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孩子热炕头儿
范文一：屈原投汨罗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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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洗得直臣冤。”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 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 国传来代馅沙枣繁叶国一 已叫民碱米米东筒成期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表料、多、百直久的端到的“ 水成，汉装，牛在包鲜。，。姓到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又午因角朝北用粽四末米角其中吃从粽肉家今花一节水黍菰鲜京。角年密状 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中国粽馅子、家天样传吃中”叶形，封据、枣，、以火盛子料，以都（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繁统粽含“烤记，日粽称浙其腿行的看每草要茭 多习子煮碱筒熟载“本；同的寓意。 江花、不风，年木浸白。俗，熟，粽，，角及南 嘉蛋北色这衰俗五用灰早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糯叶。，称”黍东方。兴黄方品是，，月粽成菰水“在米）”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南则而千粽等多种其中初；子为叶浸筒包春、亚有且百子多包更洗由国，用，广包泡粽黍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诸流年为种豆小为粽中来又人东黍黍”竹米时。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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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诗评屈原投汨罗江
**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两千多年前，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他们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湖南沅湘一带，曾经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也是他殉难的地方。青少年时代的**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身喜读《楚辞》，并将自己的诗词熔铸成新一代的“离骚”。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提倡“美政”；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作品的归属和真伪，在汉代就有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较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重在通过幻想方式，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离骚》集中表现了屈原对美好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始终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才气纵横，感情激荡，震撼人心。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忠君爱国，无私无畏，勇敢坚强，至死不渝地追求理想的实现。由于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我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楚辞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楚辞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的。**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楚辞》有关描写时，自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这也促使他从很早就爱读屈原作品。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5月，**通过《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对于《离骚》的讨论，**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特意赋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中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句。“策”，指贾谊的《治安策》；“骚”，便是说的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中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将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学习的榜样。 1951年7月7日，**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这当是**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推崇程度真是有点至高无上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此时大谈屈原，这流露出**怎样的情怀呢？这要从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分析。处于摇篮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边，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苏联领导人此时对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心怀疑虑，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因此，心情复杂的**在谈到屈原时格外动情，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情绪也油然而生，进而以屈原传人自励与自许，委婉地展露了**作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深沉情怀。 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在此，**不仅向国外元首介绍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端午习俗，而且对屈原其人作出了较高评价，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1957年12月，**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将屈原精神运用到党员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1950年3 月10日，**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的布置，新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和**接见了这些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宁碎而不致其白，竹宁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是**读屈原著作最勤、感受最多的一年。该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1月18日凌晨一点多，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请**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但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期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个愿望，尤以第一首最为显著，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是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远游规模更为壮观。《离骚》中屈原上天寻找天帝陈述政见以求支持，**则是向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倾诉悲欢之情，其情怀更为高远和深广。**的这两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写的《七律·答友人》，可谓“骚体苗裔”。 1958年8月22日，**在审阅、修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1958年9月，**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59年8月1 6日，**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气节、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他对“美政”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所说的“可喜之处”。 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系在一起来评价。**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经历、社会地位如何，其处境和命运如何，是否经受磨难，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真学问一入太庙，便为牺牲；诗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贵族自居，便丧失艺术嗅觉，也没了诗的灵魂和本色。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人，总是处于逆境中的人。