芊芊前男友就是我
范文一：阶级 国家和社会革命
第三章 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基本形式。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
第一节 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阶级的起源、实质和阶级的历史发展：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列宁的阶级定义既指明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指明的阶级的本质特征的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阶级与等级、阶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作用：阶级斗争是指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动力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中，成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实现社会形态质变的直接动力；同时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
三、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结构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而是从存在阶级到消灭阶级的过渡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二节 国家
一、国家的起源、本质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同阶级一样，国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国家的类型和形式：国家的类型和形式，就是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就是指国家的根本制度，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些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历史上有过四种国体，即奴隶主专政的国体、封建主专政的国体、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不同的国体各有自己的不同的政体，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是新型国家，主要是因为它有着全新的阶级内容，有着全新的历史使命，体现了新型民主的新型专政的统一，它是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工具。
第三节 社会革命
一、社会革命的实质和作用：马克思主义通常讲的社会就是政治革命，即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使个社会形态发生质变和飞跃。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革命的深刻根源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和平发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革命。
二、社会革命的条件、类型和形式：社会革命的发生需要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革命的客观条件是社会基本矛盾及阶级斗争发展到尖锐化时所具备的讲客观条件的总和。社会革命发生的主观条件是，革命阶级和革命群众的觉悟空前提高，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革命阶级的组织程度大在提高，革命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能够制定和实行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历史上发生过不同类型的社会革命，即新兴地主阶级领导的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三、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关系：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是表征社会进化和变革的两个概念。改良是在统治阶级保持其统治地位下，对社会生活某些部分或环节的局部的改善，是社会发展的量变形式，一般不采取暴力的形式。改良是社会发展的中的普遍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走向社会革命的一个步骤。社会革命是最彻底、最深刻的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质变形式，一般都同暴力的形式相联系。
四、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统一。自然科学革命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飞跃。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中影响全局的带根本性的变化。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科技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又促进科技革命。
范文二：国家与社会革命
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是历史社会学的名著。1979年发表之后，很快就变成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从现代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它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读物。它通过比较中国、俄国和法国导致近代国家转型的剧烈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原因、过程和结果的比较历史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国家转型和制度变迁的普适性命题。由于中国还没有译本，基于此，本文在这里作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时，还附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提出全书分析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对社会革命的定义和几种流行的“革命”理论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分析框架;二是展开全书的三个分析原则:即结构观点;国际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国家潜在自主性观点。三是提出贯穿全书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章，主要探讨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旧体制下，革命形势出现的结构条件和历史条件。第二章探讨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第三章分析农民状况及农民造反的可能。第三部分以国家建设为主要命题，探讨革命危机所引发的冲突如何导致社会革命的结果。该书的结论部分回应了第一章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革命观进行了谨慎的预测。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 对社会革命的理论探讨
这一部分是全书展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作者首先对社会革命的含义和影响进行了说明。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剧烈、迅速而根本的改造。是近现代历史的罕见现象。伴有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暴动。是社会结构变化与阶级变动的重合，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重合。作者提出要注意区别“造反”和“政治革命”: “造反”不会导致结构变化。而“政治革命”只能改造国家结构但不会改变社会结构，也未必要经由阶级冲突来实现。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变革与政治结构变革相辅相成、同时发生，并透过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产生。其中阶级斗争起关键作用。社会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近代以来各国爆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各国的国家组织、经济结构和支配性意识形态。增强了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激发了新兴国家的雄心。 为了寻找对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模式，作者对几种流行的“革命”理论进行了评析，以深化对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为革命不是孤立的暴力或冲突事件，而是结构矛盾中的阶级运动。是生产方式中社会力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脱节。这种脱节即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冲突。二是聚众心理理论。它从民众的心理动机解释革命。革命源于“相对剥夺”感。三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认为革命是思想运动对社会系统严重失衡的激
烈反应。一个正常没有危机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和谐的社会系统”，由一组有内在联系的制度构成，其功能能够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革命首先改变社会核心价值取向，一般是异物从外界介入的结果，使价值观和环境不协调。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系统重构。四是政治冲突理论。认为革命是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成功的革命是政体内部联盟的形成。强调有一定政治资源的组织团体参与的重要性，关注政府和各种争夺权力的有组织群体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提出本书的“社会革命”概念。它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冲突的思想。认为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是表面的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在成功的社会革命转变中，阶级冲突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起着主要作用。特别是农村的阶级冲突，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革命所实现的全面社会政治改造。此外，该书还吸纳了政治冲突理论的一些观点。认为革命从形式上看是基于团体组织及其所能掌握的资源而展开的集体行动。因此，要研究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阶级成员所能形成的组织和所能获得的资源。
