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大大大大妖
范文一：乾嘉考据学
何人提出文字獄促成乾嘉考據學？理據何在？
1. 章太炎，梁啟超認為文字獄令大多數學者不敢從事思想性工作，轉而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考據學研究，或只從官。
2. 章炳麟，錢穆，唐君毅 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家侯外廬 十三，5，6
並非文字獄促成乾嘉考據學之原因：
1. 未興文字獄，儒經已在讀，可追溯至唐宋漢晉。（邏輯先後次序）十,1
2. 其他朝代也有文字獄，但未能促成考據學的興盛，如明代。十二，2
3. 文字獄之下，最安全的方法是什麼都不做，考據學仍然有一定風險。十二，8
4. 史家考證認為清代士人學術發展有一定自主性，e.g. 四庫全書 蓋博堅 十三，6
乾嘉考據學的其他原因及理據：
1. 一些著名學者的貢獻引起後來者的考據浪潮，如顧炎武。 十,1-2；十二，7
2. 社會經濟發達，政治穩定，提供學術研究土壤。 十, 2；十一，3；十二，3，8; 十三，5
3. 學術本身發展的因素，學術發展本身的連貫性 十一，3；十二，3，8；十三，3，7
4. 受到西學的影響 十三，3，4
5. 心理層面——士人本身為彰顯自我，因社會上職位有限，向上流動性低。
6. 社會背景——人口增加造成士人階層的擴大，考證學成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運動 十三，7
總結： 十三，15
范文二：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5.s
第1a卷第1期
No.1
潮南教育学I完
Jou~alofHunanEducationalInstitute
2aoo年2月20日
Feb20.2O00
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张晶萍/
(湖南教育学院政史系,湖南长沙410012)
摘要:嘉道之际,考据学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中击,面临着危机.社喜环境的恶化,使经
世思潮再度风行.令文羟学以其倡吉变易的特点与经世思潮相契舍,并影响了新学术的发展方向,
使学派意义上的考据学肄结.
关键词:兰壶主捱芋;堡堂墨塑;圭丝兰;终结
中圉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陶;1001—6074(2000)03—0050-04
TheEndofTextualCriticismofQianlongandJiaqingPeriods
ZHANGJing—ping
(DepartmentofPoliticsandHistory,HunanEducationInstitute,changsha,
Abstract:AttheturnofJlaqingandDaoguangperiods,theTextualCriticismwascharged
byinnerandouterschoolsandconfrontedwithcrisis.Becauseoftheworseningofsocialenviron—
ment,thethoughtofpracticewaspopularagain.Today’sCharacterClassicscorrespondstothe
thoughtofpracticebymcansofproposingchanges,influencesthedevelopmentorientationof
newacademy.andfinishestheTextualCriticismintermsofschoolsense
Keywords:Qian—Jia—PeriodTextualCriticism;thoughtofpractice;today~characterclassics;
finish
乾嘉时期,学者们将考据学发展成为专门学问,
确立了一套考据话语,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
派.考据学的流风余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如章太炎,
陈寅恪等名家走的都是乾嘉诸老的路效.但是,作为
一
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后实际上已不存在.
本文试分析乾嘉考据学终结的逻辑过程,并尝试着清
理从古代学术到近代学术的内在理路.
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在学术界占据了
主流地位这说明它有着坚实的基础.然而,即使是
在垒盛期,考据学也孕含着危机因素
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但对汉学的批
评却不绝如缕.特别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宋学派更是对
之攻击不遗余力,所谓授宋之争未曾停息.一方面,程
收稿日期:19997?8
作者简卉:张晶萍(1967),女江西渡阳人湖南教育学院政史系讲师t硕士.主要从事史学的研究.
