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玖_
范文一：浅谈儒家思想的发展史
浅谈儒家思想的发展史
及志平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汉书〃艺文志》中讲："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说文解字》中讲：儒，柔也，术士之称。 庄子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受到重创。再至汉代，汉王朝统治者认为孔子继承了华夏民族文化，因而宗经而尊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了儒家学派的统治地位。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这便是"理学"。到康乾时期，儒家学派发展到了 巅峰。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儒学遭到空前大难，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一劫，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
孔孟儒学虽历经沧桑，但能绵延至今，而又以顽强的生命力重现辉煌，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 儒家之所以成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让我们从诵读《论语》开始，弘扬传统文化，早日实现儒家文化的复兴，为国家的富强贡献力量。
范文二：孔子儒家
1、四书五经的内容: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
五经：
《诗经》《风》《雅》《颂》
《尚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礼记》（《周礼》、《仪礼》、《礼记》 ）
《周易》（《经》和《传》）
《春秋》（春秋左氏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2、简述孔子的思想内涵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核心的，“仁”即仁爱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孔子思想的理论基石。孔子说:“仁者, 人也。”(《中庸》) 在他来, “仁”是人的本质, 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在集中体现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9次。孔子从不同角度对“仁”作了解释，从中可见孔子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爱人，包括爱亲、爱众。二忠恕之道，三恭、宽、信、敏、惠，四克己复礼为仁
3、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翻译及表达了孔子怎样的思想？
翻译：（一） 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是指一列八个人，八佾指64人。孔子在议论季氏时说：“在他的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也能够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
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犯上作乱，违反《周礼》的事不断发生，季化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表达了孔子对礼乐制度混乱的愤怒。八佾是天子之乐而季氏不过鲁之公卿，从中也可读出礼崩乐坏的现实，同时体现了孔子对于礼的敬重与维护，反映了孔子思想中封建、不开明的一面。
4、孔子仁爱的思想在春秋时期为什么不受欢迎？
联系当时时代背景,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不发达, 且地方分裂割据, 动乱多, 这时候需要的是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专政制度, 而他的仁爱, 等观点无利于当时的统治者的执政。同时春秋时期战乱连年，诸侯林立，仁治适用于国家稳定的时期，外忧内患都以铲除，以仁治修生养息，故在春秋战国时期推行仁治，只能徒取灭亡。
如欲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白话翻译及表达的思想感情？ 翻译：如果要使天下太平，面临今天这样的形势，除了我以外，还会有谁？
其底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首先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勇于为天下担当的精神，其次
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知识和技能把自己武装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全人类，在此要充满自信的施展自己的才能，真正做到积极入世，达济天下。
A 列举中国历史上五位儒学大师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康有为、梁启超 列举论语中的五句话或五个与之有关的成语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zhì）也。” 学习态度：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品德修养：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 ，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wú)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chuán ）不习乎?”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成语:不耻下问、不亦乐乎、从心所欲、当仁不让、后生可畏、举一反三、诲人不倦、见义勇为、理屈词穷、家喻户晓、杀身成仁、年富力强、手足无措。
列举五种儒家的价值观
恕道、仁爱、和为贵、中庸、诚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列举五种儒家的著作
《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尔雅》、 《孝经》
论述题 结合自己生活的点滴，谈一谈“如何从我做起，关爱自己，关爱他人”
答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
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
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
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
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范文三：围棋文化发展史：孔子孟子列子说围棋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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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特别说明的是：同为孟子，据《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博养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在此，孟子认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不孝行为表现为五种行为：其一，四体不勤，不尽赡养父母之责；其三：贪财吝货，娇妻溺子，不尽赡养父母之责；其四：放纵声色，辱及父母；其五：逞勇好斗，危及父母。其中第二不孝即为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其一、三、四、五之不孝均好理解，惟第二不孝之“博弈”到底应作何解？笔者以为此句应解释为：赌博酗酒，不尽赡养父母之责；也就是说，此处的博弈，应专指博戏，而非弈棋，这与前面谈到的孔子所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中的博弈当作同一解释。