在对“社会革命”的概念进行充分的解释后，作者提出自己分析社会革命的几个基本理论预设。即结构的观点;国际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观点;国家潜在自主性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分析基础。
作者提出结构的观点意在区别意志论、目的论。认为上述四种方法都存在有这一缺陷。革命是由有目的运动造成的，阶级意识对实现革命很重要。社会变化导致不满和迷茫，产生新阶级或团体利益或潜在能力;形成明确的借助意识形态和组织并以群众为基础的运动，并着手建立政权。社会秩序是基于共识，革命的根本和充足条件是共识的取消。作者认为这些观点不注意探索革命的客观结构问题，实际上“革命运动很少从一种革命意图开始，它完全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的过程和结果都难以设计和安排。“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革命和冲突是由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条件促成的，并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革命冲突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任何参与团体不能预见、期望并未必符合其利益。所以应该寻找革命中的“重大规律、制度范式、历史范式和冲突范式，”搞清革命形势在旧体制内部出现、不同处境的团体受到客观制约而行动的复杂组合，搞清楚社会内部由制度决定的各种局势和团体关系，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任何阶级或精英团体都不应根据他们的观点或行动来阐述社会革命的进程或结果的逻辑。
强调发生革命的国际和世界历史背景，其实是结构观的放大。前面虽然强调结构，但不能孤立考察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要包括对国际和世界历史等宏观结构的考察。特别要注意两个因素:一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国际关系同一个国家旧有的阶级结构和政
治结构交错;历史上形成的跨国经济影响各国经济发展。二是竞争国家的国际体系所决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欧洲是一种大陆性的政治结构的发源地，其地理扩展和财富增长不能简单被挪用。国际军事和均衡提供了完成社会革命的特定“空间”， 影响革命紧急时刻的事件发展。此外还要关注“世界时间”的影响。后发国家革命的领导者会受到早发国家革命进展情况的影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会插入两个很相似的革命期间。总之，作者强调以革命为中心议题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跨国结构背景下进行的。应该将旧的政府体制以及后来新兴革命政权与国际舞台的交叉点作为观察点。 全书以国家为考察中心，把国家理解为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自主组织。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从社会中产生的新国家组织的结构与活动，是在革命冲突中注定取胜的社会经济力量或社会文化力量的利益体现。国家是特定阶级争夺基本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舞台。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受内在的“选择机制”的控制，国家的活动相应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作者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得出自己的自主性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一种自主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并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或政体中全部成员的利益融为一体。国家可能同支配阶级争夺资源。国家通常履行两类基本职能:维持秩序;同其它潜在或实际的国家竞争。在性质上，国家“是以行政权威为首的并由该行政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妥善协调的一套行政、治安和军事组织。”国家通常维持现存的经济和阶级结构，因为这是阻力最小的推行秩序方法。有两种现象制约国家，一个是社会阶级结构，一个是各国的实际地位。国家卷入国际国家网络正是国家在行动上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基础。 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多变项分析方法。提出、检验和改进有关宏观单位的事件或结构的因果解释假说。适用于只有少数实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它同自然历史研究方法区别开来，一个确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而不是描述革命;一个则描述革命进程中典型的特有周期或阶段序列。
第二部分(第二、三章) 政治危机与农民造反
第二、三部分共同构成全书论述的总体框架。第二部分是对革命发生前的社会危机等背景因素和作为社会革命基础的下层农民造反动因和过程的分析。
三国的旧体制都是完善的帝国国家，即君主为首，中央协调，职能分化并具有一定渗透能力的行政和军事体。以庞大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上层地主阶级居于支配地位，市场经济有所发展。支配阶级在维护其阶级地位和特权上依靠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但也利用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来谋求私人财富。君主与上层地主阶级客观上存在利益冲突。专制国家以维持国内
秩序和与外敌竞争为基本职能。革命的发生源于旧体制国家结构和局势的特殊政治危机。首先是国际形势的挑战。而在君主对此作出应对时，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使其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从而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及其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崩溃。
作者比较了法国、满清帝国和沙俄帝国发生革命危机的背景。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成为绝对君主制国家，但其国家结构依然复杂，新的国家政治系统和旧制度结构并存。经济上法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农业的滞后影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波旁王朝存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支配阶级。而政府官员同支配阶级的勾连进一步削弱了王权。就满清帝国而言，侵略的欧洲列强迫使中国进入一个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但传统中国的现实状况阻碍着任何中央创新的成功。人口增长抵达农业经济的极限;帝国政府的财政和行政能力愈益虚弱;在外来侵略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帝国的权力分配走向了地方主义，不得不认可地方士绅的某些超越性越权。20世纪初，帝国的改革努力进一步削弱了脆弱的中央权力，加剧了士绅与满清专制统治之间的紧张状态。沙俄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力落后国家，1861年改革意义重大，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制度现代化，其解放农奴的措施进一步释放了社会能量。沙俄土地贵族软弱，政府掌握了对贵族的支配权。1890年代，沙俄实行了国家强制下的工业化方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迅速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同时农业增长缓慢。
总之，三国的农业结构侵害了专制的和早期官僚制国家组织，束缚了君主政府在资本主义竞争世界的行动能力。在法国和中国，强大的上层支配阶级遏制了现代化的起步。而俄国软弱的土地贵族无法遏制自上而下的革命。国家推进的改革都受到阻碍，最后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夹击下导致君主专制的垮台。
在正面描述革命危机的基础上，作者将三国的情况同普鲁士和日本作了比较。普鲁士和日本在面临外来威胁时进行了成功应对，他们在传统合法性的名义下自上而下实施了旨在调配更多资源的改革，从而避免了社会革命。而法、俄、中的旧体制君主政权被证明无力充分的进行根本变革。比较的结果证明，一个国家面临外部竞争时，能否成功的应对，看君主政府能否迅速从社会中动员资源，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否则，国家要么败于外来战争的冲击而瓦解，要么由于政治势力强大的地主阶级反对君主动员资源或进行改革的努力而垮台。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内部的小规模调整，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高度官僚化中央政府。原因是德川时代的日本没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的上层地主阶级。同时，德川政府已经达到了不寻常
的官僚合理化程度。明治维新是在现存官僚阶层内部进行的，不牵涉拥有政治权力而抗拒政治集权化的地主(德川时也根本就没有这一阶层)利益。日本明治维新是政治体制内部结构的自我转换，并不摧毁现存政治结构，是一次集权建国政治革命。而1807,1814年的普鲁士改革，是一种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土地贵族的抵抗有限。原因是贵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与官僚制的秩序、体制和效率融为一体。国家有较强调适能力。
