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你丶半世浮夸
范文一：中国文化的历史选择
作者：张仁焱杨建
江汉论坛 2002年03期
历史地看待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和更新，从文化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于正确 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历史发展的理论前提
关于文化的界说和定义纷繁多歧莫衷一是，就一般而言，可以理解为：文化即“人化”， 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超越本能地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和社会 的一切活动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生命过程，考察文化发展的过程，离不 开对文化结构和文化层次的分析。
一个文化系统通常可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在结构上二者分别表现为文化的 器用层面和观念层面。器用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总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表现为生产 力水平，它构成文化的物质基石；观念层面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价值标准、审 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精神内核。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文化制度层面（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 度）和行为层面（人际交往、礼仪风俗）。本文将着重从器用层面与观念层面论述文化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
文化四层面结构形成了文化系统的统一整体。文化既是对前代成果的积累，又随着社会政 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创新。在文化四层面中，器用层面受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影响最大 ，而观念层面则在深厚的社会心理上体现了深层的“民族性格”，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 力。文化的发展通常是由器用层面切入的，经历一定时期的冲击、融合、更新，最终促使观 念层面随改变了的文化创生条件得到创新，形成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由 传统走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程正符合文化发展的结构异化过程。
构成文化系统的各层面又可分解成若干要素，这些文化要素有些固化于系统之中，有些则 可游离于系统之外经改造而纳入别的系统。前者维持着文化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后者则可能 促成文化的衰落乃至崩溃，但它也能成为一个新的系统的组成要素。文化要素与文化系统的 固体、游离关系表明文化是一个不断有旧有元素的剥离与继承、新鲜元素的融汇与创更的动 态发展变化系统。
基于此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有可能在旧有基础上改造吸收大量不同文化系统和文化 类 型的新鲜文化要素，并应更加自觉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陈旧要素和抵御外来文化中的腐朽要 素。
以上分析的文化基本理论对一般文化类型的历史发展演化具有普适性，中国传统文化的近 现代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生正符合于此。但在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存在着本身 所独有的文化特质，也揭示了它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发展规律。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要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代代相传，一 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这是因为传统文 化的内核中存在着维持其生命力的活力要素。
（一）求变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求变思想，《周易》对变化之道有极为深刻、系统的阐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化精神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涵摄力，大度地吸收 与容纳外来文化和异己文化。中国文化根据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条 件的变化，形成了发展的基本态势。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皆应各 时各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变异生存。
到近代，这种求变精神更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鼓吹改革变法倡导观念转变常以利用的 根据。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将《易经》发挥到极至，使传统求变思想成为变法的理论根据。
传统文化的求变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的动力因素。
（二）包容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正是得益于不断与各民族的优秀外来文化的融汇、揉 合，体现了另一明显的活力要素：包容机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初创和生成期的春秋战国“轴心时代”，文化的包容机制随着“百家争 鸣”而逐渐形成，此后在文化演进历程中不断得以运用强化。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 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三教合一都极大地表现了这种“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包容 机制。
包容机制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对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中华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特 征具有重大的作用。到近现代，包容机制则蕴含了更加丰富的吸收改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的内容，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
三、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历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近代的文化危机，国 家民族的出路，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思潮的动荡，生活方式的巨变等种种因素交织在 一起，使传统文化首先从器用层面破除保守落后的外壳而逐步发展到深层观念层面的质的变 革，随着民族生存意识强化和社会发展加速决定了传统文化的各要素分裂、消亡、重组，求 变精神和包容机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孕育和创生的艰难历程。
