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9）科举革命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9)科举革命 2015-06-10 李晓鹏 鹏友圈1982 鹏友圈1982

九、科举革命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之后，统一中国的杨坚就像秦始皇一样，做出来很多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备的帝制法律体系《开皇律》、确立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成为了门阀政治的终极克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杨坚对帝制时代中国的影响，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杨坚是一个具有秦始皇优点而没有秦始皇缺点的伟大君王。他跟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但是却注意节俭，爱护民力，废除苛刻的刑罚。他发动战争和修建工程主要都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只求达到目的，不求好大喜功。他也没有耗费巨资为自己修建奢华的宫殿，陵墓修建标准只相当于汉朝的公卿而不是皇帝。

经过杨坚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复兴:版图、人口、耕地面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从各方面来看，隋朝都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不过它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头号暴君杨广。

如果说杨坚有秦始皇的优点而没有他的缺点，那么杨广则正好相反:有秦始皇的缺点却没有秦始皇的优点。父子两个正好完全优缺点互补。

我们前面说了，秦始皇同时干了三件事，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覆亡: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修建长城和秦直道、修建超大规模的宫殿和陵墓。杨广在这三个方面一点不落的全干了:三次远征朝鲜、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

按照隋帝国当时的国力，杨广如果只干其中任何两件事，帝国都不太可能灭亡。但他实在太猛了，三管齐下，终于引起了跟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遍地开花的大暴动。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出来终结了混战，建立唐朝。

唐帝国借鉴了从北魏以来各个朝代的制度探索，力求彻底避免毁灭汉朝的门阀政治。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均田制[1]和科举制。

首先讲讲均田制。它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从经济根源上掐断门阀家族的基础。

唐代田令规定，每户最多可以占有多少亩田地，有一个青壮年男子的家庭上限大概是100亩。超过上限的要收归国有，不足这个数量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太可能真的补足上限——这太理想化了，建国初期，由于战乱，官府手里有一些无主的荒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申请一点;如果某地大部分人都很缺土地，而有个别家庭土地太多的，则需要拿一点出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地户籍农民;还有就是缺少或没有土地的人可以自己去开垦荒地，垦出来归自己，通过申请授田的方式取得官府的事后承认。总之，就是想办法保障大部分小农家庭都有一块可供糊口的土地。

这个制度还限制了土地占有的上限，超标部分是违法的。按照法律要收归国有，然后再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不够上限的农民。

不同品级的官员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的上限不一样:亲王最多可以有1万亩土地，一品官(正国级)可以有6000亩土地，而最低的九品官(科级)只能有200亩，是普通家庭上限的两倍。

官员违规侵占老百姓的土地，一亩以上就会被打六十大板，最高的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做两年苦役。这对于地主和官员勾结进行土地兼并是一个威慑。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泽州境内良田数千亩，被举报之后，土地就被没收分给贫民。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登基，有人举报顾命大臣、当朝宰相褚遂良低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褚遂良即被贬职到地方上去当刺史——连宰相都会被贬职，可见唐朝前期对土地兼并管理之严格。

比均田制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科举制了。

有了这个制度，国家终于可以比较独立客观的选拔政治人才了。科举制度主要是一个“门槛”，进入官场以后还是要按照别的规则来决定升迁。但是这个“门槛”本身明确了官僚集团的准入条件:有钱的没钱的，大地主、小地主、普通农民家庭的人，只要科举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这就从制度上切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再有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出现了。

科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它标志着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完善。中华帝制相对于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进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立，有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相关。中国从此有了一条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的常态通道，无数英雄人物开始通过这条通道来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无需等待天下大乱的时机。

由于有了这么一条大通道，阶级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性。像东汉末年那么强悍而顽固的门阀政治就不可能再次出现。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被消灭是享有做官特权的门阀世家，并不是消灭了名门望族。后来还有很多“书香门第”，一个家族能够连续不断的出现高官名士，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家族教育传承，能够持续的培养出优秀的后代。这种“门第”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没有了可以独霸一方的封建门阀家族，国家统一变得更为容易。从汉朝灭亡到隋朝统一，足足经过了三百七十年的时间，接近四个世纪。这个时间太漫长太恐怖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大黑暗时期。春秋战国的混战，至少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样伟大的思想盛况;而门阀政治下的内战，则只有腐朽轻浮的“魏晋风度”。

自从隋文帝杨坚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混战大大缩短，

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统一中国，只用了七十年。此后，宋元明清四个大统一王朝之间都是“无缝连接”，再也没有出现过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尚未建立的大混战时期。即使把农民起义的时间算进来，从唐末黄巢起义到北宋统一只用了九十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朱元璋统一中国，只用了不到二十年;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清朝统一中国，也只用了不到二十年。

这是因为，地方上已经没有了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优秀人才都被吸收进了垂直管理的官僚系统，新政权只要摧毁旧的中央政权，很快就能统一中国，并且继续沿用原来的管理体系。这使得中国人可以在帝制时代享有更长的和平时光，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古代世界生活最为幸福的民族。中华帝制也因此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制度。

[1] 唐朝法令中并没有“均田制”或者“均田令”的叫法，这个名称是后人把北魏的均田制套用过来的。唐朝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是跟北魏的均田制一脉相承的。 ========================

本文是《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的前传，剩余部分会在微信继续连载

范文二：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5.宁锦之战

六十五、宁锦之战

抗金援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东江军实力严重受损。皇太极以为后方已经稳固，立刻就跟袁崇焕撕破脸皮，回信指责说：我们还在议和，你却不停的在修筑锦州、大凌河等城堡，是什么意思？明显就是在忽悠我，不想议和。你这样骗我我很伤心，以后咱们一刀两断。

