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陈 兼 陈之宏

【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

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

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

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

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

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

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

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

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

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

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

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

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

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对**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

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

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

①Philip A. Kuh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

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

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2～367页。

④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

⑤Benjamin Schwar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

⑥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

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周 慧

范文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评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书评

作为研究中国“传统中变”与“传统之外变”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核心的出发点在于溯究:“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或许，内在化的机制本身已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隐性的基础，只不过临界的爆破点在“传统——现代”之间的势力导向已有明显的倾斜。处在如此当口，“非历史性”的视角将不在权衡所谓的国家体制之间的利弊与否，替换的“外变性”冲力以一种似张力似暴力的方式诠释着古老的“内生定律”，企图在国家社会间折冲樽俎。遵循该范式的具体性现代国家的讨论，就不得不从传统以及现代的延续与承接关系中寻求契合点，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这都是两者衍生的依附物。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国家起源的议题总是徘徊于宪政、公益、民权以及税收等相互间的复杂运动。历史的发展它是动态的多样性表现，任何成规的建制都将成为历史的遗产，抑或是历史的先验。所以，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一则以传统的不可割裂的精神支撑着整体性的国家骨架，一则在西潮的猛势冲击下寻求着文明间的差异与共性，无论如何，关乎国家体制的文官系统(抑或是亚文官系统)、参政渠道、公共利益、地方控制、财政税收等，都成为时代性的新发展方向，不管原有国家机制容量的大小，也不遑论旧遭境所带来的紧迫感，一切似乎在革命与改造中——再造生机。这些关切的根本性建制问题，无不导入孔飞力教授关于中国进程的文化集群视野中。所以，正如他在导言最后阐述的那样“在人们为探寻如何建立起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现代国家的努力中，这种紧张构成

1了成为中国政治底蕴的主题。”

孔飞力教授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谁有资格参与政治,);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谁能代表公共利益,);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社会的利权如何划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是国家形成的建制议题问题，然而，在这种相互冲突的矛盾体当中，真正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在于国家本体所诱产的“内生性”的组织缺陷以及错综复杂的畸形结构体系。那么，到底是怎样的组织缺陷使得矛盾得以在更广泛的事物结构中充当窳败的角色呢,或许，矛盾本身的对立统一性已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只不过虚空性的政治因素以及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成为遮蔽问题的关键覆盖点。所以，无论是空间范围抑或是时间尺度，任何关乎原则的事件促成因子，都必须镶入系统的历史范畴，做更为公允的全局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细入探讨。

作为政治参与的客观促成因素，“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乾嘉过渡之际)，成为引起国家政局变动的导火索。无疑，危机的背后，隐喻着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突发性转折点，正如孔飞力教授所说，“种种趋势的汇集导致了大清帝国——或许也导致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变。”那么，关乎中国内部灾变性的危机时局:

1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第25页

在盛世的帝国之际,其实已暗藏着巨变的动乱因素。“康乾之治”的确为大清帝国带来了至高性的权威榜样。但是,这些看似繁荣强大的国家实体,却隐含着致命的摧毁性反抗。地方叛乱之风起云涌,所跨省份,无不凋敝生产,荒芜土地,空抢民财。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秩序的崩坏,流民渐攒,百转徙迁,无以安户,物价腾涨,民以哀嚎,公义无处申控,奸宦弄权,擅操威福,朝纲独持,王官贵族奢靡无度,挥霍成风,尽以比富相趣……然而,正是在这看似靡乱失控的帝国格局之下,其中又泛透出一种秩序化的强烈渴望,无论是出于水旱蝗灾协济之需,抑或是抵抗名目杂繁之苛捐徭役,更甚是出于国泰民安之思虑。总之,秩序化的重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性缺陷,此时此刻就成为当局挽救遭境的关键性切入点。

所以，当帝国的统治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之时，那批究深儒家仪理经世致用之群体士大夫，就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实际主导者。这种权力的赋予，无论是出于朝廷当局的权宜之举，抑或是真正性质的权势转移，毫无疑问，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正挤入帝国的权力系统，开始重构帝国的秩序化。无疑，实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是重构国家秩序化的必然要求，那么，具备实际性的策略手段又是以一种怎样的谋法使得秩序化道路成为可能呢,总之，在孔飞力教授看来，这关乎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的重要驻点，得解决三个相关性问题:如何对抗(((((

权力的滥用，如何最大程度的发挥文化精英的政治能量以及如何实现狭小的官僚机构统治庞大的社会状况的问题。如果稍微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性的探讨，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它所面临的阻力一方面是来自广袤国土所带来的社会整合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表现为社会整合趋势下的外延与内构之间的相互冲突。外延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扩散性以及未定性，而内构本身无非是一种

制度与人事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凝结。所以，当外延与内构彼此之间的饱和度都无法承受始料未及的波动性因素的干扰时，这就很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体系的曲扭转向 —— 绝对化的秩序要求在干扰性因素的强制挟持之下，任何关乎国家政治形式的外在表象与内在结构都显得交叉与碎落。当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之际，这种交叉与碎落并不意味整合性力量的缺少，毕竟“道”之传承者——士大夫阶层，仍一种“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诠释着关于自身价值的本位。综而言之，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并非一定要在所谓 “无序化”的冲击之下抑或是摧毁之中，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它的内在缺憾，实际上，帝国内生性的觉悟，并没有被吞噬，只不过给予它生长得条件还未成熟，所以，当内部性的新

2生力量姗姗来迟之际，另一番面貌的展示，定将不负众望。

“传统中变”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从内容上讲，似乎对“建制性议题”问题的回答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建制性议题，其真正的含义就在

2 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所有构成其向心性的凝聚力量，在孔飞力教授看来，大概有着如下几个方面:(1)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必然途径，任何缺少参众的国家机构，其本身的运作程序就缺乏公信力以及影响力，所以，对于参政群体的呼召，就需要营造一种适合国家秩序化的参政环境，当然，在种局面下，孔飞力教授进一步的强调，关乎这种参政群体的决择，就需要一个更为有策略话的筛选机制，否者，一味的秩序化，而不考虑秩序化背后的具体实情，那么，这也是一厢情愿的。(2)在具体化的行政运作下，必须有着高瞻性的符合国家情由的主旨。在具备一套相辅相成的行政体制之中，将国家法定化的程序实现——地方与中央间的协调互助。那么，在这种彼此依赖的格局状态下，作为执行帝国任务(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经济政策等)的文官集团就需要一种高度的热枕来应付这项常规化的使命。在孔飞力教授看来，能够胜任的士大夫——文人中流，是限定在一定的阶级范畴之内的。当这个官僚执行阶层达到高度的凝聚性的同时，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公共利益的维护，就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坚守。即便，只仅仅是卫道者做出的本能反应(其实更多的是秩序化带来的利益性分配)，其实，这种内生性的本质，正权威的诠释着传统帝制下的权力衍生定律——传统平衡感中高度的一体化的整体性格局，出于不得不的各种可能，使得这种初衷的表象化结果就变得失去本该有的历史原生性。(3)当国家的建制性议程成为一种在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看来的，同时又是双方认可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运作机制的时候，这就不可忽视一种中介力量的契入，虽然这种中介力量与上述几项基本的建制性议程的主体性内涵看上去并没有多少的牵连，但是，中介力量始终是贯穿国家政治体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这种所谓的“中介”，并不是一直充当着友好的角色，甚至一度把国家的命运推上了绝望的边缘。正因如此，孔飞力教授在述及“中介”力量时，以国家的是税收为事例，从具体的区域案件上探讨国家队地方上的政治控制问题。无疑，这就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以局部性的问题实际窥视全国整体性的视角拓展，毫无疑问，这种点面的研究，正是孔教授长期关注的空间。

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的以及彼此间互相认可的国家实体下基本政治秩序、价值观念和权力运行体系。出于构建这样一个带有抽象意义的理论模型，其目的无非是要解决现代国家形成中相关本质动力问题。所以，“变”的主体性就随着客体事物的转移，勾勒成一种外部表象化所制造的虚幻图景所掩饰的关于本质动力的机遇再造。所以，国家议程中形式上的变化，在作为行政手段以及权力施展的路径导向之外，其关键的功用在于衬托出一种氛围——关于机遇再造下国家命运的深思。对于国家建制的思虑，孔飞力教授首先以魏源对晚清帝国局势的审视为出发点，对当时国家层面的“万马齐喑”之状况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从解读魏源的著作中——如何使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的加强联系起来，在孔飞力看来，其试图在儒家经典框架内，调和积极政治参与和忠君观念之间的张力，提出一种别于西方民主的扩大国家政治基础的路径。而这种路径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中国体制内部的协调范畴与实践原理间的可操作之内。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是按照预期的设定轨迹行进的，其中，广泛的政治参与首先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清廷想要争取精英阶层的支持——并非易事。如果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咎于清帝国的高压政策:18世纪雍正和乾隆年代里，文人们在政治上的结合大概都被指控为党争，遭到坚决的镇压。所以，要使得这种变化(广泛的群体参政的实际情势)得以发生，精英阶层便需要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尤其需要克服自己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因此，促使广大的文人中流们在更大范围内投入政治活动，一个符合建制议程的参政渠道就必须彻底的安全化及公开化。接着，戊戌变法时官僚系统内部对冯桂芬建议的讨论，引发了孔飞力对政治竞争的思考。冯桂芬建议官员黜陟应该由下层官员公议而非上层高官决定，这虽然与民选观念有类似之处，但冯本

