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一生的孤独
范文一：[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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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思 ，但 我 认 ，本 书
于
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先驱代表作，那些著作都有调查数
据打好 的坚 固基础，或者像某些动物行为研究方面 的巨著，
累积 了上万个小时的实地观察 比如对蜘蛛 网结构的细
密观察，然后得出的学术成果。本书真正的缘起，是因为
一位证券商给我 出的点子 。当时，我人在赌博王 国摩纳哥，
肩负着 《国家地理》杂志的一项不大有把握的任务。我当
时的感觉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再平常的闲谈，都可
以突然转 向，变得既荒诞又离奇 。有一回，我和两位年轻
女士 同桌饮酒，这两位都在找各 自的赛车手丈夫。一位 问
另一位:‘ 还在开那辆美洲豹轿车、养着名贵 的猎犬 ,”
“不是美洲豹 ，是摩根( ，英 国著名轿车，约
万美元一辆 译 者注 )，”她 的 同伴 答 道 ，“奶 油色 的 。”
我请其 中一位教我几句法文 ，她顺 口说 的第一句就
是 : (他 的荷包满 满 )，而 我在摩 纳 哥则是连在
银行开个储蓄户头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开户的最低限额是
万美元。
“ 《国家地理 》杂志 ,”某 日一位英 国证券商 问我，“你
不是应该 出没在 巴布亚新几 内亚 的深 山里吗 ,”
我就说，每个 民族都有可研究的人类学，摩纳哥本地 习俗之特别，一定不输任何 山区部落 。
这位证券业人士立刻搭上这个题 目:“我跟你说 ，我常 去一家叫做 ‘吉米 ’的夜总会，那里简直像在扮演仪式， 每天晚上都奏一样 的曲子，同样一批女孩子跳上台??”
几个晚上之后，我又在一处钢琴酒吧遇见这位仁兄，他 马上对我列举他随处看见的摩纳哥人类学现象:“这儿有类 似部落人求偶 的仪式，到处有人在炫耀美色，到处是鲜艳 的 羽毛 ，到处有异体受精 。”
“你说话的口气很像大卫 艾登保罗 (
，英 国 电台著名波音员，以播送 自然生态节 目著 称 译 者 注 )。”我 说 。
他正用双手捧住酒杯，继而将手指扇动，像打开的暗 门似地指 向吧台上邻座 的一名衣着艳丽 的女子 。“瞧，”他 用生态节 目主持人那种压低 的轻声说，“一个黑 白条纹红颈 的骄奢淫逸的人类 。”
就在这时，我看见对面烟雾弥漫的镜中有个豪华光洁 的男人，厚厚的八字胡整齐地梳到他的嘴角以外。从侧面 看，他很像法 国印象派画家劳特累克油画中的配角人物 。 他拿着金质打火机 ，绕着粗粗的雪茄末端点火，爱怜着 自 己的动作。接着，他手里握着这个充满 阳刚气概的配件，
沿着 吧台和熟人愉快地打招呼。在这个奖金、美女、国际 军火商云集 的上流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漂亮 阔绰的。
我这位证券业朋友 饮着酒又说:“我们全是 同
一类动
物，不管手上有没有戴着卡蒂亚表 。随你怎么解释符号和 象征，到头来和猴子的红屁股一样，都是在说 : ‘请注意 看我”’
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生了根，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 已经大致朝这个方 向游动 了好一段时间之故。过去的二十 年里 ，我大部分 时间是在写有关 自然界 的东西 ，刊载在
《国家地理》和 《史密森月
刊》 ，美 国著名 的 自然历史杂志 )之类 的杂志上 同时，我也定期 写一些与 自然界题材毫不相关的文章，投到 《建筑精选杂 志》 可 以说，我一直在富人与野外两个写作题材之间 徘徊 ，而且两者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我 的写作任务 曾经把我带到英 国航运及传播业 巨子理查德 布兰逊 的私 人俱乐部与他共饮香槟，带到秘鲁的亚马逊河流域与水虎 鱼一 同游泳，带到布伦汉宫访 问第十一代马勃罗公爵 (爵 爷的全名是约翰 乔治 文德 比尔特
亨利 斯宾赛一丘
吉尔 )，之后又搭飞机直奔博茨瓦纳的奥卡万哥河流域去
见一头名叫 “权势 ”的贵 胄级狒拂 。这两种世界哪个 比 较险恶，要靠扔硬 币来决定。我在其间来来回回，也不免
看出两者的一些相似点。例如，我刚到博茨瓦纳的时候，
去造访一位生物学家，他 向我吐露: “狒狒的生活法则和
简 奥斯汀的小说里写的简直一模一样 ，设法在亲族 间保 持密切联系，并且努力打进高位 阶狒狒 的圈子 。”
从事博物史写作的我一 向认为，所有的个别动物 ，从 澳洲 的巨蚁到默 多克 (世 界媒体传播 巨子
译 者注 )，
大概都会遵循 自己的物种行事规则。他们要适应生理、地
盘、社会阶级、生殖行为、亲子抚育等各种基本模式，不
适应者通常会被吃掉。
我因此想到，也许可 以换
范文二：富人的物种起源
富人的物种起源
作者:蒋方舟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批评道，他敏锐地感到了当时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的揭竿而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人，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为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由英国贵族设计，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暇时间，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
同时，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等在内的大批艺术家。
富人，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与挖苦的对象，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富人来自哪儿？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呢
有多少钱算富人？《胡润财富报告》中把“富裕人士”的门槛定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翁。
而一个在北京三环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天夹在早晚高峰中上下班，对日常生活仍时有力不从心、忍辱负重之感的白领，绝不会因为自己所有资产超过1000万而认为自己是个富翁。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不为金钱所劳役的心态。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让富人摆脱了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得抬不起头的命运。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中有柳传志、王石等人，他们的创业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搞了进出口指标，就成了“创业”；王石被分到国有科技厂，做垮之后，慢慢摸索。那时候的创业者，财富并不是第一追求——他们甚至喊出了“创业报国”的口号。
