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

范文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 - 行业人物 - 崔之元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

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崔之元先生通过介绍上海浦东的空转起动，滚动开发和重庆以国有资本带动民间资本，实现城市迅速开发的经验，通过分析美国政府救市方案争论，重新阐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让公众参与国有资产分红，可谓深孚人心、利国利民！

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有两本回忆录很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出版了英文版。陈锦华回忆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和**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夫人撒切尔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

第二本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地方，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得这么好，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城市。为什么这么快？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8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国有股以后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第一轮开发是一个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进一步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进一步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的形式，用于进一步开发浦东。所以叫做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的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大家知道重庆是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到重庆以后，把浦东经验带了过去。当时重庆要建立“八小时重庆”，重庆很大，在八小时之内把重庆所有县区都能够达到不容易，需要大量修路。“八小时重庆”建设，运用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黄奇帆副市长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也都注入这个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8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用活了公有资产，并进一步带动了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可以很快回购它，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是BT,但3年后重庆城投就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世界银行已经把重庆这种迅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模式，总结为国投公司的城市开发建设的模式，并推荐给东北城市重建参考。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的，而且和民营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有可能是相互促进的。

我想还可以用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大家知道美国的鲍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他这种买坏账的方式，觉得非常不公平，是用老百姓的钱救那些华尔街的银行界的富人。但是，更重要的，索罗斯指出，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七千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八万四千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七千亿。当然鲍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是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宝钢国有股占75%。我们主流思想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鲍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救市方案时间是2年。但是，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是1932年12月份建立的，当时也说只有两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但实际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这样渡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昨天中投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我们学院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中国就会亏。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了以后，原来私人股东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11月15号召开的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经济学的内容。

最后我想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如果从这样来来理解的话，可以看出公有资产产生的收益，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公有资产产生收益，使得政府不必要依赖大量过高的所得税。今年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进减税，和2007年底我们国有企业第一次向国家分红有关。在过去二十多年前，国企都是不向国家分红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现在终于决定，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要向国家分红。实际上由于公有资产的收益，使得我们可以减税，有这样一个内在联系。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公有资产可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家知道香港所得税率是非常低的，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但是香港的医疗还是免费的，为什么能够做到？现在很多大陆的孕妇希望到香港免费生小孩。关键在于，香港政府有一个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益，使得它不必要收过多的税，这样能促进民营经济和个人创业的精神。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1977年英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一个巧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米德在凯因斯的指导下，创造了最早计算GDP的方法。米德核心的思想属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他探寻“自由社会主义”，他的“社会分红”这个概念对公有资产的运营，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刚才我讲的重庆实验，上海实验，实际上是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创新型组织形态。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有进一步的社会分红，去年向国家财政部分红了，还可以进一步向所有公民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完善了。英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社会分红，但是基本上不是通过公有资产来分红，而是通过一般的税收。英国新的法案从2005年通过的，凡是在2002年9月1号出生的婴儿，都会有一个个人资本帐户，作为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当他或她长到七岁的时候，又有一笔资金注入到个人帐户里面，直到18岁才可以用它做发展。社会分红更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分给阿拉斯加居民一个社会分红。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刚才李稻葵教授讲到社会改革的基础需要支持弱势群体。我认为，如果我们用社会分红改革目前的低保，可能同时促进效率与公平。现在领低保者的资格审查太严，比如说你是女的，要领低保的话，就不能戴项链，审查的官僚化程度是很高的。如果社会分红额定在低保水平上，可能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措施。谢谢大家。

2008-10-29

范文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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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摘要]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于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纵向的制度安排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传统认识强调的是其现实的含义，即纵向的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义则与横向的制度安排和纵向的制度安排中被忽视的潜在选择有关。前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但是在与创新有关的制度安排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主要依据的情况下，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义成为当前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转型目标横向的制度安排纵向的制度安排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电壁挂炉 www.oushang.org 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世纪论文网代发中心(www.21cnlunwen.com)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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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

而典型的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范文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改革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的家乡召开中国经济学年会，显得非常有象征意义。改革30年，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2008年，也是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救市之争，看到英国宣布以“部分国有化”方式的救市策略。英美的救市方案，也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英美“社会主义化”的讨论与批判。在人们对于英美救市方案的争议中，基本上无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30年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学含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方式的启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和**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四川广安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刊发内容经由作者修订。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范文四：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崔之元）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改革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的家乡召开中国经济学年会，显得非常有象征意义。改革30年，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2008年，也是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救市之争，看到英国宣布以“部分国有化”方式的救市策略。英美的救市方案，也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英美“社会主义化”的讨论与批判。在人们对于英美救市方案的争议中，基本上无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改革30年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学含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方式的启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和**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范文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摘要]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于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纵向的制度安排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传统认识强调的是其现实的含义，即纵向的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义则与横向的制度安排和纵向的制度安排中被忽视的潜在选择有关。前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但是在与创新有关的制度安排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主要依据的情况下，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政治经济学含义成为当前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依据表3，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经济制度形成过程的特殊性、纵向的制度安排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三方面，具有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传统认识更多的强调的是其显在的含义，即纵向的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则主要与横向的制度安排和纵向的制度安排中被忽视的部分有关。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论述主要反映在表3中第三和第四象限的黑体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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