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马歇尔
马歇尔 -勒纳条件 :马歇尔 -勒纳条件 (Marshall-Lener condition)这是西方汇 率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所要表明的是:如果一国处于贸易逆差中,即 Vx
实物期权 :实物期权,一种期权,其底层证券是既非股票又非期货的实物商品。 这实物商品自身(货币,债券,货物)构成了该期权的底层实体。 Black 和 Scholes 的研究指出,实物期权是处理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结果的非金融资产 的一种投资决策工具,实物期权具有以下四个特性:(1)非交易性。实物期权与 金融期权本质的区别在于非交易性。 (2)非独占性。许多实物期权不具备所有权 的独占性,即它可能被多个竞争者共同拥有,因而是可以共享的。 (3)先占性。 先占性是由非独占性所导致的,它是指抢先执行实物期权可获得的先发制人的 效应,结果表现为取得战略主动权和实现实物期权的最大价值。 (4)复合性。在 大多数场合,各种实物期权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表现在同一 项目内部各子项目之间的前后相关,而且表现在多个投资项目之间的相互关联。
mm 定理 :莫迪亚尼 -弥勒定理。就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无论以负债筹资 还是以权益资本筹资都不影响企业的市场总价值。企业如果偏好债务筹资,债 务比例相应上升,企业的风险随之增大,进而反映到股票的价格上,股票价格 就会下降。也就是说,企业从债务筹资上得到的好处会被股票价格的下跌所抹 掉,从而导致企业的总价值(股票加上债务)保持不变。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 资只是改变了企业的总价值在股权者和债权者之间分割的比例,而不改变企业 价值的总额。
瓦尔拉斯均衡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在任何价格水平下,市场上对所有 商品超额需求总和为零。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 优策略组成。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 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 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pareto 最优 :帕累托最优 是 指 的一种状态 ,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 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货币幻觉:货币幻觉”一词是 美国 经济学家 欧文·费雪 (IrvingFisher) 于
1928年提出来的,是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它是指人们只是对货币的名义 价值做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他告诉人们,理财
的 时候不应该只把眼睛盯在哪种商品价格降或是升了,花的钱多了还是少了, 而应把大脑用在研究“钱”的购买力、“钱”的潜在价值还有哪些等方面,只 有这样,才 能真正做到精打细算,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否则,在“货币幻觉” 的影响下,“如意算盘”打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是吃亏了。
风险溢价:财务学上把一个有风险的投资工具的报酬率与 无风险报酬率 的差额 称为“风险溢价”。
期权的内在价值:是指多方行使期权时可以获得的收益的现值。期权价格 =期权 的内在价值 +期权的时间价值。
J 曲线效应:
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 原先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这一变化被称为 “J 曲线效应 ” 。
CAPM 模型:认 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 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 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 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 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 β系数,是某一投 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 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 CAPM 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 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 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 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 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 )的主要结果。 CAPM 模型的形式
E (Rp ) =Rf+β([(RM ) -Rf]
其中 β=Cov(Ri , Rm ) /Var(Rm )
E (Rp )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Rf 为 无风险报酬率 , E (RM )表示市 场组合期望收益率, 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 CAPM 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 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 于 无风险收益率 与风险溢价的和。
Apt 套利定价模型 :一项资产的价格是由不同因素驱动,将这些因素乘上该因 素对资产价格影响的 贝塔 系数,加总后,再加上 无风险收益率 ,就可以得出该 项资产的价值。
核心资本:
贷款证券化: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通过一定程序将贷款转化为证券发行的 总理资过程。具体做法是:商业银行将所持有的各种流动性较差的贷款,组合 成若干个资产库 (Assets Pool), 出售给专业性的融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rporation, 再由融资公司以这些资产库为担保,发行资产抵押证 券。这种资产抵押证券同样可以通过证券发行市场发行或私募的方式推销给投 资者。出售证券所收回的资金则可 做为商业银行新的资金来源再用于发放其它 贷款。
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 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
例就是
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始意义在于保证商业银行的支付和 清算,之后逐渐演变成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 政策工具 。我国的存款准备 金制度建立于 1984年,一直到 1990年代末,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主要功能 不是调控货币总量,而是集中资金用于央行再贷款。因此 , 长期以来 , 我国一直 维持著较高的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 (又称备付金 ) 利率。
货币需求函数:
内源性融资:
绝对购买力评价:绝对购买力平价认为,如果一价定律有效,在物价指数中各 种可贸易商品所占的权重相等,那么,一国货币对外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在 其本国所具有的购买力决定 的,两种货币购买力之比决定了两国货币的兑换比 率。由于货币的购买力主要体现在价格水平上,所以,若以 P 表示本国的一般 物价水平, P*表示外国物价水 平, S 表示汇率(直接标价法),则有 S=P/P*。 这就是绝对购买力平价的一般形式,它意味着汇率取决于不同货币衡量的可贸 易商品的价格水平只比,即取决 于不同货币对可贸易商品的购买力之比。
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 Rule):是由丁伯根 (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 — 首届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 法则。其基本内容是: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 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线性无关)的。
同业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市场,是指金融机构之间以货币借贷方式进行短期 资 金融通 活动的市场。同业拆借的资金主要用于弥补 银行 短期资金的不足,票据
清算的差额以及解决临时性资金短缺需要。亦称 “ 同业拆放市场 ” ,是金融机构 之间进行短期、临时性头寸调剂的市场。
主版市场与创业板市场的区别:创业板市场是主板市场以外的市场,现阶段其 主要目的是为高科技领域中运作良好、成长性强的新兴中小公司提供融资场所。 考虑到新兴公司业务前景的不确定性,上市条件就应低于主板市场。但创业板 市场的设计,还应考虑具体国情,要争取在 “ 质 ” 上有所突破,使创业板成为真 正的 “ 投资板块 ” ,并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主板市场有明显区别:?
1、经营年限相对较短,可不设最低盈利要求。
随着市场的发展,投资者的日益成熟,市场运作 (特别是主板市场运作 ) 逐 步规范,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创业板市场的上市条件可逐步放松,如申请人成 立时间可短于三年。成立在三年以上的,提供最近三个完整财政年度的年报。 存续期限短于三年的,提供其实际完成财政年度的年报。对于研究与开发前景 高的企业,不设最低盈利要求,等等。 ?
2、股本规模相对较小。一般要求总股本二千万即可。 ?
3、主营业务单一。要求 创业板企业 只能经营一种主营业务。 ?
