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眼中的事物颜色

范文一：动物眼中的事物颜色

动物眼中的事物颜色

KALEIDoSCOPEOFECoLoGY

动物眼中的事物颜色

众所周知,正常人的眼睛能感知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识别红,橙,黄,绿, 青,蓝,紫,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过渡色,总共约有6O多种.那么,动物感知色彩的能力又如何呢?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

研究证实,大多数哺乳动物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

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西班牙的斗牛场上,斗牛士用红色的斗篷向公牛挑战, 人们原以为是红色激怒了它,其实是因为斗篷在公牛眼前不断摇晃,使它受到烦扰而发怒,如果换上别种颜色的斗篷,公牛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 狗不能分辨颜色,它看景物就像一张黑白照片.除了4条腿,狗追捕猎物主要靠嗅觉和听觉.我们人类的"近亲" 口力军

蜻蜒的眼睛/wlkImedia 猿猴也是色盲,过着平淡无奇的灰色生活.田鼠,家鼠,黄鼠,花鼠,松鼠,草原犬等也不能分辨颜色.长颈鹿能分辨

黄色,绿色和橘黄色.鹿对灰色的识别力最强.有趣的是,斑马虽然是色盲,它却能利用色彩来保护自己.斑马和其他动物混在一起吃草,黑白条纹可以使它们能从中分辨出同类.而出现危险时, 只要领头马一动,所有斑马就会迅速逃走.当斑马奔跑时,黑白两色条纹的晃动使得捕食动物难以快速测定距离,斑马便可安全逃脱.

鸟类则不然.除了某些过惯了夜生活的鸟类,如猫头鹰等,因为视网膜中没有锥状细胞,无法识别色彩以外,许多飞禽都有色彩的感觉.鸟在高空飞行需要找到降落的地方,颜色会帮助它们判断距离和形状.这样它们就能够抓住在空中飞的虫子,在树枝上轻轻降落. 鸟类的辨色能力也有利于它们寻找配偶.试想,雄鸟常用艳丽的羽毛吸引异性,如果它们感受不到颜色,那雄鸟还有什么魅力呢?

多数水生动物都具有辨色能力.鲈能感知颜色,生物学家用染成红色的幼虫喂它们,待其习惯后,改用红色羊毛喂它们,鲈竟然照吃不误.龙虾,小虾以及爬行动物里的甲鱼和蜥蜴等,也都有颜色的感觉.

昆虫虽然属低等动物,但是它们的辨色能力比哺乳动物高明.据悉,蜻蜒对色彩的识别能力最佳,其次是蝴蝶

和飞蛾.苍蝇和蚊子也能辨色.家蝇最讨厌蓝色,因而不愿接近蓝色的门窗, 帐幔.蚊子能够辨别黄,蓝和黑色,并且偏爱黑色.勤劳的小蜜蜂生活在万紫干红的花丛中,却是红色盲,红色和黑色在其眼里没有什么区别.蜜蜂能分辨青,黄,蓝三种颜色,但橙,黄, 绿在它们看来是一样的.它们也搞不清蓝与紫有何不同.可是,蜜蜂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紫外线,并能把紫外线和各种深浅不同的白色和灰色准确地区别开来.

范文二：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一个事物

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在其时间演替即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空间，时间和空间是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的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即地理空间中经过一定的时间发展而形成的。没有地理空间的保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就可能中断。然而地理环境作为文化或文明发展的空间，它并不是仅仅是文化存在的“容器”，而是文化发展的“环境”。文化只有与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不断发展。

世界文明史上很多古典文明的毁灭，就是因外族文化的入侵——占据了原来文明的空间——而导致其时间发展的结束;或者，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例如在印度河流域沙漠吞没了文明得以发展的冲积平原——而导致文明历史的终结。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文明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而在这四个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古代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连续的发展，其它的文明或湮灭或中断。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地理环境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中国地理环境的半隔离状态，使古代中国形成“保护性反应机制” ，使其不容易遭受其它强大文化的大举入侵而造成亡国灭种之灾，不至于造成文化层上的大断裂。加之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条件，有形成独立文化体系的环境。而古代中国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型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形态。

中国古代文化，在气质上是内向型的，在风格上是和谐型的，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伦理型的，而若以文化的空间形态来划分的话，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大陆性的，准确地说，大陆性农业文化。

那么中国的大陆性农业文化是如何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本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一、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征——偏居一方与相对封闭

