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

摘要: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侦查机构与侦查官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奴隶社会尚无专门和独立的机构与官员，到封建社会逐步分化出独立的机构和专门官员，这种机构的独立化和官员的专门化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本文将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进行论述。

关键词:历史范畴;侦查机构;侦查职能

中国是东方人类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犯罪的产生和外族的侵扰促使侦查职能出现。

一、原始社会侦查状况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侦查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关系。在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地能力极其低下，生产极其落后，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与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1]。因此，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关系的稳定靠血缘维系，所以不存在侦查机构和侦查职能。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的分化，在五千年前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中，出现”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等史料记载,舜在位时部落联盟时期的长老议事会中,设有九种官员,分别是:司空、虞、后稷、秩宗、士、纳言、共工。九官中的官员”士”，是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根据《尚书?舜典》记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意即任命皋陶作为士官，负责对外防御和对内治安，运用刑罚惩处犯罪。这是我国有关侦查职能的最早记述。从这一历史记载中可以推断，舜帝时期设置的士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当时作为黄淮地区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还负责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职责;因而，皋陶还不是专门负责刑事司法的官员，当时还没有专门和独立的侦查司法官员。

据此，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掌管刑法的官员，但是当时对掌管刑法惩罚犯罪的官员，是否称为”士”，历史典籍阙载，无从查考证实。至少在商代甲骨文中未发现有”士”字。有学者统计在西周铭文中有关”士”的材料共有七条，其中与名称有关称”士”者共有五条;剔除存疑的材料两条外，比较肯定的材料只有三条，而这三条材料均没有提到”士”是负责刑法的官职。在铭文中称”司士”者有两条，”司士”铭文都是西周中晚期才出现，并且”司士”与刑事有关。

二、奴隶社会侦查活动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公社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启建立夏王朝，开创”甲天下”为标志。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使得奴隶社会的侦查即自此开始。根据史料记载，夏朝时设有”六卿”，其中”司马”掌军事，”士”理刑狱，掌管刑事侦查和狱警。由此可见，侦查职能已从军事体系中分离出来，但依然被包含在司法和行政职能中。古代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侦查系统，侦查职能大多由行政机关官员兼任。如商朝的”司寇”，西周的”司寇、士师、士”，春秋战国时间的”司稽、禁杀戮、司隶”等都只是兼负侦查职能的官员。奴隶社会侦查机构的附属性取决于当时及其地下的生产力水平，由此而决定国家管理职能也不可能像现代社会这样复杂，这就决定了侦查必然处于一种被包容的地位。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记载秦朝法律的文书的竹简中，其中的《封诊式》很像现代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笔录，里面有”贼死”、”经死”、”穴盗”、”出子”等篇，记载了案件现场勘查情况，证明我国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专制的刑事技术人员，并且有了相当成熟的刑事检验技术。

三、封建社会警察机构的侦查活动

汉朝侦查职能活动中，把惩治盗贼与其他侵害官私财物的行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保护国家与地主的租税收入。

隋唐侦查职能活动中，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如《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等。中唐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警察职能活动对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盗窃犯罪者，打击更为严厉。

宋朝警察职能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残酷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和巩固宋朝的统治。宋代警察重视侦查和检验，出现了许多类似案例记录和分析的著作，对侦查破案和刑事技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先有警察职能官吏赵仝的《疑狱集》，以及后来的《续疑狱集》、《内恕录》、《结案式》等书，继有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等书。《检验格目》、《经验正背人形图》，对当时的命案检验和侦破杀人案件起了忠言的参考作用。湖南提刑官宋慈以”博彩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会一编”[2]，编著了《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在世界刑事侦查和刑事技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警察职能活动，对形势犯罪比前朝历代封建警察都更为严厉，在办案中滥施酷刑，轻杀无辜的现象十分普遍。

明朝警察职能机构办理案件，仍然以审代侦，采用刑讯逼供的审讯方式，而且刑讯的手段发展到了极其野蛮残酷度。虽然明初对刑讯逼供在法律上有所限制，但这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而已。办案过程中，使用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刑讯方式，迫使人犯招供。

清朝警察职能机构的活动，对于危害封建统治秩序和侵犯地主阶级利益的所谓盗贼的镇压，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警察职能机构的手段，而且提出了所谓”弭盗安民，乃为治之首务”，把镇压”盗贼”踢到了首要政治任务的高度。因此，对于”强盗”“盗贼”不仅严惩，而且在面部(满人则在臂部)刺上”强盗”“窃贼”、”抢劫”等字样，目的”差役易于侦缉”，就是便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侦查职能活动

