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
香港在世界上的地位
香港介于深圳河以南,北纬22?09′以北,东经113?52′至114?30′之间,地处珠江三角洲南部,珠江出海口东侧。西与澳门隔海相望。南濒南海,北与深圳相连。全境陆地面积为1092平方千米,共有大小岛屿235个,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本土及离岛四部分。香港人口约650万(1997年末)。1995年全港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890人;由港岛及九龙组成的旧市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6130人,而新界,包括大部分新市镇,人口密度则仅为每平方千米3010人。就是在这片弹丸之地上,六百多万香港人创造了香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构成香港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是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制造业。 ?据官方1994年公布的统计数字,香港每日印发的报纸多达76家。在香港,平均每三人拥有一份报纸(世界平均数为10人一份)。
?全港有大学6所,香港大学(港大)、香港中文大学(中大)、香港科技大学(科大)、香港理工大学(理大)、香港城市大学(城大)及香港浸会大学(浸大)。 ?香港每年销往世界各地的港产片总值约为10亿港元,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地。港产电影每年约为200部,仅次于美国和印度,排世界第三位。
?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全世界最完备的,公共汽车每天载客340万人次,地铁每天载客210万人次,平均每千米载客量是世界最高的。
?香港是亚洲的印刷和出版中心,有200多家出版社。
?香港有世界上第一座建筑费用超过10亿美元的汇丰银行总行大厦,以及北美洲以外最高的建筑物中环广场,香港体育馆是全球第二座无内柱大型建筑物。九龙尖沙咀的海城酒楼面积1.4万平方米,可容纳6000多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餐厅。 ?香港每年举办近百个商品展览,其中钟表、时装、玩具、家庭用品和消费电子产品展览的规模,居世界首位。
金融:
1、香港是与纽约、伦敦、东京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至1995年底,香港有持牌银行185家,分行1649家,外国银行驻港办事处157家。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两家银行,平均每3000人拥有一家银行机构。它是亚洲唯一没有离岸业务和本地业务限制的金融中心。 2、香港与纽约、伦敦、苏黎世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金市,黄金年进口量超300吨。 3、香港外汇市场日平均成交额超过91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和新加坡,位居世界第五;外汇总储备4600多亿港元,居世界第七,人均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 4、香港股市为世界第八大股票交易市场。1995年总市值为23,480亿港元。 5、香港是世界第四大银团贷款中心,具有强大的银团贷款组织能力。 6、香港银行境外交易额至1995年底达1276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五。 旅游:
1、香港素有“东方之珠”的美誉。经久不衰的旅游业为香港带来极为可观的经济收益。 2、香港是著名的“购物天堂”,作为免税贸易港,商品种类丰富、价格低廉、质量上乘。 3、香港也是世界的“美食中心”。这里名厨汇萃、菜式繁多,食肆林立。有许多海外游客为饱口福慕名而来。
4、1995年到港的各国旅游人数为1020万,总收益达720亿港元。 信息:
1、香港的信息事业机构、信息传播系统及信息技术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香港每100人便有电话66.8部。直通国际电话遍及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
个城市。
3、香港是世界首座拥有全数码电讯网络的城市,国际电讯使用率全球第一。 4、香港邮政署年处理特快专递邮件430万件,仅次于美、日,居全球第三位。 商贸:
1、香港位列世界第五大贸易区。1995年对外贸易总值为28352亿港元,占世界贸易总值的4,,其中出口总值为13441亿港元,居世界第八;进口总值为14911亿港元,列世界第七,人均对外贸易额为58722美元,仅次于新加坡位居世界第二。
2、香港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设立领事及商务专员。
3、1995年香港转口贸易值高达1l125亿港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转口贸易商埠。 4、香港对外贸易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37.9,(1994年)。长期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发展强劲,带动了制造业,金融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的有力发展。 航运:
1、香港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个港口建有航运关系,主要航线20多条。1995年,进出港口大小船舶达432481艘次,每隔一分半钟便有一艘船只进出。 2、香港是国际航运财团在亚太区的行政和船舶管理中心,世界各地有300多家轮船公司在香港设有总公司、分公司或代理处。
3、香港是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总部,船东协会拥有远洋船舶1294艘,载重吨位6100万吨。有包玉刚、董浩云等世界级“船王”。
4、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1995年集装箱吞吐量为1260万个,抵港远洋船舶和内河船214000艘,装卸货物1.6亿吨。
5、葵涌码头平均每天可接驳11艘集装箱船,每艘在港装卸时间仅为12小时;葵涌平均每公顷实堆箱数为1300余箱,堆放密度为纽约港的7倍,鹿特丹的3倍,高雄的2倍。
摘自:《地理教育》
范文二:中国园林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园林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唐宋时已传入朝鲜和日本,产生了直接影响。禅宗思想传入日本后,又促成了极富日本特色的“枯山水”园林和“茶庭”的产生。“枯山水”园林可以说就是一种大型的盆景,写意性极强,建造者多是禅僧,以较晚出的京都龙安寺石庭水平最高,相传建于1450年。石庭地面铺着白砂,表面耙成水纹形状,象征浩瀚的大海;在白砂中布置有精选的石头,象征大海中的五座孤岛;在石组周围的白砂都耙成环形,仿佛是水石相击成的浪圈。
欧洲人知道中国园林,可上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他在江南见过南宋建造的园林,还描述过元大都的太液池。太液池中有二岛,北岛较大,元时称万岁山(即今北海琼华岛),其巅广寒殿相传建于辽代;山周部署其他殿宇亭室,引水汲至山顶再导入山腰石刻龙嘴中仰喷而出;山上山下遍植花木,列置金代由汴梁运来的太湖石,又畜奇禽异兽。马可?波罗因此山“木石建筑俱绿”,又称此为“绿岛”。南岛称“圆坻”,即今之团城,有石桥北通万岁山。
中国园林的特点
与西方或伊斯兰园林比较,中国园林有以下显著特点:
1.重视自然美。虽有人力在原有地形地貌上的加工,甚至可能全由人工造成,但追求“有若自然”的情趣。园林中的建筑也不追求规整格局,而效法路亭水榭、旅桥村楼,建筑美与自然美相得益彰。
2.追求曲折多变。大自然本身就是变化多趣的,但自然虽无定式,却有定法,所以,中国园林追求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自有严格的章法,只不过非几何之法而是自然之法罢了,是自然的典型化,比自然本身更概括,更典型,更高,也更美。
