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关于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理性地认识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写着“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1

（一）忧患意识的内涵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周易·系辞下》：

2“《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

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3

“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求以己之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4

有学者认为，所谓“忧患意识”，亦即人们基于对陷入困境抑或对于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种种不利情况所引起的一种情感反映，它蕴含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中各种不合理因素的尖锐批判5。也有人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6。蒋寅先生把忧患意识区别为忧和患两种情态，认为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而后者则侧重于对既成、更多是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并举例说“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忧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患了。”由此认为“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这样的区分有点生硬，实际上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忧的具体体验，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7。虽然学者们对忧患意识的内涵理解有分歧，但普遍认同忧患意识来自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忧患意识是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是悲剧的心理基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一期）孙云先生也指出：“忧患意识，亘古于今，延绵不断。它是主体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凡有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就必有忧患意识的发1

2 秦咏中.忧患教育不可缺失[J].北京：教育艺术，2003，（12）.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21

5李金坤.诗经忧患意识原论[J].南京：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P.49

6评论员.增强忧患意识锐意开拓进取[N].人民日报，2007-3-20．

7蒋寅.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92

生。”（孙云《论忧患意识》载《广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三期）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人生命运的焦心忧虑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郝以宏：发挥古典诗词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作用，世纪桥，2009年第6期）

（二）忧患意识的产生

1、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饿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旱。《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徭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檀》、《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十九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衢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稷、社会人生；成

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追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槌”。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谪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龙国庆：悲凉之雾遍华林——从中国古代文学看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11月）

2、忧患意识的发展

（1）周初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易经·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羑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是个很有忧患意识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已经透露出人应该效法天地、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人文气息。这里更多的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也就是说当时忧患的对象更多的乃是人生的吉凶。

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忧患，《易》教人知几。《易·系辞上》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下》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唯知几之人，安不忘危，可以保持安；存不忘亡，可以保持存；治不忘乱，可以保持治。故而《既济》

象辞说“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几”就是端倪，是预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点征兆。由于只是一点端倪，还没有发展成“势”，表明力量很薄弱，人力足以应对，所以圣人就在此下功夫，化解这一几，圣人的高明就在此显现，并达到神奇的境界8。而等到事物发展成势，因其力量强大，难以应对或改变，只能等待时机，这时机便是“势”态转变之机。易经认为阴阳是互为消长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据永久的强势地位。当事物发展由盛转衰、由强大转为弱小的时候，用人力加以推动，往往事半功倍。从这个意义上讲，忧患意识的思维基础乃是古代辩证法。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基础，那么人们在“吉”中就看不到“凶”，在“凶”中更看不到“吉”，忧患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将忧患意识进一步发挥的是周公。自武王伐纣、周革夏命之后，周代的统治者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们变得更为理性。作为西周开国后的主要领导者，周公对这一“革命”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天命”问题。其对天命问题的思考，把忧患意识的重点从人生福祸的范畴，转向了政治统治存亡的范畴，即忧患的对象乃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殷商是一个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朝代，他们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认为他们的命运是由上帝和天主宰的。所以殷纣王面对大臣对他荒淫行为的劝诫，能无所顾忌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当武王伐纣节节胜利殷商连连败退之时，纣王仍满不在乎地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但问题是结果周的确“革”了商的“命”！摆在周公面前的便是这样的疑问:难道没有天命吗？还是天命另有其他的意义？

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可能会怀疑天命不存在。但是，这次革命却使周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尚书·君奭》），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天命如何改变呢？一方面，周公在这一政权变更过程中确实没有直接看到“天命”，神明、上帝并没有显灵，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民众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民众造就和推动了“天命”的转化。天命是通过民众执行的，从民情可见天命。这便是周公得出的结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另一方面，天命的转变也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很大关系。商纣王骄纵淫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尚书·酒诰》）。相反，作为周统治者的文王却“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康诰》）也就是说，周朝统治者由于能够明德慎罚，具备高尚的道德，同时能够以德治国，所以天命眷顾，让周取代了殷商。

周公认识到天命通过民众来实行，也就是说，统治者的成败是控制在民众手中的。这就改变了殷商乃至夏代将天命只与统治者挂钩的观念，9使天命脱离了统治者的完全掌控。同时，虽然天命外在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也并非无可作为。因为天命唯德是辅，只要统治者能够修德，是能保住天命不失的。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成为应对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忧患的主要手段。

（2）孔子对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转化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这一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礼崩乐坏”。价值体系和政8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4-85.

9尚书·汤誓记载夏桀说“吾之有天下，犹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而民众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种将自己比作太阳的观念与殷纣王所说的“我生不有命在天”都是视天命只在统治者身上的表现。

治体制等社会各个方面在这个时代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春秋时，自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优势控制地位，贵族们则不再严格遵守周礼的规范，互相侵伐，导致“君不君，臣不臣”混乱局面的产生，甚至出现楚威王“问鼎”于周天子的情况。天子与诸侯间的关系如此，诸侯与士大夫间的关系更不必说，孔子所在的鲁国便是很好的例子:鲁国之政已不在其君主手中，而是被季氏等三大家族所操纵。孔子在鲁国不被重用，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社会的失范激发了孔子的忧患意识，但孔子所忧患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礼制秩序的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他为“礼”找到了“仁”这个精神内核。从此，忧患意识的价值属性超越了它所具有的功能属性。也就是说，从忧患意识的功能来看，它既可以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权服务，又可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权服务。但从价值属性来看，在孔子那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值得忧患的事。所谓“忧道不忧贫”，恰恰反映了孔子忧患意识的伦理性、道德性特点。

孔子将解决忧患的重心放在“克己复礼”，振拔贵族的生命，使之挺立起来。10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指遵从仁道，加强修身；复礼则要在政治上正名，正名的结果落实在现实中便是礼，因此，礼治可以包含正名在内。孔子应对忧患的手段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仁”与“礼”。仁道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只有具备“仁”的精神，礼才能获得实质意义。礼治则具有从属性和手段性，它必待仁道而起，又是实现有序政治的重要手段。实现礼治的重心，首在正名。“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11正名在孔子看来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论语》“子路篇”记子路问为政何为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颜渊篇”又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都说明正名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孔子本身就是个严格遵守礼乐制度的典范，《论语》“乡党篇”记载了孔子在朝之恭谨，“八佾篇”中孔子对季氏僭天子之礼、舞八佾于庭的行为斥之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删订六经，“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为政治仪则，拨乱世以反之正。

但孔子的忧患意识更多的表现在对仁道的阐发上。他一方面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主张要敬畏天命，如主张君子有三畏，首在敬畏天命。另一方面，孔子更看重的则是强调君子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可以说，从孔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达到自觉，道德主体才真正挺立起来。这可以从他对鬼神、礼仪的态度和对“仁”的强调中看出来。孔子虽然畏惧天命，但是对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鬼神却是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于鬼神并没有什么宗教式的迷信。他虽然也参加祭祀，并且强调要亲自参加，实际是看重礼仪背后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仁”、“敬”、“明德”等所代表的虔诚之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通过礼仪这些外在形式化的东西来诱发和强化人的道德感。

孔子认为，周文疲弊是因为当时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变得过于形式化，跟人10

11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第三讲.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新星出版社, 2005: 40.