人却声称这是受古制启发;而冯的反对者则指出公议并不必代表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借口。孔飞力教授将这场讨论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讨论相比较，指出如何避免政治竞争(“朋党”)因私害公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戊戌变法中改革的反对派们所担忧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高水平的公民道德作为保障，开放政治竞争只能造成恶棍横行，以权谋私，而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混乱局面正可为此例证。最后，孔飞力将1840年代湖南耒阳的抗税运动与解放后的农业集体化联系起来考察。耒阳的抗税源于胥吏阶层过度盘剥，国家不得不依靠胥吏这样的“中间人”从地方社会汲取税收资源，抗税运动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低效;而农业集体化则是以一种极端方式完全取消中间人，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地方，又因政策实施过度僵硬而产生另一种低效。这两个事件引出了孔飞力的第三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如何有效地从地方获取税收资源。中央与方利权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集权与自治关系中的妥协问题。

3当然，构成如此二元的矛盾格局——“传统之外变”的衍生结果，就成为研究该体系的侧面衡量标准。

3 “传统之外变”所冲击的国家实体之间的变局，它本该是通过外因的途径来影响现代中国的议程，然而，外变的内因化却成为衡量中央国家与地方自治的偏副因素，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深思。到底((((((

是什么样的方式促使了这样惊人的转化,又到底是怎样的环境成全了转化后的巩固,在关于这个问题上，我将站在孔飞力教授的对立面，从外部的因素入手解构“内生性”的“传统中变”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议程。传统之外变，大概是晚清帝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相当有争议的话题，从西欧中心观的角度来解释古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糟境，其强调的是文明的征服以及建设性成果的输入，他们否定所谓的“帝国主义”，甚至根本就不承认所谓的“帝国侵略”一说——在费正清看来，这种意念的形成，完全是中国人为排泄心中的怒贲情绪，而特意虚构的对象，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承载弱败的借口。而柯文先生则提出要以“中国中心观”的视野进行世界体系下的现代化的探讨。它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则是要把研究的起点放在中国，在构成中国“变化”因素的中，局部内生性的因素构造也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孔飞力教授则以一种地方性的区域式视角，来窥探中华帝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采用的方法则是寻求根本的“传统中变”的因素来解释晚清帝国一系列不可抗拒的裂变格局，所以，“外变内因化”的实际含义就在于:两造的差异(费与柯为代表)，并不完全成为诠释中国现代国家中所面临的遭境，其更为广泛的缘由在于转化机制的滞后性以及依赖性。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作为内生定律的国家政治运行体系，是一个不断寻求更为适和生机再造的——可能环境。

《中国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小书，并不在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去做，而是提醒我们，困扰今日中国的很多根本性问题，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今日的种种选择和政策制定，也或多或少受到早年历史路径和思维定式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思考今日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时，不仅要向西方看，更要向后看，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正如孔飞力在此书结尾处暗示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

4的条件。”他相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将会走(((

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条“中国道路”将指向何方，现在看起来仍是未知数。

晚清的士大夫作出了他们的思考——也许我们该循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探索下去～

5 变与不变，新与不新，革与不革—— 转型中现代中国世纪初的艰难选择～

2014年11月20日

完書于理科生命大楼

4 这肯定的是——中国内生性的定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5 这里强调的是关乎程度比率的问题，突出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转型。

范文三：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者:陈兼、陈之宏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2年第 7期 点击数:1120 更新时间:2013年 11月 20日

【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 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 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 19~ 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 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 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 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 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 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 路”。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 / 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 我们做完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 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 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 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 人。 于是感到, 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 便有了下面这篇 “译 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 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 1768年中 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力的名 字和著述, 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 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 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 什么 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 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 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

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 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 1978年重回哈佛到 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 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 1990年出版的《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 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 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 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 院魏丕信 (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 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 于 1999年出了法文 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 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 2008年出版的 《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 (Chinese Among Others :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z )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 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 思想史 运动的深层关怀结 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 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 “问题意识” (probl ématique ) 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 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 “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 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 2002年 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 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 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 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 “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 constitutional ”这 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 考的一种小结。 陈兼听后, 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 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 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 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

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 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 行为。 然而, 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 也可以说, 是要慢慢地 “磨” 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 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 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 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 于是, 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 直到 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 在伦敦 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 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 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 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 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 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 来, 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 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教学; 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 20世纪 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 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 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 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 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 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 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 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 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 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 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 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 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 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

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 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 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 《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 档案 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 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 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 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 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 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 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 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 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 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 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 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 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 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 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 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 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 始终渗透着一种将 “中国” 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 “全国性” 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 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 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 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 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 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 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 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 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 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 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 20世纪人类经 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 年, 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 , 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 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 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 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 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 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 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 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 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 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 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 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 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 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 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 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 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 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 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 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 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 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 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 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 “现 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 在这里,他使用了 constitutional 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 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以及相 关的“ 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 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 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 constitutional 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 们颇费踌躇。 一种简单的做法, 是将 “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 和 “ constitutional agenda ”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 constitutional 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 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 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 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①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 的意义上使用 constitution 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 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 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 constitutional 译为“宪政的”,或将

“ constitutional agenda ”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 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 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 constitutional 径直译为“宪政”,在孔 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 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 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 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②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 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 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 “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 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 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 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 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和论证 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 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 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 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 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 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 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 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 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 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 关怀及研究 中外关系史 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 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 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 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 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 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 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 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 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 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 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 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 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 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时所

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 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 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 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 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 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 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 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 上, 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 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 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 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 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近世以来, 知识精英 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 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 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 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 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 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 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 18世纪 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 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 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 18世 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 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 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 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 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 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 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 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 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 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 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 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 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 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 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 18世纪 90年代危 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 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 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 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 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 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 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 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 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 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 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 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 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 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 “知识精英” 的使命感 (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 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 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 著中, 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 “先学” (learned vanguard ) 、 “先哲” (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 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 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 和 思想史 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 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 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 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 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

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 处的时代, 18世纪 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 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 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 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 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 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 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 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 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 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 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 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 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 “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 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 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 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已经 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 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 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 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 “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 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 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 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 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 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 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 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 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 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 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 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 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 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 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 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 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 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 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 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 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持。(孔飞力因 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 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 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 并从这里引申开去, 论及 “得多士之心” 和 “民 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 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 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 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 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 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 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 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 “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 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 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

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 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 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 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 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 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 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 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 “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 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 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 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 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 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 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 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 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 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 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 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 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 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 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 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 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 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 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 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 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 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 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 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 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 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 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 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心态”。为了 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 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 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 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 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 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 “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 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 而其意义, 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 只有这样, 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 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 “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 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 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 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 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 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 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 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 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 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 然而,这一点在进入 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 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 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

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在本书中着力 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 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 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 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 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时 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 著述相比较, 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 1911年和 1949年这两个在 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 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 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 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 国时期,又延伸到了 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 50年代农业集体化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 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 70年代末进 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 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 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 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 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 主要的之一, 便是作为 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 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 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 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 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 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 由此而所写就的, 则是 “一 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 题的探讨,却是从 19世纪 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 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

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 何以会同**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 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 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 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 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 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 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 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 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 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 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 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 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 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 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 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 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 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 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 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 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 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 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 “建制议程” 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 及“**”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 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时代不能回避并必 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 纪 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 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

的做法。即便经历“**”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 尝试) 之后, 这种做法到 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 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 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毛泽 东时代及其后中国 “现代国家” 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 “革 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 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 治参与、 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 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 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 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 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 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 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 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 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 便是这最终将能够 “苟利国家” , 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 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 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 “现代国家” 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 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地的 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 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 对峙之势。 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 “根本性问题” 结合起来, 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 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 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 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 的空前危机情势下, 以 “救亡” 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