第1期张昌萍:乾嘉考据学的终结j1
朱理学自为康熙帝推崇以来,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而高之者矣”._l0_
居庙堂;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道之际的学术界,出现了一
因此,执着于理学的大有人在他们对于”为汉学者,股汉宋兼采的倾向.所谓”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
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登堂
之气”的现象,深表不安认为汉学家”技之猎而去人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叉若终年寝馈
其报,细之搜而遗其镇”叫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可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外矣.”因此须崇宋学之
谓是宋学家攻击汉学的集中体现.在该书中.他抨击性道,而以汉懦经义实之...方东树虽以卫道者的身
汉学有”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份撰《汉学商兑》,期待宋学象倦鸟一样复兴,但也肯
以鸳名而已”;”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掸与心定汉学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
学”.l:对于汉学家由文字,音韵,训诂以求义理的做物,制度,诚有足朴前贤掉后学者”l可见,汉宋双
法尤为不满他承认义理存在于训诂中,但坚持要在方都注意到对方的合理性,并图取长补短.这又从一
义理的指导下进行,”若不以义理为主,则技所~NiJII诂个侧面说明汉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难以为继.
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一
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者乎!汉学诸人只向一
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却毫无益处,徒使人狂惑乾嘉考据学的盛是以社会承乎,经济繁荣为外
失守,不得所用”口既从学术本身,叉从社会作用等部基础的.这种基础在嘉道之际已动摇破坏.一方面
角度对汉学作了批评虽然出于卫宋学之道的目的,清朝盛极而衰,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贪污腐
却也有切中要害之处.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各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
如果说宋学家的批评主要是出于门户之争,对汉时之轻薄,明昌,贞秸,时之苟且.|1层层剥削,层
学作为学术主汽地位的影响不大的话,那么,考据内层护持,白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贫户
部对汉学的不满则是汉学盛扳而衰的结果.初期的乾变饿.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发乎皆不
嘉学者并不捧斥义理.在思想主张上,一些汉学家表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
现出汉宋兼收的顺向纪晓岚尝谓:”夫汉学具有根朝统治风雨飘摇.官方在学术上不再倡导考据,无类
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似《四库全书》的大工程.另一方面,闭关白守的古
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眼宋儒也.消融门户老中国面临着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
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外患日逼.当清朝驱逐来华传教士,实行闭关锁国政
义明矣.”.’.王鸣盛以为汉宋”两家本一家,如主伯亚策之时,西方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进行了工业革
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盐梅必和剂以成昧也”.n钱大命,生产力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市场的西方强国
昕批评某些浅学之士”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在东方扩张,将侵略矛头对准中国.
呈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严重的社会危机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
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从治学实践看.戴震的界.思索救国之道,认识到真正的学同不在时文,八
《孟子字义疏证》是汉学家理性追求的集中体现.同时股,而要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本着匡时救世的宗旨,高
他们创立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韵优良学风.随着考举经世致用的旗帜,摒弃脱离现实的考据学而倡实
据学的日益漉行,举国希声附合,浮华之士竞相趣从,学他们主张: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学要”能
“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这种理性追求很快言其大本太原,而究其所终扳;综百氏所谭,而知其
被淹没了,同时学风也变踏实汽为浮泛,求务实为务义例,遍人其门径,我而管钥之,百物为我所隶
虚.从事考据者或”藉以取名,或”以此希取富贵”-”用.州于是学术思潮为之一变,故纸堆中吹进了一股
“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视考据为利实学清风
禄的敲门砖,使考据学霸俗化.同时.考据学素琐僵如果说,乾嘉考据学是江浙皖地域学术精抻的放
化的弊端日益严重考据家好逞异说,广征博引,繁大的话,那么,在嘉道之际的这股经世思潮中,湘藉
冗滋蔓,.,字聚讼,动辄数千言”.这种状况引起汉人士的表现尤为突
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
学内部有识之士的警惕和不满,至嘉道之际批评之声夫,以湖南为最,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如汤鹏,
风起云涌.凌廷堪担忧汉学”不明千古学术之源.而乃文章经国,志气拔俗之士,平日”慨然有肩荷
但以讥弹宋懦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一世之志,每致书丈吏,多所议论.但不为统治者所
将有不可胜言者”._j李兆洛批评汉学”非为解经,为重视.于是作《洋邱子》91篇,对郡国利病,人事情
八股耳,感叹设学”波流至今日而极……亦稍稍有厌伪等到皆植之以学,索之以古.特别是他还提出了4O
52湖南教育学院(第18卷)2000
十变”,认为”此四十变者得,则乱塞治”.
