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统一

第2l卷第3期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9月 No(3 VOL21JOURNALOFABATEACHERSCOI正(EGESep(2004

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统一

张宗福1，董彬2

(1、阿坝师专中文系， 四川汶川 623000，2、阿坝州威州中学， 四川汶川 623000) (摘要J思想文化的统一是秦汉时期统治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秦王朝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形成了金字

塔 式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淋格局，以法家思想独尊。秦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的失败，汉代统治者与思经历了从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践到儒家思想的认同的过程，最终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 想家 实政治的需要，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原始儒家进行改造，并使儒家经学阴阳五行化，加快了秦汉思想文化统一的步根据现 代儒学大讲阴阳灾异，加速了儒学的世俗化(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伐。汉 【关键词】秦汉;思想文化;统治策略;儒家思想;世俗化 A 【中圈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J 【文章编号】1008—4142(2004)03--0093—04 the Unification of in On Cultures the ofandThoughts Reigns

andHanQin Dynasties

7MANGBin Zong-fu，DONG

Teachers AbaSichuan (Chinese Department College，Wenchuan 623000，China)

Abstract:The unification of and cultures is an issue about which the rulers in the thoughts impoztant Qinand Han were concerned( Rulers of the the of as their dynasties qin Dynasty rutmgadopted thoughts legalists the with the of the feudal monaxchic strategies，and pyramid-like political system atlt蛐 shapetook thoughts of of the the whole of the failure the legalists predominating COll]B(t—j'(，11=Ie perdition Qin Dynas锣indicates the of as and rulers in the H_an from the thoughts legalists ruttng strategies(Thinkers Dynasty experienced practice of Taoism to the of Confucianism(Confucianism decided as recognition 1ijlI{垮freaky nlling thoughts(Confucianism in which the of Hartacceleratedworldlinessthe YirI’ calamities and Dynastypreached Yavg， unearthliness， OnConfhcianism and effect cultares( aandtheChinese posedprofoundeverlastingwords: and KeY Qin—Hart Dynasties;thoughts cultures;Confucianism;worldliness

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自觉吸收诸家思想，并根据现实政 从秦代到汉代，统治阶级一直在寻求思想文化的统 治的需要对原始儒家的思想进行改造，形成思想文化上 一，并以此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石和统治策 的大一统，以适应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 略。秦王朝运用法家的法术势的思想理论，建立了封建 的需要。汉代儒学大讲阴阳灾异、宣扬封建迷信，这又加 君主专制的政体格局，但是秦的速亡，又以不可辩驳的 速了儒学的世俗化，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证明法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诸多失误，并成为汉 本文试图理清这一思想文化发展的线索。 的主导思想，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汉初统治者把黄老思想作为自己 一、秦王朝的建立。统治者意识到思想文化的统一 虽然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 对社会政治的重要性。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此促进思想 的作用，同时又表现出这一思想在政治上的软弱，使诸 文化的统一 思想家找到一种统,的思想文化作为封建侯势力恶性膨胀，导致七国之乱，因而汉朝的统治者和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专制的统治 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秦王朝，主要以 中 思想，这就为儒学的独尊提供了现实依据，先秦时期诸 法家的法术势作为统治策略，形成金字塔式的政体格 子百家的思想元素在这一时期又找到了生存土壤，以董 收稿日期:2004—03一10 作者简介:张宗福(1965一)男，藏族，四川汶川人，阿坝师专中文系讲师;董彬，阿坝州威州中学一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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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盘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局，皇权至高无上。为了维护其统治，强化封建专制， “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结果加速了秦朝的灭 亡。其兴之暴，其亡亦速，这表明法家思想作为封建君主 统治者必然要寻找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统治 专制的统治策略是行不通的，不得不引起西汉统治者与 者充分认识到自战国以来百家争鸣与群雄逐鹿、社会混 思想家的深刻思考。因而，在西汉前期，统治者多信奉黄 乱的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意识到思想文化的统一对于 老(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的老子)道家思想，从“清净 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因而秦王朝采取各种措施，以促使 无为”的思想出发，制定了休养生息的统治策略，社会生思怎文化的统一。 在建立统一文化方面的重要措施有以下五个方面: 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反映在政 治上则是面对地方诸侯王国势力的增长而无所作为，致 其一，进行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以周朝大篆为基础， 使其恶性膨胀，导致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统治者认 吸取齐鲁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形体匀圆、笔划 简略的官方文字——秦篆，颁行全国，就是所谓的”书同 识到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新寻求更有效的理论作 文”。其二，统一车辆形制，即“车同轨”。以首都咸阳为中 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这为儒学独尊提供了现实依 据。“直道”，大大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和文化交 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又修筑咸阳通九原的 法家思想在统治上的失败，黄老道家在统治上的软 流。其 弱，与农耕文化有深厚基础的儒家思想，自然受到西汉 三，统一度量衡，所谓“度同制”。其四，在各地设置掌教 化的乡官——“三老”，“以法为教”，以此来统一人们的 统治者的重视。西汉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儒家对暴秦的抨 击，认同儒家的仁政思想。刘邦从当初鄙视儒生，到笼络 文化心理，所谓“行同伦”。其五，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建建 利用他们为自己争夺天下效力，刘邦登基后，又令儒生 国制度，打破地区壁垒，规划版图，大量移民，开发边境， 叔孙通制定一套君臣礼仪以加强他的统治地位和威严。 传播中原文化，所谓“地同域”。秦王朝统一文化的措施 谋士陆贾从儒家思想出发，全面总结秦失天下、汉得天 是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但在客观上增进了

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 下以及古今兴亡成败的原因，著论文十二篇。刘邦在去

同性。 世的前一年，甚至用太牢(牛、羊、三牲具备的祭礼)隆重

祭祀孔子。文帝时的学者贾谊的《过秦论》揭示秦灭亡的 要为了促催!思想学术的统一，秦王朝主要采取两个重 原因是“仁义不施”，他建议改正历法、变易服色制度，重 措施，即焚书与坑儒。《吕氏春秋》充分意识到思想学 定官名，提倡礼乐，削弱诸侯国的实力。景帝时研治儒学 术上的百家争鸣，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混乱，因而把思 的晁错提出了“削藩之策”。可见，这是的儒家学者所鼓 想的大一统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秦统 吹的儒术和政治主张与先秦时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不