从全球文化地理的形式来看，各大洲文明进步的速度和文化发展水平是极不平衡的。南半球常常被地理学家称为“水半球”，陆地只占其总面积的19%，而且各大陆海岸线比较平直，沿海岛屿稀疏，半岛不多，大陆内部以高原、沙漠为主，少有大河横贯其间，缺乏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因而文明进步的速度较慢，文化发展的水平较低。相反地，北半球不仅陆地所占面积(39%)较大，而且相互毗连，海岸曲折，多港湾、内海、半岛和附属岛屿，整个陆地系统又主要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内，因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出现在北半球温带大陆上，形成了所谓“中纬度文明带”。在这个文明带上，自西而东依次排列着墨西哥文明、地中海文明(包括埃及和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文明。显而易见，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位于北半球文明带的最东端。如果以处于北半球文明带中部的地中海文明区为中心的话，除了远隔重洋的墨西哥文明区之外，以中国文明区距离中心的路途最为遥远。以今天的远洋航程为例，上海至印度河下游的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航程为5290km，至法国马赛8950km，至英国伦敦10950km，至中美洲巴拿马城8560km。这种偏居一方的文化地理位置，从客观上讲，既有有利于保持其文化传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各大文明区域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面。尤其是在海上交通十分落后的古代，这种偏远的地理位置，是形成中国文化“保护性反应机制”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文明区的地理位置不仅偏居亚欧大陆的东方，而且其本身的地理环境又显得相对封闭、相对孤立。背倚高山大漠，面对辽阔的海洋，这种与世隔绝的地理形势，造成了古代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重困难。

就亚洲的地理形势来看，全洲以帕米尔高原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一系列的高大山岭。从帕米尔向西，有兴都库什山-扎格罗斯山脉—高加索山脉—托罗斯山脉，再向西延伸为欧洲的喀尔巴阡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这条山系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南，由

北支喀拉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南支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包围形成了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青藏高原，其平均海拔在4000m以上，冰山雪峰，直插云汉，成为中国路上交通的巨大屏障。从帕米尔高原向东北，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成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道天然长城。这两条由帕米尔高原分别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延伸的巨大山系，对于地处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来说，恰恰形成了“入”字型的包围之势，它们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骨架。

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喜马拉雅—横断山脉继续向东南亚延伸，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南北向和西北—东南向的巨大山脉:在缅—印边境上有那加山脉，在中缅边境上有高黎贡山脉，在中国境内有怒山山脉、无量山脉和哀劳山脉。哀劳山脉再向东南延伸又形成越南境内的长山山脉。与此同时，发源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又顺沿上述巨大山脉之间的山间谷地奔腾而下，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从而形成了中国西南边境山河相间的险峻形势。例如在云南石鼓以下的金沙江虎跳涧峡谷地段，江面海拔不到1800m，而两岸的玉龙山和中甸雪山海拔平均在5000m以上，从江面到两岸山峰，相对高差竟达3000m左右。这一切使得黄河—长江流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以及西亚文化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

亚欧大陆文化地理形势图(可惜贴不上)

中国东濒浩瀚的太平洋，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构成了中国大陆东部的边缘海。在古代中国，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封闭了中国文明区。这一点，本篇后面会着重论述。二、优越的农耕条件——地形与气候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 中国的文明诞生在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农耕世界里，然而这个农耕世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却应当归功于大自然天造地设的安排。

从地形图上看，我国地貌的总轮廓、总趋势为西高东低，自西向东逐级下降，构成巨大的阶梯状斜面。第一级阶梯是青藏大高原，由极高山、高山和大高原组成，平均海拔在4000m以上;青藏高原的外缘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之间，主要由广阔的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与大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等)组成，它们形成我国地貌的第二级阶梯;我国东部宽阔的平原和丘陵构成了第三级、也是最低的一级。正是这种西高东低的地貌大势，才使黄河、长江等主要大河自西向东奔流入海，它们以其所携带的泥沙，在我国东部塑造了一系列肥沃辽阔的大平原。正是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巨大平原，哺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众所周知，无论是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是古印度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成长起来的。然而无论是尼罗河谷地及其三角洲平原，两河流域平原还是印度河平原，其范围和面积都是无法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相比拟的。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东部自北而南展布着一系列巨大而联平的平原，因而使得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形成之后，能够很快地向南方发展，向北方扩散，最终形成了我国东部的传统农业文化区。正是这种在广阔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的农业文化，才使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农业文化的发达和兴旺，不仅有赖于广阔而肥沃的大平原，而且有赖于适宜的气候条件。在我国东部地区，自北而南，依据热量的差异，分为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在一国范围内能够出现这么多的气候带，非中国莫属。与此同时，季风气候也为农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雨露的惠泽。尤其是在夏季，东南