20世纪90年代初，新一波创业者诞生，以潘石屹、冯仑、俞敏洪为代表，他们就是著名的“92派”，他们的驱动力来自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就感的渴望、对自我能力的证明。《中国合伙人》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年轻人从无到有地打拼，片中反复出现“梦想”“尊严”“改变世界”“被世界改变”这样的词。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不仅不再是什么耻辱，甚至是可以和“梦想”相互替换的词语。
如今，“创业”已经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巴克莱（Barclays）集团旗下的咨询公司最近发表了一篇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房产、遗产、工作薪水、商业经营四类财富来源中，房产和遗产成为亚洲富人独特的“致富秘诀”。
被调查者中，有61%的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
英文rich的印欧语系字根，与克尔特语的rix、拉丁文的rex、梵文的rajah同源，后三者的意思都是“君王”。这在中国亦可做如下解释：欲富或已富者，一定要与权力结合。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很大一部分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近中年的富翁们，仍用“关系”来敛取财富，而他们的孩子，则享受着消费主义的狂欢。财富，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
炫富或许源于一种动物本能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炫耀；而最高端的，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史玉柱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做慈善。粉丝100万时，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他捐了200万元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他给成都市老龄基金会（敬老）等5个项目各捐款100万元。
如此做慈善的方式，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为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富翁确实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富人为什么明知道会给自己惹来麻烦还要炫富？郭美美为什么成了众矢之的，仍要发微博炫耀自己的名牌包和奢华生日派对？黄怒波为什么要一掷千金购买冰岛的土地？富豪蒂托为什么要花2000万美元把自己送上太空？
美国作家理查德·康尼夫在《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引用鸟类学家扎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不利条件原理”这个理论，来解释羚羊在逃命时的跃跳——尽管这是浪费体力的危险举动，但它仍然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猎豹：“你休想杀我这么强健的羚羊。”有钱人冒着丧命之虞炫富，同样是为了告诉世人：“你们休想比得上我。”
富人明星化正是赢家通吃的准则在发生效用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观众看到的是富人的道德。富人们在死亡面前“让妇孺先活下来”，井然有序。而在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情形中，头等舱的成年男性有33%生还，统舱的成年男性生还率仅为16%。头等舱成年男性生还的百分比几乎与统舱儿童生还的百分比相等。总体而言，头等舱生还率为63%，统舱乘客生还率仅为25%。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不顺畅的社会则是赢家通吃，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手段。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仇富”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威。
“富人明星化”的趋势让一部分富人体会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快感，同时，也有了在社会领域承担责任的意识。从组织“俱乐部”到组织“公益基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正在试图把财富转化为尊重。
范文三：[精品]富人的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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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物种起源
富人的物种起源
“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的时代这样批评道，他敏锐地感到了所身处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社会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让新的社会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揭竿而起的起义，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人，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本为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是由英国贵族设计，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 这并不难理解，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置的时间，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就像一幅漫画表现的那样，画左边是蝙蝠侠，右边是钢铁侠。图片说明是:“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 同时，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在内的大量艺术家。 日本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在《艺术创业论》里这样解释有钱人投资艺术的动机:“人类能做到的事情，有钱人都做到了，会想要‘超越人类’是很自然的发展，在探索过去的超人时，会想要看到天才看到的风景，也是理所当然的愿望??所以成功的人会走向艺术或运动，都是跟超人愿望有关。” 富人，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挖苦的对象，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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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讲解]富人的物种起源
