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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左右为难的“腹背受敌”
作者：童星
江苏社会科学 1999年07期
现实的国情和独特的历史，导致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常常左右为难，“腹背受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独特历史，照抄照搬别国现代化的经验，不仅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概括地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腹背受敌”的矛盾，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差、底子薄，又要尽快实现现代化，这就引发了生产的落后和需求的膨胀之间的矛盾。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求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重申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国内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
**说过：“穷则思变”（注：《**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9页。）。但是，越是穷， 尽快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也就越迫切、越强烈，而这种急于改变穷困面貌的强烈愿望却非常容易转化为超前性的需求冲动。超前性的需求冲动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超前性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表现在人们要求迅速改变清苦的生活条件。消费者并不仅仅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进行适当的消费，而是以他们与之接触的档次更高的消费标准来进行消费。目前国人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消费水平上升很快，其速度在其他国家也少有。美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多美元的时候，不仅没有彩色电视、 电冰箱、空调器，就连黑白电视机和普通收录机也没有。而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的时候，情况却大为不同， 大多数城市家庭有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部分家庭还用起了高性能、多功能的音响、空调器等等。收入并不丰厚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物质消费上花钱如此勇猛呢？有人分析得有道理：随着对外开放，“洋货”登堂入室，外国人“大豪式”的生活风格也跟了进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眼热于“老外”的现代气派，挥金追逐，成为国人消费队伍中的急先锋。其他人也不甘示弱，紧紧步其后尘，结果出现了寻常人追“小款”、“小款”随“大腕”、“大腕”盯“老外”的“消费链”。这种连环套式的“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把大量的金钱吸引到物质消费领域。一部分在西方跨国公司或是在本国与外国合资的公司中工作而收入较高的人，不是把剩余资金用于投资，而是首先用于添置现代化的住宅，搞豪华装修，购高档生活用品。国内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宝贵的外汇，不是先用于进口机械装备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用于进口高档的汽车、家电用品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超前性的投资需求。经济发展通常的顺序为：首先是投资的增长，于是引起生产力的增长，然后是人口的增长，三者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为了急于在短期内获得显著的经济发展，从而应付来自西方富国的“差距压力”和来自国内消费增长的“需求压力”，就必须始终保持极高的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早期，钞票还是“第一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将其收入的7%节约下来用于投资， 假如这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25%，即100元投资可赚取25元，那么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75 %（投资×资本增长率）。而人口的增长率从全世界的平均速度来看，也是每年1.75%。那么，这种投资造成的经济增长只能刚刚赶上人口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般要大于这一数字，这就必须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更大的比例用于投资。以我国为例，从 1953 年到1993年的40年间，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5.9%，其中资本的贡献率达65.3%，除了1963～1965年短暂的3年内， 其余所有年份的投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维持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全国如此，江苏也是如此。在“八五”期间，江苏以每年投资增长34%的速度才换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8%的经济成果。
总之，一方面，消费在急剧增长，需要用去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投资需要迅速增长，也要占用更多的收入。然而任何年份的国民收入总是一定的、有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满足增长着的消费需求顺应了国民眼前的利益，而满足增长着的投资需求则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以适应国民长远的利益。用在满足国民眼前利益上的消费基金多了，就影响了投资额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危及国民的长远利益；用在满足国民长远利益上的投资基金多了，又会降低国民眼前的消费水准。若要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金的缺口就只能靠多发钞票、或多借内债和外债的方式来填补。这就是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的猛增很容易导致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好几次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相互挤压，导致通货膨胀，财政紧张，物资储备下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差、底子薄，经济增长的压力大、势头猛的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的同时猛增，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我国如何在避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兼顾不断增长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处理好国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的确既紧迫、又困难。
在处理国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即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种“还债”的性质。长期以来，我国离开发展生产力来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结果越搞越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富民”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为此，就要在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切出较大的一块用于消费，以改善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贫穷落后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生产力太低；为了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保证今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可以得到稳步的提高，又必须从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切出较大的份额用于投资。可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又是一个有限的量。消费多了，可以使现在的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减轻来自发达国家的“差距压力”，可是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积累多了，生产的后劲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却会使现在的人们得不到多少实惠，导致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过非常艰苦的日子，这又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减轻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压力”。这里所说的还不包括庞大的新增人口的新增消费在内。