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越女说我?
范文一：报告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 占城镇人口8
报告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 占城镇人口
8%
来源:哈尔滨新闻网-新晚报
2011年08月23日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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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报告显示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中国社科院报告中一个并不主要的章节，再次把城市贫民的话题撩拨了起来。这一次的话题是:中国城市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根据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这个数字是5000万人。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对此解释说:根据2010年第四季度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多，在城镇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7.5%至8%之间。若按8%的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是5000万人。
(责任编辑:范吉鹏
范文二：社科院报告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5000万 被指保守
社科院报告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5000万 被指保守
2011年08月04日02:19京华时报张然我要评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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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贫困人口分布图
本报讯(记者 张然)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全国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5000万 数字呈上升趋势
来源:辽宁电视台所属栏目:腾讯视频
集中于中西部
蓝皮书显示，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合比例法估算，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大约756万人，中部1657万人，西部1717万人，东北地区845万人。
蓝皮书指出，中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无法支撑的。因此，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状况拟定适合城市反贫困战略的综合性减贫政策。
“肯定不止8%”
对于这一数据，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显而易见保
。他指出，5000万只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中国守”
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这个估计恐怕过低。
陈淮指出，在前20年，温饱标准叫贫困，但现在不完全一样。不足以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求，都可以归于贫困，比如医疗保障、孩子上学。计划经济下主要人群的收入水平聚集在平均值周边，但近年低于中值线的人口在增加，这也是贫困化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改善，明显低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属于相对贫困化。“所以7%-8%的城市贫困人口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中等收入者2.3亿
蓝皮书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
蓝皮书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有较高且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家庭消费能力较强，讲究时尚和生活品质，一般受过良好教育。
范文三：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1999年第1期
第36卷
(总191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 G UN IV ERSIT 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 No. 1, 1999G eneral No. 191Vol. 36
Ξ
, 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城镇贫困的成因, 认为城镇贫困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传统城市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则是城镇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城镇贫困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 城镇贫困 城市体制 制度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贫困问题大大缓解, 全国总的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60%下降到1996年的
①517%。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15亿锐减为1997年的5000万。但与此同时, 随着城市体制改革逐步深
化和进入攻坚阶段, 许多国有、集体企业不景气, 大量员工下岗失业, 不少企业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 甚至在岗工人的最低工资也难以保证按时足额给付。②由此, 城镇贫困问题突出, 城镇贫困发生率从80年代中期的
③1%上升到1997年的411%。
对城镇贫困问题目前已有一些研究, ④但大家对城镇贫困规模、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市场经济改革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以及怎样看待和医治城镇贫困问题等的认识并未一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的研究未能把城镇贫困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考察。我们认为当前城镇贫困问题是传统城市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在城市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后的总暴露。只有深入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消除制度性障碍, 才有可能根本性地解决城镇贫困问题。本文拟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概述我国城镇贫困基本状况的基础上, 又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对城市贫困深层原因及解贫对策进行较为集中的论述。
一、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与特征
(一) 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
贫困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范畴, 对它的判断和界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国别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不同, 贫困有着不同的内涵, 也有着不同的判别标准和尺度。⑤采用不同的标准测得的贫困规模有所不同。199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贫困人口为1100万人, ⑥而学者们的估算数则要大得多。各家数字虽不尽一致, 但大体都在2500—3000万人之间。⑦我们认为即使保守估计,1997年全国城镇贫困人口为2800万人(不包括滞留城市的农村贫困人口) 。1997年全国实际失业率约为8%, 实际失业人数为1617万人; 年底全国被停减发工资的在职职工1700万人, 其中低于最低工资线的约1200万人; 加上200万减发退休金的老职工, 三者合计3017万人。考虑到其中有些人隐性就业, 有些人家属收入尚可, 粗略估算, 一半人生活
Ξ本文为北京大学阎志民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分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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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则贫困职工总数为1509万人。该年每一职工平均负担人数为1174人, 两者相乘为2625万人, 再加上由民政系统救济的城镇孤老残幼等200万人, 总计城镇贫困人口约为2800万人。若包括因各种原因滞留城市的约1000万农村籍城市贫困人口, 则中国城镇贫困人口不下于3800万人。⑧
(二) 城镇贫困人口构成与分布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
