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贝氏家族和百年老店的故事

1918年，广州，一名年轻男子趁着夜色，抱着一个小孩乘船去了香港。这名男子是当时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的经理贝祖诒，而他怀里抱的，是刚满1岁的儿子贝聿铭。谁也没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为了暂避风头的出逃，竟然演化为了在香港的10年岁月。而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贝式家族，展开了一段和中国银行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故事。

贝祖诒，1892年生于苏州。贝氏家族最初靠行医售药发迹，后来富甲一方。贝家进入金融业是从贝祖诒的父亲贝礼泰开始——他组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营银行之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学毕业后，贝祖诒继承父业，于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任司账。

贝祖诒与夫人——民国名媛蒋四小姐蒋士云

1916年，中行广州分行的经理受不住军阀的威吓一走了之，贝祖诒临危受命，南下救急，儿子贝聿铭就出生在了广州。后来国民革命军为筹款北伐，向各银行商户摊派，贝祖诒对军政府的苛索无度极为愤怒，抗命不从，军政府下令逮捕他，于是出现了最开头贝家人连夜出走香港的一幕。

在香港，贝祖诒负责筹建了中行香港支行。他所拥有的资本少得可怜，只有通过赚取汇率的地区差价来筹集资金。

1927年，得到安全保证后，贝祖诒携妻儿回到上海，担任了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香港的十年磨炼使贝祖诒成为了外汇业务专家，1930年，中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与此同时，贝祖诒和同辈银行家一起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

20世纪40年代，中行缅甸腊戍分行全体员工合影

1946年3月，经宋子文推荐，贝祖诒调任中央银行总裁。此时，战争已令国家财政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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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到1982年。当年，中行希望请已蜚声国际的建筑大师贝聿铭作为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师。相关人员先去征询了贝祖诒的意见，老爷子回答得很爽快：“这是件好事！”

贝聿铭并不是贝家第一个享誉海外的建筑师：贝聿铭的从叔祖贝寿同就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建筑师，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曾这样评价他：“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1924年，贝寿同设计的大陆银行办公楼在北京西交民巷落成，有趣的是，这栋建筑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的所在地。

大陆银行旧址，现为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位于北京西交民巷17号

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当时香港的经济已经逐渐向服务和金融业靠近，港九新界遍布近千家外资银行分行，有“银行多过米铺”的说法。当时，汇丰银行代表着英国资本，他们刚刚聘请英国著名建筑师福斯特设计了位处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大楼。这栋大楼有10亿美元，而贝聿铭将要接手的中银香港大楼只有1.3亿美元的资金，且所在地段面积狭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这里限制住，周围则高楼林立。

当时贝聿铭还同时在设计巴黎卢浮宫的改造，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抽象，只喜好石料、混凝土、玻璃和钢这样的材料。当时香港面临着土地日益稀缺的问题，贝聿铭便顺势在高度上做起了文章。

香港中银大厦外观

中银大厦高70层，总高度为367.4米，比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高出了150米。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迈克尔·坎内尔这样描述道：“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他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

***

1993年，贝聿铭再次接到中国银行的邀约，为北京长安街上的中行总行设计一栋大楼。贝聿铭把设计任务交给了两个儿子贝建中、贝礼中，“我只是在旁边给他们出出点子”。贝家的第三代在美国长大，几乎不会说中文，但最后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出一股乡愁，或者说是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贝聿铭和贝礼中、贝建中

贝聿铭曾这样解释中行大楼：

“这幢建筑离故宫很近，所以我坚决把高度控制在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之内，故宫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如果弄不好，房子就会显得很笨重，我的办法是把里面挖空，做成一个中国的园林，外面用透明的玻璃。这样大家从外面看，里面是空的，建筑就变得轻盈起来。”

中行总行大厦外观图

中行总行大楼中处处可见巧妙的光线游戏

贝建中和贝礼中用恢宏的入口和巨大的穹顶构建出了庞大的气势，但建筑中的细节又言说着静谧和雅致。光线、窗户和植物构造出细腻的趣味，其中的思考后来就被放大为了贝聿铭几年后在苏州所做的苏州博物馆。