一时间, “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 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 的观念, 也取代了 “文 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 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 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 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 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 “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 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 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 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 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 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 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 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 其同 “建制议程” 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 他显然认为 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 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 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权同样念兹在兹 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 孔飞力又绝不认为 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 这一点, 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 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 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 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 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 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 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他指出, 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 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 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 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 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 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 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 “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 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 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做一番比较, 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③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 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 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 但在他们的研究和 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 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 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 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 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 统治) 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 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 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 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 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 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 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 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 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 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 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 发展有关。 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 《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 1985年) 》 , 以 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 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 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 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 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 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④费氏是在 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 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 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 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 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 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 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 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 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 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 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 认的思想大家, 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孔飞力 1978年回 哈佛任教, 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 史氏写于上世纪 40年代末的博 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 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 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 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 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 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 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 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 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 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 的相关意义”。⑤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 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 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 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 的观察。在“**”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 来探讨**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对** 的革命中 “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 的倾向⑥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在 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 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 大有一种 “酒逢知己” 的兴致。 ) 晚年, 他的兴趣集中到了 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

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 记得,也就是在 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 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 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 “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 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 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 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 《曹 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 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 《天 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 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 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 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 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 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 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 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 最主要的教科书, 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 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 说到底, 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 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 “理 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 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 “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 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 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 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 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 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 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 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 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性并以 “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 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 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 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 )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 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 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 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 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 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 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 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 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 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 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 的重要变化?”⑦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 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 )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 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 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 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 )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 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 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 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 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 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 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 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

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 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 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 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 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 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 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 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 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 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 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 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 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 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 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 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 “后现代” 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 (或 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 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 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 曾经在 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 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 60年代后 期到 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 , 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 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 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 “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 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 跳跃不过去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 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 尤其是如 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 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 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 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 “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 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

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 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 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 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 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 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 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 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 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 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 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 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 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 “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 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 “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 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此一来,似乎“国 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 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 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 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 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 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 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 “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 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 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 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

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 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 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 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 许多中国人相信, 这是办得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 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 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 ) 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 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

① Philip A. Kuhn ,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 The Role of the West ,” Chinese Historians ,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

②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 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 “根本性议程” 。 后来, 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 国内学界在涉及 constitution 和 constitutional 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 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 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 ‘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 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译为“根本性问题” 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 constitutional agenda 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 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③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 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 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 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 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 书店 2012年版,第 362~367页。

④ John K. Fairbank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

⑤ Benjamin Schwarz ,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

⑥ 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 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

⑦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 1996年第 6期,第 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陈 兼: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陈之宏: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

范文四：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陈 兼 陈之宏

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内容提要】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关键词】现代性 中国现代国家 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 合法性挑战

一

2011年暮冬的一天，我们做完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当时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距离最初想到要翻译这本篇幅并不大的书，居然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当然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这本书的翻译其实一直是在我们的日程上的。想不到此事竟拖延了那么久——尤其是，我们并非懒惰之人。于是感到，应当把这段经历和种种相关的心得体会写下来，便有了下面这篇“译者导言”。

说起来，那已是2002年的事了。当时，陈兼和刘昶合译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孔飞

力的名字和著述，过去在国内只是少数专治清史的学者才知晓，但自从此书中译本问世后，越来越为国内各方读者所了解。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中，孔飞力长久以来便被视为“大家”，这也是为什么1977年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当时四十多岁、正值盛年的孔飞力从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被请回哈佛，接替费正清出任历史暨东亚语言文化研究希根森讲座教授(Francis Lee Higg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这是一个属于“旗手”性质的重要职位。然而，孔飞力的历史著述并不以“快”著称，他本人更不属于“著作等身”之辈。他于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间，共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此时，距他的第一本书《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出版已有二十年了。第二本，即我们现在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其实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以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为基础经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由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琀椀攀渀渀攀 Will)教授撰写了长篇前言，于1999年出了法文版;然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又于2002年推出了英文版。孔飞力的第三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译本。

孔飞力的历史写作素来以文字精巧和意蕴深邃著称，并继承了乃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z)的风格，在历史叙事的构建中渗透着深刻的知识及人文关怀(史华慈曾称他将“关于历史的研究同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结合了起来”)。在他回到哈佛后出版的三本书中，《起源》是篇幅最小的一本，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本，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所提炼并集中阐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problématique)为出发点多年来从事中国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与此缠绕在一起的他自诩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更为准确地说，真正的“知识精英”)的视野及关于人类命运的忧虑。翻译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接过《起源》一书的翻译，其实并非本来的计划。《叫魂》中译本出版后，陈兼几次说过，再不会接“翻译之类的活”了。但在2002年3月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孔飞力的一番话改变了陈兼的想法。他在闲谈中提到，除了正在做“海外华人”这个大项目外，他的《起源》一书已在法国出版，英文版也很快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接着谈到，该书的主题及主要论点涉及的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当时，他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他关于“中国问题”作为现代世界形成整体过程一部分的思考的一种小结。陈兼听后，居然产生了将这本书也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冲动，而这似乎正中孔氏下怀。于是，那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顶楼俱乐部喝咖啡时的这番谈话，促成了我们翻译《起源》的决定。

后来，我们多次感到，这似乎真的是继翻译《叫魂》后的又一“错误”决定。翻译，常被当作“为他人作嫁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都在美国大学任教，而在每年的个人“学术成果评估”中，翻译——不管翻译的是多么重要的文字，也不管译得多么好(而这是极不容易的)——都不会被视为“原创性”的治学行为。然而，好的译著的产生却是要花心思和下工夫的，也可以说，是要慢慢地“磨”出来的。(据说当年傅雷译书便以每天500字为限，以“保证质量”。)这几年，又恰逢我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往康奈尔大学任教，除了平常的教学和研究外，陈兼还承担了极为繁重又牵扯到复杂人事关系的行政工作，实在难有时间用在译书上。于是，翻译此书的事一拖再拖，直到2009年我们都从康奈尔大学学术休假，在伦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时，才有了一段可以相对集中用于翻译此书的时间，完成了全书的初译稿。这两年又断断续续地对译稿再作反复修改，才完成了现在这一稿。我们的翻译水平其实并不见得比别人高，只是做这件事时不敢草率行事而已，虽不敢说处处“呕心沥血”，但确实是字斟句酌。(对孔飞力的著作，尤其需要如此～)

这些年来，每当陈兼对认识他的美国同事和同行们提起他打算翻译孔飞力这本书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为什么,”哈佛的两位资深教授便曾问过陈兼:“你自己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为什么要把时间放在别人著作的翻译上,”

确实，表面上来看，我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题目同孔飞力似乎很不相同。多年来，陈兼主要从事国际冷战史、中美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及

教学;陈之宏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关系，在康奈尔大学教的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史料分析及中国商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对我们来说，孔飞力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翻译他的著述,这恐怕首先是因为翻译是我们的一种莫名的“嗜好”——陈兼向来的一个习惯，便是对照着中译本读英文原著，并不时做各种各样的批注;陈之宏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前便为中央编译局翻译过不少文献资料，尤其喜欢翻译中那种“咬文嚼字”的过程和感觉。再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孔飞力在《起源》中提出的看法，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进一步思考各人从自己的角度构建这些问题时的基本的“知识关怀”以及探究这背后的问题意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尽管我们当下从事的研究项目似乎同孔飞力的著述相去甚远，但从知识和人文关怀的层面来看，尤其是从“后革命”关切的角度来看，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的意见同他的很多看法有着相通之处。这一点，在翻译《起源》一书时尤为明显。

二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下简称“《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对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现入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

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清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

在孔飞力的所有著述中，都涉及了现代性构建及其后果这一构成20世纪人类经验及历史走向的中心问题。从《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到《叫魂》(也包括他做了多年，但最终没有成书的关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地方自治发展的研究)，孔飞力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孜孜探求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各具特征的“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同他对“现代国家”特质以及“现代性”的界定是有关的。在孔飞力看来，这不仅关系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带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这是一种对于西方经验可以垄断“现代性”界定的否定。与此

同时，从他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出发，他又认为，任何具有普世性质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因此，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的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归根结蒂，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要通过这种内部动力而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现代性构建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于是，孔飞力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上述问题意识，越来越将他引向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危机、革命、战争及政权变动而在国家建制的层面一再表现出来的长时段的历史力量和因素。他也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构建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这为他在《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国家”的形成当作中心论题予以深入探究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孔飞力所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他需要说明，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说，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渐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的,这是否能够在经验事实和相关历史叙述的层面获得说明,

1994年，魏丕信教授邀请孔飞力到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演讲，这为他提供了机会，促使他清理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些大想法及其与现代性构建关系的一般性思考整理出来并做较为系统的表述。

在集中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时，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关系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在这里，他使用了constitutional这个词——在演讲中，孔飞力开宗明义便提出，自己所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关的“constitutional agenda”。孔飞力对此的定义是:“所谓‘根本性’问题，指的是当时人们关于为公共生活带来合法性秩序的种种考虑;所谓‘议程’，指的是人们在行动中把握这些考虑的意愿。”