反映了他的改革思想.
充分导.
又如陶澍,乃”道光以来第一人才.他”少负经
世之志+尤邃于史惠舆地之学,所至山川t必登览形
势,访察利病”.踏上仕途后,”独于宴安无事,局守
文法之时,嗣见症瘕,亟起救药.任安徽布政使,江
苏巡抚,两江总督等职期间,对漕政,盐政,粮政等
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敏.不仅如此,他还是经世
实学的倡导者.有感于当时敝俗相寻,正学日晦,
“其号为老师宿学者,亦不过据摭训诂,泛滥词章,以
为弋钓科名之具等不良风气,他在兴办书院时,提
出”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有实学,斯有实行,
斯有实用.他徂修《安靳省志》t为志书是官吏旃
玫的重要参考,”举一方之利病而劓之,其山川,风土,
人物,官师,学校,财富各大端,皆不可不同知其
政.--”表现实践经世实学思想的精神.
陶封之外,还有一批讲求经世致用的大臣和幕
憬,如蜒长龄,贸熙龄,唐鉴,魏鉴,林刚馀,包世
臣等,其矫乾嘉学风.其中魏源”倡经世以谋茸强,讲
掌故以明国是,崇令文以谈变迁,究舆地以策边防”,
开晚清学术新风.贺长龄在江苏任职时,倡经世实学.
魏源受陶澍的推荐,入贺氏幕,为其编辑《皇朝经世
文编》.魏源以为”欲识济时之要务t须通当代之典章;
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_因此排除纯考
证着作,只收录请初以来有关经世思想观点的论着,
使《皇朝经世文编》成为讲求经济者之榘髓.后魏源
又凡陶氏幕,与其共事l2年,参预了很多重火改革,
经世思想得以豫化.至鸦片战争爆发,魏谭又在林则
徐,包世臣编译的《四{Ilf志》等材料的基础上着《海
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近代学
习西方文化之先河.
在经世思潮的冲击下,学术界博古相尚之风有所
改变,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
课题戚为研究重点.进步史家究当务之急,西北史地,
世界史地的研究蔚然成风.至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
沈盘,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人都事西北史地的
研究,形成一个专门讲求西北舆地的学者群.萧令裕,
姚莹,魏源,梁廷楠,徐继畲等则从事世界史地的研
究,将睁眼看世界的思想付诸史学实践,给古老的史
学增加了全新的内容.
在乾嘉考据学既面临着学术自身的困境又遭受
现实冲击之时,今文经学以其好发微言大义和主张变
易的特点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井与经世思潮相契合,
加速了考据学的终结,为学术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指
今文经学本于西汉,东汉以后遂几成绝学.清
代学者治经,愈溯愈古,由宋至汉,起废继绝,遂有
今文经学的兴起,开创者庄存与与戴震同时,但”不
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文字之
外,着有《春秋正辞》,《春秋条倒》等既发挥今
文《公羊》微言,又为古文经《同礼》,《毛诗》作
“说;既寻西汉之”坠绪,又不偏废弃宋懦经说.被
龚自珍推为”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
一
人而已.?庄存与之后,又有刘逢禄,宋翔飞.刘
氏撰述繁多,而致力紧豫的是《春秋》,认为《春秋》
为世立教”,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而
《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微显阐幽,”知类通达,
故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申”大一统”,”通三统,
“张三世等圣人之义.宋翔风亦治今文经学,谙寻圣
人大义.
今文经学刚出现时,学术界正为考据学所统治,
因而并无多大影响.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危机产生,经
世思潮的形成,今文经学号f起丁殷优国事者的关注;
并因其与经世思潮的契台,被用作批判旧学术,建立
新学术的思想武器.这样,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互动
出一种新的学术.这一点在龚自珍和魏源身上表现得
尤为突出.