清朝末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羔羊。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建立各个租界，对其租界内进行管理和统治，并成立自己本国租界的警察组织进行维护租界内的治安及刑事案件。清政府看到帝国主义租界内的警察，是维护反动统治，压迫人民的有效工具，便积极仿效。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建警，到宣统三年清朝崩溃，先后建警13年，但进展迟缓，收效甚微。当时举办警察初具规模的，只要直隶、四川、广东、奉天、安徽等省。宣统元年设缉探总局，专司侦探、缉捕事宜，已办事秘密为宗旨，辅导地方进行秘密调查，访问，接管各项报告，检阅各种新闻等事，相当于京师地区的刑事侦查机关。

清政府灭亡以后，汪精卫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的侦查侦缉活动，主要是侦查革命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人民，以及侦破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侦缉执行任务时，多穿便衣，所以又称为”便衣警察”[3]。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了警察机构的建立和改革。国民党政府的督察，种类很多。担负”犯罪”案件侦查的，主要是司法警察，任务是侦查犯罪，勘验现场，检验尸伤、搜集证据、拘捕人犯、押解人犯、取保传人、预审案犯等。在侦查业务方面，国民党政府还创造了一套法西斯侦查”理论”。为侦查机关根据反动统治的需要任意定罪，并提供”合法”的依据。这种理论，也就是或从有”罪”方面侦查，或从无罪方面侦查，全以反动侦查机关的意志而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中国警察制度简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3]刘海燕,杨宝宏.侦查学概论[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4]薛炳尧.侦查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李强，男，甘肃政法学院2009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侦查学研究;马红平，男，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侦查学教学和研究。

范文二：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 理论研究商品与质量2012年2月干l

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史概况

口李强马红平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前,侦查机构与侦查官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奴隶社会尚无专门和独立的机构与官员,到封建社会逐步分化出独 立的机构和专门官员,这种机构的独立化和官员的专门化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本文将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新中国成立前侦查学的历 史概况进行论述.

关键词:历史范畴;侦查机构;侦查职能

中国是东方人类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人类繁衍生息和社会 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犯罪的产生和外族的侵扰促使侦查职 能出现.

一

,原始社会侦查状况

纵观我国历史发展,侦查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是人类社会与 生俱来的现象和社会关系.在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地能力极其 低下,生产极其落后,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 的财富与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1】. 因此,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血缘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关系的 稳定靠血缘维系,所以不存在侦查机构和侦查职能.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贫富的差距和阶级 的分化,在五千年前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中,出现"国家雏形"的社会 组织.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等史料记载,舜在位时部落联盟时期的 长老议事会中,设有九种官员,分别是:司空,虞,后稷,秩宗,士,纳言, 共工.九官中的官员"士",是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根据《尚书?舜

典》记载:"帝日: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土.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意即任命皋陶作为士官, 负责对外防御和对内治安,运用刑罚惩处犯罪.这是我国有关侦查 职能的最早记述.从这一历史记载中可以推断,舜帝时期设置的士 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负责侦查职能的官员.皋陶当时作为黄淮地区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

,皋陶还不是专门负责 同时还负责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职责;因而

刑事司法的官员,当时还没有专门和独立的侦查司法官员. 据此,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掌管刑法的官员,但是当时对掌 管刑法惩罚犯罪的官员,是否称为"士",历史典籍阙载,无从查考证 实.至少在商代甲骨文中未发现有"士"字.有学者统计在西周铭文 中有关"士"的材料共有七条,其中与名称有关称"士"者共有五条:剔 除存疑的材料两条外,比较肯定的材料只有三条,而这三条材料均没 有提到"士"是负责刑法的官职.在铭文中称"司士"者有两条,"司士" 铭文都是西周中晚期才出现,并且"司士"与刑事有关. 二,奴隶社会侦查活动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氏族公社社会过渡到奴隶 社会.奴隶社会是以启建立夏王朝,开创"甲天下"为标志.奴隶制国 家夏朝建立,使得奴隶社会的侦查即自此开始.根据史料记载,夏朝 时设有"六卿",其中"司马"掌军事,"士"理刑狱,掌管刑事侦查和狱警. 由此可见,侦查职能已从军事体系中分离出来,但依然被包含在司法 和行政职能中.古代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侦查系 统,侦查职能大多由行政机关官员兼任.如商朝的"司寇",西周的"司 寇,士师,士",春秋战国时间的"司稽,禁杀戮,司隶"等都只是兼负侦 查职能的官员.奴隶社会侦查机构的附属性取决于当时及其地下的 生产力水平,由此而决定国家管理职能也不可能像现代社会这样复 杂,这就决定了侦查必然处于一种被包容的地位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记载秦朝法律的文书的竹简中,其中的 《封诊式》很像现代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笔录,里面有"贼死","经死","

