但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和平建设时期, 该模式已经显露出了很多问 题, 例如, 高度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 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活力, 使 经济逐步走向停滞; 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也造成了深远 的影响等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当时对该模式进行改革的国际国内时 机是很有利的, 但斯大林丢掉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改革机会, 并且对国内 冒出来的改革苗头进行压制, 遂使该模式的改革只能由后来者进行了。
一、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1953 年3 月5 日, 斯大林逝世。1953—1955 年, 是以马林可夫为 主的短暂执政时期。在这一短暂时期, 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 苏联领 导集团( 包括马林可夫、赫鲁晓夫, 还有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等) 一般 都倾向于认为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执行斯大林原来的政策了。这一时 期, 顺应了战后形势和思想的变化, 苏联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和调 整: 在内政上, 鉴于人民生活困难, 马林可夫提出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 食品工业; 在外交上, 鉴于冷战造成苏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关系的紧 张, 马林可夫提出由于热核战争的出现将毁灭世界的观点, 主张缓和与 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意识形态上, 提出反对个人崇拜, 平反冤假错案, 清除了民愤极大的贝利亚集团, 提出恢复和健全法制。马林可夫作为当 时的部长会议主席, 体现了苏联领导集团改革的愿望和决策, 是值得肯 定的。但比起继之而来的赫鲁晓夫的改革, 则无论是势头、广度还是深 度都要逊色得多。
1955 年2 月, 马林可夫由于与赫鲁晓夫的分歧被迫辞职, 由布尔
加宁取而代之。其后, 经过1956 年初苏共“ 二十大”, 一直到1964 年 10 月, 赫鲁晓夫是国内外公认的苏联政坛的核心人物。赫鲁晓夫执政 期间, 为适应苏联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对外 关系方面, 对苏联原有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赫鲁晓夫的改革首先是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的。苏共“ 二十
大” 于1956 年2 月14 日开幕。2 月24 日大会闭幕后, 赫鲁晓夫于是日 深夜又将与会代表招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 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长达5 个小时。在报告中, 赫鲁晓夫陈述到: 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 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采取了阶级斗争和行政压力的手段; 对党、政 府和军队内部许多一贯忠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违背党的集 · 133 ·
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体领导原则, 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 斯大林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加 自己的威望, 使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1961 年以后, 则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逐渐走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赫鲁晓夫又 披露了一些更详细的材料, 谴责斯大林的语言也更加尖刻, 甚至公开称 斯大林为“ 刽子手”, 并在苏共“ 二十二大” 上通过决议, 将斯大林的 遗体搬离红场列宁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和对于斯大林个人 崇拜所进行的批判, 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对苏联政治、经济过于集中的 体制进行改革, 从而也开始了苏联人民对于内部机制的反思, 成为苏联 一系列改革活动的第一步。但是, 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 赫 鲁晓夫过多地强调斯大林个人应负的责任, 为此不惜大量运用攻击谩骂 的词句, 却缺乏对苏联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反思, 更缺乏严肃的自我 批评, 并且全面抹杀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这一切都造成了极其恶劣、深 远的影响。
在思想领域作了准备以后, 赫鲁晓夫开始了他的一系列改革。在改
革过程中, 他遇到了来自内部的种种挑战, 改革的社会潮流帮助他战胜 了种种挑战, 巩固了领导地位; 改革方法的失误、改革内容的缺陷又使 其最终丧失了领导地位。
赫鲁晓夫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 实行集体领导, 克服独断专行。吸取斯大林
时期个人集权和独断专行的教训, 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体领导 的措施。一是决定取消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主 席团成为全党起经常作用的集体领导机关; 二是要求切实按照党章规 定, 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三是决定把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 开, 不兼职。这些措施一度改变了以往个人集权和独断专行的局面。然 而从1958 年开始, 赫鲁晓夫自己又破坏了这些决定, 兼任部长会议主 席, 党政军大权又集中于一身, 独断专行的事情不断发生。
第二, 按照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体制和机构。赫鲁晓夫认为, 党
兼管工业和农业的旧的组织形式已经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 不利于专
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 因此必须把生产原则作为自上而下的建立党的机 构的基础, 以保证党对工业、农业和建筑业进行更具体的领导。1962 年11 月, 苏共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 决定把州一级的党委会改组成工 业和农业两个独立的党委会, 即“ 工业党” 和“农业党”。工业党包括 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为工业生产和建筑业服务的学校科研机关 和其他机关; 农业党包括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实验站、农业学校和科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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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关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企业和单位。与此同时, 在苏共中 央、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 局。为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作, 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 提出这项改革初衷是为了解决党对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化问题, 但把统 一的党组织硬性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分, 割断了工农业之间的联系, 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 造成了很多混乱, 引起了很多干部的不满。
第三, 改组和整顿国家安全机构。鉴于斯大林时期国家安全机构实