龚自珍在近代史上以其犀利的社会批判而着称,
所谓”定庵之学,开议时政之先风,为乾嘉以来学风
转变之标志,”龚自珍出生于考据世家,但他却将目光
转向注重探讨现实问题的”天地东西南北学”,表示愿
做一个衰世的史家,去实现”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抱
负.龚自珍改变学术道路的原因很多,如现实的黑暗,
个人落第的刺激,同时今文经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他28岁时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从刘逢禄学习.
有诗抒发胸臆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旬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_2_表明摒弃考据
学的决心.此后,又作《资政大夫礼部侍郎庄公神道
碑铬》,推誉庄氏之学”足以开天下,”其泽将不惟十
世”.呲与宋翔风相识后,作《投宋于庭》一诗相赠,内
有”万人丛中握君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之语,敬佩
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今文经学对龚自珍的影响,除关注现实议论时政
外,也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在学习今文经学之前,龚
的着怍中已有”三世,”三统的思想,如《乙丙之
际着议》第九:”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
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
为一等”学习今文经学以后,掇《公羊》义讥切时玫,
倡言变革之处更显着.在《古史钩沉》(二)中所云:
“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
第1期张昌萍:乾嘉考据学的终结53
是参是谋”这种变易史观叉为他的改革思想提供理
论依据.
今文经学对魏源同样有深刻的影响.魏源于1814
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公羊传》,并与龚自珍相识后
着有《诗古微》,《书古微》等书宣传今文经学,赞赏
西汉借经决狱,借经言事,主张复兴西汉的今文经学
救棹当世;井推崇庄存与”真汉学,刘逢禄是”潜
心大业之士”.魏源的思想探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在史
学领域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他一方面强调变
易,古今不同,”气化无一息不变也.因此,”三代
上,天皆不同于今目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
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古今既不
同,”执古以绳今,是为诬;执今雄古,是为诬古.
诬今不可为浩,诬古不可语学.历史是不断变
化的,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
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变通之法.”口另一
方面魏源又投摆脱循环论的窠臼,而主张气运循环,
并按”三世,”三统”说来划分历史对期.在他看来,
历史是一个中古对期,春秋战国时进入末世,秦代到
了末世的最后灭亡阶段.到汉代,”气运再造”,民脱
水火,重复到另一气运的”太古时期历史变化三
世三复,气运递嬗.如寒暑然”.【{由于以今文经学为
指导,与以往相比,魏源的历史观从总体上看没有质
的突破但在鸦片战争前,变易的思想{巾击了史学界
根深蒂固的崇古复古观念,对近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因此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此外,今文经学还对学术方法有所影响.纯考据
的学风有所改变,史论这种臧否前朝人物,抒发已见
的形式得到重视.如沈矗虽以精通史地考证而闻名于
时,但他作《风俗篇》,《立名篇》等论古今浩乱之故.
龚自珍以经通史,援史论夸,撰写《古史钩沉》,《尊
史》等文,敏感地反映出时代精神,对乾嘉学振显示
着不同的光彩
总之.作为学振意义上的乾嘉考据学终结了,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米锐意攻训诂,习考证的学者,
开始改变学术道路,走上了慷慨论天下的史地研究道
路.至太平天国起,江浙地区遭到破坏,考据学者更
加删零,几成绝响.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经史学术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经学上由古文经一统天下变为
今文经的盛,史学上由推崇考史变为注重史论.尤
其是西方殖民者到来和西学的涌入,迫使学者睁眼看
世界,给学术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以集中体现这一新
特点代表《海国圈志》为标志,经史之学由古代进入
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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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乾嘉考据学成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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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据学成因新探
作者：李响
来源：《科技视界》2015年第29期
【摘 要】乾嘉学派的学者大都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学人。当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思想理论——儒家学说和社会出现危机时，乾嘉学者为寻求新思想理论进行了勇敢的探索。他们不满后世对儒家经典的恣意篡改，立志由训诂而明经，由明经而达道，重筑理论。但其鸿鹄之志却中断在训诂、考据等层面上，形成了当世人们所认识的乾嘉考据学。
【关键词】乾嘉考据学；经世致用；思想理论
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式方法，历朝历代皆有存续，但是能成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流派却为清代独有，在我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明经，隋唐诗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后又一座丰碑，另后世高山仰止。近年重兴国学热潮，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探究者亦众。历来谈及乾嘉考据学成因者，多归之于三个方面，政治因素如文字狱，稽古右文等，迫使学者为逃避政治而考据；经济因素如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繁荣等，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得沉迷于考据；内在因素即儒学内部发展规律。依政治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被迫”埋首于故纸堆中；依经济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乐于”埋首于故纸堆中；依内在因素说，乾嘉考据学者是按学术发展规律“应该”埋首于故纸堆中。但是，仅仅用“被迫”、“乐于”、“应该”来解释众多学术大师云集响应，形成一代思潮的行为，恐怕略显单薄和牵强。用“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去解释需要穷尽一生去完成的一项事业，似乎经不起推敲和研究。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仰的，目标是不竭的动力。乾嘉学者为什么要训诂考据？他们旷世智慧的头脑里、经纶满溢的心胸中到底充盈着怎样的思想，才能汇思成潮，使考据学终成一代学风。
1 经世致用的观念
传统观点把乾嘉学者描绘成统治者屠刀下苟延残喘的懦弱者，或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两脚书橱。其实，后人对乾嘉学者往往在“一名一物，一字一句”间求其是非，实为极不公允之评论。
