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界撸神
范文一：第二次创业
作者：谢宁
中国专利报 1996年01期
凡是了解首都北京的人，无不为她的科技力量之雄厚，科技人员之众多所惊叹。特别是在北京中关村这块方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集中了闻名中外的清华、北大在内的近50 所高等学府和以中科院为首的13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共有30多万科技人员， 每年推出数以千计的国家级科研成果。中关村地区是世界上智力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那么，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的今天，北京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如何发展？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何发展？带着这一问题，笔者走访了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
一区多园新格局
胡昭广，这位曾担任中关村所在地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首届主任、海淀区区长的副市长，现主管北京市科技、教育工作。他首先谈到，北京市为促进全社会科技进步、繁荣经济，提出实施8 大科技系统工程，其中将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列为首位，目的是使北京市到本世纪末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及新材料等4 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使其成为21世纪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具体地说，北京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特点是发展和实现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化，即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自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中关村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以来，它已成功地将智力密集的优势发挥出来，使一批受到法律保护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据了解，北京开发区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以电子和信息产业最为显著，在产值和技工贸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70%左右，世界著名的HP、DEC、IBM、INTEL、松下、日立、NEC等十几家跨国集团在试验区建立了企业。
目前，北京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设想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现有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北大生物城、清华科技园等新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到本世纪末，要初步形成包括海淀、丰台、昌平等科技园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酒仙桥“电子城”的高科技产业带，在首都和京津冀与环渤海经济区域发展中做出贡献。中关村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实现这个战略的核心，试验区已经为实现这个战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个大型城市或一个特大型城市，它的智密区不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北京除中关村外，还有象丰台等很有科技优势的地区。这种一区多园的格局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内在的客观规律。美国的硅谷实际上也不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全国其它地区也是如此。所以，着眼于未来，这种发展格局将成为在市政府领导下的，市区两级管理的发展模式。他透露，市政府成立大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重点抓大企业，促进发展大拳头产品，抓大的支柱产业，抓发展规划，抓政策引导和信息服务等。
根据上述设想和“一次创业”中积累的经验，胡昭广说，试验区“二次创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六化”。即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经济国际化、融资多元化和管理科学化。其中资本股份化和技术创新化是基础；融资多元化和管理科学化是手段；产业规模化和经济国际化是目标。如果说，“一次创业”是创造企业生存环境，那么“二次创业”就是创造企业发展环境。
资本股份化
资本股份化是“二次创业”的体制基础，是成为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产权清晰，股份制企业的实行，是将企业推入市场经济的海洋，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根本途径。这其中也存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股份制是企业产权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同样可以实行股份制。实行股份制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更不是搞私有化。推行股份制是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通过各种权力、资源的重新归属划分，可以理顺管理关系，形成有效监督机制，建立起高效、高质的管理机制。这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建立以企业法人财产权为基础，以有限责任为特征，以专家管理为中心的企业制度是试验区“二次创业”的基础。
目前，试验区人员构成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9.1万人， 在职工中占65.3%，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占42.5%；拥有技术成果4500多项。这样一个以拥有大量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以转化高新技术成果为特征的特殊群体，在股份制改革上应给予特殊的政策。
产业规模化