法中俄三国都发生了社会革命大变动，而普鲁士和日本则透过专制政治权威自上而下的改革，平稳实现了国家的政治革命。对这种不同命运，主要看农业生产关系和地主支配阶级侵入国家组织的方式，以及各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的严峻程度。如果上层地主阶级在高于地区的层次具有制度化的政治实力，即具有与统一的财政和军事治安职能的王权行政机构相对的实力。那么如果存在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在行政机构中盘根错节的地主阶级，当这些阶级尝试反对专制政府的现代化改革时，就会导致推翻君主制，促使行政和军事组织崩溃。从而，外因诱发的政治危机就会发展成为社会革命形势。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强大的地主阶级，如日本和普鲁士。旧体制国家又有较高程度的官僚制，那么外因诱发的危机有可能透过有限的政治斗争，即在原有的统治精英和行政结构内部解决。
农民造反是三国社会革命共同的构成要素。仅有社会政治危机还不够，只有在政府监督和制裁中断，同时发生了普遍的农民起义时，革命才能爆发。农民起义摧毁了旧的农村阶级关系，促进和巩固了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革命发生在农业国度，农民是主要的生产阶级，没有农民的造反，城市激进主义者不可能实现社会革命改造。因此，农民的态度和行动在国家危机时有关键作用。广泛的农民暴动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础。研究农民暴动的展开要考察农村秩序的政治结构，考察地方政府的性质及其与中央政治权威及代理人的关系，要考察农民在农业经济和地方政治,阶级关系中的结构状况。具体而言如农民村社的团结程度和类型，农民摆脱地主和及代理人监督和控制的自主程度;国家镇压农民造反的强制措施的懈怠等。
理解法国农民革命要把握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一方面国王的行政机构渗入地方，取代领主;另一方面农村村社仍起着自治的作用，领主控制领地的司法权和各种税收权力。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社会上层四分五裂，农民透过传统的村社组织动员起来进行暴动。法国农民革命没有激进的反财产的造反运动，但领主的权利和控制被废除。在俄国，1861年的农奴解放为1917年农村革命创造了条件。并且使国家的渗透能力增强，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衰落，而农民村社仍保持集体习俗和政治独立。俄国的农民革命不仅废除了地主的地
租权利而且夺取和分配了大部分私有财产。中国是最明显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后，士绅在基层掌控并剥削农民，农民没有可与地主抗衡的村社组织。由于王朝衰落和政府混乱，农民陷入极度贫困。通过中共的动员和组织，中国农民成为反对地主和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导力量。英国和德国没有实现成功的社会革命改造，这同两国的农村阶级和政治结构有关。
第三部分(四、五、六、七章) 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
社会革命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改造过程。革命的过程和结果的中心议题是创建新国家和新组织，核心是组织建设、社会结构改造、制度建设等内容。在中、法、俄三国的王朝体制崩溃后，都力图重建全国秩序，巩固自下而上的阶级变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格局，提高各自国家对抗和战胜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和自主权。
革命的国家建设需要考虑一些基本的方面。政治领导团体是国家建设的主体。在革命动乱时期，政治领导团体的兴衰，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成功的在危机环境中创建和利用政治体制。革命领袖团体需要具备创新行政、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的能力，具有调适能力，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确立一个有内聚力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它是理解革命后果性质的钥匙。但革命所完成的任务和巩固的新体制，常常不同于最初的意识形态目标。 社会革命完成了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革命造成了法国国家结构和职能的变化，推进了政治和司法的转型，即官僚化的、民主化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法律架构的出现。特别是拿破仑的新体制，使公民获得基本权力，社会向现代转型;行政机构规模扩大。还建立了统一的国库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制度、国家管理公共金融的制度。形成了中央任命的高级行政和司法官员体系，国家触角向基层扩展，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密切和理性化。俄国的社会革命导致了一党专政国家的出现。沙皇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强国家，沙皇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大的社会动乱。这种整体崩溃的实际，同抵御反革命及外来入侵的严峻现实，使新国家的制度模式具有下属特点:官僚层级制，注重专家特权，对民众特别是农民实行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控制。俄国革命的后果是产生了一个全盘集体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体制。法俄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共同点:自发独立的农民造反使反革命无法得逞;自由主义体制无法稳定;革命政治运动无法在农村立足;为反击国内外敌人，建立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领导团体强大的国家组织，而其紧迫性又导致了更集权和更官僚化的体制。时代不同也导致两国的相异之处。俄国的大众动员型革命政党导致了国内的深入改造;而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国在欧陆的强大容易使其革命动员转向军事扩张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转向国
内由政治决定的深入改造。
在法俄，革命国家组织主要借助于城市平民的支持建立，并透过行政层级系统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而在中国，农民始终不仅是革命的造反力量，而且是巩固革命政权的有组织的民众基础。满清帝国垮台后，乡绅仍然控制基层，军阀支配地方大权。这给革命国家建设者造成了障碍，直到懂得了利用农民造反的巨大政治能量，才完成了革命。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中国大众动员型党制国家的兴起。导致了一个更庞大、更强有力、更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但由于中共夺取政权时所累积的政治能力，特别是同农民的关系，以及中国没有现代的，以铁路和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没有效仿苏联的国家建设战略。
结 论
作者回应和强调了第一章的主题:国际和世界历史环境对影响革命的爆发和结局十分重要;要有结构的视野，重视团体和民族之间的客观关系和冲突，重视国内外的结构矛盾;重视国家组织及与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及经济状况的关系。社会革命主要围绕着革命领导团体建设国家的活动展开，而革命后果取决于革命国家建设者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状态;他们与敌对或友好的外国政府的关系，与各种阶级力量的关系。
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思考，作者探讨了中法俄三国社会革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他认为不具有普适性。因为，革命的原因因各国所处的历史和国际环境而各不相同。革命的产生和因果模式也因世界历史根本结构的变化，国家权力基础的变动而受影响。另外，国际范围的国家权力的形式和基础的改造，现代武器技术和现代官僚职业军事组织的发展，现代军事体制的纯粹镇压性功能，加上盟国互助体制，官方正规武力与非官方的民众之间的强制手段差距的悬殊等，使在现代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不太可能。
最后，作者对马克思的革命观进行了评析，并谨慎的作出自己的预测。迄今为止的社会革命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预期和道德观。他们没有充分预见到处于军事化的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作为行政和强制机器的自主权力。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不可能成功，要么“必须采取与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要“同时摧毁社会”。现代社会革命因而“很可能不是一次突变，而是一系列漫长的‘没有改革者的改革’，是由依靠群众的政治运动争取各主要政治领域民主化的来实现的”，并且要在所有的先进国家同时展开民主化运动并且逐步消除军备和实现国际和平
范文三：国家与社会革命
国家与社会革命
一、内容简介 ? ? ? ? ? ?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
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
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
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
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
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 (展开全部)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目录:
译者序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解释社会革命:现存理论的替代模式
第一节 结构性视角
第二节 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第三节 国家的潜在自主性
第四节 比较历史方法
第五节 为什么是法国、俄国和中国
第一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
第二章 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
第一节 旧制度法国:波旁绝对主义的矛盾
第二节 清帝国:从天朝帝国到帝制垮台
第三节 帝制俄国:一个落后的大国
第四节 作为反例的日本与普鲁士
第三章 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