天启七年五月初三，皇太极送走了朝鲜国王的使者，跟朝鲜达成和平协议的事情就算办完了。三天以后，就亲自统帅十万大军，出征广宁。大凌河堡、右屯这些地方的守军不战而逃，还有两千人降金，袁崇焕辛辛苦苦的修的三大城其中只用了一天就被后金摧毁，还剩一个锦州。

五月十一号，后金十万大军开始围攻锦州。

皇太极这次出征的基本战略是围城打援，在给锦州守将赵率教的信里面，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在等援军，所以不肯投降。但难道我们是傻瓜吗？我们也在等着你们的援军来呢。”。在围攻锦州的二十四天里，只组织了三次攻城，其它时间都围着不动，等着明军的援军过来。

袁崇焕先派了两百人出去打听虚实。这两百人出城之后就再没有回来，杳无音讯，不知道是被后金消灭了？投降后金了？还是半路逃散了？反正是消失了。接着，五月十六号，他又派了两千援军出去，大败而回、损失惨重。

这下袁崇焕就彻底没辙了，不敢再派出援军，因为他知道自己手下那些兵去跟后金野战就是作死。派出去太多可能连宁远都守不住。

皇太极见袁崇焕不再上当，锦州这边也没啥仗可打的，就派了一支部队过来打宁远。

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金兵围攻锦州，宁远负责派兵支援；金兵围攻宁远，山海关负责派兵支援。所以宁远一被围，山海关总兵满桂马上就带了一万人马出关救援。跟后金交战不利，退入了宁远城内。

孙承宗督师辽东时，袁崇焕跟满桂都在宁远，袁崇焕是宁远最高文官，满桂是最高武官。宁远保卫战就是袁崇焕和满桂共指挥同守卫的，打完之后袁崇焕被提拔为辽东巡抚，满桂被提拔为辽东总兵。但袁崇焕很讨厌满桂，上疏弹劾他脾气不好、谩骂同僚，恐怕他会耽误边疆的大事，请把他调到别的兵镇，把关外的事权交给赵率教。倒是辽东经略王之臣觉得满桂是个人才，把他留在了山海关当总兵。辽东总兵就成了赵率教。

皇太极打过来的时候，赵率教守锦州、袁崇焕守宁远，王之臣和满桂驻扎在山海关，赵率教归袁崇焕节制，满桂归王之臣节制，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袁崇焕一看满桂来了，非常开心——这个对头正好可以拿出去送死，执行朝廷救援锦州的命令。于是把满桂的一万兵马留下八千守卫宁远，剩下两千让满桂带着去救援锦州。

满桂这一次出击比较谨慎，没敢怎么深入，只是在外围进行骚扰。赵率教在锦州得知宁远派了援军来了，也找机会带兵出城跟后金厮杀了一番，以为呼应。这样锦州和宁远彼此配合，后金两头都没占到太大便宜。不过关宁军出击的兵力还是太少，不能真正给后金制造麻烦，小规模的交锋之后，满桂和赵率教都退回城内，局势重新陷入僵持。

与此同时，东江军毛文龙这边也没有闲着。后金撤军以后，在镇江等地留了两三千人马监视朝鲜和东江军。毛文龙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继续用他的游击战术，相继端掉了这些金兵的据点。也就是这段时间，皇太极在放心大胆的围攻锦州，而不用担心后方遭到东江军的袭击。但是等六月初东江军拿下那些据点之后，毛文龙就再次亲自带兵前往海州，试图切断后金的退路。

皇太极听说海州又被东江军围攻，吃惊不小，想不到毛文龙元气恢复的这样快。打下锦州、宁远短时间内也无希望，只得于六月五号退兵。

皇太极一退兵，袁崇焕就赶紧上疏，宣布取得了“宁锦大捷”，称之为“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把功劳归结到自己、赵率教和锦州镇守太监纪用头上，还拍了一下魏忠贤的马屁，说“厂臣帷幄嘉谟”；鄙视了一下毛文龙，说金兵是“乘东江方胜之威”打过来的；同时却绝口不提满桂和王之臣。

宁锦这一仗打的还算可以，大捷肯定算不上，但勉强可以算是平手了。根据赵率教的报告，后金“伤亡两三千人”，《满文老档》里也说：“是役也，兵士阵亡甚众”。明朝这边的损失是：一些小城堡里面的守兵有两千人投敌，袁崇焕派出的两百援军消失，两千援军死伤惨重，锦州守军也应该有一些损失，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塔山等诸多小城堡被后金摧毁，物资被后金获得。总的来说死伤相当，比上一次宁远之战又要好了很多。

这一次跟宁远之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魏忠贤往宁远和锦州都派了镇守太监，对战争的过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朝廷虽然大力表彰了“宁锦大捷”的功臣，但表彰名单上却没有袁崇焕。

这是摆明了要让袁崇焕走人。袁崇焕只能上疏请求辞职，天启皇帝立刻批准。他最后给袁崇焕的评价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准其引疾求去。”辽东巡抚一职暂时由辽东经略王之臣兼任。

这是把朝鲜之战和宁锦大捷合到一起，跟袁崇焕算总账的结果。后金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拒绝救援，反而与后金议和，借口就是可以抓紧时间修筑好锦州、大凌河和右屯三座城。

他在四月份给朝廷的奏章里面，宣称自己的这种堡垒战术，是“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

但是等后金真的打过来的时候，这个战术的缺点就暴露无遗了。

首先是那些花了很多钱修的小城堡完全不堪一击，在上面花的银子白费了，来不及逃走的士兵马上投降，里面的粮草物资相当于白送给了后金，“守则一节顶一节”的期望落空了；

其次，锦州这种大城，孤悬关外，后金大军一包围，完全无法救援。只能请求上天保佑后金早点退兵。这次后金围了二十四天之后就走了，那要是他们包围半年、一年，让锦州粮食耗竭怎么办？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最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袁崇焕，从未提出过能让人信服的办法去解锦州之围，更不要说采取有效的行动了，只能坐在宁远城里等着皇太极退兵。“战则一城援一城”的策略也落空了。