同，他们往往是从儒家的仁义的观点出发，又根据现实 一以后，更注重“别黑自于一尊”，为了实现思想学术的 大一统，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焚书，《史记、秦始皇 政治的需要有所变通，因而容易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

本纪》:“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同时也为后来的儒学独尊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 儒家思想日益融合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而逐

步成为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石。苟子和《易传》，就对法家 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之同罪;令下三 和阴阳家的观念有所吸收。提出了天、地、人相统一的世 十日不烧，为城旦。所不去者，医乐卜筮之书。若有欲学 界观问题，实际上提升儒家思想的哲学境界，也说明儒 法令，以吏为师”。焚书的举措，实际上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禁令，同时也表明秦王朝的统治策略——把法家思想 家学说在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才得以真 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理论基石，这是中国文化 正保存和健康发展。《吕氏春秋》则自觉地综合百家，以 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高诱说它“大出于诸子之右”，此 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也是战国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 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仁义为品式， 时代的终结。还有一事就是坑儒，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 以公方为验格。诸家合流，可见端倪。西汉时的儒家思想 士对其思想文化的专制犹为不满，尽皆逃亡，秦始皇严 令追缉，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成阳，使天下 已着眼予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了法家精神——法 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坑儒”开了历 术势和”主静“、”无为“的君人南面术(道法家的思想)， 这与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观念和心理基础之上的原 史上封建君主思想专制的恶劣先例。 始儒家有本质的不同。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二、法家思想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的失 术”的方针，其目的是利用它宣扬“君权神授”、“大一统” 败，黄老思想在政治统治上软弱，西汉统治者不得不为 自己的统治寻找新的指导思想。为儒学的独尊提供了现 的思想，以此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他认同的是经过 实依据 西汉儒家修正的，融合诸家思想的儒家思想。以致后来 的汉宣帝在斥责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道杂 秦朝统治者为了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实行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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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第3期 张宗福，董彬: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统一 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同构，天时、 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这说明 物候、人体、政治、赏罚都分门别类地列入这样一种异事 西汉虽实行“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儒法兼施，同时又 而同形、异质而同构的五行图表中，组成一个相生相克 不影响儒家在社会统治在的重要地位，这是由于儒家思 的宇宙与人事结构系统，以作为帝国行政的依据。君主 想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联系，其理论以 顺着五行特性而施政，则人间太平、风调雨顺。反之则相 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根基，从而能在以家 反。他们惯用自然现象如日蚀、地震、水灾、火灾、动植物 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 量和传统的有效性。 的反常变异(如”木有变，春凋秋荣”)来作为上天对人君

的警告一一这成为后世的常规。 兰、董仲舒把《公羊传》的阐释与现实政治结合起 宇宙系统论确定君主的专制权力和社会统治秩序。 来，将儒家经学阴阳五行化(促进了秦汉时期思想文化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子天子。”“王道之三 的进一步统一 汉代儒学内部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派别。 纲，可求于天。”绝对君权和三纲秩序的法家理论在这里

先秦典籍遭秦火焚毁，只有靠战国以来的学者口传心受 得到确认。而且把无处不在的阴阳双方普遍赋予善恶的

价值内涵，所谓“卑阴高阳”、“贵阳而贱阴”、“恶之属尽 流传下来，到西汉社会稳定以后，人们用隶书抄录儒家 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行于顺，阴行于逆”，“善皆归 经典，写成定本，当时人称之为今文经。西汉时期，人们 于君，恶皆归于臣”，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 又从民间和孔子旧宅墙壁发现一些先秦时用六国文字 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秩序。这个神学唯心主义的基 书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之为古文经。只是抄录的文字不

本精神却又是为了强调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 同，却形成两个学术上的派别，他们对孔子的评价、对六

作为和谐稳定的整体存在的重要性，它把任何个别的因 经的解释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今文 素都置于这个整体之下:“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 经学十分注重六经的“微言大义”中去探求、发现治国安 直行其道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是故胁严社而不为不敬 邦的道理，而古文经学则把孔子视为史学家，肯定他对 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属 六经的整理。今文经学派以《公羊传》为阐发其主要思想的经典， 而不为不孝慈，义矣乎。” 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他 他反对任刑滥杀，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 把儒家的经学阴阳五行化，建立了天人宇宙图式。他把“天”作为宇宙人间的最高主 “天”是“好仁恶杀”，“天，仁也”，“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 宰，“百神之大君也”，同时，“天”又停留在单一的人格神 德教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 而简其刑，以此配天”，“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 的意义上，它更多是一种与其它因素相联系相配合的结 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把仁义 构体，这些因素就是天、地、人、阴阳、五行十项。在这里， “天”是主宰，是”大君”，又是因素之一，他认为:“天有五 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论的层次上来约束绝对君权，表面接 近原始儒学，实则接受了法家的思想。“故屈民而伸君， 行，一日木，二日火，三日土，四日金，五日水。木，五行之 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也。”他的五行宇宙论完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 在社会方面，他强调“孝”、“衣食”，“天生之孝，地养 全从政治伦常和社会制度着眼， 在他看来，五行相生，比作父子，子承父业，如寒暑相随， 之衣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在政治方面，他要树 立绝对君权，建立一套文官体制。他强调，“王者制官，三 五行又是官制，相互约束克制，这叫“相胜”，这样就构成 一个反馈系统——“天道”。“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 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 备矣。吾闻圣主所取仪，金天三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 终，官制亦然，此其仪欤?”建构一个由“孝”，读书出身， 水生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不但 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 五行如此，四时亦然:“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 政支柱，确立了汉代的政治——教育，即士——官系统。 有四政，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 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 与原始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政教不同，这是从统一帝国 着眼的整套官僚体系。他把政治伦理统治建筑在宇宙自 备也。”天的四时如同人或君主的喜(春)乐(夏)怒(秋) 然的比附上，在他看来，政治的治乱兴衰不再仅仅依 哀(冬)。“惟人道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 靠于作为首领的“圣人”，而是依靠遵循客观的“天 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 道”，而这“天道”也就包含建立这套官僚行政体制， 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所谓“官制天象”。这套体制表面上分权从汉至清，行 下之春夏秋冬也——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