改革开放以前, 城镇贫困人口主要指城镇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的“三无”人员, 但改革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城镇贫困人口的来源与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三无”人员仅约占城镇贫困人口总数的6%, 占城镇贫困人口主体的是下岗、失业人员与企业效益不佳的在职或离退休职工及其家属, 因而具有群体性。⑨具体而言, 则又有以下特点:
1. , 我国城镇贫国有、υ 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集体单位。1995年属于国有、5515%。λ国
家统计局有关统计显示, 5319%, 离退休人员占
1617%, 13, 1%1998年4月的调查,
下岗职工491516%。
2. 纺织、、停产、亏损企业及贫困职工的多发行业 由于受资源约束、政策性亏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这五个行业职工下岗失业或被拖欠工资、离退休金的数量很大。以纺织业为例, 到1997年底上海60万纺织职工中2/3跨行业转岗。重庆市纺织行业下岗职工的比重更高达70%。尤为严重的是, 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自身条件看, 多年龄大、学历低、技能单一, 难以从事其它职业; 从地域看, 又多数处于偏僻、闭塞、经济结构单一的落后地区, 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 从其家庭就业结构看, 他们一家几口人, 甚至几代人服务于同一行业。这使得这种行业性贫困具有相对集中性、不可逆性和严重性。
据国家3. 国有企业集中的东北、内蒙以及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城镇贫困较为严重
统计局资料,1995年全国1242万城镇贫困人口中有90%集中在上述地区。1996年东中西部贫困人口占各地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11%、416%和516%, 贫困户与各地总户数的比重则分别为218%、319%和416%。
(三)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遇到极大困难
1. 收入低, 连年入不敷出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仅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从1985年到1996年我国贫困人口人均生活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比率最高的年
ω 份1985年和1991年为5215%, 而比率最低的年份1997年仅为4119%。λ由于收入过低, 我国城镇贫困居民
ξ 消费性支出连年大于生活费收入且收支倒挂额连年增大,1985到1996年年均增长26191%。λ
2. 恩格尔系数高, 生活质量差 从消费结构看, 我国城镇贫困居民恩格尔系数(副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总数的比率) 明显高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1985—1997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恩格尔系数平均高出
ψλ 全国平均水平的9106%。据国家统计局数字,1997年我国城镇贫困居民的服装、耐用消费品、交通通信、文
娱耐用品、杂项商品等消费性支出只分别占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31192%、18124%、29177%、9108%、
λ 33109%。甚至连食品消费也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317%。ζ
城镇贫困群体中生活最为艰难的是占城镇贫困人3. 一些贫困家庭度日艰难, 生活陷入困境
(停产3个月、口总数50%的特困人口, 其中又以一些停发工资、离退休金的“双停企业”半停产6个月以上)
的下岗和离退休职工面临的生活压力最大。截止1996年3月全国约1500万“双停”企业得不到最低工资, 其中一半职工连同其赡养人口生活十分困难。据河南总工会对6508名下岗职工调查, 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 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 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捡破烂为生; 有318%的职工靠救济过生活; 也有个别人沿街乞讨。
(四) 城镇贫困人口群体意识显露
城镇贫困人口大多能认识到企业亏损、下岗分流乃至失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阵痛”, 因
{ 此, 他们对贫困有一定耐受力和容忍度; 但巨大的生活、心理压力和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λ及对腐败不满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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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心理压力又使部分贫困人口萌生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我国城镇居民长期生活在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环境与体制下, 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尤其是不合理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 如权力腐败、寻租、走私贩私、偷漏税等非法暴富有着很强的对立情绪。据国家信息中心1996年7月和12月的调查, 对收入差距扩大状况勉强接受的居民家庭占26183%, 表示难以接受的占42%, 其中低收入家庭不接受的比例高于其它家庭。巨大的生活压力、较大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极易引起城镇贫困居民的不满与心理失衡。在一些低收入人群较为集中的城镇和行业, 贫困人群群体意识已经形成, 显露具有组织内部认同特性的群体行为的征兆。据有关部门统计, 至1994年8月,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自发成立各种
| 协会、委员会27个, 其中多数要求解决拖欠工资及离退休金问题。λ
二、城镇贫困成因十分复杂, 且各种原因交互作用。, 、就业面(就业人口/
} 家庭总人口) 、() 、职业性质和职业种类。λ一般而言, 居住在低收
入地区、、无固定职业或从事体力劳动、身体素质差、家庭成员患病、文化、沾染不良嗜好者、农转非家庭、半边户(家庭中既有城镇成员, 也有农村成员) 、以及从农村盲目流向城市者极易沦为贫困人口; 也有的学者从更广一些的视角看问题, 认为除上述情况外,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失业和企业开工不足、自然和意外事故等是造成城镇贫困恶化的原因; 还有的学者认为城镇贫困人群的出现是改革中利益结构调整的副产品, 是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其中, 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 直接造成一部分职工工资和福利收入的减发和停发, 而企业的并购、破产更使下岗、失业职工增多; 增长方式的转变, 产业结构的调整则迫使过度重复建设以及资源、劳动密集产业或被压缩或主动向技术、知识密集产业转移, 这一切使得下岗、失业现象突出, 城镇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上述研究对探讨城镇贫困成因是十分有益的, 但尚未能揭示城市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因为:(1) 个人素质、家庭条件差的城镇居民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都是存在的, 且这部分人口所占比例并不大, 用来说明改革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城镇贫困日趋严重, 解释力不强; (2) 虽然我国宏观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我国经济整体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并未停滞。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物价一直保持平稳向下的走势。所以用通货膨胀解释城镇贫困成因在一定时期有道理, 却不能说是根本原因; (3) 市场经济改革虽容易带来一些问题, 但并不必然导致国有企业亏损, 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也有不少经营很好的国有企业; (4)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虽会在短期内对部分从业人员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却并不必然带来长期的大量的城镇贫困, 相反, 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壮大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 我国城镇贫困问题是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而凸现出来的, 其总根子是传统城市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将城镇贫困与城市经济体制联系起来研究, 我们就难以找到城镇贫困的症结。
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 我国传统的城市经济体制的特点并不单单来源于城乡经济及产业二元结构方面的差别, 它主要是由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在50年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计划经济, 优先发展重工业, 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 保证工业积累, 国家以计划和行政手段, 通过户籍制度, 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隔开来, 一方面以“剪刀差”获取低价农产品, 另一方面在城市实行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的企业制度。国有企业的发展为城市居民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劳动保护等福利优惠提供了组织保证和经济来源, 由此逐渐形成以计划经济为特征、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国城市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愈益密切, 成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现形式。