穴盗","出子"等篇,记载了案件现场勘查情况,证明我国在秦代就已 经有了专制的刑事技术人员,并且有了相当成熟的刑事检验技术. 三,封建社会警察机构的侦查活动

汉朝侦查职能活动中,把惩治盗贼与其他侵害官私财物的行为 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保护国家与地主的租税收入. 隋唐侦查职能活动中,专门制定了有关法律,如《贼盗律》,《斗讼 律》,《诈伪律》,《杂律》等.中唐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警察 职能活动对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盗窃犯罪者,打击更为严厉. 宋朝警察职能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残酷镇压农民的革命斗争,保 154

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和巩固宋朝的统治.宋代警察重视侦查和检 验,出现了许多类似案例记录和分析的着作,对侦查破案和刑事技术 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先有警察职能官吏赵仝的《疑狱集》,以及后来 的《续疑狱集》,《内恕录》,《结案式》等书,继有郑克《折狱龟鉴》,桂万 荣《棠阴比事》等书.《检验格目》,《经验正背人形图》,对当时的命案 检验和侦破杀人案件起了忠言的参考作用.湖南提刑官宋慈以"博 彩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粹之,厘而正之,增以 己见,总会一编"【2】,编着了《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着, 在世界刑事侦查和刑事技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警察职能活动,对形势犯罪比前朝历代封建警察都更为严 厉,在办案中滥施酷刑,轻杀无辜的现象十分普遍.

明朝警察职能机构办理案件,仍然以审代侦,采用刑讯逼供的审 讯方式,而且刑讯的手段发展到了极其野蛮残酷度.虽然明初对刑 讯逼供在法律上有所限制,但这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收买人心的一 种手段而已.办案过程中,使用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刑讯方式,迫使人 犯招供.

清朝警察职能机构的活动,对于危害封建统治秩序和侵犯地主 阶级利益的所谓盗贼的镇压,不仅完全继承了明朝警察职能机构的 手段,而且提出了所谓"弭盗安民,乃为治之首务",把镇压"盗贼"踢到

了首要政治任务的高度.因此,对于"强盗""盗贼"不仅严惩,而且在 面部(满人则在臂部)刺上"强盗….窃贼","抢劫"等字样,目的"差役易 于侦缉",就是便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侦查职能活动

清朝末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 羔羊.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建立各个租界,对其租界内进行管理和 统治,并成立自己本国租界的警察组织进行维护租界内的治安及刑 事案件.清政府看到帝国主义租界内的警察,是维护反动统治,压迫 人民的有效工具,便积极仿效.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建警,到宣统三 年清朝崩溃,先后建警13年,但进展迟缓,收效甚微.当时举办警察 初具规模的,只要直隶,四川,广东,奉天,安徽等省.宣统元年设缉 探总局,专司侦探,缉捕事宜,已办事秘密为宗旨,辅导地方进行秘密 调查,访问,接管各项报告,检阅各种新闻等事,相当于京师地区的刑 事侦查机关.

清政府灭亡以后,汪精卫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的侦查侦缉 活动,主要是侦查革命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人民,以及侦破一些重大 刑事案件.侦缉执行任务时,多穿便衣,所以又称为"便衣警察"[3】.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进行了警察机构 的建立和改革.国民党政府的督察,种类很多.担负"犯罪"案件侦查 的,主要是司法警察,任务是侦查犯罪,勘验现场,检验尸伤,搜集证 据,拘捕人犯,押解人犯,取保传人,预审案犯等.在侦查业务方面, 国民党政府还创造了一套法西斯侦查"理论".为侦查机关根据反动 统治的需要任意定罪,并提供"合法"的依据.这种理论,也就是或从 有"罪"方面侦查,或从无罪方面侦查,全以反动侦查机关的意志而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中国警察制度简论 [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3】刘海燕,杨宝宏.侦查学概论[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4】薛炳尧.侦查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李强,男,甘肃政法学院2009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侦查学研究;马红平,男,甘肃政法学院公安分院副院长,教 授,主要从事侦查学教学和研究.