中行总行大楼内部的细节

“要打造能传承文化的历史性建筑。”贝礼中曾这样讲述自己对于中国银行总行大厦的设计初衷。贝家三代人也以此写就自己与一家“百年老店”之间的故事。

范文二：百年老店的兴衰

　　去年回台湾时，路过一家以前常去的街边老店，忽然发现门口有张移址告示。门楣上的招牌还没拆，隐约还有百年老店的字样。

　　邻近商店的店员说，有财团看上这片商业地，给了高价，把房子买了，老店的主人回了南方乡下去住，这老店就这么消失了。

　　看得出店员的伤感。毕竟在这片地区，老店已经是一个地标，就这么悄然无息地关张了，会让人心里有些索然。

　　我是有老店情结的。看到这一幕，就不由想起南投乡下的小吃店。

　　那里是我丈母娘家。每次带孩子去舅公田里玩，老婆都会带着孩子，到村头一家卖肠粉的店去吃。卖肠粉的老阿每次都夸张地说，这是你的孩子啊，长得真好看。

　　我吃不惯软滑有些发甜的小吃，看着老婆和女儿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就够了。

　　但这家店的风格让我喜欢。倒不是它的小吃有多么有名，而在于它的外观――村口有株不知参天几许的古榕，榕树下，用水泥板砌了条凳，小路窄窄的，路旁的铁皮屋不是很大，临街的一面敞亮着，招牌简单得没有任何花边饰纹。

　　店里桌椅已经很陈旧了，却很结实，以我又高又胖的身材坐上去，并不会担心它垮掉。油亮的椅面上，找不到一颗钉子。老阿在门口支起的灶台上，翻弄着巨大的柴锅。香味儿就是这样，在街隅处飘着。食客们或在店里，或手里拎着家里的锅，到这里买一些带走。

　　没有锅盖，香气便一路追着夕阳而去。

　　丈母娘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就在这家店里吃。那时日本人还在台湾。当时的店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凳子也还是老模样，不过应该换过一次了。

　　翻着锅的老阿回过头冲我说，味道没换啦。

　　像南投乡下的这类老店，在台中市里也有很多，从小吃店到小百货，几乎涵盖了各种行业。有些甚至还算不上是店铺，只能算是公有市场里的小摊。

　　台中有几家公有市场，类似于大陆的自由市场。是国民党撤离大陆后，为了安置“外省人”而建的，当年是买卖很兴隆的高档场所。

　　我第一次吃台湾小吃就是在公有市场，里面有几家至今仍在设摊的小吃，有的还特意将与名人的合照以及报道文章，贴在身后的墙上。发黄的报纸或照片上，居然不时可以找到蒋经国或小马哥或其他政商文娱名人与摊主的合影。我好奇地问一摊主，这么一个摊子，几十年就一直这个样子吗？他笑了笑回答，摊子要什么好看，东西好吃不就成了。

　　看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他又指了指身后的照片说，你坐的这个位置，就是当年小蒋先生坐的。我问他，有没有打算租个店铺，生意做大点。他说，摊子费用小，可以保持成本不增加，赚的钱才可以冲抵一直上涨的食材费，味道保持不变，这才是小吃的根本。

　　而我现在生活的大陆，想吃味道正宗的小吃，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刚听到一个消息，说前门、后海的老北京小吃又被撤掉一批，原因又是官方的街区改造升级。

　　本来，每有台湾的朋友来京，我都带着他们吃各类小吃，他们会问我，这小吃有没有更正宗的老店呢？我都只能是摇头叹气。假使小吃店再减少一些，别说老店了，就连味道一般的小吃店恐怕也难以找寻了。

　　我对他们说，有两种手段可以使传统的老店消失――政府的拆迁与高额房租。

　　在北京，老店大多是中心城区临街的门头房，这些年大兴城市拆迁改造，这一拆一改不要紧，不仅老字号没了，地价一下子也蹿高了好几倍，房价和租金也跟着翻番。小吃这等小买卖，哪有生存之地？

　　结果，有些就改成了高档些的餐馆，有些只能忍痛迁走。即使留下的，也迫不得已在食材上想办法省些成本，有些不愿意砸牌子的，就把豆腐卖成了肉价。

　　平民化，是小吃之所以称为小吃的根本。也是包括小吃在内的各类老店的生存之道。

　　台湾电视中，有个教传统美食制作的节目，时常请一些老店的传承人。有个老厨师说，在这里怎么做，味道都没有在老店的灶上做得地道。主持人问原因何在。老厨师说，没有了老店的房子，不用那个灶台，失去那股侵浸了几代的气味，美食就断了魂，百年老店就该衰败了。

　　一百年，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变迁，也应当沉淀这个变迁进程中的文化精髓。但一旦平民化的根被斩了，就等于那老灶台的基因不在了。那魂，就无处找寻了。