第二节 村社革命:俄国农民的激进主义
第三节 两个反例:没有农民造的英国和德国革命
第四节 中国农的软弱与士绅的脆弱
第二部分 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
第四章 变革的内容与路径:聚焦国家建设
第一节 政治领导集团
第二节 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五章 法国“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
第一节 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节 1789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三节 战争、雅各宾派与拿破仑
第四节 新制度
第六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
第一节 1917年社会革命危机的影响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为掌权而斗争
第三节 斯大林主义者“自上而下的革命”
第四节 新制度
第七章 中国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
第一节 1911年之后的社会革命形势
第二节 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党的盛衰
第三节 共产党与农民
第四节 新制度
结论
参考文献
本书表格与图形
表格
地图
作者简介 ? ? ? ? ? ?
斯考切波，女，1947年5月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1969年获密歇根州立大
学文学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
大学。先后出版过《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世界中的
革命》、《保护士兵与母亲》等专著。曾任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主席(1996年)、美国政治科
学学会主席(2001-2003年)、现为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政府与社会学系教授。
范文四：《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曾丰又 2013013012
一、本书理论重点
《国家与社会革命》（后文简称《国家》），一部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斯考切波在本书中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论结构分析视角，对1789~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时，本书必然能够占据相当的位置。我将把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分析作为一个革命研究的引入。
我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即斯考切波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个案选取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原因的结构性剖析。第三部分是对三国社会革命后果的分析。
本书具有深刻的研究特点。历史上来看，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斯考切波开创了结构性革命分析新途径，其重点在于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非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成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我对结构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应当削弱对革命性情绪传播、相对剥夺感和价值失范的传统重视程度。对革命的分析应当回到结构性上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的重点。
其次，斯考切波强调对革命研究中多个变量的深入把握。她既反对现代化取向，也反对单一的太过简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她在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关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果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意志论的因素。
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贯穿本书的概念：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她的观点很清晰，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指出了，追求更强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阶级相竞争。所以，在此基础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主要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同时，他还运用了与反例对比来印证自己研究的结果。她一方面通过球童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确认其研究结果。
二、本书研究重点
我将进入到本书中，细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分析，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抵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回顾其革命的根源问题。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了危机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起义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1．第一部分
从上而下地考量，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在旧政权崩溃之后产物，“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出现于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她总结出了三国在革命以前的共同点：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由原生型官僚组织形成，但没有充分官僚化；三国都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的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但都建立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农民的反叛是帝国重要的威胁；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是完全地伙伴关系，但在榨取剩余财富方面，又是竞争关系；三国都无法很好地应对来自国外的压力，因为国内的政治制度性关系和紧张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在农业或非农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是主导的形式，工商业阶级与土地阶级关系密切。
但三国革命又具有不同点。大体上看，虽然三国都属于之前提到的原生型官僚体制，但是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法国和中国，地主阶级能够在帝制国家中占据到优势地位，但是俄国地主阶级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优势，“中国乡绅能够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又把内部分裂的农民置于稳固的社会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支配着地方的农村社区”，“法国的地主上层阶级也拥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拥有可以从商业角度加以利用的领主特权”，“而俄国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很虚弱，在政治上面对地位权威时，也处于依附地位”。斯考切波认为，尽管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其旧制度是在不同的具体时间和环境中垮台的，但是，仍有着相似之处：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阶级获得了与君主专制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由于其专制者都希望开启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的一直反对。于是旧制度的行政机构和军队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俄国的情况虽然最终结果也是同样的分崩离析，但是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存在，其主要阻碍是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最终君主专制垮台，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走向了瓦解。
接下来，斯考切波就日本和普鲁士作为反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日本虽然与俄国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明治维新是突然发生的，同时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阻碍，日本也缺乏政治上强大的地主（日本地主虽然富裕，但是被排斥在权利之外，这就是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影响原因）。普鲁士并不通过士绅来收税，大大限制了地主阶级的财富。同时，其改革非常地连续而微小，其冲突也在统治阶层内部，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普鲁士有着强大的官僚体系，将地主贵族作为服从命令的个人加入到整个国家体系中，并通过强大的常备军加以控制。
