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赋比兴的“兴”的读音

关于赋比兴的“兴”的读法

开学初的一次教学展示课，从内心里讲，没有学生的课堂就不是真实的课堂，再说自己做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叫展示呢？

于是就谈了自己教学的一些体会，最后以《诗经》为例，将我的讲课过程大体汇报了一下。

其中到了“赋比兴”的读法，起初几年一直读一声，后来，查了些资料，就改成了四声，至于个中详情已不十分清楚。当时说到了这个问题。

课下有两位老师告诉我，这个字应该读一声，说是动词。感谢他们，给了我提醒。

于是在网上查了查，莫衷一是。翻开《辞源》，第2593页，在四声义项的第一条赫然就是，“诗歌即景生情的表现方法”，而且下面明确举了《诗经·周南·关雎序》的例子，还举了朱熹的例子，“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再查《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07页（在《辞源》中繁体“興”的部首是“臼”，简体“兴”的部首是“八”）。在四声下有五种义项，其中第三义项，解释如下：“诗歌表现手法之一。以他事引起此事叫起兴。又省称兴。”这里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

大概而言，这个兴致情趣有关，而且，这个兴致情趣与眼前景还有密切关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一种兴致的表达，既是情又是景，本身古代的名词活用做动词的情况比比皆是。

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不能想当然地就以为该如何如何，这往往会犯了绝对化的错误。做一个暂时的结论就是：传统上这个兴字读为四声是更合适的。

范文二：[诗经中的赋比兴]“比兴”中“兴”的读音辨正 恩施一中胡家寨

[诗经中的赋比兴]“比兴”中“兴”的读音辨正

恩施一中胡家寨

篇一 : “比兴”中“兴”的读音辨正 恩施一中胡家寨

“比兴”中“兴”的读音辨正

之为 2013-11-22

赋比兴中的“兴” 就是指得“起兴” 。,, 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

《古代汉语词典》1742页中“xìng” 的读音中，第十二义项明确注解为“《诗经》六义之一，指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一种写诗手法” 。举得例子是:“《论衡?商虫》，‘同一祸败，诗以为兴’”。《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注音为“xìng”，第二义项:诗歌表现手法之一。《诗经.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古代汉语词典》845页中“xìng” 的读音中，第二个义项明确注解为“诗歌表现手法之一” 。举得例子是:“《论语?阳货》，‘诗，可以兴’”。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六版都没有对“兴” 作为“手法” 这个义项做明确界定，也没有“比兴” “赋比兴” 这样的词条，所以从《现代汉语词典》里面难以辨别“兴”作为“手法” 理解时的注音。

“兴” 从字义上讲，就是“起” “引” 的意思，按照字面理解，读

音“xīng” 之下也有这个义项，比如“夙兴夜寐” “晨兴理荒秽” “ 水波不兴”中的“兴” 都是“起” “起来” 的意思，所以“起” “兴” 二字可以相连成“起兴” 。

“兴” 读“xīng” 时，一般都是表示动作的义项，有“使兴盛” “流行”“开始” “发动” “起来” “准许” 这些意义。当然还有做副词和姓氏讲这两个义项。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兴” 读“xìng” 时，有“兴致” “兴趣” 这个义项，属于名词。“雅兴” “ 败兴”“扫兴” “ 即兴” “ 助兴” “ 兴高采烈” 中的“兴” 都是这个意思。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旦把“兴” 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而不是当做动词“起” 理解时，它的读音读为“xìng” ，也是可以理解的。

百度词典里面把“比兴”注为“bǐ xīng ，诗歌表现手法之一，以他事引起此事叫起兴，又简称‘兴”” 。这是百度词典里的注音和注解。对于百度里面的东西，只可作为参考，不可作为标准。因为百度里面的一些东西鱼龙混杂，莫衷一是，很难作为标准。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古代汉语词典》有明确的读音，“兴” 的这种手法不是今天才有，是从古代汉语传播下来的，所以不必在这上面纠结，希望大家不要再在这样的读音上面纠缠，约定俗称的东西，有时不需要给理由。

总之，“比兴” “赋比兴” 中的“兴” 是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 ，读音应该是第四声，读为“xìng” 。

扩展:赋比兴 兴读音 / 赋比兴的读音 / 信阳胡家寨

篇二 : 从诗经中举例说明什么是赋比兴

赋比兴的手法后人曾经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这三者也确实是《诗经》最基本的艺术手法。关于赋比兴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宋代朱熹的解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赋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之一，这种直接叙写的例子多不胜举，《豳风?七月》就集中运用了赋的手法，按照季节物候变化的顺序，铺叙了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其他如《氓》中弃妇的不幸遭遇、《君子于役》中黄昏时分农家小院的情景、《击鼓》中对家乡妻子的深挚思念以及《溱洧》中男女相约游春的欢乐等，也都是用赋的手法直接叙写出来的。

“兴”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诗经》民歌中借以起兴的物象大都是自然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如烂漫的桃花、和鸣的雎鸠、猗猗的绿竹、皎洁的月亮等。这些物象本身就使人感觉优美的诗意。而兴的妙处更在于借以起兴的物象和下文之间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关联，它或衬托，或暗喻，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粗犷尚武的《秦风》中有一首荡气回肠的恋曲《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