3.崇尚意境。不仅停留于形式美,更进一步通过这显现于外的景,表达出内蕴之情。园林的创作与欣赏是一个深层的充满感情的过程。创作时以情入景,欣赏时则触景生情,这情景交融的氛围,就是所谓意境。
暗香盈袖,月色满庭,表达了对于闲适生活的向往;岸芷汀花,村桥野亭,体现了远离尘嚣的出世情怀;水光浮影,悬岩危峰,暗示了山林隐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至于皇家园林,在寄情山林的同时,又通过集锦手法,“移天缩地于君怀”,满足于大一统的得意;朱柱碧瓦,显示出皇家的富贵;一池三岛,向往于海外仙山的幻想。总之,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文野。
赞叹与模仿:西方人见到中国园林之后
17世纪以后,有关中国园林的消息传到欧洲,先是英国,然后又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引起惊叹,中国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1685年,英国著名学者坦伯尔写过一篇文章,他针对西方的几何式园林说:“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完全不规则形的花园,它们可能比任何其他形式的都更美;不过,它们所在的地段必须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同时,又需要一个在人工修饰方面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伟大民族。”他承认这种园林是他“从在中国住过的人那儿听来的”。坦伯尔还写道:“中国的花园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此时,欧洲所流行的园林,正像凡尔赛花园的建造者、法国古典主义造园艺术的创始人勒诺特所说的,却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
黑格尔对中国园林精神也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园林不是一般意义的“建筑”,而“是一种绘画,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它把凡是自然风景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岩石和它的生糙自然的体积,山谷、树林、草坪、蜿蜒的小溪,堤岸上气氛活跃的大河流,平静的湖边长着花木,一泻直下的瀑布之类。中国的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岛、河、假山、远景等等都纳到园子里”。所以,中国园林就像是一种“绘画”,具有再现自然的性质,而不再是不再现任何东西,只抽象地表现出一种氛围的“建筑”,这是十分中肯而深刻的见解。
歌德则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他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他在这里谈的,很大程度都指的是中国园林。
18世纪初在清宫当了13年画师的意大利教士马笃礼曾为避暑山庄绘制了三十六景图。他回忆说,在欧洲,“人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人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形,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画家王致诚曾在清廷如意馆作画,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曾写信寄往巴黎,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游廊“不取直线,有无数转折,忽隐灌木丛后,忽现假山石前,间或绕小池而行,其美无与伦比”。
欣赏与赞叹之后便是模仿。在欧洲,首先是英国,18世纪中叶,一种所谓自然风致园兴起了;后来传到法国,在自然风致园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式的题材和手法,如挖湖、叠山、凿洞,建造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式的塔、亭、榭、拱桥和楼阁等建筑,甚至还有孔庙,例如1730年伦敦郊外的植物园,即今皇家植物园。仅巴黎一地,就建起了“中国式”风景园约20处。同时也传到意大利、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发现,要造起一座真正如中国园林那样水平的园林有多么的困难。
苏格兰人钱伯斯(1723―1796)曾到过中国广州,参观过一些岭南园林,晚年任英国宫廷总建筑师。岭南园林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园林,但仍然引起了他无比的赞赏,在好几本书里他都描写过中国园林,不只是浅层的外在形象的描述,而是对中国的园林精神有了较深的体会。他说:“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不应该“以酷肖自然作为评断完美的一种尺度”。中国人“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除人为,相反地有时加入很多劳力。他们说:自然不过是供给我们工作对象,如花草木石,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情趣”。“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钱伯斯反对欧洲人模仿的“中国式园林”,提醒说:“布置中国式花园的艺术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智能平平的人来说几乎是完全办不到的。……在中国,造园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广博的才能,只有很少的人才能达到化境。”
严谨?自由:东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欣赏比西方早得多,早在4、5世纪的魏晋时代即已开始,山水诗、山水画至唐宋已臻至善;而西方的绘画要晚至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才开始表现自然,并且只作为人物的背景而存在,独立的所谓风景画出现得更晚,被纳为主要题材要迟至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了。中国人在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研究上,也早就取得了远高于西方人的成就,在古代“画论”“文论”中就不乏真知灼见。
在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但园林却是自由的。西方则刚好相反,建筑群和城市往往自由多变,而园林却规则谨严。这些情况造成了两个建筑体系内部的互补,也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显然,中国人更重视君尊臣卑的“礼辨异”观念,造成了以宫殿或政权建筑为中心的规则谨严的城市。而其崇奉的天人合一、天地为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则对园林的构思创意起了根本性作用。
(选自《建筑的意境》,中华书局)