尽管计划经济和城市经济体制联系如此密切,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此却未有深刻认识。如我们通常132
讲计划经济的弊端时, 只强调它统得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等方面, 而没有把它与我国城市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考察。由于没有认识到我国传统城市经济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实现形式这一本质特征, 我们一直未能主动有序地在城市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而是走了一条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改革之路。这种渐进式改革虽因阻力较小而易于推行, 但终因未能抓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 一方面丧失了最佳的改革时机, 使我国城市经济改革越来越难, 另一方面, 也使改革出现了“不协调”。所谓“不协调”, 指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易于进行的外围领域, 改革幅度比较大, 而处于城市经济体制核心的企业、福利保障、就业制度的改革进展不大。这既使得我国城镇贫困问题突出出来, 又使解决这一问题面临巨大的体制性障碍。具体表现在:
(一) 国有企业是城镇就业的主渠道, 使城镇贫困问题难以解决(限于版面, 从略)
(二) , 它有助于补救市场缺陷, , 被视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无法回避转轨中的各种市场风险, 更无法回避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城镇贫困问题, 这就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震荡, 维护社会安定。问题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未对旧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进行根本性改造, 我国现有的福利保障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存在一系列问题, 表现在:
1. 社会保障资金的供给远远小于迅速增长的需求。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 覆盖率仅为总人口的34%, 广大农村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 即使在城市, 覆盖面也只占全部城镇企业职工的78%; 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差
～ 异大, 有的地区标准过低, 如1997年上半年北京生活费发放标准为250元, 沈阳85元, 黑龙江仅27元。λ
2. 目前我国城镇福利保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而是单位保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福利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 如住房公费医疗、退休养老、困难救济等社会保障金都是由单位分发的, 社会化水平低。近年来虽有改革, 但“单位保障”的特色基本未变。“单位保障”不但混淆了政府、社区、单位之间的职能界限, 而且苦乐不均。
3. 我国现阶段福利保障, 重点在于从各个方面保障在职职工较高的生活水平, 而不在于保障无单位或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这使国家的福利资源向中高收入层倾斜, 损害了亟待救助的贫困层的利益。如我国目前效益好或居于垄断地位的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的职工不但工资奖金高, 各种福利与额外津贴也高, 而效益不好的企业则不但基本收入难以保证, 连医疗、工伤、退休费也无保障。
4.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弊端。1998年虽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多头管理局面有所改变, 但地方社会保险依然是“九龙治水”、分散经营。现在无论是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还是住房公积金都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征收、管理、使用、支付网络, 配置了相关的机构和人员, 由于监管不力、支出管理失控, 有的用来盖楼买车, 有的用来发奖金福利, 致使管理成本年年有大幅度增加, 管理成本一般占基金支出总额的1/3以上。
(三) 传统的就业用工制度妨碍了城镇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
对于因失业引起的贫困问题, 仅仅依靠社会保障这种外在援助并不能使失业者真正脱贫, 更重要的措施是引导、扶助失业人员尽快获得再就业机会, 使其自主脱贫。自1995年以来, 国家通过再就业工程进行扶贫, 取得一定成效, 但从总体上看, 下岗工人再就业和城镇失业人员脱贫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其原因一方面是观
υ 念性的, 如部分下岗、失业职工择业主动性不够、择业观念陈旧、期望值过高。μ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体制性的,
主要表现在:
11我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好的就业、福利制度使得我国城市居民形成一种“城市情结”。这使他们放不下架子、抹不开面子, 不愿从事他们心目中“下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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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和城市部门中的身份等级制度妨碍了国内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东中西部城市之间的就业机会有很大差别, 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但我国严格的户籍限制使得这种流动严重受阻, 各城市下岗职工至今不能流动。如北京市下岗职工不愿从事的环卫等脏累活, 外地下岗职工愿意做, 却得不到工作机会。即使在同一城市中, 由于身份等级制的存在,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面临种种障碍与壁垒。如下岗职工干临时工、合同工就遇到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据南京市社会劳动保险处介绍, 大部分企业在使用下岗职工时, 多将其工资打折, 且没有为这些人办理养老、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 有的下岗职工还受到人格歧视。
31传统体制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对城镇劳动力实行包分配与计划安排就业的办法, , 有了“铁饭碗”则有了生活保障, , 我们安置下。如我们把失业称“下岗”, , 通过兴办第三。, 但却在传播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相背的东西。据“估计, 目前下岗职工中有50270%是可以自己找到就业门路或适当劳动岗位的。但由于我们大包大揽, 一些本来可以自主就业的人员留在了国有企业体系内部, 从而实质上妨碍了下岗职工的自主脱贫。
三、治理城镇贫困的若干对策
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首要条件是政府高度重视。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 经济不平等造成政治不稳定, 政治动荡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没有增长, 社会就要停滞, 而不平等的增长则将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现在有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普遍贫困与经济增长不相容, 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在下降。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与收入差距扩大, 高收入户消费递减和低收入户消费不足有关。所以, 促进增长是政府的当然职责, 治理贫困更是政府不容推辞的义务。我国的城镇贫困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利益结构调整的伴生物, 这就要求我们从改革发展的高度重视城镇贫困问题。九五期间我国将有5400万人需要就业, 而城镇只能安置3800万, 再加上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释放出的2000万下岗失业工人, 未来几年内我国失业和城镇贫困问题将更加严重。处理不好势将危及改革发展的大局, 因此, 今后我国政府的政策指向要更加关注城镇贫困问题。那么政府怎样确定自己的扶贫对策? 政府的扶贫对策既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 又要突出重点, 着重进行以企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以促进就业并建立对贫困者的保护机制, 维护社会稳定。
(一) 在发展中促进就业