政与监察(御史、清议)相互牵制】，实则服从于和从 清寒暑化草木。”“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春秋冬夏也， ——皆自然之气，其宜直行而无郁，一也。”董伸舒确认 属于血缘宗法的社会经济结构、官僚体制与社会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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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鱼阿坝师范高等专科r学校学报 的关系学纠缠混合在一起。 决定。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召集 董仲舒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利用阴阳家的 生们来考论五经的异同，今、古文两派经学家展开了 宇儒 激烈的争论，谶纬之说得到了肯定，今文经学受到统 宙系统。其一是用儒家仁义学说和积极作为的观念 治者的支持，会后，编著集今文经学之大成的《白虎 改变了阴阳家使人拘谨服从的被动状况。其二是表现 出对灵活性的重视，所谓“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通义》，它促使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话。儒学的世俗化 变”， “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其三是他的宇宙系统在这里得以充分表现。今文经学的烦琐，让人无法卒 读，如:秦近君注解《尚书》，仅《尧典》的篇目二字 不同于阴阳家的“拘而多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 就用了洋洋十余万字，而且今文经学用迷信内容去附 将孔子仁学中的情感心理原则输入了这个系统，从而 “和者，天地之所生 会经义，这就注定了它必然衰落的命运。东汉的著名 将自然人情化了。“仁，天心”， 学者贾逵、服虔、马融、许慎都是古文经学大师，东 成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仁也，人之受命于天 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相 汉末年，郑玄打破门户之见，兼通今、古文两派经学。

遍注群经，考订是非，择善而从，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附”。宇宙被情感化了，不象阴阳家或道家的那种超乎

大成者。郑学的确立，结束了今、古文经学的激烈斗 人外、漠然寡情。他把天人视同一体，不仅有物质、 争。地之大德日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 自然上的相连，且有精神上的相通，继承了儒家“天 儒学的世俗化虽然在东汉末年衰落，但是对中国 内 精神蕴。 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阴阳五行论在中国社会思想和

四、儒羹e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大讲阴阳灾异(宣 观念形态诸多领域有所渗透，比如:风水观 推算等。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图式对念、占卜 扬迷信思想。加速儒学的世俗化。并对中国文化产生 民族性格和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人们在 人们的心理结构、 了深远的影响 心理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实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 董宇宙图式的建构标志着儒学的世俗化的开端，以 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观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的 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把儒家的经学阴阳五行化， 理论思辩和抽象思维。阴阳五行宇宙图式具有封闭性、 大讲阴阳灾异，宣扬迷信思想。董仲舒吹嘘他能够推 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封闭性能给人们心理、性格 验灾异，求雨止雨，简直类似巫师。在西汉时期，今 以自我满足感，他可以表现为骄傲自大、固执保守， 文经学在思想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受到统治者的重 认为本系统内应有尽有、完整无缺、不必外求。循环 视，在朝廷设立五经博士。而古文经只藏于朝廷秘府 性则否定了真正的进化，从而向前只不过是复古，历 或在民间流传，西汉末年，由于王莽一派政治势力的 史演变不过是天道循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 支持，在学者刘歆的建议下，才立为官学，与今文经 抗衡，王莽为了篡夺西汉政权，改变政治和土地等方 合”。秩序性带来的是安分守纪、听天由命，认为任何 面的制度，就从古文经特别是<周礼》中寻找依据， 努力无不受既定的秩序图式(天道)的限制和制约，="" 自认已被规范在某种既定的位置和不能逃脱的网络之="" 古文经学有压倒今文经学之势，但王莽并不完全排除="" 中，”思不出位”、逆来顺受、个体价值完全从属于外在="" 今文经学，他很热衷符瑞，以证明他该做皇帝。东汉="" 权威的超个性的普遍秩序。而周而复始的农业小生产、="" 建立以后，统治者又提倡今文经学，废除古文经学，="" 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久远强固的宗法血缘的="" 东汉的今文经学除了讲灾异外，还增加了谶纬一套迷="" 规范，则是维持这套系统的强大的现实基础。宇宙论="" 信说教。谶纬实际上是假托天神、先圣之言，诡为隐="" 系统图式也给人们心理上以某些积极的东西。排斥外="" 语预决吉凶二:兆的一套迷信做法，是由西汉末年的五="" 物封闭性又有吸收消化外物以成长自己的宽容性和灵="" 行说演变而来的。东汉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 活性，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宗教战="" 于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已不如从前看得神秘了，比如，争、宗教酷刑(除三武灭佛)。否定进化的循环论又可="" 人们一向畏惧的日食在那时已经能够推出来了。光武以成为富有韧性坚持奋斗的信念基础，中国人很少真="" 帝刘秀十分崇信谶纬，从而使西汉阴阳灾异之说的地="" 正彻底的悲观主义，即便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 位不断下降，逐渐被谶纬取代。所谓谶、谶语，是一="" 相信“否极泰来”、“时来运转”——这是符合“天="">

道”或“天意”的，他们相信循环无端的客观运转。 今文经学家们利用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预I-人事的吉凶，

因循守旧秩序性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照顾整体、把 并以此来解释儒家经典，其著作就称为“纬书”，其内 容杂乱，把解经和荒诞的言论混杂在一起(其中一些 握全局，以便是整体均衡，保持生活、身体、人际关

的和谐与稳定，个体在这一系统中获得归属感，而不 是汉朝人对天文、地理、历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谶纬之风甚为流行，朝廷施政和任用官员，都以谶纬作 致感到孤独荒谬而皈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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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明清时期山西的思想文化

理学与考据学

【理学】

自宋**学出现后，山西亦步亦趋，无大创新。明代，山西理学最为风靡，由于薛?影响，成为理学中心。薛(1389～1464)，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明初最著名的理学家，“河东学派”开创者，主要著作有《薛文清公集》24卷，《读书录》10卷，《读书续录》10卷，对中国理学发展影响颇大。明清两代，薛被尊为一代师表，在其影响下，山西出现了不少以治理学名家者，明有杨一奇、申尚德、吕乾、谢琚、张邦教等，清有范彪西、卫天鹏、乔运开、谢丕振等，著作甚繁。