可是经常有人将孟子“博弈好饮酒”句解释为赌博、下围棋、酗酒，并并据此得出结论，如下面所摘引的两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士大夫阶层最初是瞧不起围棋的。孔夫子在《论语》里说，下围棋的都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是成不了贤人达士的。他把围棋看做无聊消遣的东西了。他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以后有人攻击围棋时，常说些类似的话。
孟子师承孔子，在这方面持同样见解。他曾说：“下围棋的人嗜好饮酒，甚至能够不顾父母养育之恩，不尽孝敬之义。”}
甚或有人得出更为偏颇的结论：
2{战国时期，出现了对围棋贬斥得十分尖锐的言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善事父母为孝，古人对孝极为重视，被视为人伦之大节，孔子就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兄）”（《论语·学而》）的训导。将围棋列为五不孝的行为之一，足见世上一些人对围棋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孟子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游历齐、宋、魏等北方诸国。五不孝的说法既然是“世俗所谓”，足见在北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下层中，围棋已经流行开来了，而且以钱财作注赌棋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围棋而不顾奉养父母。”
孔子
若如上述，则孟子《孟子·离娄下》与《孟子-告子章句上》岂不是自相矛盾？笔者以为，既然孟子将围棋列于六艺中的“数”，当然不可能再将其与博相提并论。
列子
其实博也好，以及后来出现的摴蒲也好，都是一种棋类游戏，晋人张湛在《列子·说符》的注里，引用了一段《古博经》，具体记载了小博的玩法，是至今能找到的最详尽的纪录：“博法：二人相对为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为‘水’，用棋十二枚，古法六白六黑。又用‘鱼’二枚，置于水中……二人互掷彩行棋，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盔，获二‘筹’，翻一盔，获三‘筹’……获六‘筹’为大胜也。”；这里我们无需去研究博的具体玩法，只需注意“二人互掷彩行棋，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句即可”，《战国策·魏策》也有：“夫枭之所能为者，以散棋佐之，夫一枭不敌五散也明矣！”足证古人将博归类于棋类游戏。
《战国策》
（未完待续）
《围棋文化发展史》 作者李昂 每周四定期更新
唐朝中日巅峰对决 第一次围棋战
唐朝围棋交流
从唐代始，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一、
公元848年，也就是唐朝唐宣宗大中二年，这年三月的一天，日本遣唐使在觐见完唐宣宗后，突然叫住了唐朝鸿胪寺的官员。
“还有什么事？觐见了皇帝就启程回你们的国家去吧。”唐朝鸿胪寺的官员对日本人说。鸿胪寺是唐时期负责外交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
“我们有小小一事相求。”日本人笑容背后藏着自信。
“说吧。”鸿胪寺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想搞什么鬼。
二、
围棋起源于中国，“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但它具体起于何时，源自何人，至今尚未定论。
“围棋”二字最早出现于西汉杨雄的《法言·问道篇》：“围棋击剑，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在先秦时期，它有一个更普遍的名字：弈。如《关尹子》的“两人弈，相遇则胜负见”，《尹文子》的“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弈，围棋也，从艹，亦声”。“弈”字频繁见诸史籍，说明围棋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流行。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朝时，围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都是围棋的爱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唐朝不仅王公贵族，文化名流，连民间的贩夫走卒也多能下棋，京城长安下棋几成风俗。
唐朝还曾设棋博士，由擅长下棋的宦官担任此职，专教宫人下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有内教博士十八人，……庄、老、太乙、篆书、律会、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
到了唐玄宗时首次创设围棋待诏，官阶九品。设立围棋待诏，围棋手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说明围棋在唐朝已经出现专业化，职业化的趋势。
由于唐朝在当时亚洲的影响力，其兴盛的围棋文化也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围棋热，日本是其中之一。
三、
“我们想和唐朝的围棋高手切磋一下棋艺”，日本遣唐使说。
鸿胪寺官员问：“怎么切磋法？你们都有谁啊？”
“我们派出的是咱日本的王子，在日本围棋界排名第一。”日本方面自豪的说。
王子？第一？鸿胪寺的官员把日本的请求和情况禀报了唐宣宗。唐宣宗心想，不同意吧，会让日本以为我大唐畏战，但对付此等小国，也不需劳师动众。于是他吩咐鸿胪寺只安排水平中等的棋手对弈日本王子，挫挫他的威风。
结果，日本王子胜。
唐朝官员不免紧张起来，大唐怎么能输给日本呢？看来来者不善，为了挽回大唐的面子，唐宣宗立即宣旨，翰林院棋待诏顾师言迎战日本王子。
顾师言，翰林院棋待诏，官阶九品，晚唐围棋第一高手。他的对手，日本王子，日本国内排名第一的棋手。
中日史上第一次围棋最高水平的较量拉开帷幕。
对战一开始，日本王子就步步紧逼，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顾师言却如闲庭信步，不理会对方的咄咄逼人。他希望速战速决，就像战胜以前的对手一样。
但过了不久，顾师言就开始紧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眼前的这位日本王子的棋艺确实非常人能比，不容低估。在以往，他二三十招内肯定能完败对手，但眼前的这位日本王子，不仅不能轻松取胜，而且他险招跌成。顾师言的手心开始冒汗，每一步对他来说都变得如履薄冰起来，他知道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否则一失足则千古恨。
但糟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下到第三十二手的时候，日本王子以弃边子为铒，意图诱捕顾师言的二块腹子，结果，顾师言果然中计入伏。棋局出现了双征的局面，也就是说逼得顾师言两路棋必须丢掉一块的地步。
王子更加得意起来。
顾师言举起棋子，思前虑后，久久难以下着。下一步如果不能走出解双征的棋法，他必败无疑。他知道此战的重要性，不仅君命不可辱，而且一旦输给日本，大唐将颜面扫地。
四、
据考证，在唐之前的东汉（一说南北朝），围棋可能就传入日本，但技艺平凡。直到唐朝时期大量遣唐使来华，将棋谱、口诀带回日本，才使得日本的围棋技术突飞猛进。
日本围棋技术大幅度提升当然得益于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对四邻开放的政策，但日本人积极学习的心态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享保十二年（公元1727年）正月二十九日，日本围棋四大门派掌门人（本因坊道知、井上因硕、安井仙角、临门入）在一张已有字迹的书状上签了他们的名字，书状上写着：“围棋创自尧舜，由吉备公传来。”
吉备公即是吉备真备。书状上说围棋是尧舜创造的，并且由吉备真备传入日本，当然是某些日本人的一家之言，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棋界对吉备真备的推崇。
吉备真备何许人也？