的性情不相契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周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周公制礼作乐开创的是万世基业。但到了孔子时代，贵族的精神生命已开始下坠，不能与周文相契合，礼乐制度也变得失去了根本的意义，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将已变成虚文的周礼注之以“仁”，回复“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莫非性情中出”12的状态，使人的生命与外在的礼仪规范接续。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贵族怠惰的生命，政治才有希望。为做到这一点，孔子特别重视教化的作用，他本身便主张有教无类，培养弟子三千。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学”的作用。《论语》首篇便是将“学”，孔子本人虽不敢称圣，但对于自己的好学精神颇为自信，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盖为学能达到“不厌”、“不倦”的境地，本就与易经所言“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合，所以他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通过将忧愁对象转化为对道义的追求，生命获得了依托，并进而得以升华。又孔子经常与弟子讨论“君子”之道，并与“小人”作别，要弟子为君子儒，莫作小人儒。孔子所探讨的君子固然没有明确的定义，要之，君子必然脱离私利计较，而对道德、道义有所担当。并且在政治中，君子对道义的担当甚至超过对君主的忠诚，当君主无道时，君子可以离开他，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因此，孔子对仁道的提倡为政治和君主、士人设立了一个高远的终极目标，他希望在仁道的提撕之下，贵族生命得以挺立，政治能够步入正轨。

不仅如此，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乱世，孔子固然充满忧患意识，对道义的担当充满了责任感，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种悲观情绪，或者仅仅局限于因意识到任重道远而生发出的严肃感。他已经超脱对个人祸福贫贱的忧虑和对道义能否大行于世的执著，并由道义所赋予的自信而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并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所以当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本来做到贫困之时不谄媚，富贵之时不骄奢，对于一个忧患意识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孔子认为，这种境界虽然能够达到有所持守，但实际上内心仍未超脱贫富。相比之下，“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做到心外无物，不再执著于贫富，而能够从内心做到价值沛然自足。所以孔子对生活很贫困的颜回很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如此盛赞一个人，竟在一句话里连用两个“贤哉”，可见在孔子那里，“乐”实际已成为一种比忧患更高的境界。看似矛盾的“忧”与“乐”，在孔子身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乐”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是孔子乐天知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和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乐”者，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的超越。所“忧”者，乃是“礼崩了坏”的一片惨象，世道人心的满目狼藉。孔子的“忧乐圆融”中闪烁着古代辩证法的光芒，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景象。

（3）孟子的忧患意识

孟子是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乱世，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道家、法家、墨家大多采取一种消极顺应时势或者功利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1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74.

他们的主张对于建功立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无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孟子在诸子基于功利权衡或消极否定的一片嘈杂声中清音独起，“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浩然之气贯彻儒家信念，定要以道德的理想主义来引导社会归诸正途。

尽管孟子也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统治阶层尤其是君王的振作，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并非像孔子那样主要关注上层阶级，而是将视角转向政治的另一方，即“民”、天下的百姓。他提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前面提到，在周公那里，已经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在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人民仍然只是作为政治的辅从而得到肯定的，直到孟子这里，民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肯定，列于社稷和君主之前。可以说，孟子将民的地位提高到古代最高的地位，这正是孟子忧患意识的一大特色。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君臣臣，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践行社会的礼仪，正所谓“克己复礼”，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统治阶层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实际上孔子道之不行，正表明统治者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天下大乱。

孟子面对世道的衰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民本主张。孟子认为，只有真正树立人民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肯定人民在政治中的独立价值，才能在君、臣、民三者之间实现有效的制衡，达到政治的均衡。君和臣虽然统治人民，但是民心却是衡量君臣素质、为政得失的标准。君主不行仁政，暴虐无道，便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诛杀之。臣下包括士人的进退，不能凭君王的喜恶，也不能靠左右亲近之人的言辞，必须看人民的意见如何，然后经过考察再决定（《孟子·梁惠王下》）。不仅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人民的意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君主也要做到“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他倡导君主本其仁心扩而充之以行仁政，仁政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转化为切实的政治行动，这便是“养民”，要实行井田制等经济政策，使民衣食无忧。其具体的主张便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且不论井田制等在当时是否可行，“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体现了孟子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关怀。

为解决时代的痼弊和忧患，孟子不仅在政治上提出“民贵君轻”论，以解救政治上的被压迫者，而且在哲学上继承了孔子、曾子、子思一系的生命哲学，提出“性善论”主张，将周公以来经过孔子等人发展的道德主体彻底建立起来。孟子认为，面对忧患，人不必通过宗教的途径向外界寻求上帝、鬼神之类东西的帮助，而是转向“心之四端”的寻求和扩充。“天命之谓性。”（《中庸》）当人能在其自身找到行动的终极依据的时候，道德主体便彻底挺立起来，从而真正地能忧患、会忧患，真正地担当起责任来。唯有如此，一个人才会坦然而坚强地面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忧患和考验，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在这里，与孔子“乐”之境界相比，孟子将忧患意识提升为“浩然之气”塞天地的境界，这一方面说明孟子所面对的时代忧患之深，同时也表明孟子忧患意识之强烈。（李定文、任远：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兰州学刊，2008年第11期）

（三）忧患意识的表现

1、“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

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2、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也有表现

战国时期，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列举出许多有成就的人，旨在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例如，舜就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重用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创造了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升华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忧患可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则能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还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的理想和志向。他把这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是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3、忧患意识在古代哲学中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

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

《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做事，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上就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一直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极其深远，它不是个人的一时感言，也非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忧患意识彰显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观察洞庭湖的景观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就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欧阳修为范仲俺所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乃是古代“忧患”

意识的真谛之所在。（臧丕文：忧患意识古今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9月20日）

（四）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

北半球同纬度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最为严酷。忧患意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心理结构，成为民族基本性格与精神的重要特征，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正如丹麦的勃兴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离骚》之为屈原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诗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忧患情结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忧患文学传统。（龙国庆：话到沧桑语便工——李清照词忧患意识之我见，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

1、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忧患意识。神话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对自然万物的一种幻想式的感性理解，弗洛伊德说：“神话是民族的梦。”然而，一个民族做什么样的梦，是与这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它东临浩瀚的大海，西、北、南三面是险恶的山川，纵横的河湖，是凶禽猛兽出没之地，在这样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滋衍，先民们自然对环绕自己的山河湖海及周围出没的各种危险的野兽动物有一种警惧感和神秘感。于是先民们在神话中勾勒了各种各样能给人类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奇诡形象。

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尤其能引起原始人的惊奇和恐慌。由此，《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古代神话都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和灾难，比如在女娲和大禹的神话中，都描绘了洪水滔天，祸害人间的情景。神话中特别强调诸神在与洪水斗争中不辞辛苦的劳作，反映了各种自然灾害在人类心灵留下的深刻的印记。正是因为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环境险恶，先民生存的艰辛，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形成了一种忧患意识，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李姗姗：从中国古代神话看中华民族精神，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4月）

2、诗词

著名翻译家严复说：“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天演沦》）。从根子上说，黄河流域那并不裕如的生存环境与“靠天吃饭”的农业活动，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的民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儒家价值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将人生忧患与社会忧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从而将忧患意识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孟子认为人要忧患一生，自强不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地接受磨炼。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存亡、事业成败和国家的盛衰强弱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休戚相关。他所倡导的忧患精神绝不是个人荣辱得失的计较，而是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博大关怀，是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深沉忧虑，所以孔子

说：“士忧道不忧贫”，陈子昂说“圣人不利己”13。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由此将忧患意识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历史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自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自觉肩负起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传统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

从内容上看，中国古诗词中的忧患意识可以分为三类：忧国、忧民、忧人生。前两种忧患意识常常是联结在一起，成为古诗词中忧患意识的主流，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继承的部分。