范文三：身边的百年老店

　　“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是旧时期青岛人对拥有物质生活的幸福感：“上青天”是解放后创业者对三地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自豪感；“五朵金花”是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对“青岛出品”的荣誉感。小小半岛弹丸之地，一百多年来在产业经济方面的作为可圈可点。我们应该真诚感谢这些人：起初他们为了利润夜以继日地推动生产经营，后来为了持续发展绞尽脑汁地强化机制体制，再后来，他们怀抱“百年老店”的梦想，披肝沥胆地对企业进行设计与开发、应对与调整……他们是推动生活提高、国家富强的创造者与领头人。

　　是的，每个企业家都拥有一个“百年老店”的梦想。不管有没有做到“百年”，或者能不能做到“百年”，他们对追求的执着与付出都让人肃然起敬。看看身边依然健壮的“百年老店”，也许会对促进青岛企业长寿发展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百年老店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

　　每家百年企业背后都有一段传奇的创业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世人为什么能够成功，折射出的是他们的使命感、经营理念与文化特色，也就是常说的成功哲学。爱国侨领张弼士为了实现“实业兴邦”的梦想，1892年投资300万两白银创办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工业化企业一一张裕葡萄酒公司。此时“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他正好切中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企业”的主旨，引领了晚清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所以张裕公司的执照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审批的，厂名是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赫题写的，并被载入了中国1892年所发生的四件大事。

　　提及中药，没有人不会想到三个字――“同仁堂”，这是乐显扬创建于1669年的长寿企业，从这里流传出来的格言警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讲的是其恪守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从业精神；比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讲的是其严格自律的服务宗旨，再比如“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讲的是其高人一筹的经营目标。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涵盖了一个企业优秀的品质与思想，好的出发点结合好的经营方法，从而打造了“同仁堂”这块最负盛名的金字招牌，并使其安稳度过了王朝更迭、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历史沧桑。虽然其所有制形式、企业性质、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却依然可以屹立三百年而不倒。

　　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大家是否知道，“盛锡福”、“新盛泰”、“谦祥益”三家老字号都是创立于1911年的。也是在1669年，进京赶考落第的安徽举人王致和，滞留京城开始以豆腐生意谋生，一不小心却开出了个百年老店――“王致和臭豆腐”。其中奥秘绝非如此简单，当时他不是回不去老家，而是决意要在京城干出一番事业来，要用商业的发展来弥补仕途上的遗憾。他把“造福民生”当成“根”，把“精湛技艺”当成“髓”，把“诚实信誉”当成“本”，用“应变哲学”和“竞争精神”构建了店铺的经营思想。直到现在，王致和食品集团依然坚持以“根、髓、本”为魂，以“不停步、不僵化”为魄，并由此派生出新的产品文化、营销文化、运作文化、环境文化以及激励文化。

　　百年香火延续的是什么宝贝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创业的时候需要顺势而为，守业的时候更要因势而动。放在百年长河当中，置身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大背景之下，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是十分脆弱的。有人总结了“百年老店”的四条生存之道：一是反应敏捷，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二是以人为本，对社会和文化具有归属感：三是以无为根，内部管理具有宽容性；四是政策保守，确保财务运行稳健。

　　青岛啤酒是1903年由德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合资创建的，穿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个经济周期，经历了数十次领导人的换代以及政治经济政策的更迭，一路走到今天，成为拥有全球影响力品牌的国际化大公司，这是因为坚持不断创新，不断适应，“用我们的激情，酿造全球消费者喜好的啤酒，为生活创造快乐”的结果。1998年，青岛啤酒实施“大名牌发展战略”，率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兼并扩张。结束后，“口味一致性”成了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当时别说48家工厂达到口味一致，就是一家厂里罐装和瓶装的啤酒口味就不一样，不同时间装的不一样，不是一个人操作的不一样。为了达到口味一致，他们按照“关键工序控制点回顾”法，奋战10个月解决了200多个问题，啤酒含氧量由百万分之四毫升降到低于百万分之一毫升，口味基本达到一致，但离国际标准还差一截。青啤下决心要按国际标准去做，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最终实现了所有工厂口味―致。