范文三：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背景:

1、国民党颓势显见，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从北往南扫下，从西南往西北挺进。

2、各反动力量加紧屠杀和销毁证据，时刻准备破坏即将要回归人民的财产。

3、各帝国主义强化对中共的敌对，多方阻挠新中国成立。

4、很多中间力量开始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资金上都给予很大帮助。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处境: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 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建国初，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党和人民面临着巨大困难和严峻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力量大大增强，但是美帝国主义不甘 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极端仇视，采取政治上不承认和孤立、经济上封锁禁运政策，实行军事上封锁包围、伺机侵略颠覆的方针，妄图 扼杀新中国。在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全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新中国经济形势异常严峻。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仍然是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1．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200多万政治土匪以及60多万特务分子还有待肃清；在广 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2．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当时中国的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 国家平均值的2/3。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 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四分之一。

3．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划定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 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4．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 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范文四：新中国成立前

党的创立时期（1921—1923年） 中共一大确定当时的主要任务：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领导工人运动，一大《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中共一大时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14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受陈独秀参加中共一大。当时党的早期组织分布在全球多个地区。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

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及经济情况：1.政治：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文史茶座》，向继东，2013.3

2.

经济：

当时的反腐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 21年7月，党的一大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1927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会议的中心是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

攻时期，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

湖北、

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会议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胜利。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分散在国民党各个管理层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军阀混战；

2.经济：

当时的反腐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

2

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

“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大革命失败后

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及纠正后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实行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方略，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实施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向前推进一步。面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与共产党实现了再次合作。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国民党执政，并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共产党被迫进行“长征”

2.经济：国民党方面：通过政策措施及获得的成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形成中国经济的一些现代特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初具形态；民间私营企业集团在各个经济部门开始崛起；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培养等。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中，虽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但这十年的发展无疑为全民族的八年抗战奠定了必

要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

共产党方面：

当时的反腐政策：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正义之剑，将反贪肃贪作为一项严重斗争任务常抓不懈．采用铁腕手段，对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坚决予以严肃查处，严重惩治，使已贪者得以惩治，未贪者得以教训。1932年3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定：“惩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嚣q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情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在廉政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认识到，必须对贪污腐败分子给予严惩，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为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了惩处腐败的力度。1933年12月15日，**签署发布关于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26号，规定：工作人员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浪费公款的，也要受到撤销职务等严肃处理∞)。 1935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不仅战争环境恶劣，而且由于陕北地瘠民贫，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陕北苏区面I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苦难，有时甚至连战士的最低基本生活都很难以满足。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紧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加大惩处贪污腐败力度以节省经费，1937年3月13日，**签署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惩治贪污浪费办法》，重申：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4)。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严惩贪污腐败的举动，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贪肃贪的坚强决心。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企图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净化了党员干部思想。

反腐事件： (一)打响苏区反贪“第一拾”在中央苏区的反贪风暴中，第一个被处决的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殴。

谢步隆，男，瑞金叶坪人，共产党员，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般干部，因犯有贪污公款、强奸妇女、公报私仇、偷窃抢掠等罪行，于1932年5月5日被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判决死刑。

(二)查处左祥云贪污案

这是中央苏区反贪风暴中影响最大的一起大案、要案。

1933年10月问，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在瑞金沙洲坝和叶坪两地，分别兴建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培、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和博生堡、公略亭。时称中央苏区“六大建筑”。二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由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中央政府总务厅为此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委任科员左样云为主任．负责组织六大工程的施工。可是，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和中央政府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官僚主义十足，导致六大工程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严重浪费，还发生基建工程所主任左样云贪污巨款之事。左样云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被捉拿归案。处决左样云，充分显示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反贪惩腐的坚强决心。

（三）查处熊仙壁、刘士祥等贪污案

熊仙壁是于都县苏继埃政府主席，刘士样是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自1933年冬开始，于都县的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状态，引起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关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土地部分别派出工作团，前往于都县，深人区、乡和群众中检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该县数起党政军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件。中共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根据工作团的报告，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派员前往实地考察，经考察证明中央三部委工作团的报告属实。1934年3月间，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又亲率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团前往核查，查明了如下事实：

1．发现大批贪污案件，几乎各机关都有。贪污的种类有广是以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样为首，勾结科员李其采等3人，共同造假账收据，向红军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四百十余元，私自分赃，还贪污打土豪与游击队所缴获的烟土款用于做生意。二是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为代表，强拿公款50元用于私人做生意，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挪用保险金做私人生意，市区前财政部长贪污公款做生意，类似这样贪污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案件共达8件之多。三是县苏维埃政府前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苏维埃政府总务处长等共贪污公款及群众的飞机捐百余元，大吃大喝；城市区委书记、榨山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财政部长、罗凹区军事部长、潭头与仓前区财政部长，以至很多乡主席代表，都吞没公款，多达23件之多，其中贪污数额多的达500元。四是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小溪区裁判部长、潭头区土地与教育部长、几个乡主席，分别贪污公谷与没收来的烟土、钟表等物资。