范文三: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振衰起颓,由弱变强,成为求和平、倡发展的重要力量。1949年,当本世纪前50年行将结束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端━━既是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洗脱羸弱“病夫”形象重树大国威信的起点。为保卫国家的独立与和平,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进行了较量。百万大军数年征战,迫使这个世纪头号强国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书上签字。指挥了这场战争的彭德怀元帅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侵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国家的主权,中国不惜与最大的“盟友”交恶。**断然拒绝赫鲁晓夫所谓建立“联合舰队”和设长波电台的建议,表明中国绝不答应任何一个大国将自己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 同样为了国家主权。在中英就香港回归的问题开始谈判时,**告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富有智慧和胆略的中国领导人并不拒绝通过战略调整来改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50和60年代,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交了众多有共同苦难经历和发展诉求的亚非拉朋友,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为处理新型国与国关系做出了独特贡献。 70年代的“乒乓”外交更是体现中国气魄的具有神奇色彩的外交行动。就在这“小球推动大球”的行动后,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正式建交。 80年代,**审时度势,重新估价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中国判断。中国大规模裁军,从此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一个世纪的奋发自强使中国在世纪末赢得了全世界尊敬的目光。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两度刻骨铭心的盛典,迎回了国土和尊严。 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将在新的世纪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上个世纪之交形成霄壤之别。再没有人小觑这个东方大国。在当今的多极世界中,中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一极。 中国的声音得到充分的重视。无论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谈论全球化,还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减免重债国100亿元债务;无论是在千年首脑会议上谈论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还是在亚欧会议上倡导新型的区域合作。 中国仍一如既往地从不放弃原则。反对西方借“人权外交”干涉他国内政的图谋。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一道坚决维护《反导
条约》的权威,以此来维护了全球的战略匀势。还以更加积极灵活的态度在参与着全球各个领域的合作。“上海五国”、东亚论坛、东盟+中日韩会晤等区域合作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活跃的身影。 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整个世界。这个东方古国已经和1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各国建立了800多对友好城市关系。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有300多家在中国投资。中国是下个世纪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 这个东方古国还将随着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有专家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名列全球外贸第11位的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额在5年内又将翻一番。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中国正采取重大步骤融入全球。他认为这将使中国脱颖而出,“成为21世纪全球货品、服务、资金、人才以及思想等交流的最主要竞争者之一。”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其他三个古国的文明都已出现了断层,都已经失传。惟有中国的文明没有出现断层,五千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中国文化最有资格代表东方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综合来讲: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拥有较强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
第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惟一的常任理事国。积极利用联合国讲坛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成为世界上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国家。 第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政治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对于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其二,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其三,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使这一国际组织
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四,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并推动国际秩序的除旧布新。
另外,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55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国际角色,和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五十多年前它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一员,三十多年前它加入了联合国,二十多年前,**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两年前,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十年到十五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出口产业的壮大推动了贸易的扩张。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专家拉迪预言,“2004年,中国将成为在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经济。”
他指出,中国的贸易迅速增长,对亚洲造成尤其重大的影响。
拉迪说:“其他亚洲国家认识到中国是它们的头号出口市场,又因为中国的进口增长也很快,所以中国对亚洲国家,包括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作用。”
正因为近十年中国在区域和国际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的角色日益显赫,打破了国际间原有的势力均衡,由此引起各方的不同反应,中国威胁论是其中最明确的一种。
未知数.