从下往上地来看，即强调农民在农业经济、地方政治和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对革命的影响，斯考切波加强了其论证的逻辑性。总体上来看，作者认为尽管从之前的分析来看，三国都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紧靠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社会革命。只有在政治制度出现裂缝时，农民趁机造反，给予旧制度最后一击，整个社会革命才会到来。梯利认为，“革命是整个社会中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各个孤立部分的状态“，这也证明了农民反抗的重要性。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权利和财产，整体上削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破坏了自由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为边缘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中央集权、大众参与的国际组织上的地位，实现了社会革命的改造（周立红，2006）。
在革命过程上，斯考切波并没做浓墨重彩的分析。但是她仍然提出了，革命内容重点在于国家的建设。作为革命领导团体，法国雅各宾派与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党并非仅仅是其阶级的代表，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国家建设者，是国家自主性的代表。通过他们对社会经济实现的改造，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巩固革命的成果。
2．第二部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博克诺提到，“历史重
大革命都摧毁了其所遇到的国家机器，经过多次的摇摆和实验，革命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以取代旧式国家机器，这与社会秩序变迁同等重要”。周立红认为，斯考切波在这部分的分析中避开了革命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主要是看到了三国革命带来的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相似后果（周立红，2006）。
整体来看，法国革命带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社会革命危机关头，自由稳定的局面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催生了集权化、官僚化的国家组织”。在整个革命进程期间，法国行政机构规模更加扩大，更加严格地控制着更多的职能，诸如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流动机制的控制。同时，在这个时期，政府创建了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金融。在军事系统方面，法国在这个时期加强了军官的职业化和国民军队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军官团的功能与组织结构。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能够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的法国国家。俄国在经历革命之后，产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国家，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来推动民族工业化快速实现。其实现主要因为两种力量：农民暴动和城市中的领导阶层。这个时候，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和民众，具有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权力，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了整个国家体制中去。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动乱时期的政治斗争之后，出现了一个较之前更为强啊、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共产党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有公民被纳入到整个体制中去，这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绝对集权和相对分权并存的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土地改革。
斯考切波看到，三场革命都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更加独立自主地推动着国家的转型发展。当然，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同点：法国革命之后，国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国家，维护私有制和市场关系。而中国和俄国则走向另一条道路。当然，这也是其革命性质的体现。
3．小结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可以发现，斯考切波的确是在结构性上来探讨革命问题。她先分析了第一部分政治危机中的三个方面（君主/支配阶级关系、农业经济和国际压力），再分析了第二部分中农民起义（农村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再通过逻辑上的相加，综合地分析革命的起源问题。但这是否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公式呢？斯考切波的答案是否定的。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并非是现代世界中仅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斯考切波提到，“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第一个原因在于各国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不同，第二个原因在于革命因果模式随着世界历史变迁而变化。这应当怎么理解呢？在我看来，斯考切波主要是想通过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解释：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中，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是不同的，那么革命的动因也会不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斯考切波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未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革命不会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渐进和逐步的。
三、 革命研究的演进路径
从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引入，我将对已有的革命研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并提出我对革命研究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类的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也越加深刻。社会学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出现的学科，“社会学是一门现代性学科”（盖恩，）。革命研究逐渐成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中的显学。上至托克维尔，下至斯考切波及其以后的学者，
他们对革命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当今“革命学”的基础。
整体来看，大多学者认为“革命”是“某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发生的急速转变，伴随着阶级为基础的对抗”（孔德元，2011）。亨廷顿认为，”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是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的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斯考切波认为，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只有当政治转变和社会转变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能将革命称作为社会革命。
回顾20世纪西方革命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一下的演进路径。
早期的革命研究理论带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研究性质，诸如布林顿等人的“自然历史”研究。布林顿在其著作中借用病理学的概念来类比革命。他认为，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发烧状态，在革命爆发前几代人的时间内，就可以在旧制度中找到未来的社会动荡的迹象，可称之为疾病的“前兆”。在疾病完全暴露出来之时，危机就会出现，时常伴随着精神错乱，暴力的革命者，恐怖统治，在康复期时，高烧退去，病人康复，此时革命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革命研究具有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征。
之后的革命研究主要是理论模型构建法（**涛，）。在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对革命的研究强调通过建构理论模型来分析革命，诸如“系统论”、“行为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这一种研究范式强调通过抽象建构出一套能够解释多数革命的理论。当然，这里的弊端也是很突出的，这些研究范式太过于牵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理论建构中，忽略了历史变迁的重要性，走向了强调解释力的极端。
再随后的革命研究即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目的在于确立革命发生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地描述典型革命进程。这个时期的革命研究特点在于其个案选择，既非大量的统计分析，亦非对单个革命进行描述性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方法对于对比研究的强调。这里既有求同性，又有反例验证法。这一代的革命研究调服了第二代革命理论中的非理性前提假设，强调了革命参与群众、革命前的结构性预兆和外来的军事威胁以及经济危机。在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强调了国家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走向，他提出三条现代化路线：英法美的民主道路，即农业完全商业化；日德的法西斯道路，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中俄的革命道路，即农业商业化程度极低（巴林顿·摩尔，1966）。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鼻祖摩尔的研究具有的特点——强调从不同国家不同生产关系出发，探讨是否是革命属性的现代化道路。