同时，宁锦之战还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袁崇焕在宁远训练出来的军队根本没有野战能力，第一次派出两百人的“敢死队”直接消失，第二次派出的两千人惨败而回。袁崇焕也同样需要对这两次惨败负责。

把袁崇焕免职之后，天启皇帝和魏忠贤，又作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

首先，放弃锦州，把防线后撤到宁远。

后来皇太极得知这个消息，派了三千人到锦州来把城墙给毁了，但是没有占领，继续撤退到三岔河以东。至此明朝已经两次主动放弃锦州了，第一次是熊廷弼在广宁失守以后，那次努尔哈赤也是派人来毁了锦州城，然后撤退了，依然没有占领。这说明锦州确实是一个“白送给敌人都不要”的鸡肋之地，而不是孙承宗、袁崇焕认定的战略要地。皇太极带十万大军来打锦州，不是因为锦州重要，而是想围城打援，消灭从宁远和山海关过来的援军。

第二，给东江镇的军饷从原来的四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万两。

之前因为移镇的争议，魏忠贤派了四个太监去皮岛和朝鲜实地考察，看看毛文龙在东江到底在干些什么。这四个太监在东江镇呆了有半年，多方调查，亲眼目睹了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出兵海州这段时间的一系列战争，回来向魏忠贤和天启皇帝作了汇报。汇报之后，天启皇帝就作了这个决定。同时，将老是克扣东江镇粮饷的登莱巡抚李嵩免职，任命收复澎湖列岛的民族英雄孙国祯为登莱巡抚，为毛文龙提供后援支持。

这两个决定说明，经过几次战争的检验，天启皇帝认可了毛文龙的战略思路，决定把恢复辽东的主攻方向从关宁防线转移到东江镇这边来。多给东江的银子，可以从放弃锦州节约下来的经费里面出。

《熹宗实录》，卷八十六

范文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1）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1-1)

作者 : 李晓鹏

第一章:抗美援朝

一、立国之战

“1949年，你们的**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朝鲜，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讲的话有些道理。”

这是一个日本教授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论。日本在1949年已经被美国军事占领。但它还是看不起中国。它认为侵华战争失败是败给了美国、败给了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打垮了它的关东军、没有美国人丢了两颗原子弹，它不会输。

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国民党军队还连着丢了18座县城。最后一座县城是1945年8月12日丢的。距离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只有三天。日军差不多每天都在攻克国军防守的县城，然后，就突然宣布失败了、投降了。这样输给中国，他们当然不服。

实际上，不仅日本人这么看，其它国家的人也这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苏联、英国这几个大国战胜了日本、德国。中国不过是被日本侵略了，被迫反抗。日本被美国和苏联打败了，中国才免于灭亡。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中国站在了英国法国这一边，往欧洲派了一些劳工去做后勤。最后德国战败了，中国也就跟着被贴上了“战胜国”的标签，脸上多了一分荣耀。但不过是把被德国人霸占的地盘转给了日本，仍然摆脱不了被列强宰割的命运。这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呢,

1949年，中共宣布新中国成立。在外人看来，这跟1912年袁世凯宣布南北共和，1928年国民党宣布北伐胜利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个形式，内部还是一团糟，列强该怎么欺负你还怎么欺负。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你**一句话，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

但是，历史的重复到此为止。中共不仅迅速结束了内战，而且在1950年“悍然”出兵朝鲜，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支军队以美军为主力，拥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派军参加了，比当年的“八国联军”强大的多。它看起来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竟然被刚刚建国一年的中共打败了。美国人输掉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役，换了三位主帅，各种战略战术都用上了，仍然无力回天，被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1]。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还有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才发现中国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说，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现在看起来，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崛起之战”。

[1]整个朝鲜战争是一场平局。战争开始于三八线，结束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四个月以后，当时美军已经攻陷了朝鲜首都平壤，最前锋已经攻打到了鸭绿江附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把美军赶回了三八线。

因此，虽然朝鲜战争是平局，但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一场无可争议的伟大胜利。 此外，就伤亡人数而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多于美军，大概是三比一到四比一的比例;

但是，志愿军入朝以后，给整个联合国军造成的伤亡人数则大大超过了志愿军自身的伤亡。也就是说，我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远远大于我军自身的伤亡，从人员伤亡来看，抗美援朝也是我方占优。

现在有些人只对比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伤亡人数，就认为抗美援朝并未获得胜利，这是有失偏颇的。

--------------------------------------- 作者:李晓鹏，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请注明出处。

范文四：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67.杀毛议和

六十七、杀毛议和

袁崇焕出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息宁远兵变。士兵哗变这种事情，有钱就好处理。皇帝给了他一百二十万两的内帑，用一小部分给士兵们发拖欠的工资，然后把带头闹事的人杀掉，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满桂一脚踢走。满桂在宁远之战后跟他平分战功，宁锦之战后受到表彰而他却被免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就想把满桂赶出辽东，但经略王之臣竟然坚决反对，把他留在了山海关。现在王之臣已经走人，袁崇焕成了辽东老大，满桂就别想在辽东呆下去了，他的山海关总兵一职被赵率教取代。还好朝廷还有人认可满桂的才能，把他调到大同当总兵去了，让袁崇焕眼不见心不烦。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领锦州，又开始重新修建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大力削减蓟州镇和山海关的兵力，调往关外，充实锦州等地的防守。蓟门镇的兵力从三万多人削减到了一万多人。这就造成了蓟镇兵力薄弱的情况，把天启和魏忠贤大力加强的蓟门防御体系给破坏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

