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服务团的肇始与流变

范文一：博士服务团的肇始与流变

1997年 7月,为给重庆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牵线搭桥,促成重庆从中国社科院一次性引进 39人组成的 “博士生服务团” 赴渝挂职, 为这个新诞生的直辖市注入了一份“智慧的血液” 。这一项目在西部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反响。 1999年,中组部联合团中央将之拓展到更大范围。今天, “博士服务团” 已经成为中组部、团中央联合推出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品牌项目。

11年来,从“博士生服务团”到“博士服务团”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 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 在第一批赴渝博士留任 10周年之际,本刊特采访俞贵麟、倪邦文等当时团中央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和经办人,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回顾博士服务团项目的发轫与缘起,重温当时细节,梳理其间演变。

肇始

俞贵麟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是当年团中央“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具体领导者。 1997年团中央、全国青联联合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时,他担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人处事一贯低调的他,由于工作繁忙,已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听秘书说明记者来意后,作为《中华儿女》副理事长的他还是欣然拨冗为我们讲述了当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的前后经过。

虽然年过半百, 俞贵麟工作起来依然很有激情, 这大概得益于他曾在团中央工作长达 19年之久的熏陶。 1979年 6月 9日, 俞贵麟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团总支书记调任团中央学校部,后历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成功策划推出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 “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留学人员“归国服务团”等品牌活动与项目, “博士生服务团” 只是其中之一。往日的辉煌与绚烂都被他当作历史与过去轻轻地放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有多细节只有依稀印象。

“那是 11年前的事了。 1997年 3月 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当年春节后,重庆团市委副书记周旬等人专程到北京找到我,征询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后,团组织该做些什么工作为重庆市委市政府添砖加瓦。 ”

当时,重庆团市委方面的想法是,按照传统做法,请团中央统战部及全国青联帮忙邀请一批文化名流, 比如知名艺术家、演艺家等, 为重庆直辖搞一些庆祝活动。但俞贵麟考虑到, 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比较特殊――全市人口 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 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不足 500美元,仅为北京的 1/3,上海的 1/4。由地级市升格为直辖市后,重庆人的观念、意识并不一定都升格了。当时重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人才缺口。 “一个人才的作用有时远远大于一笔资金的作用, 一个主意的作用有时远远胜过一个项目的作用。组织一批高层次的人才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应该更有意义。 ”这个主意得到了重庆方面的赞同。

经过商议,团中央决定组织一个高层次的“博士服务团”作为团组织献给重庆直辖的礼物。经过考量,这一任务交由时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何青龙及其分管的社团处落实完成。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是团中央机关的第一位博士,时任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是具体操办这项工作的主要人员之一。因为长时间负责主抓这项工作,曾经全身心投入其中,倪邦文对博士服务团项目很有感情,时至今日,其间的很多细节依然历历在目。

“该项目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共青团杭州市委副书记、在团中央统战部挂职部长助理的佟桂莉 (现任杭州市副市长 ) 以及张娟 (现任苏州平江区区委组织部

长 ) 等同事都参与了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

“选拔博士到地方上挂职锻炼,这在当时是从来没有过的。 ”博士服务团项目报上去后, 受到团中央书记处及重庆市委的高度重视与特别关注。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在重庆团市委报上的材料上批示:“这是一个创举 ! ”

这样一个崭新的活动项目,取什么样的名字 ? 采取什么样的选派机制 ? 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方式 ? 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团中央组织者及重庆方面领导人的脑海中。

最初设想的名字叫 “博士服务团” 。由于当时时间有限,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选拔博士, 难度相当大,小范围的选拔更具可行性。中国社科院文史哲、经济、法律、民族、社会学等社科、人文类专业齐全,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当时,全国青联常委翁杰明时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俞贵麟除任团中央常委、统战部部长外,还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倪邦文本身就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比较了解、熟悉其中的情况,他陪同俞贵麟前往中国社科院,找到翁杰明商议选派博士赴重庆挂职事宜。双方一拍即合。

当时,重庆方面热情很高,提出希望首批组织 100位博士赴重庆挂职。但是,当时中国社科院一届博士生才 50余名。其中, 一年级博士生要上英语、政治等公共课, 三年级博士生要做博士毕业论文,只有二年级博士生可以考虑选派,根本派不出 100人。考虑到当时重庆共有 43个区县市, 北京方面便跟重庆方面商议, 能否每个区县市只派一名挂职, 这样原则上就只需 43位博士。

饶是如此,选拔工作还是相当紧张与忙碌。经过年龄、政治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等层层严格筛选,最终从社科院二年级博士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各所的博士以及毕业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博士这三部分人中挑选了 43人。临选派前,又拿掉了几位不甚理想的, 最后确定了翁杰明、张 ? 、彭烨、陈澍、杨海波、李剑铭、王济光、曹明德等 39人。因为有些人尚未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名称也由最初设想的“博士服务团”改成了“博士生服务团” 。考虑到有的博士生要赶回来写毕业论文, 所以挂职时间是半年到 1年。挂职期间, 不占用重庆的行政编制名额,相关待遇由原派出单位提供。

1997年 6月 18日, 重庆正式挂牌, 成为中国的第 4个直辖市。 28天后, 7月 15日, “博士生服务团”赴重庆市挂职出发式在北京举行。倪邦文清楚地记得,出发仪式在团中央 4楼大会议室举行。当时团中央办公条件很差, 没有空调。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非常重视, 亲自协调,从各个办公室周转借来 10多台电风扇。

“ 10多台电风扇沿着会议室墙边排开来,呼呼地吹着,天气很热,气氛也很热烈,出席的领导,赴重庆挂职的 39位博士生,相关工作人员,加上到场的媒体代表,共有六七十人。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刘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等领导出席了首发式并讲话。博士生代表也发了言。 ”

7月 16日, 刘鹏亲自带队, 俞贵麟、何青龙等人陪同, 将 “博士生服务团” 送到重庆。作为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倪邦文也参与了这次送行。他回忆, “当时,重庆方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重庆市四大班子领导包括常务副市长王鸿举、市委常委邢元敏、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马儒沛等领导都参加了。 7月 17日,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出差回来后,也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