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内核势必在几千年来的学人思想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对乾嘉学者来说也是如此。乾嘉学者大多有仕宦经历，仕宦途中，亦多做好本职工作。惠栋54岁仍应诏经明行修之士；戴震53岁仍出任翰林院庶士；毛奇龄参加博学鸿儒科，得翰林院检讨，屡次向上献书；“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阮元历任督抚要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但是他们对“志权势，营财利，侈美观，极嗜欲”“早已淡然不萦于怀”[1]他们不倡享乐，不沉湎于功名利禄，反对归隐，积极入世，他们对社会对现实多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还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古学研究结合起来。一代大儒戴震说“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并倡导统治者“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与民同乐”，“民富国强”[2]。 洪亮吉的社会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乾嘉时期人口急剧增长，而生产发展迟缓，洪亮吉指出“治平之百余年，可
范文四：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11级图专二班 徐清致
学号 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不仅如此, ，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3]
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
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而20年来专门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本文就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在以上著述的基础上作一粗浅的
梳理和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加以评述。
一、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历史基础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学术传统。考据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在先秦孔子时代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指对人或事进行稽考以取信，如《礼记·学记》说：“中年考校”；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订，《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证之矣。”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六经为经典的儒家学术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但因为时代久远，传抄有误，且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厄难，经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脱谬，或真伪可疑，或典制不明。因此，为准确理解经典、发掘圣人微言与大义，考订之学遂发展起来。《史记·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但考订之学发展至东汉后期，却陷入烦琐。在此背景之下，东汉末年，经学开始向注重“义理”阐发的路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南学尚说理，北学主义疏。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
由唐入宋，三教由相争而趋会通，遂有理学之形成。宋明理学，注重对经典思想内容的阐说，形成以“理”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体系，在治学方法上则强调“体悟”。理学家也并不完全否认考订之学，如朱熹就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但自南宋末年起，理学成为官方学说，说“理”、论“性”、谈“心”成为儒学的主流。
明中叶以降，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承、陆九渊心学而起，以“致良知”为目的，强调个人道德体悟，否定学习前人注疏之学以及各种知识的重要性。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不重视知识的思维发展到极端，导致明朝后期士子空谈心性，将六经束之高阁的局面。面对理学的泛滥，许多有见识的学者纷纷开始指责理学的空疏。在此情形之下，考据方法又开始受到重视，杨慎、焦竑、胡应麟等有不少考据学著述。
由此可见，自先秦以来，各朝各代都存在考据的情况, 只不过没有形成一种学问而已。正如郭康松在《清代考据学研究》中所说：“真正意义上的考据学是在明代中后期萌芽, 在清代才最终发展成熟, 此前只有考据而没有考据学。”[4]
二、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关于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原因，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把它归纳为以下种种观点，如清廷文化高压说、宋源说、近因远因说、西学方法影响说、康乾盛世说、时代改革说、历史原因说、封建学术内部矛盾说、清初批判理学思想为先导说等等。认为“论说虽多，但总括而论，大致可归为二端：或认为是清廷文化高压政策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禁锢威逼的人为恶果，或认为是宋明理学内部激变，由“尊德性”走向“道问学”的必然历程。”[1]
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也不例外。探究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推敲。
（一）从政治角度探讨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1、认为是清代知识分子对明朝覆亡、异族入主中原反思的结果。
持这种观点者往往把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追溯到清初大儒顾炎武，下及阎若璩与胡渭。明后期的王学末流因空疏而失之于虚，救济方法必然是证之以实。顾炎武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学的空谈误国，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理学的潮流之下，以六经为研究对象的经学得以兴起，并最终发展为“乾嘉考据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5]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认为：“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遯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洩，乃一注于
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6]在该书中，钱穆接着写道：“绝口不言心性……有顾亭林……然其后乃成乾、嘉学风，专走考证一路，则真不谈心性矣。学风之转移，以渐而至，率如此。”[6]认为清代学术自“乾、嘉以后，走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路。”
