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焚烧垃圾的危害

垃圾焚烧的危害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多的提高，因此垃圾量也在增长。而值得让我们关注的是垃圾的处理方法，我所知道的处理方法一般都是直接把垃圾焚烧或者统一在一个地方进行掩埋。也有一些垃圾运到垃圾焚烧厂去，用垃圾焚烧的方法来发电。目前，国际有关研究环境方面的科学家都非常关注垃圾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垃圾焚烧 、危害

一、 乡镇处理垃圾的方法

自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而我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导致各乡镇的垃圾越来越多，但由于乡镇的经济发展没有城市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因此对于垃圾的处理方法很多都不是以前传统填埋的处理方法，因为, 填埋，作为最传统的垃圾处理技术，以往没有做防渗处理，地下水的污染严重，后来做了防渗处理，但渗出液、臭气、甲烷气体等带来的二次污染，还是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排放到大气中又会产生温室效应。近年来，随着对填埋场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臭味、蚊蝇问题有所改善，排放渗沥液COD限制要求一直在提高。于是，一面是业内人士发出净化标准过高的抱怨，一面是巨大的垃圾负荷让填埋场不堪重负。现在一般都是运到一个人烟稀少或者在垃圾堆放处的地方进行焚烧处理。在乡村的地方就更加直接了，有些垃圾被人们就地焚烧。以下图片为一些乡镇的垃圾焚烧:

二、各国对垃圾焚烧厂的态度

中

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城市扩张、城区膨胀、人口爆增，生活垃圾处理这个过去的小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困扰各级城市管理者的巨大难题。以北京为例，目前年产垃圾约为500万吨，散布在城郊的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各种新旧垃圾填埋处理场共有4000余座，形成了“垃圾包围城市”的严峻势态。 传统的垃圾填埋措施， 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水体，散发臭气，污染空气，使得人们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垃圾处理措施。其中一种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在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名义，在各大、中城

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垃

圾焚烧发电的所谓优势据固焚派的观点，厂房占地少，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垃圾的减容减量化程度高，垃圾处理彻底;设备运行全天候全封闭，基本无二次污染;焚烧炉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处理多种垃圾，且大多数焚烧技术不需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产生蒸汽用于发电、供热，节约能源。说白了，也就是焚烧垃圾后可以减少垃圾的体积，减少填埋量，还可以在补充燃料(一般是煤)的情况下附带利用垃圾燃烧的产生的热能发电。不过，垃圾焚烧所带来的好处并不象有些专家们鼓吹的那样美好。其实，垃圾焚烧这个所谓的“环保节能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昨日的黄花。1985年，美国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52个焚化炉停止运行;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焚烧炉禁建令”;1998年，日本永久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烧炉，到2000年7月，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停止使用;即使是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缓建。下图是垃圾焚烧发电厂流程示意图和简单流程图:

三、 有关专家针对垃圾焚烧带来的危害的调查

日

本的野友先生对日本10年中癌症死亡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垃圾焚

烧场约1.2公里半径以内地区的死亡人数，比1.2公里半径以外地区的死亡人数多1.2倍;德国把焚烧厂边界至居民区距离定为1公里;英国科学家历时11年对9565个垃圾场附近出生的820万个婴儿进行调查，发现缺陷类病态的婴儿比外围明显增多。

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在其提案中说:“关注的焦点是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的致癌性和致畸性。二恶英是含氯及碳氢化合物(塑料制品等)在燃烧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多(果皮及剩饭菜等)，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在焚烧时更易产生二恶英。”

国

内环保著名专家赵章元对媒体说过，“鉴于垃圾填埋的弊病，国内外都在寻找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垃圾处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焚烧。应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垃圾焚烧都已经搞了很多年，都在试建不产生污染的焚烧炉，但至今都没有满意的成果。主要还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的处理问题。二恶英是一种难降解的致癌物，它主要是垃圾燃烧排放物降温时经过850?~200?度之间时生成的;降温速度越快，生成的就越少。建垃圾焚烧厂是有风险的，即便是采取了最先进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国内外多年实践表明，防止被焚烧的气体在急剧降温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的技术以及吸附消纳二恶英的技术，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在实践中的效果至今尚不

能令人满意，而失败的教训却很多。如果希望利用这个热量来发电，就更不可能很快地降温。对于一种科研试制的产品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如果目前就说‘垃圾焚烧可以做到没有任何污染’，还为时过早。在目前条件下，即使相距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下风向(或下游)达到500米现行标准，也还是谁都不敢说‘无影响’。”对于难降解的有害气体，在人体内有累积效应，时间长了，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赵教授的观点，揭示了国外禁止垃圾焚烧的根本原因。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即

便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通过媒体表示:“我们根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持续稳定运行，把二恶英控制在环保标准内，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认为:“二恶英这个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级致癌物，最讨厌的就是它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到了人体内就积累，你的标准再低，它最后还是致癌的。二噁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除了剧毒之外，二噁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7年10年都很难排出，而一旦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致人死地所以我们要慎重。”

“

况且中国目前的环保设备管理状况，实现不了那些条件。我以前曾经相信，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焚烧厂是可行的，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正因为这样，近年来赵章元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垃圾焚烧的第一线。如何控制二恶英亦成世界性难题。加之中国多无垃圾分类，含水量极高，若无辅助措施，炉膛内烟气很难始终维持在不产生二恶英所要求的850?,900?。