这就使得我们遇到了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对此，我们颇费踌躇。一种简单的做法，是将“constitutional question”和“constitutional agenda”这两个概念译为“宪政问题”和“宪政议程”。如果从constitutional这一词语的起源及其演变和使用来看，它确实同“宪法”及“宪政”有关，并以之为核心;实际上，孔飞力在一系列著作的写作中，也确实有很多时候是直接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例如，他在陈兼曾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家》发表的一篇题为《政治参与和中国宪法:西方所起的作用》?的论文中，便完全是在“宪政”的意义上使用constitution这个词语和概念的。)

然而，在《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对于这一概念和词语的使用，既同宪政民主或宪法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比中文语境及历史环境中“宪政”一词的使用更为深广的建制层面的涵义。如果简单地将constitutional译为“宪政的”，或将“constitutional agenda”译为“宪政议程”，那就会在多处偏离孔飞力的本意和使用这一概念时的情景及书中相关论述的语境，也忽略了孔飞力试图深入讨论并阐发的具体历史进程的特征。事实上，若将constitutional径直译为“宪政”，在孔飞力的书中会有很多时候是读不通的。例如，若将魏源的著述译为具有“宪政”上的考虑和意义，便是极为牵强附会的，甚至会产生偏离孔氏原意的误读或误导的作用。经反复推敲之后，我们决定根据书中讨论的具体语境，将这两个基本词语分别译为“根本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至于这一译法是否妥当，以及是否还有更好的译法，是我们想向读者诸君请教的地方。

孔飞力在书的开首还明确提出，他所要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构建，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那么，何为“中国”或“中国的”,孔飞力在书中并未进行展开性的讨论。他的论述重点，并非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因此，我们将书名译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而不是“现代中国的起源”——尽管后一书名似乎更为简明，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孔飞力的历史叙事

和论证中，中国作为历史、文化、土地、人民和国家等等，似乎已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不言自明的存在，因而是可以当作一种“政治实体”直接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前提来对待的。(在这一关键点上，中国的情况和“民族国家”形成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的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是很不相同的。)孔飞力在这本书中没有太多涉及他在《叫魂》中曾深入讨论过的“汉化”以及乾隆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书(以及孔飞力的其他著作)中，他几乎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作为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形成、塑造及再塑造的相关问题。在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专论中，孔飞力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在论及现代中国的形成时一般会讨论的清朝对“中国”的改造、从朝贡体制到条约体系的嬗变、中外国家关系、领土性问题、边疆问题、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题目。

鉴于孔飞力所讨论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及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业角度出发，当然会觉得像孔飞力这样一位大家未能围绕着“中国”及其认同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进行展开性的讨论是一种缺憾。说到底，尽管《起源》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毕竟“中国”及其认同是其中处处会涉及的一个基本的“变量”。“中国”如何变动，同“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是有着紧密交错并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的。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这其实正是孔飞力本人知识关怀及学术兴趣所在的又一反映。如果将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形成演变的讨论也包括进来，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了。孔飞力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而不是放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上，不仅因为这同他本人先前的一系列研究有着延续性，更要紧的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看，对他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中国经验为个案，来验证他关于现代性构建的一些涉及普世性意义的思索——而在我们看来，这确实是一些极为重要并耐人寻味的思索，并足以使这本书引起对于中国和人类命运有着任何意义上的关切的人们的重视。

三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本书中要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其形式和构成有不同的特征，对此的探讨也没有一定之规。他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形

成时所选择的，是从“根本性”问题或议程入手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极为精辟的看法，同时也留下了诸多进一步追问的空间和可能性(而这正是一本好书应有的特征)。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三组问题或矛盾的选择，同孔飞力本人先前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的一系列研究有关。他在本书中就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对自己先前研究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思考的进一步升华和澄清。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之大变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近世以来，知识精英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出发的，并同外来的知识之影响形成合流，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问题在伴随着时势演变而来的语境嬗变的背景下获得了“现代”的性质。进入19世纪后，尽管人们的思考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但无论是问题提出本身或是构成人们对问题回答底蕴的基本文化资源，却仍然可以从中国传统自身找到其根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在讨论问题何以具有“根本性质”，又何以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逻辑入口时，孔飞力表现出了对于被他称之为“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特别重视。在他看来，从乾隆到嘉庆转换的这十年间，是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向现代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危机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其直接诱因是乾隆盛世的环境和条件。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经济规模也空前扩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同长期的和平环境分不开，更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深化。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由美洲引进的新作物适于在坡地上生长，在扩大农耕范围和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从而为人口空前增加创造了在整个帝制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扩大又带来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出口的大量增加，并使得国外商人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由于经济

规模扩大、就业人数空前增加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大增的需求，也转而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同“世界”的联结，则贯穿乾隆盛世的人口大增、农业结构性变化，以及包括商业急剧扩张在内的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等等，都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的盛世”。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便曾指出、在本书中又再次强调的那样，在乾隆盛世繁华表象的背后，沉积于深层的各种问题正渐次泛现出来:君主由老迈而变得日益昏庸，政府的功能和效率严重蜕化，从上到下腐败丛生，积聚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民变与叛乱的温床，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乾隆末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所出现的危机现象，似乎同历史上王朝后期屡见不鲜的类似衰败情景并无太大差别。然而，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深层次因素——却是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超越了大清帝国国家机制和资源以及相关统治及危机处理手段的能力之所及，而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推向灾难局势的临爆点。或如孔氏所言，由此而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一种已经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没落”。由此而触及的不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统治机制，而且是中国整个帝制制度及前现代国家的“国本”之所在。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由于危机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国帝制时代的性质，这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起始点。

在关于中国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起始及其思想资源的探索中，孔飞力的讨论集中于被他称为“文人中流”的政治及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其实也是孔飞力对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之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乃师史华慈是极为相像的:他们都有着一种对于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深刻信仰，这既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为“知识精英”的使命感(但这又与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的无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在史华慈于自己学术生涯晚期写成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中，一再表现出了对于先秦诸“先学”(learned

vanguard )、“先哲”(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高度重视，并认为正是他们界定了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史华慈和孔飞力关于自己所要获得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楷模;对于史、孔来说，不管从事何种研究，最终的问题意识应当“涉及人类意识和思想史运动的深层关怀”。这是他们关于自身知识关怀定位的愿景。

在本书关于19世纪知识精英的讨论中，孔飞力将目光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戊戌变法前后一系列为人们所熟悉或不那么熟悉的人物身上。孔飞力之所以重视魏源，并不在于中外学界一般所关注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等而对中西知识所起到的连接作用，而是因为他的思考在“传统”走向“现代”时的承上启下作用。魏源所处的时代，18世纪90年代危机早已发酵膨胀，大清帝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败后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条约体系”，其天命所归的正统性遭遇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魏源所提出的危机应对之道，固然也涉及了诸如改善盐政、漕运之类的“政治变化的具体计划”，但并未拘泥于其中，而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国家”产生有着内在联系的“根本性问题”。用孔飞力的话来说，魏源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孔飞力关于魏源的讨论集中于两点。第一，他认为魏源的危机应对思考以处理国家所面临财政汲取的困境为切入点，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在中国千年帝制时代，一直存在着文人阶层庞大，而官僚队伍却相对狭小的矛盾，绝大多数文人终其一生亦进入不了为官之列。魏源则意识到，要应对危机，关键在于要使得更多的文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使得他们由政治权力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鉴于中国文人从来便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抱负，而在官场内外的文人们虽有着政治权力上的差异，却存在文化与社会身份上的事实平等，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在魏源的思考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还有促进“政治竞争”的问题，他主张应从广开言路开始，允许并鼓励文人中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讨论乃至争论，并使得他们跳出科举考试的本本说教而培养起一种务实及孜孜探究的政治风格和行为，而不是“空言王道”。然而，要将这些看法付诸实施，魏源面临着中国

历史上已经被搞臭了的党争现象，因而需要使文人中流们从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党争阴影中走出来，从而以一种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讨论和竞争中去。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含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作为支撑的。

那么，魏源的思考主要以何种知识资源为底蕴,孔飞力所强调的是他的思想资源的本土性质。他不太看重魏源写了对于“域外世界”作系统介绍的《海国图志》，并认为魏源的思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为了说明魏源变革思想的根源及其在当时条件下的合法性之所在，孔飞力集中讨论了他以自己饱读经书之名儒的身份，发扬“今文”学派继周损益以求制度创新之传统，通过对《诗经》的重新解读而为自己具有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提供历史正当性的支

持。(孔飞力因而提出，《诗经》提供了“构成我们必须称之为‘根本性’问题讨论的素材”。)对于《诗经》中“呦呦鹿鸣”之名句，通常均读为君臣相谐之意，而魏源则指称，这其实强调的是鹿与鹿之间的交流，并从这里引申开去，论及“得多士之心”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合法性问题～)由此而生成的，则是唤起人们对于“什么是公共生活的合法边界”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觉悟。

魏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的“广泛参政”建议只适用于文人中流，连“下士”之辈亦未包括在内，更遑论普通平民百姓了。他没有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问题发问并得出相应的回答，更没有涉及权力制衡及相关的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便如此，孔飞力所看重的是，尽管通向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并非魏源的目的，但他的论述却从道理上来说为这种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关于政治参与旨在国家权力加强的目的论是否也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后来“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伏笔,