所以**同志生前一再强调：“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注：《**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还要不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果要发展的话，应当怎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人口多，资源少，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据劳动管理部门统计和专家估算，我国1997 年初登记失业人数为520多万，失业率为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750万，约是登记失业人数的1.5倍；尚存于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为1500～3000万， 约是登记失业人数的3～6倍（注：1997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牛仁亮的文章《论再就业》，提出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判断。他认为：“这一判断有三个根据：第一，近年来几千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平均约有30%左右的职工被‘分离’出来。目前国有企业总职工人数约1亿多，用这一比例计算， 大概有3000多万富余人员。第二，国家科委80年代中期对十几个中心城市的上千家国有工商企业抽样调查表明，每个职工每周的有效工时上限为28小时。按目前每周5天工作制的40工时计，每周约有12小时即30 %左右的工时是无效工时，也就是说，按此标准推算，也正巧有30%左右的富余人员，即总富余人数为3000余万。第三，用劳动力参与率（指就业供给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重）推算，结果与上述人数也大体吻合。我国城市劳动力的参与率比发达国家高出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为40%，我国城镇为53%），比发展中国家更高。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当作较为正常的劳动力供给标准，则我国城市劳动力供给比实际需要多30%以上，即国有企业有30%的人员是因劳动力参与率高于正常水平的13个百分点构成的，亦即国有企业按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标准，有3000余万职工属于非正常范围的劳动力供给。”）。在中共十五大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在原有的1500～3000万的企业冗员中已有大部分人转入下岗职工的队伍。这就有可能使实际失业率超过10%（注：转引自童星、鲁兴虎撰：《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注意保持社会稳定》，载于《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这还不包括远超过一亿人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注：按照国务委员陈俊生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人， 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 4……到本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2亿人左右。”（参见199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据专家预测，我国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下世纪初还会进一步加剧。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采取各种途径解决城乡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是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不发达，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正如斯大林早就指出的那样：“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为此，就必须及时将我们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必须依靠和发展高新技术；然而一旦发展高新技术，必定用工少、花钱多，而我国最缺少的就是资本，最多的则是人，这样做似乎又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二律背反”，指出：“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注：《**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50页。）
改革开放以来，在兼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吸纳更多劳动力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也曾左右为难、摇摆不定过。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发挥我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吸引外资同我国的劳动力相结合，先是搞“三来一补”（注：指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继而内引外联，办起了大量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独营企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80年代中期，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必须正视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意识到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转向较为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务院开始执行旨在推进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因该计划确定于1986年3月而得此名），并且在各地试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可是紧接着出现了连续几年、且愈演愈烈的“民工潮”（注：“民工”乃是“农民工”的简称，泛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工作并以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逐步宽松，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冲破城乡阻隔和地区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从而形成年复一年、越来越强劲的“民工潮”。），加上曾大力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去职，一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战略被说成是“脱离实际”、“不合国情”，“863 计划”也被暂缓执行；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高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充分显示，我们才重新认识到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1991年5月，中国科协召开四大，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注：参见1991年5月24 日《人民日报》。）自1998年以来，国人又在我们是否现在就应当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仍在于此。
第三，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还要不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如果要走的话，应当怎样实现城市化？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城市化。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完成了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跃迁，通常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指标确定三个转换点：一是产值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非农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标志开始工业化；二是就业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非农业劳动力超过农业劳动力，即标志实现了非农化；三是城乡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即标志实现了城市化。只有同时达到了这三个转换点，才意味着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因此可以说，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应当承认，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入90年代时，我国的农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4%，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3.6%，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6.23%，而非农产业劳动力占40.15%，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6.23%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25美元，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平均为33%。按照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发展模型， 城市化水平的理想值应为40%，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钱纳里著：《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译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城市化之所以严重滞后，政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人口迁入城镇有严格的限制。80年代以前是城乡壁垒森严，农民既不能“离土”也不能“离乡”，始终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80年代以后通过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小城镇建设，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即倡导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形式，把产业转移同地域转移分割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民工进城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但在户籍管理上仍然严格限制“农转非”，把产业转移、地域转移同身份转移分割开来。