根

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垃圾焚烧厂在美国逐步失去市场，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新上项目更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况，但是新兴国家，由于正在给垃圾寻找出路，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垃圾焚烧污染无法被有效控制;在国际上，垃圾焚烧厂被公认为最危险的污染源，其污染危害性在于:

(1)垃圾焚烧实质上属于一种污染转移，是各国环保政策所不允许的;

(2)目前公认二恶英为一级致癌物，具有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放大性;

(3)在日本、西欧等国垃圾焚烧实践多年，焚烧厂污染引起癌症高发显著，环境安全距离大大超过相关环评报告中设计的“300米”; (4)有毒污染物并不会因废气排放控制技术而消失，废气过滤控制，只能使污染物转移到焚烧产生的飞灰和炉渣中，仍存在不小的污染风险;

发

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统计显示，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北

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 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环境学者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 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四、一些人认为垃圾不能一烧了之

每

个人都讨厌垃圾，但每个人又都每天制造着垃圾，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遇到了一场争论，让人高兴的是，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及时叫停了海淀六里屯焚烧厂的建设，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城

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得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样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在垃圾处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需要有新的技术，更需要创新的制度。

下

面是一些相关人员的调查结果:

五、对于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烧厂的解决方法

如果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烧厂，厂址的选择还是要注意科学论证慎重选址同时要利用传统的风水学的智慧。以北京为例，对于北京来说冬季的主流风向是西北风，夏季的主流风向是东南风，如果把一个大量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垃圾焚烧厂选择在西北和东南，对于大气和水体的污染都是十分严峻的。特别是冬季，植被吸收毒素和二氧化碳的能力大为降低，在西北面和北面如果设立垃圾焚烧厂会对北京的环境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北面和西北面是北京上风上水的地方，在此方位设立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或者放毒素的垃圾焚烧厂也是严重违背风水学原则的举措。垃圾焚烧厂直接危害的是方圆至少五公里范围内的人群，半衰期为,

4年到273年才能降解的焚烧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等毒物，漂浮在北京的上空，沉降到地面，长年累月作用的结果，这一毒物对健康的影响，使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无一能够幸免。

解决城市垃圾的最佳方法不是焚烧而是综合利用，据业内人士测算，目前中国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约3000亿元。可事实上，除废钢铁的回收率较高外，废塑料的回收率为25%，废橡胶的回收率为32%，废纸的回收率为35%，废玻璃的回收率只有13%……中国对废旧资源的利用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垃圾中的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能一烧了之。填埋也好，垃圾焚烧也罢，都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方法。

国际上目前比较推崇的做法是综合利用处理，这也是今后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所谓综合利用处理就是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在环保志愿者的推进下，已经实践了多年，但遗憾的是只有较少的小区取得了实效，绝大多数小区都没有坚持下来或效果不佳。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拿出花费巨资买焚烧炉建立垃圾焚烧处理厂的热情来推广小区垃圾分类，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宣传、倡导和实施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垃圾综合利用这件事情一定能够办成，这才是真正的环保与节能，不仅回收利用价值几千亿的资源，还可以向联合国出售因不焚烧垃圾而节约的CO2的排放指标，同时避免焚烧垃圾而导致的对大气的毒害污染，让人民享受洁凈的空气。

垃圾分类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规层面支持，同时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资金用于扶持相关企业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小区入手进行分类或分拣处理。在小区建立垃圾分类设施，促进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可以把垃圾中的资源直接分类再回收利用起来。根据小区的实际，在推广垃圾分类处理的初期，可以考虑以小区为单位，增设垃圾分拣处理站，吸纳大量社会人员就业，担当垃圾分拣工，把小区的所有垃圾，利用人工来分类分拣，回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实在不能利用的垃圾再送去合格的不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填埋，以免再次出现目前的垃圾填埋场渗漏污染地下水的情况。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类似目前已经行之有效的限塑令的方式来限制过度包装，限制未经处理的蔬菜进入居民消费的环节等有效措施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总之，垃圾焚烧处理的措施在全国实施应该小心谨慎，并请不要给它带上“环

保节能”的绿帽子;如果不得已而暂时为之，那么在选址时就要尊重科学和中国

的传统的文化和风水观，严禁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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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垃圾焚烧场的危害

垃圾烧焚的危场

害

圾垃焚场的烧害：

危

圾焚垃易产烧一级至生癌二恶英物二。恶英毒性是大最的化合物之一，其性毒是化物氰的310、倍砒的90霜0，倍“世有之毒”之纪。称恶二化学英构稳结定，脂亲性高无，法生物降解进入人体，1年难排出0！论存无在空气于水还、是壤土中，都能它烈强吸附于地颗上，粒借助于生水陆和食物生不链富断而集最终害人危类，计累到一定度就程会人于死地致国外早！取消已垃圾了烧焚：早厂在9185年美就有超过1国7座3烧炉焚兴建计划被取消；1929年加拿，安大略大通省过焚烧炉了用的使被令；禁9961北美年五洲大湖52区个化炉焚结运作；德束、国荷、兰利比等欧洲时家也国相颁布了“焚烧继炉禁建”令；们的我近邻本日9918年末久或短暂永闭了2关00多座工业0物焚化炉废，到020年70，月日本全有 4已06座垃圾0烧设施焚停止被用；使使即垃是圾问极题严重为的穷贫菲的宾律，也布了垃颁圾焚设烧施设的禁建令导。各国政致府纷立纷法闭关禁建垃圾及焚设施的烧接原因是直发在垃圾现的焚过程中烧生大量产的有物毒质二英恶。