但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室的东北亚事务专家季北慈认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因为还有不少未知数,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国际社会和中国是否能互相容纳和适应对方。
他说:“世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国际间出现一个新的力量时,有时会造成破坏,因为现有体系中的力量需要接纳和适应新的力量,而新的力量,现在是中国,显然要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要扮演更大的角色。至少历史表明这个过程不会一直顺顺当当。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问号。” 另一个未知数与历史有关。季北慈指出,在中国,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扬眉吐气感或民族自豪感有可能向极端方向演变而成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人同时也有受害者心态,这两种情
绪如果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具有爆炸性。“直到最近,中国一直认为在历史上自己是国际力量的受害者。它在强国圈子里应有的位置,被强行、无理地剥夺了,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这种带着怨气的强大力量,这种自己觉得是历史的受害者的心态,是可能带来问题的,因为如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试图讨回公道,这就值得担忧了。”校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大家认为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党人以清醒、深厚、高度的历史自觉,通过丰富执政能力的内涵,在执政理念、*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为我们党紧紧抓住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切实肩负起执政兴国这一伟大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里强调的要通过坚持五个“以”来实现三个“性”,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我理解,其重要精神就是要在不断推进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切实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以实践为基础,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这是因为,面对着当前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能否坚持与时俱进是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而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又是能否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因此,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执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源泉。
其次党要推进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政党,如果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就会落后于时代、实践的发展,因此而制定的政策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丧失领导群众的资格。现在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研究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么执政。也就是深入研究*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上达到新的水平。这次全会把“科学”、“民主”、“依法”同“执政”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要求提出来,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无数事实说明,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党要推进理论创新,具体地讲,就是要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把人民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升华为方针政策直至科学理论,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为此,就要着眼于转变党的作风,尤其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着眼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能力,大规模地培训干部。坚持在实践中总结,在学习中提高,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创造执政业绩。
同时,要坚持不懈地以加强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活力为目标,推进党的制度创新。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是否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正如党的十六大所强调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党是由一批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是中国*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我们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有过失误,至今仍有许多未令人满意之处,但是有**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我们一定能够在发扬党内民主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更明显的进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需要从外界引进多少新思路,我们的党章就是一个具有民主精神的好章法。开掘党章内含的现代民主制度存量,对于我们加强党内民主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指出,可以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基础上,重点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来改革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这次四中全会又有具体的部署,如在保障党员权利方面,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等等。这是我们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指南。
再有必须在加强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自觉性方面加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全体党员和干部素质的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随着时代和党的任务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党从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执政党,这对党员干部的
素质要求是不同的。党员干部不仅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还要善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仅要以改革的思维推进理论和各项实际工作创新,还要善于协调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复杂矛盾;不仅应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还必须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等等。否则,不仅党的先进性难以体现,而且党的执政能力也难以从整体上提高。
严格地讲,党的执政能力指的是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执政能力。由于国家政权中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主要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行使,这就决定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然要提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个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构成了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基础。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不但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且有一大批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适应改革开放时代要求、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因此,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的培训,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必须看到,在群众的眼里,身边的党员干部就代表党的形象。虽然并不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在执政,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素质不高、能力平庸、作用发挥不好,那就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的任务,党的执政能力才有最牢固的基础。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去探索和落实,一定能在创新中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目前,我校党员和干部队伍在知识和能力上还存在着不小差距,所以之不光要高度重视学习,把加强学习纳入重要工作日程,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干部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提出具体要求,帮助党员和干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使基层组织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建立党员和干部学习考核制度。党员评议、干部述职都要把学习情况作为评议和考核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要把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同学校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入手,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切实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对于整个世界都