美国社会学家尹恩·罗伯逊（I.Roberson）曾指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蔓延是同工业化同步到来的，这并非是什么偶然的巧合。“现代化大城市必须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之上，它的生存有赖于机械化农业生产的高产量，先进的通讯网络，运输工具和储藏设施以及大工业提供的各种非农业性质的专门工作。”（注：〔美〕尹恩·罗伯逊著：《现代西方社会学》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页。 ）城市化创造了较高的国民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1995年，我国城市以仅占全国国土16.9%的面积和占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容纳了全国43.7%的就业人口，因此城市化本身是必需的，并非是什么社会问题；但是城市化的途径、方式和速度选择不当，却会发生不小的社会问题。我国有8 亿多农村人口，原有的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长期以来由于“重生产、轻生活”，“重二产、轻三产”，城市的基础设施差，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弱，导致不可能较大规模地接收农村人口进城，只能倡导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在当地转而从事二、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然而，对于发展小城镇，却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反对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分散建城，投资效益低下；二是扩散污染，得不偿失；三是如果把用于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投入现有城市的发展当中，会取得更大的效益。的确，目前小城镇建设中还存在着城市化水平过低的问题，表现在：一是集聚的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例低。第三产业与工业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为2:1，有的高达3:1；我国大中城市为1:1，农村小城镇只有0.5:1。全国乡镇企业总数集中在县城镇的仅占1%，集聚在建制镇和集镇的占7%，其余92%均在自然村，即全国乡镇企业2079万家，其中1990多万家分布在自然村。二是积聚的人口少。据1992年的统计，聚集在县城镇的人口平均每个镇为4.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6万人；建制镇平均人口为8028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2667人；集镇平均人口为177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98人。 三是镇区面积小。平均每个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9平方公里， 不到600亩。四是基础设施落后。人均道路面积为16.54平方米，只有38 %的小城镇有自来水供应，绿化覆盖率仅为9.04%，平均每个建制镇只有5 个公共厕所，每个集镇只有1.6个公共厕所。小城镇建设过于分散， 导致建设的经济效益差。根据江苏省昆山市的调查，非农产业相对集中在城市中发展，至少可以节约土地5～10%，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 ～15%；分散在小城镇建设建筑物，1亩土地只能建800平方米面积，在城市，如按30%的建筑密度计算，平均建7.5层高，则1亩土地可以建1400平方米面积，高出70%以上，可以节约大量耕地。此外分散的小城镇导致分散的工业经济，不可能发挥出城市应有的金融、商业、科技、人才、信息的集聚效应，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便宜的服务；而且造成污染的扩散（注：参见廖丹清撰：《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农村改革和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但是，目前小城镇建设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能证明走小城镇建设之路是错误的。因为走不走发展小城镇之路同如何走发展小城镇之路，二者既相互联系，可也有所不同。重复、分散而又带来大量污染的小城镇建设之路，当然不宜走；不过，营造新的小城镇，改善我国城市体系，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是必由之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主张以大城市为主来容纳农村人口的意见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是不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人的想法。”针对当前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是否应当根据“发展极”的理论（注：这一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佩尔鲁克斯（F.Perroux ）等人提出。他们依据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国民经济不是在每个地方以同样的速度增长，而总是首先从城市中心那些有创新力的企业开始，然后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效应，带动边沿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城市中心就被称为“发展极”。这里套用这一理论，在县域范围内，把县城镇或首位镇视为“发展极”，将县域内其他地区视为边沿地区。），促使乡镇企业逐步集中，在条件具备的城镇（特别是县城镇和县域首位镇）加快步伐，重点建设。通过小城镇的发展，既可以加快我国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速度，又可以带动起周围的二、三产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发和利用问题。
第四，如何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效益却不佳。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会造成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于是出现了“二难困境”：调整经济结构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保持社会稳定就不能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尽管也对经济结构进行过一些调整，但力度不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怕影响了社会稳定。事实上，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不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既是错误的，到头来社会稳定也难保。因为从长远来看，社会稳定必须得到经济基础的支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若不调整，经济发展就要受阻，这样社会稳定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基础。可以说，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如果在今后几年中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势必成为一大隐患，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消极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继续扩大下去，将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遭到动摇，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国有经济部门中工作的大多数群众，也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实惠；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员，不仅不能为新增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富余人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迟早会被推向社会，因为企业无法永远承受这一包袱，从而造成大量的人口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震荡。因此，及时而认真地调整好经济结构，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在调整过程中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同样也会造成一部分人不满，引发社会震荡。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调整中解决好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安排和他们的再就业问题。