范文三：城市垃圾焚烧的危害

垃圾焚烧---请不要戴“环保节能”绿帽

2009-09-02 10:53:48 中国能源信息网

核心提示：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要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含义，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城市扩张、城区膨胀、人口爆增，生活垃圾处理这个过去的小问题已经演变成为困扰各级城市管理者的巨大难题。以北京为例，目前年产垃圾约为500万吨，散布在城郊的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各种新旧垃圾填埋处理场共有4000余座，形成了“垃圾包围城市”的严峻势态。 传统的垃圾填埋措施， 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水体，散发臭气，污染空气，使得人们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垃圾处理措施。其中一种近年来在欧美大力限制和关停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措施，在国内却被用“环保和节能”的名义，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广或者计划实施。其实垃圾焚烧的“环保和节能”，更像是利益集团为出卖焚烧炉获取自己利益所设立的一个幌子，他们只是给一个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带了个绿帽子而已！

垃圾焚烧发电的所谓优势据固焚派的观点，厂房占地少，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垃圾的减容减量化程度高，垃圾处理彻底；设备运行全天候全封闭，基本无二次污染；焚烧炉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处理多种垃圾，且大多数焚烧技术不需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产生蒸汽用于发电、供热，节约能源。说白了，也就是焚烧垃圾后可以减少垃圾的体积，减少填埋量，还可以在补充燃料（一般是煤）的情况下附带利用垃圾燃烧的产生的热能发电。不过，垃圾焚烧对于大气的污染严重程度其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却并不象有些专家们鼓吹的那样美好。

其实，垃圾焚烧这个所谓的“环保节能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了昨日的黄花。1985年，美国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52个焚化炉停止运行；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焚烧炉禁建令”；1998年，日本永久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烧炉，到2000年7月，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停止使用；即使是经

济不是很发达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缓建。

日本的野友先生对日本10年中癌症死亡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垃圾焚烧场约1.2公里半径以内地区的死亡人数，比1.2公里半径以外地区的死亡人数多1.2倍；德国把焚烧厂边界至居民区距离定为1公里；英国科学家历时11年对9565个垃圾场附近出生的820万个婴儿进行调查，发现缺陷类病态的婴儿比外围明显增多。

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在其提案中说：“关注的焦点是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的致癌性和致畸性。二恶英是含氯及碳氢化合物（塑料制品等）在燃烧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多(果皮及剩饭菜等)，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在焚烧时更易产生二恶英。”

国内环保著名专家赵章元对媒体说过，“鉴于垃圾填埋的弊病，国内外都在寻找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垃圾处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焚烧。应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垃圾焚烧都已经搞了很多年，都在试建不产生污染的焚烧炉，但至今都没有满意的成果。主要还是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的处理问题。二恶英是一种难降解的致癌物，它主要是垃圾燃烧排放物降温时经过850℃~200℃度之间时生成的；降温速度越快，生成的就越少。建垃圾焚烧厂是有风险的，即便是采取了最先进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国内外多年实践表明，防止被焚烧的气体在急剧降温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的技术以及吸附消纳二恶英的技术，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在实践中的效果至今尚不能令人满意，而失败的教训却很多。如果希望利用这个热量来发电，就更不可能很快地降温。对于一种科研试制的产品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如果目前就说?垃圾焚烧可以做到没有任何污染?，还为时过早。在目前条件下，即使相距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下风向（或下游）达到500米现行标准，也还是谁都不敢说?无影响?。”对于难降解的有害气体，在人体内有累积效应，时间长了，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赵教授的观点，揭示了国外禁止垃圾焚烧的根本原因。

垃圾焚烧如果是中国城市发展阶段所必或需被迫选择的措施，那么根据垃圾焚烧并非环保，那个节能也是牵强附会的实际，特别是其产生大量剧毒致癌物质二恶因的事实表明；所谓的环保实际上是一个相待排放毒物的工厂，而且还会产生其它重金属

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风险更大，燃烧垃圾时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其所谓“环保节能”的绿帽子就可以被摘掉。如果说首钢的拆迁是为了绿色奥运，减少了固体颗粒物和有害物的排放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生态经济之举得到全球赞誉的话；那么在北京建立大型垃圾焚烧厂的措施，却是向大气中排放剧毒致癌物质，其在环保的绿帽下的作为，正在大大抵消搬迁首钢所产生的环保效应，也与北京要建立生态文明城市的目标不一致。