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发挥了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重庆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学举亲自主抓下,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后, “博士生服务团” 39位成员很快就走马上任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实了 39个挂职的重要岗位, 基本上都是挂市区县的行政副职, 而且大多都是高挂。其中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做过行政工作, 去了以后直接做副区长、副县长。 ” 倪邦文介绍说。

“当时挂的是实职,有职有权,并不是去写写报告、走个过场,而是马上进入角色,在很多环节上有 ‘拍板’ 的权力。 ” 第一批博士团成员卢后盾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挂职工作。当年,他挂职重庆江北区副区长,具体分管城建、城管工作。

“大概半年后, 1998年 1月 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龙永枢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黄丹华一行到重庆对博士生服务团的工作情况进行慰问、了解、调研。 ” 当时, 倪邦文也随同前往,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重庆方面对博士生在当地的挂职工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在博士生服务团挂职锻炼快满一年时,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生病住院,在他住院期间,重庆团市委的同志去看他,他很关切地问到博士生服务团的情况,听说博士生服务团发挥了很大很好的作用,他很高兴,特意跟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的同志交代说,届时至少要留下 1/3的人。 ”

1998年 7月, “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 12人留任,其余的选择了离开。 “走有走的理由,留有留的原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后来,又有人回重庆工作,还是颇有些情结在其中。 ”

“当时, 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全都参加了欢送座谈会。 ” 重庆市市长蒲海清在会上动情地说:“说实话, 一年以前, 你们来时, 我对你们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没想到,一年来,你们发挥的作用那么大。现在,一年挂职结束了,有些同志留下来,有些同志回去了,对于回去的同志,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重庆的大门,始终向你们敞开。 ”

对于挂职博士留任这一问题,作为主要组织者,俞贵麟当初还有些顾虑,担心会冲击伤害重庆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博士服务团成员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西部地区带去了新的观念、信息和科研成果,发挥了参谋助手和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技术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服务,受到了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业的欢迎。对此,俞贵麟很是欣慰, “博士服务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庆的人才燃眉之急,实乃雪中送炭。 ” “当时,社会上盛行说‘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 ,然而,在挂职期间,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博士不傻 ! ”回顾当年情景,同为博士的倪邦文深有感触。

流变

“博士生服务团”一年挂职期满后,团中央在北京组织举办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成长座谈会” 。 “就在团中央对面的首都大酒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巴音朝鲁,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重庆市委常委邢元敏参加了座谈会。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 ”倪邦文回忆。

在座谈会上,参会代表就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将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高能力、了解国情、关注社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博士们畅谈感想,反响热烈。会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专门发表了内参,评价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开了我国规模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先河,是一个具有战略气魄、战略眼光的举措。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高层次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如何为中华民族、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道路。该项目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战略性、导向性、示范性,实实在在地打通了高层次人才进入经济战线主战场的通道。中组部有关领导批阅说,这个创意很好,应将之扩大化。

1998年上半年, 中组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主任姚雪找到俞贵麟, 就中组部与团中央联合继续推动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进行了商谈。中组部提出,希望扩大选派范围,在更大范围内

调集选派博士,把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得更大。双方就联合拓展博士生服务团项目做了相关前期准备工作。

1998年 11月 17日, 俞贵麟调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致力的增进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开展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培育少年儿童的未竟事业。虽然离开了钟爱的共青团事业,他却一直关注着博士服务团的发展。对于自己当年的发轫工作,他感到很是欣慰, “这是一件实事、好事。 ”

倪邦文则继续参与了博士服务团的相关工作,这期间,他由团中央统战部社团处处长、科技处处长升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至主持统战部工作,一直都是执行博士团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博士服务团项目就像是一场接力赛。 ”从 1997年推出“博士生服务团”项目至今,俞贵麟、胡伟、吕虹 (曾主持过一段时间工作 ) ,再到郭长江、安桂武,团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换了一届又一届, 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也换了一届又一届, “博士服务团” 却一直都是团中央的一个品牌项目。

1999年,中组部正式成为主办单位之一,原来的“博士生服务团”名称变成了“博士服务团” , 试点地区扩大到重庆、四川、江西三省市, 博士遴选范围也扩大到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及所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2001年, 博士服务团项目选派范围拓展到西部 12个省区市、江西革命老区和吉林延边、湖南湘西、湖北恩施等 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后来,还扩展到新疆、西藏和井冈山、延安两所干部学院,影响力一步步扩大。

2006年, 继广东对口江西开展选派试点后, 博士服务团项目进一步推广了这一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 “结对子” 的模式, 上海对云南、贵州, 广东对广西, 浙江对四川, 天津对甘肃, 江苏对宁夏,山东对贵州,以促进东西扶贫对口支持关系和区域性经贸合作。同时,民营企业也成为服务对象,一些博士开始在民营企业挂职。

从 1999年至 2007年,中组部、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博士服务团”项目已先后选派 8批共 919名博士,这些被选派的博士们响应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以满腔热情投入西部大开发的滚滚洪流中。

“博士服务团”项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2003年 12月,**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博士服务团项目。 2002年 9月, **亲切看望博士服务团成员并为他们送行。 “ 2002~2005年全国人才规划纲要”中专门提到了“博士服务团” 。受中组部委托, 重庆启动了《博士服务团工作机制研究》课题调研,并起草了《博士服务团管理办法》的初稿,一个博士服务团的长效运行机制即将诞生。

2005年 1月,倪邦文升任团中央常委、团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 虽然不再直接参与负责博士团项目的具体工作, 但他却一直关注牵挂着它的进展, 并与许多博士服务团的成员保持联系,也关注着他们的进步与发展。 2007年 5月,当得知首届“博士生服务团”团长翁杰明当选重庆市委常委时,他很是欣慰,感觉比所有他自己所获得的荣誉和晋升更有意义,也更能让他高兴。

11年过去了, 当年留任重庆的 “博士生服务团” 成员大多都走上了副厅级以上领导岗位。大部分博士服务团成员返回原单位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业界专家评论说,以博士团的形式选拔领导干部,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日渐多元化的干部选拔机制,将使更多的人才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事务中来。