在孔飞力笔下，魏源在“建制议程”思考上的继承者和超越者是冯桂芬。他们之间有着大约半代人的间隔，但两人所面临的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却是巨大的。在魏源的时代还只有征兆，或者还只是刚刚露头的危机情势，到了冯桂芬时已经成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的危机的现实。孔飞力强调了魏源和冯桂芬在思想上和“基本关怀”上的相通之处，以及冯桂芬在更为广泛的文人问政思想上对于魏源的继承关系。同魏源一样，冯桂芬的出发点是所有文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为他们提供了参政的合法性，他也具有一种“全国性视野”，并同样将扩大文人参政视为应对危机并使得“国家活力增强”的路径。然而，冯桂芬的思考还在一系列方面超越了魏源。尤其是，他提出了某种在孔飞力看来属于乡村“自治”先声的主张，并突破了魏源关于参政仅止于文人中流的界限而将乡村绅民等也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包括进来。同时，他在扩大参与的问题上比之魏源跨前了一大步。除广开言路外，他还主张以“千百人之公论”为尺度以及“得举多少为先后”来选拔官员，从而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平权“选举”的设计，而在他看来，这是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的更好途径。孔飞力指出，除本土知识资源外，尽管

冯桂芬并不承认，但以“得举多少”任命官员的做法透露出他关于扩大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此处，孔飞力笔锋一转，以美国共和制度形成时期一桩著名事件——《联邦党人文集》系列论文的发表——作为背景，就冯桂芬关于“公共利益”的思考及相关政治设计同美国立国初年联邦党人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做了比较讨论，而由此透露出来的，恐怕是孔飞力本人的一些深层次关切。具有合法性的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它同现代国家的构建又有何种关系,它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利益之间合法性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孔飞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从他关于“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已被“妖魔化”而被认作“一种怪诞的概念”开始的，但他随即明示，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在美国立国之初从未受到人们的质疑，相关的辩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在政府实践中应如何得到实现，以及在公共利益和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达成妥协而展开的。因此，孔飞力显然认为，关于公共利益及其实现的界定，从来便是现代国家机制形成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而由此可以引申出来的——尽管他并未明言——则是他对于当下即便身为自由主义者也不敢或不能为公共利益大声辩护而感到的困惑和失望)。同时，孔飞力又论及了冯桂芬的思考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另一层意思:在中国这样一个同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不能不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需的“德行”又是在“地方性环境里得到最好的彰显”。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在这里，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孔飞力因而提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性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这正是后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实际上走过的路。

所有这一切，亦是晚清大变动时期清廷官员们对于冯桂芬所提建议的回应。孔飞力在书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戊戌变法时清廷及有关官员对于危机的反应以及相关对策，并将注意力放在官员们遵照具有改革意向的光绪皇帝的诏谕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评读上。孔飞力所集中讨论的，是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陈鼎的反应。此人可谓奇人。从一般意义上，不能说他“思想保守”或缺乏“开放

心态”。为了应对来自洋人的挑战，他甚至提出了通过鼓励中国女子与西人通婚而“获取资讯”的建议。然而，在关系大清国乃至整个帝制制度“根本”之所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则对冯桂芬关于由下层官员推举任命官员等建议完全持嗤之以鼻的态度，视之为地地道道的旁门邪说。陈鼎的京官同僚们大概也会觉得他关于“中西通婚”的想法荒谬绝伦，但在推举任命官员的问题上，他们却同陈鼎如出一辙，对冯的主张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孔飞力作如此分析的用意在于说明，来自于清统治阶层及政治文化精英们对于冯桂芬“选举”建议的负面反应，若从帝制时代官僚科层体制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非常态”，而是一种“常态”;官员们是从一种基于“常规”和“传统”的立场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而其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危机时期特殊事变的影响，更真切地体察到在此类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中深深植根于人们反应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代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因而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得国家能够生存下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并不试图在权力本原及其与国家关系这一“现代问题”上寻求答案。即便如此，他们的思考却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正是“现代国家”的最终合法性之所在。

这些看法付诸实施时所要面对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走上前台并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的实际的历史力量。在魏、冯乃至戊戌变法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中，政治参与、竞争和控制这三组问题在“建制议程”中还有着并存的空间。然而，这一点在进入20世纪后开始发生变化。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尤其是提出了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革命)。魏源、冯桂芬以及陈鼎和他的同僚们很快便被历史的潮流横卷而过。但是，正如孔飞力

在本书中着力加以叙述的那样，他们的思考中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的那部分，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全然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四

本书第一、二章的讨论集中于19世纪“文人中流”关于“根本性问题”及应对之道的思考。但第三章却出现了论述上的一个“大跳跃”，重点转移到了**时代的农业集体化问题。这在孔飞力似乎是一项非同寻常之举。若与孔氏本人先前的著述相比较，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论述跨越了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是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分界线”。孔飞力先前的著作虽曾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一般只是从同帝制晚期比较的角度着眼;例如，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一书中，他在对帝制晚期中国民兵组织探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民兵问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民兵及其他准军事组织。在以往的历史论著中，他从来没有直接涉及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讨论。而在本书中，他将讨论从晚清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又延伸到了1949年之后，并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造。他甚至还论及了中国于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农业及农村社会所受影响，以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及其涵义。

其实，如果从孔飞力本人的学术写作发展脉络来看，本书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在完成《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后，孔飞力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研究从帝制晚期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自治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探讨虽然没有成书，但却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之一，便是作为19,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和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在他看来，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作努力的压倒性胜利，由此而所写就的，则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的最新篇章。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飞力对于人民共和国时期农业改造问题的探讨，却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湖南耒阳的一桩抗税事件开始的。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但卷入造反的固然是当地百姓，造反的组织者却是应当被称之为地方精英的乡绅豪强。这段故事何以会同**时代国家对农村及农业的改造有关,孔飞力指出，其联结点恰恰在于从国家财政汲取以及对于社会控制的角度(这也是孔飞力认为“现代国家”所应有的重要标志)来看，尽管耒阳暴乱和农业集体化有着时代和内容上的诸多区别，但两者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由种种中介势力企图在地方税收中分一杯羹，国家又试图直接控制农村的财政收入资源而决定的。这就是这两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构成了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跨越时代意义、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面对并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孔飞力之所以如此看待这一问题，其背后恐怕又有着他本人的一种关切，而这中间应有着英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形成中所面临的“建制议程”的影响。孔飞力出生于伦敦，在哈佛大学的学士论文做的是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研究，后来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当他构建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叙事时，英国的相关经历和经验很难不成为他的“参照案例”。而在英国现代国家宪政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其“议程”显著地位的，恰恰是王室与纳税民众之间不断在税收收入及其分配问题上的斗争及“谈判”，引出了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一系列基本的妥协及解决方案。孔飞力因而在书中强调，现代国家的形成固然往往与宪法的制定有关，但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此用的就是英国的例子)，现代国家的宪政框架又是通过包括普遍被接受的共识在内的未成文宪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构建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在内的法规文本的制定，更在于政治态度乃至相应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潜台词是，英国可以如此，中国又为何不能如此,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行。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

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整个社会及普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书中，孔飞力对于人民公社化及“**”后发生的大饥荒，或许由于并非本书的讨论重点，只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而没有再做深入及展开性的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后**时代不能回避并必须在学理以及现实政治,生活这两方面均须予以直面的问题。)他随后论及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尤其是把乡村行政机构和农村经济生活区分开来的做法。即便经历“**”期间的曲折(这应该指的是全面“政社合一”的尝试)之后，这种做法到7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又重新成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存在了下来”。换言之，农业集体化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家“对农村实行更为有力的汲取”的需要，也为**时代及其后中国“现代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控制机制和能力奠定了涵盖并超越“革命时代”的基础。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在历史的实际演变中，原本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现代国家建制议程何以竟出现了前两种特征被压倒、排斥的结果,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中央集权并在诸多方面失去制衡特质的现代国家又是如何形成的,很显然，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以及“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其实只是最后一步(尽管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上述问题，孔飞力在书中各处均有涉及，但没有做系统的展开性讨论。在此，我们不妨以他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出一些头绪来。若从孔本人在书中所揭示的中国现代国家所由以产生的历史知识根源以及“文人中流,知识精英”在讨论“根本性问题”时对此的阐发来看，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以及政治控制这三个涉及建制的“根本性问题”中，从魏源开始的文人中流们所最为重视并用来为政治参与和竞争辩护的，便是这最终将能够“苟利国家”，使得国家的职能机制、行政及其他能力获得基本的改善和加强。于是，就其由知识资源所界定行为的内在逻辑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便成为任何关于“现代国家”的建制议程必须予以追求的目标。