如果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烧厂，厂址的选择还是要注意科学论证慎重选址同时要利用传统的风水学的智慧。以北京为例，对于北京来说冬季的主流风向是西北风，夏季的主流风向是东南风，如果把一个大量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垃圾焚烧厂选择在西北和东南，对于大气和水体的污染都是十分严峻的。特别是冬季，植被吸收毒素和二氧化碳的能力大为降低，在西北面和北面如果设立垃圾焚烧厂会对北京的环境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在北面和西北面是北京上风上水的地方，在此方位设立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或者放毒素的垃圾焚烧厂也是严重违背风水学原则的举措。垃圾焚烧厂直接危害的是方圆至少五公里范围内的人群，半衰期为１４年到２７３年才能降解的焚烧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等毒物，漂浮在北京的上空，沉降到地面，长年累月作用的结果，这一毒物对健康的影响，使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无一能够幸免。

解决城市垃圾的最佳方法不是焚烧而是综合利用，据业内人士测算，目前中国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约3000亿元。可事实上，除废钢铁的回收率较高外，废塑料的回收率为25%，废橡胶的回收率为32%，废纸的回收率为35%，废玻璃的回收率只有13%……中国对废旧资源的利用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垃圾中的蕴含着巨大的财富，不能一烧了之。填埋也好，垃圾焚烧也罢，都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佳方法。

国际上目前比较推崇的做法是综合利用处理，这也是今后垃圾处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所谓综合利用处理就是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在环保志愿者的推进下，已经实践了多年，但遗憾的是只有较少的小区取得了实效，绝大多数小区都没有坚持下来或效果不佳。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拿出花费巨资买焚烧炉建立垃圾焚烧处理厂的热情来推广小区垃圾分类，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宣传、倡导和实施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垃圾综合利用这件事情一定能够办成，这才是真正的环保与节能，不仅回收利用价值几千亿的资源，还可

以向联合国出售因不焚烧垃圾而节约的CO2的排放指标，同时避免焚烧垃圾而导致的对大气的毒害污染，让人民享受洁凈的空气。

垃圾分类处理，政府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规层面支持，同时把花在垃圾焚烧上的资金用于扶持相关企业在垃圾产生的源头小区入手进行分类或分拣处理。在小区建立垃圾分类设施，促进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可以把垃圾中的资源直接分类再回收利用起来。根据小区的实际，在推广垃圾分类处理的初期，可以考虑以小区为单位，增设垃圾分拣处理站，吸纳大量社会人员就业，担当垃圾分拣工，把小区的所有垃圾，利用人工来分类分拣，回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实在不能利用的垃圾再送去合格的不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填埋，以免再次出现目前的垃圾填埋场渗漏污染地下水的情况。另外，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类似目前已经行之有效的限塑令的方式来限制过度包装，限制未经处理的蔬菜进入居民消费的环节等有效措施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总之，垃圾焚烧处理的措施在全国实施应该小心谨慎，并请不要给它带上“环保节能”的绿帽子；如果不得已而暂时为之，那么在选址时就要尊重科学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风水观，严禁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厂。

城市垃圾焚烧产生一级致癌物，垃圾处理引争议

CCTV《经济半小时》9月1日播出《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国外学者告诫中国人不要推广垃圾焚烧》，以下是节目实录: 【关键词：二噁英】

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美国专家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

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提出了忠告，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为什么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有一个很专业的会议刚刚在北京闭幕，一个陌生的词也越来越被我们熟悉:二噁英，这个会议叫第29届国际二噁英大会。

全球400多位顶尖的科学家聚集一起，在探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时候，不约而同把焦点落在了城市垃圾处理上。我们每天丢弃的城市垃圾和人们闻风色变的剧毒物二噁英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们又为什么会对此忧心忡忡？先来看看记者在会场上了解到的情况。

世界二噁英大会垃圾处理陷入困境，“二噁英”困扰中国

为期5天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二噁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除了剧毒之外，二噁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溶于脂肪，难以降解，半衰期时间长，属于持久性污染物，一旦进入人体，7年10年都很难排出，而一旦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致人死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们的生活圈不断逼近，如何处理困局已摆上了政府的日程表。2005年世界银行就曾发布报告警告说，中国如果过快建造垃圾焚烧厂且不限制排放物，世界范围内大气中二噁英含量会加倍。会上，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所以这就是垃圾焚烧炉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原因，因为垃圾焚烧炉是产生二噁英的途径之一。”

中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引起了全球的关注，8月12日，《纽约时报》也刊文关注中国兴建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番，中国的垃圾焚烧炉计划到底有多大？剧毒一级致癌物——二噁英的威胁离我们还有多远？

2009年7月9日，在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海淀区市政管委相关负责人与六里屯周边的200多位居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已经是当地政府第四次与六里屯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双方见面的气氛似乎并不那么轻松。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赵勇:“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厂是无害的，是安全的是让我们放心接受这个焚烧厂建在六里屯，大家当然不愿意了。”

赵勇，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业主。自2006年以来，有一件烦心事一直困扰着他和六里屯周边地区的居民，这就是海淀区政府计划在他们居住的六里屯地区新建一座垃圾焚烧厂。

赵勇:“给我们宣讲的都是垃圾焚烧厂好的一方面，比如变废为宝，发电，比如可能会消减垃圾臭味的问题，但我们从网上看到资料，那么介绍了很多垃圾焚烧厂可能带来的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二噁英的问题，比如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六里屯垃圾处理厂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始建于1995年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原本就存在选址不当、管理不善等诸多问题。而周边居民最难忍受的，就是填埋场散发出的恶臭。