那么，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何在呢？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顾炎武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在开学风，二曰开治学方法，三曰开学术门类。顾炎武所开之学术风气，即是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风，所用的方法则是考据的方法，所开的学术门类即包括后来考据学中的许多门类。该书中多次讲到顾炎武每到一地，则务必打探该处的山川形势之要，他的目的就是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结果“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
有的学者沿袭这种思路，干脆把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从顾炎武往上追溯到明代考据学。认为乾嘉考据学是明代考据学的延续与发展，把清代考据学从清初顾炎武上溯至明代考据学。”更有甚者，则一直上溯到宋代、汉代一直到孔子。这种追溯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可否认，前代的考据学确实是乾嘉考据学的源头，但是如果我们把乾嘉考据学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考察，则上述的追溯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2、认为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的高压统治政策导致的。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兴“文字狱”，使得文人对政治望而却步，只有一头钻进古代典籍中去追寻先贤的足迹，与先贤交谈。
持这种观点者往往引用龚自珍的诗文“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作为论据。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以康雍乾三朝之庄氏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为证据，认为：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者以兴。[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 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5]他在《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中又写道：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
对这种观点，漆永祥在《乾嘉考据学研究》中通过归纳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文字狱发生的次数、地域、案犯的文化程度、原因及案犯的社会地位来看，文字狱与乾嘉考据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乾嘉考据学之形成更多的是当时学者心态、师承、家法方面的原因，文字狱高压政策并不能左右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路向。陈寅恪早就说过：……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悉由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7]
由此可见，文字狱高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决不是其主要成因。
3、认为是康雍乾时期实施右文政策的结果。
持这种观点者有清代的皮锡瑞及梁启超。前者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自两汉后，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8]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这种右文政策包括开明史馆、修四库等大型学术工程。这些工程均需要浩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且从方法上必然要求具备扎实的考据功夫，这可以说是乾嘉考据学如日中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察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1、认为是由经济的发展繁荣导致刻书业非常兴盛从而造成传统文献异常庞杂，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语言文字殊异、版本互异、义理乖谬，这就要求必须对传统文献进行整理、考订，考据学时代的来临已成必然趋势。
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从入主中原到1683 年收复台湾，中间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其政权并不稳定，
但此后却获得了三四十年相对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逐步繁荣，传统的手工业也逐渐复苏，刻书业也重新获得了发展，尤其是右文政策的施行，更促进了书籍的大量刻板、印刷、出版。这种情况固然有利于文化的积极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却产生了相应的消极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一矿之中，必定杂质纷呈，金子反而很少，故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打磨的功夫。比如就文字音韵来说，皮锡瑞就认为：“古人之语言文字与今之语言文字异；汉儒去古未远，且多齐、鲁间人，其说经有长言、短言之分，读为、读若之例。唐人已不甚讲，宋以后更不辨。”这种情况使得后人解经犹如瞎子行路，不辨东西。漆永祥也特别提到，自宋代发明雕版印刷以来，中经元明两代，许多商人为了牟利，私刻、滥刻书籍的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献一方面在数量上猛增，另一方面在质量上却反而下降了。如果不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
夫，恐怕今日已无法读懂古书。所以钱穆对清儒的考据学之功称赞有加，他说：“盖自有清儒之训诂考核，而后古书可读，诚为不可埋没之功。其学风之朴诚笃实，亦自足为后人所慕仰。”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学的出现乃是由中国传统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其根本的原因之一。
2、认为受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揭开了中西文化碰撞、抗斥、融合的过程。在这一文化接触中，西学对清代文化主体学术形态——乾嘉考据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但对于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近今学者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或强调西学对乾嘉考据学影响很大，认为乾嘉考据学在学术方向、范围、方法甚至思想等方面都直接受到西学的影响[9]；或认为西学对乾嘉考据学影响不大，甚至认为西学对中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10]。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而有失偏颇的。
由西方传入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用以考史，不仅解决了史书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人们阅读古籍
扫清了障碍，而且受天文历法及数学严密推理方法的影响，使之在考证上更加严密，更具有科学因素。 并且，西学的传入并未影响到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其核心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认为，中国虽然接触西学，谈论西学，但“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及科学的格调”[11]。