【考据学】

清乾嘉年间考据学达到极盛。清代学者厌恶宋明理学的空疏，又称考据为朴学、汉学，以别于宋学。清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即是山西人阎若璩。阎若璩(1636～1704)，山西太原人，20岁时即疑《尚书》25篇古文为伪书，经30余年考证，作《古文尚书疏证》8卷，引经据典，一一指出其结症所在，得出古文尚书25篇全系魏晋间人伪作结论，从此古文尚书为伪作大白天下。阎氏主要学术著作有《四书释地》5卷、《困学纪闻笺注》20卷、《潜邱札记》6卷、《眷西堂集》、《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毛朱诗说》1卷、《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博湖掌录》等书。雍正帝为太子时，尝请阎若璩入宫，索观阎之著述，每阅一篇必称善。除阎若璩外，山西清代尚有不少考据学者，如王楷苏、窦长泰、董文明、史永直等，著述颇丰。

史学与地方志

【史学】

明清两代山西出现过不少有创新精神的史学者及著述，祁韵士、徐继畲、张穆则是其中享誉中外之三杰。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寿阳平舒人，主要著述有《蒙古四部王公表传》112卷、《藩部要略》18卷、《伊犁总统事略》12卷、《西域释地》、《西陲要略》4卷、《西域行程记》1卷、《已庚编》6卷。祁氏著述对研究民族史、西北边疆史地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他还是回部历史地理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当时已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外，祁氏还著有《书史辑要》，有裨于书法史研究。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五台县东冶镇人。主要著作为《瀛寰志略》10卷，开中国研究世界地理之先河。该书盛赞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咸丰三年(1853)，浙江宁波府集《瀛寰志略》推崇华盛顿之语，镌碑华盛顿纪念塔，至今犹在。有评者认为，徐继畲为中国维新之先觉。此外，徐氏尚有遗著《退密斋文集》6卷、《古诗源评》14卷、《两汉沿边十郡略》1卷、《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1卷等行世。《瀛寰志略》被国内外多次重版，日本再三重版，谓其为世界之指南针，大有助于日本的维新。

张穆(1805～1849)，字诵风，本名瀛暹，字硕洲，平定大阳泉人。主要学术著作为《蒙古游牧记》16卷，咸丰九年(1859)印行后，即被沙俄驻北京之卡法罗夫译为俄文。此书至今仍为国际史学界瞩目的权威著作。此外，张氏还有《魏延昌地形志》、《顾亭林阎若璩合谱》、《俄罗斯事补辑》等著述。

【地方志】

山西方志起源可追溯至汉魏，明清大盛。山西历代方志约800余种，传世者400余种。明清两代，自明初洪武年间修《太原府志》起，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修《文水乡土志》止，山西境内的省府州县司都先后修出了志书。此外，还有一些专记古迹、名胜、寺宇、山川的专志。参与修志者不乏学人名流，其中最杰出者为乡宁人杨笃(1834～1894)，他主修的《西宁县志》为当时名志，他一生修州县志12种，45岁时被聘纂修《山西通志》，竟因此志积劳成疾而逝，且留名言有：“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折，罪不更大乎!”

书院与府州县学

山西最晚宋代已有书院，明清时代得到空前发展，几乎遍及各府州县，甚至有的府州县同时建有几个书院，全省共有150左右。这些书院多为公办，也有私办者。其中，太原的晋阳书院可谓山西书院之冠冕。晋阳书院曾易名为“河汾书院”、“三立祠”，清雍正十一年(1733)仍复旧称。

明清时代，山西府州县学及乡镇义学(明时称社学)亦遍及全省。全省府州县学共设100余所，乡镇义学共设410所左右。

文学艺术

【小说】

明清时代，山西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部历史长篇小说产生于元末明初，明代已享有盛名，有许多追随者起而效仿，创作出一系列讲史小说。罗贯中(约1300～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相传为施耐庵的学生，曾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的创作。此外，罗氏还著有长篇小说《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清代山西小说作家主要有刘璋和徐昆。刘璋，字于堂，太原人，主要作品有著名小说《斩鬼传》。徐昆，字后山，号柳居士，平阳人，主要作品有《柳外编》，该书收其文言短篇小说290余篇。

明清时代，山西以诗文为盛。诗文或声韵名家，明有106人，清有340人。明代以薛?、王家屏为代表的诗文，有充实的内容和质朴的风格，具独特风貌。薛?《薛文清公集》24卷中收有诗文1700余篇。王家屏，山阴人，有《复宿山房集》40卷传世。此外，明清时代山西诗文作家主要有乐平(今昔阳)乔宇、蒲州(今永济)王崇古、阳城张慎言、太原傅山、蒲州吴雯、武乡程康庄、祁县戴廷?、阳城陈廷敬、寿阳祁隽藻、平定张穆、五台徐继?等。其中，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8)，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字青主，太原阳曲人。明亡后，他不肯作清朝顺民，出家作道士，故以朱衣道人为号。顺治十一年(1654)，因参与反清武装起义，被捕下狱，出狱后与顾炎武、屈大均等著名反清人士交往很深。康熙十八年(1679)，受清廷隆重礼遇，被授以内阁中书职衔，但不为所动，表现了坚定的遗民气节。在学术上，傅山开创了清代以来诸子学研究的新风，对经学史学都深有造诣。他有《霜红龛集》40卷，其中诗赋14卷，散文成就也可观。傅山不以文学著名，因其学名书名太盛(他的书法曾被推许为清朝第一家)，反使文名被掩。实际，傅山的诗文，在明清之际是独树一帜的。

【戏剧】

明代前期，山西杂剧创作水平仍很高，影响很大。明代中期，南曲系列的传奇传入山西，但在创作和演出上都无杰出成绩，被通称为“乱弹”。到明代后期，活动在晋南各地的剧种已大体接近后来的蒲剧。其剧本，大部是由民间艺人改造传奇剧本而来。明代前期杂剧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首推罗贯中。今存有他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古杂剧》、《古家杂剧》等多种本。

明末清初，晋南蒲剧形成，以后向北发展，结合晋中、晋北地方戏、民歌形成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这些剧种都有大批上演剧目，至今有一批著名保留剧目。清代山西剧作家宋廷魁的传奇创作有一定成就。傅山对杂剧的改造，有特殊意义。傅山有杂剧著作《红罗镜》、《八仙庆寿》、《齐人乞食》3种，其中《红罗镜》成就最高，该剧一改杂剧每本四折的旧体制为六折，还采取了合唱、轮唱等形式，同时还在风格和曲调上都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数学、医学