4、必须是全流通市场。
虽然创业板市场不专为 风险投资退出 而设立,但它是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从 原有公司退出以便进入新一轮高科技项目投资的重要保障。考虑到风险资本通 过股权转让一次变现的特殊运动规律,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企业所形成的股权应 视作公众股,相应地创业板市场中不再有公众股、国家股和法人股的划分,是 一个全流通市场。 ?
5、主要股东最低持股量及出售股份有限制。
高科技企业在 创业板上市 ,目的是解决企业本身的资本扩张和风险投资的 退出问题。不仅仅是为满足这类企业的创业股东和管理层股东的变现需要。因 此,为保持公司成长的连续性,将创业股东和管理层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发展联 系在一起,这些股东在公司上市时所持有的股本至少占已发行股本的 35%,公 司上市后,这些主要股东必须接受让出若干股份的制度。管理层在公司上市后 的两年内不得出售名下股份;两年限期届满后,亦不得在连续六个月之内出售 名下股份超过 25%。创业股东方面,有关限制期为一年,待公司上市满一年后 即可随时出售名下股份,并且,出售时要公告。 ?
6、在某些国家的资本市场中,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板市场满两年后可申 请转主板上市。
李嘉图等价定理 :在某些条件下 , 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 , 其效果都是相 同的或者等价的 . 从表面上看 , 一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 , 但是 , 政府的 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 着将来的偿还义务 ; 从而 , 在将来偿还的时候 , 会导致未来 更高的税收 . 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 , 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 富积蓄起来 , 结果此时人 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 .
卢卡斯批判: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与表外业务:
流动性管理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和 /或资产的增加提供 融资而造成损失或破产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最主要的 风险之一 , 在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流动性风险一直是存在的。流动性问题是当 今世界金融领域中尚未解决的主要难题之一,流动性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有可 能导致流动性支付危机,这一问题对金融机构尤其重要。 所以需要流动性管 理,其根本是保持银行金融机构足够的头寸,用于日常营运。
如何进行流动性管理:
有问题贷款的判决于处置
利率风险的衡量:
技术分析三大假设:1、市场行为包容消化一切; 2、价格以趋势的方式演变; 3、历史会重演
范文二：马歇尔
（一）试验目的
以进行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或沥青路面施工质量检验。浸水马歇尔稳定试验供检验沥青混合料受水损害时抵抗剥落的能力时使用，通过测试其水稳定性检验配合比设计的可行性。（二）仪器设备
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仪、恒温水槽等。（三）试验步骤
1、准备工作
(1) 按标准击实法成型马歇尔试件，其尺寸应符合规范规定，一组试件的数量最少不得少于4个。
(2) 量测试件的直径及高度。
(3) 按规范规定的方法测定试件的密度、计算有关物理指标。
(4) 将恒温水槽调节至要求的试验温度。
(一) 标准马歇尔试验方法
1、将试件置于已达规定温度的恒温水槽中保温。
2、将马歇尔试验仪的上下压头放入水槽或烘箱中达到同样温度。
3、当采用自动马歇尔试验仪时，连接好接线。
4、启动加载设备，使试件承受荷载，加载速度为50±5mm/min。
5、记录或打印试件的稳定度和流值。
(二) 浸水马歇尔试验方法：与标准马歇尔试验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试件在已达规定温度恒温水槽中的保温时间为48h ，其余均与标准马歇尔试验方法相同。
马歇尔试验仪（四）注意事项
1、如标准马歇尔试件高度不符合63.5mm±1.3mm 的要求或两侧高度差大于2mm 时，此试件应作废。
2、从恒温水槽中取出试件至测出最大荷载值的时间，不得超过30s 。
3、当一组测定值中某个测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大于标准差的k 倍时，该测定值应予舍弃，并以其余测定值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当试件数目n 为3、4、5、6个时，k 值分别为1.15、
1.46、1.67、1.82。
试验技术指标
1、高温稳定性检验
2、浸水马歇尔试验
3、冻融劈裂试验
4、水稳定检验
5、低温抗裂性检验以及渗水系数检验
范文三：马歇尔
第七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65年。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82年。
胡代光：《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
伊·拉卡托斯：《经济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文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1987年。
［英］《经济学家》杂志社：《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文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7.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文版) ，华夏出版社1987年；《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中文版) ，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爱德华·威尔逊：《人类的本性》(中文版)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H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中文版)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10. M ·布坎南：《权利、效率与交易》，《自由、市场与国家》(中文版) ，上海三联书店1989
年。
11. D ·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 ，华夏出版社1989年。
12.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4.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5. 胡代光：“关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6. 何宝玉：“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5期。
17. 牛德林、田雨耕：“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意义”，《经济学动态》1990
年第10期。
18. 徐长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
11期。
19. 胡寄窗：《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20.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21. 熊恺：“交易费用和X—效率”，《经济学动态》1991年第1期。
22. 詹姆斯·托宾：“宏观经济学的当前争论：四大流派”，《世界经济译从》1991年第7期。
23. C ·麦克弗森：《个人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24. 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文版) ，三联书店1992年。
25. 萨克尔顿：《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1992年。
26. 阿玛蒂亚·森：《理性行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年。
27.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文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8.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
29. 俞品根：“现代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评析”，《求是》1992年第1期。
30. 丛明：“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述评”，《求索》1992年第1期。
31. 方绍伟：“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批评者”，《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3期。
32. 程志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8期。
33.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开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
9期。 1. 2. 3. 4. 5. 6.