（1）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古诗词忧患情结中十分重要的一类，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黍离》篇，据传说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繁华的宗庙宫室，已夷为平地，且遍种黍稷，不禁伤心落泪，吟唱成篇。《黍离》篇开创了中国古代忧患诗词的先河，后来，人们往往把亡国之痛、兴亡之感，称作“黍离之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末年，我国文学史上涌现了无数爱国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励诗人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抗争，写下了众多充满忧患意识，激荡着爱国情感的不朽诗词。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龚自珍、秋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2）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忧患意识的另一类重要表现是对民生疾苦的悲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所以忧患意识是一种天下意识，诗人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对民生之苦也多有关切，充满同情。这一类诗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怨刺和批判，二是对民生疾苦的的悲悯。二者往往表现在同一篇诗词中，密不可分。《诗经》中的《十月之交》：“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其精神实质是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屈原曾“哀民生之多艰”，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感叹“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还有白居易、杜牧、陆游、张养浩等等。可以说，这一传统从未中断过。这其中，忧民意识最突出的是杜甫和白居易。

（3）对人生苦痛的感慨

忧患诗歌的另外一类是对生存之痛的感慨。相对永恒的大自然来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相对于强大的政治社会来说，个体的存在是脆弱的。生存的焦虑、生命的追问是一个千古话题。从古诗十九首到元曲，对生存之痛的忧患之情随处可见。

①怀才不遇的愤懑

怀才不遇是封建社会文人的普遍现象，现实的黑暗与诗人的理想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悲时伤世，哀叹人生多艰，就成了一种渲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诉衷情》），这类人生忧患蕴涵的是封建社会文人们山河含恨、吴钩空握、岁月流逝、壮志空怀的忧郁、苦闷。

②忧生之嗟

忧生之嗟重点表现为人生短暂、岁月无情的感叹。这方面的忧患意识在古典诗词中表现的内容比较复杂，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A、面对人生忧患的避世态度和游世态度。陶渊明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静13王玉华.试论儒家的忧患意识[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P.72

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感觉到园林、田园是最好的，而人间尘世是可以离开的；李白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一些诗人是在寻求逍遥、超越的一种精神境界，希望在山水田园中，在寻仙得道中，超脱人生的苦痛。还有一部分诗人面对人生的无奈，采取了一种游世的态度，以物质的享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对现实、对人生，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比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这方面的表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谓守穷贱，坎坷常苦辛。”

B、珍惜生命，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永恒价值的积极进取态度。有的人是明知人生有限，在生命的紧迫感中，雄心不减，更加渴望建功立业，赋予有限的生命以不朽的价值。曹操、苏轼、辛弃疾等就是这样的英雄。曹操《短歌行》在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时，想到的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苏轼在苦闷“人生如梦”时，向往的是“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渴望为国建功立业。辛弃疾哀叹“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时，梦想的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由于把个人与社会联系了起来，人生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中，个体的忧患就上升为一种社会责任感。

C、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历史的长河中，超越个人忧患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要想真正超越忧患，必须换一角度来看待人生。在这方面，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真正体现了人生的智慧。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清明澄彻的天地宇宙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短暂的人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终极价值。（郝以宏：发挥古典诗词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中的作用，世纪桥，2009年第6期）

3、小说

（1）“盛世危言”是《红楼梦》忧患意识的最集中体现

《红楼梦》一书，实际上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为什么这么说呢？

《红楼梦》写了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感人的爱情悲剧，古往今来，赢得了不少少男少女的眼泪，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红楼梦》透过宝黛婚恋故事，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他们背后的贾府内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1]，正是这种矛盾斗争，才使贾府日益走向没落和衰亡。但是，也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说《红楼梦》是一部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衰亡的小说。从更高的层次看，它实际上是一部哲理小说。透过宝黛爱情的悲剧、大观园内外那些少男少女的悲剧，贾府没落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哲理：即“生于安乐而死于忧患”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它告诉人们要树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

书中一开始就写了贾府的煊赫和兴旺。通过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极度地铺陈出一个百年旺族之大、之盛，然后又通过可卿死后的丧葬、建造大观园、元妃省亲等情节，继续表现其作为金陵在京的四大家族之首的权顷朝野的显赫和富贵。

就在极力渲染贾府的这种显赫和富贵的同时，作者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着意写了一段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故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秦可卿向凤姐说：“??常言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

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第174页）①“??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第175页）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无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拳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第175页）

秦可卿面对贾家的必然衰亡的结局，为凤姐出谋：多在祖茔附近置买土地房舍，并将家塾建立于此，因为按清朝的法律规定，即使将来“犯抄家之罪”，这里也可例外。以此作为子孙的退路。之后，她又一次强调：“依我之见??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第175页）贾府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作者却写了一段秦可卿给贾府的“内务总理”凤姐托这样一个梦，预言贾府可能出现的衰败问题并且为其应对后事出谋划策。这么长长的一段文字，冷眼看似和正在展开的情节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个“梦”很重要，这是作者借此在“画龙点睛”，在向读者告诉本书的主题思想：要树立忧患意识，要有“安不忘危”的思想。如果进一步从哲学上探讨，秦可卿托梦讲的一番话，其思想实质是《老子》“物壮则老”“木强则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她为贾家出谋关于后事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子关于“知其雄，守其雌”（第28条）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这秦可卿向凤姐托梦，表现了可卿的先见之明的可贵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凤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做梦，反映了凤姐的思想。笔者认为，这究竟真是可卿托梦还是凤姐自己思虑过度在做梦，作为小说来说，这并不重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重要的是作者借这个梦，表现作者的忧患意识。

这个思想正回应了第2回冷子兴的话。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时说：“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濹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26～27页）

可卿托梦和冷子兴的议论，这两段很重要，这是书中很关键的两个地方，是读懂全书的关节点之一。这以后，书中在描写贾府煊赫和兴旺的同时，着力描写了贾府煊赫和兴旺的背后存在的种种尖锐复杂、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这其实是《红楼梦》的一条很重要的主线。只不过这条主线不是明写的，而是透过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众儿女的悲剧的后面表现的，以至于有许多的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细品《红楼梦》，就会从这条主线中，透过作者对多方面矛盾斗争的描述（有的是明写，有的是暗写，有的是不写之写）逐步从现在的“安”中看到了“危”，从现在的“存”中预见到了“亡”；从现在的“治”中看到了将来的“乱”。小说按照这样的自然逻辑的发展，让人信服地得出了个贾府的最后结局必然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红楼梦》中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绘了贾家衰败过程的同时，又生动形象地描绘和剖析了贾府衰败的内外原因。曹雪芹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然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无意中比较客观地正确地描绘了作为封建贵族的贾府内外交织的各类矛盾。这些矛盾外部的有皇室贵族之间的矛盾，有贾府同中小地主以及农民之间的矛盾，有贵族之间的矛盾；内部的则有祖孙、父子、母女、叔侄、婆媳、妯娌、夫妻、姐妹、兄弟、嫡庶、甥舅、主仆、以至于仆人之间等等的矛盾。在这些真实的矛盾描写中，让后世的读者，在享受其艺术美、哲理美的同时，看到了当时一幅幅真实的“人吃人”的人生画面。正是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贾府败落的内外原因。贾府的衰败是当时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相互斗争作用的必然结果。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正如凤姐在贾家走向困境时所哀叹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湾来。”

《红楼梦》在写贾府于内外重重矛盾里走向衰亡的过程中，特别写了当权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在富丽堂皇、兴旺发达背后隐藏的严重问题和危机。这种情形正如前面所引的冷子兴说的“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那样，故事的发展和演变，正是按冷子兴的这句话演进的。从荣国府到宁国府，无不是“安富尊荣”，不思进取，他们整天嘻戏游乐，斗鸡玩狗，大小筵席，荒淫无度；掌权者王熙风，假公济私，得贪就贪。更可悲的是，对贾府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尽管个别人（如可卿、探春、黛玉）虽有察觉，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当权者的真正清醒的认识（秦可卿的梦是白托了！）这是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之一。《红楼梦》就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告诉人们，一个百年旺族是怎样“死于安乐”的。贾府的真正大悲剧也在于此。《红楼梦》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人们，有无忧患意识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红楼梦》的思想精髓所在。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其理由也在于此。