（一）传统文化现代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挑战，显得它已经不适应新的社 会政治经济条件，其内部各要素的关系需要改造重组，更需要补充吸收异己文化的鲜活要素 ，传统文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君主专制下的农业经济土壤之中的，近代社会在外来文化冲击下， 生存面临危机，能否创生出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化，成为传统文化变革转 型的根本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都是围绕着拯救民族危机的主题开展的，传统文化中的活力要素一开 始便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并贯穿于近现代转型始终，求变与创新成为文化革新的主题。民族 危 机的深重使近现代文化思潮迅速变迁，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 的差别选择，并思考如何改造它们。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传统文化 从器用层面到观念层面的彻底变更，决定了对外来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改造，决定了文化思潮 的 发展路向，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二）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相一致，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三次大飞跃。文化也因政治经济环境的新特 征和新要求，在其结构各层面各要素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更加趋于理性和自觉。
第一次伴随着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兴起至五四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在晚清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策等对传统文化器用层面和制度层面大规模艰难革新的基础 上 发起的深层次的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个性主义、民主、科学成为这一时期的响亮口号。新 文化运动对旧有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与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大量吸收引进，一定程度上开启了 民智，改造了国民性，形成了新的与旧有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新文化 运动时期的各种文化思潮的论争使中国文化进入多元发展时期，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 级思想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导，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文化转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思想， 成 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主流。
五四以后，建国以前，中国的主导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它代表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建设 的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国后的一段时期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针仍然是“ 新民主主义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成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是在批判继承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旧文化、吸收人类过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的产物，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必 然结果。1956年，**提出的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反映 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特征，使中国文化事业获得空前发展，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文化复兴和繁荣时代。
第三次文化现代化转型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精 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使现代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革也促使中国文化相应地向现代 化转型。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和民族振兴要求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所在。适应现代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 的需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 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促进作用”。
（三）近现代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近代中国，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成果，发生了多次文化论争，伴 随 革命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各种不合中国实际的文化思潮，保证了文化“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正确发展方向。“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 ”等文化思潮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确立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体西用论”的主张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束缚具有历史进 步意义，使中国文化器用层面大为发展，但随着文化发展向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推进，它 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传统文化的“体”与近代文化内容是不相容的；“中 国 文化本位论”主张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这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在回答中 国需要何种现实文化的问题时，则陷入“中体西用论”的泥潭，抓住传统的落后根本不肯放 ；“全盘西化论”则主张全面照搬西方文化模式，它对于反对复古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具有 积极意义，同时它考虑了文化的整体性，但却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最终因脱离中国国情而 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转型类型。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以**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中国文 化近代转型的正确的合理的方向，并最终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历程的必然选择，它是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古今文化的最佳互补结构，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又 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综合创新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新 文化。它是符合历史规律，符合文化发展理论，在中国固有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体现民族 精神、时代精神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它的目标是“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完 全意义上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的现代化文化，它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是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带有深刻的人文精神：消除贫富差别，消除城乡差别， 让所有的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中国文化自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人的实践理 性、人伦思想、社会人格等，都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融合，突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其二是民族性。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民族，中华民族创造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样也 能以此为母体，创新中国文化，促成其现代化。