产业规模化是“二次创业”的核心目标。具体说实现产业化重要一点是要有基地。目前北京市正在建设丰台科技园区、昌平科技园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清华科技园、北大生物城、航天城和进行中关村科学城改造等，已初步在京西形成半圆形高科技产业带，创造了良好的硬环境。同时，实现产业化要发展一批拳头产品。拳头产品应该具备市场覆盖率高、技术新、质量好、有信誉、生命力强这5个条件。 这是企业竞争的力量和源泉，是试验区的生命线，是实现产业化的前提。实现产业化要逐步形成一批有影响的企业集团，而且要培养一批跨国的企业集团。“一次创业”试验区出现了四通、方正、联想等20强企业集团。“二次创业”要面对世界有影响的国际跨国集团进军中关村的形势，努力形成拥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并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民族高科技产业的大集团。这是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标志。
实现产业化要逐步在试验区形成对北京市，乃至全国有辐射力和带动性的支柱产业。目前试验区已初步形成4大支柱产业， 电子信息及其产品占总体产业的比重是47.9%；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占20.1%；新材料与新型建材、新能源占13.1%；新医药、生物工程占6.1%。 “二次创业”中要在各支柱产业发展中逐步做到四分天下，并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辐射力量，通过联合、合作、兼并、承包等多种形式，扩大支柱产业的规模和集团化。争取到本世纪末，试验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700 亿，工业总产值350亿，实现利税20亿，出口创汇10亿美元。 这将比1994年各项指标分别增长4.9倍、5.8倍、4.1倍和8.3倍。
技术创新化
技术创新化是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的优势和特征。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技术创新作为理论已是当代国际社会研究工作的一个热点。因为世界进入21世纪，进入了高科技时代，技术创新在推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实际上，技术创新理论是解决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理论，特别是在当前科技发展的爆炸性的信息时代。
技术创新理论是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提出，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经营管理的完整的创新活动的总和。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依托、技工贸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实质上就是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技术创新理论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也是技术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观。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是一个现代企业家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技术创新化将会极大推动试验区“二次创业”精神升华。
作为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责任是制定技术创新的政策，推动和支持技术创新的深入发展。由于我国的经济、技术管理体制长期严重分离，因此，科学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两类本来应为一体的政策也人为地割裂开来，形成科技与经济的脱离。政府就是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尽快探索和指定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合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联结的崭新政策，来推动技术创新真正发展。
经济国际化
高科技产业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经济国际化是新技术企业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及国内外竞争环境的客观需要。经济国际化是指要全方位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它包括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等多方面的国际化。世界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政治上的对立日益被经济上的竞争所掩盖，经济国际化已是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面临着复关的机遇和挑战，面临掌握国际贸易竞争规则，参与世界贸易体系，适应市场准入，禁补贴原则的挑战，学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本领等都是“二次创业”中应该作为经济国际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融资多元化
资金问题一直是高技术企业的“老大难”和制约“瓶颈”。胡昭广认为，出路是：融资多元化。“二次创业”要实现产业规模化、经济国际化，就要努力解决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和支撑运转的流动资金。试验区新技术企业在自有资金和外来资金之间，前者是薄弱的。高技术产业本身作为风险事业，具有技术含量高、技术附加值大、高投入、高效益、高回报的特点，国外认为优秀的创业者加上风险投资者就是高科技产业。因此，在金融资本结构上也决定高技术企业要树立“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观念和风险投资意识。结合试验区实践中联营、兼并、租赁、合资等多种做法以及四通集团、联想集团在香港股票的成功上市、四通财务公司的建立、试验区和美国合资办的投资咨询公司、以及试验区内1000余家三资企业的建立已为“二次创业”实现融资多元化提供了初步尝试。所以说，试验区“二次创业”实现融资多元化，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完全可能。
管理科学化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熟，重要一点是管理如何，管理科学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自我要求，也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环节。胡昭广认为，管理科学化的实质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在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产权管理系统，层级管理结构和以战略管理为核心的决策机制，使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职业经理的有效管理统一起来，通过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与导向功能，实现企业发展的和谐化。“二次创业”中管理科学化是企业的一次管理创新过程，是着重解决企业发展中创新与历史惯性、体制结构与权力结构、企业家与经营者、企业所有者与员工之间诸多的矛盾，从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产权管理体系，确定好企业的体制和结构。