【数学】

明清时代，山西籍在数学上有突出贡献者主要有王文素及安清翘、张敦仁等。

王文素(1405～?)，字尚彬，山西汾州(今汾阳)人，明成化年间随父经商于直隶真定府饶阳，遂定居于此。王氏从小习练珠算，曾收集钻研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算书。王氏认为，对算学，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于是“留心算学，手不释卷，三十余年”，终于嘉靖三年(1524)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42卷、203条、317诀、1267问，分订12册。该书，包罗面广，实用价值高；校正了过去算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算法；珠算内容丰富，算法新颖，堪与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比美，在明代诸多珠算书中为高水平者；一些试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书均涉及到近代数学中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计算等运用问题；发展了“归整还零”除法，创造了“众九相乘”、“众九分乘”、“实位相同”等新法，并对传统的开方法有所改进。在立体图形的插图画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测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书中还介绍了许多简捷速成的计算方法。此书是明代一部优秀的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应用数学著作。只惜书成后王氏无力刻印，只有手抄本，在饶川西城传习。所幸1935年左右，北京图书馆在旧书店中发现抄本，以善本珍藏至今。

安清翘(1751～1829)，字翼圣，垣曲人，乾隆进士，曾任陕西三水县(今旬邑县)知县。主要著作有《数学五书》(包括《矩线原本》4卷、《一线用表》6卷、《推步唯是》4卷、《算学存略》3卷、《乐律心得》2卷)，《数学指南》，《周易比例》，《几何原本补正》等。惜仅有《数学五书》存世。

张敦仁(1754～1834)，字仲篙，阳城县润城人，清代著名数学家、汉学家，尤以数学成就为大。21岁中进士，官至云南盐驿道。主要著作有《缉古算经细草》3卷，《求一算术》3卷。此两种著述，使南宋秦九韶和元代李冶的“天元术”、“求一术”等几乎失传的数学成果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此外，张氏还有《开方补记》。

除上述，在数学、天文方面有成就的山西人还有：郝增汉、相俊、宗民牧、袁万里、谭登仕、王楷欧、王轩、卫天鹏、张恢、杨向荣、郑陟、孔传性、刘徵、申九宁、王友古、焦腾凤、李鲈等，且多有著述传世。

【医学】

明清两代，山西专医道精医术者不乏其人，然当首推傅山。傅山是位医德高尚、医理高深、医著丰富、医药技术高超的医学家，该传世之作有《外经微言》、《本草秘录》、《辨证录》、《大小诸症方论》、《石室秘录》、《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青囊秘诀》。此外，李中馥《本草目录》、张志远《医学钞要》、邵化南《针灸发明》、赵溥《三穆堂医学集解》、赵三骐《医脉系辞》、乔行可《脉诀辨微》、张无妄《伤寒条辨要解》等也很为著名。杨耀祖医术相当精明，傅山非其药不服。明清之际的傅山在诸子学研究方面成就很高。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8)，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字青主，太原阳曲人。明亡后，他不肯作清朝顺民，出家作道士，故以朱衣道人为号。顺治十一年(1654)，因参与反清武装起义，被捕下狱，出狱后与顾炎武、屈大均等著名反清人士交往很深。康熙十八年(1679)，受清廷隆重礼遇，被授以内阁中书职衔，但不为所动，表现了坚定的遗民气节。在学术上，傅山开创了清代以来诸子学研究的新风，对经学史学都深有造诣。他有《霜红龛集》40卷，其中诗赋14卷，散文成就也可观。他的诗文，在明清之际是独树一帜的。

范文三：两汉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

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两汉文章，魏晋风骨，这已经是经常被人提起而且充满憧憬和向往的字眼了。然而仅仅凭这些却还不足以这样称谓这两段时期。中华文明是一个总括，是由很多的地域文明和民族文化组成的。在汉代，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各种地域文明得到了融合;在魏晋时期，世代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融进中原。虽然在后来造成了五胡乱华的悲剧，但是融合的结果却是可以肯定的。

两汉文化是由众多的地域文化组成的一个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得历代王朝，还是现在的东西方的现代文明，对于两千年前的两汉文化都有着赞叹和崇拜心情。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现在的研究归结为先秦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基础是荆楚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燕赵文化等众多的地域文化，有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一)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区域包括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

(二)齐鲁文化:也即是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三)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四)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五)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但受到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进行了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并非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的，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将各个地域文化融为一体，在汉朝一统天下之后继续进行着这一融合的过程，从而在汉朝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一种融合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都源于各地，形成之后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概括地说，两汉文化是在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以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为基础和萌芽，经过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数代帝王的继续锤炼，从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加之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形成了“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两汉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大致如下:

(一)“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

(二)“独尊儒术”，重视文教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天朝上国”，辉煌功绩铸就了后世国人的傲气傲骨;

(四)“治国典范”，汉朝的成功使得汉朝的发展模式被后世套用。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颂盛世，因而产生了一种以词藻华丽、气势恢宏为特点，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样式——辞赋。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汉初的赋是体式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在行文上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故而又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汉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这种文体来抒情志、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章的盛名并不仅仅是汉赋这一种文学形式就能体现出、支撑起的，在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四百

年的时间里，的诗歌创作，还有着众多的具有汉代气息的诗歌。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 “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样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不绝于世，然而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而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誉之为“五言之冠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辞赋也好，诗歌也罢，两汉文章的真正的巅峰之作是《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高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成就最高、名声最著的散文，但不是仅有的有成就的散文。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如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只是被《史记》的光辉所遮掩罢了。

不论是两汉的文章，还是两汉的思想，都有着能够关注现实，敢于指摘时弊的时代色彩。

两汉务实，魏晋务虚。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自在超然，心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风度翩然若神仙中人，为后世所景仰、赞叹。

然而仅仅百余年的时间，社会的风气便由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积极入世一转成为谈玄讲易、醉生梦死、超然物外呢,这其间若说是没有巨大的动荡变革，那真是鬼话了。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不愧是思想家、哲学家，果然有着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魏晋风度，不过是透着血色的看似洒脱飘逸的逃避。