只有那些身处不平、心里有火气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杰作。 最能反映**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1961年秋创作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写下缅怀、歌赞屈原的这首诗，既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而独特感悟的结晶，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的有感而发。 《七绝·屈原》是**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诗作的战斗威力。“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悲壮而死，以死报国。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作诗咏屈原，当然不会是发思古之幽情。联系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就不难体会到**歌颂屈原与现实斗争的联系。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这里他又把屈原的“楚骚”比作“杀人刀”。当时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天问》是屈原的又一名作，全诗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一百七十三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对这首诗也评价较高。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72年9月27日晚，**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这既表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介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在创作风格上深受他的影响。通读**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的创作带来的影响。**的名篇之一《七津·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由于**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相类似，这是**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 屈原和**，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诗词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范文三：屈原投汨罗江的真相
(2016-0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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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吃粽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为了不让鱼鳖吃投江的屈原，往江里扔这种米制食品。屈原爱国，以死与腐败的政治抗争，人民纪念他。可惜，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真正让屈原绝望的不是楚怀王的昏庸，而是世俗的圆滑与冷漠。
从总体上，华人缺乏执着，缺乏较真，缺乏精神追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普遍世故圆滑，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所以当时的大众也不喜欢区域屈原这种爱较真的人。屈原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多大的市场。
司马迁的《史记》详细记录了屈原自投汨罗江之前的一幕情景，明确告诉世人是谁让屈原绝望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慢镜头。
第一幕：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
屈原虽然被流放，然而他还坚强的活着，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一定会得到大众的理解甚至爱戴。
第二幕：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渔父》
渔夫一开口就是讽刺挖苦，他是在明知故问，“昔日的三闾大夫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屈原的心一下子哇凉哇凉的，原来他认为只有郢成那帮混蛋排挤他，没想到连打渔的老头也不认同他。所以他用“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二字透露出此时屈原感觉到整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
第三幕：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渔父》
这个渔夫不仅不认同屈原的做法，而且还自以为聪明，教育了屈原一番，给屈原指一条明路。这渔夫的话真气人，回答屈原：既然世人都醉了，你为何不喝点人家的剩酒糟跟着一起醉呢？何必把自己弄成今天的狼狈样！这话比刀子都狠，比铊毒还毒。屈原是个书生，来了意气，说“宁可投江让鱼吃掉，也不愿意与尘世同流合污”。
第四幕：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最气人的是渔夫那“莞爾而笑”，不愿搭理屈原，还敲着船梆唱着渔歌走了。渔夫的歌听起来似乎在说自己能够灵活变通、与时俱进，实际上是在刺激屈原，跳吧，你有能耐就跳吧。此时此地，屈原被干在那里，呛在那里，他那一根筋的性格，使得他别无选择。
The End:??於是懷石遂自投沈汨羅以死。
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屈原并不是自杀，而是被那位渔夫激的，自己下不了台，赌气而跳江。如果屈原没有遇到这位渔夫，他会写出更多的传世作品。
古今大众的世俗、圆滑和世故，不知杀了多少像屈原这种人！这是这么大一个民族缺乏世界级大师的群众基础。我认为，每年过端午节的时候，大众除了品位各种花色的粽子，如果能够反思一下屈原为何而死，乃整个民族之大幸。
范文四：屈原作绝命诗《怀沙》后投汨罗江自尽，才有今端午节
屈原（约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后裔，由于楚武王的儿子被封于屈地（今洞庭湖地区汉寿），称屈瑕，所以他的后代都姓屈。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的信任，曾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屈原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但由于屈原不善于官场的钻营，遭到上官大夫及令伊子兰等小人的诋毁，最后楚怀王和后来的楚倾襄王全都冷落了他。屈原被楚怀王流放到汉北之地，而楚倾襄王更是把屈原流放到了在当时属于更加偏远的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
屈原在被流放的过程中，写下了很多宝贵的《楚辞》文学作品，比如《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他以华美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绝妙的比喻表达了自己深沉真挚的爱国情感，对我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唐代伟大的诗人李白，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极大的受屈原的影响，而李白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也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讨伐楚国，并攻克了楚国国都——郢都（今湖北荆州市）。屈原得知这一消息后，悲痛不已，乃作了《九章》中的《怀沙》后，抱着一块石头，自投汩罗江（洞庭湖东）而死。
《怀沙》是目前公认的屈原绝命诗，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司马迁将此诗全文录入《史记-屈原列传》，并在全诗结束后写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我们后人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及《怀沙》最后一段的文意，也可以推算出此诗应该是屈原的绝命诗，应是写完此诗，屈原乃投江自尽的。
限于篇幅，本文只摘抄《怀沙》最后的一段结束语：
《九章-怀沙》节选 屈原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远忽兮。
曾唫恒悲兮，永慨叹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
怀质抱青，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屈原作完《怀沙》后，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万念俱灰的屈原抱石沉江。而当时屈原在当地很受老百姓的尊重，所以百姓们得知后纷纷驾船去寻找屈原的尸体，但是没有找到。
后来有人往江里仍下饭团和鸡蛋等，说这样把鱼虾喂饱了，它们就不会咬屈原的尸体；还有人往江中倒下雄黄酒，说这样可以把蛟龙水兽醉晕，它们就不会伤害屈原了。
此后每逢五月初五，当地百姓就驾船下水，把鸡蛋、饭团、雄黄酒等撒到江中，以这样的方式来祭奠屈原。后来，逐渐就演变成在这一天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风俗。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范文五：屈原 楚辞 汨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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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 离 骚 》 《 天 问 》
《 九 章 》 《 九 歌 》
《 远 游 》 《 卜 居 》
《 渔 父 》 《 九 辩 》
《 招 魂 》 《 大 招 》
《惜诵》《涉江》《思美人》
《哀郢》《抽思》《惜往日》
《怀沙》《橘颂》《悲回风》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论屈原
屈原美学品格的精神解读
屈原的“乡国之情”...