同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紧密相连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快慢，而公平与否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否。以收入的分配为例，为了推进社会发展，收入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促进效率提高，保证社会物质财富能够较快地扩充增长，这就要求分配机制鼓励人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刺激生产要素更多地进入生产领域；二是保证社会成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这常常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加以满足；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力。简言之，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既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将会破坏社会稳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则将会妨碍社会发展。然而，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收入差距同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收入差距并非完全对立。大多数人能够接受，一定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得益或认为经过努力可能得益，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希望，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带来效率的提高。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收入差距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或者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收入差距暂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时候，就要特别谨慎。一味追求效率或一味迁就大多数人恐怕都不行，能否以促进效率的提高为宗旨，但要兼顾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在采取促进效率提高的收入分配措施时，做到：准确了解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主动适应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并积极提高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欲速，则不达。
第五，我们既然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还要不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如果要补的话，应当如何“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应当如何对待封建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又应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由于我们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否要“补资本主义课”的问题老是纠缠着人们。简单地说“不补”，就会忽视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创造出来的、属于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经验，就很容易试图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简单地说“补”，又会丧失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政治和思想文化入侵的警惕，甚至陷入“全盘西化”的泥潭。明智之举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做法，尽管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应当大胆地采纳、吸收；而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腐朽意识形态，则要坚决反对、摒弃。
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我国绕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封建主义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同时并存，而且都还相当严重。我国特殊的历史经历不但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特殊的、巨大的困难，而且常常使我们在传统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资本主义之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反封建主义时会助长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时会纵容封建主义，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又会精力分散、效果骤减。当然，正如**所说：“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注：《**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必须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作者介绍：童星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
范文二：腹背受敌下的经销商复兴
骤然失重的年代
尽管本土的第一家超市在1981年就诞生了，但中国连锁零售的真正井喷，却是以1995年家乐福进入中国为标志的。法国人教会了中国同行什么才是最有市场统治力的零售业态。
面对连锁超市巨大的出货量，经销商还没来得及欣喜，便被各种“费用”搞懵了。习惯于搞批发的经销商搞不懂连锁超市这个新玩意儿：
为什么要那么长的账期?不是给了扣点了吗，为什么还要交通道费?采购怎么那么会杀价，我都不知道这洗发水的成本，他居然一清二楚，是不是唬我啊?为什么还要我送货上门，搞得我还要买车招人搞什么配送，折进扣点里不行吗?它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老板，是店长么?店长点头了你还得找采购，是采购么?你还得找课长……
摸不着头脑的经销商遭遇群体迷茫。在巨大销量的诱惑下，他们只能任连锁宰割，乖乖地将各种“苛捐杂税”如数上交，乖乖地等上三五个月再排着队去对账结款，乖乖地听一个小采购的任意呵斥，甚至要请厂家高层连夜赶来才能摆平……整个供应链都在唯连锁零售商的马首是瞻，失去了平等对话的资格。
这边经销商还摸不着头脑，那边连锁已经抄了他们的后路，开始和厂家直接做生意了。经销商被剥夺了谈判的权利，只能按照厂家和连锁签订的合同送货，赔上人力物力，承担数十万的资金积压和风险，就等着赚那可怜巴巴的三五个点的“配送费”。
之前的十年，是经销商失重的十年。经销商在分销链上的价值被质疑，权力旁落，成了被扁平化的对象。中国经销商集体沉默了，似乎只能等待着沦陷。
黑暗中成长
但总有一些经销商不甘在沉默中死亡，他们在黑暗中学习、成长。
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来自连锁终端的巨大压力，促使经销商群体开始加速分化、蝶变。
痛苦的蝶变过程中，很多经销商死掉了，业务萎缩了，甚至从一批转做二批。但也有经销商跟上了思路，转换了操作方式，开始适应现代零售连锁的经营方式。连锁超市依然可恶，但不再神秘，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经销商的成长，主要得益于三方面。
一是相对于中国本土的零售业态(不修边幅的食杂店，以及批零兼营、假货横行的批发市场)，连锁零售实际上是一种高成本业态。他们在中国一、二级城市找到了目标人群，但这些城市相距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之远，本土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全国性供应商，而他们自己建设物流中心还为时尚早，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根本没有商业上的可行性，即便那只是为区域的密集开店服务。
因此，连锁零售商必须依赖当地的经销商。
有了接触的机会，秘密就守不住。经销商在运作中不断琢磨、研究、适应连锁零售商的运作模式，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二是得益于厂家的培养。在和连锁零售商博弈的过程中，厂家也在不断学习、成长、成熟。与经销商群体相比，厂家组织性更强，学习渠道更多，自我经验的复制传播也更迅速。厂家的培训体系和区域销售组织，迅速将成熟的KA运作经验传授给了经销商。
三是以《销售与市场》为代表的营销专业媒体，不断发表解密KA系统运作的专业文章，让经销商群体迅速了解了其中的运作，开启了经销商的“民智”。
竞争洗礼后的经销商，不再是几年前的个体户了，他们关注终端，关注产品结构、适销性、贡献率，他们关注内部管理、团队建设，关注细节，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终端队伍，有了专业的业务体系、财务体系，开始了真正的公司化运作。
价值回归
经历了被质疑和边缘化，走过了迷茫彷徨，经销商群体在分销链上的价值开始被重新审视，其转机始于连锁神话的破灭。
2001年，北京“城市之光”超市倒闭，20多家门店人去楼空，从此揭开连锁超市的倒闭狂潮；2004年，普尔斯马特猝死，是年十月，广州家谊超市破产。短短10月间，全国有150多家连锁超市倒闭，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家连锁超市关门。而他们倒闭的原因几乎完全一样，而且非常低级：长期掠夺上游资金、自身极度缺乏造血能力所引发的现金流断裂。
在一次次向倒闭超市追债的声讨中，经销商逐渐明白了：原来这些连锁零售商一直都在拆东墙补西墙，一直都在拿我们的钱开新店，原来他们一直在玩一个现代版本的空手套白狼。
连锁神话就此破灭。
这给了经销商一支强心针：“原来你所谓的先进的现代化运营模式也不过如此!我都还没倒闭，你倒挺不住了?”