北京市海淀区中海枫涟小区居民黄继勇:“晚上睡觉，两点多钟就经常被呛醒，然后一关上窗户之后，满屋子弥漫着臭味出不去。”

让居民担心的还有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由于六里屯与北京中心城区距离较远，市政供水管网尚未通达，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个小区的自备井，而这些自备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饮用水安全问题成为六里屯居民的又一块心病。

“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周围地下水都做了检测，检测到马连洼土井，上地这么远

的位臵，地下水的土井都做了，地下水监测井都做了监测了，都发现地下水已经污染了。”

赵勇告诉记者，尽管忍受着恶臭的侵扰，但他和六里屯居民心中一直还有个希望，那就是垃圾填埋场总会有填满封场的那一天。然而在2005年年底，当得他们知海淀区将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南侧再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时，希望变成了更大的担忧。

赵勇:“因为臭味只是让我们，它来的时候让我们睡不着觉，但是二噁英这东西无色无味，而且会让人致癌，危害比较大，所以相比而言，如果说让我们必须选择，在闻臭味和闻二噁英之间选一个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闻臭味。”

与赵勇一样反对垃圾焚烧的，还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区的居民赵蕾。赵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距离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处理场的直线距离仅有3000米。她告诉记者，这个地方不仅有六里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场的恶臭，还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个垃圾焚烧项目——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你进去过这个垃圾焚烧厂看过吗？”

赵蕾:“没有进到焚烧厂里头去。”

记者:“进不去还是？”

赵蕾:“进不去，我们不知情，所以越是不知道的东西，越是对它有一种恐惧感，然后不安，就是感觉非常不安，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所有的关于二噁英的监测报告，包括重金属监测报告，是没有人给我们出具，所以大家很不安。”

而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这种担心，在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

王维平:“我们的填埋厂，他没按操作规程做，比如超负荷运行，他设计能力每天进1200吨，可是他每天进3000吨，萝卜快了不洗泥，咱们说这话所以他就忽略了这种标准化的操作运行的过程，造成了污染，造成了扰民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群众的这种担心是应该理解的。”

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总处理能力为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的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达8000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16座垃圾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王维平:“就是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这个垃圾无处可去了这样一个严峻形势。”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

成为他们的首选。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6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然而，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规划还是引来了专家学者和周边居民坚决反对，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环科院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

赵章元:“我为什么还是要反对做焚烧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它是难降解污染物，它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它微量的排放对人身体还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的居民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停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也在逐渐升温。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烧厂。江苏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15个，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个，广东省近20个。此外，辽宁、山东、福建、海南等15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

“我们全国的垃圾焚烧炉，很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主烧派”与“反烧派”之争

其实刚才围绕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发生的争议，只是国内垃圾处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据相关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中国就占到了其中的近1.6亿吨。面对如此庞大的垃圾山，现在烧还是不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中国环境和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担心，是赵章元反对垃圾焚烧的最主要原因。

赵章元:“二噁英是国际公认的一级污染物，这个污染物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难降解，就是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来是几百年，如果我们等它降解完了，在我们人体里它要累积下来，还是迟早还要引起人身体致癌的。”

但在有着“主烧派”代表人物之称的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赵章元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王维平:“我想强调的是，垃圾焚烧发电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是一种成熟稳定的技术，也是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技术，那么很多人担心它会不

会产生二次污染，我想从专业的角度说一句话，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花大钱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不至于愚蠢到这程度。”

王维平告诉记者，现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烧项目，采用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二噁英的排放则参照欧盟制订的0.1纳克的排放标准，绝对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王维平:“它通过控制炉温，通过半干法净化，烟气净化，总而言之我不说专业的，专业的技术角度来克服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从专业技术角度完全可以克服这个事，克服这二噁英。”

然而王维平的这一说法，同样遭了垃圾焚烧“反对派”的质疑。采访过程中，北京六里屯居民丁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名为《反对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意见书。在这份的意见书中，丁捷特别向我们强调了关于垃圾焚烧过程中对二噁英进行监测的问题。

丁捷:“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二噁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教授，指出二噁英不能在线检测，正因为二噁英检测和化验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没有一个焚烧厂能够做到在线监测。”

而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同样是道难题。

英国伯明翰大学环境化学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哈瑞:“人们很想做（二噁英的实时监测），也有很多的研究，但到现在，虽然有进步，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也许5年、10年后也许可以，现在最快的监测速度只能做到12个小时，非常难做到。”

丁捷:“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超标了，因为无法检测所以人为无法控制它，那就（可能）变成很随性的一种排放。”

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却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和报道，作为垃圾焚烧第一大国的日本，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标准，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国，空气里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美国环境保护署曾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普通美国人体内发现的二恶英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垃圾焚烧厂在美国逐步失去市场，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垃圾焚烧厂在不断关停，新上项目更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况，但是新兴国家，由于正在给垃圾寻找出路，它们却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除了对二噁英问题的担心，垃圾焚烧“反对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它天价的设备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