有重要的意义:其一,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其二,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其三,深刻地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使这一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四,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并推动国际秩序的除旧布新。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在当今世界,无论从什么角度、出于何种动机和采取怎样的态度,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问题时,几乎都要认真考虑中国这一因素。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因素”对国际格局就开始产生影响,而且还时常占据显要位置。
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以往“中国因素”的分量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地广人多,任何国家都不会完全忽视一个拥有世界人口1/5的大国;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良好关系所具有的影响力;三是中国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地缘政治作用。但当前的“中国因素”是由中国的综合国力衬托起来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起政治、安全等各个方面影响力的发挥。“中国因素”囊括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外交政策与主张、发展模式、文明传统、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对世界形成了多方位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的。这种影响也是全局的、持久的、自然的。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中国,相应对中国的期待值也加大,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以相互借重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设想和考虑也应运而生。中国目前更加侧重与各方建立合作对话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等,这种机制是加强南南合作的有益方式,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合作的精神。中国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欧盟等国际、地区组织发展关系,这些都是出于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与合作,而不是出于搞对抗、谋霸权的目的。“中国因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对国际事务表现了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对世界来讲,对中国来讲,都是件大好事。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估价自己的实力。
周刚(中国前驻印度大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以一个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可逆转,中国人感到高兴和骄傲是理所当然的。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有限,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持续奋斗的过程。这些都要求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知之明,戒骄戒躁,既不要自吹自擂,又不要被别人的吹捧冲昏了头脑,因此,不要高估“中国因素”的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对那些给予中国很高期望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而对那些心怀不善,企图“捧杀”中国,变相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我们也要心中有数,保持警惕。
陈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客观地估价“中国因素”的影响是现实的需要。中国目前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对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依赖等等,国家的统一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些都要求我们正确看待“中国因素”,不能过高估计自己。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处在一个迅猛发展的过程之中,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看,仍然“西强东弱”。因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善于守拙,埋头苦干。善于首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直接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比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应该尽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再如,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要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妥善处理领海争端,维护和改善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要达到这些目标,关键是要善于把握形势和利用机遇,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并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纵观近百年来世界强国的兴起,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通过战争、掠夺、强权等罪恶行径去损害别国的利益而获得自己的发展。从昔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今天的美国,几乎都有着类似的历史记录。与他们不同,中国是靠着自己的改革与建设 在国际和平环境中,找到一条合适自己的发展道路,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平等发展”与不称霸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发展绝不会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希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对世界具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扩张,正在成为全球外贸扩张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银行信用分析家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1995年至2002主要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中国的贡献率达25%,超过美国20%。这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支撑点。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中,有美国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北美经济中心,有欧盟为载体的欧洲经济中心,相比之下,今天亚洲尚不足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中国的崛起及“10+1”、“10+3”等经济合作机制的启动与发展,将促进整个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格局转换的新时期。在当今世界,单极势力与多极势力激烈角逐。美国凭借明显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试图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中国是霸权主义的反对者、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倡者和多极格局的促进者,所以,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将有利于世界均衡与稳定。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一个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所以,中国的强大,将促进世界的和平。中国的和平崛起还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增大与整体力量的崛起,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也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
范文四: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那么,古代中国在她同时期的世界各国中居于什么地位呢?