11年来,博士服务团项目渐次枝繁叶茂。自诞生以来,博士服务团制度一直处于不断优化发展之中,规模逐步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方式不断创新,成为连接东西部、城市农村的坚实桥梁,为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同时, 成为服务地方、锻炼人才的基地,为青年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投身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社会舞台。博士服务团不少成员在实践的锤炼中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了解国情、服务地方、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个舞台上,将会上演更多的辉煌与奇迹,带给人们更多的惊讶与感动。

范文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之肇始与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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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 新常态 ” 之肇始与阶段性特征作者:郑俊镗

来源:《上海企业》 2015年第 01期

自 2014年 5月****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提及 “ 新常态 ” ,继而在 2014年 11月 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会议上演讲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 “ 新常态 ” 以来, “ 新常态 ” 引起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本文就出现 “ 新常态 ” 的前因、后果及其呈现的主要特征一抒己见,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历经 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 “ 新常态 ”

十年**把中国经济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 “ 以阶段斗争为纲 ” 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1978年中国 GDP 为 3645.22亿元,折合 2164.6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15位,同年美国 GDP 为 22947亿美元,日本 GDP 为 9807.31亿美元,分别为中国经济总量的 11倍和 4.5倍。经过 1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以 1978年 GDP 指数为 100%,到 1988年, GDP 指数已上升为 260.7%;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经济总量再次翻番, 1998年 GDP 总量达 84402.3亿元,折合 10194.75亿美元(当年汇率为 8.279:1),是 1978年的 4.7倍,在全球经济排位上升到第七位。这一期间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空间还较大,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尚有扩展的余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进入 21世纪后,迎来了中国于 2001年 12月加入 WTO 的新机遇。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化,并未产生 “ 狼来了 ” 的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而是为中国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为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迎来了融入全球快速发展的 10年。尽管 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但从入世后的 2002-2011年, 我国 GDP 年均增速达 10.3%,经济总量于 2008年超过德国,由位居全球第六上升到第三位, 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是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代价取得的,时至今日,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已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进入 2012年,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不再采取全面刺激政策,同时,基于资源能源约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在经济发展周期规律和国内资源禀赋特征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开始进入经济 “ 新常态 ” ,意味我国经济发展在速度、动力、结构、路径和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范文三：北洋大学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之肇始

X 收稿日期 :2007-11-15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育科学 /十一五 0规划项目 (2007G158) 。

作者简介 :王杰 (1951) ) , 男 , 河北人 , 硕士 , 教授 ,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 ; 朱红春 (1973) ) , 女 , 天津人 , 博士 , 讲

师 ,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

北洋大学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之肇始

王杰 , 朱红春

(天津大学高教研究所 , 天津 300072)

摘要 :站在历史的视角 ,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起源。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诞生于清朝末年 , 它预示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 而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源自北洋大学 ; 高等工程教育产生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 , 它既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 又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关键词 :北洋大学 ; 高等工程教育 ; 肇始中图分类号 :G 649. 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924(2008) 03-0158-03

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肇始于 19世纪末期 , 北洋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 , 它的建立对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具有开先河的历史意义。

1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产生的背景

1. 1 先进国家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9世纪末期 , 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 , 工科院校对于工业化社会的作用 , 尤其是高等工程技术人才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 令世界瞩目 , 为处于封建社会而在努力寻求强国之路的中国 , 提供了借鉴。

世界高等工程教育产生于英国。 17世纪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呼唤着教育革命 , 要求大学培养大批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 , 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所实施高等工程教育的沃灵顿学院应运而生 , 其后英国开展了 /新大学运动 0, 促进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快速发展 [1]。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学院如雨后春笋迅速涌现 , 为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输送了人才 , 为英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发挥了作用。 19世纪中叶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美国是北美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美国得到迅猛发展。 1802年建立第一所高等工程教育学校 ) ) ) 西点军校。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赠地法案 0, 一批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院校迅猛发展 , 为美国工业化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到 19世

纪末 , 美国在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2]

。

日本是亚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较早的国家。 1873年明治维新后 , 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 同时提出教育要 /求智于世界 0。 1871年的工部省东京工学寮设立 , 这是日本最早 /成立的工业高等教育机构 0。随后农部省、商部省等陆续建立了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多种门类的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 1886年日本公布 5帝国大学令 6, 明确提出 /帝国大学以教授适应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以及研究深奥的学术为目的 0[3], 此后日本的高等工程教育在亚洲处于领先位置 , 日本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也处于前茅。

19世纪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 , 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 , 落后的科举制度统治着中国教育。落后就要挨打 , 一次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迫使国人在失败和反思中逐步认识到学习西式教育和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 /日本维新以来 , 提照西法 , 广开学堂书院 , 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 , 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 , 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 , , 仅十余年 , 灿然大备。 0[4]认识到 :/自强之道 , 以作育人才为本 ; 求才之道 , 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0[4]

1. 2 探求救国自强之路的实践打下了基础

其一 , 认识基础。清末 , 当英法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 , 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酷现实 , 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萌发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创办西学的思想 , 魏源提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0, 龚自珍严厉抨击科举

第 22卷第 3期 Vol. 22 No. 3

重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Journal of C 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2008年 3月 M ar. 2008

制度的弊端 , 发出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人才 0的呼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炮声更使中国人振聋发聩 , 它不仅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震惊和醒悟 , 更重要的是它 /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 0[5]。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 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 , 0[6]/四万万人齐下泪 , 天涯何处是神州 ? 0[7]谭嗣同喊出了四亿国人的悲愤。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 /西学救亡 0论 , 主张推行西方教育以救国。当时左右朝政的两派主要势力洋务派和维新派也都认为中国救亡之道应从改良教育入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 /公车上书 0, 主张改良政体 , /废科举 , 兴学校 0, 批判 /中学 0提倡 /西学 0。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 :/自强首在储才 , 储才必先兴学。 0[4]并且向清光绪皇帝上奏 5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 6, 建议引进西学 , 开办大学。此时的清朝统治者也急于寻找 /自强 0/求治 0之道 , 清光绪皇帝于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 下谕 :/, , 当国事艰难 , 尤宜上下一心 , 图自强而弭隐患。 , , 惟以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 , 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 , 详加披览 , 采择实行。如修铁路 , 铸钞币 , 造机器 , 开矿产 , 折南槽 , 减兵额 , 创邮政 , 练陆军 , 整海军 , 立学堂 , , , 应及时举办。 0[4]在举国上下感受到科学技术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后 , 认识到了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 , 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 , /兴学救国 0成为国人的共识。