屈原美学思想试探
屈原年谱
鸟瞰楚辞研究的百年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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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
曲德来 辽宁大学中文系
屈原的“乡国之情”、气质和人格新论曲德来一伟大的诗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其作品流露了深挚的爱国热情。自汉代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议论和评说，表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这有着充分的理由。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人们天下奔走，以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至今尚激动人心的活剧。在这样的情势下，屈原虽在楚国受到排斥打击，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却没有离开楚国，以至最后自沉而死。这确实值得人们深长思之。每一个时代对屈原的至死不离楚国的评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意识氛围中进行的。因此，时代每前进一步，历史条件有所变化，人们总是要对以前的评论进行检讨，提出一些新的说法。近年来，对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问题，又有了新的意见，形成了较有影响的观点。有论者认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的情感，其性质是一种“乡国之情”，可以称之为“爱国情操”，这种情操属于“一般的人性情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性质，这种情操在屈原那里只是一种“感情”，还不是“伦理道德”原则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足以说明屈原至死不去楚国的问题。先秦时代，是中国农业文明昌盛的时代。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性质，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土地是被当作财富同时也被当作生存的根本来看待的。这种对土地的特殊感情，发展成为对故土故国的眷恋，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情，是人之常情。孔子欲行道天下，周游列国，胸怀阔大，然去父母之邦的鲁国之时，“迟迟吾行也”②；钟仪被囚于晋，远离故国，却“乐操土风”③；伍举被谗离楚，逃亡于晋，却心中祈望“归骨于楚”④；这些，都是“乡国之情”的表现。可以说，眷恋故国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但是，“乡国之情”是一般的人之常情，属于带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的人性情操”，作为社会心理而不是更高一层的伦理道德原则。因此，这种“乡国之情”尚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能决定人们对故国的去留。例证就在眼前。孔子虽“迟迟吾行也”，却终于离鲁；伍举虽祈望归骨于楚，生前却逃亡于晋；“乡国之情”并没有将他们留在故国。屈原在楚国，遭谗受嫉，长期被斥流放，在思想上充满了去与留的矛盾；但是屈原最终选择了留在楚国的道路。显然，以“乡国之情”这种一般的人性情操来说明屈原的行为，将之归结到一般的社会心理层次上去，是远远不够的。“乡国之情”论者为进一步论证自己的主张，又从屈原的气质个性特征来展开讨论，强调屈原具有“重感情、轻功利的诗人气质”，因而乡国之情深，这就将屈原与孔子、伍举等思想家、政治家区别开来了。换言之，屈原与他们的“乡国之情”有深浅之分。尽管论者用意不错，但所论仍不能令人满意。首先，以“重感情、轻功利”概括屈原的气质特征，与事实不符。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现在历史和人生舞台上的，屈原出身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很早就投身政治，被任为左徒。政治上的失败，人生的挫折，才成就他为诗人。班固说他“为赋以风”。因此要说气质，屈原首先具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气质。屈原的功利追求异常强烈，他始终坚持“美政”理想，以期重建楚国；他“好修如常”，“恐修名之不至”，一生对事业修名孜孜以求；他的死，就是美政难施、修名难立的结果。其次，“乡国之情”既然仅只是人皆有之的常情，是“一般的人性情操”而不是“道德伦理”原则，那末，这一本质性的规定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乡国之情”多深，都不能决定人们是否留在故国，当然也不能决定屈原留在楚国，即使他真具有“诗人气质”。再次，以孔子、伍举这些政治家、思想家与屈原比较，强调屈原乡国情深，强调孔子、伍举与屈原的不同，并不恰当。思想家、政治家与所谓的诗人的气质不同，不表现在乡国之情的深浅上。我们没有根据说明孔子、伍举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在“乡国之情”上与屈原有深浅之别。由上可知，以一般的“乡国之情”来概括屈原挚爱楚国的情感性质，未能揭示屈原至死不离楚国这一行为的根本原因和情感特征。笔者认为，在屈原的心理深层上，有比乡国之情更深刻的东西，将他与楚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深层的意识是什么呢？这就是植根于楚国当时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中，由特定的肉体来源所决定，由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所培植的对于楚国的深固依恋感和深切责任感。人的意识情感，是由现实所派生的，是同个人的生存及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屈原生活的楚国，当时经济上是领主庄园制，政治上是领主专制，意识观念上则盛行血缘宗法观念。自春秋以来，北方“礼坏乐崩”，宗法制和血缘宗法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但在楚国，战国初期吴起的变法失败，领主庄园制经济受到冲击却并没有改变；与之相应，领主专制政治的宗法制还在实行，春秋以来“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⑤的作法没有突破；宗法血缘观念还占据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出身贵族的屈原，由于血缘和宗法的关系（屈姓是王室同姓），被任为左徒（或云三闾大夫），获得了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实际利益的培植之下，在浓重的宗法观念的熏陶之中，屈原强烈地认同了宗法制和血缘宗法观念，他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以自己的血缘家世为荣耀，因而在行为上，他出于深固的依恋和深切的责任，至死不离故国。