　　口味一致了，他们又在国内首次建立起涵盖啤酒主要风味组分的214种物质的定性分析和174种成分的定量分析方法，确立了青岛啤酒特征指纹图，形成了较完整的啤酒风味物质图谱数据库：建立啤酒生产过程数据化的控制体系，监控工艺关键点，控制风味物质种类由12种增加到68种，可以控制到每批一个味，每罐一个味，每个操作工一个味，每个工厂一个味。业界认为，青啤的科研人员为中国啤酒工业办了件大好事，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之后，青岛啤酒又在业界率先掀起了“新鲜度”革命。为让消费者喝上最新鲜的青岛啤酒，把最新鲜的啤酒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消费者手中，提高物流配送水平，实现了让青岛人民喝上当日酒、当周酒，让全国人民喝上当月酒，“像送鲜花一样送啤酒”。青岛啤酒仅仅在口味这一项工作上，揉合了再掰开，掰开了再揉合，反复钻研提升。从多种口味到口味一致，从一种口味到多种风味，再到“新鲜度”革命，不断变革，不断适应，也在不断前进。百年企业只所以获得持续发展，是因为一直都在产品与用户、企业与社会之间调整与平衡，在努力满足生存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创造力、文化力和核心竞争力，使其长期保持青春般的生命活力。

　　百年基业靠什么长盛不衰

　　能够长存百年而不败的事物，必然具有其立根于世的价值，百年企业尤其如此。兰德公司花费了20年的时间跟踪世界500家大公司，发现百年企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价值观，不以利润为惟一追求目标。具体包括三条原则，一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二是共同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三是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高于企业的生产价值和利润价值。创新诞生价值，百年企业都在寻找永葆年轻的秘诀。首饰行业的“百年老店”老凤祥银楼创立于1848年，创新就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策略。他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了首个“原创大师工作室”，还长期坚持三大创新策略，即营销创新为先导，技术创新为支撑，管理创新为链接。老凤祥产品的

月更新率达到了30％以上，新品销售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王致和臭豆腐”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正是因为其牢牢把握了技术创新这一根本。在技术创新中，王致和明确将生物工程发酵性食品作为企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建立了以企业家和科研开发者共为利益中心的科研体系，科研开发者与股东一样分享主要收益。

　　应变发展价值，百年企业都善于在战略转折点上求新生。“全聚德”创建于1864年，董事长姜俊贤认为其经历了几个重大转型：第一个是从创业到解放前，从一个肩挑担卖的路边小贩发展成为北京的天下第一楼。第二个是建国初这家企业已无法周转，老板娘连自己的嫁妆都当了卖掉，来维持企业的发展。但“全聚德”抓住了政府当时关注老字号的机会，在1952年第一批公私合营政策中，借助政府力量使这个企业又重新发展起来了。第三个是“全聚德”在北京影响力大大提高后，争取成为了中国外事接待的一个窗口。第四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品牌所有权争端引发关注的机会，通过北京市政府决定成立了全聚德集团，把这三个企业联合起来，“全聚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聚德”从北京三个店发展到全国近百家企业。

　　财务稳健留住价值，百年企业都将充足的流动资金作为规避风险的一道防线。始于1907年“壳牌集团”，一般情况下都会持有可随时调用的充足现金，以捕捉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应对突发性经营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产负债率一直控制在10％左右，近年虽然作了些调整，但整体资产负债率仍然控制在20％―30％。百年企业都了解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至关重要性，其经验也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并控制财务风险，在繁荣期不过度扩张，不急于求成，保留足够现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而在经济下滑或萧条时期却能安然渡过，这样才能避免毁灭性的风险和获得跳跃式发展。

　　企业家们将自己事业的目标归结为“做大”、“做强”和“做久”，然而，每天都有无数企业兴起，同时也有大批企业消亡。中国每年有近100万家企业倒闭，一般中型企业的平均寿命7至8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而创建“百年老店”，依然是众多企业家追求的梦想。保持基业常青到底有何秘籍?不妨从身边的“百年老店”当中寻找答案。

范文四：民间故事之“百年老店“乔家栅”的传奇”

百年老店“乔家栅”的传奇

提起“乔家栅”的粽子、汤团，上海人就会跷起大拇指。“乔家栅”是如何出名的呢？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

在清末民初，上海南市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姓李名益高，人称小光蛋。他在老西门附近小本经营汤团摊，穿街走巷，叫卖汤团。李益高年轻好学，人又勤劳，他做出的鲜肉汤团、豆沙汤团，糯而不黏，吃口非常好，价钱又公道，平民百姓很欢迎。但由于竞争强，特色汤团又没有，所以生意一般，仅能糊口，谈不上有大的发展。有一次，他经过一爿水果店，看到几个店工正在把—筐青梅放进熬热的糖水中，不一会儿外包白糖的“白糖梅子”就一颗颗出现在竹匾上出售了。他心灵一动：我也不妨做类似的汤团？一到家，他马上动手试验，接连试验了几昼夜，终于做成特色点心“擂沙圆”——将汤团放在蒸熟的赤豆细粉末中一滚，裹上一层赤豆粉末。李益高推出新点后，一炮打响，从此生意兴隆。李益高有了本钱，就在老西门租了一间街面房，开店取名为“乔家栅”。