然而，即便某种计划及设想曾有过传统知识资源的支撑，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是只存在着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曾经在耒阳动乱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败涂

地的地方绅民势力，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却开始登堂入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处置中日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清末民初以降，社区本位的思想和地方自治的实践更崛起而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国家的努力形成了某种对峙之势。但这一切为何却未能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对于政治权势力量的制度上的制衡因素,

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在本书中，孔飞力没有就“1949年的意义”这一在中国及世界近世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问题做明确的讨论阐述，但从他在书中对于“现代国家”特质及其同“建制议程”演变的关系的讨论来看，他显然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例如，“不经由中介力量而将国家和农村生产者直接连接起来的想法”，便是帝制时代及民国时期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届政

权同样念兹在兹的问题;它们的做法虽不成功，却“为集体化的试验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然而，孔飞力又绝不认为1949年是无足轻重的。这一点，在他关于人民共和国时期集体化运动的推进以及农业改造的论述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以他所阐述的“建制议程”为标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脊梁”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任何“异议”(包括想象的“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问题在于，在现代的环境和语境下，这样的国家是否也会在自身合法性叙述上始终面临挑战,

五

孔飞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构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及其历史影响的关切，其实并不是一种仅仅在他身上才特有的现象，而在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的身上均可以看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同美国中国学界的另几位泰斗有相通之处。)在这里，我们也想从关于本书的讨论引开去，讲一些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对孔飞力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和史华慈，以及与他为同时代大家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做一番比较，以便把这里讨论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

从总体上看，这几位大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都涉猎广泛，视野宽广。尽管他们的学术生涯并非以中国共产党革命或1949年以后的历史为中心，但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作为自身深刻的普世性关怀的一种反映，都会显示出一种现实关切，其表现则是对于中国晚近历史主角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定位和意义“情有独钟”——他们知道，讨论中国，尤其是讨论现代中国，是离不开对共产党革命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曾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秩序(包括“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提出过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而他们则将如何理解这种

挑战的历史知识根源、走向及其同人类命运的关系视为己任。因而，他们在自身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行探讨;而且，他们写出的书是人们读得懂的。

费正清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们所公认的领头人物，也是“哈佛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及相关的中外贸易与外交，整个学术生涯中也涉及了明清以降的许多课题。但他的成名著作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他写作这本书的直接背景，是由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而对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提出的挑战。此书出版后的三十年间几乎每十年便修订再版一次，而每一次都同中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有关。费正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以19世纪以来中国的历次危机和革命为中心，构建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断裂及延续的大叙事。可以说，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起源、进程以及宏大的遗产和深远的国内、国际影响，是促成费正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因。或如他本人所言:“大地日行缩小，人口日渐繁衍，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同十亿中国人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了。有些问题是我们非考虑不可的。”?费氏是在1958年写下这段话的。当时，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还在风头上，一时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作为一代宗师，费正清有着极为强势的一面。在他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史及东亚研究的年代里，他对于研究及学生培养有着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并几乎为每一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确定论文题目，而每一个题目往往又都是他的规划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他曾与孔飞力有过分歧。孔曾谈起，当他主要由史华慈指导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在答辩时居然未获费正清首肯。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而费正清又有其大学问家的包容的一面。最后，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让步的竟是早已为哈佛大牌教授的费正清。而此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却完全可以合作(而费对于孔的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接纳及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孔飞力绝对回不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史华慈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又长期与费氏是同事并同为孔飞力的老师，对于孔飞力的影响似乎更大，关系也更为亲密。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

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

魏斐德是从研究清史起家的，但他从来便有着一种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参与意识。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洪业——十七世纪满清对中国帝制的重建》写的是明清交替的嬗变，但其中的讨论往往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前现代到现代转变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观察。在“**”的年代里，他写了一本从中国文化中认识论发展的轨迹来探讨**思想起源的专著《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对**的革命中“没有意志便没有历史”的倾向?及其知识根源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是魏氏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2004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兼对魏谈到这一看法，他居然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觉，不顾夫人的反对，拉着陈兼不断喝酒，大有一种“酒逢知己”的兴致。)晚年，他的兴趣集中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他逝世前正在加紧完成的，是一本关于共产党大特工潘汉年的专著。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也就是在2004年的这次会议上，此后是在上海的又一次长谈中，他还提出，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及其走向，仍然是一桩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几巡酒后，他更露出了极为真实的一面:他对于中国史领域内种种属于“无本之木”的“后现代研究”的鄙视，简直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魏氏退休后本想继续好好写几本书的，不料天不假年，不到两年就辞世了。这是学界的一大损失。

史景迁的学术生涯也是从研究清史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写的是《曹寅和康熙》。但他在成名后写了《追寻现代中国》这一本大书，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还专门写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知识分子的专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甚至还写过一本**小传。史氏在西方中国史学家中被公认为“会写”之第一人，他文笔生动华丽，却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文字，对于历史人物和场景的描述尤为引人入胜。他的书因而一本本均为畅销书，但又都是依据他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解读发挥写成的。尽管曾有人就他对于史料的“过度解读”，以及他的历史叙事因此而陷入史实与文学之间界限不清的矛盾提出诘难，但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关于中国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很少有像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那样富有见地，并在精彩的故事讲述之间，推出一些深邃及精警的关于故事意义的“旁白”的。在美国各大学，过去二十余年间这本书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主要的教科书，而书中的论述则对整个中国史研究的选题及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这里还想说明的一点是，那种指称史景迁“没有理论”的说法(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魏斐德“没有什么理论”的议论)，其实是极为肤浅，也极不得当的。说到底，在当今美国和西方学术界治中国史的学者中，又有哪一位是有原创性的“理论”的,说实话，恐怕一个也找不到。我们的感觉是，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史学界，所谓“有理论”之辈，其中少数佼佼者尚能将社会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恰当地“活学活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多数则或者是将时髦理论当作论述的框架，或者干脆是用一些貌似“理论”的漂亮言辞在装点门面。理论其实可以是一个陷阱:它会给人以一种浅尝辄止的快感及满足，让人远离真正有深度及有意义的思考。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等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严格来说，他们几乎都没有“理论”，也并不见得会对种种时髦理论顶礼膜拜。然而，他们有思想，能够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揭示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难道这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本来面目及较高境界吗,

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飞力的讨论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透露了他本人关于广义上的“现代性”以及“现代国家”的一些思考及相关困惑。由此而可以引申出来的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当史学界越来越充斥着种种超越现代

性并以“后现代”为自我标榜的追索时，像孔飞力(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斐德和史景迁)这样的大家学者，却始终以现代性在中国构建的曲折历程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关怀和核心内容;而中国革命，则是这一构建过程的中心环节，也是同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构建产生了交互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对此，应当如何看待,

近三十年前，柯文(Paul A. Cohen)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后来，这一看法曾面临过方法论乃至道义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发现历史”会不会成为一种方法论上的陷阱——问题固然是以中国的名义被“发现”的，但何种问题值得被发现以及其意义应当如何界定，是否在中国以外以及“发现”之前便已被确定了,如此所引出的质疑是:难道只有西方学者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吗,柯文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胸襟宽广的大学者，他对此极为重视，因而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再版本中以一篇长篇大论的“新序言”专门展开讨论，其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种危险:“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柯文所涉及的，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开启的“东方主义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似乎已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某种重视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危险:当“有意义的问题”的界定仍然要由“东方经验”在“西方知识”中的位置来决定时，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也就有可能落入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陷阱～

在追寻“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上，孔飞力显得极为执著又十分谨慎——这是一位既对自身的知识关怀极为认真，又对自己的可堕失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历史学家的态度。孔飞力的历史著述的一个最大特点，应在于他总是根据自己读史的体会，以自己原始的、真切的知识关怀为出发点，构建“有意义的问题”。他对于西方学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种时髦理论可谓耳熟能详，可以随手拈来，但他却从不会使得自己的历史思考及叙事成为这些理论的注脚，而是将对于这些理论及其产生背景和语境的理解融合在自己的知识关怀之中，并以此来确定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常会感到，孔飞力的思考涉及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所涉及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著的怀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飞力的知识和人文关怀，是跨越了通常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人为界限的。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构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依靠本土资源推进并完成的过程,如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那么，现代性构建即便是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也必定具有多元性或多种可能性，而不会是一元的或只存在着单一可能性的。然而，既为“现代性”，它又必定会在某一层面有其普遍性，并因而产生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基本特征及原则——尽管它们的表现和实现在不同历史环境和文化情景中会受到本土性资源及相关路径的制约。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性构建过程，必定会有着与其他同类进程的共性(就“现代国家”构建而言，这种共性最终要从宪政的建立和权力制衡机制的产生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这其实是“现代性”的又一共性。

由此又引出了日益强势的“后现代”的主流知识关怀及主流话语同就出发点(或提问角度)而言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其中，最为要紧之处，则在于对于“普世性”问题界定权力的掌控。由此又产生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从事现代性构建和面对“后现代”关怀时所面临的困局:它们对于“现代性”