际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不受法律约束, 因而出现了大清洗的悲剧, 赫鲁晓夫自1954 年起多次改组安全机关, 极力缩小其权限; 同时调整 和加强监督机关的职能, 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委员会及其相应的地 方机关, 并努力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工作。这些措施都收到了一 些效果。
第四, 改进苏维埃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强调
发挥苏维埃的作用, 扩大其权限, 吸收最广泛阶层的居民参与管理国家 事务, 并注重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 把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交给社会团 体。赫鲁晓夫还在恢复和加强法制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平反了一批冤假 错案, 修改和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包括《苏联检查长监督条例》、 《苏联最高法院条例》、《苏联律师协会条例》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以往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状况。
第五, 改革干部终身制, 建立干部更新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建
议,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实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 要求每次 例行选举时, 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 4; 加盟共 和国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会、州委员会的成员至少要更换1/ 3; 党的 专区委、市委、区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要更换 1/ 2。同时规定,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般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 届, 每 届任期4 年。在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以及市委、区委领 导机关的成员, 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 届, 每届任期2 年。基层党组织的 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 届, 每届任期1 年。苏共还要求, 在国家政权 和社会团体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也应该采用类似的定期按比例的更换原
则。同时大力推进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第一, 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鉴于
斯大林时期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在1953—1956 年期间, 赫鲁晓夫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局部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和 权力下放。把原有的52 个中央专业部精简到25 个, 裁减了90 多万名 · 135 ·
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行政管理人员; 把中央在计划、劳动、工资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各 加盟共和国; 把1 万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归地方管理。在3 年调整的 基础上, 苏共中央又于1957 年决定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全 面改组。指导思想是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 把 按部门的垂直管理改为按地区原则实行的块块管理, 按经济行政区建立 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撤销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绝大 多数部, 极少数被保留的也不能直接控制企业; 把全国划分为105 个经 济行政区, 每区设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 全权管理工业和建筑业企业; 改变国家计划体制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 年度计划改由国民经济委员 会和各加盟共和国计划委员会制定, 减少计划和控制指标, 物资由原来 的主管部门供应制改由经济行政区供应制。经过改组, 苏联经济管理从 原先以部门为主的条条管理变成了以地区为中心的块块管理, 使高度集 中的管理体制面目大为改观。但由于没有改变国家和企业的隶属关系, 企业仍然没有经营自主权; 改变了高度的集中管理, 但又出现了严重的 地方主义、地区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全国经济宏观失控, 工业增长率 下降的趋势没有扭转反而加剧。1959 年以后, 赫鲁晓夫不得不采取措 施, 部分恢复中央的集中管理, 从地方收回一些权力并恢复了国家计划 委员会编制年度计划的做法, 从而使改革进退维谷, 处于僵滞状态。 第二, 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斯大林时期, 由于片面地强调发展重
工业, 对农业重视不够, 管理体制落后, 很多政策和制度也不尽合理, 因而效益以及农产品的商品率极其低下。1953 年和1954 年苏联粮食总 产量分别为8250 万吨和8560 万吨, 还略低于1913 年的8600 万吨, 极 大地影响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 不断强调农业的重 要性, 认为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和管理体制过分 集中, 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对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1 ) 逐步取消义务交售制, 改行采购制; 放宽对个人经营副业的政策, 降低个人副业的税收; 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2 ) 改革农业计划 管理制度, 扩大农庄、农场的自主权。(3 ) 改变农业生产形式, 撤销拖 拉机站。( 4) 大规模开垦荒地。整体来看, 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虽然出现过冒进和瞎指挥现象, 出现过把大批集体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
和扩大农场规模等错误, 但从全面来看, 还是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 1955 年苏联粮食产量首次超过1913 年和首次超过亿吨(10370 万吨) , 1958 年为13470 万吨, 其他农副产品和牲畜总头数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其他方面的改革和调整。赫鲁晓夫还在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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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调整。例如, 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理论并以此指导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等。但从整 体来看, 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大的改革和调整。
赫鲁晓夫执政10 年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绝非其个人的一
时心血来潮, 而是苏联在旧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发 展推动、促成的。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过渡性人物。他改革的 失败有某种必然性, 其阻力很大, 既来自国内, 也来自国外。他本身是 斯大林模式的产儿, 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这个勇气, 但 没有完成这项事业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论水平也不高, 性格粗 暴, 作风冒进, 更没有培养出一支可靠的干部队伍。但他的改革是对传 统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冲击, 并为以后的改革开了先河。