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一唱三叹，诉说着对可望而不可及的“伊人”的向往，而那用来起兴的苍苍蒹葭、清清白露，和主人公忧伤怅惘的心情互相映衬，使全诗都笼着一层淡淡的哀伤。王国维曾经赞誉它“最得风人深致”，而这正得力于“兴”的妙用。

“比”在民歌中也俯拾皆是，比的运用使得诗歌的语言更加生动传神，如《硕人》连用了六个比喻来夸写女子的美貌: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些比喻把女子的美丽描画地鲜活灵动，使人几乎有耳闻目睹之感，而这些比喻也因此被后世不断沿用，成为描写女子美丽的习语。其他如用癞蛤蟆比喻荒淫好色的卫庄公、用美丽的蕣华比喻女子的容颜等，也同样贴切逼真。

《国风》民歌中还经常用比喻把抽象的心情甚至品德具象化，像下面这样的句子: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

这些新颖活泼的比喻，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回环复沓的章法 《诗经》民歌一般由若干章组成，每章之间常常只更换一两个字，例如《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首诗三章之间只变换了六个字，其他的语言全都一样。这就是回环复沓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是民歌中独有的。民歌大多是即兴抒情之作，它全部的目的只在抒情。而《诗经》民歌的语言是洗练的，往往寥寥几句就能表明主题.

范文三：赋比兴的发展

中国古代“赋比兴”的发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赋比兴汉代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

《毛诗正义》：“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赋比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刘勰论述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赋比兴南北朝时期钟嵘论述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

赋比兴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

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赋比兴宋代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

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辞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中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

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赋比兴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

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

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赋比兴意义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范文四：赋比兴的内涵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1][2]

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相当于如今的排比修辞方法。比：类比，比喻。（这里有两种说法，分别[3][4]

是类比和比喻。而在“比兴”中，“比”为“比喻”之意。）兴：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如今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兴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范文五：曹植的赋比兴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大家, 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虽然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 其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但是, 政治上的失败, 并没有扼杀他奔放的创作激情; 悲剧的人生, 却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更为辉煌, 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辞赋, 他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出于同时代的人, 因而被后人誉为是建安时代最有才华、最杰出的作家。曹植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是在诗歌方面。

他的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其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然而，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前人有很多对他做出过极高的评价，而其中尤以钟嵘的“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凤, 音乐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最具有代表性！

这主要是由钟嵘的诗歌审美观所决定的。他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 二曰比, 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 兴也; 因物喻志, 比也; 直书其事, 寓言写物, 赋也。弘斯三义, 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 润之以丹采, 使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 是诗之至也。”可见, 风力与丹采俱备的诗就是钟嵘理想中的诗。风力即风骨。风、骨或风骨, 本来是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用语, 如《世说新语•赏誉》:“(王) 羲之风骨清举也。”刘勰《文心雕龙》开始用来评论文学。所谓“风力”,指充实的内容、丰富的情感和雄浑、悲壮、厚重、有气势、有力度、具有阳刚之美的风格; 所谓“丹采”,指华美的词藻、音韵铿锵的音节、鲜明紧健造形、穷情写物”的技巧。钟嵘以为, 诗创作要恰当地运用“赋、比、兴”并“干之以风力, 润之以丹采”,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 才会获得“使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

赋、比、兴是古人对《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概括，宋代学者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我认为曹植的诗歌对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用现在的话来说，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可以说，直接陈述作者的所见所闻及所想，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手法。如在《美女篇》中对美女容貌的盛写“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诗人通过描写美女盛年处房室，深寓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哀！

比，就是比喻、比拟；兴，就是起兴、发端，是先用别的事物或眼前所见之景起头儿，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情。诗人很高妙地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抒情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他在其创作中, 借物抒怀, 托事寄意, 创造了大量的名篇佳句, 因而“比兴”也就成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一大特点。如“皎若日出扶桑”,形容夜同白昼, 灯火辉煌,“惊风飘白日”,形容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比喻皆新鲜贴切, 生动巧妙。《赠白马王彪》诗中的比喻非常生动。如一章中以恶鸟、害虫比喻朝廷中小人的嚣张形象。用“转蓬、浮萍”的遭遇象征自己漂泊无定的身世, 用怨女愁妇的悲叹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 唤起读者联想,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又如《野田黄雀行》通过描写一个少年解救“见鹞自投罗”的黄雀的故事, 寄托诗人要营救蒙难朋友的急切愿望, 等等, 这些都是对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然而, 与《诗经》、屈骚相比, 曹植对“比兴”手法的运用, 又显得别开生面。《诗经》、屈骚中所运用的“比兴”更多的是他指, 主体意识还不十分强烈; 曹植诗歌中所运用的“比兴”更多的是自指, 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例如他的《白马篇》、《吁嗟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以及《杂诗》中的“南国有佳人”等等, 其中所塑造的形象, 无不是诗人的自况, 无不是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的表现。

总之, 曹植的诗在各个方面都处在那个时代的前沿。他自己也强调内容和形式都要饱满, 缺一不可, 并且认为文学作品要文义相扶。他在《前录自序》中明确指出:“故君子之作也, 俨乎若高山, 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 让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 光乎皓皓, 与雅颂争流

可见。”在这里他提出, 好的作品形式应该具有高山般的雄浑、浮云般的飘逸; 内容上应该具有白花般的朴实; 词语应如五彩缤纷的春花一样华美。他还强调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要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 这才具有审美的价值, 才是作品气韵之所在。所以说曹植的诗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仍值得我们不断的去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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