时间回到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23岁的吉备真备跟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随后进入国子监读书。在中国的17年时间里，他广泛涉猎经学、史学、天文和历法等中国知识，当然重要的是还有棋艺。据日本《江谈抄》和《珍瑰集》记载，吉备真备在中国学习了棋诀、棋艺后，回到日本积极推广，为日本围棋的普及和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日本依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跟围棋的故事。
日本围棋水平的提升当然不是一人之力一时之功所完成的，吉备真备只是众多来华学习围棋技术的日本人中的一个缩影。除了吉备真备，还有少胜雄，据说他是日本圣武天皇专门派去唐朝学习围棋的。比如还有著名的辨正和尚，他在唐生活30年，其棋艺之高超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在没登基做皇帝之前李隆基屡屡召他下棋。正是天皇的重视，以及众多日本人坚韧进取的努力，使得日本的围棋水平快速提高，在晚唐时迎头赶上，敢与中原一争高下。
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顾师言依然苦苦寻觅对策。正当日本王子以为他无计可施必将束手就擒的时候，突然，顾师言举棋的手缓缓落下，这一落仿佛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力，整个棋局立马豁然开朗，乌云见日，腹中两块白子被征的危险顷刻解除，形势出现大逆转。
得意洋洋的日本王子立马瞠目结舌，暗暗称奇，随后投子认负，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走下去了。
顾师言胜！
由于棋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顾师言第33手的具体下法，我们只知道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镇神头。
“请问这位顾待招是第几手棋士？”，赛后日本王子悄悄问鸿胪寺的官员。
“第三手而已”，鸿胪寺为尽快结束这硝烟四起的棋局以避免节外生枝，撒了个谎。
“我可否向第一手请教？”，日本王子问。
“当然不行，你胜了第三手才能和第二手下，赢了第二手才能和第一手下，你现在连第三手都赢不了，按照规则还不能和第一手下”，鸿胪寺官员解释说。
日本王子叹了口气。
至此，唐朝和日本的围棋最高水平的对决圆满结束，这也是中日第一次围棋战，发生在中日第一次军事战争白江口之战185年后，围棋对弈如同军事对垒，唐朝皆胜日本。
（文章来源：历史之家 作者：慧慧菜）
范文四：孔子儒家文化
谁能列举论语中最常用的十五句话？谢谢
1、《论语·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2、《论语·先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3、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在常用以表示事态发展到极顶的程度，也表示"淋漓尽致"的意思。
4、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担任那种职务，就不考虑那方面的事情，语出《论语·泰伯》
5、从心所欲;随自己的心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6、当仁不让;语本《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朱熹注："当仁，以仁为之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后来泛用"当仁不让"表示遇到应该做的事，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做，不应该推委。
7、恶衣恶食;粗劣的衣食。《论语·里仁》："士致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8、发愤忘食;用功学习，努力工作，忘记了吃饭。《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爰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女，同"汝"，你；爰，何。）后泛用以形容十分勤奋。
9、犯上作乱;犯上：触犯长上；作乱：指造反。《论语·学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10、割鸡焉用牛刀;宰鸡何必用宰牛的刀。比喻做小事情不必费大力气或大材不能不用。《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也作"杀鸡焉用牛刀"。
1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把活儿做好，首先要使工具精良，语出《论语·卫灵公》。
12、好行小惠;惠：同"慧"，聪明。原指好耍小聪明。《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后也指爱施小恩惠。
13、后生可畏;后生；年轻人，后辈；畏：这里指敬服。年轻人很容易超过老一辈，他们是可敬畏的。《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后多用此称赞有志气有作为的年轻人。
14、诲人不倦;诲：教导。教人时不嫌疲劳。形容教导特别耐心。《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5、惠而不费;惠：施惠，给人以好处；费，耗费。施惠于人，自己又无所耗费。《论语·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后来常用以形容有实利而不多费钱财。
16、家喻户晓;家家户户都知道。形容人人皆知。《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程注"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
17、见义勇为;看到了争议的事情就奋勇地去做。语本《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18、举一反三;比喻从懂得的一点，
类推而知道其他的，形容善于类推，能触类旁通。语本《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19、理屈词穷;利用站不住脚，无话可说。《论语·先进》："是故恶夫佞者"朱注"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词穷，而取辩于口以御人耳。
2.古代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是（第五位为王阳明）？
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周郭颐，陆九渊，王阳明
2.何谓四书五经？？？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诗》《书》《礼》《易》《春秋》
．3 请列举五个孝子：朱熹，董永，子路，孔子，孟子
4． 请列举五个儒学的普世价值观：仁，爱，诚信，中庸，和而不同
5． 四书，五经，，自己找吧
6． 为什么孔子的仁爱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欢迎？
孔子的思想强调“仁”,”礼”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体系，而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国都尽力发展军备作战以求生存。频繁的战争显而易见会破坏社会秩序，故孔子的思想难以实现。历史统一的趋势要求通过战争统一天下;孔子生活的时代兼并战争频发，所以诸侯不欣赏孔子的仁爱思想。
7． 解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一） 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一佾是指一列八个人，八佾指64人
(二)用八佾舞于庭，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甚么不能容忍的吗？
（三）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犯上作乱，违反《周礼》的事不断发生，季化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孔子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话反映了孔子对此事的基本态度。