的追求必须同时面对现代性构建需要的现实以及“后现代”关怀的挑战，而现代性构建的过程对它们来说又是跳跃不过去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革命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悖论，一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目标和语境的差异而导致的“时间差”:当“后现代”实践及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基本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并在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同时也掌控“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界定权力(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情势下，现代性的持续构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仍然属于“现代”范畴的知识关怀是否仍然属于“有意义的”的范围,(如此来看，则所谓“普世价值”和“中国特点”的对峙也可以被视为是“后现代”同“现代”关怀之间的一种冲撞。)

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这里，其实也涉及了诸如如何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叙述之类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若以孔氏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但由革命所创建的国家又从来便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

与此相关联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界定“国家”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存在着又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起点，世界范围现代化起步并推进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推进，任何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和讨论又都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关，“有意义的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也不断从“国家”游离开去。在对于主流性话语的争相“拥抱”的种种努力中，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时髦的倾向是，国家范畴的问题“失宠”(或者说，是越来越失去表述上的“前沿性”意义)，而得宠的则是或者比国家为大(如跨国的、全球性的)，或者比国家为小(如地方的、社区的，等等)的种种范畴的问题。如

此一来，似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从事“有意义”研究的可能范畴了。孔飞力的研究则显示，无论关于其他范畴的讨论有多么重要，它们其实并不排斥国家层面的相关讨论——或者说，关于国家层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现代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现实政治关怀的表露，毋宁说是他的人文或知识关怀的体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孔飞力所界定的思想知识资源能否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并进而对中国国家实现包括“权力制衡”(但又不以国家的稳定和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内的现代性改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资源应当也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并产生相应的作用，孔飞力在总体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则是从“广开言路”开始做起。惟其如此，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

*本文系笔者作为译者为孔飞力所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译本所写的感言及导读。此书将于近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

?Philip A. Kuh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Role of the West，”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2 (Fall 1992)， pp. 1-6.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曾将书中出现constitutional agenda之处，全部译为“根本性议程”。后来，许纪霖兄在阅读译稿时提出，国内学界在涉及constitution和constitutional的转译时，已常常使用“建制”一词;而“所谓‘建制’，乃是相对于‘价值’而言，一套文明体系，有‘价值’也有‘建制’，方构成完整的从形而上到制度性的建构。‘建制’在中文语境之中，乃是一套中性的制度化设置。”我们觉得，纪霖兄所言极有道理。在constitutional question译为“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用“建制”一词翻译constitutional agenda有时更为贴切并说明问题。我们因而对全书译文做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谨向纪霖兄致谢。

?从道理上来说，此节本来也应当包括黄仁宇这位在国内学界及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前辈大家，在知识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层面对他和孔飞力做一些比较与讨论。只是，此事陈兼已与刘昶在为《叫魂》2012年新版所写的“翻译札记与若干随想”中做过了。此处再做，似有重复之嫌，因而略去了。相关讨论，谨请读者参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62,367页。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3.

?Benjamin Schwar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

?Frederic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327.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100页。此处对译文参照原文做了修订。

范文五：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时间:2017/2/25栏目: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一)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

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

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

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

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

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二)

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林辰

按:孔飞力教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概念、方法和中国研究的内部取向来探索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和延续性，试图从近代政治精英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实践的互动中理出一条线索作为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主要指引或参照。然而在触及其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时，其所运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二元分析概念的确又使人有未尽之感。下面这篇文章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更加整合和细化了这一路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作为后学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对于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有所裨益。望阅读时仅限学术探讨，请勿上纲上线。

作者:林辰 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接触到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这是孔飞力教授在叙述清末高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痛斥时，针对后人常常以"浅尝辄止的快感"评判历史而严肃提醒的关于一种突破激进或保守为主题陈旧偏见的以存在着中国独特政治议程演变特色的假设。尽管孔飞力在本书中归纳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三项焦灼，却没有回答出他所强调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层延续至今的政治风格的底色确为浓烈的国家崇拜情感和坚定的精英政治观所构成。

国家崇拜并非浅薄化的爱国主义，而是在价值次序上与自由主义呈现较大差异的国家本位。换言之，在纵向统制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国民的个人利益在某个集体的神圣光环下既不值得一提，也会在悖逆国家意志的时候遭受道德攻讦。而在这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中，历代文人对国家正当性的分辨并不是对某个规则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所处朝代的实力变迁不断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修正，这种情势变迁的历史观恰恰是以首要服务于本朝正统观的树立而书写。一直以来，正统观多侧重于对以德治治理国家的肯定，而对广袤疆域的占据不以为意。但在异族与汉族分享中原土地，甚至取代汉人成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后，传统的合法性论述无

展示出法支撑现实的变异。于是，无论是处于弱势的失败覆灭者，还是政治新贵都向"暴秦"超乎以往的宽容度，而去索取以武力征服的结果主义的霸统反证和以实力主义为强势语境的

对合法性承认的强迫接受。而如此对正统观构成元素的平衡颠倒从欧阳修的修史观中可窥见一斑——"及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和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除此之外，在对本朝称颂的内容选择上，迫于异族统治在汉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先天不足，伴随着异族政权从平稳过渡到盛世初现，以往的军事自信则逐渐被"良治"所呈现的绚丽盛世所取代。而它所代表的则是历朝历代均娴熟运用的对合法性的粉饰方法，即混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仅仅应作为政治发展中的过渡形式的可通过特定方式替代的政权等同于唯一至上的民族国家。在第一步拉平后，就会考虑如何持续它的有效控制以缓解永不消退的合法性焦虑，而一般选择则是将政权意义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尽管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但在众多利益抉择时刻，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地位，这样的交易权衡拥有众多空间。对外上政权"私利"会优于地理意义上的主权，而对内政事务的管理中，政权维系的敏感度将大大胜过国民权利被收窄的紧张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权从被道义围困到逐渐立足，能够自我阐述一定的思想资源的时间段中，准军事化的实力主义语言和逻辑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刻意渗透，以期望培养出第一批习惯此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众。无疑，这样的读起来令人血脉喷张的历史叙述在使读者沉浸于平日剑拔弩张的宏大叙事之时，相应的潜移默化出一种因本来作为可贵的稀有美德——对个体命运感同身受的匮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会观".

而因地域自豪的传统天朝上国情感中，孔飞力亦注意到了国人对大一统近乎变态的痴

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迷。他提到"

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生存了下来。"这一点确是卓识，从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绝，这些政治人物的担忧和忌惮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亦囊括了对大一统习惯而比照的舆论认知压力和自我期许。但我想说的是，这番平日看起来丝毫无可妥协空间的原则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时刻的罕有和估计不足，从历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来看，国人对大一统半成品的接受度高于对新核心价值触犯的容忍度，分离主义在既存政权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譬如，东南互保中，张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则可推举李鸿章作为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这样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谋逆"计划因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被消减了其作为政治罪一触即发的政治纯洁。如果这还不能佐证时人对大一统价值的退让的话，之后幕僚刘学询对孙中山的一封信则足以说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统是多么脆弱，信中写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与大陆虽谈不上对峙，但也算冰冻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单单是国家表述不同带来的历史记忆切割，三方对于国家存在意义的意识形态差异正逐渐侵蚀着大陆所声嘶力竭的关于华人共同体的泛中国解释化情感。很明显，香港与大陆近几年的政治冲突正是大陆内部公民自治诉求与传统控制观相互割据的先锋，中央权威的衰落并不是敌视思维下公民团体蠢蠢欲动的结果，而是宪法政治时期既没有以宪法为尊的价值信

仰，也不愿思索富强的目的后迟滞国民福祉意志的代价。公民自治权的进程缓慢将自然的转向地方自治的谋划，此番规律同样适用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民族政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去国家崇拜向现代理性国家过渡的阶段中，亦有呼唤强大国家力量的呼声，这种对"中国青少年时期"奋发进取精神的推崇若是转嫁到改革决心的刺激上并无不妥，但往往事与愿违。国家力量的运用目的和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较大鸿沟，非正当的国家行为亦会成为对内权力扩张的新一轮试探。所以，《大秦帝国》所携带的亢奋情感在现实政治倾向仍默认控制统制策略的背景下，并不能激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而在拒斥竞争，警惕多中心权威的格局中强化对试图尝试替代可能的组织进行打压。因此，孔飞力在对20世纪中国的农村集体化财政改革中就明确的点出"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