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古代中国的时间下限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认为近代以前就是古代,那末下限应划在鸦片战争以前。如果认为奴隶制社会是古代,由于古史分期问题尚在讨论之中,那么下限又难以遽定。关于古代世界的时间下限,也并非没有争论。不过,一般不会下延到近代以前,因为中间还有一个中古(或中世纪)的时代。这篇小文姑且将时间下限划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必须说明,这里不涉及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求其便于从比较中了解中国在古代世界上的地位而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至于要谈古代中国在古代世界的地位,可以写成许多专题论述。本文只从三个方面一般地介绍中国在各文明古国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
中国的文明曙光出现于夏代,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与商、周并称“三代”,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孔子就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三代世表》,商代世系已从甲骨文资料得到基本的证实,夏代世系看来也必有根据。近年一些考古学家又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中国文明始于夏代的论据越来越充实了。
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出现的文明,除黄河流域的夏以外,有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开始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和爱琴海上的克里特文明(约与夏代同时开始)。这就是世界最古的五个文明古国。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国逐渐进入青铜器的繁荣时代。这期间,经历了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两次王朝变更。尽管夏、商、周原本是同时存在的来源于不同部落的邦,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共主,即天子,而这种共主的地位和有关的礼制是在三代间依次相承的。《尚书?周书》中一再说到商革夏命 ,周革殷命,而三代相传的“天命”却是同一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这也表明三代间虽有相革相代的一方面,但又有相继承的一方面。近年于周原发现甲骨卜辞,虽然目前可见数量还不多,但已可以充分证明殷周之间的文明的连续性。
公元前两千年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基本处于繁盛阶段(埃及有中王国、新王国,两河流域有古巴比伦王国),同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也产生了一些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而且它们的文字和历史被遗忘,除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以外,其他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中国的西周王朝经过强盛而衰落,随后出现了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局面。中国在这期间进入了铁器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在这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世的最古老和最权威的文献《诗经》、《尚书》的核心内容形成于这一时期,孔子修《春秋》也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也从此有了逐年不断的历史记载。
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由盛而衰。兴起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帝国和兴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先后征服了埃及和西亚的古文明地区(公元前8—7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叶)。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以及邻近它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其他文明古国从此基本失去政治上的独立。这时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形成了许多“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先后形成米底国家和波斯国家,在希腊形成为数众多的城邦,在意大利形成了罗马国家。可以说,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在青铜时代产生的文明古国至此已基本失去独立,它们的历史地位已由上述新起的一批国家所代替。
公元前一千年代后半期,中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出现了秦的统一,继而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繁荣的时期,现在我们读到的各种先秦子书、儒家经书、种种古史大多都是这一时期产生或编定的。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上起五帝,下迄当时(汉武帝时期),高度体现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公元前一千年代后半期同,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颇见异采的时代。希腊经过古典时代(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高度繁荣之后,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控制之下。波斯帝国亦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为马其顿亚历山大所灭亡。亚历山大帝国转眼分裂之后,埃及、两河流域及西亚其他古文明地区又落入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之下(马其顿、希腊人为统治者)。公元前三世纪,孔雀帝国一度几乎统一印度半岛,但昙花一现后又分裂了。公元前二至一世纪间,罗马共和国日趋强大,逐渐征服了地中海周围广大地区。马其顿、希腊失去独立,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一带古文明地区又落入罗马之手。曾经盛行于西亚各国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其他两种文字,也在这个时期里逐渐失传。古代埃及、西亚文明的传统基本已经中断。近代学者在释读它们的文字以后,它们的历史才较清楚地为人所知。