—天，李老板正在后院把煮熟的糯米团子一只只放在竹匾内，准备做擂沙团。忽然看到一只小鸡口中衔着—根东西一跳一跳走过来，李老板不以为意。哪知李老板一转身，这只鸡已爬进大竹匾内，吐出口中所衔东西。老板一见赶忙上去赶小鸡，走近一看，只见汤团上是—根鸡毛菜的茎。李老板心想，这只小鸡存心与我捣蛋，把鸡毛菜的绿叶吃了，却把茎吐在汤团上，害得许多团子弄脏，不好卖出去。晚上睡觉时，李老板还在生小鸡的气。突然，李老板看见那只鸡又从门洞里钻进，口中仍衔着—根鸡毛菜。李老板觉得十分奇怪，鸡晚上—般不出来的，现在出来必有缘故。老板在床上反复思量，忽然想起前几天在路上看见一只黄鼠狼向—只小鸡扑过去，当时李就用扁担吓跑了黄鼠狼，救了小鸡一命，是不是小鸡来报恩了？想到这里，老板再也睡不着，马上翻身起床，到灶间拿出一些鸡毛菜，去茎取叶后，加以金针、木耳，香菇等辅料，切细蒸熟后，果然香味扑鼻。老板—拍大腿，决定做全素汤团。说做就做，到第二天一早，已经做好近百只全素汤团。店门一开，老顾客们纷纷涌进，只见价目表上第一个品种是“全素抽茎菜汤团”。大家挺觉新鲜，都抢先试新。新汤团一入口，果然与众不同，细嫩清香，众吃客赞不绝口。李老板一看顾客十分欢迎“抽茎菜汤团”，喜上眉梢。吃客一传十，十传百，不多久，全上海就传开了新汤团的名气。从此，抽茎菜汤团名扬四方，乔家栅因此也越做越大。

讲述：黄绍福

记录：胡文俊

播音：高佩明

范文五：百年老店全聚德的创业故事[权威资料]

百年老店全聚德的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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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全聚德的创业故事

全聚德，十几亿中国人都熟悉这个名字，在世界上也有相当知名度。可谁知道它的前身叫什么?它的创始人是谁?经历了怎样艰苦奋斗历程。

1834年，因家乡遭受水灾，年仅15岁的杨全仁从河北来到北京，在前门大街上，摆了一个卖生鸡生鸭的小摊。两条长凳，一块案板，便是他的全部家当。只有15岁的逃荒少年杨全仁，每天靠着卖鸡鸭的微薄收入，支撑着生活。每天太阳下山，杨全仁收工回家的路上，他都会路过当时京城里最大的一家烤鸭店 ——便宜坊。这个聪明又能吃苦的少年，在心里默默许下愿望:有朝一日能开一家自己的烤鸭店。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杨全仁等了30年。

1864年，45岁的杨全仁的手里有了足够的积蓄，便盘下了一家叫德聚全的干果店，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烤鸭店。为了给他的烤鸭店起个好名字，杨全仁还请来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着店对他说，如果在新店上起一座楼，就会与旁边的井儿胡同构成八抬大轿的形状，杨全仁就可坐上八抬大轿，新店铺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可是，要坐上“八抬大轿”，以杨全仁当时的财力来说，却只能是个梦想。他能做的，就是将德聚全倒过来，成为自己的字号，并请人写了牌匾。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候起“德”下面就少了一横，直到今天都成为一个未解的谜团。

起初，全聚德的生意并不是太好。他也明白，若还想要在饭馆众多的前门外大街站住脚，成为像便宜坊那样的名店，除了要有丰富经营之外，还要有自己的特色。他不惜重金请来了曾经在宫里做过御用厨师的孙师傅。孙师傅一来，全聚

德的生意果然立刻火了。因为他带来了与传统焖炉烤鸭完全不同的挂炉烤鸭技术。

全聚德的生意一天好过一天，此时的杨全仁又想起了那位风水先生的话，为了圆坐上八抬大轿的梦，杨全仁开始盖楼。为此他欠了不少债。可惜杨全仁还没看到那座二层小楼落成，在第一层刚刚建好后，1890年，杨全仁便离开了人世。