汉初有“萧规曹随”之说，这一传统倒是被完美的继承下来，有了曹操诛杀孔融在先，便有了司马懿宰何晏，司马师宰夏侯玄，司马炎宰嵇康在后。加上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单单名字就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一腔腔的鲜血冲刷掉了两汉四百年培养出的激进昂扬。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加上漫无边际的清谈、使人坠入幻境的吃药和酗酒，便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因为对生死存亡的重视、恐惧和哀伤，所以对人生苦短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那时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可以用鲁迅先生的那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感慨所概括。魏晋时代初期长期的战乱，漂泊

无定的愁绪，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和可贵。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延伸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有一本名叫《世说新语》的书绘制了那个时代的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面孔，《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真实的记录。

假如魏晋风度仅仅是这样的血腥、惨淡与灰暗，那么魏晋风度怎么也不会称为后世念念不忘的风采。现实中的苦难，将那时的人逼迫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将思绪放飞，让精神明悟，超脱，放纵，彷佛世事成空，只剩下自己。在那里，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尽情地追求感观，心灵享受却绝非堕落淫靡。我个人以为中国文化史上独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源起于此。

生命在这里绽放的绚烂之极，便如同漆黑的夜空中的亮丽的焰火，引人瞩目却又不敢直视。过了魏晋，中国的历史上鲜有如此放纵旷达而自然的生命了。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有了进退之所，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济用，匡扶朝政重新成为主流，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彭泽的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魏晋之后，有的，便只是寂寞。

那为一杯酒不惜放弃生命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何可一日无是君的痴念，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将生命的光华和喧闹尽情地挥洒，让寂寞的后人怀念、凭吊。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最初只是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但是后来便播撒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名士们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屡遭拒绝。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和以隐逸为上的哲学观，才能造就那唯美的《兰亭序》，才能成就那彷佛不带人间烟火气息书圣。

然而，魏晋风度在之后的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饮酒过度，醉生梦死，放达出格，有悖常理，清谈误国，这些魏晋风度的负面影响为历代的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然而清谈的名家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骨子里责任感也也提醒着他们不能忘忧国，陶渊明发出了“归去来兮”的感慨最后也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

魏晋时期清谈成风，喜好清谈的不仅仅的那些名士，还有那些大德高僧。魏晋时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支盾、慧远、僧肇、僧璨为其代表人物。

1( 心无义。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僧肈《不真空论》(破三家之说:本无、心无、即色)

2( 即色义。

“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盾

3( 本无义。

“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昙济《六家七宗论》

4( 不真空义。

僧肈的《不真空论》，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两汉魏晋，一入世一出世，一物质一精神，一执着一旷达，一关注现实一自娱于心，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并不是格格不入的。不然的话，后人也不会将两汉魏晋并称了。以两汉文章的精髓激励自己的事功，以魏晋风骨的灿烂愉悦个人的精神，既是对思想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个人素质的锤炼。这应该是对照两汉

魏晋思想文化变革所得的一得吧。

范文四：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 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

唐初的主要制度

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

唐初，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盛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

三省六部制 三省为尚书盛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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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

一台五监九寺 一台即御史台，掌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参预大狱的审讯。五监即掌文教的国子监、掌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水利建设的都水监。九寺即掌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

州县和道 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仍为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下设乡，乡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

2.府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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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是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其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又称军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唐代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卫士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征点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侗?。府兵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操练。其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战时则应征作战。卫士服役期间，免除其自身的租调，但衣装、口粮和大部分兵器都要自备。府兵制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卫士个人的负担却很沉重。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此制亦随之破坏，后为募兵制所代替。

募兵(又称兵募)在唐初不是常备军，只是战时才临时招募，后来逐渐制度化，成为常备军。另外，还有北衙禁军，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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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举制

科举制始创于隋朝。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另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之最受重视。人们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说明考中进士之不易。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

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矗

4.土地与赋役制度

唐继隋末大乱之后，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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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凋弊。唐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调发，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 均田令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人三岁以下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若在狭乡(人多地少地区)则不授。狭乡农民亦减半授田。

贵族和官员授田另有规定:最多者为亲王，可授永业田一百顷，最少者为武骑尉，可授永业田六十亩。各级官员另有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其收入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各级官府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离职时，则由新任官接管，不得出卖。

土地买卖受到严格控制。但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出卖;百姓的永业田在人死家贫无力埋葬时亦可出卖;百姓的口分田在由狭乡迁往宽乡，或者卖充住宅、邸店、碾硙时，亦可出卖。买地者不准超过本人应占田限额。

唐代的均田制和前代一样，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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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谓授田，主要是从荒地上调拨。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农民大多授田不足额，甚至有些地区每户农民有田不过十亩、五亩。虽然如此，但农民在均田制下毕竟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和无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所以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租庸调法 租庸调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每年植桑区交纳绢二丈、绵三两，种麻区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将此加以推广并制度化，并规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5.法律

唐代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田令》等。式是各项行政法规，办事细则，如《水部式》等。格是对律、令、式所做的补充和修改。律、令、格、式互为补充，以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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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并行。

唐律是直接从隋《开皇律》发展而来的。唐律从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到唐太宗时修订完成。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律文加以解释。释文称为“疏”，具有和“律”同等的效力。二者合编，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名有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所减轻。

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封建统治，亦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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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新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

新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

——重庆“唱读讲传”活动价值的新视角 张 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沙坪坝 401331)

摘 要:“唱读讲传”活动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教育与娱乐有机结合起来。 在深刻分析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基础上, 阐明了 “唱读讲传” 活动开展的现实必然, 揭示了“唱读讲传”活动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总结探讨了“唱 读讲传”活动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党建;思想文化;唱读讲传;实践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 出。建设先进思想文化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结党的思 想文化建设理论与重庆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唱读讲传”活动,探索重庆“唱 读讲传”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取向,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马 克思主义信念,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一、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是“唱读讲传”活动的思想基础

建党 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加强思想文化理论建设,作为党建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一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中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党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方 面: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提高对突出地位的认识。我们建设的小康社会,是 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小康社会,党的思想文化就是凝聚和激励全 国各族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思想是一个民族的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根。思想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加强党的思 想建设,是增强全党的生命力;发展党的先进文化,是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 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党的思想文化建 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全体公民的理想 信念、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和法制纪律观念的总体要求。牢牢把握先进思想文化的前 进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思想文化建设不断推陈出新,吸引力和感召 力与日俱增。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 大民族精神。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要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继承与创新思想文化,发展先进思想文化,把加强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 作。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 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构筑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用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鼓舞斗志,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心聚力;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思想文化,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为最终目的,以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与为基本途径,始终着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是发展科学 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百年大计、教 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指出:“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科技、 教育、 人才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竞争。教育对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 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具有基础性作用。”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 等新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充分 发挥新闻宣传媒体的优势作用,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