第六件事，就是对东江实施禁运。袁崇焕下令，所有开往朝鲜、皮岛方向的船只，不管是官方的运输船还是商船，都必须取道宁远、觉华岛。只有到宁远取得辽东督师的关防以后，才允许出海。因为天津、登莱等地都归袁崇焕节制，这一条命令被执行得相当彻底。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后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为金兵从蓟门镇突破长城防线攻打北京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后来有很多人怀疑袁崇焕是汉奸。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还真不是。其实这四件事都可以从文官集团的一贯策略中推出来。

像议和这种事儿吧，文官集团就特别喜欢议和。北宋对辽国有“檀渊之盟”，秦桧要杀岳飞议和、史弥远要杀韩侂胄议和，都是一贯的风格。和平当然是好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原来固有的领土都被别人抢走了，议和实际上就是承认别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况还要每年倒贴钱，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咱们也跟日本议和，不仅东三省不要了，每年还给日本一大笔钱让他别来侵略我们，那不就是卖国吗？

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打仗打不过，越打越吃亏。其实中原政权的人口数量、战争资源、技术装备都比少数民族政权要有优势，怎么会打不过呢？关键就是文官集团自己不行，内部腐败不说，还要防范武将。为了防止武将勋贵掌权，宁可对外议和，也不能让武将掌兵，立下收复故土的盖世功勋。

对文官集团来说，他们去指挥战争，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墙修的又高又厚，然后躲在城墙后面指挥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还是放炮，都比较简单。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略就是文官统兵的必然选择。打野战对文官来说太难了，要排兵布阵、穿插包围，打埋伏、反包围，佯攻、佯败，冲锋、反冲锋，不断调整战术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尤其古代战争，往往还要统帅带头上阵跟敌人对砍，必须经过长期马步骑射的训练和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非行伍出身的专业武将不能胜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会打两种仗，一种是对农民起义这种战斗力很差的队伍，官兵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指挥武将“分兵合围、大举进剿”，这是我们前面讲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分析过的；第二种就是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北方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兵，就只能缩在城墙里面固守，根本不敢也没有能力跟对方野战。

在城墙里面固守的问题就是：无法大规模的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恢复已经失去的领土，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把现有的防线守住。这种消极防守策略一般都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为野战能力更强的攻击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围点打援，也可以绕过难啃的防线攻击你的后方，或者攻击你的首都等战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实在不行就长期围困，切断你的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你。

正确的防守必须是城墙堡垒防御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明宪宗时期，王越守卫河套的那种模式，虽然没有大规模清理河套的实力，但小股精锐部队具备较强的野战能力，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能够时不时的抓住机会偷袭其后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时城内的守军就可以追击斩杀其殿后部队。这才是积极防御，才能真正防守的住。不然好几千里的长城，敌人可以随意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个点，几万兵马怎么守？

除了王越这种极少数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将领都不会训练和指挥部队进行野战。这样，消极防御带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因此只能求助于议和。袁崇焕在辽东混了那么多年，城外有敌人的时候从未出过城，连野战打起来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自己去指挥了，所以非常迷信坚城大炮战略，这必然导致他积极主张议和。东林党当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议和以外，东林党还想国家少收商税，想省钱，所以还需要减少军费。但是东林党又跟整个文官集团一样，有贪污的毛病，军费里面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这样一算下来，宁远锦州防线是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建设的，都是自己人，这个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大家该贪污继续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军费就要坚决裁撤，比如蓟门镇和东江镇等等，虽然一直很穷，但还必须继续裁减。这就跟让腐败的官僚体系去征税一样，越是有钱的官绅豪强之家越不交税，越是没有背景的穷人越要多交税。

所以，袁崇焕督师辽东，实际上是代表东林党去执行他们的辽东战略：为了防范武将，坚持文官统兵，必须实施消极防守的策略，推动议和；为了省钱，必须裁撤蓟门镇和东江镇的开销；为了贪污军饷，必须继续在修筑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脚花钱。不用假设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也能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反过来看，东林党和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的理由也很简单了：毛文龙身为武将却不受文官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该杀；毛文龙家在海州，自从他抗金以后全家老小各种亲戚几百口人都被后金杀了，他跟后金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赞成跟后金议和，该杀；毛文龙天天想着主动进攻，不停的向朝廷索要军饷，想要在东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彻底消灭后金，花钱太多，该杀；毛文龙因为军饷不足，多次向皇帝举报文官集团克扣贪污东江镇军饷的事情，该杀。

毛文龙有这四大该杀之罪，文官集团早就看不惯他了，这还不仅是东林党的事儿。魏忠贤当政时期，文官集团就一直各种弹劾毛文龙，但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能镇得住文官集团，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崇祯这里，魏忠贤被干掉，文官集团中的极端分子东林党上台，他们就决心向毛文龙下手了。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龙撤职让他回家养老就可以了。但崇祯皇帝在别的地方糊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不糊涂。

在天启七年九月，崇祯刚刚登基，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二的心迹不言自明。我正对你寄予厚望，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来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毛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海天寥阔，不会送一次就够了。我会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

在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说：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在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说上次朝廷派大臣来东江检查，只认可有三万六千名士兵，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查验，东江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崇祯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大臣核验的结论，但也对毛文龙的申诉表示理解。他回复说：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你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

崇祯之所以会干掉魏忠贤，而坚决保毛文龙，是因为魏忠贤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的高层内幕他当藩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东林党的谣言；但毛文龙的问题比较公开透明，各种来往的文件都会摘录到塘报邸报上发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劳和东江镇的战略地位非常明显，任何不带偏见、真心为国家考虑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给袁崇焕尚方宝剑的时候，崇祯把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了，却没有收毛文龙的，就是明确毛文龙还是归皇帝直接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毛文龙。