连锁神话破灭，也让厂家开始意识到了经销商在分销链上不可取代的价值。时至今日，越是大企业，这个认识越是深刻。
以家电为例，经销商曾被广泛“削权”、“架空”，而如今各家电品牌却纷纷开始走“格力之路”。格兰士、志高、美的，还有龙的这样的小家电企业，都开始了与经销商更紧密的合作。“营销共同体”也好，“联营体”也好，其内容都是一个方向：厂商双方更紧密的合作。
为什么厂家要重新定义经销商的价值?在几年渠道模式反复的过程中，厂家开始意识到，没了经销商，很多事情厂家做起来效率低下，不经济，且资金风险极大。
而连锁零售商阵营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个在发达国家代表着低成本的业态，到了中国这块发展不均衡、整体上还处于发展中的土地上，就成了相对高成本、高价格的业态。它的目标顾客群，只能是一、二级城市里消费者金字塔的中上部，三级城市的上部。这意味着，门店的密集度还没有达到西方成熟市场的程度，开新店就已经开始不赚钱了。新店甚至已经成为整个连锁体系的包袱，把整个公司的各项关键指标往下拉。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频繁爆出连锁企业间相互兼并、内部加强业务梳理与整顿的根本原因。连锁零售业的两大代表――家乐福和国美――前者不再把新店数量和速度放在第一位，新店固定资产建设厉行节约；后者已经开始计划缩短付账周期，缓和与实力供应商的关系。而那些还学不到连锁真谛的中小超市，在上游供应商看穿其纸老虎面目、不再资金输血之后，已经沦落到靠卖假货苟延残喘的地步。
门店趋于饱和，越来越激烈的同业竞争，迫使连锁零售业越来越重视与优秀供应商的合作――它们需要稳定的供应链。
上下游对经销商价值的重新定义和认同，正是中国经销商涅檗重生的大好时机。
寻找突破之路
中国并不缺少千万级乃至亿万级的经销商。中国持续多年两位数的消费市场增长是它们的坚实基础。但“千万”与“千万”有可能是不同的。十年前，你做个全国总代，过“千万”轻轻松松；十年后，在厂家不断加强对渠道控制，不断精耕细作，甚至在县级市场开立经销商户头的趋势下，过“千万”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与价值。
来自下游零售商的压力并未减轻，上游厂家不断缩减经销商的势力范围，同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内部人才流失不断。未来的竞争不进则退，市场已经没有多少腹地可供你迂回喘息。
停滞不前的销量瓶颈，已经成为困扰千万级经销商前进的桎梏，他们必须找到突破这些天花板的方法，以获得进一步发展。
今年8月，《销售与市场》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经销商大会”将在北京盛大举行。届时，大会将邀请业内著名专家和经销商亲临现场，以“新业务、新机会”为主题，探讨如何挖掘产品深处的增长和网络的最大价值，什么才是有效的区域扩张之路，以及多元化的陷阱与机会在哪里。(文章编号：3070711，收藏请编辑短信AA加文章编号发送至66556619)
编辑：陈思廷chenst@188.com
范文三：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论文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论文?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论文?
论文 ?
关键词:?
?整理国故; ?胡适; 传统;? 现代; 科学? 论文摘要:?
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历史、?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整理国故”?是一场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由以胡适为首的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发?起，主张用现代眼?光去重审中国古?代典籍材料，赋?予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意义，再造中华文明的运?动。“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立场，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民间化的取向?是其具体体现。不过，这场立意?甚高的运动在现?实中却碰了一鼻?子的灰，遭到?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内外交困，?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五四?时期?的文化环境，认识新文化运?动者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传统的?可贵努力，?也使我们思考在面对?“国故”时到底?该用何种态度和?眼光。?
?一、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 “整理国故”口号一经提?出就被守?旧派大做文章，趁机重??新打出“六经以外无文”的旧招?牌，认为经书?里才有文章的正宗?，西学乃中学本?有，不必舍近求?远。他们甚至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写文言，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已经?失败，因为新文?化运?动者的“整理国故”就是认?可了传统典籍的?至高地位。这使?得国内一?时复古气氛浓烈。?1922?年4月10日周作人作《思?想界的倾向》:?“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
排外。?wwW..cOm?”并预言由此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著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1]其后他陆续写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经验?》、《复旧倾向??之加甚》、《国故与复辟》、《?国学?院之不通》等文章，皆攻击?社会上的复古现?象。赞同和积极?参与“整?理国故”的郑振铎也发?现，无论怎样界??定，不论取什么态度和方法，?只要主张研究国学?整理国故，便等?于支持旧派。? ?纯粹的守旧派尚不?可怕，因为他们与“整理国??故”者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而?将保守的?观点与西方最新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声音则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更大的敌人。一战?后西方社会充斥??着悲观的幻灭感，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暴露使西方知识界开始反?省自身，并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价值。?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1921?年在《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一文中?表达如下看法:“?中国无论如何扬?弃传统中仅为形?式主义的部分，?仍?应审慎，维护它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精神。”?