2．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大做投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青，违背党的原则，带头邀集城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和另外一个商人合股开酒店卖洒。后因赚不到钱，便决定每人出资20元，合伙贩卖盐、谷进出口，不到4个月每人赢利70余元。随后，前任县委书记李国盛(时任粤赣军区动员部部长)、远区妇委书记曾发元(因病在家休养)等人亦出资入股，扩大营业。在刘洪清的影响、带动下，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纷纷效尤，或贪污挪用公款．或假借合作社招股名义，争先恐后加入贩卖盐、谷行列。于都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以组织互济会员办合作社名义，将自己的100多担谷子人股出口．愉漏国税；县合作社主任和许多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土地、劳动、内务、国民经济、财政、裁判6名部长，都利用职权，经商牟私。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中共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项英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在查清上述事实之后，按法定程序，经法庭公开审判，依法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查处：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样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膝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5名贪污犯罪分子死刑，予以枪决；撤销县委书记刘洪青职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熊仙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也都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因熊仙壁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法律规定，1934年3月x口，苏维埃最高法院遵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特别最高法庭，以最高法院院长**为主审，何叔衡、罗榨铭为陪审，以梁柏台为临时检察长，对熊仙壁贪污渎职案进行公开审理后，判处熊仙壁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

上述事件时称“于都事件”。这一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以《检察于都县贪污官》为题，在4红色中华》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此专门撰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向全中央苏区党政干部敲响反腐警钟。“于都事件”的查处，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 八年抗战时期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1.政治：抗日民主政权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必然有其政权组织形式。史远芹等人就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分为边区、县、乡三级，另外在边区与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乡之间设置区公署。专员公署与区公署都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分别是边区和县的代表机关。边区相当于省级政权，设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同时，文章就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性质、议员选举办法、任期、构成人员、职权等具体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接着又对抗日民主政权县、乡等地方组织作了介绍，使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结构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文章还涉及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并就抗日根据地的军队编制、军事编制、队伍构成作了说明。 对抗日民主政权特点的研究抗日民主政权是抗H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有着鲜明的特点。李云峰指出，抗El民主政权的特点主要包括：①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②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参加竞选以及投票的自由；③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

夏华则认为其特点是：采取广泛联盟政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适当配备政权机关人员；调整政权结构形式，适应抗战特殊历史条件；实行精兵简政，建立廉价政权；实行一元化领导和完善领导政权方式。

经济

：

当时的反腐政策：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侵害。对此，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颁布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开展廉政教育，实行精兵简政，勤俭节约，严惩贪污等，保持民主政权的清正廉洁，使廉洁政府成为解放区的一大特色。**抓住红军到达陕北后赢得的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在全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教育。特别是1937年7月至8月，**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论著，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光辉思想。1937年9月，**针对革命队伍中违背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的种种思想行为，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表现、根源和危害，并告诫全党必须同自由主义作不疲倦的斗争。这一时期，党内其他领导同志也相继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

这些著作不仅是党风宣传教育的极好教材，而且发挥了

较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对于进一步端正党风、纯洁党性，培养党员，推动革命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较为严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1941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整风开始和整风期间，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改进作风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坚决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还亲自在延安党员干部会上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多时间，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延安整风的胜利成果，为今后搞好党风党纪和廉政宣传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反腐事例：1.肖玉壁，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美华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勾勒出这起曾轰动陕北的大案的原貌：初到陕北时，肖玉壁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来到医院视察的**发现了。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看到肖玉壁的样子，**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壁。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壁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被发觉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壁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求情。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把信带给**，**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2. 唐世昌等人在涪陵揭露县党部书记周为心把持涪陵县孤儿院，贪污慈善事业经费，造成严重缺乏营养的孤儿大量死亡的罪行；支持以袁守之为首组成的查账小组，彻底清算账目，并接管涪陵县孤儿院的工作，保护了孤儿。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国共两党内战时期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国共两党混战

2.经济：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巨额财产和德、日、意法西斯的投资，还得到美国的“援助”，官僚资本发展到顶峰。美国加紧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地方政权，经济上加紧掠夺，向中国倾销大量廉价商品，排挤民族工商业。四大家族组建同美国资本家合营的全国工商业组织，一时间，美货替代日货，充斥国内市场，美国企业逐渐独霸战后国统区市场。内战使刚刚恢复的国民经济重新跌人低谷，通货膨胀加剧。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商业停滞，广告行业奄奄一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缓慢发展。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1940--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1943年，边区生产粮食184万担，除消费外，粮食还有结余。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在解放区，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土地实行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实行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改的实施。至1948年底，大约在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使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分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解放区的工商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当时的反腐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全党普遍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