杨全仁死后，山东人李子明成了全聚德的新掌柜。此前他在另一家饭馆做账房先生。李子明刚刚刚上任，讨债的便纷纷找上门了。

为了对付这些讨债的，李子明已在之前派人用红纸包了些碎石充当银子，把沙土装进面粉袋冒充面粉。可这些办法，虽然暂时打发走了那些讨债的，但毕竟不能长久的应对，时间长了讨债的人们不仅会上门闹事，最怕是把全聚德的名声给搞坏了。可当时全聚德的资金确是捉襟见肘，情急之下，精明的李子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开始发行鸭票子抵充债务。

全聚德发行鸭票是在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特别是在兴建全聚德二层楼房的时候，为了筹措资金，更是大量发行鸭票子。1923年，全聚德停发鸭票子。由于社会动荡，岁月沧桑，可惜全聚德竟未能留下一张鸭票子。

全聚德的鸭票子，是用染成红色的宣纸印制的。鸭票呈长方形，上边切去两角，抬头印有“全聚德老炉铺鸭票”八字，票据内容为:取大烧鸭子两只，已付银若干，落款处签有全聚德的鲜红大印。

不久，北京城里人们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时，便会互相赠送全聚德的鸭票子，这种鸭票子不仅代替了油乎乎的鸭子，又当做礼物一样送给亲朋好友，非常实惠(就像如今的超市券、交通卡)。自然，这种既方便又体面的鸭票子很快在北京城里流行起来。由于经营有方，三年之后，李子明便还清了老掌柜欠下的全部债务。

除了在经营上动脑筋外，李子明在管理上也别有一套。而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客源，他亲自到别的饭馆里去物色出色的堂头(相当于领班)。好的堂头，必须要求他记忆力特别好，来过一次就知道是什么身份，下次来就能马上反应过来，客人就会非常高兴，从此便成常客。不仅如此，为了让每一位顾客相信全聚德的货真价实，李子明还在顾客选鸭时专设一个卖手。卖手把活的鸭子拿给客人看并让客人亲自在鸭身上题字，说明鸭子所属。这样赢得了很多客人的赞赏。

对于店中同样来自山东的伙计们，李子明也有着严格的要求。每天早上六点，全聚德的伙计们便要起床，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他要求伙计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规矩，不能坏了全聚德的形象。曾经有一个伙计，仅仅因为看了场低俗的花鼓戏，便被他开除，而对于那些染上毒瘾或抽大烟恶习的人，李子明更是毫不留情地请其走人。对店里其他老实的伙计们，他却通情达理。有要娶亲的伙计，李子明则会不惜走上很远的路，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他们庆贺，并且还会送上厚厚的红包。因此，深得人心。

就在李子明准备大干一场时，1922年1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取得胜利。一时间，人们之间流传着商铺会被乱兵洗劫的各种消息，前门大街上的商铺老板各个忧心忡忡。

这一天，全聚德里来了一位军官，自称是吴佩孚部队的军需官。他对李子明说，吴大帅为犒赏三军，点名要全聚德准备200桌饭菜，并且每桌必须上一只鸭子。这对于全聚德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李子明果断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接，有可能得罪军方，从而给全聚德带来麻烦。而接下来，对于全聚德来说，无疑是一个壮大声势、扩大生意的好机会。

随后，李子明调动全聚德的所有人员，增添厨具，外聘厨师，并亲赴养鸭场选择良种鸭，终于在吴佩孚指定的庆

功之日，完成了这个当初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此，全聚德在北京城声名大振，顾客盈门。

在李子明的经营管理下，全聚德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此时的李子明没有忘记老掌柜的八抬大轿梦。这一年的三月，全聚德的二层小楼终于落成。

可是，没过多久，距全聚德不远处，开了一家几乎与全聚德一模一样的烤鸭店，掌柜的原来是全聚德管总账的，因为与李子明闹矛盾，便离开了全聚德，开了这家叫“华赢全”的烤鸭店，与全聚德唱起了对台戏。还起名“华赢全”，即一定能赢全聚德的意思。

得知此讯后，李子明在开张当天，率全聚德众伙计到场祝贺，还送上了贺匾。但是李子明的这一举动并没有感动华赢全的老板。为了彻底搞垮李子明和全聚德，华赢全的老板甚至鼓动全聚德的少东家，将全聚德秘密卖给一个美国人。得知此讯后，李子明悲愤欲绝。但不久他就搞清了事实的真相:美国人买的并非全聚德，而是全聚德用于烤制的鸭子。原来是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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