赵章元:“非常昂贵，它这个生产一台垃圾焚烧炉动辄就是几亿元，我们现在的大型都是十几个亿元，所以它很贵。”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项目，多数采用的是进口焚烧设备。如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达7.25亿元；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投资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投资7.5亿元；而深圳市的7座焚烧厂中有5座引进的是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

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噁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赵章元:“有一个趋势，我认为这个世界总趋势，垃圾焚烧法是要逐渐萎缩这是不可改变的。”

赵章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二噁英专家约瑟夫迪冈的认同。他告诉记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统计显示，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而面对垃圾焚烧厂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这位美国专家也提出了忠告。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我相信很多公司现在都瞄准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好不要买那些昂贵的机器，因为如果他们垃圾中的大部分都是厨房垃圾，纸张，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买那么贵的机器？”

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针对垃圾焚烧厂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做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国家环保总局，对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是否准确、周边环境容量是否能满足需求、工程地址是否符合条件、二噁英排放是否会污染京密引水渠、周边环境敏感点的环境风向防范措施是否有效等关键问题上，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与北京市环保局还需要组织专家进一步论证。决定“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同时要“在更大范围听取公众意见”，并特别强调“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赵勇:“有了这个缓建决定大家其实心里很高兴，在得知复议决定那天，小区有居民甚至燃放了鞭炮。”

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也承认，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被叫停，对北京市实施垃圾处理改革的进程的确造成了影响。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门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该项目是否建设还在继续论证之中。

王维平:“我们搞环境工作，我们最怕的就是污染，我们付之毕生精力就是为了克服污染保护环境，所以我们认为老百姓关心环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非常乐见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不同的声音，我们首先应该认真的倾听，用科学来解释，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这么这件事。” 半小时观察：垃圾不能一烧了之

每个人都讨厌垃圾，但每个人又都每天制造着垃圾，垃圾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是在寻求解决之道时我们遇到了一场争论，让人高兴的是，环保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充分重视民意，及时叫停了海淀六里屯焚烧厂的建设，要求对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进行进一步论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城市垃圾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产生的一种文明病。事实证明，仅仅靠某几项技术并不能让垃圾山从我们眼前消失，弄得不好，还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垃圾焚烧导致污染后更多地采取了垃圾分类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减少，有的甚至减少一半以上，在这一点上，部分地区已经在垃圾中转站增加分拣设施，但是仅有这样恐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处在城市化、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在垃圾处理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这需要有新的技术，更需要创新的制度。

"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

?"

城市垃圾危机之下，垃圾填埋场已经越来越难找，城市管理者自然就想到焚烧垃圾的办法。目前，中国已建与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厂逾50家，未来还将增长。

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大量垃圾焚烧厂离居民区过近（有的距居民区只有二三百米），引起居民激烈反对。尤其是焚烧会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污染周边居民区，这使焚烧垃圾的处理方式充满了争议。

就在4月11日，上海数百市民以“散步”形式抗议了居民区附近的江桥垃圾焚烧厂的扩建。

国家环保部对垃圾焚烧则是持谨慎推动的态度，该部在“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碧海行动计划”中，提出相关区域焚烧垃圾的比例不低于处理总量的35%。这意味着：还将有更多的焚烧厂在东南地区出现。而目前多数城市尚未达到这一比例，但正在朝这一方向行进。

激辩二恶英

引起对垃圾焚烧厂争议的最重要原因是二恶英。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即便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通过媒体表示：“我们根据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持续稳定运行，把二恶英控制在环保标准内，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认为：“二恶英这个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级致癌物，最讨厌的就是它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到了人体内就积累，你的标准再低，它最后还是致癌的。所以我们要慎重。”

“况且中国目前的环保设备管理状况，实现不了那些条件。我以前曾经相信，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焚烧厂是可行的，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正因为这样，近年来赵章元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垃圾焚烧的第一线。

如何控制二恶英亦成世界性难题。加之中国多无垃圾分类，含水量极高，若无辅助措施，炉膛内烟气很难始终维持在不产生二恶英所要求的850℃－900℃。

而前述的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的环评报告中，就没有提及处理二恶英的相关配套措施。该环评以一个成年人为模型，论证二恶英日摄入量低于日可耐受量，而没有论及老年人和儿童，故而引起居民反对。

在争议中行进的焚烧厂

类似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在国内其他城市不乏其例。

2009年3月11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环境争议，环保部环评管理司司长祝兴祥发表了环保部的最新意见：“应进一步论证”，“未经核准不得开工建设”。至此，已经持续两年多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环境争议，继续被暂时冻结。

此前，在2008年12月30日，深圳南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环评听证，部分居民反对意见依然强烈。

没多久传来消息，比邻南山、直线距离仅5公里的香港屯门将建垃圾发电厂，处理能力数倍于规划中的南山焚烧厂。这下子不仅居民忧心忡忡，政协委员、环保部门都表达了严重关切。

垃圾焚烧引发的环境争议，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共环境话题。

1998年，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在深圳启动时，焚烧是中国官方对垃圾处理的希望所在。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从事环境教育二十余年，他还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去上海最大的老港垃圾填埋场的景象：“一公里之外，就闻到臭味、遇到蚊蝇了。”