胡昭广坦称，试验区的“二次创业”刚刚开始，前进中仍然会有大量的问题和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过程中，牢牢把握科技制高点，掌握经济规律，定能克服问题和困难，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技术产业，使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二次创业”中步入辉煌。
这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召唤，也是众人的希求。人们关注着、期待着、盼望着。
范文二：论“第二曲线”与深圳的“第二次创业”
作者：郭万达
特区经济 1997年07期
10年前，美国的零售业中突然闪现出两颗新星，科马特和沃尔玛在市场中同时争霸，各有千秋。10年后的今天，科马特经营业绩下降，沃尔玛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这到底是为什么？同样，著名的索尼公司和老牌的迪斯尼公司在扩展自己的实力时，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索尼公司在美国大举进入传媒领域，以高昂的代价为自己买进了一个陌生的行业，而迪斯尼却懂得利用本行业的巨大优势，不断给消费者带来“娱乐的魔力”，迪斯尼成功了，索尼却陷入困境。美国未来学院院长、国际著名的预测专家扬·莫里森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来自“第二曲线”的挑战。任何一个高速成长中的大公司，其“第一曲线”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如果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壮大，就必须跨越“第二曲线”的障碍，面对来自技术、消费者和市场格局的新变化。
扬·莫里森提出的“第二曲线”的概念同样合适于分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莫里森认为，中国就是处于第二曲线上，而美国、日本等国还处在第一曲线上。莫里森还将中国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看作是第二曲线的重要标志。他说，“如果你亲眼见到这些经济特区，你就会相信。深圳与香港的新界相接，是个有着300万人口的新兴城市。15年前， 这个城市还不存在，但是今天，你在这里已经能看到摩天大厦、高级宾馆和成群的工厂”，“依靠资金与技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像当年熙熙攘攘的美国西部一样，飞速地发展起来”。如果莫里森先生有机会能来深圳的话，他会惊喜地发现，深圳市政府和一些大型企业在前几年就提出“第二次创业”的概念，和“第二曲线”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或许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一个国际典型案例。
和中国其它省区和其它经济特区相比，深圳目前明显地处在“第二曲线”的阶段上。在“第一曲线”，深圳充分利用了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政策效用，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用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大胆地吸引外资，革新体制，提高产出效率，实现了在第一曲线的高速增长。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特区向内地辐射，由沿海向内陆递进，深圳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深圳的第一曲线效应也受到了较大的挑战，从而使深圳进入跨越第二曲线的阶段。正如莫里森所说，第二曲线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许多方面的转换：社会、市场乃至个人、企业。对于深圳而言，第二曲线的变化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以往，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政策和体制方面的变化，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变化。
从技术方面看，深圳所处的技术环境在“第二曲线”上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第一曲线”时，深圳主要依赖港资及“三来一补”企业，技术水平简单，企业规模较小，形不成规模效应，与香港构成前店后厂的关系。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促使深圳在“第二曲线”时的技术含量有了较大的提高。1996年，深圳已发展高新企业技术企业87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完成347.61亿元，占深圳工业总产值的28.73%。 实际上这个数字还略显保守，深圳有些“三来一补”企业近年来也得到提高。此外，有些企业的技术虽然不是高精尖技术，但却是“适用的技术”，是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所说的“小的是美好的”技术。这种技术花钱不多，但却实在，市场需要。总之，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发展构成深圳在“第二曲线”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市场方面看，深圳在“第二曲线”上所处的市场环境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中国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新兴市场的潜力提高了良好的基础，而深圳又是新兴市场中的新兴市场，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不断崛起的新的消费行业，为深圳“第二曲线”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市场环境；其次，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华南经济区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区之一，而深圳在这个区域中起着极为特殊的重要作用。深圳有可能在“第二曲线”的阶段发展中成为南中国辐射这个区域的商贸中心；此外，“九七”香港回归之后，深港间的经济合作将在已有的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再创辉煌，优势互补，共同繁荣，深港两地的合作乃至将来构成共同市场既是题中之义，又是发展的目标和结果；最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也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市场环境，为深圳“第二曲线”的全球市场目标创造了条件。
技术和市场因素的变化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因此，深圳能否有效地跨越“第二曲线”的障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深圳的企业能否顺利地跨越“第二曲线”。为此，深圳提出实施“三个一批”的战略。一是要形成一批支柱产业，二是要发展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三是要创造一批名牌产品，这“三个一批”是“第二曲线”的突破口，也是“第二次创业”的主旋律。“第二曲线”和“第二次创业”的提出，要求我们不仅要苦练内功，增创体制新优势，而且要时刻关注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这样才能成功地跨越“第二曲线”，实现“第二次创业”。