富人的物种起源
蒋方舟 7月20日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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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家庭是最低家庭的234倍;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富人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的时代这样批评道，他敏锐地感到了所身处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让社会推翻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的揭竿而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
人，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由英国贵族设计，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置的时间，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
同时，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在内的大批艺术家。
富人，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和挖苦的对象，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富人从哪儿来的,
二
多少钱算富人,《胡润财富报告》中把“富裕人士”的门槛定为:拥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翁。
而一个在北京四环有一间100多平米的房子，每天夹在早晚高峰中上下班，对日常生活仍时有力不从心忍辱负重感的白领，绝不会因为自己所有资产超过1000万而认为自己是个富翁。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不为金钱所劳役的心态。用菲茨杰拉德小说里的话来说:“他们与你我不同，他们早就拥有财富，自得其乐。我们感到坚硬之处，他们却觉得柔软无比，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他们却冷嘲热讽。他们优于我们，因为我们不得不自己寻找生活补偿、谋求生路。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落魄到不如我们的境地，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比我们优越。”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让富人摆脱了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得抬不起头的命运。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中有柳传志、王石等人，他们的创业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搞了进出口指标，就成了“创业”;王石被分到国有科技厂，做垮之后，慢慢摸索。那时候的创业者，财富并不是第一追求——他们甚
至喊出了“创业报国“的口号。
90年代初，新一波创业者诞生，以潘石屹、冯仑、俞敏洪为代表，他们就是著名的“92派”，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就感的渴望、对自我能力的证明。热映的《中国合伙人》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年轻人从无到有地打拼，片中反复出现“梦想”“尊严”“改变世界”“被世界改变”这样的词。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不仅不再是什么耻辱，甚至是可以和“梦想”相互替换的词语。
现如今，“创业”已经不再是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巴克莱(Barclays)集团旗下的咨询公司最近发表了一篇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房产、遗产、工作薪水、商业经营四类财富来源中，房产和遗产成为亚洲富人独特的“致富秘诀”。
被调查者中，有61%的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
英文字的rich的印欧语系字根，与克尔特语的rix、拉丁文的rex、梵文的rajah同源，后三者的意思都是“君王”。这在中国亦可做如下解释:欲富或已富者，一定要与权力心结合。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很大一部分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近中年的富翁们，仍用“关系”来敛取财富，而他们的孩子，则享受于消费主义的狂欢。财富，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
三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进行炫耀。而最高端的，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史玉柱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就做慈善。粉丝100万时，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他捐了200万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他分别向成都市老龄基金会(敬老)等5个项目捐款100万元。
如此的慈善方式，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富翁确实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四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观众看到的是富人的道德。富人们在死亡面前“让妇孺先活
下来”，井然有序。而在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情形中，头等舱的成年男性有33%生还，统舱的成年男性生还者仅为16%。头等舱成年男性生还的百分比几乎与统舱儿童生还的百分比相等。总体而言，头等舱生还63%，统舱乘客生还仅25%。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不顺畅的社会则是赢家通吃，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手段。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仇富”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王石说:“真正有话语权的不是电影明星，不是体育明星，不是政府官员，是企业家和媒体和经济学家、学者的结合。”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威。