当前的革命研究又有了新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一般是将社会运动和革命分离以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开始互相交流，学者开始探究革命与社会运动的交集。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革命”的概念内涵变化。此时，革命有了更广和更现代的内涵：“革命是试图改变社会政治体制，并对社会政治权威进行辩护的活动及结果，结果通常伴随着危及已有权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大众动员和非制度化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代革命理论强调额诸如大众动员、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权威，将革命性质的范围扩大。
我的观点是，尽管从现在回顾以往的革命研究，难免会发现当时的漏洞，但是这也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斯考切波是非常明智的。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革命解释逻辑。当历史进展到不同的阶段，革命必然会随之产生变化。在社会科学中，无论研究者如何主观地剥离出主要的变量，也难以穷尽所有的因素。
在我看来，革命研究尽管应当考虑到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意志等因素，但更应当强调的还是结构性因素。在革命研究中，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解释效力，且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解释效力也会发生变化。这也是革命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在整个革命研究的变迁中，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学科对革命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对于革命的研究，跨学科趋势是必然。
革命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历史学分析发展到了今天的革命文化分析，中间包括了成果卓越的革命结构性分析。
革命的时代并未过去，而有些时候还“被”期盼（徐程，2012）。无论怎么看，革命研究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事实之上的，脱离不了时代的印迹。正如马克思的精妙分析，“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种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么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是毫无疑问地，革命研究一直在发展。我也相信，革命研究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占据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它是如此的重要，同人类的社会转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如何认识《国家与社会革命》在整个革命研究中的作用？
我认为，《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整个革命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出结构性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提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从斯考切波的著作中发现许多马克思的影子。当然，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这种马克思革命理论的重提也与本书的个案选择有关。《国家与社会革命》分析的革命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革命”，这种大革命显然同结构相关，更能见到的是阶级的冲突。斯考切波并非是照搬马克思革命理论，她强调了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不足，她更重视革命的后果，而不是革命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在斯考切波笔下的革命后果偏向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建设和推动现代化转型的作用，国家的阶级性质并不在她的重点讨论范围之内。同她的老师巴林顿·摩尔相比，斯考切波更加成功将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引入到了革命研究之中（相比之下，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具有太多的史实性错误），并重提了马克思革命理论。这是她对整个革命理论演进的推动作用。正如查尔斯·梯利对本书的评价，“斯考切波以清晰的架构和精细的运思对三场革命进行了极具挑战性的比较，该书值得研究、批判、检验、深化和争论”。无论我们如何批判，我们都必须承认，《国家与社会革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熠熠生辉。
四、 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斯考切波在书中基本上很少涉及到革命的过程研究，从她对全书的布局可以看出，第一部分讨论社会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讨论革命的结果。当然，她的用意很明显：强调对革命过程的分析完全应当是史学家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社会学家的职责。
这样做其实并无大碍。但是事实上，越是脱离革命过程来分析革命，越是容易出现最基本的史实错误。在斯考切波老师巴林顿·摩尔的著作中《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这种史实硬伤数不胜数。在这个意义上，斯考切波比她的老师要好一些。但她的分析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在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在前文探讨过什么是革命。革命是激烈的、迅速的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转变。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1911—1949年的革命过程，实际上是多阶段革命的集合。在这一点上，斯考切波是并没有分析透彻的。事实上，俄国革命也是如此。俄国革命主要由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组成。斯考切波单纯地将俄国革命视作社会革命，这是不正确的。二月革命，从革命的意义上讲，应当属于斯考切波笔下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才是斯考切波笔下的社会革命。同样地，中国的1911—1949年的革命也是由前半段的政治革命和后半段的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看上去斯考切波的革命分析逻辑是自洽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我认为，尽管斯考切波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来分析革命的问题，但同时也应当详尽地占有革命过程的资料，有效地、严谨地对革命过程进行一个总结性质的分析。
2.斯考切波认为，三场革命的性质是相同的。她认为自己部分地借鉴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斯考切波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在她看来，因为革命的目的都在于国家建设，所以其性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忽略。我是不赞同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不是带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在旧的社会制度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桎梏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先进阶级推翻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在这种意义上来看，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有的社会形态。
在书中，斯考切波在讨论革命的结果时，重点在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建设。但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形成的国家机器也是必然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只关注一个国家集权与否。斯考切波认为，法国革命若是资产阶级的，那只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意义上，即它巩固并简化了革命前就存在复杂多样的财产权，使之成为简单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出于独占地位的现代私有财产。在这里，斯考切波甚至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不同意的。钱乘旦指出，斯考切波完全以有没有农民造反作为是不是“社会革命”的标准，将英国革命认同为资产阶级革命，而将法国大革命脱离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钱乘旦，2002）。
在我看来，斯考切波忽视对革命性质的细致考察虽然是她本意如此，但也并非是一个革命研究中合理的选择。脱离对革命性质的考察，单纯地分析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革命研究。我认为，革命的性质即在于考察“谁”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脱离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就好比没有了对没有奠基的空中楼阁的考察。