范文三：第二次创业潮
第二次创业潮（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兴起（产品经济时代） 一、 产生背景
1、经济背景 1、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
1984年国企改革迎来较为重要的一年。当年3月，《福建日报》刊登了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要求国有企业进一步放权。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下放权力。当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
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多种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1984年，“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 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使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引发关注，承包经营责任制也逐渐推广开来。
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展开，它改变了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体制。
2、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2、社会背景
1987年是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把私营经济当成是公有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从此私营经济获得合法的地位。
由于当时国内物质匮乏，物质供应跟不上需求，物质供应还未摆脱凭票购买的局面，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品特别是生活消费品缺口很大。国内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卖方市场，只要厂家生产出来，就很容易卖得出去。现在的家电巨头就是在当时已经开始暂露头角，服装鞋帽类民营企业开始一显身手。
80年代后半期，主要是90年代，公有制的存量慢慢开始改革，把集体所有制卖给职工、厂长，分给大家，到后来把国有企业或者卖一个车间卖给职工、厂长，这样使得存量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分两块，一块是存量，后来增加了一块私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除此之外，
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是存量改革，即把国有制企业逐步改为私有制，因此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通过这两个办法发展起来的。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
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
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主要特征
1、发展范围主要是城市
由于这一轮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国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他们主要活跃在城市。
2、大批成功者通过承包或改制企业获得成功
由于国企效益不好，国企改革给一些有经营和管理天赋的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如以“承包制”闻名的马胜利；以改革求生存的步鑫生；接手亏损厂子的张瑞敏、褚时健、李经纬、宗庆后等；将企业规模做大的鲁冠球、王石等。
3、抓住市场机会创业
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一些人看准市场机会，决然辞去公职，加入创业者队伍，成就了个人的一番事业。如以任正非、王文京、叶澄海、梁稳根等为代表的早期官员辞职创业的典型。
三、发展过程
在国企改革大环境的影响下，柳传志、李经纬、褚时健等为代表的国营企业负责人也不甘寂寞，带领所在的企业开始内部创业，取得空前的成功，树立起振兴民族品牌的大旗。以任正非、王文京、叶澄海等为代表的早期官员辞职创业的典型。
1984年，由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柳传志等11名科技人员在车库里开始创业，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从国有民营小企业，成长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旗舰型企业集团，目前在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联想，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PC巨头。
1984年，锡伯族的儿子王石，也在深圳创办了“万科”，万科创业者最感到自豪的是很早就完成了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并且养成了系统的经理人文化。
1985年10月陶建幸从泰州市机械局来到总资产不到1000万，企鹅严重亏损的泰州制冷机厂出任厂长；1989年6月任江苏春兰制
冷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将一个年产值不足300万的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数百亿的大型集团。
1986年，褚时健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
1985年，42岁的叶澄海从郴州地区(现郴州市)经委副主任任上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经多年打拼，最终成立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在的身份是具有34亿元资产的上市公司“掌门人”。
1988年，王文京辞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干部，创立用友公司，成立之初还是一个个体户，是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ＥＲＰ软件、集团管理软件、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及小型企业管理软件提供商。
以梁稳根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创业，以鲁冠球为代表的国营企业领导买断企业开始二次创业。
1986年3月梁稳根辞去兵器工业部洪源机械厂计划处副处长,体改委副主任的职位，和其他三位伙伴凑了6万元钱，创办涟源特种焊
接材料厂，任厂长。1991年成立三一重工，目前，三一集团拥有员工３万余人。三一重工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2011年《理财周报》评出的中国的最大的财富家族就是三一重工梁稳根家族，他以598亿元身家成为中国首富，替代了去年的首富海普瑞李锂家族。