改革过程中的错误, 加上其个人的素质缺陷, 促使党内高层中逐步
酝酿要推翻他的领导。1964 年10 月13 日, 他被迫从黑海之滨的休养 地赶回莫斯科参加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非常会议。会上很多人对 他进行了激烈的指责并要求他辞职退休。赫鲁晓夫拒绝了辞职的要求, 力争召开中央全会来挽回局面。10 月14 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全会, 赫鲁 晓夫再次遭到失败。全会一致决定解除他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 务, 辞职退休, 同时推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 苏联 开始了历时18 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军事力量最强大、苏联真正成为超级
大国的时期, 也是苏联兴衰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用改革的激 情和勇气有余, 而才能和韬略不足来评价赫鲁晓夫的话; 那么对于勃列 日涅夫而言, 他根本就只能适合做一个守成之主, 而非创业之君。这一 段时期, 苏联社会主义既有改革和发展, 也有停滞和僵化; 斯大林模式 对经济、社会和军事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该时期被发挥到了极限, 与此同 时, 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推迟和累积, 斯大林模式也在发展中 越陷越深, 沉疴难起。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 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检
查、批评和调整, 但并没有不加区别地全面否定。他没有否认进行改革 的必要性, 但他更强调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其在政治、经济等方
面的改革措施主要如下。
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和调整。第一, 恢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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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鉴于赫鲁晓夫时期对党的领导体制采取了不少不妥 当甚至错误的改革措施, 削弱了党的领导, 造成了混乱和动荡, 因而勃 列日涅夫上台后, 进行了一系列以纠偏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和调整。主要 包括: (1 ) 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关于设立领导工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农业的 党组织的决定, 恢复统一的党组织, 实行党的统一领导。(2 ) 加强集体 领导, 规定党政最高领导职务永远不得兼任。把党内集体领导的原则制 度化、具体化。(3 ) 强调党对苏联社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作用, 把党在 苏联的领导地位在1977 年通过的新宪法中明确化。( 4) 调整干部政策, 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定期按比例更换干部的规定, 稳定了干部队伍。勃列 日涅夫对党的领导体制所做的改革和调整, 基本克服了赫鲁晓夫时期所 造成的某些混乱和动荡, 对于稳定干部队伍, 增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有 益的。但是由于措施的不完备, 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和问题, 例如, 干部 队伍的老化和实际上的终身制等。
第二, 加强苏维埃制度建设,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采取的措施包
括: (1 ) 在1977 年新通过的苏联宪法中扩大了苏维埃的权限。(2 ) 对 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活动原则、权力和工作程序等做了更明确的规定。 (3 ) 健全和改进苏维埃选举制度。(4 ) 提高工会、共青团、妇联、合作 社、公众自治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的地位。这些措施使苏维 埃体制得到了一定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社会潜在的矛盾。但 是, 从整体上, 这些措施大多停留在形式上, 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苏联政 治体制中存在的个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等 深层次弊端。政治体制改革上过分追求稳健, 不敢迈出大的步伐, 致使 党的国家机关内的保守势力抬头, 社会生活趋于停滞。
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停滞。第一, 农业的改革和发展。1965 年3 月,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 决议, 认为近几年来农业增长速度减慢了, 农业发展计划没有完成, 农 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提高很慢, 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勃列日涅 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 (1 ) 理顺农业管理体制, 重新把农业置 于党委会的统一领导之下, 并恢复农业部的建制和权力。(2 ) 鼓励发展 个人副业。(3 )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实行“ 固定收购, 超售奖励” 的 制度。从1965 年到1979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先后提高了七次。( 4 ) 推行 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方针。增加农业投资, 增强发展农业的物质技术基 础。(5 ) 进行农工综合体的试验, 形成了一批跨工农业的企业或联合公
司。虽然勃列日涅夫比较重视农业, 但其农业体制改革收效并不明显, · 138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案例教材
农业问题也并没有根本解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 农场、农庄庄员的积极性; 粗放的经营的相对落后的农业技术; 交通、 储存等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 气候影响等。
第二, 工业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主要内容是支持主管经济的柯西金
所进行的“ 新经济体制” 改革试验。其要点包括: (1 ) 恢复部门领导的 管理体制同时兼顾地区。(2 ) 扩大企业自主权, 改进计划工作。(3 ) 提 倡物质刺激, 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新经济体制的实施, 较大 幅度地提高了苏联的经济实力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 新经济体 制改革并没有突破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 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 体制; 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法管理经 济。而且, 由于种种原因, 自20 世纪70 年代起, 其经济体制改革不是 继续深化, 而是趋于停滞。整体而言, 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较好地发 挥了旧体制的潜力, 但并没有突破旧体制。从那时起, 推行新经济体制 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趋暴露, 工农业增长率明显下降, 苏联经济发展再 次面临严重问题。
其他方面的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 发达社会主义” 的理