[2?]?杜威、罗素于1920?年代初相继访华，皆有?类似观点。罗素??曾说:“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
[3]?在“罗素热”风靡?全国，学子们竞?相阅读罗素的著?作，报刊?杂志争着刊载罗素的演?讲录，连精明的??商人们也用罗素之名言大做广?告的情形下，这番?话的影响可想而?知。一些中国人?由此重新获得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推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是先进程度的区别?，而是文化类型?的区别。因为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保持?自身优秀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全盘西?化不可取。他们?甚至还想用中国?文化?去救济西方文化，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所述:“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他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然??后“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中国文化理?应承担起“超拔?”对方的历史责?任。?
[4]?一批曾积极从事西学输?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皆有类似看法。? ? 这种观点乍一看与“整理国故?”者非常相?似，可实质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到底将“?国故”当作知识?资源还是学术资??源。“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
[5]?两千年来儒家经典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根据?，也是?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在西方冲击下?，儒家经典作为?政治合法性?根据受到动摇，但中?国传统典籍可以?成为社会合法性?根据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康有为?从今文经学中制?造改革理论，章?太炎提倡国粹，?都是?著名的例子。而五四时期无?论新文化运动者?对传统文献抱有?多大程度?的肯定，却都坚持认为?传统不再能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的合法性?依据。保守阵营与?“整理国故”者?的区别就在于此?。? “整理国故”?者将传统视为一种学术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胡适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至??于把国故学说成是“应时势之需?”，那是根本不?懂国故学的性质?，是?古人“通经治平”的幻梦。??
[6]?胡适曾多次撇清“整理国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明言“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7]?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要救世安?民。?
[8] ? ?
二、 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 复古倾向的加重使新文?化阵营中本?来就反对“整理国故?”的站了出来。?陈独秀讥讽胡适?妙想天开，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另一些反对者则?在认同“‘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
[9]?的基础上提出反对意?见。鲁迅指出老?先生整理国故与?青年追?求活学问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10]?郭沫若认为做人行事?本应“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同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
[11]?最有力的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不是整?理国故的时机，?现?在最该做的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等改变了国弱民贫的状态?“整理?国故”再做不迟。吴稚晖?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
。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
[12]?茅盾也认为“整理国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 ?
[13] ?为复古气焰助燃的现?实后果也使支持?和参与“整理国?故”?的新文化人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做法。? ?郑振铎1923?年写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到?1929?年1月《且慢谈?所谓“国学”》则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主张，认为提?倡研究国学、?整理国故是一种盲?目的举动，会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而“沉醉于”这?些“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
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他甚至说:“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
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
[14]?曾认为研究国学?正当而且应该的?何炳松则责问:?“现在我?国全国的青年差不多都?变成移山的愚公?了，很可宝贵的?光阴都虚度在?一大堆的故纸里面?了，这不是国学?两个字应该负的?责任么,”他正??式提出“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这一口号。?
[15?] ?而“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1920?年代末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反思??了这一运动。他十分沉重地指出?:“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
路。”?[16]这样的论调，彻?底推翻了胡适在?1919?年《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提倡的?“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7]这一观点。? 新文化者否定“整?
理国故”的主要?原因是害怕“整?理国故”的开展?会妨碍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整理国故”也?主张科学?的精神、现代的眼光，?虽然“整理国故?”者一再努力强?调国故、国学?作为学术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超功利?性，可是仍然无??法掩盖国学、国?故的传统色彩。而“八股”同“?洋”的结合对中?国发展构成的“?威胁”?比仅仅“八股”更为严重?，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更加难以被?破除打倒。因此“整?理国故”的后果?只能是助长保守?复古派的气焰，?延误甚至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理国故”?既然与中国急需?的“现?
代”相冲突，任何一个新?文化人都不能不?暂时放弃个人的?见解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就连胡适也不?例外。? ? 三、 “整理国故”方法的?局限? “整理国故”运动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立足，在胡适看?来:“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搜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18]而这却成为?所有反对派攻击的焦点?。? 章太炎认为用科学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是旁门左道，是?不懂、不通。梁??启超也指出科学运用于国学的局?限性，?明确提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9]? 具有系统西学背景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同样倡导研究?国故，可它不仅?在研究目的、态??度方面与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迥?异其趣，而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梅光迪在《?学衡》第?2期发表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一文中说:“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旧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其意盖欲吓倒多?数不谙西文未入?西洋大学之?旧学家，而彼等乃独?怀为学术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
’;即有疏陋，?亦无人敢与之争?。”?[20]同期，吴宓在《学?衡》上发表?《文学研究法》一文?，把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总之，?考据家?之误，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考据派之?文人，极似吾国?之小学家，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不无裨助，?则可，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则大谬也?