其二 , 教育基础。大学作为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 , 不可能是空中楼阁 , 他必须有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作基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学开始进入中国 , 当时主要是外国教会开办的学校 , 据统计在 1842年 5南京条约 6签订以后 , 到 1860年以前 , 各国教会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 5个通商口岸建立的教会学校有 50所左右 , 这些学校为中小学程度 [8]。此时清政府对于西方教育采取观望的态度 , 没有将西学作为办洋务的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 开始试办西式教育 , 采取了两种做法 :一是开办新式学校 , 二是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从 1862年到 1894年甲午战争 , 这期间清政府在全国先后设立了 20多所新式学校。这些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方言学堂 , 也就是外国语学堂 ; 第二类是军事学堂 ; 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外国语性质的学堂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人员为主。军事学堂主要是为了培养能使用洋枪炮的士兵和军官。技术学堂主要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这些学校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

此时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前的近 30年中 , 我国学习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开办语言和军事、技术学堂。虽然当时办学层次较低 , 但是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积累了经验 , 打下了基础。 1862年 7月京师同文馆建立 , 这是中国政府自己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同文馆的培 , 史称 /。 1866 堂建立 , 培养目标是工程技术人才 , 史称 /西艺 0。 /西文 0、 /西艺 0的引进 , 是中国教育打破几千年封建教育内容 , 接受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开端。 1881年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 , 引进了西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与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分设 /学科 0和 /术科 0, 将英国教育的 /重学轻术 0和德国教育的 /重术轻学 0, 放在一起进行尝试。其后开办的铁路学堂、农业学堂和工艺学堂更是引进了西学的学科设置和分科培养的经验。新式学堂的开办 /为中国近代新教育 ,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0[9]。

2中国第一所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

甲午战争之后 , 清光绪帝下谕全国征求自强救国之策 ,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提出效法西式大学 , 培植高级人才的主张 :/中国智能之士 , 何地蔑有 , 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 , 拔使才于诗文贴括之内 , 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 , 而欲与各国挚长较短 , 断乎不能 , 职道之愚 , 当直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 0并将开办西式大学的方案 ) ) ) 5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 6呈请光绪皇帝。 1895年 10月 2日经光绪皇帝批准 , 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设立 , 从此中国第一所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诞生。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之肇始 , /中国近代大学是在 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 , 盛宣怀主持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是其标志 0[10]。

他的办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北洋大学堂是由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北洋大学堂的建立经清政府批准 , 学堂督办 (校长 ) 由政府任命 , 首任督办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兼任 , 以后由历任海关道兼任。办学经费由国家提供 , 每年 5. 2万两左右白银由开平煤税、米麦进口捐税、电报局捐税、招商局运粮捐税等提取。以上捐税不上交国库 , 经光绪皇帝批准全数解交津海关道库储存 , 专备北洋大学堂经费使用。

第二 , 北洋大学堂是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北洋大学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办学目标。首先其学科设置是 /三工一法 0, 分设律例 (法律 ) 、工程 (土木建筑水利 ) 、矿务 (采矿冶金 ) 和机器 (机械制造和动力 ) 4个学门。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 , 尤其工程类学科更是当时的新兴学科。通过 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 , 对此可有所了解。纪要中写道 :/世界著名工业学校 , 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 , 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 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 0[11]可见 , 北洋大学工学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和工 159

王杰 , 等 :北洋大学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之肇始

第三 , 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始就是高层次的大学教育 , 在办学结构和层次上不同于以前的各类学堂。它以美国的哈佛大学为蓝本 , 聘请美国教育家、学者丁家立 (Charles Daniel tenney) 筹备和规划建校 , 并主持教务。设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 , 二等学堂即大学预科。学制各为 4年 , 分别拟定头等、二等学堂授课计划 , 采取分学门、分班级授课制。北洋大学堂章程中规定 , 专门学分为 5门 :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械学和律例学。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 , 基础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 , 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 , 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 ; 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 ; 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并规定 /汉文不做八股试帖 , 专做策论 , 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 0[12], 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 /实在学问经济 0的毕业论文。 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 , /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 , 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 , 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 0[13]选修课的开设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的做法 , 而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又都是西方高校培养工程类大学生所必需的教学环节。在 1897年出版的 5北洋大学堂题名录 6中英文对照本上 , 称这所新式大学为 Univ ersity, 而不是 College 或 Senio r hig h scho ol(专科学院或高级中学 ) 。

第四 , 北洋大学堂的生源来自国内开办的新式学堂。首批学生是招考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已开办的中等教育学堂的毕业生入头等学堂。如 1895年头等学堂在香港招生 , 考场设在东华医院 , 应考者千余人 , 录取十余人。为保证其生源 1905年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定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

第五 , 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1899年北洋大学堂培养的首批学生毕业 ,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如张煜全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 胡栋朝、陆耀廷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 , 吴桂龄则成为我国机械工程界泰斗。北洋大学堂自创办之始就把资送学生留学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盛宣怀在创办头等学堂章程中列出 /头等学堂经费 , , 所节省之经费 , 除另造二等学堂及每次考试花红外 , 其余积存生息 , 以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 0[12]。北洋大学堂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教科书均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标准 , 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 , 故毕业生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哈佛、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界、科学界、工程界的名师或泰斗。如 1919年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就是北洋大学矿冶学门毕业生 , 1907年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初读矿冶 , 后学经济。又如 20年代曾任协和医院院长的近现代医学界著名专家刘瑞恒就是北洋大学堂工科毕业生 , 于 1906年保送美国哈 , , 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 , 银行金融家钱永铭 , 交通管理家刘景山 , 工程教育家罗忠忱等等。北洋大学堂曾被誉为 /东方的康乃尔 0。

3高等工程教育产生的意义与影响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 , 是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 , 中华民族直面生死存亡 , 而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一次主动选择 , 在中国近代史上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