论, 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在苏联长期起作用的、“左” 的超阶段的倾向, 但仍然含有很大的空想和不够实事求是的成分。在对外关系方面, 随着 苏联国力的增强, 从缓和走向争霸, 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改革和发展。 总起来看,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 年可以以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为 界划分为前后两段。前期, 在政治上、经济上较好地克服了赫鲁晓夫时 期的一些错误和矛盾, 做了一些改革和调整, 国内政局比较平稳, 经济 有较大发展。后期, 从表面上看, 苏联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 人民生活 水平有了提高, 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实际上, 许多矛盾被掩 盖了、回避了、推迟了, 深层次矛盾在悄悄累积: 政治上日趋保守和僵 化, 经济体制改革停止甚至逆转, 经济发展缓慢, 社会生活缺乏活力, 旧体制已经成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1982 年11 月, 勃列日涅夫病逝,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 记。他对国内外的情况比较了解, 思想开阔, 处事果断, 有魄力。面对 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严峻局面, 他不掩饰矛盾, 而是尖锐地揭露苏联社会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采取了富有革新精 神的政策措施。在理论上, 他提出了“ 苏联正处于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 史阶段的起点”, 比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 再次降低了调子, 并支持苏联理论界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着手研究各种重大的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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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题。同时, 他严明党的纪律, 大力整肃党风。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他 在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 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和完善作业队的劳动 组织, 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德罗波夫励精图治的新步伐对勃列日涅夫时 期沉闷的空气和停滞的状态有所冲击。但不幸的是, 天不假年, 1984 年2 月, 他就病逝了。这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不幸吧。继任的 契尔年科, 保守、年老多病且执政甚短, 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几乎 可以忽略的人物。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
1985 年3 月,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苏联的社会主义
改革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继任后, 迅 速而明确地提出了他对内坚决进行改革、对外努力缓和同其他国家关系 的施政方针。在这一时期, 苏联的改革和演变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85 年3 月继任到1988 年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之
前。这个阶段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阶段, 也是努力“完善社会主义” 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第一, 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面, 主要是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提倡
“民主化”、“公开性” 和“人道主义”。(1 ) 严厉批判旧体制的弊端, 极 力宣传和提倡改革, 为改革造就声势。(2 ) 根据对改革的态度大幅度调 整和整顿干部队伍, 在组织上为改革创造条件。( 3 ) 提倡“ 民主化”、 “公开性” 和“人道主义”, 在其影响下, 各种性质复杂的组织、集团陆 续产生, 并逐渐汇集成一股政治反对派, 开始了苏联政局的混乱。
第二, 在经济方面, 由于苏联经济面临着停滞, 极大地影响了苏联
的内政外交, 所以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要重视和加快经济发展。
1985 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1986 年春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制定
了“ 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要求1986—2000 年, 国民收入年均增 长速度达到4 . 7% , 使国民收入翻一番。为此提出, 一要发展先进科技 并用他们来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要根本改革经济体制。提出“加速战
略” 的第一年, 即1986 年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5 . 6% , 是1975 年以来 的最高增长速度, 但1986 年以后经济增长率就持续下降。原因包括: 该加速战略虽然宏伟, 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体制之 上的; 虽然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 但缺乏具体的落实方案; 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没有改变。
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教训和汲取理论界成果的基础之上, 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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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乔夫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发展“ 计划—市场经济” 的思 路。主要内容有: ( 1 ) 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 在租赁、独立经济核 算、承包、股份等形式基础上, 根据生产规模和特点、一体化进程等, 把国家所有制逐步改变成为多种“ 能带动群众自己民主管理的所有制”。 允许包括私人所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存在, 承认他们在法律面前完全 平等。( 2 ) 建立和组织“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消费品、生产资料、 有价证券、投资、外汇和科研成果市场。加速进行财政、信贷和货币体 制的改革, 国家通过价格、税收、利率和贷款等多种形式进行调节。 (3 ) 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增加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的比重; 扩大消 费品的比重; 在高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料基础上实现能源结构的变革 等。198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 则》, 该文件成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苏共中央和苏 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和法律使其进一步具体化。但是自 1988 年开始的改革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大困难。一是很多干部对改革持 观望和等待的态度, 还有不少干部为维护既得利益不愿“ 放权”, 甚至 “公开阻挠改革”。二是计划不够周密, 配套的改革不够, 尤其在价格、 财政、税收等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体制方面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三 是长期集中管理的“ 惰性” 甚大, 经济管理机构行动迟缓, 企业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特别是在人、财、物的安排方面。改 革展开后苏联经济仍没有好转迹象, 这促进了政治局面的恶化, 而政治 局面的恶化又进一步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者形成了一个 恶性循环。