34. 樊纲：“对政治过程的经济分析”，《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9期。
35. 荣兆梓：“制度分析：布坎南与科斯”，《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11期。
36. 唐方杰：“交易成本与新制度经济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12期。
37. G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文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8. 高明华、汪永华：“论布坎南对科斯定理的重构”，《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6期。
39. 周黎安：“交易的制度结构”，《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
40. 傅殷才：《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
41. “国外学术动态”，《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4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3. 林勇：“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刘易斯与诺思的比较”，《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44. 邹薇、庄子银：“新经济史学述评”，《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3期。
45. 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46. 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7期。
47. 杨小凯：“企业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48. 李启增：“新增长理论与贸易—增长问题”，《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7期。
49. 张维迎：“西方企业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50. 张曙光：“中国的制度分析：三个理论框架的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51. 王少平：“西方经济学三大分支学科发展现状”，《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12期。
52. 巴师夏：《和谐经济论》(中文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53. 冯余华：“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最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2期。
54. 何国华、范卫清：“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失势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
动态》1995年第2期。
55. 卢宝臣、徐秀伟：“公共选择基本理论简析”，《北方论坛》1995年第3期。
56. 许德昌、张剑渝：“西方规制经济学述评”，《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3期。
57. 吉余峰：“西方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的重构”，《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6期。
58. 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59. 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
60. 顾海兵：“关于经济学地位、方法及未来发展的审视”，《学习》1995年第11期。
61. 裴小革：“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2期。
62. 程启智：“现代资产选择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2期。
6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64.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65. 邹柏松、林勇：“理性预期学说对宏观经济分析的革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年第1期。
66. 陆建新：“理性预期理论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67. 傅殷才、钟祛非：“卢卡斯对理性预期学派的贡献”，《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2期。
68. 林乘东：“论经济科学的历史性”，《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69. 吴易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行调节论”，《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
70. 张晨澍：“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世界经济》1996年第3期。
71. 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72. 丁文峰：“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当代经济科学》1996年第3期。
73. 何国华、范卫青：“西方经济理论界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世界经济》1996年第4
期。
74. 胡炳志：“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5期。
75. 胡代光：“国外学者评议当代西方经济学”，《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5期。
76. 张雄：“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审视”，《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77. 王军：“现代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述评”，《经济学家》1996年第5期。
78. 赵子忱：“评关于科斯定理的讨论对科斯思想的偏离”，《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6期。
79. 邹薇、庄子银：“当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复兴’”，《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6期。
80. 蔡富有：“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与东方经济学的困惑”，《当代经济制度》1996年第6期。
81. 杨德明：“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6期。
82. 张磊：“现代货币数量论及其启示”，《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7期。
83. 傅殷才：“论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前景”，《世界经济》1996年第9期。
84. 艾建华、刘建伟：“国外企业组织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85. 左大培：“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主要流派综述”，《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2期。
86.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 ，三联书店1997年。
8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文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88. 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文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89. 刘伟、李风圣：《产权通论》，《北京出版社1997年。
90. 许志忠：“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其经济学意义”，《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1期。
91. 黄奕林、赵爱华：“哈耶克与‘哈耶克复兴’”，《世界经济》1997年第3期。
92. 李健：“西方寻租理论探析”，《经济学家》1997年第4期。
93. 张雄：“经济学分析的技术”，《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94. 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95. 黄桂田：“现代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96. 蒋殿春：“博弈论如何改写了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家》1997年第6期。
97. 张培刚、方齐云：“厂商理论的新进展”，《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8期。
98. 乌家培：“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8期。
99. 于春晖：“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展综述”，《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8期。
100. 方福前：“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新趋势”，《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9期。
101. 赵晓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财经研究》
1997年第9期。
102. 盛洪：“‘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10期。
103. 霍尔登：《经济学：理论与应用》（中文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4. 方颖、张莹：“西方‘市场缺陷’理论的最新发展”，《世界经济文汇》1998年第1期。 105. 王磊、刘洪涛、李垣：“当代企业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综述”，《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
2期。
106. 陶大镛：“当前西方经济学说研究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3期。
107. 骆玉鼎：“新货币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3期。
108. 符正平：“西方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三大科学研究纲领”，《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3期。 109. 常志霄、高震华：“宏观经济学的演进与最新前沿”，《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4期。 110. 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5期。 111. 郭建刚：“博弈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5期。
112. 张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征”，《经济科学》1998年第5期。 113. 周立群：“组织理论与组织经济学”，《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5期。
114. 齐莲英：“现代西方企业行为模式研究”，《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6期。
115. 赵凌云：“世纪之交经济学的走势”，《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7期。
116. 傅红岩：“吉布莱特定律与西方企业成长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8期。 117.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
118. 胡俞越、高扬：“金融市场噪声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0期。
119. 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1期。 120. 邹进文：“经济学数学化刍议”，《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2期。
121. 邓正来：“哈耶克思想研究的相关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12期。 122. 朱勇、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23. 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124. 吴易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2、3期。 125. 易定红：“新贸易理论政策主张选择”，《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3期。