8. 如何理解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如果想要管理一个国家并使其为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其底蕴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首先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勇于为天下担当的精神，其次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知识和技能把自己武装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全人类，在此要充满自信的施展自己的才能，真正做到积极入世，达济天下。
二．论述题
1.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谈一谈“如何从自我做起，关爱自己，关爱他人？”
(1)培养自己的儒家政治（2）通俗的讲，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修身养己的原则目标（3）用知识武装自己，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智慧在社会上为人民谋福利
1.）“仁
爱”要求我们首先要孝顺父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记得常回家看看，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关爱父母，而不是在物质上给予父母回报。对于“亲“，也就是自己的亲人，不是爱情和仁爱的问题，而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爱，是爱之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一个层次。
2.)关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善待自己的老人，推及到善待别人的老人;从关爱自己的孩子到关爱别人的孩子。
3.) 关爱自己：正命者不立于危言之下。《孝经》：身体皮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我们应守护我们生命的长度。
2结合自己的实际说说“怎样从儒家中汲取智慧，使生活学习变得更加从容快乐”
1）. 恕道：同情 宽恕 包容
2）. 仁爱 ：亲爱父母 关爱他人
3）. 和为贵 ：处理好关系 和谐为贵
4）. 中庸：执两用中 不走极端
5.） 诚信：以诚待人
(1)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是我们人类的终极目标（2）
范文五：孔子与儒家讲稿
孔子与儒家
一、西周时代
按照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的记载，周王朝始祖姬弃和夏王朝的始祖大禹、商王朝的始祖子契一样都是尧舜时代的大臣，后来几经周折，到了第十三代古公亶父始定居于岐山，而周族也在此时开始变得强大，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文王姬昌时代，周族的势力可以同当时的商王朝一比高下了，而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最终消灭了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建立了周王朝。
周王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这些制度大体可归纳如下：
1、封建制度。西周初年，当时统治者出于建立和维护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对王室宗亲和功勋贵族及服从部落的首领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封国据史料考证达到二百多个，而这些封国中以周王室同姓血亲及姻亲居多。其他非王室贵族封国，除战功卓著的姜尚外地位均低于王室封国。各封国虽然从属于周王室，但又自成体系，在对周王室尽了规定的义务后内政完全自理。分封是层层进行的，因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秩序，周天子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是诸侯、卿、大夫和士组成的各级“封君”，这些封君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每一级封君一方面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又从属于上一级封君。
2、宗法制度。殷商以前无嫡庶之制，王位一般是兄终弟及，而到了周代之后开始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继承制又演变出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王位当上天子后变成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异母弟
则被封为诸侯，是谓小宗。在诸侯国内，每世诸侯之位也由嫡长子继承，是为诸侯国内的大宗，他的诸弟被封分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在自己的采邑内亦为大宗，其余诸弟封为士，为小宗。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不再分封，为平民。简而言之，诸侯于天子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而在本族内则为大宗。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
在宗法制下，小宗必须服从于大宗，受大宗的治理和约束。各级大宗享有祭祀祖先的特权，其他小宗则没有这个权力，后者只有通过对大宗的尊敬才能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如果说分封制体现的是一种“尊尊”的原则，那么宗法制则体现的是一种“亲亲”的原则，而“尊尊”要以“亲亲”为前提，周天子既是天下大宗，也是整个王朝政治上的共主。周王朝通过分封制与宗法制，使得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井田制度。井田制是在西周时期开始推广普及的一种土地制度。由于关于井田制的相关考古资料的缺乏，有学者却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真正整齐划一的井田制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贵族聚敛财富的方式和社会管理办法，松散的井田制是有存在的。将一块大面积的土地，一份作为公田，其余的作为私田分给各个庶民家庭。私田的收入归庶民自己，但条件是他们必须首先完成公田的耕种。公田为贵族所有，土质当然肥沃，灌溉条件也应是最好的，庶民耕种者必须先公后私，公田的收成不能低于私田。古人把这种劳
动产品再分配的方式"雅化"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即贵族。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许买卖。
3、礼乐制度。礼与乐在中国文化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学者们常将中国文化称作“礼乐文化”。礼乐皆出于周公的制定，史称“制礼作乐”。周代的礼制是一套严格复杂的等级制度，其内容包括冠礼、丧礼、聘礼、燕礼、飨礼、祭礼、军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觐礼、朝礼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同，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朝以礼乐安天下的政治方针，而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使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普通百姓安守他们的职责和本分而不能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可知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和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中最突出的代表，它们的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已到其发展的顶点，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制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礼崩乐坏