填埋，作为最传统的垃圾处理技术，以往没有做防渗处理，地下水的污染严重，后来做了防渗处理，但渗出液、臭气、甲烷气体等带来的二次污染，还是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排放到大气中又会产生温室效应。近年来，随着对填埋场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臭味、蚊蝇问题有所改善，排放渗沥液COD限制要求一直在提高。于是，一面是业内人士发出净化标准过高的抱怨，一面是巨大的垃圾负荷让填埋场不堪重负。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说：“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所以焚烧厂建设对于我们来讲是必须的。”

防护距离因为地方政府的需要不断缩短

在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启动后的第十年，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

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环评“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写明：“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这个“环境防护距离”，就是指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

中国科学院环科所专家赵章元说：“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多远，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我国迟迟定不下来，原来最初我参加评审的时候，按照环保局的技术原则，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内不许有住户。后来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缩小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到700米，不敢再减了。为什么呢？因为700米以内谁都没有把握。”他介绍，现在日本1.2公里以内的癌症相当于外边的两倍。

环境防护距离不断压缩的背后，是雨后春笋般的垃圾焚烧厂立项，是中国城市垃圾加速增多的现实和垃圾处理能力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关系。

在不间断的争议声中，垃圾焚烧厂在官方语境中始终是环保项目的典范，将其等同于“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后者的逻辑是：相比起传统的填埋，垃圾焚烧厂占地小、能发电、能实现80%－90％的体积减量，因此是中国目前垃圾处理的发展方向。

谁的利益？

在争议的声浪中，垃圾焚烧还在各地方兴未艾。

广州市市容环卫局计划到2015年左右，广州生活垃圾将实现不再填埋，或先焚烧发电、再填埋废渣的处理方式。福建省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要建成23座焚烧厂，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将提高到70％以上。

综观中国现有及正在建设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不难看到：大量设备和技术来自外国公司。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垃圾焚化设备制造商KEPPEL SEGHERS，自称占中国垃圾能源化设备的60％。法国公司VEOLIA自称是最大的运营管理服务提供商，其在中国实施的项目，就包括上海的江桥垃圾焚烧厂和广州的李坑垃圾焚烧厂。

COVANTA是美国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它的亚太分支机构人员认为：中国是未来业务扩展中占有优先地位的市场。

上述外国公司，基本都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建设的五十多个

焚烧厂中，关键设备或技术来自进口的总投资约100亿人民币。

国际环保机构有关人士指出：“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都收到各种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建议书。西方国家的环保意识强，迫使焚化炉公司转移到亚洲市场，售卖过时的科技产品。焚化炉公司的推销员会列出哪些先进国家也用焚化炉，其实许多国家正把它们逐渐关闭。”

2007年，欧盟立法者以罕见的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

美国垃圾历史专家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关于焚烧历史的三点结论：

一、焚烧厂始终无法达到环保要求；

二、焚烧厂提供的服务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

三、总的来说，焚烧产生的副产品始终无法和它们的副作用相比。

赵章元认为，这样的信息在国内则被许多人忽略了。他回忆2007年11月北京市政府环保局主持召开的“国内知名专家学术研讨会”上对垃圾焚烧问题的讨论：“阵线分明，表演十分形象化。利益集团（包括一些院校研究者）宁可把垃圾焚烧说成?无任何污染?，当地居民是?瞎捣乱?。”

这位退休老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接受一个夕阳产业的兜售，却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朝阳产业。

“垃圾焚烧，毒在当代，祸在千秋”

随着经济发展，固体废物不断增加，而传统上最便宜的堆填方法，又因现有堆填区开始饱和，适当的新堆填地点日渐难找。按照目前资料所见，我国各大城市，莫不纷纷筹建垃圾焚化炉。除北京引起莫大争议的北京liu li tun垃圾焚烧厂、gao an tun垃圾焚烧厂项目外，例如在珠江三角洲，自深圳龙岗平城环卫综合处理厂于1999年底开始运行以来，目前已投产、筹建和规划的就包括有广州资源电厂、广州小州垃圾发电厂、惠州市垃圾发电厂、深圳龙岗平湖垃圾发电厂、东莞清溪垃圾发电厂、顺德垃圾发电厂等十多个同类项目。

推销垃圾焚化炉的商家，往往突出焚化垃圾的种种好处，例如：

焚化处理可减少送去堆填区的垃圾量。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在重量上减少75%，及在体积上减少90%。

焚化处理把有毒的物质浓缩在粉状的灰烬里，比原先破破烂烂的一大堆东西更均质化，更容易处理。

焚化处理破坏大部分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持若简单掩埋的话，会产生沼气和渗入地下水，同时会产生恶臭与坟蝇的问题。

现代化的垃圾焚化炉能大大降低空气污染。

焚化处理不须改变消费者、生产者和操作者的行为模式，所以毋须去改变民众的意愿，也不必重建社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焚化炉能生产能源，以冲抵焚化炉的营运成本；政府只须负担一次性投资，甚至通过BOT方式，完全毋须直接投资。