季风从太平洋上带来了丰沛的降水，而大陆上又正处于高温季节，这样，丰富的热量与水分的相互配合，即高温期与多雨期的一致，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而又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气候环境而论，世界上几乎所有其它几个古典农业文明的源地，都没有中国文明发祥地这样优越的条件。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北半球副热带沙漠带上。尽管在这些文明形成的时期，气候条件是比较优越的，然而最近2000多年来气候变化的结果，使得在文明形成时期向南撤退的副热带沙漠带卷土重来，干旱又重新威胁甚至摧残了这些古老的文明。

从上述意义上讲，我们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应当虔诚地感谢大自然的安排，尤其是应当感谢青藏大高原的隆起。地质历史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我国西部的青藏地区还是横贯亚欧大陆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到距今5000多万年前，由于地壳隆起的结果，古地中海海水全部撤出青藏地区。到距今2000多万年前，青藏地区的海拔高度已经上升到1000m左右。在距今5000—2000千万年这段地质历史期间，由于中国大陆地表比较平缓，因而气候带完全受制于全球行星风系的影响。干旱亚热带横贯我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大部、黄河流域南部及淮河流域全部，气候干燥炎热，有如今天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自然景观。距今2000万年以来，青藏高原终于跃升为“世界屋脊”。如此庞大的高原耸立在亚洲大地上，它不仅改变了亚洲东部的大气环流形式，形成了东亚的季风气候，而且使我国的长江流域摆脱了沙漠的困境。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隆起，那么，和撒哈拉沙漠、阿拉伯沙漠、印度塔尔沙漠处于同一纬度带的中国长江流域，今天依然不可能逃脱沙漠的厄运。如果是这样，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就不可能哺育出灿烂的文明之花;即使在4000年前勉强绽开了文明的蓓蕾，也不可能历数千年而不颓萎。

三、农耕经济——农耕民族——农耕文化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的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农耕文明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及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祖先们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列国争雄，政治家们为了在激烈的对抗中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管仲的“相地而衰征”，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竞为列国所效仿;著名的商鞅变法，其“耕战”和“重农抑商”政策，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秦汉以后，大统一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中国农耕民族的特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带有农业性的。因为它与农耕经济同形成于中国——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个地理环境中，并且共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获得了成功。一个在社会经济中，一个在思想意识上，都长时间地处于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不得不说，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农耕文化，儒家重乡土、重伦理、重和谐的思想与农耕文化求实稳重的作风在骨子里是一致的。这一点，对以后的论述很重要，因为儒家思想根植于农耕文化之上，又反过来对农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中原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加以抵御。然而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始终无法与“往来转徙，时至时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作长期的追逐

争锋，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了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远征漠北的的短暂行为，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民族处于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常取攻势。

四、大陆性农业文化的内部危机与巩固——游牧(草原)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上也受到过其它文化的冲击。在鸦片战争——西方海洋商业文化的势力到达之前，对中国农耕文化受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草原)文化。他们几次三番地对农耕世界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农耕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最后，中国地理环境的“保护性反应机制”起了决定性作用，军事上的征服者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中国的农耕文化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先进性的溶解力，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由于北方的游牧(草原)文化在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大陆性的农业文化，所以我们称其对农耕文化的冲击为农业文化的内部危机，而区别于西方的海洋型商业文化。大约从距今1万年前起，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和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农业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先民所处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条件的不同，于是，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便逐渐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下去。

在北半球的亚热带和暖湿带湿润、半湿润地区，由于能够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热量和水分，因而最早兴起了农业文明。但在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水分不足而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相反地，这种自然条件却形成了辽阔的大草原，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广袤无垠的游牧世界。这样，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集团便出现了。

农业文化集团最初是由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等几个农耕中心组成的，当其形成之后，便缓慢地向其它宜于农耕的地区扩展蔓延。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长江流域至华南，南亚次大陆由印度河流域至恒河流域，西亚和中亚有两河流域至安那托利亚、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北岸至波罗地海之南，以及地中海南岸的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都先后发展为农耕、半农耕地区。纵观全局，亚欧大陆的农耕世界即农业文化区，绵亘于大陆东西两岸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地带。

与此同时，亚欧大陆的游牧世界即游牧文化带也基本形成。它的位置偏北，几乎和农业文化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过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与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它也是东西绵亘，横穿亚欧大陆中部的。但大体上可以将自东而西绵延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扎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一线作为两大世界之间的地理界限。