西周末，周王室发生了一系列内乱，周幽王的太子宜臼迫于压力，将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把周平王迁都建立东周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统
一天下的历史时段称为“春秋”和“战国”时代。
从春秋时代开始，周王室的统治权威江河日下，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开始了激烈的争霸战争，随之而来的是西周建立的各项制度纷纷崩解，也就是孔子所称的“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了由“周制”向“秦制”转变的过程。
礼崩乐坏是对于封建社会礼乐制度逐步走向解体的描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
2、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对于春秋时的混乱状态，墨子曾有过很好的概括：“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的混战中，产生了号称“五霸”的诸侯国国君，他们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越王勾践。五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以维护早已衰弱不堪的周王室为号召，召开各种诸侯间政治同盟性质的大会，保护肯于依附的诸侯国，打击不肯依附的诸侯国，在显示个人霸政的同时，也力图在混乱不堪的局势中寻求稳定。
3、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前所述，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的是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从属于那一级就使用那一级的礼乐。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
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治权力。
4、作为传统封建制度基础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父子相功，手足相残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局面。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制礼作乐及对军队发号司令本是周天子的权力，但在动荡的春秋时代，诸侯王、卿大夫乃至大夫的家臣都窃取了这种权力，例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在孔子看来，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
三、轴心时代。
“轴心期”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重要概念，认为在公元前数百年的时候，人类至今赖以自我意识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
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而那些曾经辉煌一时，但没有发生“哲学突破”和“终极关怀的觉醒”的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无一外例地衰落，变成了文明的化石。
四、孔子的生平。
孔子，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祖先是殷商贵族，后为春秋时宋国皇室成员，他的祖上孔父嘉因得罪宋国权臣华父宋督被杀，孔父嘉的后人放叔畏祸逃到鲁国，历经两代生孔子。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属于姬姓“宗邦”，是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国，
因此尽得周王室礼仪典册之副，在各诸侯国中，鲁国拥有最完备的周礼制度，孔子后来走上维护宣扬周礼的思想道路，和他从小受到周礼文化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孔子出生三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他青少年时家庭生活比较贫困，做过一些比较低贱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成年后所说“吾少贫而贱，故多能鄙事，尝为委吏乘田”，委吏即是仓库管理员，乘田是主管牛羊放牧的小官。
孔子十五岁时有志于学，二十多岁时关心政治，常就国家大事发表一些见解，而且他名气越来越大，一些贵族和平民都来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周礼，孔子也扩大了办学范围，一改往昔只有贵族才能上学受教育的传统，兴起了“有教无类”的平民办学之风。
在孔子的时代，鲁国的政权被“三桓”（因其均为鲁桓公的后人而得名）所把持。鲁昭公二十五年，“三桓”和鲁昭公发生武力冲突，孔子为躲避战乱而来到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曾想把尼溪之田封给孔子，被齐国重臣晏婴制止，而齐国的一些贵族也想加害孔子，孔子被迫返回鲁国。
鲁定公六年，“三桓”之一的季桓子被自己的家臣阳虎架空，孔子一向不满这种不符周礼的政治乱象，退隐在家修著《诗》、《书》、《礼》、《乐》，跟从他学习周礼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阳虎把持鲁国政权，想借孔子的名气增加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几次想拜见孔子，都被孔子谢绝了，但终有一天被阳虎堵在路上，在阳虎的力劝下，孔子同意出仕，做了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打击“三桓”势力，力主拆毁他们所建筑的城堡，即所谓的“隳三都”，季孙氏和叔孙氏的据点相继被拔除，但轮到孟孙氏时遭到强烈抵制，“隳三都”政策功亏一篑。齐国得知鲁国重用孔子，甚感畏惧，于是八十多名美女分化鲁国君臣，鲁定公和季桓子果然中计，整日迷恋歌姬舞女不理朝政，孔子大为失望。后来鲁国举行郊祭，按例祭祀之后要送祭肉于大夫，但孔子却没有接到祭肉，孔子明白自己在鲁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被迫率领众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行程，是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带领弟子来到卫国，卫灵公礼遇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给孔子年俸六万粟，但却不准孔子参与卫国国政。卫灵公夫人南子仰慕孔子的为人，很想见见孔子，但南子的名声不怎么好，孔子本不想见她，但经不住南子再三派人请见，孔子不得已去见南子，子路对此大为不满，孔子在弟子面前发誓此次会见纯属不得已。
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去世，卫国因为继承权问题发生内乱，孔子和众弟子再一次踏上周游列国的旅程。孔子一行经过曹国来到宋国，宋国司马桓魋嫉恨孔子，扬言要杀掉孔子，弟子敦促孔子快速离开宋国，孔子淡定地说“老天把复兴周礼的大任降到我的身上，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离开宋国后，孔子来到陈国，行到半路上没有粮食了，师徒饿得走不动路了，而孔子仍旧弹琴唱歌，不以为意，子路见了发怒道：“圣人君子也有穷困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吗？”孔子回答道：“君子在穷困的时候也会保持道德原则，而小人一旦穷困了就会无所不为。”
孔子师徒一直在陈国挨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子贡求楚国人救了他们。楚国派在陈国执掌实权的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听说后对子路说：“你何不这样回答他，孔子这个人，做学问研究真理从来不感到疲倦，教导别人从来不感到厌倦，发奋读书常常忘了吃饭，因为做学问研究真理而高兴地忘记了烦恼，而且从来也没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老年。”孔子六十三岁那年由楚国返回卫国，在这前后，他分别遇到了隐居世外的高尚人士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有若为季康子立下战功，季康子派人持币迎接孔子，至此，在外周游列国十四年之后，孔子终于回到了母国。