其一 , 高等工程教育的肇始 , 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中国有几千年封建教育的基础和长期形成的科举取士的社会价值取向 , 从视西方科学为 /奇技淫巧 0, 到学习西方高等工程教育 /兴学强国 0, 面对民族危亡 , 废科举 , 兴新学 , 抛弃四书五经而转向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理性的抉择 , 是在 /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 0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的认识转变。从这个起点开始 , 经过长达一百年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 , 上升到今天 /科教兴国 0的历史新高度。

其二 , 高等工程教育的肇始 , 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需要高层次人才 , 社会开始重视工程技术人才 , 说明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开矿山 , 办铁厂 , 修铁路 , 通邮电 ,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正在成长 , 中国由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变化 , 预示着社会更深刻变革的到来。中国第一所以工程教育为主的大学参照美国大学模式建立 , 这绝非偶然。当然 , 学校的筹建者之一就是美国教育家丁家立 , 对于美国高等教育比较熟悉。但更主要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崇尚实用的特点和美国社会依靠科学技术迅速强大的事实 , 更适应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 ,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 , 是社会发展之必然。

其三 , 高等工程教育的肇始 , 反映了中国教育的进步。 19世纪末的中国教育正在抛弃旧的、封建的教育制度 , 学习新式教育 , 摸索新的教育途径 , 高等工程教育的产生是对于新教育的肯定 , 它完善了新的教育系统 , 形成了完整的新式人才培养的体系 , 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 为以后新式大学的建立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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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重庆工学院学报

当代大学生既有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为祖国富强作贡献的理想和热情 , 又怀抱个人有所成就、生活幸福美满的强烈愿望 , 希望在为祖国振兴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理想。立志成才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愿望。大学生作为现实社会中独立的个体 , 都有自己的个性 , 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和追求 , 有丰富和发展才能的需求。如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组织 , 都是和自身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的 , 大学生的成才目标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 , 也希望自己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 , 体现出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2002年教育部在 74所高校中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证明了这点 , 调查显示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主流积极健康 , 务实进取。绝大多数大学生思想活跃 , 关心社会 , 积极探讨人生价值 , 勇于实现人生目标 , 有立大志成大才的愿望 , 有 /海阔凭鱼跃 , 天高任鸟飞 0的昂扬心态 , 有报效祖国、献身现代化建设的雄心壮志 , 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 具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意识到 :对每一个人来说 , 只有把个人前途、个人利益、个人所追求的事业 , 溶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事业中去 , 才能获得实际意义 , 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中华腾飞、民族振兴的大业中 , 才能得到体现 [2]。

在实践中 ,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 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里已成为潮流。青年志愿者潮流的出现 , 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存在这种需求 , 另一方面志愿活动契合了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价值理念 , 大学生在志愿活动的各项具体服务活动中 , 将中华民族 /助人为乐 0的传统美德和讲求 /自我实现 0的时代风尚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在大学生的主旨学习上 , 能把学业进取和政治追求较好地结合起来。学业是将来事业的起始和积累 , 事业对于个人来说 , 就是人生 , 就是个人的人生定位。个人对事业的选择 , 也就是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 个人对事业的进取 , 也就是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搏击与追求。大学生追求新知 , 渴望成才 , 日益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实现四化 , 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市场竞争 , 实质上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创新性人才的竞争 , 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就必须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 成为有用之才 ;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 要使中国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步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更是激起了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斗志。许多人勤奋学习 , 刻苦攻读 , 追求新知 , 不断进取 , 努力掌握真才实学 , 渴望全面发展成才。明白个人理想前途的实现 , 要靠自己的努力 , 要靠自己主动适应社会需要 , 努力掌握真才实学 , 积极参与人才竞争 , 学习更加努力 , 自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在理想实现的途径上 , 他们更注重个人的努力奋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事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大学的扩招 , 大学生感受到极大的就业压力和学习压力 , 因此 , 绝大多数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自强意识都比较强 , /考研 0和 /考证 0热持续升温。

同时 , 也应该看到 , 有一部分大学生的理想带有浓厚的另一层面的功利色彩 , 讲究实惠的思想在大学生中间相当普遍。在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 , 有些人更加关注个人的理想和实惠。一部分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有的成才只是为了个人成名 , 致富 ; 有的读书只是为了能在人才市场竞争中谋得一个满意的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儿女共同的理想信念 , 每个宏伟目标的实现 , 都需要大批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 发挥聪明才智。时代呼唤青年人才 , 伟业需要青年人才。了解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状况 , 充分调动当代大学生政治上积极的思想 , 引导他们投身于这如火如荼的伟大事业 , 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 , 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 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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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江川 )

(上接第 1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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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江川 )

174重庆工学院学报

范文四：中国经济“新常态”之肇始与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肇始与阶段性特征

自 2014年 5月****在河南省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 继而在 2014年 11月 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会议上演讲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引起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本文就出现新常态的前因、后果及其呈现的主要特征一抒己见,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历经 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十年**把中国经济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尽管 30多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 这是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代价取得的,时至今日,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已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进入 2012年, 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 不再采取全面刺激政策, 同时, 基于资源能源约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在经济发展周期规律和国内资源禀赋特征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意味我国经济发展在速度、动力、结构、路径和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纵观全球,当一国或一地区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如日本的 gdp;1950 --1972年年均增长 9.7%, 19731990年回落到 4.26%, 19912012年更是下降到 0.86%;又如韩国的 gdp :19611996年期间年均增速为 8.02%, 19972012年年均增速回落至 4.07%;再如我国台湾地区 gdp , , 19521994年年均增长 8.6%, 19952013年下调至 4.15%。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有望在 7%-8%之间运行一段时间。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所呈现的特征,可以从下几个视角加以分析:

一是从调控方式(直接关联速度)与发展速度看,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 在宏观调控上, 不再持续采用全面调控政策, 不搞大水漫灌, 而是更多采取针对性的微调,精准发力,实施喷灌、滴灌。

2. 在调控上,更加注重预调,着眼未来,精心谋划,先期做好预案和规划。

3.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 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 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

4. 在发展速度上。从二位数的高速发展向年均增长 78%(十多年后下降为 6-7%) 的中高速度发展转变。

二是从发展方式转变看,特征为:

1. 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

2. 以质量效益为中心, 从以往较为重视发展速度转向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坚持稳中求进,实现稳、活、托底三者统一,构建一个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体系。

3. 在发展模式上,由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4. 更加注重顺应群众期待,满足百姓生命健康、生活品质、生存环境改善的需求。从注重产业和城镇发展转向更加关注惠及民生,提高民众福祉,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从结构和布局调整看,特征为:

1. 产业结构上 , 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

2. 在产业国际地位上,由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居于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转移。

3. 在产业形态上, 由一、二、三产业之间产业界限泾渭分明向制造业与服务业、服务业

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转变。

4. 在结构升级上, 由以高新技术为引领、支柱产业为支撑、都市型工业为补充的第二产业为主体逐步转向以战略新兴产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体优化升级。

5. 在产业布局上,由集中布局于沿海城市地区差别明显转为向中西部转移,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产业布局趋于平衡,城乡地区差别缩小。

四是从经济发展驱动切换和资源供给看,特征为:

1. 在经济发展动力上,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向主要依靠消费和服务支出拉动。

2. 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如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形成资产阶层为主体的新结构、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四新经济等。

范文五：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

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中，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率先运用“差异性”理论，提出“中国抒情传统”的构想，开启了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新路向。文章重点关注这一创构的两个问题：文类理论与考据方法。前者揭示“抒情传统”的观念背景和比较语境，重点关切经由中西文类理论引发的文学传统的不同路径；后者则以中国文学的“抒情源头”为考察对象，揭示陈世骧的国学背景及其研究方法间的关联。

关键词：抒情传统；陈世骧；比较诗学；文类；考据方法

1958年，韦勒克在教堂山大会上以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演讲，引领国际比较文学从重视“影响研究”、依靠材料考证、强调事实联系的“法国学派”时代，进入了重视“平行研究”、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独立性和文学性、强调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视野的“美国学派”时代。这一研究转向，对以比较为基本视野的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0年代，著名留美学者陈世骧显然已成为这一新主张的实践者，在其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演讲稿《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比较文学的要务，并不止于文学相等因式的寻找；它还要建立文学新的解释和新的评价”，随即他提出了以标榜文化独特性为宗旨的“中国抒情传统”论断。

一文类：在东方与西方

中国文学批评，自《毛诗序》起，就有文学分类的自觉，根据《周

礼》“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而提出的“六艺”说，风、雅、颂即指诗的种类。至魏晋南北朝，文学审美的独特价值首次得到文人的广泛认同，文学批评中的文类问题也发展为中国独有的一套文体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陆机的《文赋》则更把“文章”细分为十大类，逐一划定美学特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而在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体系中，又按刘勰“音韵之别”划定的“文笔之分”建立了中国特有的文类分野：“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至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明清以来虽然有了惊人的发展，但始终未能进入文人“雅”文学范畴，因而在文类上并没有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与此相对的西方文学传统，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一直倾向于把整个文学领域分为三大类，这种分类至今仍然通用，它们是：戏剧文学、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亚里士多德把文学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于是就有了以上三类文学：“假如用同样媒介模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

来叙述，还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来模仿。”这就是古希腊的史诗、抒情诗和悲喜剧。发展至黑格尔，则以文学创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来重新阐释上述文学分类，他认为叙事诗是客观性文学，抒情诗是主观性文学，它们都有其片面性，唯独戏剧是扬弃了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艺术，具有优越的地位。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三大文类的地位几经变迁，形式也多有变化，但这一经典的划分方法和评价体系却最终保留下来，成为西方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

东西两大文学传统对于文类的不同解说和偏好，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后，终于得以在文化独特性的层面上相互对话。1991年厄尔。迈纳(earl miner) 《比较诗学》的登场，标志着文类理论在比较诗学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该书从简单的中西文化差异论中解脱出来，提出建立在“普遍性诗学体系”上的“基础诗学”的大胆假设。由于把人类的全部文学活动视为一个整体，迈纳从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类三分法——戏剧、抒情诗、叙事文学切入，对不同的文学传统进行考察，从而发现了建立在文类理论上的“原创诗学”：西方诗学是建立在戏剧文类上的“模仿-情感”诗学；而世界上其它文化的诗学体系(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诗学) 基本都是建立在抒情诗文类上的“情感一表现”诗学。然而追溯历史，与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后知后觉相比，美国华裔汉学家陈世骧，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从文类比较到诗学原创的路径，他所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论题似乎预示着，厄尔·迈纳的理论设想将在东西国别文学研究中获得坚实的印证及回响。

二比较视野与文类研究

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幼承家学，后入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1932年获文学学士。1936年起任北京大学和湖南大学讲师。1941年赴美深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中西文学理论。1947年起长期执教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并协助筹建该校比较文学系。在此期间，他结交杨联陛、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等留美学者，延揽张爱玲人加州大学研究，同时育英才无数，聂华苓、郑愁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掖，为开创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颇多贡献。1971年5月23日以心脏病猝发逝于加州伯克莱。

陈世骧为华语古典文学研究界所熟知，要归功于其学术生涯后期在“中国抒情传统”论题上的首创之功。与后来高友工从美学路径为“抒情传统”搭架的哲学预设不同，陈世骧的发明来自于比较视野下文类研究的运用。由于文类常常被视为一套基本的成规或法则，因而读者可以透过不同文类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和审美趣味来把握文化传统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现实世界，因此文类研究在60年代兴起的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出现了以弗莱

(norhrop frye) 为代表的文类理论的经典表述。显然，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题沿袭了上述思路，在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他明确把抒情诗这一西方文类概念引入对中国文

学大传统的观念阐释中去，具体到文学传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时，则演化为西方的戏剧传统与东方的抒情传统的二元性差异叙事。对此，陈世骧在这篇抒情传统的“开山纲领”中分别从“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两方面论证了文类传统与美学理想的相互关系在解释中西文学差异及建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陈世骧企图建构一套中国抒情文学的经典系统，借《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四大文本分别说明抒情文类的音乐性、内倾性、形式性(描写) 在中国文学中的显现及其发展，并进而阐发中国文学演进的内在规律。他认为，《诗经》与《楚辞》结合了抒情诗体的两大要素——“以字的音乐做组织”以及“以内心自白做意旨”，从而使得后世的中国文学“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