第三, 在对外关系方面。为了谋求一个对内政改革有利的国际环境 和缩减军备竞赛的负担, 戈尔巴乔夫摒弃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抗和进攻 的政策,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推动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缓和国际形势 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并没有为其内部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 境。
整体而言, 戈尔巴乔夫在第一阶段的改革, 虽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妥和错误, 造成了一定的严重后果。不过总起来说并 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范围。但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其改革就发生了 性质上的变化。
第二阶段, 自1988 年6 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到1991 年12 月苏联解体为止。这一阶段,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已经走上一条 歧路。对于第一阶段改革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进行错误的反思, 并从其 · 141 ·
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错误的总结出发, 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执行了很多错误的方针政 策, 离开了苏联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恪守的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 许多基本原则, 结果不但没有更好地促进改革和问题的解决, 反而诱发 并加深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 改革的彻底失败。
第一, 转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戈氏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受阻、 未见成效的情况下,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十月革命 后形成的政治体制, 不久就发生了“ 严重的变形” 而导致斯大林的独 裁, 大规模镇压和破坏法制, 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随着这 种体制的消极因素越来越严重, 形成了“障碍机制”。他认为现行的政 治体制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 障碍”, 因此, 必须加以“根本改革”。会 议决定: 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要地位, 并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 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 革命性倡议”。
第二, 把“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戈 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人道的、民主 的社会主义” 概念。其特征是: ( 1 ) 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 (2 ) 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 (3 ) 社会公正的制度; (4 ) 具有高度文明 和道德的制度; ( 5) 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 ( 6) 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 度; ( 7 ) 渴望和平、同各国建立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制度。随后, 他于 1989 年11 月26 日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 革》一文中, 进一步对“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了论证。从此, 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 由“ 完善社会主义” 转向“ 更新社会主 义”, 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取代“ 被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 经过1990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准备, 苏共于同年7 月召开的二十八 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新的苏共章 程, 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 动纲领。这样,“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已不再是空泛的概念和 “理想”, 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邦结构和对外关系等方 面在内的一个系统的目标模式。
第三, 取消共产党法定的领导地位, 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
变。根据“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的蓝图, 戈尔巴乔夫提出, “ 党 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 “ 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 围内” 去争取执政地位。他建议苏共“ 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 1990 年2 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修改1977 年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 苏联 · 142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案例教材
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 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
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等规定。同年3 月, 苏联第三次( 非例行) 人民 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宪法中的原第六条, 把它修改为“ 苏联共产党、其他 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 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 管理国家和 社会事务”。修改后的第六条, 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 并为 实行多党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至于苏共自身, 经过二十八大对党的纲领 和章程的修订, 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方面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苏共开始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苏 共内部分裂为三派: “ 民主纲领派” ( 或称激进派) 、“马克思主义纲领 派” ( 或称传统派) 和“ 苏共中央纲领派”( 或称主流派) , 主张各异, 斗争尖锐。苏共实际上陷入政治、思想、组织上分裂的局面。激进派的 叶利钦等人在二十八大上公开退出苏共, 掀起了****的热潮, 他们还支 持民族分立主义者向联盟中央闹独立。