但是他想错了。东林党人的无耻已经突破天际，超过了崇祯想象力的范围。

通过崇祯的批示和尚方宝剑的处理方式，东林党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说让崇祯杀毛文龙，就连让他把毛文龙撤职都不可能。那么，要实现明金和议，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龙杀掉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才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所称：“东江缺粮，饿死多命”、“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但像袁崇焕这种，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主动对自己国家孤悬海外的士兵和人民实施物资禁运，不惜将他们饿死在前线的事情，可谓古今罕见，必须无耻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干的出来。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于后金与蓟门镇的中间，后金要从攻打蓟门，必须经过喀喇沁的地盘。喀喇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明朝的藩属，与后金为敌。但是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不仅不去援救，还跟后金议和。这让蒙古部落对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当时就跟朝廷报告说，蒙古部落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你汉人全没脑子……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后来皇太极通过军事政治压力，逐步的也就招降了这些部落。

从崇祯元年的三月，到崇祯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内的漠南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降后金，与其达成盟约。盟约的内容明确规定：

“各部蒙古诸贝勒……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

有了这样直接针对明朝的军事同盟条约，喀喇沁部落就跟后金可以视为一体，都是明朝的敌国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是否清楚，但大同总兵满桂的情报非常迅速，在盟约还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就向皇帝报告，称喀喇沁部、速不的、伯彦二部等三十六家全部叛变投敌，归附后金。崇祯曾经派人去争取过，希望这些部落改变主意，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三月，还以救灾为名，卖给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粮食、布帛等物资，就是在资敌。蒙古部落从袁崇焕这里买了大量的粮食布帛运走，不仅自己吃，还拿去帮助同样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后金。实际上，根据到前线视察的官员汇报，在蒙古部落派来买粮买不的队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杂在其中。崇祯皇帝当时对袁崇焕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报什么就批准什么。唯一的一次驳回袁崇焕的请求，就是这个事情，而且措辞极为严厉，不容商议：

“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遵守这个圣旨，仍然继续偷偷摸摸的卖米给喇沁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这边饥荒严重，如果不接济他们，他们就会倒向后金。同时他向皇帝保证，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袁崇焕之所以敢下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觉得喇沁部会忠于明朝，而是因为，他认为后金正在积极争取与明朝议和。根据袁崇焕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议和成功，后金根本就不会来打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喀喇沁部协助后金入犯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确实如此，皇太极对议和的事情再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条件都好谈，对袁崇焕在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么介意了。他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中表现得非常谦卑，说：“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又说：“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显然，皇太极在说谎，因为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若征明国”的战争条款。他正在积极为远征明朝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条件，皇太极在四月二十五号的信中简直就是对明朝卑躬屈膝了：“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他竟然请求明朝赐给他金国汗印，这就是愿意向明朝称臣。而且连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钱，也不再像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之类的，提都不提了——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比给蒙古林丹汗（察哈尔汗）的条件好一点就可以。

皇太极怎么会突然变身和平主义者了呢？他刚刚收降了蒙古三十六部，正处在发动进攻的绝佳位置上，好好的议什么和？

显然，诚心议和是不可能的。议和的目的无非那么几个，一个是骗点钱来花，一个是让明朝方面放松警惕，三是让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经无意与后金为敌，加速他们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极不仅给袁崇焕写信，还给朝廷写信。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他回复说：没有议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后，归还全部辽东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进剿一条路。

这个王在晋不是东林党，天启初年就是兵部尚书，因为反对孙承宗建宁远-锦州防线，给贬到南京去了。这是因为天启皇帝支持孙承宗，跟魏忠贤没关系。但魏忠贤被打倒以后，他被东林党错误的当成受魏忠贤打压的“忠臣”给提拔了回来，继续当兵部尚书。东林党在这个关键人事安排上看错了人，议和的事情因此遭到严重挫折。

袁崇焕得知议和遭到王在晋抵制，非常生气，就私底下写信给钱龙锡等权臣说：要想辽东做事方便，非换掉王在晋不可。

没过多久，东林党大佬、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因为收受贿赂，在任命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的诏书上面增加了四个字——“兼辖捕营”，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划给张庆臻管了。买官卖官在当时已是常事，但这个刘鸿训也太大胆了，直接就让内阁中书篡改皇帝诏书。很快被人举报，事情败露。刘鸿训被下狱审问，又查出来一堆其它的贪污受贿的事情。

这个案子本来是东林党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晋没关系。但他们把王在晋给牵连了进来，刘鸿训被皇帝免职，王在晋也跟着被削籍为民。

新任兵部尚书王洽是个真正的东林党，上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的。袁崇焕给王洽写信说：“辽东议和，内阁已有主张。现在王在晋被拿下，就剩毛文龙了。他要是能同意议和当然好，要不同意的话，只能把他杀了。我愿意当这个提刀之人。”

——这句话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的重要证据，是袁崇焕自己白纸黑字写在跟东林党人的秘密通信中的，无可辩驳。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东江镇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袁崇焕这个时候对毛文龙说，我可以给你粮饷，但是你要多宁远来一趟，有些事情当面商议一下。

毛文龙意识其中的危险，但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双方谈了半天，没谈出什么结果。袁崇焕给了毛文龙一些粮食，就放他回去了，说下个月亲自去东江视察，看看情况才能决定给你们发多少粮饷。

崇祯二年的六月，袁崇焕带兵前往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海外的一个小岛，叫双岛。他要在这里再次会见毛文龙。