。”因为，考据?家“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21]吴宓?这段话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的批评??。比较吴宓1920?年发表的《 ?红楼梦 新谈》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区?别非常明显:胡?适对作品进行?事实判断，吴宓则?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 郭沫若也对“整理国?故”?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强调?自己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
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他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2]?郭沫若对“整?理国故”的否定是因为他?与胡适等主张整?理国故者在历史?态度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胡适等?对历史的思考是?过去史式的，即?认为过去的事实?，即便是精神现?象，也应该作为?脱离于现在并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既成?的、绝对不变的事实。郭沫?若则持未来式思?考，即通过过去?历史以确?证理想的(或决心付诸?实现的)未来正?在来临。历史思?考方式的不同?使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够?科学，只有运用??唯物史观于历史?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 另外还有对“整理?国故”的具体方?式提出?批评的，如严既澄认为胡?适以白话来理解??和诠释“韵文及诗歌”，并?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古人所作?的东西”，是一?条“歧路”。?[23] ?其实，不管旧学方法??，价值判断，科学精神，还是唯?物史观或其它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方?向的?尝试，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其意义所在，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过，在转轨期的中国?，新、老学术及?方法都想争得一?个地位，只能?旗帜鲜明。于是，?“整理国故”以?自身的复杂性受?到多方的排挤，??传统的不视它为传统，现代的认?为它不够现代。?“整理国故”不?得不?承受传统和现代等多种学术?力量的压力。? ?众派的攻击使胡适不能不?反思自己的主张，不?过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没错，错?的是材料，即科?学方法的对象。?因为:从清代考?据学到“古史辨?”，“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24]?胡适以西方作?对比，认为西方用科学方法以研?究实物的材料，?所以成就裴然，?影响巨大。他的?结论是:科学方?法固然重要，但?研究材料更为重?要;?整理国故只?在故纸中寻材料?，有着先天的缺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只?是“枉费精力的废物”?。因此，“整理?国故”应该被放?弃。? “整理?国故”运动用现代眼光清理中国?故有资料，廓清?迷雾，为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较高?的起点。通过“?整理国故”，新?文化阵营?
主动反省自己的文化主?张，审视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虽然在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夹击?下，它没能实现?自身的意图，但?它的出现犹如一??声号角，预示着五四时代的过去?，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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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追击与阻击：腹背受敌的中国制造业
2013-03-14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腹背受敌的严峻形势：发展中国家的追击与发达国家的阻击。
追击的方向集中在低端制造业，而且战场上已经硝烟弥漫：商务部1月16日发布的数据称，2012年中国吸收外资减少了3.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原本应投向中国的外资转向了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形成这一局面的背景是中国低工资时代的结束和土地、环保成本的大幅攀升以及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已经踏上了中国在三十多年前开始走的道路----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争取成为低端制造业的新兴生产基地。两相对比，这些后来者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劳工组织对纺织业的工资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纺织品主要生产区江苏的月最低工资是154美元，而柬埔寨是61美元，越南是44美元。香港工业总会去年就曾表示，随着大陆劳动力成本的逐年增加，珠三角地区6万家纺织品、电子产品、玩具制造企业的三分之一将不得不关闭或者迁往国外。
尽管，我们仍然能够确定地说，吸引外来投资的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工人的熟练程度、基础设施、配套供应以及庞大的市场等因素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国依然保持着优势。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来者正在奋起直追，他们的步伐会越来越快、与中国的竞争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小。
在逼人的形势面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已经成为国内的共识。2010年，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然而，当转型的号角已然吹响之时，我们却发现，在我们的前方，阻击的旗帜已经亮出，阻击的队伍正在集结，这便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比作人的身体，那么金融无疑是流动的血液，而工业则是支撑的骨骼。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由充血过度造成的亢奋状态之后，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终于让美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认识到金融血管的脆弱本质，认识到血管爆裂的惨重后果。现在他们确信：只有坚强的骨骼才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才能长久地维持他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领导地位。于是，美国的“新经济战略”出台了、欧洲的“新工业革命”打响了，而其内容，无不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高端制造业。在决定各国未来命运的经济战场上，中国将不可避免的与发达国家产生激烈的战略对撞。
比起追击的对手，阻击的敌人更为强大。