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文艺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 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人民群众的历 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群众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把创作自由与社会 责任感统一起来,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努力创作更多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二、“唱读讲传”活动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实践载体

(一)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的现实必然性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各种 文化思潮相互交流,人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经济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如一些人理想信念、道德意识、民族精神缺失,爱国主 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淡薄,价值观扭曲;唯利是图、不讲诚信、缺少公德的极端利己主 义行为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都对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

重庆直辖后,经济加速发展。但与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仍有较大差距,人民生活 水平还处于中下水平,思想上落差较大,这种落差夹杂着地域文化中的一些低级文化 的浸透。特别是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开始腐蚀党的肌 体,侵蚀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是,重庆人又有着独特的城市文化韵味,历史的积 淀和文化的凝结,打造了重庆人鲜明的文化个性。二百万年的巫山文化、三千年的巴 渝文化、八百年开埠文化、抗战文化、陪都文化、红岩文化、码头文化、峡江文化、 直辖文化等,构成了重庆群众文化的坚实基础和厚重底蕴。在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团结协作、开放求新”的重庆文化精神, 并在重庆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扬光大。“唱读讲传”就是对重庆人文化素质和思想 素质的最好提升。

正是基于这种人文环境、经济背景和自由主义思潮,重庆市委以高瞻远瞩的政治 眼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创建和谐社会为纲要,以谋福于三千万重庆人民 为前提,提出在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

(二)“唱读讲传”活动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新探索

“唱读讲传”活动是党的思想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新探索,是推动重庆科学发展的 新实践,是科学发展观方法论的创新性运用。从层次结构看,它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从时空结构来看,它立足古今中

外,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和近百年红色文化以及当代改革开放先进文化的集大 成者,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唱读讲传”活动对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发展做了如 下探索:

一是“唱读讲传”活动探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唱读讲传”活动, 架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民群众的桥梁,积极引导群众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积极的人文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有效形式, 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重 要载体。增强了主流价值观的亲和力、说服力、感染力,使其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 促进人们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二是“唱读讲传”活动实践了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内容。一个国家的繁荣富 强程度,取决于其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即所谓的 “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物质 表现形式; 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 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 理论思维、 舆论引导、国民形象等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通过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 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经典的吸引力、 价值观念的亲和力、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凝聚力、 理论思维和舆论引导的熏陶力、英雄人物和国民形象的吸引力。

三是“唱读讲传”活动落实了践行科学发展观要求。“唱读讲传”活动是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 要求从道德、 品格、 智力、精神等方面也要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唱读讲传”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全面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质。“唱读讲传”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推动 了科学发展观在重庆市的全面贯彻落实。

四是“唱读讲传”活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唱读讲传”把握了大众 化规律的生动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说教灌输向感应共鸣,由小众传播到大众传播 的有效转变。“唱读讲传”使单向灌输转化为双向互动,把停留在文件、报告与经典 中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生动活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避免了生硬呆板和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使群众发自内心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五是“唱读讲传”活动创新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提高说服力、增强 影响力,又必须注重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唱读讲传”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主 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了青少年学生的精神文明素质;二是“唱读讲传”活动以其

自身独有的特色,有机地将两者结合起来 , 有效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步和 发展。“唱读讲传”活动着眼于发动广大师生参与,抓住“教师、教材、教学”三个 关键环节,配发红色经典歌曲集,编辑出版《读点经典》和《传世故事》丛书,全市 中小学普遍开设了写字课,不少高校开设经典诵读选修课,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方 式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三) “唱读讲传”活动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实践的有效载体

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指导了“唱读讲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 又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实践提供了有效载体, 使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理论通过实践得到 进一步发展。

唱红歌——唱出了光荣历史,唱出了浩然正气,唱出了团结和谐。“唱红歌”反 映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的追忆, 对革命战争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怀念 以及对崇高精神生活的向往。《东方红》、《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红色革命 歌曲都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红歌具有浓韵的感情基调,体现出集体主义和刚 健向上的精神;红歌在自然传唱中能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气,能够抵制歪风邪气,抵制 庸俗之气,可以弥补现时代我们面对多元文化冲突的彷徨和迷失,激发人们对理想和 信念的执著追求;红歌凝聚着各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促进民族的交往和互动,增强对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红歌有助于用先进的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营造 “知 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调整人们的浮躁心态、缓和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读经典——读出了人类文明,读出了民族智慧,读出了理想信念。“读经典”能 认识历史,了解文明,得以借鉴。《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和《孙 子兵法》等经典中蕴涵的哲学智慧、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 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学习这些经典著作,能够使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了解古人 的智慧,转化为自身的智力资源,更好地丰富自己、服务社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 做人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通过读经典,对于增强干部群众的文 化素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故事——讲出了感人事迹,讲出了光辉业绩,讲出了英雄楷模。“讲故事”讲 出了孔融让梨、江姐闯关、小萝卜头、焦裕禄等感人事迹,这些故事从多个角度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讲故事讲述了张闻天、**、徐向前、罗荣 桓、**、**等开国元勋的光辉业绩,忠实地记录和展现他们为了高尚的理想

甘愿付出一生的革命英雄气概;讲故事树立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讲江竹筠、焦 裕禄、雷锋、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楷模的故事,重塑这些英雄楷模的示范榜样,对于 提升人们的精气神,激励人们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激发思想文化创造力起到了重要作 用。

传箴言——传出了时代真理,传出了创新格言,传出了人生警句。“传箴言”就 是传革命导师的著名教导、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民间文化中的谚语警句以及广大干 部群众创作的妙言佳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 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掌握、认同和 践行。传箴言活动以开阔人的胸襟、启迪人的智慧、丰富人的内涵、净化人的灵魂、 提升人的境界为要旨,是广大干部群众竞展才智、自我陶冶、自我教育的重要平台, 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新途径。