无论农村贫困还是城镇贫困归根到底都是由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 大力发展生产力,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反贫困, 从长远看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思路。在现阶段由于城镇贫困更直接地是由下岗失业造成的, 积极主动地开展创业活动, 使整个经济活跃起来, 为下岗失业工人创造更多机会的开发式扶贫较之单纯的救济式扶贫更易见效, 为达到在发展中促进就业的目的, 政府需要:
1.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经济增长与贫困和失业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解决失业与贫困的有效办法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在使社会各阶层得利的同时, 增加就业岗位, 缓解贫困。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能太高, 过度求取过快增长虽短期对就业有利, 却易于诱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失衡, 最终不利于贫困和就业问题的解决。
2. 增加投入, 大规模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公益性劳动事业, 以工代赈, 通过修路、建机场、医院、学校、整治疏浚河川、治理环境污染等措施吸纳更多下岗、失业工人就业。
3. 调整产业结构, 积极开辟第三产业的就业渠道。我国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 这就要求我们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想办法。从世界各国就业结构的演变看, 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今天, 世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均占其从业人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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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 而直到1997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为25%, 差距是很大的。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职业很多, 而且新的行业、职业不断产生, 就业容量相当大,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目前很多需要办的事没人办, 如信息咨询、邻里服务、家务助理、物业管理等基本服务业落后于群众需要。如果我们切实在资金、政策上予以扶持, 第三产业的发展会更快, 其所吸纳的劳动力也将更多。
4. 提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注意扶持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的中小企业, 消除或减少其产业进入壁垒, 无论劳动密集产业还是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均鼓励其发展, 以多渠道开展创业活动, 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创造条件。
(二) 以制度创新治理城镇贫困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严峻的反贫困任务, 扶贫外, 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扶贫, 1. 深化国企改革, 落实企业自主权, 就业于国有企业, 城镇贫困, , 通过提高国企效益, 2. 建立、 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城镇贫困问题的日益突出, 都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以强化转轨时期社会的保障功能, 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一系列诸如社会保障覆盖面与实施范围狭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资金收缴难、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机构不统一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 最重要的是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 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具体内容主要是推行和改进两条保障线制度:第一, 建立最低工资保障线, 用以解决因企业经营困难或临时性停产、半停产而拖欠的职工最低工资的发放问题。目前许多企业并不让职工下岗, 以防有生产任务时无人干, 但又不给工人最低工资。对这种企业要用行政、法律手段保证职工最低工资; 第二, 设立最低生活保障线, 保证城镇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的政策措施和规定, 但由于设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供给主体———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自身经济效益不好, 再加上缺乏检查和监督, 这些措施和规定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所以今后要变革主要由企业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状况, 而改由政府统筹, 并强化监管, 提高实施效率。
(2) 变企业保障为社会保障。我国原有的福利保障体系是以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企业保障, 而非真正的社会保障。企业保障是与原来的城市经济体制相一致的,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以企业为单位的福利制度的弊端和局限性表现了出来。首先, 这种福利模式很不公平, 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 福利保障也好, 效益差的单位, 福利保障也差, 这使整个社会福利支出向高收入者倾斜; 其次, 这种福利保障模式只保就业不保失业, 起不到救助贫困者的作用; 其三, 这种福利保障模式使得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的福利水平很不相同, 阻碍了职工的自由流动。今后要从三个方面着重对我国传统的企业式的福利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第一, 变企业单位办社会为社会保障社会办, 实现管理服务社会化; 第二, 打破所有制界限, 实现城镇社会保障一体化; 第三, 不以就业状态而以实际生活水平为依据建立遍及全社会的社会救助体系。
(3) 拓宽筹资渠道, 实现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转型发展时期社会保障的任务非常繁重, 所需的社会保障资金量也十分巨大, 但传统的福利保障资金来源过于狭窄, 远不适应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 导致社会保障资金供需失衡, 社会保障标准偏低。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筹资方式进行改革, 变国家企业全包的单一筹资方式为政府拨款、企业缴费、个人积累、社会募捐与开征社会保障税相结合的多渠道筹资方式。此外, 为解决长期在传统体制下工作的国企职工没有养老资金积累的问题, 还要考虑拨出部分国有资产作为他们的养老基金。
(4) 建立集中、规范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政事不分、法制不健全等许多弊端, 当前亟待解决的管理问题首先是统一社会保障的政令、政策和法规, 避免政策、法规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混乱, 以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其次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统收统管机制, 以统一资金收缴、统一资金使用、降低管理成本; 第三是以政事分离为原则, 建立起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机构与资金运营机构分离、社会保障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离的精干、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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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 加强再就业工程建设 失业和就业不足是城镇贫困的一个主要成因, 因此, 解决城镇贫困的根本出路之一是促进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自1995年4月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报告之后, 从中央到地方都针对下岗、失业问题出台了一些政策, 大体包括:第一, 控制下岗总量, 规范下岗程序, 企业恢复生产时优先安排下岗职工, 夫妻同在一个企业的不得同时下岗, 军烈属、市级以上劳模、残疾人、因工致残以及女职工怀孕、分娩、哺乳期内不得下岗; 第二, 各行业主管部门及部分控股集团公司和企业视需要与可能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 再就业服务中心用于保障职工生活的资金实行“三三制”, 即财政、企业与社会统筹各负担三分之一。第三, 新企业安排下岗职工达到60%以上的三年内免交所得税、营业税先征后按一定比例返还:企业招用下岗、失业职工并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安置补贴; 下岗职工持下岗证兴办企业可简化注册手续、免除行政收费; 补贴。第四, 对下岗、失业职工采取谁家的孩子谁抱的办法, 、置。第五,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调控与管理, , 按“先城镇后农村; 先本地后外地; 先省内后省外”, 为本地下岗、失业职工腾位换岗, 但是, 应该指出, 这些措施只治标而未治本, , 并不能根本解决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说除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外, 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的主要障碍并非因为社会或政府不重视, 也非确无就业机会, 而是劳动就业体制方面的问题。