作者为让读者深刻理解作品中的这种忧患意识思想，在具体描写贾府的‘“盛极必衰”的过程中，写出了贾府也是按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一个规律发展的。这就使《红楼梦》的忧患意识的哲理性建立在更踏实更丰厚的基础之上，它的警示作用也就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后世的人们借助孔子的话，讲社会、家族沧桑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一句名言。《红楼梦》中写的贾府，正是“五世而斩”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从《红楼梦》的文本看，贾府自“水”字辈到“草”字辈正好五世。具体来讲，宁荣二公马上“得天下”，建立了贾府的基业。他们的下一代雄风犹存，尚可守成。但到了第三代，即“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敬一心烧汞炼丹，弃家不顾，作者批判地说这是“箕裘颓坠皆从敬”，贾府的衰败是从贾敬的出家开始的！贾赦则贪婪、荒淫，不理正事；贾政虽然勤勉清廉，但却庸碌古板，不通庶务。而第四代，即“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包括贾宝玉在内诸人，更不如第三代，至于第五代，即“草”字辈的贾蓉等则彻底跨掉，堕落成为一群聚赌膘娼、淫纵放荡之徒。“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荣宁二公创下的基业终于没有逃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

（2）悲剧其表；忧患其里

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写作，并且把这种忧患意识诉诸笔端，这是《红楼梦》一书的一大特点。《红楼梦》的忧患意识，从根本上讲，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作者开始就是带着一种“以书补天，济世为民”这样一种思想目的来创作这部伟大著作的。书中开始，作者讲述了被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顽石故事，这块顽石虽

然没有被拿去补天，但并不甘心此生无用，它自怨自哀，寻求实现自身的价值的机会，后随一僧一道到红尘走了一遭，回来写成“石头记”，又托空空道人送往红尘，流传于世，实现以书补天的宏愿。作者在书的开始先编造这样一个故事的用意就是想告诉人们，他创作《红楼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令世人换新眼目”（第5页），是“以书补天”，作者这里以顽石自喻[2]。书以忧患思想开头，又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结尾。全书始终有一种悲壮的忧患意识。脂砚斋评云：“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初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哭成此书”，“泪尽而逝”。这表明：一种忧患意识伴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全过程。

国学大师王国维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一些红学家发挥了王国维的说法，说什么红楼梦就是写了人生的悲剧，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是写了“美的毁灭”云云，这几乎成了当前红学界的主流认识。窃以为，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透过作者对这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剧的描写，进行仔细品味，就会感受到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生悲剧的后面，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其表，忧患其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正确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尽管在书的开始声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是“为闺阁昭传”，写那些强过自己的闺阁闺秀，但是紧接着就又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又是明明告诉读者，不要被表面的“荒唐言”所蒙蔽，要透过“荒唐言”去解“其中味”。这“闺阁昭传”不过是作者为掩人耳目而说的假话，是“荒唐言”，不要把作者看作是当时一些专写才子佳人小说的无聊庸人（作者“痴”）。“荒唐言”不仅指大荒山、无稽崖、太虚幻境、风月宝鉴、小鬼向秦钟索命、叔嫂逢五鬼之类这些显然荒诞不经的故事，而且也还包括书中表面描写的所有的故事和人物。这里的“满纸”二字极为重要。要透过这些表层的描写去理解作者背后的真实思想、“甄士隐去”者，实乃是“真实思想隐去”也！隐去的是“思想”而不是“事”。也就是说，对大观园中人生悲剧的描写，以至整个《红楼梦》表面描述的所有故事人物，统统不过是“表面文章”（即荒唐言）而已。读《红楼梦》贵在“透过悲剧悟哲理”。那么，悲剧后面的“哲理”是什么呢？是作者借这些悲剧故事，讲了一番足可以振聋发聩的“盛世危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是表层描写，作者的本意不是为了写悲剧而写悲剧。“透过悲剧悟哲理，沧桑之道古今同”。这才是作者的真实思想。

《红楼梦》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它不是像当时的一些流俗的劝世小说那样，胡编乱造一个荒诞不经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枯燥而简单的哲学理论，而是用一幅幅活生生的关于人生的和社会的生活画卷，一个个活生生的神采各异的人物的不同的命运悲剧，让人们在享受艺术给人的美感的同时，在“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之中，感受它、认识它。

我们如果细品每一个悲剧发生的原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悲剧的发生的后面无不同贾府的兴衰紧密相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只是贾府大悲剧的表现之一。例如，最早的可卿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是源于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宁府的荒淫、腐化和堕落：宝黛恋爱的悲剧是《红楼梦》悲剧中最令人感动的悲剧，它始终同贾府兴衰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金玉良缘”同“木石前盟”矛盾的背后，其实是贾母同王夫人、薛姨妈等人之间的微妙而又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这是贾府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斗争最集中的表现之一。贾府正是在这种鸡争鹅斗的矛盾斗争中走向

衰落的。元妃的悲剧亦同贾府之兴衰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元妃省亲的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重点为笔者所加）这话不仅是对威严不可侵犯的皇权的揭发控诉，而且也是对贾家父母曲婉的抱怨：原来元春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是贾府“送去”的。贾府之所以“送”元春进宫，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因为贾府是世袭的高官显宦才有资格送女进宫（按规定，不是任何平民女子随便可以选进宫的）；二是贾府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煊赫的地位，为了攀高枝、找后台，才同皇室结亲的。如果没有此举，元春就不会在那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人情的深宫里，过着夜守孤灯的生活，她也就不会过早地离开世界了。而元春贾妃的早死，使正在走入困境的贾府失去了依靠和保护，加速（或者说注定）了贾府走向衰败陨落。显然，元妃的悲剧同贾府的兴衰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迎春嫁给孙绍祖，落得个“一载赴黄梁”悲惨结局。不要错以为这是由于迎春性格儒弱而又误嫁“中山狼”。其问题的实质是衰败中的贾家同新贵结亲而新贵孙绍祖抛弃和蔑视贾家的表现和结果。试想，如果贾府还是当年孙绍祖祖上“希慕荣宁之势”“拜在门下”之时那样权倾朝野，现在的孙绍祖即使再混帐，是不敢对迎春说“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在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第1161页）之类的无理无情的话。

恩格斯说过，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样，探春小姐的远嫁海隅的悲剧命运，同元春一样源于贾府欲同海隅王侯结亲的政治需要。探春也是贾府为挽救自身命运的牺牲品。

关于惜春出家，这既是惜春孤介性格决定的，同时也是她在贾家尖锐激烈的内部矛盾斗争中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她的出家，在一定意义上讲，同宝玉出家一样，是无奈之举。

王熙凤的悲剧命运更含有深刻的意蕴。她是贾府的“女强人”，“国务总理”，在贾府“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第27页）的状况下，脱颖而出，日操夜劳，可谓费尽心机。她的聪明才干和魄力，对维护和推迟贾府衰败的进程，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这种抗争其实是徒劳无益的。同时凤姐的贪婪敛财、营私舞弊，对人刻薄寡恩，又是激化贾府内部矛盾、使贾府加速衰落的催化剂。围绕凤姐身前身后的尖锐矛盾斗争，反映了贾府上层内部的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凤姐最后“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结局，也是造成贾府衰亡的内部矛盾斗争的反映，它折射出贾府衰亡的必然性。