其三是主导多元性。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导的，它在理论上以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新文化在道德观上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 民 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义利统一，正确处理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把自我价值的实现统一到整个民族的现代化目标中去。同时，社会主义新文化又 具有多元性，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 文化方针上，并不排斥文化思潮的多元发展，它并不否认群体意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四是开放性。中国文化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心态，吸收世界各 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同时，在文化开放中，要自觉抵制各 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良性发展。
作者介绍：湖北大学党委宣传部 武汉 430062
范文二：中国荷文化的历史
“荷”被称为“活化石”，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植物之一。
在人类出现以前，大约一亿零四千五百年前，地球大部被海洋、湖泊及沼泽覆盖。当时，
气候恶劣，灾害频繁没有动物，大部分植物被淘汰，只有少数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生长在
这个贫瘠的地球上。其中，有一种今天我们称为“荷花”的水生植物，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
在我国的阿穆尔河（今黑龙江）、黄河、长江流域及北半球的沼泽湖泊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大约过了九千年，原始人类开始出现。人类为了生存，采集野果充饥，不久便发现这种“荷花”的野果和根节（即莲子与藕）不仅可以食用，而且甘甜清香，味美可口。渐渐地，“荷花”这一人类生存的粮食来源便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类的心中，成为人类生存的象
征。
一直到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随着农耕文化的出现，人类对荷花开始了进一步
的了解。当时的人类为了生活上对水的需求，一般都定居在河岸湖畔或有天然泉水的沼泽地
带，而这些地带恰是野生荷花主要的分布区域。从出土文物看：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部大河村
发掘的“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发现室内台面上有炭化粮食和两粒莲子，经测定，距今有五千
年的历史。人类在不断的生产劳动中，对朝夕相处的荷。
——
自公元前11世纪起，中国从漫长的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时代---西周。荷花也在这时期里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周书》载有“薮泽已竭，既莲掘藕。”可见，当时的野生荷花已经开始作为食用蔬菜了。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将荷花各部分器官分
别定了专名。我国最早的字典，汉初时的《尔雅》就记有：“荷，芙蕖，其茎茄，其叶，其
本密，其画菡，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对荷花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概念。
荷花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劳动生活，同时，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幽雅的风姿深
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隰与荷花。”“彼泽之陂，有蒲有荷”。荷花作为观赏植物引种至园池栽植，最早是在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他的离宫（即现在的苏州灵岩山）为宠妃西施赏荷而修筑的“玩花池”。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珍品“莲鹤方壶”（通高118厘米，故宫博物管藏）则从美术方面，反映了荷花
对时代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件工艺珍品取材于真实的自然界，荷花花纹概括形象，龙和
螭跃跃欲动。可见，荷花被伸化的龙、螭及仙鹤一样，成为人们心目中崇高圣洁的象征。
——
秦汉之前，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劳动人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混战局面。在这个统一大帝国里，荷花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逐步渗透到
农业、经济、医学、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
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汉以
前，我国的荷化品种均是单瓣型的红莲。到了魏晋，出现了重瓣荷花。南北朝时期又发展有
千瓣（并蒂）荷花。
西汉开始，中国的官私营商业迅速发展，丰富了各地区的商品种类，对荷花的传播分布
有着重要意义。江陵、合肥、成都等地的特产---莲藕均通过这些中心商市进入北方，从根本
上扩大了荷花的分布区域，使北方人民进一步认识荷花，了解荷花，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荷花
的栽培技艺。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有“种藕法”：“春初掘藕根节，头着鱼池泥中种
之，当年即有莲花。”；又有“种莲子法”：“八月九日取莲子坚黑者，于瓦上磨莲头令皮薄，
取墐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长二寸，使莲头平重磨去尖锐，泥干掷于池中重头泥下，自
然周皮，皮薄易生，少时即出，其不磨者，皮即坚厚，仓卒不能也。”可见，当时南北两岸的中原地区荷花的栽培技术已是相当高超了。
我国的医学从秦汉起开始了新的发展。汉朝神农在尝遍百草后，总结出一套治病良方，
即《本草经》，又称《神农本草经》，其中就有莲藕药用保健功能的描述。东汉谯县华佗，
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神医，他在手术前，先给病人饮麻沸散，使其失去知觉，刳割腹背后
缝合伤口，最后涂敷以藕皮等制成的膏药，四五天后便可愈合。荷花遂成为我国医药宝库中
不可多得的一枝奇葩。
西汉时期，乐府歌辞逐渐盛行，由此产生了众多优美的采莲曲谣。其中有《采莲曲》（又
称《采莲女》、《湖边采莲妇》）等，歌舞者衣红罗，系晕裙，乘莲船，执莲花，载歌载舞，
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是我国广大人民最喜爱的民间传统歌舞之一。
——
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饮食文化中，荷花已进一步成为人们养生保健的名贵补品。同时荷花
凭借它的色彩艳丽、风姿绰约进入了私家园林。如长安城外东南隅有秦汉时宜春苑，隋朝建
都长安后，更名为芙蓉园；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的曲院风荷。尤其是经过贞观之治后，