第四, 实行多党制、总统制和主权国家联盟制。在政治多元化、民 主化的鼓动下, 自1987 年起, 苏联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党派和团体。 1990 年最高苏维埃颁布的《社会团体法》, 从法律上为实行多党制提供 了保障。新出现的很多党派和团体, 有不少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 质。例如, 波罗的海三国反对派的联合组织“人民阵线” 于1990 年春 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并取得政权后, 立即取消了原国名中的“ 社会主 义”和“苏维埃”。同年5 月, 激进派叶利钦经过两轮竞选在俄罗斯联 邦获胜并当选该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 随即宣布要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 实行与联盟对抗的政策。其他一些联邦的分立主义者也力图仿效。在政 局极其混乱的情况下, 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总统制的建议, 并赋予总统 “一切必要的权力”, 以统一和协调全联盟的政令, 克服分散和分立主义 的倾向。此外, 他还提出要改革联邦制, 在苏联建立“ 各种联邦联系形 式”。但在戈尔巴乔夫1990 年3 月就任总统后, 局势并没有任何好转的 迹象。
第五, 加速推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困境, 戈尔巴乔夫在1990 年春提出要实行更大范围的所有制改革, 早日转入 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 苏联有关方面曾先后 提出三个方案: 一是以雷日科夫为首的部长会议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 形势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设想》, 主张用3~5 年时间, 走健康、 稳妥的道路, 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 强调改革既不能使国家吃亏, · 143 ·
第三篇国家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也不能使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二是由经济学家沙塔林提出的“500 天 计划”, 主张用休克疗法在500 天内分三个阶段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化,
放开价格, 卢布自由兑换等。这个方案受到叶利钦等人的赞赏和支持。 三是受戈尔巴乔夫委托, 由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起草的方案, 又称“中 间方案”。三个方案在9 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经过半月的争论仍无结果, 决定授权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汲取三个方案优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方案来。但会议刚结束, 叶利钦就立即在俄罗斯联邦推行500 天计 划。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停止按合同向订货单位和联盟中央输送货物, 共 和国之间的传统经济关系中断, 全联盟统一的改革已不复存在。苏联在 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
四、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
改革根本取向不同造成的苏共内部势力的分化和斗争, 使改革面临
着深重的危机。1991 年8 月19 日, 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 洛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八人组成的“ 国家紧急状态委 员会”举事, 试图“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 宣布苏联部分地区 实行紧急状态, 戈尔巴乔夫由于“ 健康原因” 被中止行使总统职权。苏 联发生的“8 . 19” 事件是苏联七年来各派政治力量的最后一次大搏斗, 其结局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紧急状态委员会举事不到两天便归于失 败。叶利钦、波波夫等右翼势力占据上风, 戈尔巴乔夫重新复出。
“8 . 19” 事件促使苏共瓦解, 右翼势力以苏共策动“政变” 为借口, 采 取了一系列反对苏共的措施。8 月23 日, 叶利钦签发命令中止俄罗斯 共产党的活动, 随即又宣布苏军内的苏共组织为非法, 同时宣布取消俄 罗斯境内一切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机构。8 月24 日, 戈尔巴乔夫以所谓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为由, 宣布辞去苏共中央 **职务, 并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 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还以总统的名义下令停止党在军队和 国家机关的活动。8 月25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被迫自行解 散。继俄罗斯联邦之后, 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克兰、白 俄罗斯等也宣布停止共产党在其境内活动。这样, 列宁创建的、具有
93 年历史、在苏联执政74 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被瓦解了。“8 . 19” 前 后, 各加盟共和国都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曾图谋通过建立新联盟条约 来继续维持联盟, 并为此作过一些努力, 但回天无力, 没有奏效。12 月8 日, 早已宣布独立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发表联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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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声明, 宣布废除1922 年12 月30 日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的条约, 并宣布他们已经自愿组成“ 独立国家联合体”。叶利钦声称, 在独联体内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子。12 月25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 话, 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务。12 月26 日, 苏联最
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 宣告彻底失败。
回首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历程, 可以发现: 斯大林放弃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改革该模式的良好机会, 遂使该模式改革的任务只能由他人来 进行; 赫鲁晓夫对问题的发现和认识是很敏锐的, 也不缺乏魄力和胆 量, 但他缺乏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建设性办法, 遂又一次丧失了改革的机 会; 勃列日涅夫使该模式的发展潜力发挥到极端, 但也使该模式在发展 中越来越僵化, 又一次丧失了改革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相当 坚决, 也不乏魄力和才能, 但他又接受了错误的思想, 把改革引导到一 条歧路上, 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彻底失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一场壮观的 狩猎之后四分五裂了; 一场规模宏伟的社会试验也随之黯然落幕。
范文四:前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及从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去世后,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由于苏联经济问题积重难返,改革步履维艰,效果不大。 其实苏联的经济改革,和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预备立宪相差无几,以为只要有洋枪洋炮、几个机构就能抵御外辱、强大国家,而苏联以为只要有私有经济,有外资,就能繁荣,而不知,改革最根本的还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纵观苏联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其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群众根基被动摇。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下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日趋缓慢,甚至倒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体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丧失信心。