其它人的悲剧也无不如此。

大观园由盛而衰、大观园的众儿女们一个个的悲剧下场，完全同贾府的由盛而衰以致于没落的“历史发展”是同步的。大观园是为元妃省亲而建，也是贾家烈火烹油、鲜花箸锦的盛况表征。元妃省亲之后，又“钦定”众女儿搬入大观园居住。于是才有大观园里到处洋溢着的欢声笑语，书墨飘香，诗词唱和，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然而，大观园毕竟不是无忧无虑的太平盛世的女儿国，也不是陶渊明歌颂的桃花源。大观园是个现实世界。社会上和贾府内部、外部的污泥浊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大观园，“污染”和影响大观园内“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们的美好善良的心灵，改变他们的命运，宝玉房中女奴间在娇声笑语中的明争暗斗就是社会上和贾府内矛盾的曲折反映[3]。最后突然查抄大观园，虽然是由贾府当权者们的内部派系激烈斗争造成的，但这对于大观园众儿女们来说，无疑于挨了一枚重磅炸弹，彻底地将她们投向了悲剧命运的深渊。矛盾发生在当权者的内部，

倒霉的却是大观园中的众女儿——晴雯带病被赶出贾府夭亡，司棋被逐而死，芳官等人被迫出家。连一向沉稳的薛宝钗也知趣地搬出园中。从此大观园开始凋零，昔日莺歌燕舞的景象再也不复见到。说到底，大观园的悲剧结局和众女儿们的悲剧下场，完全是贾府这个大悲剧的“演绎”和外在表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实则是小说的表层描写（尽管描写得缠绵生动，感人泪下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是“假语村言”和“荒唐言”。我们透过大观园儿女们一个个的悲剧下场，看到的是贾府内外在温情脉脉、文明正统的“忠孝节义”的面纱下，进行微妙含蓄、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争斗，看到的是封建社会及其罪恶。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悲剧中，我们不但看到了贾府衰败的过程，也进一步明了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些悲剧不可辩驳地告诉人们，要树立忧患意识，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贾府的衰落是《红楼梦》的根本主线，是统领全书之纲，其他的一切悲欢离合都受此制约影响，是此大悲剧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贾府衰亡的大悲剧这一主要事件、主要线索，就无法弄清和深入解读《红楼梦》中其他诸问题，包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等一系列悲剧。充分理解和感悟《红楼梦》中的这个思想，这不仅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解读《红楼梦》在其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包裹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有重要帮助，而且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六）忧患意识的现代转换

1、“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称那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18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

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还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了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的新的不安全因素却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我们时刻要有“忧患意识”。（臧丕文，忧患意识古今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9月20日）

2、忧患意识的创造性转化

周公面对政权的忧患而思明德慎罚，以德保位；孔子慨叹贵族生命的堕落，便以仁道提撕其生命；孟子悯天下受暴乱之荼毒而高唱“民贵君轻”、“人性本善”，都体现了圣哲仁心照体独立，故能应物变化，与时、与世迁移，对时代之忧患做出很好的回应。传统忧患意识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所彰显的人文精神，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解决问题的关键归之于主体性问题的解决，即只要政治主体——君主能够克峻明德，那么通过他们的主体投射，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这无疑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要实现现代转化，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意识上的忧患或者个体的自觉，而必须有客观的方法、路径可循。传统解决忧患的方法:察几和以道德勇气应势，都是有所不足的。前者虽然高明，但是其方法却要靠悟性，⑦难以制度化、工具化而得以普遍应用，后者精神可嘉，但同样也拙于手段。

笔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最根本的是要弱化其主体性。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它相信人在宇宙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解决人类问题的最终力量归之于人类本身。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它也有其弊端，即过于强调主体作用，导致泛主体化。它忽略甚至否定了外在世界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运行法则，要以主体的意志投射到其所及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不利于科学的产生，另一方面政治也秉承了这种性格，导致“泛政治主义”，一切都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为专制、极权提供了土壤。所以，必须弱化主体性特征。所谓弱化，并非丢弃或完全否定忧患意识，而是过去主体性太强，导致了种种弊端，现在要使之达到恰如其分、中庸的程度。弱化主体性，承认一个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而使科学得以引入。在政治上，则摒弃泛政治主义，承认政治的客观独立性，由道德、心性所主导的政治转向制度建构，由极权专制转向民主政治，使政治不能过多干涉其他领域，同时，统治者也不能过于强化自己的意志，应尊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传统政治的弊端在于人治，政治的运作过于依赖统治者的个体素质，因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真正的“洪水猛兽”。现代的政治文明，则要运用“架构表现”⑧的手段来规范政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并真正体现民众的意志，由民众形成的客观精神（法律、制度）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来主导政治。

同时，对传统的忧患意识进行创造性转化，还应该从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出发。不仅为人文世界中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恐怖主义而忧患，还应该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忧患。诸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应该成为现代忧患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忧患意识向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化还需要有国际的视野和全球的眼光。和谐世界的构建，首先有赖于唤醒全球政治家乃至整个人类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给人类政治文明提供的宝贵资源。（李定文、任远，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兰州学刊，2008年第11期）

注释：⑦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85.⑧关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与理性之运用表现的有关论述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出版社，2006: 38-48.

范文二：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思考

关于增强忧患意识的战略思考

辛培雄

() 新疆社会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 摘 要 ] 增强忧患意识是历付政治家、思想家和我们党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方略; 面对来自国际国内 的?四患?、?六忧?,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 居安思危, 从改革发展、团结稳定、内政外交、党建等六方面 防患解忧, 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 关键词 ]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防患解忧

() [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1- 2803 200401- 0047- 04 Ξ

古往今来, 历付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 , 被延安的新面貌、新风格所感动, 他从中看 时

想家都十分重视教育自己的人民增强忧患意 到中国的希望, 但忘不了历付王朝兴衰的恶性 识。 进入 21 世纪后,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周期。他斗胆请教**, 共产党能找到跳出历 义现付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 党中央告 付王朝?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命运的良策? 诫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意 **爽然、坚定地回答:?找到了, 共产党已经 义重大。?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那么, 为何要 找到了这个办法, 那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 增强忧患意识? 危在何处? 患从何来? 怎样防 民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 患? 是我们值得经常警醒、深刻研究、警钟长鸣 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 **一直牢 的一个重大课题。 记当年的承诺,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 艰苦奋斗,

而且严肃惩处刘青山、张子善等严重贪污犯罪 一、为何要增强忧患意识

问题。 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帄以他那革命 和重要方略。我国历付政治家、思想家在总结历 家、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 把中国的安危放到 史上破家亡国的惨痛教训时, 得出?忧劳可以兴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中去审视研究, 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对当今时 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 警示后人居安思危,

付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 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 有备无患。孔子说:?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 义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 进行正确分析, 作出 亡, 治 而 不 忘 乱?, 才 能?身 安 而 国 家 可 保 也? 新的科学判断。 特别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 ( )《易经?系辞》。 中国共产党的几付领导人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

战略全局的高 社会主义的本质, 提出了一系列著名论断。他指

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 度充分认识增强忧患意识的极端重要性, 并把

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告诫 它作为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 告诫全党要居安 全 党?中国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思危。 早在 1949 年 1 月, 人民解放军和帄进驻 ?对这个问题要清醒, 要注意培养人, 要按照‘革 北帄, 3 月, **带着?进京赶考?的心情率领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搬进了北帄。 类似的例证,

1945 年就有过。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

Ξ [ 收稿日期 ]2003- 10- 30

[ 作者简介 ]辛培雄, 男, 汉族, 新疆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副教授。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1 ?48?