“富人明星化”的趋势让一部分富人体会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快感，同时，也有了在社会领域承担责任的意识。从组织“俱乐部“到组织“公益基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正在试图把财富转化为尊重。
范文五：首富的“物种起源”
作者：吴晓波
经济观察报 2005年07期
这是一群传说中的人们。
他们低调、冷静、圆润，像一枚枚形状迥异却功能相近的金币。他们都不可思议地富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那些财富只有用想象的方式才可能被消费掉。
他们是一个国家中最富的那个人，这个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在这个商业主导一切的社会中，这已不仅仅是一个金钱数字的概念，而更带有象征和寓言的韵味。于是，对这一族群的解读，便超出商业经略的范畴，而更带有生命审视的意味。
尽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无闻
美国作家爱伦堡在评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她尽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无闻。”这句话用在很多首富的身上似乎更加合适。
有时候，首富们的低调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04年，德国的阿尔布莱希特兄弟以411亿美元的资产跃居全球第三富豪，而人们发现，最新关于两兄弟的采访是在1953年，而最近刊登过他们照片的报纸是在15年前出版的，惟一被大家知道的是：他们中哥哥卡尔如今已82岁，弟弟特奥也已经80岁。
在绝大多数的现任首富中——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低调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质。跟很多人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定居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而是常年生活在一些不知名的小乡村和小城市里。他们也很少出现在诸如”财富论坛”、达沃斯企业领袖年会这样的商业盛会中——“不着文字”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首富传统”，二个世纪初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便在遗嘱中严厉禁止后人为他写传记。
与低调相伴的是生活的简单和节俭。一度被认为财富很可能超过了比尔·盖茨的瑞典首富坎普拉德是宜家的创办者。人们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坎普拉德从来缺乏光鲜的外表，他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表和豪华的轿车，出门旅行总是坐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预订了昂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他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钞票付账。
过分的招摇、明星的气质、对公共事务的热衷往往对于财富的累进是一些负数。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首富中少有的政治明星，据他说，自他步入政坛，司法界已经对他的商业活动展开了数十项调查，起草了87份针对他和他的商业利益的法律文件，司法官员为此造访其家族企业的办公室达470多次，仅是关于他的法庭听证会就举行了1500多场。
卓越，与潮流无关
“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发现的这条公司定律在首富的观察中仍然生效。
这些人的标签就是不可思议的富有。最低调的卓越成功者，和充满血腥、草莽的商业冒险家共同组成了这个族群。如果机缘凑巧，任何人从现在开始都有可能成为一国首富
从首富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他们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特别地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些行业的进入，不存在太高的进入门槛。在三十个首富中，有四个是开连锁店的，三家是做传媒的，两个卖啤酒的。如果说有什么经营秘诀的话，“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渠道为王”和“核心资源垄断”是造就今日首富的三个谜底。
在一百乃至数十年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曾经是诞生巨富的最大“温床”。亚洲地区的香港李嘉诚、马来西亚郭鹤年家族、新加坡的郭令明家族都是这一模式的产物，即便在老牌的商业帝国英国，在伦敦市中心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便长期盘踞在首富的宝座上，直到两年前才被转入英国国籍的俄罗斯神奇小子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超过。
而今天，因土地增值而资产陡增的创富神话，在那些商业成熟国家已经成昨日黄花。在2005年度的欧美首富中，没有一个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而华人富豪中，除了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的发迹与房地产关联不大外，其余皆与地产渊源颇深，除李嘉诚算得上与时俱进，财富增长势头不减，其他的都豪气不比当年，资产长期徘徊在20亿美元上下，难有寸进。
除了亚洲地区之外，在当今欧美各国的首富中，几乎没有一家是多元化的财团。相反，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全球化的策略，使得一些并不出众的传统公司一跃而让人望尘莫及。
荷兰的喜力、瑞典的宜家、法国的欧莱雅、西班牙的Zara、日本的三得利，包括韩国的三星，正是因为及时而长久地坚持了跨国战略，成就了公司的一代霸业。据称，在欧莱雅公司中，其员工来自45个民族，4.8万名员工中，3.6万在法国以外。
与全球化特征相关的是，那些专注于渠道能力的公司正散发出前所未见的财富魅力。