三整”的整党运动。在方法上强调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多做思想转化工作。在迎

接全国胜利前夕，党中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报告中特别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国内外敌人将极端仇视我们，破坏我们；因为胜利，资产阶级将出来给我们捧场，从思想上腐蚀和瓦解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起来。因此，党内某些不坚定的人或意志薄弱者，就可能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征服。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号召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等。这些，为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保持党的纯洁性，端正党风，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颁布与实施了一系列惩治贪污条例，纯洁了党的队伍，使解放区的党政干部保持了廉洁的工作作风。

1947年5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8年lo月，晋冀鲁豫边区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9年6月，淮海解放区颁布了《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9年9月，苏北解放区颁布了《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些条例对贪污罪及其惩处办法都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

反腐案例：1.据有关资料记载，1946年1月，北满合江军区依兰县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叛变。杨清海1940年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中，许多人叛变脱离队伍，但是，杨清海却表现得相当坚定。

当时的依兰情况复杂，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因为参加过抗联的关系，自封为各地的“司令”。伪满官吏、军警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杨清海受这伙人的引诱，很快腐化堕落。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依兰城里有名的妓女辛爱玉。杨清海本有妻室，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与她同居。辛爱玉当了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地痞流氓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委任，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叛乱。

1946年1月10日晚，杨清海命令亲信在营房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三位关内来的干部，煽动部属跟着他叛乱。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这在当时极其恶劣的影响。 当年10月，贺晋年司令员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追剿李华堂，土匪被打散了。辛爱玉受伤被俘，杨清海只身逃到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后来到沈阳做小买卖隐藏起来。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由公安机关逮捕枪决。

2.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7年4月，中共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在这个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名干部。其中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原牡丹江军区保安处长陈某的腐化堕落案件。陈某1938年到延安入读抗大，次年入党。1946年4月至10月任牡丹江军区保安处长。陈某在锄奸保卫工作中不是依靠党和群众，而是依靠伪满警察和流氓、地痞。这些人吸大烟，吸完了还不给钱；借口查妓院自己去嫖妓。这些事，身为处长的陈某都不知道。

后来，陈某在牡丹江还迷恋上一个15岁的女孩，冒充18岁要组织上批准结婚。组织没有同意，陈某就闹情绪。后来组织批准他们结婚，陈某就整天陪着老婆逛戏院、电影院，到饭馆吃喝。下级人员都说：“处长得了媳妇就迷了。”

陈某的腐化堕落和重用坏人，给牡丹江的保卫工作造成巨大损失。保安处的人整天热心于查

大烟、搞油水，对锄奸反特工作毫不关心。国民党匪特活动十分猖獗，几次暴乱事件，牡丹江军区事先都不知情。一些国民党特务潜伏很久，甚至一些公开的国民党人员的活动军区内部也不能掌握。为此，中共牡丹江地委严肃查处了陈某的问题，撤职查办，并将他的错误事实予以通报

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的专号通报的这些案例和教训使东北局领导意识到：贪污腐化现象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于是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258团”，就是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才能批准结婚。在战争年代，这个政策执行得非常严格，从而保证了部队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后方干部勤恳努力，忠于职守，直至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范文五：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友好交往的历史镜监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友好交往的历史镜监

[摘要]中国与朝鲜半岛不仅山水相连，而且人民心系彼此，关系始终最好，密不可分。中国与朝鲜半岛具有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铸成了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曾经共同进行了4次英勇的抗日战争，双方同生死，共患难，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友好交往的历史，必然给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关键词]中国与朝鲜半岛;抗日战争;患难与共;历史启迪

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有着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人民感情相通，心心相印。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看，远在夏代，中国大陆的先民就与朝鲜半岛的先民有所来往，如山东半岛的古东夷族通过海路迁往朝鲜半岛的人员连绵不断，人数也越来越多。殷末周初时，由于中原动乱而造成的移民潮更是汹涌澎湃，不仅东夷人迁入朝鲜半岛者空前剧增，而且作为华夏族的殷人也成群结队地流亡到海东之地。春秋时期，朝鲜半岛的邑落部族同山东半岛的齐国就存在着贸易往来。战国时期，中国东北部的齐国和燕国与朝鲜半岛联系密切。燕昭王时期，燕国向东北拓疆，并且设置了辽东郡，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空前频繁，近年在朝鲜半岛南部发现了燕国的明刀钱就是例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徐芾人海求仙药，路经今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带去的“方士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灭掉了卫氏朝鲜后，在其故地设置了四郡，从此，中原王朝的郡县统治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实行了直接管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大陆同朝鲜半岛南部的古族和古国的联系。