在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欧美继续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其研发支出位居世界第一、专利获得数量居世界第二的优势下，仍然在大幅增加科技研发的预算。欧洲在已经掌握将近一半的世界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的情况下，筹措了800亿欧元的资金，预备实施集中欧盟所有国家在内的“地平线2020”科研和创新计划。
一些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技术突破也象上帝赐予的厚礼一样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复兴注入了兴奋剂。水力压裂法技术的成功使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成为可能，而美国作为页岩气储量丰富且最先进行勘探开发的国家将受益匪浅，专家预计美国将借此实现能源独立，不再受世界油气市场频繁而剧烈的价格波动影响，从而大大降低美国工业的能源成本。
甚至在克服制造业发展的最不利因素----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方面，发达国家也找到了信心。他们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
对冲劳动力成本。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指出，1995年到2005年，制造业仅占美国总产出的17%，却为美国总体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37%的份额。1985年以来，美国耐用品包含质量因素的价格几乎没有改变，而同期服务业的价格却增长了一倍以上。
更令人生畏的是，发达国家一旦确定了“再工业化”的战略方向，他们的政府便不遗余力的参与进来，为已经鸣笛的制造业火车添加充足的燃料。美国破天荒的开始实行过去曾极为排斥的“产业政策”，奥巴马政府的巨额补贴使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额在2011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法国为了振兴本国太阳能工业的发展，不久前公布了包括价格补贴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在被问到这种补贴是否“保护主义”的时候，法国环境部长说：“政府将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否则就是放弃这个行业。”为了保护本国的清洁能源市场，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重税；为了保护从业人员达1200万人的汽车及相关行业，欧盟开始实施“欧6汽车排放标准”，企图以环保壁垒将新兴市场国家的汽车产品拒于门外。
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决不能陷入在一条战线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形势下另一条战线已经全线溃败的危局。
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出路何在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快实施“两个空间转换”的战略。第一个“转换”，即加快进行低端制造业的生产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空间转换，充分利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执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在生产的转移中避免污染的转移。第二个“转换”，即加快进行某些已形成优势的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空间转移，使这些产品的销售由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用广阔的国内市场为高端制造业提供成长的动力。这就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介入，比如光伏产业的国内并网发电。
工业兴则民族兴，制造力强则国力强，只要有坚定的国家意志，有正确的战略方向，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战胜追击和阻击，迎来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范文五：大众点评腹背受敌需拓展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
大众点评腹背受敌 需拓展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
据Enfodesk易观智库 产业数据库 近期发布的《2012年第4季度中国本地生活服客户端市场季度监测报告》研究显示:2012年第4季度，平台化的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客户端市场，大众点评、赶集生活和58同城分别以36.1%、14.4%及13.1%的比例，位居中国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类)APP累计账户市场份额前三甲。
餐饮类客户端市场中，累计账户市场前三名则是食神摇摇、微美食和布丁外卖，所占份额分别为33.8%、12.8%及4.6%。
EnfoDesk易观智库研究发现，虽然数据显示，大众点评仍然以绝对优势占据平台类生活服务市场首位，但目前生活服务、O2O概念风靡，导致生活服务APP层出不穷，作为老牌的生活服务提供商，大众点评将面临多方面的威胁和挑战。
首先平台类软件中大众点评的直接竞争对手丁丁最近发展迅速，获得阿里巴巴和花旗银行的战略投资，这是继4月丁丁网获得由F&H(风和投资管理)的4000万美元融资后，再次受到国际巨头青睐。阿里旗下的淘宝本地生活也低调推出“地图搜”服务，提供附近折扣及本地化生活服务，直指O2O，意图由购物网站向生活服务平台拓展，直接对大众点评形成威胁。
其次是来自地图厂商的竞争，虽然生活服务厂商一再强调，并不在意手机地图提供的平台化生活服务，但实际上手机地图厂商仍然是生活服务提供商的潜在威胁，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纷纷致力于打造移动生活服务平台，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庞大购买人群的阿里也在积极做地图，并且最终将导向生活服务，此外由原先腾讯做QQ美食的团队逐渐过渡到微信会员卡项目，目前该业务发展也是如火如荼，。这些巨头的先后介入将给大众点评未来发展造成较大的压力，而开放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这一压力，但从开放之后的反馈来看，过于保守的开放策略还是存在局限性，能否进一步开放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除了地图厂商的威胁外，小型的创新细分领域APP也不断涌现，比如去年食神摇摇和大众点评之间的火拼，从双方的口水战，多少反映出食神摇摇等垂直的创新应用对平台应用的潜在威胁。相比大众点评，垂直领域APP更具有创新性，无论是产品UI还是功能上都制作得更加精细化，因而容易获得用户以及资本市场的关注。
EnfoDesk易观智库分析认为:面临手机地图厂商及垂直领域创新应用的前后夹击，大众点评未来发展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特别除了竞争格局，整个生活服务市场线下的信息化水
平较差，平台厂商与商户之间无法形成健康的、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因而导致优惠劵及团购
模式也迟迟无法盈利，因此对于大众点评来说，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可持续盈利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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