如果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能活到今天，他的资产将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两倍。在今年《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上，沃尔玛家族占去了从第十一到十四共五个席位。瑞典首富、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排名第六，德国首富、阿尔迪连锁超市创始人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排名第八，在这个富豪榜上，前二十名顶级富豪中有九名是连锁零售商，其比例之高，堪称赫然。在过去的一年中，仅英格瓦·坎普拉德一人的资产便增多了45亿元，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商界风头无人可比的韩国首富李健熙的所有资产，后者领导的三星集团已经是全球成长性最好的综合性电子企业。
这些连锁零售商所具备的不可匹敌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现代连锁商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第二则是快速应变的创新能力，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创办的Zara服装公司从来不为自己的连锁店投放一分钱的广告，却聘用了200名设计师，每年推出的时装款式高达2万余种。
“垄断是暴利惟一的源泉”。这条犹太商法似乎迄今仍未失效，而稍有进步的是，垄断的意义正更为泛化和“商业化”。
在当今所有的首富中，惟一与资源型垄断有关的大概就只剩下两家，一是南非的奥本海默家族，他们控制了全球钻石资源的70%；另一个则是中国澳门地区的何鸿燊，他掌控了当地的赌博业。
而其他的各国首富则无一例外地通过完全市场竞争的手段，在各自的主营行业中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垄断效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全世界电脑的桌面系统，意大利首富掌握着全国商业电视80%的市场份额，澳大利亚首富控制了全国80%的杂志市场，加拿大首富垄断了报刊市场的70%以上，新任印度首富则拥有世界年钢铁产量的6%。
让人惊奇的是，在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首富中，只有两位半是以IT为主业的，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是中国台湾的郭台铭，他领导的鸿海集团是全球盈利第一的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厂商，在“房产大王”兼“保险大王”蔡万霖去世后，他的资产已超过王永庆而居全岛之首，那半个则是墨西哥的首富卡洛斯·萨利姆，这位61岁的黎巴嫩移民在二十年前用1760万美元买进了墨西哥电话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戏剧性地增值到200亿美元，占据墨西哥证券交易所总资本的40%。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首富对国家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已非当年可比。在1901年，当时的美国首富是安德鲁·卡内基，他所领导的美国钢铁公司资本达到14亿美元，相当于彼时美国流通货币的三分之二。在今天，除了某些极端贫困的国家，那种能够一手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绝对富豪”已经很难出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七寡头”之间的搏命角斗，便是一个商业制度雏形初现的国家政权对此的一种本能式抵拒。
“首富部落”中的新贵
成为一位首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
通过对三十个国家和地区首富研究得出的结论，足以让所有人都充满信心：这三十个人的父辈没有一个是首富！三代以上的豪门世家不到两成，其家族产业为钻石、啤酒、服装、媒体，两成左右是第二代创业。另外，中产阶层出身的占到了四成左右，他们是个人奋斗的典范，而还有两成则是出身极其卑微，如矿工、小店职员、移民、不名一文的“穷王子”，甚至走私贩子。
也就是说，如果机缘凑巧、天纵奇才，任何人从现在开始都是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一个国家的首富。
往往是在一些发展中或转型期国家，容易发生一些戏剧性的财富爆增事件。第一个被印上中国首富标识的牟其中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贸易贩子，他把四川的滞销轻纺品、罐头贩卖到俄罗斯，换回来几架后来——掉下来的飞机。
如今已是英国首富的阿布在并不遥远的1989年，还是莫斯科机场的一个走私贩子，“他的包里装满了万宝路香烟、夏奈尔香水等违禁品，为了把这东西带上飞机，他可真没少费劲儿，铤而走险地跟警察和安检人员斗了大半天智力才闯关成功。”这样的故事太过粗劣，但是却发生在所有的体制转型国家中。这些首富的出没，为首富榜注入了一股充满血腥、草莽的丛林气息。
而一些新的面孔冒涌出来，他们的出现似乎预示着新的财富理念正莽莽生成，新的创富通道正悄然打开。
在欧洲，没有哪个富豪比40岁的瑞士首富埃内斯托·贝尔塔雷利更迷人了。他出生于富豪世家，他10岁开始跟随其父亲接触商界，17岁时帮助公司制作年度预算，31岁时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整个家族企业的国际公司的CEO；他不仅富有而且拥有才华，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先后取得哈佛商业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波士顿大学理学士学位，一份期刊把他称为“瑞士产业王朝的皇储”；如果说埃内斯托·贝尔塔雷利的故事太过眩目，那么沙特阿拉伯的现任首富、48岁的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却是另一个十分出人意料的“阿拉伯故事”。
塔拉勒是沙特上千名“酋长王子”中的一个穷小子。当他23岁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手头只有1.5万美元的起家费。他及时预见到政府依靠石油美元实施的高福利政策，将大大刺激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就在首都利雅得买下了两大块地产。今天，他已成为沙特阿拉伯首都最大的私有地产拥有人。
29岁那年，接连成功的他又把触角伸向金融界，他成为连年亏损的沙特阿拉伯的联合银行最大股东，在几年后使它成为沙特盈利最高的商业银行。他的股份遍及所有商业领域，有他参股的公司包括花旗银行、新闻公司、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迪斯尼、苹果、摩托罗拉、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福特、亚马逊、E-Bay、柯达、施乐等一系列国际知名企业。目前塔拉勒的总资产高达237亿美元，名列2005年《福布斯》排行榜的第五位。连“股神”巴菲特都在一封信中谦逊地说，“有时候，他们管我叫华尔街的‘塔拉勒’。”
刚刚当上台湾首富的郭台铭则是华人巨富的希望。新的全球富豪榜上，他的资产已经超过87岁的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而一跃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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