孔子回到鲁国，虽然受到鲁国君臣的礼遇，但在政治上依然得不到重视，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孔子打破贵族教育垄断，开平民教育先河，一生授徒三千，其中德业有成的七十二人。孔子整理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献，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晚年，他最器重的两个大弟子颜回和子路都先他而去，孔子和颜回、子路情同父子，他们的逝去，对孔子的打击相当大。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是不祥的征兆，喟然而叹曰“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了《春秋》的删定整理工作。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子贡来见病中的孔子，孔子拄杖倚门责备子贡来的太晚，孔子以歌为叹“泰山快要坍塌了，梁柱快要折了，
有智慧的人快要死了”，唱罢哀哭流涕，对子贡说：“天下混乱无道已经很久了，没人采纳我恢复周礼的主张。夏人死后在东阶殡殓，周人死后在西阶殡殓，殷人死后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先人就是殷人啊。”
在床上躺了七天之后，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7日）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孔子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众弟子为他守丧三年，其中子贡守了六年方才离去。一些弟子和鲁国人依墓而居的有上百户，因此命名为“孔里”。 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至今。
五、孔子的思想。
1、孔子的天命观和鬼神观
《论语·乡党》中说孔子“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而且他还赞扬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这些都说明孔子对祭鬼神之事非常重视。
但是，《论语》中的某些言论，还是很容易引起关于孔子是否相信“鬼神”之存在的争论的。例如：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之久矣。”（《论语·述而》） 子问“有诸”，到底是在问什么呢？是在问“有鬼神吗”，还是在问“有此礼吗”，或是在问“有需要祷请鬼神的事吗”？联系上下文意思，我们知道孔子事实上并没有像子路说的那样去祈祷，但他却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自己平时修身正行，恭肃
于鬼神，无过可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理解的“鬼神”的道德性与“天”是一致的。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孔子这里回答樊迟的，都是做官的所要注意的事情。“敬鬼神而远之”，怎样算是“敬”，怎样算是“远”呢？孔子之所谓“敬鬼神”，在礼上表现为进行正当的祭祀活动，在本质上则是修身以恭顺于“鬼神”，而不是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鬼神”的福佑。与其祷请鬼神，不如修身养品德。如果道德品质差，再祈祷也没用，鬼神不会帮助一个品质恶劣的人。此类事情，为官的应当“远之”。所以孔子教导樊迟要务民之义，老老实实地为百姓谋福利，不能像殷代那样实行“鬼治”，“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有人认为，这句话中，子路是在问鬼神有无，人死后怎样之事。这实在是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论语·为政》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实际是在问祭祖之礼；问“事死”，实际是在问丧葬之礼。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所以子路所问并无不当之处。但孔子不回答他如何“事鬼神”、“事死”，是因为他还未知“事人”与“事生”。“事鬼神”、“事死”之法全由“事人”、“事生”推得。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祭祀亲人，就好像亲人还在时那样。亲人还在时都不知道要孝要悌，死了自然也不知道该如何祭祀。孔子实际上是在教育子路要学会事亲。然而，从侧面也可以证明一点：孔子并没有利用鬼神祭祀来教育人们要孝悌，而是相信鬼神之实有，不能事人者亦不能事鬼神。
由上述诸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信“鬼神”之实有，并且认为祭祀鬼神是人类道德伦理规范的一种体现。因此“鬼神”之事归根到底就是“人事”，所以孔子不常谈“鬼事”，而强调“人事”。
在周代以前，人们把天看做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呼风唤雨，掌管人间事物，天的性格是人类理性无法把握的，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祈祷祈求天神保佑。而到了周代，天具有了道德属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天”大公无私，只辅佐有德之君。因此只有有德之君才能得到“天”的眷顾。而周王一开始就自称为“天子”，并亲自祭祀“天”。“天子”当顺从“天”，以“天”的意志为意志。“天”是爱护民众的，“天子”亦要爱护民众。“天”以民众的意志作为赏罚的根据，人民要求的事“天”必满足，所以“天子”若苦待民众便是违“天”之命，“天”就不再保佑他。
孔子一生都在推崇西周，周人对“天”的理解也深深的影响着孔子。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奥”是房子的西南角，“宗庙及五祀之神皆祭于奥” “灶”是灶神。孔子认为，“天”超乎这些之上，若得罪了“天” ，祈求这些
神灵又有何用？反过来说，若不得罪于“天” ，这些神灵又能奈我何？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超乎万神之上。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由上观之，孔子认为“天”是全知全能，公正严明的。因而他可以向“天”起誓说，若有做不好的事情，就让“天”来惩罚。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意思是“天”布德广远，无法名象，只有尧能效法祂。第二句讲的是突然有一天孔子说不想再施行教导了，子贡就问：如果夫子您不再讲学，我们遵循什么呢？孔子说：“天”没有说一句话，却能行四时，成百物。他一面指出言语教化之有限，一面又突出了“天”之大能大德，钟灵毓秀而自隐，表明自己愿意效法“天”，施行不言之教。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
罕》）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在树下讲学），门人劝其快跑，孔子就用上述第一句话来安慰他们。意思是“天”如果赋予我才德，使我可以在此讲学，桓魋又能拿我怎样？第二句话也是相同的意思，表明自己承担着“天”所赋予的使命，既然是“天”要自己承担的，就没有人能将之夺去。如果“天”未要自己承担，自己也没法挑此重任。这两句话表明，孔子认为“天”是主宰，亦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天”的旨意。
总之，孔子思想中的“天”是独一的主宰，全知全能，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和道德性。
在孔子看来，很多时候命是指外在与人，由老天给人预设的无法更改的外在环境。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这两个例子说的就是人类只能接受无法改变的命运。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清代学者刘宝楠认为：“ ‘天命’，兼德命、禄命言。知己之命原于天，则修其德命，而仁义之道无或失。安于禄命，而吉凶顺逆必修身以俟之，妄为希冀者非，委心任运者亦非也。”“德命”就是上述前一种“命”———“天”所要求人做的，在人即是仁、义、礼、智、顺、善之心。“禄命”则是上述后一种“命” ，即穷达之分，人之所要承受的。以上三条言论中的“命”是此二者兼而有之的。
