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中国刺绣发展史
刺绣,起源于人们对装饰自身的需要。史传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也就是说古代原始人类早懂得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开始时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再进一步刺在身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尚书》说虞舜的衣服有五彩花色,上衣六种花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裳六花纹,为宗彝、藻、火、粉米,共十二种花纹,称十章。
周代《礼记·祭义篇》中说“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公室养蚕。蚕熟,献茧缫丝,把它们染成红、绿、玄、黄等色,以为“黼黻文章”,即用不同色彩的丝线,在礼服上刺绣成各种图案。据《辞海》,“黼”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黑半白的花纹;“黻”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青半黑的花纹。至于“文章”两个字,在古汉语中,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为“章”。实际上,“文章”二字古意为博创,后来转义喻文。
“文”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指画,同“纹”。《礼记·月令篇》说“文绣有恒”,据注释“文,是指画,古代古代祭祀的礼服上衣是画的,下裳是绣的”。总之一句话,刺绣发源很早,古已有之。商代已有专门的纺织业和缝纫工业。丝织品受王室重视,商王室设专管蚕事的文官《女蚕》。 刺绣最起初的形式是锁绣,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刺绣要数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了。这是一幅罗地上用锁绣法表现的作品,保存完好。在稍后的汉墓出土文物中,绣品更多了,如马王堆西汉文物中就有绣花绢绵袍、黄绣花袍、红菱纹罗绣花袍等;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一幅绢地刺绣,所用绣线极细,是前所未有的;汉代王充襄邑地方织锦,没有一个妇女手不巧的,眼睛看著,手里活就出来了,看来一点也未夸张。汉代的刺绣,大部分是锁绣(即辫绣),当然也有少数物品是平绣。
据《拾贵记》,三国时,吴主孙权常把魏、蜀未能平定,在军旅作战之际,总希望得到一个善于作画的人,可以把山川地势、行兵布阵的图象画下来,丞相赵达有一个极善绘画,巧思无双,能在纤纤玉指间以彩丝织出云霞、龙蛇花纹的锦缎的妹妹。赵达就将他的妹妹引进给孙权,称为赵夫人。孙权让她画九州、江湖、平地与山岳的形势,赵夫人说:“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可以五皇、河海、城邑,行阵之形。”地图绣成后,进献给孙权,吴主看了大喜。当时人称之谓针绣绝活。所以历史上就传流下来,刺绣之成画图,是三国时赵夫人所创。可惜这幅刺绣未能保存下来,仅能供后人推测而已。
在敦煌125-126窟发现了北魏的刺绣佛像残片,是一佛二菩萨说图,下有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广阳王字样。梁沈约有绣像题赞,序言上说:“造绣无量寿尊像一躯”。可见六朝时刺绣之应用已在服装、服饰之外,又开辟了绣佛、绣这个领域。
唐时绣佛亦很盛行,《法苑珠林》载:“康显庆之际,于西京造二十余寺,爰束力内宫式模遗形,造绣像一格,高举十有二丈,惊目骇听, 绝后光前,此为绣像之最巨者。”诗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一句“苏晋长斋绣佛前,醉后往往爱逃禅”,也反映了唐朝绣佛之普遍。唐代服装刺绣也开始盛行。据《旧唐书·后妃传》载 ,“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人多达700人”。宫内如此,官僚当然相互仿效。发展到后来,连皇帝也觉得太过分了,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下诏说:“织锦、刺绣,太耗费妇女劳动力......,以后凡织的、 绣的花纹如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级及大繝锦等一律禁止生产。至于长生高丽白锦、大小花绫锦,仍按惯例造。晓谕各级官员,按此招待,不得有误。可是,皇帝的诏书终究抵挡不住历史车轮和时代潮流的前进,刺绣非但尚有被禁止住,反倒更向前发展了。除传统辫绣外,发展平锈类齐针、缠针、套针、接针、针线锈类、平金法、圈金、圈银、拉金锁、铺绒、堆綾、贴绢等技术。套针、切针、滚针为此时期所创。 宋朝时由政府部门设置文绣院。上自天子下至百官,都穿绣衣,按照官阶等级,各式服装均有明文规定。
由于政府倡导,民间风气益盛,刺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除文绣院外,还设绣画专科,专门从事依样绣制各类绘画艺术品,分为山水、楼阁、人物、花卉、鸰毛等各科。从此刺绣又分为两道,一道为实用服饰艺术,一道为欣赏艺术。 在官府这样大力倡导下,刺绣工匠的艺术素质也不断提高,刺绣的运针、绣法都有很大的创新。屠隆《考槃余事》描写宋绣说:“宋代的闺绣,画山水、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有时把丝劈开,只用一根丝的十分之一二,用的针象头发丝一样细,所以人物眉目都很清楚,丝色光彩夺目,神形俱备,设色配色比画还要好,女红手巧,十指春风,真是不可及”。明代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对宋绣的成就也极度赞赏,他说:“宋代刺绣,设色精妙,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莫不生动有致,精彩处比绘画更妙,妇女刺绣,十指春风,直能胜过画家的笔墨”。文震亨《长物志》也说:“宋绣针线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有远近的趣味,花鸟则绰约多姿、亲昵活泼,不可不藏一二幅,以备画中之一格”。在刺绣工艺高度发达的宋代,刺绣名匠相继脱颖而出,如当时的思白、墨林、启美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台湾博物馆内收藏有宋绣观音大士像,绣长生佛会图,绣老子像,绣老子骑牛图,绣秋葵蝴蝶、梅竹山禽图,绣芝仙祝寿图,绣咸池浴图,绣黄荃(五代工笔画家)花鸟画等,这些都是绣品杰作。
元朝于大都设有文绣局。从南宋偏安江南,元王朝建立后,知识份子或苟安为官或隐居庄园,于中国南方兴起地主文化,纯欣赏性刺绣流派以仿绣书画为长,与民间刺绣工艺分离,与绘画艺术结合。平绣类针法处理技巧细腻化与创新发展。彩线刺绣技法已十分成熟,在绣品中自成一格。
明代于北京设有刺绣作坊。因染织技术精练,发展多元化的色相彩度色丝。妇人多擅长女红, 绣制家庭所需绣品,收藏和鉴赏精妙绣品成为上层社会风尚。民间顾绣脱离生活实用成为独立的欣赏工艺。上海露香圆顾家发扬宋元绣画技法,以古今名人书画作品为底稿,运用各式材料入绣画,如蒲草、胎儿细发等。其构思讲究、用材精妙天成,绣工善美,吸收西方浪漫主义突显透视的效果,风格得以闻名传世、名噪一时。
清代织绣工艺仍分为官营刺绣和民营刺绣两种形式,官营集中在南京、苏州和杭州,称为江南三织造, 以最精良的技术生产帝王官员用品,因而产生技术水平惊人的作品。 城市中出现经营刺绣工艺品的行庄,许多画家参与刺绣画稿设计工作,刺绣品类万千,日用品为刺绣主流,刺绣商品出口至日本、南洋及欧美等地。"钝妇无不巧、恒女无不能",精致璀璨、各家百花争艳的风格,于全国各地形成地方特色的刺绣系统,如四大名绣: 苏绣(江苏) 、蜀绣(四川)、粤绣(广东)、湘绣(湖南)。 清朝道光元年出刊有史以来第一本刺绣专书《绣谱》,为丁佩所著。