数千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实力、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与素质方面，与农业民族相比，均处于劣势。然而在原始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并不一定总是正相关的。首先从武器装备来看，游牧人使用的金属武器与农耕者的水平相当。这是因为两者在关键性的生产技术——金属冶炼和工具制造——方面差距并不大。既然如此，一旦农耕世界的国家因内部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出现国势衰微之际，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的冲击就完全有可能占据有时。从战略战术上看，游牧人在作战方面的机动能力是其对手所无法比拟的。这种机动性导源于游牧者特有的流动性生产与生活方式，它有效地抵消了因人口劣势而造成的后备病院不足的弱点。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民族本来就已具备的机动性更始成倍地增强。在军事上，机动性强的少数能够战胜机动性差的多数，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早已成为通例。从战略意图上看，由于农耕世界是游牧世界获取土地的唯一可行的地域，农世界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对于游牧者的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便促使游牧者不顾一切地向农耕世界冲击。由此可见，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游牧民族落后于农业民族，然而在军事实力上，前者却有可能超过后者，因此，这就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长期持久的威胁。一旦对抗双方的实力对比失去平衡，便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为战争。也就是说，

两大世界之间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文化碰撞是无法回避的，它不可能使人们完全听从理性的召唤，遵循道德的原则，相安无事地去书写两大世界之间田园诗一般的历史。吴于廑先生认为，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公元1至3世纪、公元13至15世纪，亚欧大陆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发起了三次大的冲击浪潮。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来自亚洲腹地的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于公元13至15世纪向亚欧大陆农耕是发起的全面进攻。其攻击力量之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中国南宋和印度哈里发王朝，都在凌厉的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功。从而是游牧的蒙古人在北半球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元帝国。这是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冲击最猛烈的一次进攻。这种冲击自然是残酷的，然而在客观上，它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以暴力冲击取胜而进入农耕世界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游牧部族，尽管他们在开始的时候鄙视农耕，认为弯弓射箭比扶犁耕田更气魄、更伟大。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头来几乎没有一个入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能够抵挡和抗拒先进的农业文明的吸引力、诱惑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耕经济，“并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文艺等等。” 农耕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终于使这些初期的征服者，变成了农业文明的被征服者。当这些游牧部族逐渐溶入农耕世界之后，也就成为曾经被他们破坏过的农业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新因素。在世界历史上，那些能够适应农耕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而由入主的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在推动农业文明的发展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然，从总的来看，数千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扩大，农业的文明越来越发展，直到公元十五十六世纪之前，农耕世界相对于游牧世界而言，基本上都保持着相对的优势，显示了农业文明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地处亚欧大陆中部的中国，数千年来，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本土农业文化——我们权且成为广义的中原农业文化——同样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的数次猛烈冲击。从系统研究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比起亚欧大陆中部和西部来说，两种文化冲突与融汇的系列更明显、更系统、更典型、更完整。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数千年而承传不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又居住着亚欧大陆上最典型的游牧民族，从早期的匈奴人到后期的突厥人、蒙古人，无不是“弯弓射大雕”的强悍民族。这样，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典型的农业民族之间的冲撞就必然是长期持续不断的。另外，地理环境封闭与阻隔的程度同样影响着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亚洲东端，两个世界之间的阻隔并不象亚欧大陆中、西部那样，横亘着高大而绵长的诸如兴都库什山、扎格罗斯山等巨大山系的阻隔，真正作为相对明显的分界线的，只是并不太高的燕山和阴山以及黄土高原，而燕山和阴山也只是游牧民族居住的蒙古高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的边缘山脉，因而阻隔的程度并不严重。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代王朝为了防范居高临下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不得不兴修且不断加固用人工修造的长城。汉文帝就曾经说过:“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目的即在于把长城作为两个世界的一道屏藩，彼此相望而不相犯。

以上四点论述了中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发展了大陆性的农业文化作为中国空间文化的主流。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整个东南部被广阔的海洋所包围，中国东南沿海有着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有优良的港湾作为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然而，古代中国最终没有象西方那样走发展海洋文化的道路。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利用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起强大的海洋文化,本篇将就这个问题作继续的讨论。

中国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客观上来说是有利于古代中国发展自己的海洋文化的。漫长曲折的海岸线，良好的季风与洋流条件为古代中国发展海洋事业提供了客观的地理基础。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与太平洋相临，最大的大陆与最大的大洋之间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