袁崇焕之所以在宁远放过了毛文龙，是因为如果在宁远杀了毛文龙，无法向皇帝交代。宁远是他的大本营，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龙抓起来，然后向皇帝请旨如何处置，无需杀掉。所以必须进入东江镇的防区，才能以情况紧急、不得不先斩后奏的借口，告诉皇帝自己在毛文龙的地盘无法把他带走，只能冒险杀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东江镇大本营皮岛、铁山、云从岛这些地方，那又太危险，可能杀不了毛文龙，甚至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是可能的。所以袁崇焕经过精心考虑，才挑选了双岛，这里既算是东江镇的防区，又远离皮岛，没有什么东江兵驻守，是下手的最佳地点。

毛文龙因为上次从宁远平安归来，也就放松了警惕，没带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焕早已经布置妥当，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以有机密事情相谈为由，让毛文龙的亲兵在帐外等候，然后把毛文龙带到在山上设立的一个大帐之中，随即下令左右将毛文龙拿下。

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说：皇帝赐我尚方宝剑，有专杀之权，就是为了诛杀你这种乱军之将！

不容毛文龙辩驳，即下令：推出帐门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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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明冤》，212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原始出处为《崇祯长编》。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清太宗实录》卷五

书信内容记载于《满文老档》

此事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录》：“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众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

原文见《崇祯实录》：“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范文五：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0.千古奇冤

七十、千古奇冤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吃空饷的将领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毛文龙。

在毛文龙生前，文官们不停的控告他冒领军饷，声称毛文龙只有两三万的军队，却谎报有十五万军队，所以毛文龙冒饷。这个逻辑完全不对。朝廷给东江镇的军饷一直都是二十万两左右，跟毛文龙说他有多少军队无关。按照关宁军的待遇，士兵每个月平均一点八两银子的工资，每年每人就是二十多两。即使按照文官们多次考察认证的最低数量，毛文龙只有二点八万士兵，那也应该每个月发大约五万两银子，每年的军饷就是六十万两。但实际发给毛文龙的，只有三分之一，相当于大约一万人的军饷。

毛文龙有没有冒饷，显然应该以他实际领到手的为准，而不是他向朝廷申请的为准。朝廷每年就给他发了一万人的工资，不要说毛文龙声称有十五万兵马，哪怕他声称自己有一百万、一千万兵马呢，也不能算冒饷吧？只有关宁军这种，声称有十几万，也实际按照十几万人来领工资，而实际只有六七万人，才能叫冒饷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应该是，那些从辽东逃难过来的、愿意上阵去跟金兵打仗的男丁数量有十五到二十万左右，毛文龙按照这个数量来申请军饷，有这个数量的军队，他就自信能够收复辽东。这也就是崇祯皇帝说的“荷锄是民、受甲即兵”的数量；而由于粮饷有限，勉强装备起来能够打仗的应该有五六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分散驻守在很多地方。驻扎在皮岛、铁山、云从这几个大本营的军队应该是三万多人。朝廷先后三次派文官来核查军队数量，第一次核查是六万，第二次核查是三万六，第三次核查是二万八，标准越来越严、人数越压缩越少，为的就是不给毛文龙增加粮饷。

但不管核查出来是多少，每年朝廷都是发的二十万两银子左右，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毛文龙每年要养活五六万士兵，负责从复州、旅顺、皮岛、宽甸的几千里战线，还要接济几十万逃过来的辽东难民，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难民需要依靠屯田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又让朝鲜半自愿半被迫的每年支援十万石粮食，还有就是招揽商船通过皮岛来做商业贸易，运点东北特产人参、貂皮之类的出去卖。

总的来说，东江镇的收支必然是极为紧张的。除了养活这么多人，还要购买马匹、火药、铁器、皮革、枪支、大炮、箭杆、翎毛等等。因为打仗需要大量的消耗军事物资。战死了的士兵，需要抚恤；立下了功劳，需要奖赏，这些全都需要钱。朝廷给的银子连花销都不够，更别说发工资。

关宁军号称十多万人，实际只有六七万，从来不出去打仗，每年光银子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皮岛也有五六万军队，经常出去打仗，每年银子却只能从朝廷领到二十多万两银子，可以想象有多么拮据。但宁远那边四个月不发工资，就发生士兵哗变；毛文龙这边被袁崇焕搞物资禁运，断粮八个月，也没有发生哗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几万人的军队，全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资，还要让他们时常深入后金腹地，与金兵厮杀。怎么样才能做的到？

这些人杀金兵杀起来都不手软，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享乐腐化，却让士兵们没工资没饭吃，他们早就造反把他杀了。拿着毛文龙的人头去投奔后金，保管吃穿不愁，何须等袁崇焕来杀？但东江在毛文龙治下，八年之间，就靠着朝廷那相当于关宁军一万人标准的粮饷，硬是撑了下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士兵哗变。

唯一的可能，就是毛文龙坚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之前，对于文官们弹劾某些太监、武将的贪污情形，我一般都会说，估计多少是有一些，但程度可能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但对于文官们对毛文龙所谓“冒饷”的弹劾，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完全不存在、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毛文龙自己没问题，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的多次向皇帝举报负责给他运钱运粮的登莱巡抚方面克扣粮饷。他不断的向朝廷抱怨，东江这边多么艰苦、多么艰苦，请朝廷多给钱、多给钱。就是在为东江的士兵们讨一个公道：同样都是大明朝的兵，为什么关宁军可以躲在城里领着大粮大饷却不跟后金打一仗，而东江兵孤悬海岛、远离故土，舍生忘死的与后金交战，人均领到的粮饷却只有关宁军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甚至更少？难道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

在文官们看来，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只有文官带的兵才能算是大明的嫡系部队，武将带的兵就是野孩子，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嚷嚷吃不饱，还敢说我们克扣，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幸好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还支持毛文龙。文官们于是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这都是毛文龙加入了“阉党”，阿附魏忠贤的结果。