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 选拔德 的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产生新的威胁和挑战。 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这些都是我们治国安邦的 20 世纪 80 年付, 里根 二是军备竞赛之忧。

警世之言。 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 即战略防御倡议, 它使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带领全党高 美苏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 对世界局势产生

巨大影响。 如今, 美国一方面与俄罗斯达成协 举邓小帄理论伟大旗帜,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议。削减战略核武器数量, 一方面又加紧新的军

备竞赛。继?星球大战计划?之后, 又提出建立新 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

的战略防御系统, 建立覆盖美国整个本土的安 方位的基础上, 提出了?三个付表?重要思想。他

全体系。 也就是说, 你打我时打不着, 我打你时 要求全党同志深刻思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

随处可打。这一系统出台后, 全球战略帄衡与稳 党因腐败问题严重而最后丢失政权的教训, 要

定遭到破坏, 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 给世界各国 全党同志警醒起来, 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的安全防御提出全面挑战, 也给处于持续低迷 腐败工作放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

的世界各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对此, 包括中国在 认识、来落实。领导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

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 战胜在政治、经 内的发展中国家, 必须提高警惕。 一方面, 必须

密切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 切实加 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 经受住了

强国防和军队现付化建设。另一方面, 不能陷于 考验。并一再告诫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 增强忧

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泥潭, 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患意识。

三是恐怖主义之患。 暴力恐怖是当今世界 **同志担任**后, 迅速带领中央

影响许多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危险, 书记处的同志赴西柏坡学习考察, 重温**

也是影响我国安全的一个隐患。 反恐斗争成为 同志关于?两下务必?的教诲, 要求全党同志发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是世界各国人 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牢记?生于忧患, 死于

民的共同责任。 我们和各国对恐怖主义分子进 安乐?的古训,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行严厉打击, 但他们仍然是影响社会稳定和人 由此可见, 增强忧患意识, 是关系党和国家

民安全的一个心头之患。 生死存亡的远见卓识之举, 是积极应对各种复

四是综合国力之争。当今世界的竞争, 突出 杂局面的主动之举, 是治国安邦的战略之举。

的是以经济、科技、军事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 二、危在何处, 患从何来 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仅从综合国力要素之一 欲应天下之务, 必先审天下之势。从国际形 的经济状况来讲, 近年来, 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 势看, 进入新世纪后, 影响和帄与发展的不确定 了 10 多年来最缓慢的增长。 去年, 全球经济增 因素在增加,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长速度仅为 1. 7% , 远远低于 2. 5% 的衰退线,

但作为三大经济支柱的美国、日本、欧盟, 无论 相互交织, 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世界还很不安

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 来讲, 都处于优势地 GD P 宁, 总体和帄, 局部战乱, 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位。仅美国去年的 就达 10. 5 万亿美元。我 GD P 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 我们还将面临来 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 改革开放以 自多个方面的威胁和危害。 来, 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002 年, 我国的 一是国家安全之危。冷战结束以后, 超级大 达到 10. 2398 万亿元人民币, 经济总量已 GD P 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军事优势, 加紧进行新的 居世界第六位, 但人均占有量还较低。我们仍然 战略扩张, 极力推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 谋求 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 世界霸权。 联系这些年发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 压力。 特别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的暴行、美军用侦察机撞毁 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 我军用飞机事件, 以及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 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因此, 我们既要努力增 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 不难看出, 霸权主义

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同样, 对我国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1 ?49?

强综合国力,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又要保证经济 , 日本经济一时难见起色, 这些都将对中 荡不断

安全, 特别是金融安全。 国的进出口和经济走势产生负面影响, 一些企

从国内状况看, 我国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 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 同时,

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 财政风险、金融风险、技术风险不容忽视。

6、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之忧。 由于我们党 们还面临着各种矛盾、困难和风险。 概括起来,

至少有?六忧?: 执政领导的地位, 决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党

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这些年来, 我们贯彻?治国 1、民族分裂之忧。20 世纪 90 年付以后, 在 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方针, 党风、政风、 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 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 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一些党员领导干 宗 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分裂势 部脱离群众, 以权谋私,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力、?**功?分子、?民运分子?相互勾结, 在一 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 有些腐

败现象仍然突出; 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风、政风、 些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 严重危害

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满意, 这是最大的 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危险。 我国政府依法进行了严厉打击和整治, 维护了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 祖国统一, 维护了民族团结, 维护了社会稳定。 务, 我们既要看到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有利 但这场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之特 条件, 增强信心, 又要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

困难和风险, 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克服和 点, 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现付化建设构成威

化解不利因素, 战胜艰难险阻, 夺取新的胜利。 胁。

三、如何防患, 怎样解忧 2、下岗、失业问题之忧。由于改革的深入和

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 市场经济的发展, 新旧体制转轨时期, 各种利益

界, 面对艰巨复杂的任务, 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 关系调整之中, 农工进城、高校扩招, 多种因素

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 使下岗、失业问题依然突出, 就业和社会保障压

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 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 力增大, 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比较多。

上的困难和风险, 倍加顾全大局, 倍加珍视团 如果处理不当, 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结, 倍加维护稳定。?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城乡、东西部发展差距之忧。改革总体上

的大好形势面前, 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 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增强了综合国力。但

意, 决不能自满, 决不能懈怠, 决不能停滞。必须 城乡、东西部发展不帄衡, 有些差距还在拉大。

增强忧患意识, 见微知著, 防患于未然。 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村还有

1、改革发展是防患解忧的根本举措。 历史 3000 万贫困人口, 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

的经验证明,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如果落后, 就 如何使城乡、东西部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理顺

被动, 被动就容易受人欺负, 被挨打。 只有发展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 走共同富裕道路,

进步, 才能主动自强, 才能不受制于人。 发展是 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4、震灾、洪灾、瘟疫等自然灾害之忧。 从我 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解决中国 国 发 生 的 唐 山 大 地 震、98 特 大 洪 灾、今 年 的 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样, 发展是防患解忧的根本 病毒传染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来看, 它给人 SA R S 举措。 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有时远比一

2、团结稳定是防患解忧的基本保证。 邓小 场战争还大。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人们在这种突如

帄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不可能搞 其来的灾害面前, 有时束手无策, 防范不力。

5、经济风险之忧。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总体 建设, 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这些都搞不 很好。 但还潜伏着不少隐忧。 由于战争等多种 成。?中国人民从?**?、1989 年那场 因素, 世界经济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 政治风暴中更加懂得了维护团结稳定的极端重 经济起伏不定, 欧洲经济低迷不振, 拉美金融动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1 ?50?

要性, 更加明确政治稳定事关政权的巩固, 社会 帄、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

, 纯粹是荒谬 帄的国家。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稳定事关经济发展, 人心稳定事关民族凝聚力。

的。 众所周知, 中国不仅公开承诺现在不称霸, 必须清醒地认识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

问题?西化?、?分化?中国, 国内极少数民族分裂 即使强大起来也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而 分子, 暴力恐怖分子, 宗教极端分子,?**功? 且在行动上证明, 中国没有在其他国家驻一兵 痴迷者也伺机搞分裂破坏活动, 企图破坏民族 一卒, 没有占领别国领土一寸一厘。 中国不称 团结, 离间党群关系, 达到分裂祖国、推翻共产 霸, 也绝不允许别人称霸我们。 以往, 我们冷静

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对此我们必

须高度警惕, 要认真分析研究, 彻底消除动乱产 为,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今天, 我们将继续 生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一方面要坚决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帄外交政策, 在和帄共处五

项原则前提下, 一是与大国对话而不对抗; 二是 维护社会治安,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人民的最高

利益。另一方面要倍加珍惜党内团结、党群和民 以邻为善, 以邻为伴; 三是维护多样性, 团结大 族团结, 顾全大局, 自觉维护团结稳定。 多数。

3、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防患解忧的重要 6、加强党的建设是防患解忧的关键。 中国 保障。 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 能不能跳出历付王朝兴衰成败的周期率? 中国 能重要保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实现祖国完全统 不能被?西化?、?分化?? 中国能不能经得起各 种一, 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积极应 风险和挑战的考验? 关键在于党。 只要中国 共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 必须 产党顶天立地, 任何困难和风险都将被战胜。 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国的昨天和今天已经作了肯定圆满的回答。 我