清末西学东渐,沈寿融会西方写实表现,创《仿真绣》,针法多变且富立体感。沈寿同时也是杰出的刺绣教育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于多处执教刺绣,并口述著撰《雪宦绣谱》。 清代早期继承明代传统,多用几何图案和大型缠枝、折枝花卉,以及传统吉祥图案,色彩以浓艷的重色为主,风格古朴、典雅、庄重、大方。清代中期花纹图案趋向小巧精细,受西画影响,使用西洋花卉图案,用色艷丽豪华。晚期刺绣题材大量运用吉祥图案。服装上的图案组织常见有团花、皮球花。开光、满地、锦纹等刺绣图案组织亦相当流行。乾隆时期用色喜金色,清朝晚期出现水墨绣及三蓝绣等特殊风格。数十种针法成熟融会运用,劈绒彩绣为针法主流。
民国初年有不少传承清朝时期的刺绣艺术家,在各重要刺绣产地亦有刺绣研究所成立。非帝制下的新时代统治者,不再使用刺绣为装饰的官服,民间刺绣学习及从事刺绣工艺的风气 ,因崇尚西风及国家战乱的情况下逐渐式微,刺绣工艺虽然续有发展,但不复见家家户户从事刺绣的盛况。
湘绣创始于楚国,西汉时期即达到针脚整齐、线条洒脱、绣工纯熟的境界。清末、民国期间走向鼎盛,“色景墨润,浑笔墨无痕,不审视不知其为刺绣画也”的美誉。它以彩色散丝作绣线,除运用“齐针”、“接针”、“打粉针”等针法外,独创“掺针”法,掺针针脚参差自如,使不同色的线相互掺合,逐渐变化,色彩丰富饱满,色调和谐。湘绣的图案借鉴了中国画的长处,所绣多为山水、人物、花鸟、翎毛、走兽,生动逼真,长于绣狮、虎题材。湘绣之所绣的虎,虎毛刚劲而坚硬,力贯毫端,充分表现了虎的雄健和百兽之王的威武。在 1912年和1933年意大利都灵博览会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湘绣绣品分别获得最优奖和一等奖。
粤绣有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805年)广东南海卢媚娘的事迹。艺人以孔雀羽毛扭为绒缕,绣制服饰,金翠夺目,用马尾缠绒,作为勒线,绣制轮廓,增强了表现力。解放以后,粤绣得到进一步发展,不断出新。粤绣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制平整光滑,金银垫绣富于立体感,富丽堂皇。粤绣题材广泛,以百鸟朝 凤、博古类最多,其中的广绣、潮绣两大流派风格, 刺绣不尽相同。
蜀绣集中于四川成都。蜀绣在晋代被称蜀中之宝。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用晕针、切针、拉针、沙针、汕针等100种针法,充分发挥了手绣的特长,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蜀绣题材多为花鸟、走兽、山水、虫鱼、人物,品种除纯欣赏品绣屏以外,还有被面、枕套、靠垫、桌布、头巾、手帕等。 中国刺绣除上述四大刺绣外,还有浙江温州的瓯绣,河南开封的汴绣、湖北武汉的汉绣等。
但要论及中国四大名绣之首,还应归属江苏的苏绣,享有中华第一绣之赞誉,苏绣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最为悠久。宋代刺绣已有相当规模,明未清初的沈寿,吸收西洋和日本美术,以及中国各地方刺绣的长处,创造了有光线效果的仿真绣。
范文二:电脑刺绣发展史1
电脑刺绣发展史(一)
1828年,Joshua Heilman 生产了第一台手摇绣花机。
1834年,手摇绣花机在巴黎博览会(Paris Exposition)展出,并获得 Legion of Honor 金奖。
1864年,Groebli 在瑞士 St. Gallen 的 M. Wehrli 先生支持下开发了第一台实验样机,被称作“schiffli 机”。
1865年,Reiter 推出第一台 Reiter 型的 schiffli 机。
1867年,第一台飞梭绣花机在巴黎世界展(Paris World Exhibition)上展示,并被授予公认奖。
1870年,德国 Plauen 的 Schnoor and Steinhouse 商行开发了一种类似 Rittmeyer 的手摇绣花机。此商行取得了成功,仅1982年便售出2325台。
1878年,苏拉(Saurer)和桑司(Sons)在瑞士的 Arbon 开始制造飞梭绣花机。
1890年,第一台自动机械飞梭绣花机在纽约运行,但此后没有打版系统可用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六年。
19世纪初,罗比圣纺织公司 (Robison Textile Co.)在新泽西开张,生产并销售飞梭绣花工业用的线。
1905年,普络(Plauen) 和苏拉(Saurer)双双推出10码飞梭绣花机。
1907年,温迈格(Vomag) 的首席工程师 Robert Zahn,开发出一种全新的自动机器,远远胜过市面上的其它机型。
20年代中期,在德国的 Plauen(称作花边和绣花城),Paul Gunold 开始提供绣花设计和打卡的业务。
1926年,德国德累斯顿的 Carl Wurker 取得工程师 Max Bretschneider 的帮助,并委任其设计第一台读卡自动缝纫机。结果使得多头绣花机变的更小、更自动化。其原型机仅仅是单头,但不久3头机便成为标准型号,到1940年,使用中的3头“沃克”(Wurker)机便达到3000台。
193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E.B. Meister 和他的弟兄们开发了一种有手绣效果的、缩放仪驱动的、生产各种花押字母的机器,称作 Meistergram。
1938年,Geoffrey E. Macpherson 在英国诺丁汉开办了一家销售纺织机械和配件的公司--
Geoffrey E. Macpherson Ltd.。这家公司以后至少在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在商业绣花工业界具有主要影响力。
1951年,Erik Gross 以“沃克”(Wurker)机为模型,生产出了美国本土制造的第一台多头机械式绣花机。绣花业主 Lenny LaVeghetta 发明了一种电子断线感应器,用铃声或灯光提醒看机工人。
1957年,日本 Ichinomiya 市的“爱丽娜工业公司”开始研制绣花机。1959年,只供其内部使用的新机器诞生了。
1962年,感谢 Erik Gross 发明了跳针装置,使得绣框移动时针可以不穿透布料。几年以后,他放弃了其拥有的发明专利权。
1963年,专门用于多头绣花机的尼龙线首次问世,是加拿大多伦多的 Robison-Anton 为 Beauty-form Lingerie Co. 生产的,开始的定单是每4种颜色24卷。
1964年,日本 Tokai 的东海缝纫机株式会社
(Tokai Industrial Sewing Machine Co. Ltd.)开始生产“田岛”牌多头自动绣花
机。
第一台百灵达绣花机离开生产线进入市场。
1967年,日本京都的爱德公司(Eltac Co.)开始制造绣花机,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家将电子控制的8单位纸带机引入多头绣花机,爱德机器主要销售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主要代理是香港的汉兴公司。爱德公司破产以后,其绣花机的生产业务由日本幸福公司(Happy Machine Co.)接手进行。
Tampa, Fla.空军基地的钟表匠 Sidney O. Beck 开发了一种“带上花押字刺绣机”,一种缩放仪驱动的、用来在名字带上对军用字符进行精确刺绣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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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刺绣发展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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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中国期货发展史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