因此, 如何从就业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角度进行城镇扶贫就成为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中的职工, 消除身份歧视, 以解决因所有制、职业身份地位不平等引起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具体地说, 就是解除国有、集体、私营职工的所有制身份, 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固定工的身份差别, 统一所有职工身份, 统一福利保障, 所有职工与用人单位都是聘任与合同关系, 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中工作的职工在劳动权力、人格尊严特别是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2) 逐步消除各种阻滞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前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是户籍制度和地方保护主义, 其核心是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的户口限制。这种户籍隔离既使城市职工产生户籍优越感, 对工作挑挑拣拣, 又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下岗职工的流动就业。目前我国城乡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虽有所松动, 但在劳动用工上仍采用“堵”和“赶”的办法, 这种做法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今后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逐步消除劳动流动的制度障碍, 改革单纯进行行政控制的办法而综合采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 其中特别是经济手段选优汰劣, 使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化, 而低素质人口则流向劳动密集产业或第一产业。
(3) 改进再就业工作, 变单纯的政府安置为职工自主择业、政府引导、资助, 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再就业工程不是重建铁饭碗, 其重点应是建立再就业新机制。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 大包大揽既不可能, 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再就业工作要改变以往过分依赖原企业、依赖政府机构的倾向, 而改为由社区组织、政府资助、职工自主择业相结合。为使隐性就业公开化, 要改革就业管理, 将已持续稳定就业者由隐性就业变为公开就业, 并逐步改变撒胡椒面式的平均主义发放补助金的办法, 下岗生活补助费的发放以实际就业状况和生活水平为依据, 对多次拒绝再就业者停发补助费。
(4) 统筹协调、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发挥劳动力市场作用。目前的再就业工作从组织实施上说, 主要由劳动部门承担, 但相对繁重的就业任务, 其力量是薄弱的。而应该能为就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事、工商、社区组织和工会却缺乏协调与配合, 就是专门的职业介绍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大。所以今后要在体制上加强领导与协调, 改变各部门机构在管理、政策投入方面的分割状况, 特别是要加强再就业服务机构建设, 解决其经费来源问题, 同时加强立法和监管, 制止其乱收费现象。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 对确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机构可依介绍成功人数给予经费支持。此外, 还要加强全国劳动用工信息网络建设, 以现代化的手段提高服务效率。
(三) 以人力资源开发治理城镇贫困
政府城镇扶贫战略构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是,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市场经济条136
件下, 劳动者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与个人素质呈正相关关系, 而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则取决于其所受的教育。从现状看, 我国城镇贫困人口共同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素质差, 不但文化水平低, 缺少一技之长, 而且生活态度消极, 这使他们易于下岗、失业, 再就业困难。1997年全体城镇失业人员中, 初中以下学历的占6213%,
? 高中以下的占9519%, 大专以上的失业者只占411%。μ另据广东省劳动部门对两万名国企失业职工调查,
60%的人承认再就业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专业技术。实际上不但下岗职工素质低, 在岗职工素质也不高,111亿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中, 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 由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竞争加剧, 各行业对低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降低, 从长期看, 这部分职工在就业市场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未来我国就业和反贫困的压力相当大。
对策来自于问题, 城镇下岗、, 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素质, 对此, 政府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下岗职工再就业, , 增强职工再就业能力。60、促进另一方面积极提供资金支持。德国政府在1969年7月颁布。美国早在十几年前就注重再就业培训, 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了《美国再就业法案》。目前美国政府每年向就业培训计划拨款70亿美元。法国、德国、英国每年培训费也很高, 分别
ω 为170亿法郎、80亿马克和30亿英镑。μ我国从业人员素质低, 下岗规模大, 本应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 但由
于政府投入不足, 培训机构收费较高, 虽有不少培训机构, 但实际培训人员并不多。所以今后要加大政府投入, 调低收费标准, 资助下岗职工受训, 以迅速增加受训人数。限于目前条件, 为使培训更有效率, 应改变目前重学历教育、轻实用技术培训的倾向。当然对下岗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并不仅是技术、技能培训, 更重要的还要加强下岗、贫困居民的家庭文化建设, 引导、教育他们下岗不失志, 破除依赖、保守、懒散的意识与习惯, 积极向上, 自强自立。
注:①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4年为7000万,1995年为6500万,1996年为5800万, 但许多研究者认为实际数字要多一些。
②下岗即变相失业。关于下岗有许多不同定义, 现在一般指的是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 并不在本单位从事任何工作, 但仍与用人单位保持劳动关系的状态。下岗人员又可分为下岗无业人员和下岗隐性就业人员, 前者是真正的失业。失业则除下岗人员外, 还包括已达就业年龄、从未就业、非在读学生的无业人员。
③国家统计局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8年第34期。
④较为集中地探讨城镇贫困的文章有:张问敏、李实《: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的经验研究》, 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张茂林、程玉申《社会转型时期城镇贫困人口特征:、成因及测度》, 载《人口研究》1996年第3期; 人口研究编辑部《城镇贫困人口问题》:, 载《人口研究》1996年第5期; 朱庆芳《:城镇贫困阶层和解困对策》, 载《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1期; 王时涛《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载《学术界》1998年第2期; 于祖尧等《中国转型时期的个人收入分配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第3072320页。
⑤关于贫困, 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概括起来, 大家对贫困的定义大致有单项和综合两大类, 单项定义注重物质生活, 认为贫困即是物质生活困难。如汪三贵认为“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 缺乏劳动力再生产的
(贫困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物质条件, 或者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 ; 郭犹焕、蒋路安也认为贫困表现为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1990年7月) ; 综合类定