126. 王皓、方齐云：“现代企业家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5期。
127. 梁琦：“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5期。
128.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7期。 129.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7期。 130. 方福前：“近二十年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2期。 131. 胡代光、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2. 肖霞：“面向市场经济的行为科学研讨会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 133. 石寿永：“现代货币理论模型研究”，《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2期。
134. 沈越：“外国经济学说新进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九
次学术讨论会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4期。
135. 石奇、尹伯成：“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徘徊与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5期。 136. 韩太祥：“企业成长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5期。
137. 王勇：“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两种分析方法的一个比较”，《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7期。
138. 瑞典皇家科学院：“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139. 夏业良：“考察人类行为与心理的演化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140. 易宪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141. 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142. 王耀中、童文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6期． 143. 胡怀国：“赫尔普曼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7期。 144. 何平、蒋玉珉：“新制度学派的国家悖论学说及其现实意义”，《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
8期。
145. 赖明勇、包群：“关于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的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8期。 146. 王少平：“宏观计量经济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147. 高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新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148. 陈银娥：“激励契约理论评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149. 杨瑞龙、杨其静：“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
期。
150. 彭松建：“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的审视”，《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5期。
151. 戚啸艳、胡汉辉：“西方知识资本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5期。 152. 何伟：“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文献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153. 石祖葆：“西方学者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若干反思”，《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154. 杨海余、王耀中、刘志忠：“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中心——外围模型评价”，《经济学动
态》2004年第7期。
155. 苏启林：“契约理论的争论与整合”，《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9期。
156. 李军林、李岩：“合作博弈理论及其发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9期。
157. 马颖、周剑麟：“评巴格瓦蒂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9期。 158. 钟春平、徐长生：“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内在关联研究前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
10期。
159. 姚明霞：“阿罗定理之后的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 160. 赵伟、管汉辉：“贸易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 161. 王爱君：“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新趋势”，《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期。
162. 沈坤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比较与评述”，《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5期。
163. 田文、刘厚俊：“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5期。 164. 任力：“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最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5期。
165. 罗能生、洪联英：“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经济学动态》2006年
第9期。
166. 孔凡保：“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整合研究趋势”，《经济学动态》2006年
第9期。
167. 马永金：“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模型发展动态”，《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9期。 168. 宋小川：“关于均衡经济学的若干问题探讨”，《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2期。 169. 杨兰品、任昭：“公共物品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4期。
170. 范爱军、徐晓慧：“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国际投资区位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7
年第4期。
171. 陈昆亭、龚六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最新发展”，《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4期。 172. 郭玉清：“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8期。
173. 马光秋、潘正勇：“企业垂直分离理论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0期。 174. 刘文勇：“激励性规则绩效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0期。
175. 肖兴志、黄珺仪：“规制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纷争”，《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0期。 176. 卢文浩、齐兰：“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177. 马克·罗伊：《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8年。
178. 蔡晋雄、邵晓：“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最新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期。 179. 董志强、洪夏璇：“行为劳动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2期。 180. 肖本华：“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货币政策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2期。 181. 刘风良、吕志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影响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182. 赵君丽、吴建环：“新新贸易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183. 毕泗锋：“经济效率理论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184. 胡进：“公司治理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9期。
185. 施晓红：“公司治理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9期。 186. 陈秀山：“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187. 李金滟、宋德勇：“新经济地理视角中的城市集聚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
11期。
188. 林发勤、崔凡：“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及其发展评析”，《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2期。 189. 曹亮、张艳乐、王贺光：“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2
期。
190. 李彬、于泽：“经济波动理论研究的行为化趋向”，《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2期。 191. 朱柏铭：“刍议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192. 罗能生、谢里、谭真勇：“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
年第3期。
193. 宋宗宏、叶初升：“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
期。
194. 庄佳强、徐长生：“结构变迁与解决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
期。
195. 王冈、李小红：“环境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范文四：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2.31～1959.10.16），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在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任主任参谋，学习了汉语。1939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帝国，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退役。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中文名： 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尔 职业： 家 George Catlett 外文名： 毕业院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Marshall 马歇尔计划 国籍： 美国 主要成就： 诺贝尔和平奖 出生地： 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 军衔： 五星上将出生日期：1880年12月31日 身高： 183厘米 逝世日期：1959年10月16日
目录
生平简介
基本资料
人物生平
马歇尔计划
性格特点
人物品格
关于五星上将
人物评价
生平简介
基本资料
人物生平
马歇尔计划
性格特点
人物品格
关于五星上将
人物评价
人物语录
生平简介
乔治