清代: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
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
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
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鸦片在内地被适用。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1851年,A·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1990年发展至今,仅有24年的历史。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 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8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到1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J.P.Bisset&Co.)。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到了18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股价呈上升趋势。例如,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的市价为40-50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200两以上。
1882年1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
(2)抵押股票;
(3)代买卖股票。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 189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905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 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1904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 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00多人参加。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uí)一主持会议。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4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有13家。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当时,上市股票约2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 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9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jiǎn)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1915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性交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8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同年6月5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纪人60名,王小宋任理事长。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据该所1918年11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
19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0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资本额为100万元,经纪人5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21年4月成立。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
1921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33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 民十信交风潮
1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从这一年的5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同年5-7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1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老习惯这时要清
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 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
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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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
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 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
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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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
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 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
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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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100多家。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40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8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4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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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94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194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其资本额定为10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0-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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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 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4亿元由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13种。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到同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重新下令,让各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但是,政府规定,这次复业后除政府债券可做一天期货外,其余均以现货交易为限。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资金外逃日益严重,因此,这时的证券交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到这一年5月初,各地交易所又不得不重新宣告关门停业。
由于此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处于严重无秩序状态,因此,当时的期货市场还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
中国现代期货市场鼻祖
在外界看来,荣氏家族永远都被光环所笼罩。事实上,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荣氏家族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财富暗道:金融投资。在这方面,荣宗敬可以说 是中国近代最有远见的“金融投资家”,玩“期货”的祖师爷,他甚至能够操控“日元汇率”,以金融的方式进行“抗日”,表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棉纱大王”
筹建期货交易所
荣宗敬(1873—1938年),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他是荣德生的哥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伯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他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 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拼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胃口也随之增加,政客、军方极力推动对华侵略,妄图鲸吞整个中国;而日本商人则尽可能抢占中国市场。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荣宗敬对此是知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 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 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
于是,在荣宗敬的努力以及众多实业家和商人的大力配合下,1920年3月 1日,上海的福新厂荣宗敬、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 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
以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荣宗敬把总公司会计部主任许淑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许淑娱兴奋地说:“许先生你想到了吗?‘五卅’运动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我们可是绝好的机会。”
“荣先生判断得十分准确。日元汇率比价在现在这种情势下,一定会下跌的,荣先生莫非要做空日元?”许淑娱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经荣宗敬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荣宗敬和许淑娱仔细商量起操作细节。两人详细分工,首先由许淑娱打先锋,掌握日汇的行情变化并及时向荣宗敬汇报。荣宗敬躲在台后,授权许淑娱见机处置,吃进或者抛出。
荣宗敬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1925年6月5日,许淑娱向荣宗敬报告:“日元对银元比价已降到1:0.72,一星期内下跌23%,东洋人顶不住了。” 告诫子孙 实业救国
荣宗敬不动声色,继续抛出50万日元。紧接着,一连几天荣宗敬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
6月15日,日元对银元已跌至1:0.5。这时,许淑娱花大价钱从内线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几家大银行已组成一个银团来出面维持日元。荣宗敬当机立断,指示许淑娱立即“空翻多”,吃进200万日元,并且要做得不露痕迹。 布置完后,荣宗敬难掩内心的兴奋。想当初因为跟日本人借款(1922年底,因荣家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加上当时金融危机,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 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差点被吞掉,现在他要如数“奉还”给日本人。 不久,在日本银团的出面维持下,日元从最低点的1:0.48上升到1:0.75。荣宗敬根据抵制日货洪流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断定日元回升不过是徒劳,于是让许淑娱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舆论。
“完了,日元又跌啦!”
范文四:中国税收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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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税制制度
(一)建立和健全涉外税制
1980年9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要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
(二)第一步利改税
1983年为了通过用税收来规范围家与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即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简称利改税。主要内容是: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的利润,一部分采取多种形式上缴国家;凡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原则上归企业支配。第一步利改税对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企业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第二步利改税