使其热力季风十分发育;中国又受到冬夏行星风系南北推移的影响，行星季风又很发育，两者配合，造成中国及其近海季风特别发育。这使得季风航海在中国出现的很早，早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舟卓船风”一词。中国附近海域的有著名的黑潮暖流，是一个非常利于在北太平洋航海的洋流。

但是，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言，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黑格尔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海洋文化从来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开发不感兴趣。

在农业的大陆性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传统的(主要指儒家思想及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气)文化，由于它根植于大陆性的文化所以对于海洋文化的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排斥的。

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原因不是地理障碍的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海上航行只是一种交通联系和传播文明的手段，关键还取决于是否存在文明的发源地以及接受者的态度。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内，世界其它文明中心都在西方，而在唐朝以前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主要依靠陆路，所以地处内陆的长安和洛阳反而比大多数沿海地区更加开放。

海洋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区的地理环境之一，本来是不会或不应该成为其封闭因素的。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上，无论是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或者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吉利人，他们都是通过海洋而走向世界的。在他们那里，海洋成为与外部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方便、最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地中海，也许就不会出现希腊、罗马的文明;如果没有大西洋，地中海的文明也许就不可能顺沿欧洲西海岸而传布到英伦三岛。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海洋的作用却似乎恰恰相反。它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阻遏中国文化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妨碍了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当然，另一方面，它也保护了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成长。总的来看，中国人同海洋的关系是淡薄的，对海洋的看法是神秘的，对海洋的利用是“重义轻利”的。

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它的文化发达的中心在中原地区的原因，使这个出身于农耕社会的古典文明从一开始就对它东边的大海不感兴趣。如前所述，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和中国本土文化形成的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是相当优越的。凭借着它本身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发展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相当水平的文明，条件已经足以敷用了。因此，它无求于西部的高原，无求于朔方的沙漠，更无求于东方的大海。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讲，中国东部南、北各地海岸的性质又有所不同。大体上以杭州海湾为界，南部为岩石质曲折海岸，岛屿众多，多为天然良港，有利于发展航海事业;杭州湾以北，除山东半岛部分地段外，绝大部分为由海河、黄河、淮河等大小河流所带泥沙冲击而成的淤泥质平直海岸，沿海岛屿稀疏，缺乏天然良港，因此，不利于发展航海事业。这就是说，在汉唐以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在无求于海洋(当然并非是绝对无求)的情况下，这里的农业文明已经高度发展，并且登上了世界封建文化的高峰。而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沿海的淤泥质平直海岸又不利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两者的结合，使得我们的祖先对于海洋的价值常常看得无足轻重，只是把它当作天边的来看的，所谓“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不有服 ”就是这个含义。孔子和孟子都生活在滨海的邹鲁地区，但他们却没有冒险远航的经历(其它先秦诸子也无远航经历)，而是长年奔走游说于黄河中下游的列国之间。他们偶尔也提到过海洋，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他们把海洋或当作欲为逃遁的去处，或者把海洋作为叹为观止的赞美对象，而决无关于海洋知识的具体记述。孔子

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思想体系里，“仁”一向高于“智”，他把安定的山置于易动的水之上，这正显示了一个“大陆-海岸型”思想家追求的稳定风格，与有着丰富航海经历和海外知识的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早在3000多年前，腓尼基人的商业及殖民活动已遍及地中海沿岸希腊人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1400年间，先后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已经广泛建立了商业基地和殖民城堡。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更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帝国，以致使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而这种地中海霸业的完成，应当归功于希腊人对于海洋交通之便的充分利用。但是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国，诸如象秦始皇这样的人物，仍然把海洋看成一个神秘莫测、仙居神处的地方。史载始皇帝登琅邪山，齐国人徐福等上书说，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岛，上有仙人居住。秦始皇霸业已定，正欲求长生不老之药，于是派遣徐福等带领童男童女3000人，入海求仙药。船到海中，因遇狂风巨浪而返回。徐福航海一事，恐怕要算中国航海史上最早的一次伟大壮举了。然而它既不是商业活动，也不是殖民拓展，而是一次实施以秦始皇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于海洋的神秘观念和糊涂认识的冒险行动。秦始皇以后的2000多年间，中国人关于《海赋》一类的诗文多如牛毛，但无一不把茫茫沧海当成是最神秘、深邃的地方。曹操的《东临碣石》篇之所以成为咏海诗的千古绝唱，正是因为它艺术地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于大海的认识，抒发了对于大海的情感。唐宋以降，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但海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并没有占据战略性的地位。中华民族曾有相当雄健、恢弘的“拓边精神”，但宁肯指向亚洲大陆的腹地，也很少拓展近海的亚洲东部列岛，就连元世祖忽必烈兴师动众、大规模渡海远征日本列岛的军事行动也彻底失败了。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其航海规模和航海水平而论，都是举世领先而无其匹的。但这次远航既无拓展海外的野心，也无推销商品的打算，而是一次以“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 ”为宗旨、“宣威海外”的政治性航行。