·卡特利特·马歇尔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George Catlett Marshall ，1880年12月31日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 - 1959年10月16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任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他退役。退役后的他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他在1947—194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并因为此计划改善了西欧战后经济水平而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基本资料
姓名：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生卒：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
描述：美国五星级上将
籍贯：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1880年12月31日，马歇尔出生在尤尼恩敦。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老马歇尔是一家焦炭熔炉公司的董事长，在宾夕法尼亚拥有富煤矿。
马歇尔小的时候学习不好，考试总得最后一名。他后来承认，9岁时他便认定自己注定是“全班的劣等生”。父亲对他很失望，常用柳条鞭管教他。但这也未能使他的学习成绩好起来。
进入军校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老马歇尔对军队情有独钟，希望儿子能成为军官。长子似乎可以实现父亲的梦想，他以优异成绩考进著名的弗吉尼亚军校。但他志不在军队，毕业后却改行到一家钢铁厂当了化学师。这时，马歇尔突然雄心勃发，一再要求父母送他到哥哥的母校弗吉尼亚军校。他后来承认，他如此想上军校，并非因为喜欢军队或想穿上军装出出风头，而是因为要胜过他那个自命不凡、百般嘲笑他的哥哥。
1897年9月，16岁的马歇尔进入弗吉尼亚军校。他刚入校，便受到老生的“考验”。老生按例让他在地板上悬蹲10分钟，正下方固定着一把刺刀。他刚患过伤寒，身虚体弱，没坚持几分钟便坐到刀尖上，臀部受伤，血流如注。他被抬到医务所急救，但始终未说出受伤的缘由。他的行为赢得大家的赞许，他受到尊敬，在军校站住脚。
马歇尔将军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期间，因为说话口音太高，高年级学生以“难听的匹兹堡鼻音”令人刺耳为由，处罚他一人包揽了大量脏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月刷洗的马桶比一个清洁工一辈子刷洗的还多。
马歇尔渐渐喜欢上军校生活。他一年级结束时当上伍长，两年后升为队长。校内举行的所有重大仪式，他都担任学生指挥。他声如洪钟，面色威严，发号施令极具威慑力。 早年军事生涯
1901年，马歇尔以名列第8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军校，年底进入陆军，次年受领陆军少尉军衔并被派往菲律宾。行前他与伊丽莎白·科尔斯卡特结婚。新娘患有心脏病，未能与他同行，留在了国内。
这时菲律宾驻有美军3万5千人，维持某种“和平”，战事已缓。年轻的少尉服役两年，没有参加战斗，但经历了丛林环境和疫病的考验。他的老成持重和公正无私很受上级赞赏。 1903年夏，马歇尔回到美国，被派往俄克拉何马地区的雷诺堡。妻子身体不好，仍不能与他同行。马歇尔在雷诺堡的出色表现受到上级注意。1906年他被选进利文沃思堡进修班进修。进修学员都是上尉以上的军官，他是唯一的少尉。一年后他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获得继续深造的资格。这时，妻子搬到利文沃思堡与他同住。但是疾病使她无法与丈夫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也无法生育。虽然如此，马歇尔与妻子一直相亲相爱，外人以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完美无缺。
本世纪初美国军队晋升机会极少。马歇尔晋升为中尉，带着这个军衔一直干到1916年。这时他已36岁，当了14年军官，换过“处驻地，两赴菲律宾，两进国民警卫队。无论在哪里，他都得到上级夸奖。他肯吃苦，精通兵法，足智多谋，忠诚可靠。但他仍是一个中尉。他的上司哈古德将军1916年在有关军官能力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理应在常规军中任准将职，推迟一天任命，军队和国家就遭受一天损失。”但是，提升军官委员会只是任命了马歇尔上尉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已延续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塞伯特将军组建陆军第1步兵师，调任马歇尔任参谋部临时中校衔参谋。第1步兵师在潘兴将军的美国远征军编内，最先在法国登陆。
在法国前线，作为师参谋部参谋，他的任务是向师指挥所报告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给养状况，维持部队士气。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沿战壕里。他常常一人徒步巡视阵地。马歇尔因在前沿阵地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调入设在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成为美国和欧洲的英雄。马歇尔被调到这位总司令的身边，当他的助手。他陪潘兴在巴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和平岁月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雕像
1919年9月1日，马歇尔随潘兴将军凯旋美国。得胜回朝的将士们受到一片热烈的欢迎之后，一切归于平静。马歇尔战时临时上校被取消，仍当他的上尉。他留在了潘兴手下任职，不久晋升为正式少校。这次晋升并未使他高兴，只是使他感慨，他当了整整18年的军官，还只是少校而已。
1921年8月，潘兴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首席助手随他到华盛顿赴任。这次他又升了一级，领中校军衔。1923年潘兴任满离职。马歇尔决定到野战部队任职，以充实自己。1924年秋，他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天津的第15步兵团，任副团长。1926年底，他被任命为陆军学院教官，返回华盛顿。1927年11月，他的妻子病逝。
本宁堡步校是美国陆军最大的军事学校，坐落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数英里之外。马歇尔是出色的教官，能够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他对学员要求很严格。他督促他们，鼓舞他们，激发他们的热情。从步校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将领都把自己日后得以攀上军阶高峰：归功于马歇尔。马歇尔在步校建立了一个学员档案，把他认为有才华的青年军官的名字一一记在上面。后来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后，这个档案便成了无价之宝，他常据此选派指挥官。
1932年底，马歇尔调到斯克雷文堡带兵，随后又被任命为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的师长（受到排挤，一般认为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即远离了正规作战部队，后在潘兴等人的帮助下才始回正轨）。1936年8月，55岁的马歇尔由中校正式晋升为准将。
1938年夏，马歇尔准将被任命为陆军部副部长。1939年9月1日，罗斯福总统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正式授予他少将军衔，暂领上将军衔。他上任的第3天，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关于开始时间，中国的历史书上是以1939年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为全面爆发时间。注：是全面爆发，没有具体开始时间。如：在欧洲各国都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始时间。在亚洲中国和和韩国等国专门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日本1937年7月7日进攻卢沟桥。在非洲国家都认为二战开始时间是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前苏联国家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而美国单方面认为二战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 但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结束时间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国内有人主张全力避免战争，有入主张积极参战。马歇尔将军认为，无论愿意与否，美国必然要卷入战争。而他作为陆军参谋长，积极备战更是责无旁贷。他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援英战略。他认为英国人是在为美国赢得准备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参见珍珠港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卷入战争。珍珠港事件使许多军队领导人受到处分，但对马歇尔的职位未造成影响。他受到质询和责难，但没人想到要撤换他，也不再有人对他就美国参战的主导设想表示异议。为了适应战争，马歇尔上任不久便着手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他提出一长串应当退役的军官的名单。这些军官并非无能，而是因为年事已高，思想大多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甚至有人还用美西战争时期的方式思考问题。马歇尔认为应该是吐故纳新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提出要辞去职务，因为他与被自己开革的大多数军官是同代人。他向总统明确表示，自己这个61岁的老人理应让位给后来人，他们能更好地应付美国面临的挑战。总统批准了马歇尔所列的退伍军官的名单，但坚决留住了马歇尔。
马歇尔需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军官填补空缺，但遍数全国各个驻地，这样的军官并不很多。这时马歇尔的那个档案发挥了作用。档案里又添了一些新名字。其中有年轻的上校艾森豪威尔。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模拟战中是第3军参谋长，曾展现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大挫对手的锐气。第3军军长克鲁格将军称他“目光远大，不拘陈规，对于军一级指挥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深刻了解，积极主动，足智多谋”。由于艾森豪维尔表现出色，克鲁格建议给他晋级。马歇尔观看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演习，对艾森豪维尔印象至深。回华盛顿后，他立即保荐艾森豪维尔升任准将，并将他调到自己的作战处任副处长。
巴顿在马歇尔的档案上也榜上有名。马歇尔对他的评语是：“乔治带兵所向无敌，无往不胜。但要紧紧勒住他的笼头。”1941年马歇尔让他指挥了一个装甲军团。后来巴顿带兵打仗，屡立战功。
1942年初，美英两国商定在北非登陆，打击德军。马歇尔为这次代号“火炬”。的战役进行了积极准备。他指派艾森豪维尔将军出任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次战役。他与艾森豪维尔商量，选中乔治·巴顿指挥美军特遣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同时，他还把奥马尔·布莱德雷推荐给艾森豪维尔。布莱德雷很快便证明他是美军有史以来最富才干的将领之一。他曾是艾森豪维尔的同班同学，在本宁堡当过马歇尔的下属。马歇尔极其赞赏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曾打定主意，一旦美军发动大规模战役，即委以重任。后来艾森豪维尔很快就将第2军交给了布莱德雷。再以后布莱德雷指挥了越来越多的军队，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立下赫赫战功。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定“火炬”作战的具体方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并在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干预下，于9月20日达成一项折衷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3处同时登陆。登陆日期最后定于11月8日。
英美盟军按期于11月8日天始实施“火炬”登陆作战计划(参见北非登陆战役) 登陆成功。经5个月的激战，盟军于1943年4月9日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军第8集
马歇尔两度当选时代年度人物（图为1943年）
团军自南向北进行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动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被挤压在这一地域的25万德意军队走投无路，于5月13日投降(参见突尼斯战役) 。至此，德意在北非的部队全部被肃清，非洲战场的战事以美英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美英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英两国便开始考虑下一个主要战略行动方向了。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率两国军事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军事战略问题。马歇尔将军极力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北部攻入欧洲大陆。丘吉尔不同意。会议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实际是将进攻西欧的计划推迟实施。会议最后决定以在西西里登陆为最近作战目标。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参见西西里战役) ，8月中旬占领全岛。随即向意大利本土进军，很快进逼罗马，在纳粹控制的欧洲取得立足点。但是盟国决策者和一般公众在想到光复欧洲时，并不是把目光放在地中海地区，而是着眼于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以及德国本身。大家都知道，只有英美联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后，导向最后胜利的大反攻才算真正开始。也正是基于这一简单而正确的认识，马歇尔将军一直主张排除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尽可能早地渡海登陆西欧作战，全力消灭德军。