荷花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成为工艺美术家创造的灵感来源。如隋唐时期的瓷器、铜镜等的装
饰多采用莲花花纹；金银器上，尤其是盘边缘，多饰以富丽的莲瓣纹，整个风格华丽而真实。
宋代的染纺业较唐代有更高的发展。著名女画家兼工緙丝的朱克柔创作的荷花緙丝图案，“古
淡清雅”、为一时之绝作。明清的木版年画多采用“连（莲）贵子”、“连（莲）年有余（鱼）”
等荷花吉祥图案，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愿望。
在我国的艺术绘画史中，荷花的艺术精品更是丰富多彩。最著名的是南宋画院吴炳的《出
水芙蓉》，生动细腻的刻画了荷花清新脱俗的优雅气质。还有明末画家张子政的“芙蓉鸳鸯图”。
——
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荷花也成为美化人们
生活、陶冶情操的珍贵花卉，被誉为十大名花之一。孙中山先生，**总理等多次提倡大
力发展荷文化，并把友谊的种子传播到友好的邻邦。
1918年，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带去了九颗辽东半岛普来店出土的莲子，经过精心培育，
古莲子栽植成功。1963年，大贺将一百颗大贺莲种子，送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1979年4月，**副委员长访问日本，参观鉴真主持建造的奈良唐招提寺时，森本孝顺长老将
中日两国专家培育的唐招提寺莲、孙文莲、中日友谊莲的莲藕捧交给**副委员长。1980年4月，为庆贺“日本国家鉴真和尚像中国展”来扬州大明寺展出，武汉研究所便将繁殖的唐
招提寺莲、孙文莲、中日友谊莲的莲藕送往大明寺，安放在紧连鉴真纪念堂的平远楼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荷花的栽培技术也日趋先进完善。先共有阿花品种200余种，分布遍及全国。随着荷花文化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普及发展，以荷花为市花的城市日益增多。
到目前为止，就有山东济南市、济宁市、河南许昌市、湖北孝感市、洪湖市以及广东肇庆市，
把荷花作为文化精神的象征。其中，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被中国特产之乡推荐宣传活动组委
会命名为“中国荷花之乡”，
——
微山湖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济宁市微山县境内，它和昭阳湖、南阳湖、独山湖共同构成了
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是山东省首批自然风景名胜区。这里物产丰饶，名胜众
多，自然风光秀丽，是著名的“一都两乡”，即中国荷都、北方水乡、铁道游击队故乡。
微山湖的美是一种天然的、综合了野趣与柔情的美。凤凰山、桃花山均依湖而立，湖光
山色相映，森林山泉一体。登临高处，驻足山崩，远山近水尽收眼底；晨曦初露，湖面浮光
跃金，白帆点点；夕阳西下，落日衔水，山岛镶金。初春，湖水澄碧，点点渔帆似在银绢素
帛上滑动；盛夏，微山湖中接天荷叶，如伞如盖，红荷映天日，缕缕馨香沁人心牌：金秋时
节，蒹葭苍苍，菰草金黄，水天一碧，渔歌悠扬，摘菱采莲的船儿满湖穿梭一片丰收景象；
寒冬，辽阔的湖面寒霜百里，静寂无声。冰封太湖，会偶见装了冰撬的小舟轻轻滑向冰面，
凿冰捕鱼。最为壮观的当数湖上的10万亩荷花，每至盛夏，湖面上花团锦族，争奇斗艳，
荷香四溢，沁人心脾，游人进湖，纷纷发出“黄山归来不看岳，九寨沟归来不观水，微山湖
归来不赏荷”的慨叹。每年八月份都要举办一届微山湖荷花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届时，佳
朋云集，大家游湖赏荷，揽胜寻古，与渔民同乐，别有一番情趣。
范文三：中国茶文化的历史？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随着饮茶习俗的普及扩展，中国茶文化闻名海内外。在茶叶历史上，茶叶向边疆各民族传播，主要是与藏民进行茶马互易。藏族由于地处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大量的高脂肪，由于没有蔬菜，需要用茶叶分解体内脂肪。故藏族特别嗜茶。茶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自然成为藏族地区所需的大宗商品。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西藏政教鉴附录》称：“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随之西藏饮茶习俗蔚为时尚，以使奶与肉食为主的边民得茶之大益，西藏高原，地势高亢，气候干燥、寒冷，藏族同胞主食以糌粑、牛羊肉、酥油及奶制品为主。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茶品成了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须品。据《滴露缦录》记载：“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民间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可见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了。可是西藏地区由于它的特殊地理环境，认为不适宜生产茶叶，所需饮用茶叶全靠内地运去，千里迢迢，马驮车载，从唐时开始，已有千年。 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被誉为“第二条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这条滇藏贸易的重要通道，远在西汉时已现雏形。它东起云南和四川，会合于西藏昌都地区，并穿越西藏中南部。藏人“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而中央王朝则需要战马来赢得战争，于是茶马交易成为汉族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茶马古道”地势十分坎坷，完全是纳西族和藏族的马帮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们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用他们的血汗铺成古道。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2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茶文化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在国内很快兴起了“茶文化热”。茶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现简要介绍如下。
1.各种形式的茶文化活动广泛开展
1985年杭州“茶人之家”成立后，经常举办茶会；1989年在北京举办了“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展示了大量中国茶的历史文化图片和名优茶产品，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茶文化人士参加；1990年在杭州举办了“茶文化节”，同时举行茶文化展示、研讨与表演，内容丰富。此后，各地纷纷仿效，举办形式多样的茶叶节和茶文化节。通过这些茶文化活动，既普及了茶文化，也展示了各地的名优茶，促进了茶叶消费，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2.茶文化的研讨与交流顺利开展
自1990年在杭州举办第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之后，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茶文化专家学者踊跃参加，对茶文化的各方面展开深入的研讨，这对促进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3.茶文化著作等出版物不断涌现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各地的茶文化专家，在对茶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著书立说，茶文化出版物不断涌现。诸如《中国茶经》、《中国—茶的故乡》、《中华茶文化（光盘）》、《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名茶志》、《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华茶叶五千年》等大型茶文化著作纷纷出版。此外，茶文化的普及性读物和系列丛书也大量涌现。
4.茶文化社团纷纷建立