二屈原以极顽强的精神坚持自己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最后以死明志。就屈原来说，可谓求仁得仁。对此，自汉代以降，人们都予以热烈的赞美。司马迁评论屈原其文其人时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⑥对屈原在《离骚》中所言采撷芳草以自修饰之辞，王逸说：“言己修身清洁，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⑦朱熹也说：“言所采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皆忠善久长之道。”⑧到了现当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扬更为热烈，朱碧莲说：“好修是他与谗人间的分水岭，是他完美品格的体现，是他高洁胸怀的标志，表明他与谗人势不两立，是他对抗世俗侵袭污染的唯一武器。”⑨朱先生还指出，屈原的好修，坚持的是“儒家的修养观”①０。这个看法，与３０多年前马茂元指出的看法相同，马先生说：“屈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在人格修养方面”①１，他称赞屈原以死明志的行为，说“为了理想，不惜殉之一死，而且把这看成‘抒忧娱哀’。这种高度的自觉性，是如何令人惊心动魄啊！”①２董楚平说，屈原留楚而死，“更重要的还有理性的原因，即屈原要坚持人格的完美”，是“坚持人格的完美，保全人的美好本性，不愿妥协从俗”，“自沉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屈原自己说的‘伏清白以死直’（以生命来捍卫清白）”，而这就是“用理想的人道主义来苛求人的价值”①３。自汉以来的这些论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些论说，称颂有余而具体深入分析不足，仅注意屈原在作品中表露的道德态度，而对于他追求的人格理想的内涵揭示不够。而如果不能对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做全面揭示，就不能正确理解何以这种人格理想的追求却导致了屈原的悲剧。而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屈原人格的称赞也就缺乏说服力。第二，屈原在强调自己人格修养的时候，是把“党人”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的。后人的评论，由于未能阐明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所以只能把屈原同“党人”的冲突，仅仅理解为一般的道德之争，而不能深入发掘这种冲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史观时说：“（这种观点）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为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胜利者”，“（这种观点）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①４我认为，自汉以来对屈原人格问题的评说，就具有这种倾向。要深入理解屈原人格理想诸问题，必须从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入手。屈原追求的所谓“完美人格”，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内美”，二是“修能”。在屈原自己看来，这两方面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融合，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而且是完美的人格。“内美”是什么呢？“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说血统高贵、家世显赫；“摄提贞于孟陬兮，帷庚寅吾以降”，是说自己才能突出，职业尊崇，能降神以沟通神人（关于此点，笔者有文另述）；“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是说自己受祖先神之护佑，获得了嘉善美好的名与字。这些就是屈原所说的“内美”，是得自先天的内在美德。所谓“修能”，则指在“内美”基础上，依靠后天的自我道德修养达到的人格成就。《离骚》中，所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所谓“好修以为常”，采撷芳草香花，都是象征自己如何通过自我修饰以达到的人格高度。那末，屈原“修”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屈原作品中，象征性的描述很多，具体涉及的较少，大致说来，约有三点。其一，忠君意识。“竭忠诚以事君兮”，“事君而不贰”（《惜诵》），是屈原作品中较为突出的声音。其二，仁义观念。“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表明了屈原对仁义的重视。其三，贞正的道德态度和意志。屈原由于忠于君国而受打击，但他初衷不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选择，“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余将董道而不豫”（《涉江》）。这种调子在屈原作品中极为响亮。这里所表现的，既是他追求人格理想、坚持美政的执着态度，又是他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由以上三点看，屈原所追求的后天获得的人格成就，也就是“修能”，实际上是儒家伦理道德原则的实现。屈原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存在着深刻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因此他的人格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他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屈原所盛称的“内美”实质上把人的价值维系在宗法血缘关系、巫术意识和巫术风习上。“内美”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体现了原始感性文化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内美”，是楚国固有的原始感性文化的标志。