3.在书中，国家潜在自主性是一个贯穿性的概念。国家自主性的存在、丧失和重构是理解社会革命过程的缘起、过程和结果的钥匙（刘忠权，2008）。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强制组织的结构、它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地位、它们与社会的阶级势力及政治动员团体的联系，都是分析处于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形势中国家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斯考切波在此割裂了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性，以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在于领导集团重建国家自主性的活动。
国家是一个独立于阶级结构之外的产物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值得商榷。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的国家分析大多是一种针对现实政治的即时性评论，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著。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最出名的便是其工具性国家理论，沿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型观察，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丰富了国家自主性理论，形成了不同社会中心论的国家中心论（张勇、杨兴斌，2010）。普朗查斯认为，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工具。国家既可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亦可以满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制定一些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与政策。
回顾斯考切波的比较革命研究中，国家不仅仅是社会斗争的舞台，还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这种主体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我认为，既然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由政治家、行政官僚及个别政治机构所构成的决策主体，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国家利益层次上的利益关系，那么在前现代社会中，或者说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国家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我认为，一种纯粹的国家自主性追求是建立在国家政治体系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即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国家层面的协商到达一种最优解，国家才能够作为自变量发生作用。然而，斯考切波笔下的法俄中是否具有这样的政治体系现代性呢？恐怕还值得商榷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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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孔德元， 政治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 A·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5】 钱乘旦，“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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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教学与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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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立红，解释革命的新路径：评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史学月刊，2006
范文五：新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新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李志强
()齐齐哈尔市行政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5
摘 要: 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知识
经济时代已经初见端倪, 知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促进了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
竞争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此种竞争绝非是单纯的竞争, 实际上形成的是一
种竞争—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契机。
关键词: 新技术革命; 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社会
中图分类号: 124. 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9—2234 (2004) 03—0060—02 F A
( ) 当今世界, 以信息科学技术 微电子和计算机为主导 20% 的信息量, 这种知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 却只有
的新技术革命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普遍重视, 广大发展中国 了国际竞争。 竞争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但是, 在知识 家也开始高度重视此问题, 人类社会由此正逐步进入知识 经济条件下, 各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 要求把合作与 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 竞争结合起来, 高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符合科技国际化与 因而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世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 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界各大国先后制定各自的高技术发展规划, 以期在竞争中 的客观要求, 没有竞争中的合作, 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 掌 握 主 动 权。 例 如, 1983 年 美 国 提 出 的“战 略 防 御 计 划” 局, 而竞争—— 合作带来的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这种高技术 ( ) “星球大战计划”, 90 年代中期美国又制定了“信息高速 领域竞争—— 合作关系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 公路计划”, 1984 年日本制定的“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 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 一、提供良好契机的主要原因分析 1985 年底欧共体制定的“欧洲研究协调机构”方案 “尤里
) 1. 高技术是知识与智力高度密集的尖端技术。 高技术 卡”计划, 1985 年原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签署的“2000 年科
( ) 技 进步综合纲要”东方“尤里卡”计划等等都是发展高技 是处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新兴技术, 是知识与智力 术的计划。 1986 年 3 月,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制 高度密集的尖端技术, 其研究和开发的难度相对较高。 因
( ) 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863”计划, 作为我国在高技 此, 客观上它需要集中各国企业及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最 术领域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计划, 后期我国又制定了《“九 优秀科技工作者协同攻关才能保证获得成功。 高技术研究 五”计划和 2010 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到 2010 年把信 与开发涉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许多应用技术的支撑。微 息产业建成我国最大的产业, 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成长的主 电子技术范围就包括半导体物理学、集成电路制造工业技 要动力。 术、新型元器件材料技术、超导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技
术、计算机科学等。 与此同时, 微电子自身的研究和发展还 目前, 世界各国在高技术领域展开了一场史无前列的
要运用有关的基础科学理论, 如固体物理学、量子物理学、 战略竞争, 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高技术领域中, 形成世界
性的追逐高技术的巨大洪流。占世界人口 20% 的西方发达 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分子生物学、现代数学、逻辑学等, 这
些都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智力支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高技 国家拥有 80% 的信息量, 而占世界人口 80% 的发展中国家
收稿日期: 2004—03—10
() 作者简介: 李志强 1970—, 男,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现为齐齐哈尔市行政学院讲师, 主研方向: 社会问题。 — 60 —