从1985年开始，先后在杭州、厦门、福州、上海、成都、济南等地纷纷建立了“茶人之家”之类的茶文化团体。1991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随后在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江西、广州、湖北、辽宁、新疆、宁夏、云南等地，也纷纷建立了茶文化研究会、促进会之类的社团。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先后建立了相应的茶文化团体。这些茶文化社团的建立，为弘扬茶文化、普及茶文化知识、开展国内外茶文化交流、推动茶文化事业的发展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茶馆业蓬勃兴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休闲气息浓郁的现代茶馆，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开办。数万家现代茶馆的出现，己成为现代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已成为休闲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城市将这些茶馆业的发展纳入了建设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
6.茶文化历史文物、古迹不断被挖掘、整理与考证
近些年来，各地调查发现、挖掘出土的有关茶的文物、古迹不断有报道。如云南的古茶树、陕西法门寺的唐代宫廷御用金银茶具、浙江长兴顾渚山的唐代贡茶院遗址、福建建瓯的宋代“北苑贡茶”摩崖石刻、河北宣化古墓中挖掘出的辽代古茶具和煮茶、奉茶、饮茶壁画、福建武夷山的宋代斗茶遗址—“竞台”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茶文化历史遗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7.历史名茶基本恢复，新创名茶不断涌现
各地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名茶和新创名茶，在近十多年来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批批“文化名茶”在各项各级评比中纷纷亮相。有些历史文化名茶获得“金冠”后，市场拍卖十分火爆，有些拍卖价十分惊人。这对促进名优茶生产，繁荣茶叶经济十分有利。
8.艺术茶具有了创新与发展
这十多年来，紫砂茶具、瓷器茶具的造型和艺术装饰都在不断创新，随着各种茶的茶艺、茶道的发展需求，多种整套性茶具也创造出来。另外，一些纯粹为观赏和收藏的各种精雕细刻的石茶具、紫砂茶具、瓷茶具、漆器茶具等五花八门，很有观赏价值。还有很多为各类纪念活动特制的茶具更是多种多样。
9.茶文化艺术品不断涌现
有茶内容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自古有之，近几年来，随着茶文化活动的频繁开展，有茶内容的书画作品层出不穷。前些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组织一些名流书画家，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书画院”，很多作品颇有气势。茶文化艺术品除书画作品外，还有以茶为内容的根雕、泥塑、金石、绣品等也涌现了出来。
10.茶文化人才培养得到重视
全国已有几家高等院校设立了茶文化专业，不少大学里的茶文化选修课十分受欢迎。近几年来，随着茶馆业的开办，泡茶已成为一门技艺。国家劳动部门已将“茶艺师”列为职业技能培训的范畴。因此，各地纷纷开办初、中、高级茶艺师培训班。有趣的是，日本、韩国等不少国家的茶文化人士，也纷纷来中国学习中国泡茶技艺。
11.泡茶技艺得到发展，茶艺表演精彩纷呈
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泡茶技艺，在很多茶事活动中往往就形成了“茶艺表演”。这种茶艺表演，把泡茶的实用技术进行艺术加工后，形成了一种表演艺术。各民族、各种茶类的茶艺表演十分精彩，它已成为现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茶旅游事业开始兴起
中国不少旅游胜地也是名茶产地，有些历史名茶产地就有着茶文化的历史遗存。如浙江长兴顾渚山的唐代贡茶院遗址、杭州龙井的十八棵御茶、四川蒙山的汉代仙茶园、浙江余杭的径山寺、天台的国清寺、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等等。这些地方很多都已开展与茶内容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受到游客的普遍欢迎。
范文四：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
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了解，都要建立在对其历史的梳理之上，具体到中国文化，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
从历史梳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史予以概括，这是我们总结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
中国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都对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德性和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基础上的人治，有着自身严重的局限，对于此，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少足够的反思。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文献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态，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这种情况下，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分野。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异心，“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诸侯国还没有能够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尝试就如何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对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强调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个双刃剑。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需要人们心灵的安顿，对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代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震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末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汉末之后的政治动乱，文化的价值开始混乱。统治者的行为，与其倡导的价值产生背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认同统治者标榜的文化，这就给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现实中统治者的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认同这套价值。竹林七贤的阮籍等，都存在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和，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互融，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出现走向僵化和琐碎，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一个夕阳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压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急迫，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
总之，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为绵延不息，任何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梳理之上，都必须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都必须明白中国文化思考了什么，面临的是什么，未来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解答的思路是什么。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根基和时代的格局，都不可能拥有未来。因此，在历史的坐标面前，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时，应该清楚中国文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还要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范文五：中国文化的历史方位