4、制定应对突发事件预案是防患解忧的有 们坚信, 中国的明天更辉煌。中国人民把这个 力措施。 中国国家大, 地域广, 人口多。 我们同 ?宝?押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责任重于泰山。十 许多国家一样, 不仅面临着霸权主义、恐怖主义 六大回答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 提出了加 的威胁, 还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 多年

来, 我们正是依靠党的领导, 依靠人民群众, 万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四个一定要?的总要求和始 众一心,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防洪抢险, 防非 终成为?两个先锋队?、?一个领导核心?、?三个 典, 取得一个个胜利, 更加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 付表?的总目标。 我们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 围 大精神。 实践证明, 凡是有备则无患或小患, 而 绕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帄和执政水帄、提高拒

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加 无备则有患或大患。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会很多, 来自各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当前要注意做到: 一是在提 方面的威胁和危险还会发生。?思难而难不至, 高党的执政能力上下功夫; 二是在加强党风廉 忘患而患反生?, 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增强忧患意 政建设, 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下功夫; 三是 识, 居安思危, 审时度势, 从容应对, 制定各种应 在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增强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上下功夫。 对突发事件切实可行的预案, 防微杜渐, 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 我们才有可能在天灾人祸面前处 综上所述, 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 面对艰巨 于主动地位, 才能战胜敌人和困难, 夺取胜利。 繁重的任务, 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们在前进的道

5、和帄外交政策是防患解忧的外部条件。 路上, 还有许多困难和风险, 还有许多难以预料 当今世界, 影响和帄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 的挑战和考验, 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忧患 加, 世界大战虽打不起来, 但局部战争和地区冲 意识, 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乱, 万众一心, 团结 突接连不断, 世界还很不安宁。 一个国家, 一个 奋斗, 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责任编辑: 方 圆 民族要生存、要发展、要进步, 必须营造一个和

范文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人类最要紧的是什么东西,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连活都活不了。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小学，把孩子教坏了;大学，把学生教呆了。一个好好的人，我们把他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什么,如果用孔子的话，叫做“时也，命也”。活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很不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间到了以后，它自然会改变。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合适的时间，我们会推出当时需要的东西。我们这次要阐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要谈这个东西。如果要讲这个题目，大概三句话就讲完了:“所谓‘居安思危’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谢谢各位。”呵呵呵，这没有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它太耳熟能详了，所以我们不太去注意它。

我们今天最大的错误就是求新求变。各位一定要记住东西一定要经过时间的严格的考验，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价值。一家公司，它的产品常常变，常常变，就是表示不够成熟。一句话就讲完了:“成熟的产品为什么要老变老变,”我们今天太多的观念，是害死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把它当做是对的。一些老观念，它到了新的时代，它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我们要赋予新的意义，这样就对了。你今天要进一步去谈，为什么人要有忧患意识，你再把以前那一套搬过来，是没有用的。说“人要有成就，一定要吃苦，要什么”那些话现在听不进去。一个人活得好好的，很愉快，就好了嘛～干嘛要去想那些说“有一天我会怎么样”，那不是负面思想吗,但是，人如果活得好好的，就这样一直很快乐下去，你就触犯了一个则然的规律，叫做“物极必反”。你很快就会栽跟头。各位能够想象，当我们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如何去面对,所以我们今天打算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这是大家很常见的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就是这个东西，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看任何东西它有个定位，人生在天地之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定位。《易经》有四个卦，我们把它叫做四震卦，就是天地水火。大家能不能想象到，有了天地以后，我们第一个是找什么,找水，要有水，你才能活。第二个要有火，你才能烹调食物。天地水火，就构成了我们生存的条件。跟这个一样。你看这个轮子你看它能动，你看它能转，好像很自由自在。实际上它是被固定的。它是被固定的，它有局限性，它不可能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是活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是死的。你可以解释，它很自由，也可以解释，它是被限制的。这就是《易经》的观念。任何事情要从正反两面去思维，不能单看一个方面，那就叫一厢情愿。

大家可以看到水火变成人生的什么东西，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水就是财。为什么中国人会把水看成财,因为水是流动的，财富也是流动的。水是有危险的，因为水底下深不见底，而且那个漩涡你也搞不清楚在哪里。任何财富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都有一定的风险性。可是火呢,你会想到光明，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要追求光明。追求光明，你用什么来追求光明,你就用功名。所以水火就变成功名利禄。你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有脑子里面的东西，其实都是从易经里面开发出来的。易经只讲天地水火，乾坤坎离。可是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我们所想到的，四个字:功名利禄。功名是什么,就是火，它很亮丽。那火，为什么用离卦,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东西让火烧的话，火是没有光的，没有热的。任何的火，会烧得起来，一定有一些物质让它去烧。所以火的光明、火的亮丽，是附着在被烧的东西上面的。一旦东西烧光了，火就灭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救火，就是用隔离的方法。你能烧，就尽管让你烧，其它我给隔离掉，烧完了，火就没有了。那你就想到，功名是附着在你身上的。一个人死在功名里面的话，这完全是一样的道理。人去追求功名，使你自己有身份、有地位、有荣耀，但是当这个人死了以后，人家忘光光。这样你才会想到，你值不值得用你的性命去换取，真

的假的也不知道的功名，这个你就要去想了。财富也是一样，财富呢,你去争取，它一定有相对的风险。你没有钱的时候也许是苦一点，你有钱了以后，就变成人家绑架的对象。呵呵呵~以前中国人比较聪明，财富是不露白的。现在我们很奇怪，你会学西方的，把自己的钱曝露出来，然后进入排行榜。财富排行榜就是勒索的黑名单。呵呵，这不是很奇怪,你慢慢就感觉到人类其实是走错了方向。

我们近400年来，我们很盲目的学西方，弄得我们自己焦头烂额，现在是时候(改正了。)。因为在这三五年之内，我们就有很大的改变。从2009年开始，三五年的时间，因为种种的原因，会使得你观念有很大的改变。你现在到大陆上去看看，你会发现今年有几万人不考大学。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我进大学干什么,出来找不到工作，那我还不如早点去，到社会上去谋生，边学，这不是更好,而且你会发现，大学考试前有人跳楼，大学考试后也有人跳楼。这些都是马上这个事情要变的一些征兆，我们以前考大学20个才取1个，也没有人跳楼啊～现在闭着眼睛，只要会写文字，甚至写一段，他都会受刺激，他就挺了。那还跳楼啊～对不对,

种种的迹象，各位会了解到，我们的观念会改变。我在这里预告的很清楚，我们现在所认为很正当的普世价值，其实会大大的调整。我们要回归《易经》，甚至连科学都要接受《易经》的辅导。否则的话，科学的整个方向是偏差的。我举个例子好了:科学把白天变长了，把晚上变短了。使得我们整个生理时钟受到影响，所以人的健康通通不理想。我想这是非常显著的案例。科学使得我们受电磁波的危害，比以前非常的严重，这也是不可否认。今天的小孩子他花太多的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大人花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那你用讲的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把根本的原因让他清楚，他自己会改变。所以我们这里讲一句话:你不要去改变任何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你看整个的媒体都是想要迫不及待的来改变谁，那是做不到的。人，除非自己改变，没有人能够改变得了他。这才是真理。你说他变了，他是自己变的，又不是你去变他。你怎么会变他,所以，父母不要认为你在改变你的子女，老师也不要认为你在改变你的学生。那种观念都不正确。是你的小孩自己改变的，是你的学生自己改变的。我们只是设定一种情境，让他自己改变，这就对了。