1984年国家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对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发布了关于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税种的行政法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4种税;对某些采掘矿产资源的企业开征资源税;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4个地方税;对企业继续征收所得税,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
两步利改税完成后,一方面基本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也使国家财政有了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初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
(四)工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两步利改税的基础上,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1984年发布,1985年修订发布)、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前身为1983年开征的建筑税)、筵席税等税种的行政法规,并决定开征特别消费税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五)改革和完善了农业税制
1979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出现和逐步推广, 对农业税制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实行了起征点、户缴户结的纳税方式及折征代金等方面的改革完善措施,牧区省份也适时调整了减免税政策;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
到1993年,我国的税收制度共由37种税构成,具体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特别消费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资源税、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烧油特别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筵席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牧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屠宰税、契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商统一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农(牧)业税(包括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船舶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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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税制
1992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时期是中国税制改革全面深化的时期,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改革的第三次重大突破。
1994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全面改革了货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了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对其他税收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取消了盐税、烧油特别税、集市交易税等若干税种,并将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新设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这两种税后来没有立法开征)。
至此,中国的税制一共设立25种税收,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遗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和牧业税。
此后至2000年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陆续改革了农业特产税制度,修改了《契税暂行条例》,发布了《车辆购臵税暂行条例》,并从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1994年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改革的方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借鉴外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推行以后从总体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后来的逐步完善,到20世纪末,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1年以后的税制改革
2001年以后,中国继续完善税制,分步实施了下列重大改革: (一).逐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2006年起取消农业税;从2005年到2006年,国务院先后取消牧业税和屠宰税,对过去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烟叶产品改征烟叶税。
(二).完善货物和劳务税制:2001年,结合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开征车辆购置税。 2003年,国务院公布新的关税条例,自2004年起施行。2008年,国务院修订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初步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结合成品油税费改革调整消费税,自2009年起施行。
(三).完善所得税制:从2005年到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3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过去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起施行。