1943年1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最终商定，于1944年5月由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这次登陆战役的代号定为“霸王”。人们普遍认为，指挥“霸王”战役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非马歇尔将军莫届。马歇尔将军已是众望所归的人。此际，美国陆军的步兵和航空队同时活跃在世界的六大战场，战线极长，但是由于马歇尔在华盛顿指挥得力，对各路人马的状况、需求、配备和军务缓急了如指掌，应付自如，协调有致，为美军的不断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表彰马歇尔的功绩，美国众议院和罗斯福总统曾打算特设陆军元帅一衔授予他。但是马歇尔拒绝了。他努力实干，不务虚名，此举博得许多人喝彩。美国著名作家塞瓦赖德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的天赋和无穷的精力，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马歇尔本人也想指挥欧洲战役。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他担任这一职务，这使他非常高兴。但罗斯福回华盛顿后，却无限地延长了马歇尔的陆军参谋长的任期。
罗斯福让马歇尔指挥欧洲战役的决心本是十分坚定的。他在给潘兴将军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他将担负的乃是欧洲战场的全部指挥任务，而不仅仅关系到某一地区。此外，英国三军参谋部将同他就一切事宜进行磋商。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了……我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
然而，罗斯福总统无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潘兴将军的看法。这位身卧病榻的老将军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在打着一场全球性战争，离结束之日尚远，因此要由最成熟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一职，以便明智地把握战略方向。明达的军界人士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若把他调往某个地区作战，则无论这个战场看上去如何重要，都将使我们因为失去这样一位深谙战略、任何其他人担任参谋长都无法同他相比……”
马歇尔可以极其出色地指挥欧洲战役，但是无人能顶替马歇尔充任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指挥者而且指挥得如此出色。罗斯福最终还是把马歇尔留在了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最后，经总统批准，马歇尔委任了艾森豪维尔将军任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霸王”战役。
1944年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登载出马歇尔将军的照片。周刊选
他为“本年新闻人物”，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周刊写道；“作为一位文明的美国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有资格代表死难将士接受本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只要去五角大楼走一遭，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总统认定必须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别人很难胜任此刻压在参谋长身上的繁重工作。自马歇尔于1939年接任参谋长以来，这项职务的责任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往日。如今，300名官兵直接在参谋长手下工作，他必须每时每刻都能了解战局情况，盟国的想法，敌方的计划，总统的打算，国会的意图。
马歇尔在权力下放方面做得非常彻底。他的原则是：委派最合适的人选负责某项工作，然后就放手任他去干。如果干的出色，他会咕哝两声表示赞许，如果不称职，他就请他走人。他了解下属的全部活动。他要求自己每天掌握手下工作人员掌握的所有情况，因此他规定，任何部下都可以直接向他报合任何事情。
“马歇尔从不拉帮结伙，”汤姆·汉迪将军说，“人们可以同他争辩，只要你完成了工作，一切都好商量，他脾气上来，也十分粗暴，有时厉声痛斥，有时冷苦冰霜。可是，他能长时间听人介绍情况，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甚至小事也不漏过。有一次，他去国会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议员们就某些次要但复杂的事项提了一些敏感琐细的问题。他从容不迫，滔滔不绝地作出了权威性的回答。我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细节，他说：‘我是从近几个星期军官们所介绍的情况中摘出来的。’”
马歇尔掌握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每天上午9时准时在他的会议室里开始的情况介绍会。他颇以他搞的这个介绍会为自豪，也使世界各地美军和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羡慕不已。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对于我和其他主要负责军官来说，掌握世界局势进展状况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因为各战区同时作战。国内形势也是风云多变，我们有着许多颇具才气的专家，于是便以一帮口才很好的年轻军官为基本力量，逐渐搞成了每天上午的情况介绍会。他们每天清晨4点起床，对前一天晚上收到的电报进行综合整理，9点钟准备就绪，按时开讲。”马歇尔还说，“他们后来很精于此道，把情况介绍会搞得真是令人惊叹。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局的最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局情况变得易于了解了。”
有一次麦克阿瑟将军派拉福莱特上校前来华盛顿照例向马歇尔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马歇尔请上校参加情况介绍会，听一听世界战局的情况，听得上校目瞪口呆。会后，拉福莱特上校再没提麦克阿瑟的要求，举手给马歇尔敬了个礼，默默地走了。马歇尔后来写道：“情况介绍会使他意识到战争规模如此之大，我们的‘全球’需要如此；之多，因此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现实地观察整个局势了。”
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马歇尔阅读报告，写备忘录，听取情况介绍，接见来访者，出席国会作证；晋见总统，制定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他不断用铅笔在官方备忘录空白处潦草地写上各种意见、指示。总统向国会宣读的战争进展情况报告大多出自马歇尔的手笔。 马歇尔的工作繁忙而复杂。他曾对艾森豪维尔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都负有责任的参谋长来说，越是接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四处都在发生争吵，各军种之间在吵，政府和军队之间在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
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诺曼底战役) ，美军将领认为英军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一心想唱主角，因而对他十分不满，双方矛盾重重。马歇尔站在战胜敌人的最高立场上，必须不偏不倚地处理各种矛盾，使盟军协力胜敌。协调美军与友军的关系也正是马歇尔的主要责任之一。他不断提醒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维尔说，将军们都容易变得“虚荣自负”，绝不要忘记，“蒙哥马利差不多是英国唯一的英雄”，所以不要和他找麻烦。 此时，每个战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都需要平息，许多歧见都有待消除。太平洋、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有些问题决非一天半天所能解决。 太平洋战场
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路杀回菲律宾群岛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断向参谋长要人
马歇尔和史汀生在谈论政务
[2]
要物，而海军是千方百计不让马歇尔去注意菲律宾。这样，马歇尔就首先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承认菲律宾群岛是合理的军事目标，应给予大力支援，而另一方面他又要让麦克阿瑟了解，从全局出发，不可能对他有求必应。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不得不撤换他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这不是因为这位将军缺乏指挥才能，而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和东南亚英军司令蒙巴顿蔑视而不恭，口出妄言。马歇尔只好忍痛将他革职。
马歇尔清楚看到，在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美军并非孤军奋战，他必须倚重、倚靠甚至倚赖友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欧洲战场上，他始终要求艾森豪维尔遵循他的指示，打败德军，赢得胜利，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在欧战的最后阶段，一些美军将领要求抢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也坚决反对放弃柏林，认为这等于西方把宣传上的一个大胜利白白丢掉了。但是马歇尔顶住了这股压力。在他看来，放弃柏林完全是一种军事决策。在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杜鲁门总统刚刚上任之际，他必须以军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做出这种符合军事逻辑的决策，由苏军攻占柏林。马歇尔和艾森豪维尔不能忘记，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友。“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当攻占柏林，”马歇尔后来写道，“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努力和俄国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一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
1944年12月，马歇尔受领五星上将军衔。
二战之后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被打败了，德军向盟军和苏军无条件投降。这时马歇尔已快满65周岁。他虽然体力尚好，但心力却不济了。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拍板决策，而每个决策几乎都关系到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随着战事的扩大，他对全世界所负的责任也加重了，烦恼和忧虑更是有增无减。他是参谋长，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敢露出丝毫的犹豫。无论是谁，无论是总统、国会、盟国、还是美国人民和将士，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心：任凭混乱，至少马歇尔方寸未乱，能够作出决策，争取胜利。在那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他站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在1945年春天给他的信中所说：“你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一道进餐。记得我当时想，你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你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完全认为他替我们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我还有千万句赞美的话要说……”
此时，欧战胜利了，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投降了，马歇尔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一