宋元以后，中国人对于海洋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海外情况的考察，都随着航海事业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深化。尤其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郑和下西洋所编制的《郑和航海图》以及郑和航海的先后随员马欢所撰《瀛涯胜览》、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巩珍所撰《西洋番国志》等相继问世。应当说，它完全可以使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来一个彻底变革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上古至汉唐时代所形成的重陆轻海的观念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变成了他们文化观念的一部分，因而很难轻易改变。尤其令人惋惜的是，自15-16世纪开始，当西方人以海洋事业为动力，扬帆出海，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明、清政府却对民间更厉行“海禁”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仍然认为“茫茫大海，从无把握” 。

明清以来的中国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更是中国发展海洋文化的桎梏。而海外移民，被政府视为“自弃王化”的刁民，倍受歧视。

二、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无暇顾及海洋事业的开拓。

游牧文化的冲击使中国北方的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是“迫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 ”。而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客观上又为海洋文化的发展又提供了条件。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事业的发展是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并在靖康之难后的南宋以后才达到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的活跃期。即使在海洋文化的活跃期，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是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的内向型文化，缺乏海洋事业的进去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由于游牧文化被农耕文化所同化，中国的政治中心很快又转移回北方。因此，中国古代的空间文化之争，只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两种大陆性文化之争，而海洋型文化从来就没有竞争性。

三、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帝王陶醉与万物皆备的理念之中，中国与海外的往来，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这种海外交往只是一种政治目的的远航。

中国古代远航虽然规模很大，技术也很先进:郑和的远航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中国的造船技术早在唐宋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了指南针的中国船队是北宋时期印度洋上最安全最舒适的船队，但是，由于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没有持续的动力，有明显的突发性，容易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不可能在民间近海航海中充分发展起天文导航，并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天文导航系统。古代中国的航海采用的是地文导航系统，阻碍了中华民族向未知海域的探索。

四、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海洋文化的萌芽，但是湮灭在浓郁的大陆性农业文化之中。致使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没有向西方那样走上商业型的道路而发展成为农业性的海洋文化。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首先在“禹贡九州”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九州”的假说。齐国三面临海，一向有鱼盐之利，海上交通发达，又有中原文化的熏陶，从那里产生“大九州说”决非偶然。邹衍认为:“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粉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之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是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大九州说”是海上交通初步发达对人们思想影响而建立的一种世界地理猜想:这种猜想如果在此后交通航线的开辟中得到深化，并得到实践的充实，现在地球的七大洲必然从中得到启迪。但可惜的是中国传统的地球观没有大地球形的观念。古代中国政府也不鼓励海外贸易活动。所以“大九州”说一直都是荒唐怪诞的“海话”。其实这是我国当时新地理思想的火花，是一种比狭隘的传统地球观先进的海洋开放型地球观。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它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文化。在以农业为生存的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所幸，力不虚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的一向倡导的精神。因此，中华民族重实际求稳重的农业文化心态，使其在东亚大陆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而阻碍了其进一步探索海洋，利用优良的海岸条件发展自己的海洋文化。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采用的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推广至大的社会经济，古代中国社会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达的海外贸易海洋文化在东方和西方的表现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与西方的传统意义上的海洋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海洋文化有着鲜明的农业性，其基本内涵是“以海为田”，所以“如果把西方的海洋文化称为海洋商业文化，那么中国的海洋文化便可称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都是海洋文化的基本类型”。

在本篇的第一部分我们谈到中国地理环境的偏居一方和相对封闭使其产生了“保护性反应机制”，而这种“保护性反应机制”在保护了农耕文化不被游牧文化的冲击而中断的同时，对于先进的海洋文化的融入，也是发挥了其消极的一面。中国历史上的抑商和禁海政策不能不说是这种“保护性反应机制”的遗憾。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海洋外向型文化不是没有其生长发育的土壤，而是因为传统的以农耕经济为代表的大陆内向型文化的势力过于强大，海洋文化只能作为其主体文化的补充形式而存在。这种强弱之势形成的原因，又恰好是中国的这种地理环境条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状态，在没有极大的推动力的情况下，“保护性反应机制”发挥了其反动的

一面，使海洋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而一直停留在绝对劣势的水平上。以农耕经济为代表