所谓“知命”，指的是既知道自己应当“修其德命”，又知道“吉凶顺逆”不必由己，能够安于“禄命”。《老子 》云：“不知常，妄作，凶。”小人不知命，则容易妄作。而君子不是这样：他既不“妄为希冀”，也不放任自流，而是修身以俟。
在孔子的思想中，“天命”之事和“鬼神”之事实际上都要落实在人身上。孔子的天是人的天，它关注人的一生，给人以使命，给人以意义，给人以理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是在对这样的一个天心存敬畏、谦卑受教、倾心聆听、全身依靠的过程中，孔子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把文化的薪火传递给后人。
2、中庸思想。
在孔子思想中，中庸是重要的部分，也是受到后人误解比较多的部分。《后汉书》“胡广传”引用当时的谚语说“天下中庸有胡公”，而“胡公”之所以“中庸”，就是因为他在权奸梁冀当政时不闻不问，随波逐流，甚至有时同流合污。在这里，“中庸”和明哲保身，调和妥协是一个意思。
那么孔子的“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庸作为孔子所推崇的行事准则，在《论语》里仅有一处：
子曰：“中庸之为德，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 孔子没有给“中庸”一词下过明确的定义，但这不是说就可以随便加以解释，结合各方面有关文字材料细细体会，可以看到，“中庸”一词还是有其明确意义的。
大体而言，中是指在做事时，既不要做的过分，也不要做的不够，而是要做的合适，恰到好处。**1992年“南巡”时明确指出：“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萧功秦也曾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走一条“中道理性”之路。这个“中道”说的就是国家在制定政策时，既不要左，也不要右，而是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
子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贤者不及也。”（《中庸》）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综上所述可知，在孔子看来，过和不及都有问题，实行起来都会
产生不好的后果，过中和不及中都会犯错误，只有中才是正确的，才是主观与客观一致。“求也退，故进之”，进之是使他向前进，进到中。“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是使他向后退，退到中；由、求二人同问，孔子的不同回答，正是孔子把中的理论应用到实践的例子。
“庸”的意思是常，它的反面是怪。《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由此可知，“庸”就是常，就是平凡的真理。孔子强调“庸”，就是教导人注意当前的、实际的、经常的、基本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对“怪”，“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为证明。孔子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甘做无名英雄，只要做得对、做得好，不怕被长时间埋没，不怕不为人所知。
由此可知，把“中庸”理解为调和、妥协、不认真、不彻底是不对的，实际上上述所说这些不仅不是中庸，而且恰恰相反，这些说的是孔子所深深厌恶的“乡愿”。“乡愿”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因为它似是而非。
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虎）
在孔子看来，乡愿存粹是伪君子，跟“中庸”扯不上半点关系。“乡愿”的特点是庸俗，利益至上，没有丝毫原则，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出卖人格。
孔子强调“中庸”，并不意味着不讲原则，一味妥协调，相反，孔子曾说：“当仁不让”、“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这都证明孔子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
孟子曾举了四个历史人物的例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个“时”就是中。孔子在例举了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等历史人物之后，说自己“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就是“时”，就是“中”。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那么什么是“权“呢？
孟子书里有一段话，可做注解：
淳于髡问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
在正常情况下，遵守规则办事是正确的，但在非正常情况下，按照成规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这时就不能为成规所拘，而是按照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权衡轻重，决定取舍，就是“权”。“权”的本意就是秤锤，秤锤随时移动才能与所称的物重相平衡。在这里，“权”与“时”与“中”紧密相连，没有“权”，就谈不到“时”，也谈不到“中”。所以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3、仁的观念。
按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孔子在《论语》中，讲“礼”75次，讲“仁”有109次，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仁”是受到高度重视
的道德品目。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孔子“仁”的观念呢？
“仁”的内涵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人）“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那么为什么人能行恕，就能成为仁者呢？
第一，“仁”是人对人的行为，一个孤独的人，或一个人的行为不对其他人发生影响都不会产生仁不仁的问题。“仁”字按字面理解就是“从人二”，表明“仁”就是人和人的关系，是社会的产物。
第二，“仁”是用人道主义对待人，即以人的好恶为好恶：“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由前所知，“仁”是人对人的行为，这个行为人的好恶为标准，那么，他人的好恶我又怎么知道呢？这首先要知道我的好恶是什么。因为人与人是同类，思想感情有相近之处，凡是我所喜欢爱好的，大半也是别人喜欢爱好的；同样，凡是我所憎恶的，也是别人所憎恶的。惟其如此，能行恕道就能成为仁者。
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
什么叫做“能近取譬”?就是说，你不知道别人的好恶，但总会知道自己的好恶吧！那么就用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去做，这样，即令不
会同别人的好恶一致，但也不会差很多，这样做就是恕，这样做的结果，能合乎别人的愿望和要求，就是仁。所以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之方”就是行仁的方法，这个方法，具体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什么叫“万物皆备于我”呢？
万物就是万事，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因为人和人在人性上都是一样的，凡是别人所具有的，在我身上都有，这就叫做“万物皆备于我”。正因为“万物皆备于我”，所以才“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思是说，对待人像对待自己一样真诚，如果这样做了，会使人感到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即人如果能勉励自己依恕道而行，是求仁的最好方法。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从这两段文字可知，礼与仁关系密切，而且在孔子看来，仁比礼重要，如果没有一颗仁心做基础，礼不过徒具形式。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在孔子看来，注重智慧的人像水一样机警活泼，注重仁的人像山一样凝重庄严。所以孔子也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认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安仁”表明行仁是出于内心的正是情感，丝毫没有勉强之处；“利仁”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认识到了仁的好处之后才去实践仁。孔子又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对于某种事物，虽然已经有了认识，但如果缺乏真实情感，仍旧难以贯彻行动，即令贯彻行动也难与持久。