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任。好像为了提醒他解甲归田的时候即将来临。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多多纳家里菜园的东西，这是他后婚的妻子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是他回家种花务农的时候了。但是，对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马歇尔还不能休息。又过了3个多月，到8月，在中国、美国、苏联和其他各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被彻底打败了。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电台上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年夏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信，对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你之所以能够统率这支浩荡大军，绝非偶然。是你，受命于危难，起而创建这支军队，组织这支军队，激励这支军队。由于你领导有方，不消多日，部队就建立起来，日臻完善，终于横扫法德全境。你不仅创建了野战大军及辅助部队，还造就了大批指挥人才，他们驾驭现代化兵种和军团的庞大有机体，迂回转战，以无比的速度调遣运动，几乎是哪里需要，哪里就涌现出这样的指挥官……这些年来，足下的勇气和精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尊敬和敬仰正与日俱增，你的所作所为对于与你共患难的同志，真是一种绝大的安慰，而且请不要忘记，我本人也希望是其中的一员。”
战后经历
1945年8月20日，马歇尔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要求卸任：“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相当深入的阶段，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马歇尔信中还写道，“我在陆军部服务7年有余，其中6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最后马歇尔提名艾森豪维尔继任参谋长。杜鲁门总统考虑了一些时候，终于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
调停中国内战期间马歇尔（左二）在延安
1945年11月，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在这场就规模和恐怖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公民曾为祖国立下了殊勋，而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奉献的则是胜利……他的品格、作为、效率鼓舞了全军、全国、全世界。美国之得有明日，实有赖于马歇尔和千百万人民。他于世间大将军行列中卓立前茅。”
仪式结束后，杜鲁门总统把马歇尔拉到一边，祝他退休生活安适，愉快长寿，还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10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年11月军调失败，他返回美国。
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1949年1月辞去国务卿职务。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逝世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全美国举哀一日。他留有遗言：“简葬我，一如军中忠
诚为国之寻常将士。切忌铺张，典式毋盛，追悼会宜简，到场只限族亲，尤须悄然为之。”葬礼按其遗言进行。其肃穆，简朴，有序无哗，宛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生平指挥作战之状。这位为打败法西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才静静地长眠于阿灵顿公墓。
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 (MarshallPlan)[3]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马歇尔计划。他说，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的额外援助，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
性格特点
在二战期间，马歇尔大胆启用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军官，这批军官用战场上卓越表现和战绩，回报马歇尔的知遇之恩。这些在大战中获得奇功伟绩的著名将领。就是马歇尔上将知人善任的注脚。
马歇尔有一本黑色皮笔记本，上面记着一些有才华和培养前途的壮年军官的名字。第3集团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上校的名字便在其中。根据艾森豪威尔上校在演习中的出众表现，马歇尔建议予以破格提拔，担任陆军作战计划处长，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马歇尔亲自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报告，请求把我提升为少将，他说他在美国陆军中创立的作战处并不真正是一个参谋位置。他说我是一个指挥官，因为我做的工作是调兵遣将等等。此后不久，他决定派我去英国，当他派我去那里时，他给我加了一颗星，接着又是加了一颗星”。在大战中，马歇尔全力支持艾森豪威尔全权指挥作战，使这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创造了一系列佳绩，并在战后以卓著的战功进而当选美国总统。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乔治·巴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和欧洲战场院是一位著名的骁将，他也是马歇尔上将启用的。马歇尔在笔记薄里巴顿名字后面写有三句话；“他能带领部队赴汤蹈火”“但要用一根绳子紧紧套住他的脖子”“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他指挥”这三句短语，足以证明马歇尔对巴顿的了解是如何地入木三分。
曾在堡步学校当过马歇尔下属的奥马尔布莱德雷也是马歇尔大胆启用的一名高级军官。布莱德雷在欧洲中专显示出杰出的指挥和外交才能，战后获五星上将军衔并出任参谋长，被公认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此外，还有一大批优秀军官在马歇尔的大力提拔使用下大入异彩。例如，中校参谋军官马克克拉克在大战前被马歇尔破格提升为四星上将，指挥一个集团军。在二期间，马歇尔作为陆军参谋长和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助手，领导并且组织了多次重大战役，参加了每一次的盟国首脑会议，为夺取大路的胜利而竭尽全力。1944年12月，马歇尔五星上将这一最高荣誉军衔。登陆上了一个美国军人生涯的顶峰。 人物品格
鉴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卓越的功勋，1943年，美国国会同意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决反对，他的公开理由是如果称他“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后两个字发音相同，听起来很别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将使他的军衔高于当时已病倒的潘兴陆军四星上将。马歇尔认为潘兴才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军人，自己又多受潘兴提拔和力荐之恩，马歇尔不愿使他最崇敬的老将军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 1938年春，马歇前往病榻前探望潘兴。安慰生病的潘兴：“美国只有您有资格获四星上将，绝不可能再有另一个人！”
马歇尔拒绝当元帅后，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因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巨大功绩，1944年底，马歇尔晋升五星上将，美军的最高军衔。 关于五星上将
为什么美国不设立元帅，而是任五星上将为最高军衔？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设立元帅时，一致认为当时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能胜任。于是，就授予了马歇尔“元帅”的称号。但是，马歇尔（Marshall ）的名字与元帅（marshal ）读音一样。别人称呼起，就成了“马歇尔‘马歇尔’”了。因此，才改用五星上将这个称号。
美国有人被称呼过元帅的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一战时期陆军将领约翰·潘兴拥有陆军最高军衔，General of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简称General of the Armies（陆军特级上将），与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the Army）只有一字之差，虽然仍有争议，但普遍上被认为是“6星军衔”（six star rank），高于五星上将。我们也只能据此认为这两人拥有高于五星上将的荣誉元帅称号。自从这两个人被称呼过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元帅这个称呼了。
人物评价
早在大战刚刚结束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给马歇尔写过这样一封信；“在这些殚精竭虑的岁月中，我对您英勇精神和宏伟魄力始终怀有饮佩之情；正是您这种精神的魄力，使得您共渡艰危的战友们获得真正的慰藉，而我切望自己能被公认为您的这些战友之一。”
在马歇尔将军的葬仪上，已经卸任的杜鲁门说；“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中的伟人，我衷心地希望，当我跨入另外一个世界，马歇尔能收留我当他的部下，从而我得以努力报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美国著名作家塞瓦赖德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的天赋和无穷的精力，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1944年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登载出马歇尔将军的照片。周刊选他为“本年新闻人物”，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周刊写道；“作为一位文明的美国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有资格代表死难将士接受本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人物语录
“真正的伟大的将领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斗，战役无非是一系列克服的困难而已。一个真正的将领土不论困难如何艰苦，都能够展现才华，转败为胜。”
遗言：“简葬我，一如军中忠诚为国之寻常将士。切忌铺张，典式毋盛，追悼会宜简，到场只限族亲，尤须悄然为之。”葬礼按其遗言进行。其肃穆，简朴，有序无哗，宛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生平指挥作战之状。这位为打败法西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才静静地长眠于阿灵顿公墓。
范文五：★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
《欧洲复兴计划》的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的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1947年6月5日，国务卿G．C．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他说。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质极度匮乏，而其需要的进口量远远超过它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大量额外援助，就会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1947年7-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丹、挪、瑞典、葡、希、土、爱尔兰、冰岛16国的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德国西部占领区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宣布接受），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了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援助和贷款224亿美元的总报告。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计划原定期限5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代之以《共同安全计划》。美国对欧洲拨款共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余为贷款。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Mr. President, Dr. Conant,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Overse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profoundly grateful, touched by the great distinction and honor and great compliment accorded me by the authorities of Harvard this morning. I am overwhelmed,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 am rather fearful of my inability to maintain such a high rating as you've been generous enough to accord to me. In these historic and lovely surroundings, this perfect day, and this very wonderful assembly, it is a tremendously impressive thing to an individual in my position.