的大陆文化在抵挡住游牧文化的反复冲击后，静静地等候着来自大陆另一侧的海洋型文化的

大炮。

范文三：“六畜”包括哪些动物？

时值今日，我们还常常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形容丰收、喜悦的好年景。通常，五谷指黍、稷、稻、麦、菽五种，就是现在的黄米、谷子、水稻、小麦和豆类。

那么。六畜又是什么呢？

《三字经》中有一句：“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所以，“六畜”就是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种动物。

这六种家畜或家禽，是人类驯化最早的动物，而其中的猪、狗、鸡则是中国人的祖先最早驯化的。

在《三字经·训诂》中，对六畜各自所长做了详细的叙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

六畜在悠远的农耕历史中，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所以它们全部被选入十二生肖中，被视为人类的忠实朋友。

人类认为，马可骑乘驱策，牛可耕地拉车，羊可祭祀祖先，狗可看家护院，鸡可司晨报晓，猪可提供食物。而且，这些动物统统又都是可以佐餐下酒的盘中美味。所以，它们是有益的、友好的动物，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好伴侣。

人类还认为，六畜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的品种优化，有的一专多能，这都是人类的杰作，同时，人类的社会进步，也离不开六畜的无私奉献，相辅相成，都在争取达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对我有用的，就是朋友，哪怕把它们骑在胯下，驱在鞭下，玩弄于股掌之间，动辄“磨刀霍霍向猪羊”，也觉得挺友好，很友善，太正常不过，而且还是为了它们好。

对此，不知六畜作何感想！

范文四：本门动物包括涡虫

本门动物包括涡虫、日本血吸虫、猪带绦虫等，是两侧对称、三胚层、无体腔、背腹扁平的动物，全世界约有1万至1万5千种，除少数种类如涡虫外，多数营寄生生活。它们的消化道有口，无肛门;排泄系统是由末端具有焰细胞构造的原肾管组成;神经系统为梯形;生殖系统发达，故比腔肠动物更为复杂，更为高级和进化。

扁形动物门的主要特征如下:

1(两侧对称

腔肠动物是辐射对称体制，从扁形动物开始，获得了两侧对称的体制，这一点在进化上有重大的意义。凡是两侧对称的动物，身体都巳有了明显的背、腹，前、后和左、右之分，体制的分化与相应的机能的分化有密切的关系，如背司保护，腹司运动，使动物体得以向前爬行、摄食与交配，则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逐渐向前端集中，动物体的如此分化使动物对外界环境的反应更迅速，更准确，而行动也就更敏捷。两侧对称是动物由水中漂浮生活进入水底爬行的结果，水底爬行又可以进化到陆上爬行，因此两侧对称体制是动物由水生到陆生的基本条件之一。

2(中胚层的出现

从扁形动物开始出现了中胚层，中胚层的产生，减少了外胚层和内胚层的负担，引起了一系列的组织、器官、系统的分化。在表皮(外胚层)以内的中胚层形成了肌肉，增强了动物运动的机能，加上两侧对称的体制，感觉器官的逐渐发展，使动物可以更快和更有效地去摄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使整个新陈代谢都随之加强，消化系统发达，排泄系统逐渐形成，同时由于运动增强，动物的反应也随之增快，反过来又促进了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更趋发展，并向前端集中，此外，中胚层所形成的实质(柔软结缔组织)有储藏水分和养料的功能，动物得以耐干旱和饥饿。因此中胚层的出现，也是动物由水生进化到陆生的又一基本条件。

3(皮肤肌肉囊

从扁形动物开始，有由外胚层形成的单层表皮，和由中胚层形成的多层肌肉相互连接组成体壁，体壁包裹全身，具有保护和运动的功能，故又称皮肤肌肉囊。扁形动物的这种皮肤肌肉囊虽然有了肌肉组织的分化，但由于缺乏骨骼，若单靠肌纤维的收缩，仍然不能有效地进行运动，扁形动物的运动，实有耐于皮肤肌肉囊所形成的一个封闭体积的流体循环。当虫体任何一部份作缩运动时，均可对体液施加压力，并传递到身体其余部分，使虫体变形而产生波浪运动。扁形动物的扁平身体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这样就使身体内部器官的所有部分，始终保持与体表接近，通过渗透作用，有利于气体迅速扩散，和代谢废物直接从体表排出。扁形动物没有呼吸器官及循环系统。