一切为了国家服务的目的最优先除了衍生出为大一统可忽略程序正义的鼓吹牺牲强调外，也带动了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哲学。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每一次赋予谨慎乐观期待的"建制"会以功利视角和盘托出，在推行过程中又以无法触及根本性议程的结果浅尝辄止，而这一番大动干戈，却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是"众望所归"的。若在建制之前以可同时加强国家权力为诱惑是作为一种无挑衅性承诺来拓宽作为空间，那么之后的失落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号召者的冒险在旁观者看来是对既有格局露骨的挑战，也是对政治思想共识的狂飙突进。在他们自身都未曾勾勒出确定的现代化步骤前，又从何处去寻找正义性的辩护。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派好似人人为公，却实际上因人人为私而阻碍变革的原因之一。国家这个光鲜亮丽的大义足以成为党争中相互指责的大旗，而政治精英们也足以在保守的习惯中满足于防御补救型的建制仅仅达到缓一时之急的效果。秦孝公在面对商鞅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游说时的态度，从意兴阑珊到全神贯注就几乎从最遥远的历史中验证了这番注定半途而废的功利行为。

当然，以国家崇拜为门面，而以人格化的君主命令或实力派的意志强行鼓噪的对某个虚无缥缈价值的群体膜拜的实质，却仍然是认为世间只有一种能够得到承认垄断的公共利益。而这种赤裸裸的以强力威胁，以恐惧构筑的一元论用孔飞力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理念核心的——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以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因绝对正确而要求绝对服从，则成为了极度靠近极权的威权主义。它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会因不断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使国民在为保全简单的自由时被迫蚕食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康熙19年时，曾经评价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但23年后，为了削弱太子党对皇权的威胁，称"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样急转直下的帝术通常被认为是帝王牢牢掌控生杀予夺之权的得意肱骨，他的儿子雍正帝在经历的残酷狡诈的继位者竞争后更加得心应手的操纵。雍正2年，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

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一年后，就勒令自裁。如此围绕着某种至高无上利益的政治失信并不能以肯定皇权来排除矛盾，而应注意到，(www.fwsir.com)无视国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推崇无论被宣传的如何摄人心魄，都会因其变态状况的强势而刺伤信众。

中国威权主义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对精英政治的深信不疑，而政治精英集团本身的封闭性所造成的与其来源——文化精英之间的抵触冲突，以及集体行动需控制在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本位容忍度下的政治参与边界模糊的问题，都带来较之他国更保守虚耗的政治风格。

众所周知的是，由科举制度所选拔的预备官员从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跳脱出来进入宦海，则组成了一个虽愿意根据读书时代的人际关系编织政治脉络，却排斥普通"文人中流"的政治团体，他们对维护自身参与政治事务的独一地位尚且不遗余力，就更妄论平民百姓的议政了。而更加讽刺的是，传统教育典籍所鼓励的士人对家国大事的使命感迫于以科举为通道的政治参与入场券的稀少，无法释放无数读书人的一腔抱负，而这恰恰是国家崇拜氛围下对士人个性限制后无法承受的放弃。这一点在孔飞力看来，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而这直接妨碍了帝国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直接控制和地方财政的收拢，因为大部分的低端士人活跃在官府与农民间关于税收、地租的较量中，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仅以克扣资金敲诈勒索为生，也会在官僚系统发生因诸如火耗等弊病而引发的农村暴乱中担当没有长远眼光的领袖。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传染亦因平民权益诉求的艰难而走到一起，引发出一种特有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严重的中国政治图景。我将它称之为"油汤现象".脆弱的上层政治精英以波澜不惊的态度维持着整个国家环境的平稳，并以一种泰然自若的风平浪静来隔开外界对"油汤"真实温度的认识。而除了碗壁没有其他散热渠道的沉淀下的汤内部，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则无法考证，甚至装载它的碗都会因为网格化管理作为先进的隔热层而无法传递出真实。那么，官僚系统的排斥性在填补政治精英突破艰难选拔而获得寻租默认的补偿后，就会无可挽回的堕入集体溃烂。它所展示的坚不可摧的封闭程度也将与大众反智情结相辅相成，混合出以走极端为捷径的民粹风潮。

所以，为了缓解大规模文化精英的"无所事事无事生非",魏源和冯桂芬提议扩大议政主体，这在孔飞力看来，正是具有现代国家中公民参政意蕴色彩的举措。虽然如前文所述，他们的提议遭致京官几乎条件反射式的驳斥，但因清末危机实际所席卷的关于救亡图存的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并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当然，在清末"清流"的实践中，有着两种遗憾。一是属于被后人苛责的革命性不够的"跪着造反",因为解释理由的引经据典，而被后人所鄙视为生搬硬套，并以结果为起点反推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世人在检视戊戌变法的悲剧时，若是只从现代观念投射的历史局限性来讽刺政治人物的"懦弱",却无视与今相似的

困境僵局和中流文人登上舞台，作为一种罕见的国民直接参与非常政治的突破性价值，则属于冷漠与迟钝并存的功利思维。而另一种孔飞力所观察到的遗憾，则是冯桂芬们所应允的文化精英议政平等权的不纯粹——否定了低端士人和平民的议政合法性。与此同时，那些炒热了舆论场的清流们"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而这想必在如今看来并不陌生，即使是当代非正常程序的政治竞争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却依旧屹立不倒的政治投机说客，为政策合理性的背书者和煽动低劣民族情绪的军事评论员。这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对名声的洞见"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

精英政治中所困扰的关于政治竞争和党争的认定直接造就了高层官僚日趋怯弱，回避核心议题的冷漠。而他们对党争的谈之色变和从未成功抑制的结党风习则从侧面印证了党派作为自组织的一种形式，能够且应当代表群体利益的合法性过渡。而威权时代对结党的反对主要落脚在对垄断性权威的挑战和"营私"的拒斥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罪威慑在某个议程提出之前就先决的进行意图妖魔化的过滤，而这通常为政治倾向相左的理由中作为屡试不爽的道德偏见塑造出中庸策略。在正常对多元利益并存的理性构筑中，对这种公共空间从摊薄到汇聚的正视将不再被视为君权把控下的权力挑战，而是现代国家有序的可转化为执行力的非精英式的智力资源整合。另一番对结党的歧视实际是来源于朋党的以人为连接点而非观点的属性。艾尔曼就谈到"清初宗族势力急剧增长，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以横向的非血缘性党社基础上关注政治主导权的利益群体则受到弱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明显的倚靠外戚来支撑其统治，从康熙对"佟半朝"的容忍，到雍正利用年羹尧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即位统治，再到乾隆对以傅恒为代表的孝贤皇后家的扶持，帝王们早已不再是党争的旁观者，而是如鱼得水的参与者，作为培植亲信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亦透露了皇权绝不是可单独依赖敬畏便可奏效而需借助朋党的困境。而孔飞力所对"精英阶层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批评则可从清初历史中的集体动议的失败发觉出清末涣散的政治文化。康熙一废太子后，向大臣们征询立太子的意见，因仓促废储而希望复立太子的他却没有料到以佟国维、马齐、王鸿绪、鄂伦岱、阿灵阿、揆叙为首的大臣们会联名保奏八皇子。在次年声讨阿哥党的责任时，就重责佟国维、马齐等人"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这样的历史教训自然严重挫伤了高层官僚的积极性，不但无法毫无顾忌的表达真实想法，也疲惫于摸索出帝王的真实意愿。

同样困扰士人的则是政治参与活力的提升与议政合法性容忍边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威权统治希望以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标榜德政良治，但同时对政权地位相关的话题保持着高度敏感。南山集案就鲜明的展现出清初帝王对于异族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和博取前朝遗民认可

的纠结。戴名世比明史更详细的描述了诸如嘉定三屠、扬州七日的惨剧，以"信史"的风范表达了"私人治史的抱负",除此之外，在公共场合亦臧否时弊，旁若无人。而他自身甚至也有了不祥预感，谈到"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在康熙52年被斩首。严酷血腥的社会环境自然无法培育积极议政的民风，而使公论落入噤若寒蝉后的单一话语，想得到真实的共识自然也就孤掌难鸣。而另一个阻碍言路关开的顾虑则是足以抗衡威权体系的声援的匮乏，也就说，并无公允的理性权威，至少是公开谈论的政治安全能够让人在现实中超越恐惧，光明正大的做一个异议者，而非以终结政治生命为代价。顺治12年，彭长庚、许尔安请求昭雪多尔衮，最终被流放宁古塔。乾隆43年，对多尔衮才复还睿亲王封号。迟至今日，类似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完成威权中心对事项的绝决定义后，不可逆的摧毁了人的自由判断能力而烘托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淡漠态度。用穆勒的话说，就是"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而如此，对大众心理中广泛从属的沉默和避之不及态度的苛责既会因自我保护等可以理解的理由失去支持，又会在轮回的黑色幽默中打破安分守己了却此生的梦境。

中国的威权主义虽被孔飞力认为是一种持久的价值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亦是阻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陈旧价值。当孔飞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个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之时，同样暗含着国民克服禁锢，重启中断了的建制之路的期望。而此书对清末建制议程无疾而终的反思，则是对当下宪政之路坎坷最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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