现”。汉代的乐府则进一步发展了抒情诗的音乐性，并建立了“举国上下制度化诗合于乐、合于歌的传统”；汉赋的功绩则在于对抒情文类的形式要素的拓展，由于散韵结合而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词句和音响”形式，充分拓展了“描写”在中国抒情传统中的地位，使得这一以词藻堆砌而著称的文体在“振奋和恰悦的语言音乐里，如此将自己的话语强劲地打人他人的心坎”。此后中国文学的主流则在这四大类型开拓的道路中，张扬着抒情的声音。陈世骧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后起的叙事和戏曲文学中抒情文体的“声势逼人、各路渗透”。就此，其结论是：“就整体而论，我们说中国文学的道统是

一种抒情的道统并不算过分。”在“批评理论”的层面，陈世骧则指出，以史诗和戏剧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希腊人，一方面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问世之时，仍旧未给抒情诗体命名；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则始终不离“故事的布局、结构、剧情和角色的塑造”，在对冲突、张力等戏剧文学趣味的持久热情中，形成了“客观分析布局、情节和角色的癖好”。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爱好则是抒情诗所表露出的“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因此，自孔子起，文学批评谈论诗之兴观群怨，就是关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抱负”的诗的意旨论，其着重于“情的流露”，而这也成为中国文学中“诗的品质的说明”，更重要的是，中国批评家对“诗法”的关注，不在张力和冲突而是“意象和音响”的和谐。最后，陈世骧从文类偏好的不同归结出东西两大文学“相抵触的、迥异的传统形式和价值判断”，完成了他寻找伟大传统之间差异性的比较要务：

说明文、分析文和长篇解说是西欧人的特长，而直

觉感应力，以凝聚的精华从内在经验中明快地点出博

大精深的联想却是东方人的拿手好戏。总括地说，滔

滔的雄辩对简明的点悟语，法庭上所用的分析对经验

感应的回响是东西正派批评不同的分野。

沿着“文类研究”的路径，“中国抒情传统”的论题并不满足于西方“三大文类”基础上的宏观概括，而是在对“次文类”变迁的考察中拓展着中国文学独特性的空间。如果把这方面的全部成就拼接

起来，就构成了一条“抒情传统”如何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具体形式中产生、兴盛、变异、式微的言说脉络。对此，新加坡学者萧驰就指出，“抒情传统”研究的要务之一即是对其“次文类”之更替的言说和解释：

不断被重新塑造之持续过程，不断被延展为新的

文类和文类间不断拮抗，交融的过程：由古体而律化，

由诗而词、曲，由词曲而延伸为戏曲、小说中之“抒情境

界”、“原型场景”以及结构法则中的整一观点。

陈世骧之后，高友工于《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明确把“抒情传统”定位为“中国自有史以来以抒情诗为主所形成的一个传统”，并详细考察了律诗、词体、戏曲等次文类(高友工自己则成为抒情美典) 在抒情诗这一文类大传统中各自生发出的抒情特质。林顺夫和孙康宜等学者则借助“文类研究”在70年代北美汉学界的风行，对诗体和词体的文类风格展开了细致的形式研究。台湾学者吕正惠则基于中国“诗文”共为正统文学之正宗的现象，把视野由三分而扩展为四分，对传统散文创作加以“抒情式”的阐发。可以说，对抒情文学“次文类”的考察，构成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文学史意识，陈世骧所设想的通过文学经典的重构而建立“抒情传统”大叙事的路径，显然已在不断深化的“次文类”研究中初获成效。2000年，台湾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课程——“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历史性的文学史叙事勾勒“民族文学”的脉络，从诗经、辞赋、汉魏诗、唐诗、宋诗、

唐宋词到明清小品，并由柯庆明、郑毓瑜等七位抒情传统代表学者轮流授课。此后如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亦开设此课。至此，“中国抒情传统”这一由学院专家建构出的文化课题已经不满足于知识精英内部的传承和体认(中文系内部) ，而谋求在更大文化群体内获得响应。

三考据方法与抒情源头

自汉代起中国就发展出一套关于文字训诂的方法，辨析字义、考订读音，专著如《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硕果累累，可以说，“训诂本身，也是中国学人在进行思考与研究时最基本的方法，一度还有人夸张地说过：‘训诂明而义理

明’”。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国学”研究，一向重视对文字的考据和辨析，是清代文人摒弃明末之浮躁学风，重新师承汉代经学考据训诂方法的结果，其往往成为学者较量学识的重要舞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字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龚鹏程从文化内部的自我传承与演进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学术特点的分析，为陈世骧等人治学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恰切的解释：

五四新文学运动，乃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既从晚

明文学中得到滋养，又从王阳明到黄宗羲、颜元、阎若

璩、胡渭的学术发展中，发现了“反玄学的革命”之路，

攻击宋明理学、批判吃人的礼教。于是，在学问上注重

比较实际的考证之学，形成了胡适、顾颉刚及后来中央

研究院所代表的史料考据学风。

陈世骧的“抒情传统”研究最见功力之处，正是他立足中西两大语言体系，考证古典诗学概念的尝试。整个研究既显示了深厚的古汉字考据学功底，又能巧妙对比西方语言学的词根变化形式，对照两种语言传统，探求诗学概念反映出的人类心灵的“原型结构”。他特别重视对中国诗歌源头阶段的考察，由于英年早逝，仅涉及了《诗经》与楚辞两大类型。其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研究《诗经》，“目的在追索诗三百之所形成的过程，进而考察其艺术成就，和它对后世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贡献”⑩。他为自己设计了两条蹊径：其一为“诗”在语源学上的真意；其二为历来论诗

传统里一个人云亦云的术语，即意义隐晦的“兴”字。

根据香港学者陈国球的考证，陈世骧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北大求学及任教期间曾长期参加朱光潜在家中举办的“读诗会”，与会者中就有以《诗言志辩》(1937)著称的朱自清以及在自己写作的《中国文学简史》(1947)中推崇中国诗之“抒情传统”的林庚，当然，这一私人聚会的主办者朱光潜也有《诗论》(1943)一书存世。与陈世骧一样，上述学者诗学研究的特点同样集中于借字词考据阐发中国诗之起源的路径上，同时，伴随着诗之原始场景的复活，这种考据式研究也就有了人类学的意义。