但孔子也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一个人如果好仁不好学，那就会仁而不智，遇事不辨是非邪正，专凭感情做事，在不自觉中走上错误的道路，其结果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是，仁者不等于傻子，仁者要辨别是非正义，仁者必须有智，而增长智慧的主要方法就是好学。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志士仁人热爱人类正义事业，他们在人们遭受灾祸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及时因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杀身成仁”是仁者最高尚
最宝贵的精神，这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千百年来不断有志士仁人为了解救人类的灾祸抛头颅、洒热血。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财货、名誉地位等等，对尊长着都可以谦让，唯独只有行仁对谁都不可以推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人的一生中，不论是处于富贵腾达状态还是颠沛流离的窘态都不能离开仁。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仁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肯下决心实践就行。
4、正名主义。
关于名和礼的关系，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师服曾有如下说明：“名以制义，义以出礼”。大概意思是说，名是最根本的，义是由名所决定的，而礼是由义产生的。师服接着说：“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孔子之所以重视“正名”，是因为“名”和“政成民听”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搞不好“正名”问题，很容易“生乱”。
名代表一种事物质的规定性和与其他事物质的区别性，在社会上，依据一个人所具有的名义，来确定他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决定
他对其他具有不同名义的人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即所谓的礼。把这种礼的精神体现在国家事务中，就是所谓政。
正因为如此，孔子认为为政必须把正名工作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上来。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由此可知，孔子尤为看重正名的重要性，而正名的主要内容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西周时期，人们公认“亲亲”、“尊尊”、“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亲”为天经地义，但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统治权威瓦解，孟子说当时“臣弑君者其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当时的人们，按孔子的说法是：“不知仁，不知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当时社会完全处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对此痛心疾首，他知道如果想恢复西周初年的社会秩序，只有采取复礼正名的办法，他为此曾奔走多年，投靠过很多王公贵族的门下，但到头来依然是无
所作为，最后不得已从事文化典籍的删定工作，把自己的满腔政治热忱倾注在这些典籍之中。 《春秋》是鲁史的名称，孔子在删定这本史书时，把自己正名的主张融入到其中，那么孔子在《春秋》中体现了那些正名主张呢？
首先是“据鲁、亲周、故殷”。因为《春秋》是鲁史，所以记事以鲁国发生的为主，即为“据鲁”；鲁为列国，周为天子，因此周王室发生的事必须记载，即为“亲周”。再次，宋国是前朝殷商的后裔，有王室血脉，因此宋国的历史也要记载，即为“故殷”。
其次，《春秋》一条原则是“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这条是说，史料的来源有直接、间接和间接在间接，因而记述时有详略的区别。
其次，《春秋》的另一个原则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记鲁国与列国交往时，以鲁为内，列国为外，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当诸夏与夷狄相交接时，则诸夏为内，夷狄为外，即“内诸夏而外夷狄”。
其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是《春秋》记事的一个原则。讳，即避讳，一般人遭遇狼狈之事、犯罪被监、死亡去世和遭遇耻辱时都可正笔直书，但对于尊者、亲人和贤人就不可以直接写出来，而是曲笔隐讳，以示尊敬，体现了周礼的等级精神。
对于孔子用正名思想删定《春秋》，后人有如下评价：
“据鲁,亲周,故殷,远之三代,约共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
王狩于河阳’：推些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称“子”而不称“王”,奉“召”而讳之曰“狩”,就是后世所谓“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
孔子删定《春秋》，把正名思想应用得广泛而又严密，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
孔子依据周礼倡导自己正名的主张，那么具体的礼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在古人看来，礼是自然秩序的反映，礼体现的是自然法则和人类理性法则。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文》中所说：“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冠履之不可倒置”就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
其次，礼的特点是别与义。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礼记》仲尼燕居）
这一段说明，礼的基本思想在于“重别”，在任何场合下都要分别出一个先后次序。
礼在周室是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礼文的规定：一方面,要
求把社会里具体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整理出一个秩序,辨明孰高孰下,孰主孰从，乃至中间更分为多少等极,这就是别。另方面这个别要有客观的依据，即与具体情况相称，这就是义。儒家着重指出礼的特点在别和义。认为这是人与禽兽不同的重要标志；
再次，礼的基本内容是亲亲尊尊。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丧服》小记）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
由上所知，礼的基本内容就是亲亲尊尊。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王为首，由此而辨别出亲疏、贵贱，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是封建与宗法相结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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