(四).完善财产税制:从2006年到2009年,国务院先后将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税,自2007年起施行;修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将对内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分别改为内外统一征收,分别自2007年和2008年起施行;取消城市房地产税,将对内征收的房产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自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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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施行。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陆续调整原油、天然气、煤炭、盐、大理石、铜矿石和磷矿石等若干类资源产品的资源税税额标准。
此外,将船舶吨税重新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取消了筵席税,不再提及开征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
通过这些改革,中国的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税负更加公平,宏观调控作用增强,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税收的连年大幅度增长。
农业税条例被废止 皇粮国税2006年退出历史
"赞成162票;反对0票;弃权1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宣布。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
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此,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
农业税条例的施行,对于贯彻国家的农村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9日表决通过的这个决定,把这项惠农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设立或者取消某一税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而国务院只能依照法律授权,减征或者免征某一税种。尽管此前国务院已经决定减征和免征农业税,但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彻底取消农业税。
这位负责人表示,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后,并不意味着农民不再交税。“如果农民经商、开办企业,还需要缴纳相应的税种,这有利于城乡税制的统一。”
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如税收、发行货币、发行国债、收费、罚没等等,而税收则由政府征收,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税收三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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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中国机械发展史
中国机械发展史
我们都知道,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作为世界上发明、制造和应用机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至少拥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记住祖先辉煌成就,努力开创灿烂未来。
按发展历程分,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我国机械
(一)远古机械
(二)古代机械
(三)近代机械
(四)现代机械
(一)远古机械(百万年前~四千多年前)
工具是机械的前身,所以从广上讲,工具也可以叫做机械。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在距今二十到三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祖先们就能够制作粗糙的石器工具。工具有一物多用的性质,因而石器种类很少,只有砍砸器、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工具进步加快,刮削器、尖器及石球等几种。到了距今一
种类渐多,石器已有斧、刀、锛、镰、铲、凿、镞、球等多种形式,还出现了大量的骨、角、蚌、陶器。到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已制造出一批精品工具。如甘肃出土的石刃骨刀,它是在坚固的兽骨上开出细长槽作为刀体,内部镶嵌坚硬、锋利的石质刀片制成,充分利用了不同材料的不同性能。这种夹固式石刃骨刀可称得上是现代各种组合刀具的始祖。此时中国机械史进人了一个新时期。古代机械是中国机械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二)古代机械(四千多年前~184年)
1.快速发展时期——夏至春秋战国时期(约四千多年前~约前221年)
(1)运输起重方面:商初时出现的桔棒,西周时出现滑轮及辘护;战国时又出现了绞车,古代使用这些简单的起重机械成功地解决了起重问题。春秋战国时将悬棺升置悬崖最具有神秘色彩。在夏代己有水准很高的战车,促进了车的发展。 古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标志。
(2)其他方面:打仗、狩猎用的炮(抛石机),侦察用的巢车以及灌溉用的桔梅等也已诞生。
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亦在此时出现。
2.成熟时期——秦至南北朝时期(前221~589年)
古代机械在秦汉时已趋成熟,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这一时期以动力(弹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利用和机械结构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运输机械方面:秦陵铜车马结构复杂,气派
非凡,驰名中外,堪称是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一
大奇迹(左图)。水上运输方面,已能制造出高
大的楼船,船舱最高有4层。
(2)粮食加工机械方面:西汉晚期,已出现了利
用扇轮回转产生定向风来清洗粮食的风扇车,
还掌握了利用脚踏碓、畜力碓、水碓加工粮食
的方法。嵇含的著作《八磨赋》还记述了一种
奇巧独特的用一牛牵引、八磨同时转动的连转磨。
(3)日用机械方面:以西汉时的被中香炉最为复杂巧妙, “为机环转运四周,而体常平”,其中“机环”的原理同现代陀螺仪中万向支架类似。齿轮是组成机械的基础件,齿轮传动是最重要的机械传动。据考证,中国古代齿轮的发明可上溯到秦代或西汉初年,并在此后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秦汉时期,绳带传动和曲柄连杆传动也被发明和采用。从西汉初年至元末明初,古人对齿轮系传动等的研究与应用达到了很高水平,并发明了一系列高度精密复杂的古代机械,其中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指南车(下图)。