但遍览毛文龙给朝廷写的所有奏疏，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魏忠贤，好像权倾天下的魏公公根本不存在一样。包括抗击后金入侵的那一仗，魏忠贤可是紧急给东江调集了粮草和银两支持的。登莱巡抚的报告里面，都特意说了：“皆赖厂臣（指东厂太监魏忠贤），沉谋秘算、授计行间”，皇上还批复“说的是”。这显然是拍魏忠贤马匹的最佳时机，但毛文龙的战报里面还是没有提到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以后，也没有说魏忠贤坏话，依旧当他没有存在过。

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前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的时候，毛文龙要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多有联系很正常。但是等广宁失陷，王化贞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以后，毛文龙竟然还不断的提到王化贞，每年都会。

天启四年十一月：“臣以偏稗，受旧抚王化贞之遣。”

天启五年九月：“辽东巡抚王化贞，牌委臣以二百之众，从东渡江。”

天启六年五月奏：“去年五月间，臣曾具疏请内臣一员，并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

天启七年二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广宁巡抚王化贞令，率一百九十七人抵镇江。”

崇祯元年十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抚臣王化贞令，诣攻镇江。”

崇祯二年闰四月：“臣初以都司，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名，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节选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每次简述自己创建东江镇的事，都会说是王化贞把我派过来的。照理说，老领导提拔了你，你当然应该报效知遇之恩；但是如果老领导因为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罪名进去了，在政治上完蛋了，就应该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官场生存的基本法则。但王化贞都判死刑了，毛文龙依然在公开上疏中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了。

毛文龙生于“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温柔之乡，却喜好兵法，孤身北上到东北参军，很有一番“投笔从戎”的理想。但官职太小，干不成事。眼看着辽东沦陷，自己却无能为力，壮志难酬。是王化贞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两百人去突袭镇江，使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官居一品、青史留名，不负平生之志。对王化贞，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所以在奏章中不断的提到王化贞，就是不停的提醒朝廷：王化贞是有功劳的，我的东江镇就是他支持开创的。希望能够救王化贞一命。在天启六年，文官们建议派一个文臣去东江节制毛文龙。毛文龙干脆就直接提议：“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这就是摆明了请求朝廷让王化贞将功赎罪，为此不惜把王化贞请到东江来管着自己。

毛文龙最后一次提到王化贞是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十八日的塘报。在这份塘报后面，有一条后人的批注：

“死矣，毛文龙！还撇不下王化贞吗？其笃于感恩图报若此！”

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厚道了。他是孙承宗提拔上来的，但是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被免职之后不久，他就在一封奏疏中说：

“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得。”（《三朝辽事实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在跟高第争论，反对放弃锦州。他说：如果按照胆小怕事的逃将和儒将们的做法，把锦州一带当成巡逻之地而不加以防守，那么就好像柳河之败一样，打赢了就说是我们主动出击，打输了就说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天下人可欺，你自己的内心是说不过去的！

袁崇焕这里主动揭孙承宗的伤疤，狠狠的打了孙承宗的脸。其实你说要守卫锦州就守卫锦州嘛，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非扯上“柳河之败”来作对比呢？这可是孙承宗最丢人的一件事啊！而且还把“儒将”和逃将并列，孙承宗就是著名大儒；又说什么“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孙承宗柳河之败以后，就向皇帝报告说这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以掩饰自己的惨败，被大家揭穿了的。如果孙承宗的谎言没有被揭穿，你站出来揭穿，那是坚持真理、勇于直言。但它已经被揭穿，孙承宗都下台了，袁崇焕还要旧事重提，如此讽刺贬损孙承宗，那就很不厚道。当时孙承宗已经失势，魏忠贤正准备清算关宁军吃空饷的问题。袁崇焕这么干，有落井下石，跟孙承宗划清界限的嫌疑。

划清界限以后，袁崇焕就开始不停的拍魏忠贤马屁，只要能跟魏忠贤扯上关系的地方，奏疏里面都要大谈厂臣的功劳。比如在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奏章中写道：“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

当然，拍马屁的顶峰还是申请在宁远给魏忠贤建生祠。

建生祠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明朝应该是一个常见的风俗。李贽在云南在知府，当地人民就给他建过生祠；打击李贽的冯应京在湖北据说做官做的也很得民心，也有人给他建生祠。所以有些官员用建生祠的做法来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天启皇帝也很支持，还每次都给生祠亲笔题词。第一个生祠，天启皇帝题词为“普仁”；袁崇焕建的生祠，天启皇帝的题词为“元功”。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说：“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是不对的。毛文龙就没有给魏忠贤建生祠，不仅没有被罢官，魏忠贤还要给他增加军饷。所谓“立刻就会罢官”云云，过分夸张，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在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督抚当中，袁崇焕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全国各地先后总共给魏忠贤建了四十多个生祠，在《明熹宗都察院实录》中都有记载。按申请建设的时间顺序排名，袁崇焕排第九，很靠前的。看起来不像是害怕被罢官的被动之举，而是反应比较迅速的积极主动之举。

而且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时间也选的很好：天启七年四月。正好是后金入侵朝鲜，毛文龙在率军与金兵血战，而袁崇焕拒绝救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还忙里偷闲给魏忠贤建生祠。

不过魏忠贤对这些东西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崇焕再怎么拍马屁、建生祠，朝鲜之战、宁晋之战打完，发现袁崇焕总是拒绝援助友军，金兵以来就龟缩在城里啥也不管，立刻既把他撤职了。而毛文龙完全不理会魏忠贤，魏忠贤却让天启皇帝把东江镇的军饷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毛文龙是大将风范，魏忠贤是政治家风范，两人之间才是真正的国士之交。