4(消化系统

扁形动物的消化系统和腔肠动物很相似，均有口无肛门，属于一种不完全消化系统。肠壁系由一列内肛层形成的柱状上皮细胞紧密排列而成，由于扁形动物无循环系统，其肠道除摄食、消化外，也有助于水分和养料的运输。扁形动物的消化系统繁简不一，营自由生活的，如涡虫，肠道可分多支，可进行细胞外和细胞内消化;营寄生生活的，如吸虫，由于从寄主体内获得营养，其消化系统趋于退化，再如绦虫，则消化系统已完全消失。

5(排泄系统

大多数扁形动物具有原肾管可作为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以调节体内的渗透压。原肾管是在身体的两侧，由外胚层陷入而形成，呈网状、多分支的管状系统，通常是由焰细胞，毛细管，排泄管和排泄孔构成，并分布于全身。焰细胞为盲管状，其顶有一束包含约35,90根鞭毛，由于鞭毛的不断摆动，状如火焰，故名焰细胞，其周围体内实质中的过多水分，可由鞭毛的运动进入焰细胞，再流经排泄管，由通向体表的排泄孔排出。某些海产的扁形动物，则不具备排泄系统。

6(神经系统

扁形动物的神经系统较腔肠动物的神经系统有了显著的进化，主要表现在神经系统比较集中和发达。腔肠动物的神经系统是网状的，但扁形动物却有了原始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前端有发达的脑，自脑向后并有若干纵行的神经索，各神经索之间尚有横神经相联，形成了梯状结构，故又称扁形动物为梯状神经系统。在中枢神经系统里，有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身体的各部分相联系，自由生活的种类并常具眼点、平衡囊等感觉器官。

7(生殖系统

大多数扁形动物为雌雄同体，自体受精或异体受精，生殖器官较为复杂、多样。由于中胚层的出现，取代了外胚层或内胚层的生殖功能，不但具有了能产生雌雄生殖细胞的生殖腺，而且还有了生殖导管(如输卵管、输精管等)和附属腺(如前列腺、卵黄腺等)的构造，通过这些管腺，生殖细胞可以排出体外，同时也出现了交配和体内受精现象，这些都是较高级的特征，也是动物由水生到陆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8(生活方式

扁形动物中一类是营自由生活的，如涡虫纲中的某些动物，在水中或潮湿的陆地上爬行或游泳，以捕捉小动物及摄取有机物为食。另一类是营寄生生活的，如吸虫、绦虫，从被寄生的动物体获得营养。凡两种动物生活在一起，一种动物生活在另一种动物的体表或体内，并从该动物夺取其营养，给予损害的，称为寄生，这一类动物称为寄生虫，被寄生的动物称为寄主或宿主，寄生虫的活动及寄生虫和寄

主、宿主间相互影响的各种表现，统称为寄生现象，系统研究各种动物寄生现象的科学，称为寄生虫学。根据扁形动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本门动物可以分为以下3个纲:

1(涡虫纲Turbellaria

是扁形动物中最原始的类群，体表被纤毛，肠道较发达，体长5mm至60cm，已知约1千5百种，多数营自由生活。海洋生活的如旋涡虫Conv01uta schultrei;淡水中生活的如真涡虫Dugesia(Euplanaria);少数种类在陆地潮湿土中生活如土笄蛭涡虫Bipariu1nmkewense。

2(吸虫纲Trematoda

成虫体表无纤毛，肠道较简单，通常有口吸盘和腹吸盘等吸附器官。已知约6千种，均营寄生生活，生活史复杂，包含1,2个中间宿主。如寄生在人体门静脉内的日本血吸虫Schistos0ma jap0nicum，给人体以极大的危害，此外尚有寄生在人体肝脏的华枝睾吸虫Clonrchus sinensis;寄生在人体肺内的魏氏并殖吸虫Parag0nimus westermani等。

3(绦虫纲Cestoda

成虫体表无纤毛，消化系统包括口和肠等全部退化消失，成虫一般作长带状，由多数节片组成，有吸盘和钩等附着器官，已知约有3千4百种，全为营体内寄生生活，寄生在脊椎动物的肠道等器官内，为高度营寄生生活的类群。如猪带绦虫Taenia s01ium和牛带绦虫Taenia saginatus。

范文五：婚假包括周末吗？

婚假包括周末吗？

导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职工本人结婚或职工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子女)死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婚丧假。具体关于婚假是否包括周末由法律经验编辑为您介绍。

婚假包括周末吗？

根据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职工本人结婚或职工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子女)死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婚丧假。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所以由此可知,婚假包括周末和法定假期,假期内遇公休假日的,均不另加假期天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