我随时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证来证明我们现在改变时迟早要调整观念，往后的日子你才可以居安思危，具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功名利禄你能不能放弃,答案是不可能，因为人活着就是追求这个。如果人连这四个都不要，对整个地球的发展是不利的。好在大家马马虎虎嘛，一天过一天了，那怎么会进步呢,所以天生的有功名利禄的欲望，这是很正常的。就好像这个轮子，他要动。不动久了就生锈了，它就等于零。只不过我们有几个基本观念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个叫做一切有定数。我们长期以来不太敢讲这种事情，因为很多人一听到一切有定数就火大，什么定数,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的～对不对,没有错啊，你一生的努力就是在寻找你的定数是什么。就一句话讲完了，呵呵呵呵~~你神气什么，对不对,你不寻找你怎么知道你的定数是什么,可是你找了半天才发现，不过如此了。你能逃过这个定数,不可能。宇宙万象是先有数，才有象。不是先有象，才有数，不是的。你看一棵树，它有它的数。数学的“数”，但是不是数学。这个数学跟数学不一样。它有它的数，就是说你能长多高，最后长多高，你能长几年，最多长几年。当然有的树可以活千年，有的树可能一年就死了。这个都不一样，这些就是定数不同。人类也是一样的。你看有的人抽烟喝酒，他活一百岁。有的人什么都没有，最后就是因为太干净了，所以死掉了。。。O(?_?)O哈哈~你怎么讲嘛~可是你说

来说去最后就是这个定数在这里面。有了数，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先有象，然后才有数。实际上一切是先有数。所以我们很聪明，说我们心中有数。我们没有说我们心中有象。象是象是随时在变，但数是不一定的。你把数弄清楚，你就知道象是有定数的。就是说你能动，但是有一定的范围。你超过这个范围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你说可以呀～我会脱离的～脱离了就不能动了，你能动到哪里,所以人要安分，安你自己数的分。问题就是说，这个分你怎么去找,这才是我们重要的课题。有的人太讲安分了，就叫自暴自弃。有的人太不安分了，就叫做自我牺牲。就差这么一点点而已。你用这个数，这要高度的修养。其实孔子给我们最好的说法，就是说你反正尽你的力，下面那句话很重要:结果怎么样，你都应该很喜欢的去接受。这要就对了，就差这么一点点。人要尽力，前半段都是一样的。后半段不一样，后半段就是说，我不该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不一定要突破，那就不必了，可是我们现在社会都这样讲。我是搞管理的，我很不愿意这样说。你学了西方那套管理，其实只讲一句话而已:“气死，气死，气死。”(*^__^*) 嘻嘻??你看哪一件事情都叫你气死，气死，气死，只是你没听到而已。这个人只能挑三十斤，叫他挑35斤、38斤、50斤。他死了~死了就算了??呵呵~什么向极限去挑战呀，什么要把成本降低到0啊，这是非常奇怪的说法。那你会问我，那你以前这样说吗,我说以前顾着吃饭，没有这样说怎么办呢,这就是极限思想。你不讲话，你就算了。你一讲话，你就被套住了。现在我说一句话，我叫你不要试。你非要试。也可以啊～这就是人的无奈。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去改变它。否则这样一代一代会害死太多的人，不是好现象。可是要改变，要看时辰对不对。我想现在是差不多了，当我们把易经的根本说清楚以后，我们很快19:28

范文四：可贵的忧患意识

日前， 笔者走访了一家前不久 刚遭受火灾的制笔公司，见到该 公司恢复生产时，大门上贴的一 副对联很是意味深长：上联是“今 日开张大愁” 下联是“何时祝融再 ， 顾” 横批是“慎之又慎” 细析之， ， 。 “今 日开张大愁”既讲了一个事实，又 引人探究，特别令人惊奇的是“何 时祝融再顾” 以及画龙点睛的“慎 ， 之又慎” 这样的对联也许会给人 。 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但对时下 凡开业皆讨口彩的“时尚”来说， 它 透着“亡羊补牢”的醒悟和更深一 层的忧虑。 老话说： “吃一堑，长一智。 ”任 何一家企业，做好安全工作都是 其中的头等大事。制笔行业由于 易燃可燃物多，且集丙酮、丁脂、 油漆等化学物品和烘房集于一 体，防火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 遭遇了一次火劫，单位干部职工 经受了火魔的“洗礼” 因此从事故 ， 教训中有了反省，有了可贵的忧 患意识，从而对火魔“慎之又慎” ， 这样，才能够保证“亡羊补牢，犹 未为晚”的古训， 不再是一句空话。 然而遗憾的是，能像这家制 笔公司一样“亡羊”即“补牢” “吃堑” ， 就“长智”的， 现实生活中实在是为 数不多。有的发生

小火小灾根本就不当回事，不了 了之；有的甚至于隐瞒灾情不报， 蒙混过关，表面文章做的冠冕堂 皇。究其根本原因，这是因为长 期以来，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企 业的领导“都盼着娶媳妇而不准备 发丧” 在消防安全工作中顺其自 ， 然， 得过且过， 虚于应付， 缺乏“防 范胜于救灾”的责任和忧患意识。 现实中许多火灾是在未发生之 前，祸根早已中下了，这除了客 观隐患存在外，关键是人们没有 防范的意识和措施，由此酿患成 灾。 卖碳翁“心忧碳贱愿天寒” 这是 ， 他身处困境争取生存的忧患意识 所致；制笔公司“何时祝融再顾” 的忧心， 则是他们从“吃一堑”的巨 大损失中深切体会出来的，这是 难能可贵的。但愿人们能从众多 火灾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人 “吃堑”我“长智” 未曾“亡羊”先“补 ， 牢” 树立“隐患显于明火”的忧患意 ， 识，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 ，强化防火主人翁责任 感，对待防火工作“慎之又慎” 唯 。 有如此， 方能从“意识”这道源头彻 底减少和堵死火灾的发生。

范文五：儒者的“忧患意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佛道有一特点，即它的“入世”精神。基于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较为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也许可以说是儒家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对社会政治的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它是由于儒家始终抱有的对天下国家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产生的。

　　 孔子和孟子的“忧患意识”

　　 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说苑?建本篇》说：“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对此“礼坏乐崩”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我们读《论语》，有多处讲到“忧”，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可说是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会，其他富贵贫贱等等对孔子是无所谓的。

　　 《论语?阳货》中有一段表现孔子“忧国忧民”的抱负：“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认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可见，孔子所考虑的问题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在《礼记?檀弓下》有一则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这深刻地表现着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了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苛政”的批判意识。孟子有句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因为他要“以天下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

　　 我们读《孟子》也许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国士大夫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愧。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儒者特有的批判精神。有这种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恶，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弑父弑君”。周公不是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他的亲兄弟吗？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纠，后又相桓公，孔子还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吗？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那些残害“仁义”的君王之被杀只是杀了个“独夫”吧！

　　 儒者有“居安思危”情怀，为天下忧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君王对社会政治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对君王有所规劝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一条：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这段故事说明，子思认为能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孙弋为此解释说：只有像子思这样的士君子敢于对君王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因为他们是不追求利禄和爵位的。

　　 儒家的“忧患意识”虽说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毕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批判，而必须是根据理性对某种体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对今日中国之社会风气败坏、信仰缺失之现实，必须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忧患意识”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与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协，因此它应当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独立精神的批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儒家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忧患意识”在我们给以新的诠释的情况下，?使我民族能够不断地反省，努力地进取，并使儒学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编辑/王洪丽

　　专家简介

　　 汤一介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早期道教史》《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关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