1987年，任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的宗庆后，靠借来的14万元承包连年亏损的杭州上海校办企业经销部，并开始蹬三轮卖冰棍。两年后，创建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任厂长。
1988年不堪忍受政企不分之苦的鲁冠球用1500万向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开始二次创业。经过不懈的努力，由一个小铁匠铺发展成为世界上专利最多、规模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鲁冠球及家族个人资产达110亿元。
1987年，因工作不顺利，任正非辞掉正团级的军职，转而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立初期，华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公司发展迅猛，2008年华为实现合同销售额２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６％。其中７５％的销售额来自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重返上海。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
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
在这以后，中央进一步对国企实行两权分离，国企独步天下的时代渐渐远去，民营企业开始参与逐鹿中原的竞争。
此时期人们的创业的激情终于得到爆发，除个体户或专业户成长为私营企业外，在国营企业里的技术人员或有管理经营经验的人开办私营企业，1988年底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有23.5万多户。以步鑫生、马胜利为代表的国营企业原管理者开始创业，锐意创新，带领企业走出困境。
四、代表人物
改革创新者步鑫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
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了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跌到低谷，回归平静与寻常。
这篇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的案头。**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一时间，步鑫生成了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厂长。 以“承包制”闻名的马胜利 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为了发展企业，他吸收了横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年产值曾达到4亿元。
国有企业承包制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功的背景下实施的。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的马胜利，
并没有看到历史的宏大湍流，他只是一个喜欢按照自己的直率想法做事情的人，直觉“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
马胜利的一纸承包《决心书》，正好赶上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颁布后，全国迅速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1978年的土地承包到1984年的国企承包，“马承包”生逢其时，一夜之间创造了国企改革的历史。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一个17万元的利润指标，要求工厂扭亏为盈。当时的造纸厂领导推托说完不成，但马胜利当时是业务科长，很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他在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疑问：“咱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揶揄：“老马，你倒挺积极，那你干吧！”几句难听话，令马胜利心中不平，他明白厂里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主人翁精神。他琢磨，如果他能当厂长，就可以把17万调个个儿，变成70万。当晚，马胜利就赶写了一个《决心书》，并把《决心书》张贴在了厂门口。
这份《决心书》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第一次进入了自主的初级的市场选择。此时此刻，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是这个时期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上级主管局支持了马胜利的想法，决定开一次答辩会，要求马胜利“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把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摆了出来：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原料结构。《人民日报》报道棉花大丰收了，马胜利认为，棉花丰收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旧被套，工厂就可以回收旧被套做纸。棉短绒大约两千多块一吨，要买这旧被套大约也就两百多块钱一吨，一下子就可以降低成本10倍。厂领导班子听了都很吃惊，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造纸企业，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头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比原先整年的指标17万还多，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市。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
“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各地广泛传播，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1987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
范文四：创业之星第二次个人心得
个人心得
第九组，程晓飞，2009306202008
今天重新开始了一轮，我们的总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放弃上海
市场，主攻广州、武汉、成都市场，产品还是以最好的品质型为主，经济性和实惠型为辅。放弃上海的原因是因为开发它只需要一个周期，百分之八十的公司都会去开发，这就导致市场的拥挤。我们策略失误有以下几点：
1、在第一季度很盲目的用最差的原料设计品质型产品，不仅没
有抢占到多少市场，还使得我们后期不得每次都要为它报价和定上限，但是我们不能再去生产，所以一旦有了订单，我们还没转卖出去的话，我们的交货率就出现问题。
2、我们开发成都市场是因为老师说只做四季度，加上它需要开