那种认为西学对乾嘉考据学影响不大，甚至认为西学对中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那种认为西学在学术范围、知识结构、方法论甚至世界观层面上都对乾嘉考据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点，也不免有夸大之嫌。
（三）从思想学术的角度进行分析。
1、认为乾嘉考据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所导致。
从立论的角度看，“康乾盛世说”和“文字狱高压说”着眼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外缘环境，对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认识显得相对不够。因而，关于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内在理路说”的提出就显得比较有意义。 这种观点实际上来源于清代的皮锡瑞，中有梁启超，当代学者余英时则明确提出这种观点。
如皮锡瑞也认为：“凡事有近因，有远因。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明用时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盛……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资，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斯为近因。”
[8]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干脆把乾嘉考据学说成是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晚明的心性之学的反动。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同书第5页他又说道：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认为明末清初正处于“学问饥饿”的状态。故“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沉实……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5]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写道：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
余英时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在理路”说，其理论的核心点在于：宋明理学属于“尊德性”的道德形态，清代学术则属于“道问学”的智识形态。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与兴盛反映了儒学由“遵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在20 世纪70年代提出来，相对于过去偏重于外缘环境的认识论而言，这一理论关注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和演进轨迹，更能揭示学术发展规律。
但是，我认为，宋代的疑古思潮也给了清儒以很大的启发，正是宋人义理之学造成文本歧异，故使得清儒在疑古思潮的指导下，产生了考据的动机和兴趣。这也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
2、认为乾嘉考据学是为了排拒佛释的需要。
这一观点详见路新生《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明代学者公然主张援佛入儒，其结果导致明清易代。而清初诸儒在检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无不将明亡的历史责任，推到了阳明一派学人的“空言误国”上。而“抉根溯源，清初诸大师又无不以佛氏为之罪魁而深恶痛绝佛氏。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辨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这一观点结合学术思想角度与政治角度两个方面来考察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原因，具有一定的新意。
（四）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
1、清代学人的心理因素也是促使考据学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在清代, 无论是诗、词、歌、赋, 还是传奇、杂剧, 清代学人普遍都觉得难以超越前人。怎样才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呢? 他们认为, 对古人遗留下来的典籍进行考证和整理; 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批判创新也不失为一种进步。于是, 清代学术进入了对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
2、清代学术界的派别意识很强，这也是促使考据学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唐代的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不一样, 但他们都是一个人奋斗。可清代不一样，一个人做学问，他提出一个问题、发表一个见解会得到其弟子及门人的大力追捧。久而久之, 一个派别就产生
了。考据学在清代能得以发展，与这些派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乾嘉考据学作为学术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绝对不是由某一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宋人疑古惑经以至于改经从而造成义理歧异，以及传统文献发展到清代数量庞大而良莠不齐的现象，表明清理传统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两个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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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清初思想呈多元态势。清初思想家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涉及。其社会政治、哲学、军事方面的思想主张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的批判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乾嘉考据可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指一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从社会政治原因说，清统治者征服全国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乾嘉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十分自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已经腾出手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烧书和毁书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乾嘉盛世相适应的文化盛世。清廷重开科举考试，重新提倡理学，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学术丛书招揽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武英殿刻书、设三通馆等措施，均属此种性质的举动。对学术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导，加上康、雍以来较为长期的安定繁荣的环境，为乾嘉学者理头于朴学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社会政治状况的客观压力和客观条件，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原 因，他们转而专注于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 重要原因。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还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乾嘉考据的形成原因。