公元一至五世纪间,中国经过两世纪的东汉帝国以后,有过三国的鼎立,西晋短期统一后的四至五世纪时,北方有过统治者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十六国”局面。但是,中国文明的传统甚至在北方也未曾中断。五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改革是这种文明传统继续存在的有力证明。自魏晋至南北朝,政治上纷乱虽多,史学上却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仅就期间最混乱的“十六国”来说,据《隋书?经籍志?霸史》、《史通?正史?十六国史》等篇记载,即有史书二十六种二百七十一卷(其中三种不知卷数,未计。见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第61―65页)。后来北魏的崔鸿又据这些书的资料编成《十六国春秋》一百卷。这些书都是前四史的继续,又是唐修《晋书》(载记部分)的资料来源。这些都是中国文明从未中断的明显标志。
公元一至五世纪,罗马帝国经过两世纪的兴盛以后,三世纪便陷入危机,四世纪末分为东西两部,公元476年西罗马正式灭亡。日耳曼人纷纷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西方的古代文明至此实际中断了。以后,西方有过“文艺复兴”,但那是近代欧洲各民族文明的兴起,而绝对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恢复。
纵观古代历史,唯一保持了文明连续性的就是中国。
二、中国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唯一形成了稳定的统一趋势的古国
从世界文明古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大体早期出现的都是一些由部落联合而成的小邦,然后再由小邦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古希腊的各城邦甚至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失去了独立)。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代间,埃及和两河流域一再出现过这种统一的局面(尽管这种统一并不十分巩固),有时还把势力扩展出本地区之外,如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真正跨地区性的帝国出现于铁器已盛行的公元前一千年代和以后。这期间在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帝国有:亚述帝国(公元前九至七世纪,主要版图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公元前七世纪中期一度包括埃及北部)、波斯帝国(公元前558-330年,极盛时版图东起印度河流域,西北至巴尔干的色雷斯,西南至埃及)、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5年定都巴比伦,323年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开始分裂,版图包括马其顿和波斯帝国)、孔雀帝国(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至三世纪后期,阿育王统一半岛大部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安息帝国(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版图以伊朗为主,其盛世西有两河流域,东至中亚南部)、贵霜帝国(公元一至三世纪,其盛时占有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罗马帝国(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476年,包括多瑙河以南、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埃及和北非其他沿地中海地区,小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一度扩展至两河流域、多瑙河以北今罗马尼亚一带及不列颠南部)、萨珊朝波斯帝国(公元三至七世纪中叶,领土范围大体与安息相当)、笈多帝国(公元四至五世纪,版图包括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部分地区)。
以上这些古代帝国中,一部分以一个地区为主,扩展到附近一些地区,如亚述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笈多帝国等,另一类是跨越多地区的,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孔雀帝国、罗马帝国。其中有些存在的时间很短,有些存在的时间较长,但总的说来它们都是不巩固的。斯大林曾说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语言、对于帝国所有组成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共同体。”(《马克斯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64年版,6-7页。)这是说得很符合实际情况的。就以其中影响较大、历时较久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来说,不管统治者对政治军事组织作了多大的调整和加强,它们的内部仍然不能成为一体。波斯帝国基本保持了各地原有基层社会政治结构,罗马帝国最盛时内部也有很多地方自治的城市(组织形式很象城邦);各地对于帝国政府的关系不过服从统治、出税、出兵而已。这些帝国的出现本身就不意味着统一,因此它们一旦灭亡也就难以成为以后统一的历史基础。
古代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古国不同。统一的趋势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中国文明出现之初,也曾有很多小邦林立。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周武王准备伐纣,诸侯会于孟津者有八百之多(《史记?周本纪》),这还没有加上站在殷一边的或中立的。小邦虽多,但是众小邦之上有一个大邦,就是王国。夏、商、周三代都是王国。周原甲骨的资料表明,周即是一个邦,同时又是服从殷领导的“周方伯”。西周时期,王国对诸侯的权威又胜于殷代。三代基本上是邦的联合,但其中又逐渐发生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看起来象是周王朝失驭,诸侯独立性强了,但是实际是在并小邦为地区性国家,变封建为郡县的过程中。因此,当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时,在中国出现的是波斯和罗马无法与之比拟的郡县制帝国。秦虽不长,但是两汉时期四百年巩固了中国统一的历史基础。三国看来分裂了,但是蜀在西南、吴在东南方的发展实际为更大规模的统一作准备。西晋灭亡后,北方一度有“十六国”的分裂,但是北魏后来统一了北方,以后隋又统一了中国。中古时期的隋、唐帝国是古代秦汉统一趋势在更高程度上的再现。
在古代中国统一发展过程中,除郡县制以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尤其为其他古代帝国所未有,这就是中国的统一有民族的基础。在秦统一以前,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已经形成了语言相通、文化相同的“华夏”族,经过两汉又发展为“汉人”。这实际上都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原来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不以血统而以文化分夷夏。正如韩愈所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汉人”只不过是以先进的华夏、汉文化为中心,各兄弟民族融合的结果。南北朝时,北人称南人为“岛夷”,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其实北人、南人都在共同发展同一文化,所以“岛夷”和“索虏”又共同融合成了隋唐时的汉族。有了作为核心的汉族和边裔兄弟族的联合,才有中国统一发展的稳定性。
三、中国在促成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联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最古老的文明都产生于北温带南部(约东北回归线至北纬四十度之间),南北差距不大,但是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经度上,相互间有着远近不同的距离。因此,随着文明的发展,古代东西方文明间的联系也有一个形成过程。