术的研究与开发必须由多学科的科技工作者联合作战, 任 实现利税 66. 8 亿元; 出口创汇 7. 8 亿美元, 主要经济指标
全部在 1992 年基础上实现翻番, 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何单个企业单兵作战都是办不到的。 由于各国科学技术发
展存在着不平衡, 往往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一个国家的企 2. 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让机遇, 发展本 业也很难只在本国内集中起来足够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 国经济、推动社会发展
力量, 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际合作研究与开发高技 国际技术转让已成为弥补一国技术能力不足的重要途 术的机遇。 径。在新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今天, 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显
2. 高技术需要巨额的研制经费。 高技术研究与开发除 得尤为重要。 任何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经济的跳跃式 难度大以外, 还需要巨额的研制经费, 在其成果商品化和产 发展,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利用新技术革命成果方面往往表 业化阶段更需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 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现得更积极、大胆, 因此可以说, 新技术革命为广大发展中 具有很大的风险性, 这使得任何一家企业在决策时都十分 国家又带来了一次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加速发展本国经济 谨慎。为了尽量减少风险, 各国竞争对手日益走向联合。同 的契机。首先, 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在不同产业内相互融合 时, 各国企业联合后实力进一步增强, 也较容易在国际资本 的特性, 为发展中国家利用最新技术提供了可能。广大发展 市场筹集到风险投资, 有利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中国家, 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将会在不同
3. 知识商品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高技术成果商品化后, 的产业内部作为发达国家企业潜在竞争者而长期存在, 并 可获得极大的收益, 且市场极为广阔, 为了尽快将高技术转 且,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的增加及其研究和发展水平的提高, 化为产品, 以早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是各国企业在高技术 再加上国际技术转让的加速,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些技 领域进行合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以半导体存储器为例, 其 术发展方面很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其次, 部门 高技术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 集成电路的应用领域在上世 内分工的不断发展是当今国际分工的一个显著特点, 它为 纪 80 年代初已相当广泛, 具体产品分配比例如下: 计算机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新技术革命的最佳方式。例如, 美国 32% , 通 信 18% , 办 公 设 备 5% , 工 业 控 制 7% , 仪 器 仪 表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在远东设厂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6% , 电子计算机、手表、照相机 8% , 音响、电视、录像设备 的零部件, 然后运回美国组装, 再行出口, 在集成电路生产 14% , 军用及其它 10% 。目前, 集成电路的应用领域还在进 部门内分工的形式表现的更为明显。 从各国的进出口情况
看一步扩大, 如此广阔的市场, 它将给合作者带来巨大的共同 , 1983 年 的 出 口,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的 内 部 交 易 占 利益, 而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合作者。正是这种共同利益驱动 68% , 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 26% 。进口方面, 从非经 机制, 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利契 合组织国家与地区的进口大于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进 机。 口, 这是由于美国从亚洲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这类商品, 其
二、发展中国家应努力采取的措施 他国家也有大约 20% 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造成的。 再次,
新技术革命冲击着时代的脉搏, 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 在新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 会的经济、政治、文化,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 新技术更迭也日益加速, 因此, 发达国家加快了向技术基础 方式和思维方式, 这次技术革命是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较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具有长期工业发展 都无法比拟的。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和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 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的技术转让速度, 这也形成了有经验的 作用, 而微电子学是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于尚未完成工业 发展中国家向其他不发达国家转让成熟技术的桥梁作用, 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应该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努力 为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发展自身的技术, 并努力追赶其他发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达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加速发展中国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科技 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合作的加强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 经济合作与
1. 抓住机遇、自主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除中国和印度等发展组织的最近一项研究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
少数大国在开发适用技术方面取得了 科技合作分为积极与被动两种。 被动的科技合作协议对技 相当大的成果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 术流入发展中国家有间接的影响, 这种协议包括避免双重 都是无所作为的。 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 征税, 保护和促进私人投资等。积极的合作协议可以采取多 国家转让技术, 这无法替代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 这些国 种形式, 如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工厂和设备提供以及特殊 家缺乏有关的基础设施, 因而削弱了引进技术的效果。发展 项目的援助等。 从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来
看, 强强合作是实现其国际技术转让的有效手段。 中国家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 必须有自主开发高新技术
产品的知识产权, 集中财力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了抓 总之, 积极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 即可以挫败发达国家 住机遇, 迎接挑战, 在 1994 年,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新 的技术保护主义, 又可以加速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 还可 技术产业开发区已达 52 个, 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 以“优质价廉”的劳动力优质取代以往单纯的“廉价”劳动力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 40 个。这些开发区起步时间不 优势, 从而在更大规模上吸引外国先进技术流入发展中国 长, 但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据对 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家, 发展中国家只有这样做, 才能抓住良好的契机, 迎接新 业开发区的初步统计, 1993 年底, 进区企业已达 2 万余家, 技术革命的挑战,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编辑张全智 ?其中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1 万多家, 从业人员近 7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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