发三次，也就是第四季度才可以去卖货，但是，一旦开发出来，就很少有人和我们去竞争，后来也证明成都市场只有两家公司。而我们的失误也是在这，还是没有提前去看市场分布，得意忘形的以为只有我们一家，所以在第四期雇了4个工人，在打算全部占领成都市场，不仅上限定的很高，价格也都是最高价，然而事与愿违，还有一家公司想法和我们一样，再加上他们的定价比我们低，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
效果，积压了很多商品没有卖出去，这也使得我们之后的资金紧张。
3、在第五季度。商品的上限定的太高，导致我们有订单却没货，而整个市场都是货少订单多，我们的订单不能按时交付，被罚了款也被扣了分 。
在这两次之后，我仔细想了想，我假如再做一次应该怎么操作。 在前期市场少，公司多的大前提下，尤其是第一季度只有北京市场，我们简单的按照有450*3=750个市场，20家公司去竞争，平均每家70个订单，而按每个商品均价100元，那么70件商品也就是7000快，我们再来算下成本，一个工人3000工资，销售人员3500，每件商品的成本价格按35, 乘以70就是1050，这么算下来，是7550，还没有加上厂房和生产线的成本，我们已经是赔的了，当然，我这么算的只是所有公司的一个平均情况，我想表达的是第一季度我们不管怎么做，都是稳赔的，你假如订单多，定价就肯定得低，定价高订单就肯定少，不管怎么样都是赔。第二季度，由于大批公司都会进入上海市场，所以情况和北京市类似的，所以我的想法是，战略性放弃北京和上海市场。接下来说说每一季度我该做哪些事：
第一季度：开发广州、武汉、成都市场，不请工人和销售人员，不生产。
第二季度：继续开发市场。租小厂房，购买一根柔性线，因为它有安装周期，购买第三季度产品的原材料，我计划是第三季度广州和武汉市场品质型各200，经济型各150，实惠型各100,。按照这个量去购买有到货周期的原材料。
第三季度：由于已经有目标，所以我们要聘请两个工人，两地销售人员各一名，然后继续开发广州市场。还有资格认证。确定第四季度的目标产量：广州和武汉市场总数量不变，可以微调，成都市场三种产品各300，然后去提前购买原材料。这一期价格可以低点，尽量
多的抢占市场。
第四季度，再招两个工人，和成都的两个销售人员。从银行贷款，因为之后要保持大规模生产。
第五季度之后，保持这个数量慢慢增长并抢占市场。
这是我的理想做法，因为在前期需求少公司多的大前提下，第三季度才是真正的开始。还有就是我发现在第五季度之后，由于很多公司前期投资太多，浪费太多，导致资金会紧张，从而生产力下降，但是市场越来越多，所以就出现订单多货少的情况，所以，假如我们在第三第四季度做的好的话，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尝试，从第六季度开始，返回去北京和上海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因为很多公司出现紧急贷款之后无法继续生产，就会放弃很多市场，这么下去我们的公司就一直是良性循环，时间越长竞争力就越大。不过，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是需要通过实践去验证。嗯，最后还想说明的就是，这个游戏计算很很有必要的，估计市场需求，生产工人的数量，销售人员的量，每个产品数量，原材料的数量，定价，报上限等等，这些都要去计算才能得到，所以，算的越准赚的就越多！
范文五：“5+1”面临第二次创业
作者：孙永强
新闻报 1996年02期
新闻分析
“5+1”即指我国的五个经济特区加上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特区经过15年的建设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发展速度最快的增长点，以占全国0.36%和0.9 %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实现了全国12%的出口额，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强，特区和浦东新区还与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经济联合， 兴办内联企业50000余家，“5+1”已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汇点。“5+1”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几乎中国每项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出台，都与特区两个字紧密相联。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若干政策的调整，新的问题必然要摆在五个特区和浦东新区的面前。“5+1”也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难和考验：一是政策高地优势逐渐弱化。随着改革开放在全国普遍推行和逐步深化，主要靠优惠政策引擎的“5+1”地区与其他地区已站在改革的同一水平线上，有的地区实行X+1的附加政策，甚至比“5+1”更有吸引力；二是投资成本日益增大。“5+1”地区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已不强，经济的增长度也明显减缓；三是“投资盆地”增多，周边国家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采取我国开放初期优惠政策，加速建立或改造经济性特区，吸纳国际资本力度明显增强，与“5+1”竞争加剧，外资流向周边地区的趋势日益突出。因此，“5+1”地区面临新的挑战，处于第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5+1”地区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实现四个转变。
1、从单兵作战转向团队作战
中央提出“5+1”是一个创举，它把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连在一块是为了使其真诚合作、共同探索、互相交流，发挥整体优势，这就是特区经济与第一次创业不同的重要标志之一。“5+1”表明特区的第二次创业已由过去“排头兵”单兵作战，进入到攥起拳头，联合作战，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发挥“冲锋队”作用的新阶段，由“兵”到“队”，是经济特区不断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2、从优惠政策驱动转向功能政策驱动
赵启正副市长指出：所谓功能开发，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全部功能。比如浦东新区今后五年的功能开发，就是要充分用好用足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一系列功能性政策，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浦东的经济活跃起来，更有人气、商气和效益。
3、从自身发展转向联动发展
在我国的版面上，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东南沿海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都是各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5+1”就是使这六合发动机协调运转起来，形成合力，以带动东南沿海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新一轮的腾飞。
4、从国内“领头雁”转向特区国际化
我国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必然趋势是“内地特区化”，而从梯度推进的另一趋势则是“特区国际化”。“特区国际化”就是要提高开放的水平，标志着特区地位的再提升和特区今后走向的必然。“5+1”实行“特区国际化”也将会再次提高我国开放的梯度水平，挑战21世纪世界经济的合作与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