二、执政党政策的失误。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日益脱离群众,失去民心。
三、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直接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全部成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苏联改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改革重点放于军事工业,根本无法改善人民生活。到戈氏改革时苏共在对待商品经济、货币和市场问题上,仍然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界定,这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苏联从斯大林1953年去世一直到其解体,经过了38个年头断断续续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历次改革都只是在以产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因此,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 四、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强大外部动力。苏联改革时,法律的完善没有跟上;公民的安全得不到保护,造成黑恶势力横行;想让私有制搞活经济,想引进外资,却不想给商人和外商应有的地位;意识形态上,“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知道如何理顺,以至引起民众的思想混乱。最后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苏联体制僵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苏联与苏共发展的历史看,经济改革失败乃至90年代初发生剧变,其根本的、主导性因素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动力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种模式的严重弊端通过几十年的改革都未能消除,主要是苏联长期缺乏理论创新。在僵化的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甚至最后发展到其最高领导人垄断理论,垄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从而,窒息了党内和学术界的创新精神。
经济建设上,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进,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内容。再后来,这些更是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体制模式,如果偏离这个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异已,是修正主义。 苏联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是伴随着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一起发展的,这正是苏联模式的僵化,即理论僵化的结果。在苏联,“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邪说”,认为它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一理论的僵化和
倒退,使经济改革停滞,也使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成熟”,从而使
后来的改革更加困难
范文五: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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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摘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进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缩减了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并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个体职工的积极性。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改革逐渐失败,除了经济改革本身的原因外,苏联上层政治社会的权力斗争也是导致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新经济体制,柯西金,勃列日涅夫
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苏联进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改革适应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一度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维视角出发,才能解释.
一“新经济体制”改革最初酝酿于1962年,是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叶?利别尔曼教授题为《计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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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奖金》的文章,主张国家给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全国对“利别尔曼建议”展开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1]1964年,依据“利别尔曼建议”在两家工厂进行了试验,但还未来得及大规模推广,赫鲁晓夫便在1964年10月被赶下台。在进行“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实验时,阿?尼?柯西金正担任主管经济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下台后,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称为“新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和由改革带来的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柯西金的声誉日隆,他也被勃列日涅夫视为最高权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于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一步步地采取行动.
首先,勃列日涅夫极力贬低由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以此达到降低柯西金声誉的目的.
1965年9月柯西金作完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报告后,勃列日涅夫就不断地散布风言风语,“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地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2]勃列日涅夫的类似言论在高层领导机关中流传,对柯西金主持的经济改革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在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八五”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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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此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8%。[3]这使得“新经济体制”改革成为“苏联历史上在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改革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4]8。但勃列日涅夫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在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认为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并对经济管理机构提出激烈批评。这一行为,显然是针对柯西金及其主持的经济改革.