一、唐王朝“援罗”促进了朝鲜半岛的统一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中国的浑江流域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将势力逐渐扩张到朝鲜半岛，并取代了中原边郡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与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图霸争雄，并于427年迁都今朝鲜半岛的平壤城，朝鲜半岛历史上进人了三国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了大一统国家，当时，由于中国唐朝国家实力雄厚，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唐朝近300年对外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周边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唐朝本身的缘故等，能够和唐朝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民族或国家并不多见。但是，地处朝鲜半岛的新罗却是一个例外。新罗和唐王朝卓有成效的交往，堪称古代形态国家关系的典范。双方友好交往在中、韩现存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唐大诏令集》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新罗首次遣朝贡使赴唐，高祖亲劳问之，唐朝随即派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新罗，赐以玺书及书畵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断”，开启了双方友好交往的先河。但此时由于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同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三国对峙的局面，加之与日本交好的百济和北方的高句丽不断进攻新罗，并隔绝了新罗到唐朝的朝贡之路，于是，新罗便向唐王朝再三求助。

唐王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于是便极力调和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王朝最终不得不出兵朝鲜半岛，以保护对自己恪尽臣职的新罗。

关于出兵目的，唐太宗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说得很清楚:“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者，每被侵凌，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王朝乘高句丽国内发生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进击。虽然高句丽举国反抗，致使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却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

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乘机连夺新罗的十数城，还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此时，由于唐太宗病逝，唐军遂从高句丽撤兵。唐高宗即位后，在再次接到新罗的求助急报时，当时并未打算出兵，而是极力调和三国的关系，于是，唐王朝同时赠百济国王玉玺书，赠倭王玉玺书。但是，日本与百济于653年8月“通好”后，关系密切，并且，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30余城。

新罗告急，唐高宗决意援助。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30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亲自率军5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只是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被搁浅。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日军将领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军和百济的军队在白江口与唐、新罗联军进行决战，唐、新罗联军以一当十，奋勇拼杀;日本和百济方面的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过高估计了己方优势，轻视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在决战中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彻底灭亡，唐、新罗联军大获全胜。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新罗一直说服唐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句丽的力量。于是，唐王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唐军在灭百济5年后，又灭掉了高句丽，使与唐王朝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并逐渐统一了半岛，进一步加强了唐与新罗的友好往来。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新罗真圣女王遣使唐朝，请求让位于其侄子金峣时，“新罗以朝贡、请兵、献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赉等各种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在不足三百年时间里双方共互派使节160次”，如果平均计算的话，双方不到两年就来往一次。

唐王朝援助新罗的白江口之战，不仅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也使日本受到了严重打击，日本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以后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唐王朝和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促进了统一新罗国家的形成。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一元领有，对于朝鲜民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从此，朝鲜半岛才能够以独立国家的名义与中国交往。以后，朝鲜半岛历史上除了后三国有一段短暂的分裂外，后继的高丽和朝鲜两个王朝的寿命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长久的多。

二、明王朝竭力“抗倭”实现了对朝鲜的“再造”

有明一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一直友好相处，双方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半岛则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麻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下，于15世纪初首先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后来传到中国。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数度遭遇日本的军事入侵，其根源是日本企图开辟从东亚边缘区域海洋方向侵入广袤的华夏中原的大陆通道。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极力向外扩张。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奉日本天皇定都北京。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10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旋即攻陷开城、平壤，侵占了朝鲜大片土地。朝鲜国王宣祖出奔义州，打算渡过鸭绿江死在天子脚下。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就达6万人。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非若琉球之国泛泛之可比耶。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中朝人民这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592—1598年)，朝鲜史家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

在此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将士与朝鲜军民一起殊死战斗，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明朝将领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明军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明军将领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后，明军将领陈磷舍身救援，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1592—1598年，中朝军民经过，7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日军撤退后，中国援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战后中国一无所求。这次战争是中朝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夺取胜利的一役，体现了中朝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通过这次卫国战争，朝鲜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侵吞朝鲜，染指中国的侵略企图。明代的援朝御倭战争，对明朝和朝鲜两国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明朝国势早已由盛转衰，这场战争拖延7年，明朝“縻饷数百万”，战争使明朝国力大衰，颓势进一步显现，以至半个世纪后终告衰亡。这场战争的胜利，朝鲜却能够危而复安，国运绵延，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功劳。因此，在清朝取代明朝成为朝鲜新的宗主国之后，朝鲜国内仍然有不少人鼓吹反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明)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其兴灭抚颠之德，与天无极，此古今属国之未始有得于天朝者也。”。朝鲜国王更是对明朝抗倭救朝的再造之恩感激不尽，其在宫内秘密修建了崇祀明神宗等的“大报坛”，这就是感恩的最好力证。