But to speak more seriously, I need not tell you that the world situation is very serious. That must be apparent to all intelligent people.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Furthermore,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re distant from the troubled areas of the earth, and it is hard for them to comprehend the plight and consequent reactions of the long-suffering peoples of Europe and the effect of those reactions on their governments in connection with ou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world.
In consider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Europe, the physical loss of life, the visible destruction of cities, factories, mines, and railroads was correctly estimated, but it has become obvious during recent months that this visible destruction was probably less serious than the dislocation of the entire fabric of European economy. For the past ten years conditions have been highly abnormal. The feverish preparation for war and the more feverish maintenance of the war effort engulfed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economies. Machinery has fallen into disrepair or is entirely obsolete. Under the arbitrary and destructive Nazi rule, virtually every possible enterprise was geared into the German war machine. Long-standing commercial ties, private institutions,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disappeared through loss of capital, absorption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or by simple destruction. In many countries, confidence in the local currency has been severely shaken. The breakdown of the business structure of Europe during the war was complete. Recovery has been seriously retarded by the fact that two years after the close of hostilities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and Austria has not been agreed upon. But even given a more prompt solution of these difficult problems,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Europe quite evidently will require a much longer time and greater effort than had been foreseen.
There is a phase of this matter which is both interesting and serious. The farmer has always produced the foodstuffs to exchange with the city dweller for the other necessities of life. This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threatened with breakdown. The town and city industries are not producing adequate goods to exchange with the food-producing farmer. Raw materials and fuel are in short supply. Machinery, as I have said, is lacking or worn out. The farmer or the peasant cannot find the goods for sale which he desires to purchase. So the sale of his farm produce for money which he cannot use seems to him an unprofitable transaction. He, therefore, has withdrawn many fields from crop cultivation and he's using them for grazing. He feeds more grain to stock and finds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n ample supply of food, however short he may be on clothing and the other ordinary gadgets of civilization.
Meanwhile, people in the cities are short of food and fuel, and in some places approaching the starvation levels. So, the governments are forced to use their foreign money and credits to procure these necessities abroad. This process exhausts funds which are urgently needed for reconstruction. Thu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s rapidly developing which bodes no good for the world.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upon which the exchange of products is based is in danger of breaking down.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Europe's requirements for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of foreign food and other essential products -- principally from America -- are so much greater than her present ability to pay that she must have substantial additional help or fac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ioration of a very grave character.
The remedy seems to lie in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and restor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of Europe in the economic future of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of Europe as a whole.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farmer throughout wide areas must be able and willing to exchange their product for currencies, the continuing value of which is not open to question.
Aside from the demoralizing effect on the world at larg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sturbances arising as a result of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eople concerned, the consequences to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pparent to all. It is logic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whatever it is able to do to assist in the return of normal economic health in the world, without which there can be no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o assured peace. Our policy is directed not against any country or doctrine but against hunger, poverty, desperation, and chaos. Its purpose should be the revival of a work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as to permit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which free institutions can exist.
Such assistance, I am convinced, must not be on a piecemeal basis, as various crises develop. Any assistance that this Government may render in the future should provide a cure rather than a mere palliative. Any government that is willing to assist in the task of recovery will find full cooperation, I am sure,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y government which maneuvers to block the recovery of other countries cannot expect help from us. Furthermor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or groups which seek to perpetuate human misery in order to profit there from politically or otherwise will encounter the op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lready evident that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an proceed much further in its efforts to alleviate the situation and help start the European world on its way to recovery, there must be some agreement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part those countries themselves will take in order to give a proper effect to whatever actions might be undertaken by this Government. It would be neither fitting nor efficacious for our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o draw up unilaterally a program designed to place Europe on its feet economically. This is the business of the Europeans. The initiative, I think, must come from Europe. The role of this country should consist of friendly aid in the drafting of a European program and of later support of such a program so far as it may be practical for us to do so. The program should be a joint one, agreed to by a number, if not all, European nations.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successful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derstanding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of America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blem and the remedies to be applied. Political passion and prejudice should have no part. With foresight, and a willingness on the part of our people to face up to the vast responsibility which history has clearly placed upon our country, the difficulties I have outlined can and will be overcome.
I am sorry that on each occasion I have said something publicly in regard to our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 have been forced by the necessities of the case to enter into rather technical discussions. But, to my mind, it is of vast importance that our people reach som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omplications really are, rather than react from a passion or a prejudice or an emotion of the moment.
As I said more formally a moment ago, we are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these troubl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merely by reading, or listening, or even seeing photographs and motion pictures,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And yet the whole world of the future hangs on a proper judgment. It hangs, I think,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of just what are the various dominant factors. What are the reactions of the people? What are the justifications of those reactions? What are the sufferings? What is needed? What can best be done? What must be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