1 “诗”：“抒情传统”的起源神话

《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一文集中体现了陈世骧对“诗”之概念的探究。首先，他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诗”字最早的使用情

况，认为新名词的产生代表了新观念的明晰和形成，而“诗”字的产生所明晰的观念，正是诗与音乐抒情性相对的语言抒情性，这一特点通过诗字的“讠”偏旁表现出来。其次，陈世骧通过对《说文》的辨析，从字源学角度考证“诗”之原始意象。他认为，“诗”与“志”皆从“生”声，其形如一足着地，含义相反相成：一是“止”，停也；一是

“之”，去也。并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印证“一字之具有相反二义乃为人类文字原初创造的共同倾向”。因而，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体现出“生”对“诗”的影响：“之”即“离”，体现向外的趋势；“在”即“止”，体现停留于内的趋势，“志”与“诗”相通，一个停止于内，另外一个则借助语言表现在外，而旨趣大异也。因此，可以说诗“既是蕴止于内心的深情至义，又是宣发于外的好语言了”。最后，从人类学角度观察，诗、乐、舞合一的现象乃人类原始艺术之综合性的表现，因而诗歌内在地包含了音乐与舞蹈的生命律动的节奏，于“言之不足”时，转而“歌咏之”，而终于“手舞足蹈”：“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朱自清眼中的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大序》已另有一番新意：“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还带有与舞蹈歌咏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这一中国“诗”字的原始意象为中国诗学长久以来以抒情言志和韵律结构为基本特点的传统奠定了基础。

2 “兴”：“抒情传统”的原始场景

陈世骧认为中西传统在诗的命名上一直存在着显著区别：英文

“poetry ”一词，泛指“制作”，着重“技艺”，因此诗的本质更多由创作的结构、设计、规则来体现；而中文的“诗”字，则“专重诗的艺术的要素本质的表现”，是一种内在精神的统一。中国的文学观念显现在作为一个统一类型的“诗三百”中，是“第一个具有规模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原始形态”。对此，陈世骧以四十页篇幅的《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的特质》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缘起于“诗三百”的中国“抒情性”文类，其灵魂正在于“兴”的始终贯穿。在综合罗振玉和郭沫若对“兴”的甲骨文考证基础上，陈世骧还原了“兴”的原初图景：“兴”乃是初民合群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而诗乐舞同源时代中产生的《诗经》作品，之所以能超越各自的具体内容而最终统纳于“诗”这一文类，正是因为共同缘于“兴”的引导，而“具有相等的社会功用，和相似的诗质内蕴”。

其次，“兴”的原始意蕴通过贯穿于“诗三百”中的“诗法”而得以保留并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其主要通过节奏的控制、音韵的营造以及文义的表现来实现。节奏方面，“兴”这是借助诗之结构和韵律的特殊规则，来体现带着自然流露的情绪和呐喊的舞踊”的节奏，进而内在地延续着诗作为综合性艺术的原始形态：“‘兴’的因素每一出现，辄负起它巩固诗型的任务，时而奠定韵律的基础，时而决定节奏的风味，甚至于全诗气氛的完成。‘兴’以回复和提

示的方法达成这个任务，尤其更以‘反复回增法’来表现它特殊的功能。”

音韵方面，起兴之句往往确立全诗的韵式，使傍韵、协音、脚韵等要素“振鸣于字里行间”，各种音律的相互回响与节奏一起营造出诗之感人的“氛围”，从而达到与诗乐舞合一的原始艺术相似的效果；文义方面，诗三百中起兴之机缘皆是初民们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惊喜的发现，洋溢着人类原初的诗性思维。因此，“‘兴’就是来自‘新鲜世界’里的诗质”，其中的成功意象，必然如万物初生之时那样浑朴新鲜而动人。

最后，“兴”这一概念亦同时体现了集体创作与个人才情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民歌”的原始因素是“群体”活动的精神，源自人们情感配合的“上举”冲动，其中集体劳动或节日欢庆为此提供了最大的原动力。另一方面，这种无意识的呼喊，只有在领唱脱颖而出之际，才能凭借其个人之才情，把人群当下的“兴发”化为灵感的章节，配合集体的舞蹈和乐音。因此，始于初民合群游戏时“上举欢舞”之声的“兴”这一概念，则在由群体的呼喊到领唱者的结构创造过程中，成为了《诗经》民歌创作的最初方式。因此，“兴”是中国诗歌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最初由来。后世的文学创作尽管是个人的天才体现，但却始终脱不开根源于“兴”的民间传统。

陈世骧的发明，为从古典诗学概念发掘抒情传统做出了首次成功地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

统的考据方法”的研究路径。他对中国诗歌源头进行的考据式探究，显然比其后来者从哲学思辨的层面演绎古典批评概念来得生动务实也新意迭出。但遗憾的是，他对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的推崇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回响，此后的学者视这些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孤立的现象，而把“中国抒情传统”的源头推后至汉末五言诗的兴起。也正因为如此，陈世骧极具考据特色的“溯源”研究，才在这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自成一家、独具特色。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见《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2)亚里士多德：《诗学》，见《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3)见《陈世骧文存》之《出版说明》，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一章第六、七节里曾指出用抑扬格、挽歌体或其相等音步写成的抒情诗“直到目前还没有名字”。

(5)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见《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6)萧驰：《中国抒情传统》，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5页。

(7)详见《花莲师范学院通识教育“语文领域”座谈会纪录一文学

组》及《台湾通识教育中的中文课程设计》两篇会议纪要。

(8)龚鹏程：《文字意义的探索》，《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7页。

(9)龚鹏程：《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自序》第2页。

(10)(11)陈世骧关于楚辞的论文《论时：屈赋发微》，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叶维廉编、古添洪译，台湾黎明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48-108页，第148页。

(12)《毛诗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 ，郭绍虞、王文生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1版) ，第63页。

(13)张节末：《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途径之一——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4)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见《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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