指南车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最高成就。
指南车是利用机械传动来指南的,但对其内部机
械传动结构,因无出土实物考证,中外学者看法不
一。记里鼓车与指南车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成
功地利用齿轮、凸轮传动来组成自动机构,构思灵
巧,结构精密。西方学者认为,指南车是一切控制
机械的先驱。
3. 古代机械持续发展时期——隋唐宋元时期(581~1368年)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也在宋元时期进入又一发展高峰期,其技术水平继续领先于世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杰出成果。其中以天文仪器、记时装置、兵器,以及机械加工、铸造技术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机械加工方面:西安出土的唐晚期(约8世纪末)的银盒,内孔和外圆同轴度很高,子母口配合严紧,刀痕细密,加工精度甚高。由此推测,我国最晚在8世纪时已有原始的金属切削车床。
(2)天文仪器方面:宋人苏烦, “兼采诸家
之说,备有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设计制造了
水运仪象台(左图)。这是中国古代机械设计和机
械制造中自动控制最为成功的实例之一。水运仪
象台的工作原理是由一个由受水壶的水重自动调
整的负反馈系统,它用作为动力来转动一个枢轮,
使其作恒速运转(每天400周),以驱动浑象和浑仪
两齿轮系。在水运仪象台里,苏颂设计的天衡装置是一个自动调节器。它能使枢轮恒速转动天衡袋置由天关、右天锁,在天锁、天衡横杆、天条、格叉、关舌等部分组成,被调量是受水壶内的水重,即输出,连接格叉及枢衡横的杆是一个杠杆,起到自动调整系中检测比较元件的作用。枢衡的给定重量是自动调整系统中的输人,小杠杆所检测出来的误差,过作为放大,变换元件的天衡横杆来控制开关,所以,这是一个利用误差来控制、带有反馈的闭周自动调整系统。它的设计思想和现代自动调整系统的设计思想大致相同。水运仪象台工作原理方框图水运仪象台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这种天衡对枢轮的控制与现代钟表部件,锚状擒纵器,作用原理基本相同。
(3)军用机械方面: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首先发明了火枪,实现了武器和火器史上的一大飞跃,其影响及于阿拉伯、欧洲乃至全世界。宋代还出现了强劲的绞车弩,要上百人张弩,射程达千余米,威力无比。
(4)铸造技术方面:唐宋时出现了许多大型铸件,反映当时的冶铸技术水平已发展到新的高度。现存的大型铸件,如大周广顺三年(953年)山东李云所铸的沧州铁狮子,铸于宋开宝四年(971年)的河北正定大型铜佛,建于宋嘉佑六年(1061年)的湖北当阳铁塔。
4.古代机械缓慢前进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1368~1840年)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机械的发展并非缓慢,虽然个别学科出现了发展的小高潮,但是总体上在这一时期结束了领先的局面。
此时的西方,正值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的前夜,西方正为此而积蓄力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航海产业首先起飞,意大利掀起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验研究,注重理性认识,注意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稍后,天主教旧教中的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这个组织重视科学技术与海外传教,以此扩大影响,深得人心,因此他们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带到了中国,根据他们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著作分析,此时欧洲的科学技术总体上已超过了中国,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时期的结束。不过在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1)造船航海方面: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郑和所乘宝船长44丈、宽18丈,张12帆。
2)火器制造方面:明洪武10年焦玉所著《火龙神器阵法》上载有一种雏(
型飞弹和一种所谓神火飞鸦的武器。在Herbert S.Zim所著的《火箭与喷射》一书中,记载了14世纪末我国一位叫Wan Hoo的官吏发明了一种雏型的喷气飞机的故事明代天启元年,并认为他是“第一个企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此外,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卷129》上记载了一种叫“飞空砂筒”的武器,其构造原理如同一个简易二级火箭。
(3)铸造技术方面: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在北京铸成的永乐大钟是古代所铸最大最有名的大型圆钟。该钟通高6.25m,口沿外径3.3m,重约46.5t,钟体内遍铸经文,钟声和谐宏亮。
(4)学术研究方面:明代相继出现了不少工程技术方
面的巨著。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
一书(左图),详尽地记载了中国从明中期到明末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方面的工艺技术和科学创见。《天工开物》被
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
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三)近代机械(1841年~1949年)
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清廷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汇人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洪流。在此期间,清廷中的洋务派兴起了洋务运动,西方列强也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因此,先后出现了清廷官办工业及外资兴办的工业,民办工业也在这一阶段诞生。
受西方机械及西方科技影响较大的设备有蒸汽机,大高炉,转炉,平炉,锻压、铸造、车削、钻削等设备。装备了机械、兵器制造业及纺织、造纸、印刷、卷烟和食品加工等部门。后来又进口了齿轮加机床等精密设备,地点地从沿海发展到内地。
到20世纪,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内战但机械工业及机械工程教育和科研继续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机械明显地具有半殖民地半建的特点,对西方诸国有着依赖性。因此,近代机械工业以小型、修配为主,布局和结构不
尽合理,教育、科研及设计能力都较为薄弱,这给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由古代机械时期发展为近代机时期,由传统的生产技术发展为近代生产技术,由手工作坊发展为工厂,机械理论、设计、科研也渐渐多了起来。中国机械史上的这个转折,其成败、得失、经验与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与研究。