义则认为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 还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如吴忠认为仅仅指出经济意义
(开发研究》上的贫困是不够的, 还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贫困。《1992年第3期) ; 林闽钢认为“贫困是经,
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 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
(中国农村经济》状况”。《1994年第4期) ; 康晓光则认为“, 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 在这种生存状态中, 人由于长期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 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
(中国贫困反贫困理论》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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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贫困人口数字,1993年、1994年为1200万;1995年有两个数字, 一是以五等分法得出的1242万; 一是以生活资料基数法得出的1500万;1996年则为1176万人。
⑦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洪大用等人的估算数最多, 为5000万人。详见《中国扶贫之路》,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第185页。
⑧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每年约6000万, 其中收入水平低、生活极困难的约1000万。
⑨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人数直线上升,1991年失业职工人数为10万人;1992年增加到34万人;1993年为103万人;1994年上升到187万人;1995年又上升到564万人;1996年国有、集体企业下岗人员为89116万人, 其中下岗无业人员688万人, 预计到1998年全国下岗人员总数将达1500, 至2000年则可达2000万人。根据全国统计资料及天津、南京等地的样本材料, 40%, 换言之, 60%的下岗职工处于真正失业状态。199738%。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在建立、, , 据统计,1997年多元, 55%。
⑩:,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第309页。?λ 王时涛:, 载《学术界》1998年第2期。
ωξψλ λ λ 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ζλ 《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λ 改革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80年代中期以前,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均状态,197821981年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1520116;198121986年为011620119; 198721991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上升, 基尼系数为012020123;19922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基尼系数从0125增加为0130;199521996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得到控制, 基尼系数连续两年为0128。但由于统计局的这种抽样调查极难包括高收入家庭, 近年来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应该比上述数字大。由此,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说法, 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认为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137, 有的学者则认为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1434, 还有的学者认为,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14。以上基尼系数虽不太精确, 只是估计数, 但大致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化状况, 如再从实际收入看,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更是显而易见。据调查,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为219倍, 到1994年扩大为318倍,1996年为412倍。
|λ 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第424页。
}λ 杨胜刚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 第233页。
～λ 马洪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721998》,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第167页。
υμ 1998年1月北京市环卫局以月薪800元的价码专门对北京下岗职工开展“职业援助”, 却没招来一人。南京市各单位共清退4000名农民工为下岗职工腾位子, 也只有1000名下岗失业工人报名应聘。据南京市城调队1998年初的调查, 在212名下岗职工中, 有30人把白天时间主要用来做临时工, 有36人主要去找工作, 有3人参加职业培训, 有140人主要做家务, 有21人打牌下棋, 有98人看书看电视, 有36人无所事事, 积极想法解决就业问题的为数不多。有的下岗职工找工作时往往问累不累、脏不脏、离家远不远, 还有的总想找份比原来更好、更体面、拿钱更多、更稳定的工作。
?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177页表5-38计算。
ωμ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国外促进就业面面观》:, 载《经济时报》1998年4月6日第7版。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杜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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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中国的贫困人口
揭开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之谜
【字体：小
作者：百门渔夫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4664 更新时
间：200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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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制订有自己的“国家贫困标准”，每个国家的“国家贫困标准”和“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以人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政府！因为政府负有救济贫困居民，使其摆脱贫困和饥饿的责任。
中国有多少极度贫困和贫穷人口？2008年之前，众说纷纭。
苏东和中印转型的另类观察之九：联合国和世行大幅调高中国贫困人口比例
三百门渔夫
一
没想到中国民众这么穷！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根据其联合进行“国际价格比较”（ICP）项目，以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各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和贫困人口后，大幅调低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和平均购买力，大幅调高中国极度贫困人口的比例。
联合国与世界银行为全世界制定的贫困标准分两级，极度贫困（赤贫）人口：按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贫困人口：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制订有自己“国家贫困标准”，每个国家的“国家贫困标准”和“国家贫困人口比例”，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以人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政府！因为政府负有救济贫困居民，使其摆脱贫困和贫匮、获得生活尊严的责任。
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其“国家贫困标准（贫困线）”定在PPP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与2美元的区间内，每年调整“国家贫困线”，印度将“国家贫困人口比例”保持在20%以上，越南将“国家贫困人口比例”保持在15%以上；巴西的“国家贫困标准”为PPP人均消费2美元，贫困率16.6%（俄印越的背景资料参阅：苏东和中印转型的另类观察之一至之八：
http://sanbaimen.blog.hexun.com/）。富裕国家多数以低于国民平均收入的40-60%左右为“国家贫困标准”，将“国家贫困人口比例”保持在在10%以上，欧盟区的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贫困人口在9%-18%之间，美国的贫困人口保持在12%以上；俄罗斯贫困人