以袁崇焕的认识水平，他当然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在他看来，老子拍马屁、建生祠，魏忠贤都不理我，还撤我的职，你毛文龙竟然还被增加军饷，肯定是比我干的还厉害，偷偷摸摸的给魏忠贤当干儿子、送钱行贿、修庙建祠了。所以他杀毛文龙的时候，还给毛文龙列了一个罪名：攀附阉党、结交近侍。

这条罪名不仅没有丝毫证据，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罪名。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已经下旨，打击阉党到此为止，此后不再追究攀附魏忠贤之罪，“纵有遗漏，亦赦不问”——即使有没发现的、遗漏的人和事，也一律不再追责。但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还是打着这个旗号把毛文龙杀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袁崇焕说毛文龙与皇太极议和，大逆不道。其实毛文龙跟皇太极通信都是上报朝廷了的，为的就是骗几个人过来杀掉，皇太极派去皮岛的四个使者就给毛文龙抓了送到北京杀了；而袁崇焕当了督师以后跟皇太极议和崇祯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双方互派使者你来我往都好几趟了，白喇嘛到宁远一住就两三个月。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概括起来说，就是：

一个按照十几万人领军饷，实际只养了六七万人，打仗只有一万多人的将领，以冒领军饷的罪名，把一个按照一万人领军饷，实际养了五六万人，接济安顿几十万辽民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给魏忠贤拍马屁、建生祠的将领，以攀附阉党的罪名，把一个从来没说过魏忠贤一句好话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跟后金秘密议和的将领，以勾结后金的罪名，把一个将后金议和使者绑送北京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把大量粮食和布帛卖给敌国同盟的将领，以非法贸易的罪名，把派人到敌人地盘去挖人参、捕貂皮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缩在城里从来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将领，以畏缩不前、数年无功的罪名，把无年无月不与金兵交战，获得的敌人首级仅经过文官集团查验过的就有二千八百多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敢瞒着皇帝与敌国议和、瞒着皇帝送粮食给敌对联盟、敢在战时抗旨拒不救援友军的将领，以不服朝廷节制的罪名，把一个持有皇帝尚方宝剑的将领给杀了。

翻开中国的历史，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的事，厚颜无耻到袁崇焕这种程度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好，跟秦桧谋害岳飞、史弥远截杀韩侂胄不同，这一次，袁崇焕没有能够逃脱惩罚。

皇太极亲率大军打到北京，大获全胜，威望提高，也可以开始整顿内部问题了。在退出长城的时候，留下二贝勒阿敏带着五千兵马守卫喜峰口旁边的遵化等四座小城。这明显是在坑阿敏。五千人留在长城以里，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皇太极实际上给了阿敏两个选项：要么战死或者被俘，要么承担失守城池的责任。

崇祯派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等各路援军，去收复遵化。阿敏得知明朝十多万大军朝着遵化城开过来，就把城池焚毁一空，带着五千兵马和财物退出了长城。皇太极抓住机会，把阿敏抓起来论罪，又在岳托等人的指证下，把他当年去打毛文龙结果改打朝鲜，而且打算在朝鲜称王的事情翻出来算总账。廷议的结果，判处阿敏死刑。皇太极宣布宽大处理，改为终身软禁，消除了阿敏这个最大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这次收复遵化，明军其实根本没有跟后金交锋。不过也算是孙承宗和祖大寿立下了功劳，崇祯非常高兴。孙承宗和祖大寿于是趁机上疏为袁崇焕说情。崇祯见了，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觉得关宁军还是能打仗的。而且经过调查满桂被箭伤的事情至少应该不是袁崇焕故意的，就说：“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攫用。”这就是要放袁崇焕一马了。

但是真正“鞠问明白”之后，崇祯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

袁崇焕私自与皇太极互相遣使议和的事情被揭露了出来。袁崇焕上疏说杀毛文龙跟钱龙锡协商过，但钱龙锡给皇帝的解释是，这不过是礼节性的闲聊，最后告别的时候提过一句担心毛文龙不受节制。但调查显示，在这种过程中，袁崇焕跟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长期秘密通信，反复协商密谋，岂止是提过一句那么简单？

崇祯皇帝愤怒了：边将与敌国元首谋款议和，使者往来如梭，辅臣与边将协商斩帅，信件传递不绝，他竟一无所知；杀毛文龙哪里是什么逼不得已，完全是精心谋划！他下明旨禁止资粮于蒙古，袁崇焕竟然阴奉阳违。

说什么“五年平辽”，结果一年时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说什么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结果给后金带路攻打喜峰口的就是喀喇沁部；

说什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结果后金未损一兵一卒就越过了蓟州防线，以至京城被围、生灵涂炭。

这样的罪行要是不杀，天下再无可杀之罪！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审问，在取得了袁崇焕等人的口供以及各种往来书信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最终给袁崇焕定罪：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上面的这些罪行，全都证据确凿。至于叛国、射伤满桂等缺乏证据的罪名，都没有写进去。至于《明史》里面编造的太监告密之类的故事，更是全无影子。这是一个严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最后，袁崇焕被判处凌迟处死。

京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居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亲人在这一次战火中惨遭后金屠杀或是被掳掠出塞，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袁崇焕可谓恨之入骨。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之时，刽子手们一两银子卖袁崇焕一块肉，很快就被围观者一抢而光，当场生吃，嘴角流血犹然唾骂不已。

谈迁，《国榷》，5473～5476页

其中天启二年的时候袁崇焕本人就奉孙承宗的命令去亲自查验过一次，查验的结果是“俱是真正壮夷”。有关毛文龙的更多事迹，可参考杜车别《明冤》一书。

谈迁，《国榷》，卷90。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下），第718页。

《崇祯长编》卷37；谈迁，《国榷》，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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