1968年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事件。在对待“布拉格之春”的态度上,苏联领导层也明显地存在着分歧,以柯西金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官员的方案是“试图使经济缓慢地自由化并逐步向西方开放,他们准备再从旁观察一下布拉格事态的发展,再说这个国家丝毫也不准备脱离东欧集团”[5]。而“布拉格之春”却使勃列日涅夫等人十分震惊,他们担心改革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偏离苏联社会主义的轨道并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所以他们坚决主张立即出兵镇压.
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改革的态度由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反对,“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6]。从本质上说,勃列日涅夫并不懂得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质,他只是肤浅地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将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把苏联引向混乱和“市场社会主义”。所以,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在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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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批判,将其定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时间,苏联报刊充斥着反对改革的文章,对柯西金等经济改革派形成了巨大压力。根据当时接近柯西金的科学技术国家委员会代理主席的д.格维什安尼记载,“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柯西金在那些天里从未有过地忧郁”[7].
在贬低改革、降低柯西金声誉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不断直接削弱柯西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
在勃列日涅夫一步步的进攻下,改革者柯西金的权力越来越小,对此无可奈何的柯西金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改革方针,并逐渐对勃列日涅夫言听计从,20世纪70年代末,他连一些细小的事情也要“找勃列日涅夫同志商量”.
很明显,苏联高层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出于对柯西金才华的妒忌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勃列日涅夫在权力斗争中削弱了以柯西金为首的改革派的权力并最终扼杀了改革.
二柯西金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就是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以利润和奖金来激发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改革的结果必然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增加,党和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相应削弱,行政命令方式将逐渐退出生产领域。所以“,新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遭到权力受到影响的管理机关的阻挠和反对.
“新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管理机关与企业间围绕权力的争论和斗争就随之而来。依照改革的精神,企业领导人认为权力小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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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要求扩大经营管理权。而管理机关则紧抓权力不放,指责企业管理不善而带来损失。当时,“许多主管部门反对对它们的权力给予任何法律上的限制,至今仍然喜欢发号施令,‘俨然以管理机关自居’,竭力反对扩大企业权力”[8]。当时的苏联报刊充斥着企业与管理机关之间的互相指责,反映了改革遇到的深刻矛盾.
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这些管理机关的官僚们趁机反扑,矛头直指与“布拉格之春”相同的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新经济体制”改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得管理上的行政命令体制的拥护者们更加活跃起来”[9]。在此之后,原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又陆续收回,管理体制中行政命令体制逐渐恢复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的机关对行政命令体制的恢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党的机关与其说是为了帮助经济机构发展合理的自主精神,毋宁说是妨碍它们这样做。首先,这葬送了柯西金开始的经济改革”[10]。俄罗斯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取代”[11].
可见,在权力斗争中管理机关的绝对优势注定了改革的失败。在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权,它的积极主动性不可能被充分调动起来.
三“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改革自身.
首先,改革方针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本来,在改革之初,改革的方向在于削减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借此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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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柯西金的解释是,“改革的实质是,在完善集中计划工作的同时,提高企业职工对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主动精神和关心,以便用经济刺激制度使每个劳动者的利益同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12]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改革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的核心脱离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和激活企业内部机制,而着重于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和减少管理环节。在企业内部生产机制没有完备的情况下,单单靠扩大企业规模不可能解决生产问题,减少企业管理环节的改革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环节的多少与企业积极性的激发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不敢触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的作用。改革没有触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只是对计划体制进行一些小的修改。经过改革后,指令性计划仍然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核心。改革之初,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由以前的30个减为9个,以后指标数又逐渐扩大为10余个。计划指标虽然比原来减少,但企业的生产方向、主要产品品种和生产数量仍由国家规定,在国家对企业的考核中,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仍是最主要的尺度.
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企业活力的激发,苏联的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但是,在苏联领导观念中,市场总是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就连主持改革的柯西金也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在谈到计划与市场时,他认为,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能够,而且应当用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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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并按照经济核算的原则发挥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首创精神,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具有新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内容,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而对充分肯定市场作用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苏联政府不惜出兵镇压。在镇压了这场改革运动后,苏联国内理论界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浪潮下,苏联的经济改革从强调改革传统体制到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由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移到合并企业,建立联合公司。市场的作用在一步步被压缩,国家对计划和物资的控制在不断加强。到这时,连当年大力鼓吹利润作用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站出来检讨,称自己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4]68-69.
总而言之,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彻底失败,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尤其是苏联上层政治社会的权力斗争。由此看来,只有配合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不断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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