口比例13.4%；日本贫困人口比例15%，韩国贫困人口比例14.6%。
二
中国是全球“国家贫困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国家贫困标准”是人年均纯收入785元（农村为人年纯收入683元人民币），国务院扶贫办2007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2148万人，全国贫困人口不足4000万人，“国家贫困人口比例”约3%。
按世界银行依据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标准，中国有多少极度贫困和贫穷人口？2008年之前，众说纷纭，因为中国拒绝参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的“国际价格比较”（ICP）项目。没有实测数据，世界银行只能以学术上估测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测算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和贫困人口比例，得出的结论是，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则达到了6760美元， PPP人均一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人口的比例是：1990年33%，2004年减少到10%，2007年减少到了7%。
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搜集的分布在全国的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的涉及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据这些调整收集的数据，2008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分别公布了《国际比较计划》报告，指出过去高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调中国的购买力水平、大幅提高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是；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以每天PPP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2亿，占全国人口比例15%。中国购买力平价的转换因子是0.42，2004年平均汇率约8.5，转换后，购买力平价（PPP）1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在下一轮调查和统计数据出来并重新评估前，联合国、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以此数据为固定转换因子）。也就是说，2004年，在实际生活中，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3.6元人民币！！
2007年，中国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1美元，3.6元人民币的赤贫人口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2美元，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国际比较计划?中国》报告在“人均居民实际消费”一节中说：住户实际消费是指住户自身购买与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和教育服务之和，是广义的住户“福利”。很多“GDP 富裕国”是“消费贫穷国”，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中国GDP 的很大部分是净出口和资本形成，而不是住户消费。
附：文章中提到的世界银行数据 来源参见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EASTASIAPACIFICEXT/CHINAEXTN/0,,contentMDK:21639761~pagePK:141137~piPK:141127~theSitePK:318950,00.html 转：中国的贫困状态今天仍然不可忽视
石行
中国极度贫困人口2亿，贫困人口超4亿，极度贫富悬殊超印度。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是；以每天PPP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为标准，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2亿，占全国人口比例15%。在实际生活中，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3.6元人民币！！
2007年，每天平均消费不足ppp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数，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日本的基尼指数是0.25，欧洲是0.32，印度是0.33。
今年官府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而中国官府不仅仅收税，还收费，这些费包括官府垄断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罚款...等等，而且这些收费超过了缴的税，“费大于税”的说法也就是这样来的，也就说今天官府收的各种费将不少于60000亿。60000亿的税收加上超过60000亿的收费，两者加起来中国官府的总收入将超过120000亿。超过日本政府总收入的一倍，而同时中国的GDP总量仅为日本的约一半。
中国官府的税加费总量超过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超过9230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超过：36923元。而2006年，约9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还不到3600元。换句话说，政府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的全部收入。另外中国没有福利制/度，有的只是负福利制/度，比如人口数量不及1%的有权优势的高干们享受中国80%的“福利”，而真正需要福利的贫穷的农民福利最少，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正福利，通过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就中国这种通过负福利拉大贫富悬殊。
中国的人均GDP仅有美国的1/20不到，而奢侈品消费却与美国相当。可见中国的贫富悬殊差不多是美国的20左右，近代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达到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另外中国还有3万多亿垄断企业搜刮的民脂民膏上缴给官府的利润。什么是官僚剥削，这就是血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印度仅为0.33。中国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已相当不均。
新华网上海９月１４日电（记者 俞丽虹 ）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发给本社记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未来１０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可能会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二。安永的研究报告预测，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２０％；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５年年增长率为１０％左右；２０１５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１１５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２９％。一目了然的数据映衬出这6年“亲民新政”的实际情况。
一目了然的数据映衬出这6年“亲民新政”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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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连仰望星空的权利都没有了。
2 楼【wsw1wsw2】 于 2008-11-20 12:25:09 评论说
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超过0.5了。(2008)
3 楼【XYC0412】 于 2008-11-20 21:35:34 评论说
黑老子一大跳,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4 楼【gzwj】 于 2008-11-20 21:37:31 评论说
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超过0.5了！这还不包括贪污，其他黑色，灰色收入。
5 楼【田夜】 于 2008-11-21 20:01:58 评论说
数字最有说服力
6 楼【sdgm】 于 2008-11-22 15:38:31 评论说
楼主何其毒也
洋人跟洋奴们骑在俺的脖子上拉屎，俺忍了，谁让俺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盛世”呢？ 计划生育让俺断子绝孙，俺忍了，谁让俺们黄皮肤的华人（甚至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横跨欧美外加澳洲的白皮肤的“上帝的子民”呢？
虽然抬头看看这天，已没有阿Q哥时那样蓝，可俺也没有丝毫的抱怨。
富人呼吸的空气俺偶尔也能呼吸上两口，俺觉着俺能跟富人这样“和谐”已经很不错。
千不该万不该，楼主不该剥夺俺追随俺的阿Q哥的权力！
俺要控诉，俺要上诉，俺不相信，在这比垃圾还多的法律中，就找不到一部法律能保证俺追随阿Q哥的权力！
范文五：城镇贫困人口 2016城镇贫困人口调查报告范文
城镇贫困人口 2016城镇贫困人口调查
报告范文