(四)现代机械时期(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有周折,但科学技术仍得到迅猛地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科学发展的春天,机械科技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机械工业通过组织全国各方面科技力量进行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大力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科研机构科研测试条件建设、改革科技体制,使机械科技工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在工业机器人、微型机械、仿生机械、数控系统、精密模锻、模具型腔制造、水下焊接、热处理碳势控制、电火花线切割等领域的一些技术成果都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通过回顾中国机械史,我从中发现不少问题,值得深思:
l、古代机械资料稀缺
发掘古文献中的机械史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对文献的考证、校勘、鉴别做得还不够充分,以致没能搞清一些基本问题,如古代机械术语的含义及其演进,某些机械的起源和制造工艺,外来技术对中国的影响,机械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等。有些发明属于悬案,有关研究成果争议颇多,需要对此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有些现成的史料还没有充分地从技术角度去分析和利用,致使研究难以深入。古代的杰出发明可能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有关考古资料也不够充足,以致引来了种种推测,比如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指南车。
2、近现代机械理论薄弱
中国近现代机械理论起步较晚,多数为从西方的舶来品。基本理论研究不足,但科研技术人员又大多急功近利。这就能解释为何我国仿制前俄国多款机械而性能相差甚远。当然,这也与国家下达任务计划以及这个社会的浮躁学术氛围有关。作为机械专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扎实基本功,学习时脚踏实地,而非空想空谈。
3、学术交流缺乏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历史和社会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缺乏学术交流。由于交流的渠道不畅与措施不多,使自己的思路仅仅符合国内,难以被整个学术界认同。我们应尽可能参加国际国内的多学科的科技史学术讨论会,走出目前的小圈子,并争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以广泛的交流促进研究的深入。
目前我国机械工程技术有如下几个发展趋势:
1.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机械产业向着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竞争。这两个原因的相互作用,已成为全球化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制造的第一个技术基础是网络化,网络通讯技术使制造的全球化得以实现。
2.网络化。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引发了机械技术前所未有的变革。产品设计、物料选择、零件制造等都可以异地或跨越国界进行。此外,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技术信息的交流,从而推动了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
3.自动化。自动化是一个动态概念,目前它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制造系统中的集成技术和系统技术、人机一体化制造系统、制造单元技术、制造过程的计划和调度、柔性制造技术和适应现代化生产模式的制造环境等方面。
4.绿色化。绿色制造则通过绿色生产过程、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设备、绿色工艺、绿色包装、绿色管理等生产出绿色产品,产品使用完以后再通过绿色处理后加以回收利用。采用绿色制造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制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使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高。
中国机械事业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曲折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不同时期中国机械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与该时期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和机械工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回顾历史,更能有力地阐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只有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机械科学技术才能获得快速、健康发展。反之,机械科技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退步。通过对中国机械发展史的回眸,我明白了机械科技进步是推动机械工业发展的原动力,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同时,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单纯靠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机械科技的长足进步的,未来中国机械科技的发展必须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引进与消化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机械研究工作开展的时间还不长,不是急功近利就可以奏效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只有不怕险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为了建设美好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中国机械的灿烂的未来。
本文文献引自:
l沈鸿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2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杜.1962 3郭可谦,陆敬严.中国机械发展史.北京: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出版社,1987 4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5陆敬严.中国古代机械发展概述.机械工程,1989年,2期
6万百五.我国古代在自动化调整系统方面的成就(补遗).西安交通大学学
报.1964年 第4期.Plls一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