三、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的实践价值审视

三年“唱读讲传”活动的开展,重庆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唱读 讲传”已经成为重庆党建工作的新思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繁荣的发动机、社 会和谐的黏合剂、对外影响的新视窗、思想政治工作的导航灯。具体表现在:

(一)“唱读讲传”为重庆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重庆市在开展“唱读讲传”活动中,与“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三 项制度”、“三项活动”、“三进三同”、“打黑除恶”、创先争优“一讲二评三公 示”、大学生“六个一”社会实践等结合起来,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 坚持把“唱读讲传”活动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为党建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重庆市把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学习型党组织创建的重要任务,纳入党组织开展“三会 一课”的主要内容,完善了长效机制。重点在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中抓好读经典、讲 故事等活动, 力争都能背出 10-20篇大段经典; 不断增强 “唱读讲传” 活动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影响力,使活动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推动常态化,激发 全市干部群众苦干实干聪明干、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豪迈激情,推动“唱读讲传”活动 更加深入持久,更加卓有成效。

(二)“唱读讲传”为“五个重庆”建设提供了“助推器”

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五个重庆”的战略构想,是重庆建设西部开放高地的五 块基石。“五个重庆”建设需要“唱读讲传”提供智慧支撑,要为“五个重庆”积聚

发展后劲, 打造软实力, 提高城市品位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撑。 “唱读讲传”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促进“五个重庆”的构建,将重庆的文明水平提升到 了更高的阶段。“唱读讲传”活动很好地体现了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 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的生动实践,是扩大对外开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增强重庆的吸引 力、凝聚力,推动重庆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唱读讲传”为重庆文化的大繁荣提供了“发动机”

唱读讲传是弘扬主旋律的生动实践,是提倡多样化的创新举措。“唱读讲传”活 动的深入开展,激发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聚合了文艺创作生产力量,推出 了一大批反映人民意愿和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使文艺创作生产步入快车道。三 年多来,打造了合唱《祖国颂》、《保卫黄河》、《红星歌》,经典诵读《共产党宣 言》、《雷锋之歌》《爱国童谣》等精品节目 100余个。创作推出了一批反映现实火 热生活的新红歌、新文学作品、新故事、新箴言。加大文化建设投入 , 相继启动文化 惠民、农村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农村文化室配套等工程 ,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 , 兴建文化广场和文化公园 , 并激活不少闲置的文化站、 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 施。“唱读讲传”活动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 便于参与、乐于参与,茶余饭后,广场、 公园到处搭建“唱读讲传”的舞台,不少市民自觉地远离麻将、扑克,走出网吧、游 戏厅,主动参与到“唱读讲传”活动中来。

(四)“唱读讲传”为重庆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粘合剂”

重庆与全国一样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 公,贫富分化差距加大。怎样做好释疑解惑、疏导心理、化解矛盾等工作,引导人们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新时期思想文化工作肩负的重要使命。“唱读讲传” 活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功效的发挥,对于调整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浮躁心态、缓和 社会矛盾具有独特作用。 广大干部群众在参与 “唱读讲传” 活动中, 促进了心理和谐, 能够比较理性地反映个人利益诉求,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 折和荣誉。

(五)“唱读讲传”为重庆对外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新视窗”

“唱读讲传”活动成为展示重庆的一个窗口,提升了重庆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重 要政务接待、重大外事活动、重点工作部署,举行“唱读讲传”专题展演,成为一道 必不可少的“文化盛宴”。“唱读讲传”活动在精品节目打造上,既有中国特色,又

有国际视野,始终坚持开放性,一些外国朋友纷纷登台献艺,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在“唱读讲传”活动开展中,对内注重参与率、普及率,对外注重影响力、 辐射力,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内有声势,外有影响。先后与教育部、 文化部、 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全国教育系统 “祖国万岁” 歌咏大会、 第十一届中国老年合唱节、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全国“祝福祖国”短信 大赛启动仪式、“红色中国行”——革命老区红歌合唱邀请赛等重大活动,扩大了重 庆的文化影响力,提高了知名度。

(六)“唱读讲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导航灯”

思想文化建设最核心、最根本的是做人的工作。唱读讲传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 活、帮助青少年树立理想信念的好形式。“唱读讲传”活动以其自身独有的特色,与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协调相融。不断创新唱读讲传活动的内容形式,有针对性地进 行宣传教育,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坚持将国情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与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各项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挖掘活 动中的有益因素,有效地推进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了校园文化建设品位,促进 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主义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 养。

总之,重庆开展的“唱读讲传”为载体的宏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活动,不是流 于形式的传阅,也不是说教式的宣传,不是简单的组合,也不是教条式的呆板,不是 固步自封的自娱自乐,也不是拿来主义的随心所欲。这几年对重庆的“唱红打黑”, 很多人都颇有微词, 尤其不理解“唱红”, 一些人认为“唱红”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甚至还有“**”遗风的嫌疑, 等等, 形成了 “重庆只会唱红歌”的错误印象。 其实, “唱读讲传”其本意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系列活动,起源于上世 纪 80年代末,而非重庆的原创,后被人们省略为“唱红”。如果说重庆“打黑”是 为了净化环境,“唱红”是为了鼓舞士气,那么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搞发展”。 只说“唱红打黑”却不加上“搞发展”,也就难怪被别人曲解和误读。过去在战争年 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多的经典作品,包括电 影、戏剧、歌曲、著作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奋斗过 程当中所流传下来的一些经典。这些经典对鼓舞士气,提振人的精神,改变人的精神 面貌有积极的作用,读了这些经典,唱了这些红歌,重振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因此重 庆的“唱读讲传”和过去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1]** . 十五大以来重大文献汇编——**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1999-6-15.

[2]** .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 . **文选(第一卷), 1996-9-26. [3]韩雪风、刘康 . 《唱读讲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 重庆日报, 2010-6-3.

[4]何事忠 . 《“唱读讲传”: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 光明日报, 2010-12-6. [5]周廷勇 . “唱读讲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N].重 庆日报, 2009-6-11.

[6]张国祚 . 由重庆市“唱读讲传”活动引发的思考 [N].人民日报 ,2010-5-5(13). [7]何事忠 . 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N].光明 日报 ,2009-12-1(10).

(作者简介:张新(1969-) ,女,副教授,中共党员,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党委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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