2016城镇贫困人口调查报告范文 按照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扶助贫困群体，建设幸福延安”调研活动的通知》精神，我县及时安排部署，由县委农工部牵头，扶贫、民政、街道办等部门参与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就我县贫困人口情况汇报如下:
一、贫困现状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属省级贫困县，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辖8镇2乡1个街道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中心、240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万人。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9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农村贫困现状
按照省定16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约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19687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21090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非重点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约4910人。
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这些地区生存条件较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扶贫难度很大。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
全部经济收入的90%以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困人口约85%以上;养殖业占全部经济收入的2%、从事养殖业的贫困人口为5%;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经济收入的7%，其中从事服务业的占3%，外出务工人员占7%。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占24%、45岁以上占%、18岁以上占%、16岁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初中学历占38%、小学学历占%、文盲19%。
农村贫困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险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来，移民搬迁35处、931户、4291人，脱贫万人。
2、城市贫困现状
按照生活保障线标准，我县城镇“三无”人员166人;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岗职工370人，失业人员436人，零就业家庭46户，分别占贫困人口%、%、%，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的家庭292户，城镇贫困户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无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户，5240口人。
3、贫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县城乡贫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我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区域。这些地区资源缺乏、基本生产生活
条件恶劣，没有形成主导产业，有近30%的农户用水、吃粮、花钱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暖而复寒、饱而复饥的情况也较为严峻，刚刚脱贫不久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可能重新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多，整体素质差。贫困人口由于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现代科技意识、商品意识不强，自给自足思想严重，再加上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弱，外出务工受限，发展产业项目受限，创收门路非常有限。三是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资金投入较少，如今年连片开发的三个贫困村，每村100万元的资金量，50%用于贫困户的产业扶持，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资金只有50万元，只能用于贫困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城镇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倒闭，下岗职工增加，并且这一群体大多年龄偏大，职业技能不符合社会需要，再就业难度大，无收入。二是城区失地农民，从业难，生活无。三是部分家庭因灾因病致使家庭负债，生活困难。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来，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贫困人口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城乡贫困人口扶贫优惠政策，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贫、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一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XX-XX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万元，共启动实施扶贫重点村72个，农村安全饮水9处，集雨窖灌3394眼;组织实施贫困人口搬迁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贫贴息贷款6390万元，建立互助资金协会11个，投入社会扶贫资金万元;组织培训转移输出贫困户剩余劳动力1036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4万多人次，这些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全县贫困人口由XX年的万人下降到万人。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镇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户，5240口人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城镇人口的%。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万元，实现了困难居民保障全覆盖，做到了应保尽保。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工作，临时救助126人，发放救助金万元，大病救助121人，发放救助金万元。积极组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家政培训，组织引导无业居民再就业。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自然条件差是我县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决策、安排资金项目时，首先要优先照顾到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实现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加快发展老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整体水平，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保证。同时，加大小额信贷、互助资金支持力度，重点解决贫困人口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
2、实施移民扶贫,改善恶劣生存环境的人口居住条件。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按照市上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移民搬迁必须向县城、重点镇、社区集中，而我县重点镇、社区主要集中在塬面乡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乡镇，计划在洛河峡谷地带规划一些社区，把移民搬迁的重点向川道社区辐射。
3、加大对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教育扶助的力度。加大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投入，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使大多数贫困人口掌握一至二项实用技术和操作技能，为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对贫困农户子女就读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每学年给予一次性补助或提供助学贷款，以此进一步缓解低收入农户的子女教育费用压力，促使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真正解决低收入家庭的脱贫问题。
4、创造条件拓宽城镇贫困居民的就业渠道。一是招商引资创办工业企业，使下岗职工、失业青壮年开创优惠政策进入厂矿企业工作就业。二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组织培训，使无业人员掌握一定的技能，发展劳务输出。三是对确无劳动能力的，做好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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