学术思想发展的近因，指的是清初思想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宋明理学统 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 明朝灭亡，宋明理学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更被认为是具有“空疏误国”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与此相应，清初思想家提倡学以致用，崇尚实学，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他们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 先考订经书的文字音义，把考证功夫结合在经世学术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 顾炎武。顾炎武治学讲治道、经术和博闻，主要方法就是考据。他认为命与仁，孔子也很少谈，性
与天道，子贡亦未听说。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耻，为 学则应好古敏求。他说过:“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 之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顾炎武的考据方 法主要是先详细占有材料，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他的名著《日知录》， 就是主要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从哲学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在治学方式上的严谨务实，都是对理学的消极影响的一种否定。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代学风的宗师，他对乾嘉考据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乾嘉学者继承顾炎武的主要是考据学的方法，而没有继承顾炎武学术的全部，特别是 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为的是要讲求“治道”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与乾嘉考据的上下关系，两者从起点到目的是有区别的。理学在清初已经被思想家们从根基上所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直是科考的依据，清廷组织编纂了《性理精义》，并将《朱子全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这也不过是理学的回光返 照。理学已难以吸引多数学者。同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进步的和超前 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进一步成长发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观点 的著述在乾嘉时代并不为人所理解和重视，其中一些优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 没有刊行传世。 从以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种学术 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密切关系。 乾嘉考据的形成
顾炎武只好将希望也同样如此。清初思想难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生存和壮大。
寄托于“后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于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余生。颜李学派的学说在康熙中后期的学术舞台上活跃 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离了颜学而转向考据学。这表明清初思想在专制统治的严密文网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康、乾时期理学的再倡也只是因为有了“御用”和“钦定”的包装。清初思想家几乎没 有例外地(黄宗羲另论)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 流派体系已经在理论思维领域中呈彻底瓦解之势。清朝统治者所建立复制的 传统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诞生新的理论思潮。在文化高压之下，复归汉代经学，专注于训诂考证，以取代理学原来的统治地位，乃是大势所趋。顾炎武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 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费密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
? 张穆:《亭林年谱》附《儒林传》。
? 《亭林文集》卷四。
以实志道。”?乾嘉学者继承清初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专门汉学”，既可脱离社会实际，又可回避学术上的理论原则问题，这在当时 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学术思想发展的远因，应该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渊源上来看。中 国的学术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
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早在西汉末年，刘
一次大规模整理，为保存和后人利用古代典向、刘歆等人对文献典籍进行了第
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宋时期， 考证工作已被众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在撰写《资治通鉴》时所用各书在史事记载上的差异，说明
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取舍理由。其他如沈括《梦
郑樵《通志?校仇略》， 王应麟《因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属考证性质。 朱熹虽为大理学家，但他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著述，并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心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学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音韵、文字等，考据之风的持续和考据方法的积累，是形成乾嘉时期考据臻于鼎盛状态的先决条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规模系统整理， 自刘向、歆之后还未曾有过。在继承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期 对传统文献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整理，正是乾嘉学者所担 当的历史重任。他们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 和手段，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丛书、类书、工具 书的
史上有研究和编纂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乾嘉考据在中国学术发展 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