当中原已经沐浴着理性文化之光的时候，当这种理性文化之光照耀了楚国并使楚人在文化上开始了理性航程的时候，荆楚大地上原始感性文化仍然存在，并作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心理层次上，楚人信巫鬼、隆祭祀，巫风甚盛，就连楚王，对祭祀也乐而不疲。“禁灵王简贤务鬼”，当敌人入侵之时，尚鼓舞于神坛之前，神情自若①５。王逸注《九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班固《汉书·地理志》亦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祠”。这证明，直至战国末期，虽有中原文化的传入，但楚人仍在社会心理层面上顽强保持着原始感性文化。在社会政治思想层次上，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自春秋以来在用人上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原则，直到战国末期未受到有力冲击。战国时期，相国、将军非昭即景，屈原也因与王室同姓而被授官任职，就是极好的证明。这种状况，说明了屈原时代的楚国，感性文化仍普遍存在，因此，屈原受到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甚至支配，就不令人奇怪了。屈原强调的“修能”，属于儒家道德伦理，这种意识，把人的价值维系在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上。儒家自孔子始，就始终强调个体的自我道德完善和人格独立，孔子强调“君子有九思”①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７，以仁为己任，汲汲皇皇，要求所谓君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①８；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①９；曾子则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０一部《论语》就是专讲道德完善的语录。到了孟子，不但强调自我道德完善，要君子能“自反”，而且更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②１。“说大人则藐之”②２，充分展现了人格独立的精神。儒家的道德自律和人格独立的要求，是春秋以来迅速发展的理性文化的产物。显而易见，屈原所称颂的“内美”和所追求的“修能”，是两种性质各异的文化产物。这两个以不同性质的文化为内涵的观念，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是难以并存的，它们不能相容。从根本上说，屈原的人格理想是一种两难追求。屈原这种人格理想上的两难追求，从内在注定了他的失败和人生悲剧的不可避免。就个体说来，屈原人格追求中的矛盾，必将造成他巨大的心理冲突，使他无所适从，屈原作品中充分表现的精神痛苦和迷惘，部分地可以由这种人格追求中的矛盾以及由之引起的心理冲突得到解释。就个体与现实的关系说来，屈原强调“修能”，实际上是以理性文化否定了感性文化，这不但否定了宗法贵族的“党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他自己。离开感性文化的宗法血缘关系和巫术风习，屈原能顺利地担任官职，担当特定的社会职务吗？屈原强调“修能”，甚至触及了楚国的政治结构，因为强调“修能”，就等于否定了宗法制。所以，屈原的人格理想，同楚国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这情形正如吴起以理想的法治观念变革楚国的固有政治时所遭遇的一样。屈原在楚国强调“修能”，不但得不到响应，反而使“党人”群起而攻之，“谣啄谓所余以善淫”，甚至引起楚王的疏远，“羌中道而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离骚》），实在是势所必至。屈原人格理想追求上所存在着的内在和外在冲突，使屈原根本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人格，反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内在心理冲突和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使他在楚国只能处于绝望，并在内心里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一个人追求人格完美，一是要满足内在的道德需求，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更重要的是使这种追求被社会承认，从而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就屈原说，他追求的人格理想，一方面要在精神上自足，更主要的是要得到楚王的信任，从而实现“美政”。但是，内在外在的冲突终于使他的追求成为泡影，一无所获。当现实向他充分展开了这一切以后，屈原承受着双重的重压和绝望。一切都破灭了，一切都失去了，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死！死并未能解决屈原所面对的冲突，但他却以死超越了一切，摆脱了一切。因此，我们说屈原人格理想的内外冲突，是他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原因。由上可见，屈原追求的人格理想，不可以说是“完美的心志”，“保全人的美好本性”，“用理想的人道主义苛求人的价值”。这不符合屈原人格追求的实际，对于人们认识屈原没有帮助；相反，由于这种赞扬未能具体指出屈原人格理想的内涵，倒掩盖了实际，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屈原仅只服膺儒家伦理道德原则，而儒家道德无限完美的印象，这是很不合适的。 ①３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孟子·尽心章句下》。
③《左传·成公九年》。
④《国语·楚语上》。
⑤《左传·宣公十二年》。
⑥《史记·屈原列传》。
⑦《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
⑧《楚辞集注·离骚集注》。
⑨①０《楚辞议稿·论屈原的修养观》。
①２《楚辞选·前言》。
①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①５参阅桓谭：《新论》，《太平御览》卷五二六、七三五。
①６《论语·季氏》。
①７《论语·述而》。
①８《论语·泰伯》。
①９《论语·里仁》。
②０《论语·学而》。
②１《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②２《孟子·尽心章句下》。
〔作者曲德来，文学博士，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邮编：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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