三、清王朝“甲午援朝”战败后，中朝两国分别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推行军国主义，不断侵略亚洲邻国，并制定了以征韩侵华为中心的“大陆政策”。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沉重打击了朝鲜的封建统治。朝鲜国王再次向清政府求助。日本为制造出兵朝鲜的借口，把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拖入战争的陷阱，

于是一再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当清军将领叶志超、聂士成率2400多人在朝鲜登陆后，日本随即以保护使馆为名，以清军入朝为借口，调遣大批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了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日本还设立了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朝鲜战争的最高机构。朝鲜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继续增兵，并囚禁了朝鲜国王李熙，建立了傀儡政府，还命傀儡政府“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清军，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在这场战争中，蓄谋已久的日本打败了清政府，其处心积虑“促成中日冲突”的目的终于达到。由于清政府当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身难保，加之官员腐败无能，消极避战，平壤丢失后，日本实行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战略，从而把中国和朝鲜人民拖入了灾难之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自身难保的清王朝15年后最终灭亡，中华帝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了朝鲜半岛。

朝鲜王国在甲午战争后离开中华帝国的保护后，日本侵略者就开始逐步蚕食其领土，迫害其人民。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因日本殖民者禁止在学校内使用朝鲜民族语言，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活动，史称“三一运动”，这场抗日运动遭到了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三一运动”失败后，中国广大领土成为朝鲜人民抗日复国的大后方，中国人民成为朝鲜人民抗日复国的同盟军。有中国这样的坚强后盾，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才能把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成立的临时政府及时合并，于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承认。

四、中朝两国携手抗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2年，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朝鲜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游击队是最主要的朝鲜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7年曾经占领了朝鲜北部的普天堡镇，后在日军的压力之下，于1941年被迫退到苏联境内。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939年上海沦陷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几次迁移，最终于1940年9月迁至当时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遍地烽烟的华北前线，活跃着由朝鲜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战日寇、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还有大量朝鲜人加入中国的抗日军队。为搞好武装宣传，朝鲜义勇军的战士们经常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敌占区，组织秘密的朝鲜革命团体，动员大批的朝鲜人到根据地来工作和学习。同时，他们还搞了不少有关日伪军活动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朝鲜义勇队除了担负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宣传工作外，还直接参加战斗，用枪和子弹消灭敌人。他们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冲锋陷阵，气势如虹，有的甚至长眠于中国大地上。朝鲜义勇队是第一支驰骋在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国际纵队，但这些外国友人组成的部队和八路军一样，每到一地都帮助群众担水、推磨、扫院，见面还主动打招呼，态度和蔼可亲，很快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侨居在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2月9日向日本宣战。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统辖。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口令等工作，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历史启示

在古代中朝人民的交往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历代王朝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每当朝鲜半岛遭遇外敌入侵时，中国无不派兵支援。无论中国的王朝如何更替，但当朝鲜半岛请求援助时，中国历代王朝出兵援助朝鲜的规律始终不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本土之间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地缘战略关系，因而，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并不是某个王朝的统治者个人的冲动与喜好。因此，每当朝鲜遇到外敌侵略时，中国政府无论自身当时处于何种境地，都责无旁贷地出兵救援，以免唇亡齿寒。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在4次共同抗日的过程中，更是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从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可以看出，朝鲜在政治上可以说自新罗王朝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民族命运上，从来都是与中国的兴衰息息相关的。朝鲜民族一旦离开了中国的援助，要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要么成为大国利益纷争的牺牲品，难以实现民族的统一。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朝鲜半岛相互之间利益相关、休戚与共、唇齿相依，二者和则双利，争则双害，如果相斗则害上加害，更易给他人以可乘之机。中国人民与朝鲜半岛人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回顾历史，无论中国是否愿意或者中国有无实力，只要朝鲜半岛上发生了敌对国势力的入侵，中国都必须进入朝鲜半岛对抗外来的入侵势力，而且能否打赢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将决定中国本土的命运，这一点，已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基本规律。没有任何人、包括改革开放后希望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人，都不能违反历史规律和摆脱地缘战略的制约，另行制定出一种在朝鲜半岛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事实上，朝鲜半岛上的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朝鲜半岛上无所作为和视朝鲜半岛上的盟友于险境而不出手相助，本身就是中国行将衰败的前兆。正因为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才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与邻国共同发展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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