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这些最古老的文明,在广阔的原始世界中不过是几个孤立的绿洲。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随着叙利亚、小亚一带形成国家,埃及、两河流域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已经连接起来。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随着波斯帝国从伊朗高原兴起,从印度到地中海区域之间也开始有了联系。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中国在地理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中国不知帕米尔以西的国家,其他文明古国也不知东方还有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波斯的皇帝们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先后远征中亚,兵锋最远也只达到帕米尔以西。因此,克服这种地形上的障碍成了打开陆上东西交通的关键。
公元前二世纪,汉通西域,这对打破东西方文明的分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命首次西行,本为联合月氏对付匈奴。这项任务虽未完成,但他首次访问了中亚和伊朗东北部(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成为正式穿行“丝绸之路”关键一段的第一人。当然,“丝绸之路”的开通,并非决定于汉武帝个人的政治军事动机,亦非成于张骞一人。张骞在大夏(巴克特里亚)时,见到中国产品邛竹杖、蜀布,问大夏人从何处得来,回答是从身毒(印度)买来。可见中国西南已早与印度有商业往来。张骞死后,“西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里海东北)、黎轩(罗马)、条支(在伊朗西南波斯湾沿岸)、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史记?大宛列传》)使团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多,结果实际成了国际商队。司马迁记载汉使从陆路到达黎轩、条支、身毒等地,这是东西交通史上的大事。可惜记事不详。到东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命甘英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条支,临“西海”(大概指波斯湾),为安息西界的船人所阻,未能直达大秦,但是再次巡历了二百年前西汉使者所走通的“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的东端西安(约在东经110°)起,西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再逾帕米尔(约至东经70°),这是一段十分艰险的路程。两汉时期开通了这一道路,并曾管辖了这些地区,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古代文明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帕米尔以西至两河流域(约东经70°―40°)的一段在贵霜和安息控制之下,中国使者亦曾行经其中大半,至波斯湾(约东经50°)。“丝绸之路”西端为地中海滨之安条克(东经36°),在罗马统治之下。因此,在这条古代文明交通的交通大道上,不仅大量西运的丝绸来自中国,而且这条道路本身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中国。
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大约也在这时期开始了。一般地说,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商船航行于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印度商船航行于印度与中南半岛南端之间,有时也到中国口岸;中国船只西南航行至中南半岛南端,有时也到印度东海岸和斯里兰卡。汉与罗马互相通使的企图因安息遮隔而未实现。“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后汉书?西域传》)不过东西方的海上联系确已形成了。
公元一至二世纪,从东到西在亚、非、欧大陆上领土相接地并列着东汉(约跨于东经130°―70°)、贵霜、安息(二国约跨于东经70°―40°)、罗马(约跨于东经40°―西经10°之间)四个帝国。其中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幅员比较广阔的是东汉和罗马。罗马与汉在其盛世,一西一东,大抵旗鼓相当。不过,如果从纵的时间过程来看这四个曾在空间上并列的帝国,那末其它三个国家就都无法与中国比拟了。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文史知识》1986年第一期???? 作者:刘家和
范文五:中文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
评价语言地位需要按这六条标准加权评分综合考虑: 1.以该语言为第一语言(母语)的人数,最高得分:4分; 2.以该语言为第二语言的人数,最高得分:6分; 3.使用该语言国家的经济实力,最高得分:8分; 4.科学、外交中该语言的重要性,最高得分:8分; 5.使用该语言的国家数和人口数,最高得分:7分; 6.该语言的社会、文学地位,最高得分:4分(如果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加1分)。 按照这个评分标准,我们不难想像,虽然以中文作为母语这一项我们占尽优势,但是其他几项却未必乐观。 我们先看第一项指标:第一语言人数。这项指标看似简单,但要给出准确的数字也不容易,有时甚至是有争议的。举例来说,如果要把汉语各个方言都看做同一种语言(中文)的话,那么欧洲国家同一语系的语言是否也应该算同一种语言呢? 瑞士学者George Weber对中文采用了宽松的认定标准,把汉语各方言认做是同一种语言。按母语人口排序的前十名是: 1.中文(占世界总人口20.7%); 2.英语(6.2%); 3.西班牙语(5.6%); 4.印地/乌尔都语(4.7%); 5.阿拉伯语(3.8%); 6.孟加拉语(3.5%); 7.巴西葡萄牙语(3.0%); 8.俄语(3.0%); 9.日语(2.3%); 10.德语(1.8%)。 值得注意的是,法语连前十名都没有进,仅排在第十三位(1.4%),险胜排在第十四位的韩语。 再看第二项指标:有多少人以该语言为第二语言?这下,中文从第一落到了第七,而法语则成了第一: 1.法语(约1亿8千万); 2.英语(约1亿5千万); 3.俄语(约1亿2千万); 4.葡萄牙语(约3000万); 5.阿拉伯语(约2400万); 6.西班牙语(约2200万); 7.中文(约2100万); 8.德语(约2000万); 9.日语(约1000万); 10.印地语。 括号中的数字只是大致的估算,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统计,但先后顺序大致是不错的。 按照这位瑞士学者的研究结果,中文的实际地位是第六名,排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之后。 这个第六名的排名主要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加之近年来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已经是不错的排名。如果不考虑人口和经济实力,仅从某种语言作为国际交流媒介的角度来看,中文榜上无名。 全球性交流媒介:英语; 洲际交流媒介: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 区域性交流媒介:印地/乌尔都语、马来/印尼语、斯瓦西里语等。(摘自2011年第14期《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