中国文化的历史方位
来源:新华社 作者: 詹得雄
一、中华文化何以绵延不绝？
2004年，美国著名学者、“北京共识”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说：“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的，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
”是啊，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十分深厚、稳定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的积累造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和创新；一个是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士”，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终身的追求。国家危难时自觉地把救国重任挑起来，而且认定只要能把中华文化继承发扬起来，中国就一定有前途。抗战时期，**为中央党校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岳麓书院里面有一块年代更久远的“实事求是”匾额，而那个地方，正是**等新民学会的青少年们常常聚会的地方。他们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哪一个不是中华文化修养十分深厚的人？中国第一代著名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的国学造诣和琴棋书画都非同一般。钱学森等大学者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来同老百姓一起吃苦创业。陈嘉庚一声号召，就有大批华侨青年担当中缅公路上的司机，出生入死，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中华文化传承的另一个路径是在读书识字不多的老百姓当中。他们在日常为人处世、做事谋生、言谈话语中，都透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点。有一位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带着刚从农村出来的老父亲住在小旅馆里。老父亲对照镜框里的旅馆守则，对儿子说咱们哪儿哪儿不合这守则啊！儿子笑说：“咳，这个没事，别管它。”老父亲正色道：“这是公家的规矩，既然有这规矩，咱就得遵守。”这样的老百姓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报上一则消息说某省委书记问一位老农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那位老农说：“过去种地交粮，我还对国家有点贡献，现在税不交了，还给补贴，心里愧得慌。”有人说现在道德滑坡，那也是部分事实，但在真正普通老百姓心里、血脉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没有丢。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到老百姓当中去看看，把凡人小事中的闪光点发扬起来，把一点点小善积成大德，中华美德一定会焕发新的光彩。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哪一点有别于其他的文明？就是一个“公”字。大而言之，是“天下为公”；小而言之，是“克己奉公”。在中国人看来，家比个人大，家族比家大，国家比一个个家庭大，而掌管这个国家的人必须“天下为公”。历代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公开否定这个观念，这是对被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这个“天理”是不能违的。
二、中华文化要对世界作出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原来的文化和典章制度挡不住洋枪洋炮，一些人在绝望中对自己的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全盘西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从那时起，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正是在争论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醒悟了，认为全盘西化行不通，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梁启超在1920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中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
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对西方的不满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物质文明之流弊；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惨烈和丑恶；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非偶然。柳翼谋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中说：“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是亦时势使然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山沟沟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取得了后来的伟大胜利。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有中华文化的老根底，既学习外国，又不做外国的奴隶，而是走自己的路，繁荣自己的文化。
今天的西方，已经过了最兴旺的年头，步入下坡路了。经济如此，政治如此，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好不好，最终落实在人的精神面貌上。美国文化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即一个“私”字。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1993年写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他十分担忧地说，美国现在不缺军力，缺的是道义。他写道：“?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对于美国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只要看看美国人被迫沉迷其中的炫耀的“汽车文化”；强调感官刺激、崇尚暴力的大众文化；完全把利润放在第一位而罔顾性命的“枪文化”；专门收买权力的“说客文化”等，就可以清楚知道，这些东西是蓬勃向上的呢，还是没落腐朽的呢？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呢，还是有害的呢？
当今世界有许多难题，需要吃点“中药”，清热解毒。例如，西方法律越来越繁杂，律师认钱不认人，是不是应该用“德”来统率一下呢？膨胀的“私”欲是不是要让“公”来制约一下呢？在中国的思想宝库中，有许多这样对症的“良药”。西方一些人痛感西方文化中的流弊，也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
2005年，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我国外交学院演讲，认为如果说中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那么，对21世纪世界思想的发展，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肯定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虽然中华文化有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力，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一个文化复兴的高潮必然会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