这些说法似是而非。例如降低拉圾90%体积的数据是仅限于以送入焚化炉的垃圾量和残存在灰渣量所作的比较，并不包括不能焚化的物体和焚化设备在停修时不知送到何处去的垃圾，也没计算垃圾去堆填区前会被压缩的事实。若是把这些都计入，焚化炉处理只可减少60%到70%的体积，堆填区的使用期仅延长2.5倍到3倍，并不是焚化炉推销者所说的10倍。而灰渣也并非如宣传的“无毒”、“安定”和“卫生”。

环顾世界各地，当会发觉只有中国因为资讯闭塞，才会热烈拥抱全世界先进国家早已放弃的垃圾焚化炉。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30%的家庭垃圾以焚化处理，到了80年代，这百分比下降到10%。至1998年12月，日本已永久或短暂关闭了超过2000座

垃圾焚化炉，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外国宁愿浪费巨额投资也把垃圾焚化炉弃而不用，原因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发觉，垃圾在焚化过程中，会生产大量有“世纪之毒”之称的二噁英。根据日本于1997年的估计，其二噁英总发生量一年7公斤，其中由垃圾焚化炉发生的数量就超过5公斤。以目前最先进的电浆方式处理，成本十分高昂，但也未能彻底消除二噁英。简而言之，以垃圾焚化炉处理固体废物，是将固体污染体高成本转化为极毒的气体污染体。

97．5%的二噁英系由食物进入人体。空气中的二噁英沉积于植物表面，再经过草食性动物摄入，使牛肉及乳类制品成为人体最主要的二噁英来源。因为污染借空气及食品传递，所以可说是无远弗近。最近有研究显示，香港妇女哺育婴儿的母乳，二噁英含量为世界之最。而港人食物来源主要是内地，警钟已经响起。

二噁英是世界各国一致公认强烈的致癌物质，容易导致孕妇流产或产下畸形儿，而且会损害肝脏与免疫系统。妇女在二、三十年中积聚了大量二噁英于其体内，并通过哺乳把这些污染传给其小孩。近年来，更发现二噁英具有“环境激素”的作用，严重影响男性的生殖能力，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从经济角度考虑，装置异常复杂空污防治设备的现代垃圾发电厂需要大笔投资，只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而大部分都是在建厂期的临时性工作。巨额公帑流向跨国工程公司、财务专家、法律和顾问人员的手上。垃圾焚化炉的日常运作成本很高，通过焚化，只能提取废物本身能量的20%，是低效益的方法。这落伍的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纯粹依靠将大部分成本外化，转嫁至公众头上。

面对日渐增加的垃圾，第一步就应设法通过教育和税费等方法去减少它。马英九当台北北市长不久，就实行收垃圾费，结果十分良好。除了垃圾大减之外，从中收取的资金，可以分摊处理垃圾的成本。

众所周知，垃圾是错配了资源，正确的处理方向是把它尽量运用，而并非把它一烧了之。第一步必要的动作是搞垃圾分类。香港在这方面一向落后，但从去年开始，也陆续展开有关宣传工作。在试点地区设一组三个垃圾桶，分别装载纸、塑料和金属废物。这计划目前尚在自愿的实验阶段，全面的分类计划还应包括有机废物如厨馀馊水和建筑材料。

纸张、塑料、金属和建材废物可以循环再造，有机废物可能通过造沼气、堆肥等

方法，生产有机肥料。最后剩下来的必要处理废物，会大大减少，较容易用掩埋等方法解决。

垃圾分类和再用再造，投资少、运作成本低，却能提供大量非技术性的就业机会。采用环保基本的“再省、再用、再造”和堆肥模式，美国某些地区可把固体废物转换率达到大约40%，欧洲很多国家的目标则是60%或更高的转换，转换的产出比焚化更多，且成本更低，提供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制原料的价值比焚化所得到的能源多出3到5倍，只是其隐藏性利益一般无法呈现在任何人的帐目上而已。

总的来说，焚化不属于可持续发展技术，更与全球争取零排放的努力背道而驰。我国去年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与建垃圾焚化炉事实上是违约的行为。我谨在这里呼吁，国家正式订立政策，全面禁止与建造垃圾焚化炉及垃圾焚烧厂。

焚烧尾气（含二噁英和呋喃）排放问题。废物焚化产生危害健康的二噁英和呋喃一直是争论的热点，目前多国的政府立法机构都出台了相关法案对于废物焚化的有害物质（二噁英和呋喃）排放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完整的法律法规对于焚烧厂污染物排放的全程监控和管理、以及例外处理进行规范），但对于排放量的制定以及该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尚存在质疑和争议。

焚烧灰渣的处理问题。据废物焚烧企业称，焚烧灰渣无毒害，可以直接予以填埋或者进行压缩处理；但此说法尚未被予以证实，并被第三方质疑。

事实上，由于焚烧灰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其填埋往往需要特殊处理，目前灰渣的填埋遭到填埋地民众的广泛抵制，相关案例见英国格洛斯特郡事件。

废物焚烧产生有害粉尘，经过最先进的粉尘过滤技术，仍然有约2‰（燃烧前质量）的粉尘进入大气。这些有害粉尘在英国被证明回导致新生儿死亡，而且在欧洲废物焚烧指导书中并未要求对焚烧厂顶端和下风向地区的粉尘情况进行监测[22]。

多个欧洲学术团体（包括物理学、环境化学和毒物化学等多个跨领域的专家团体）代表超过3万名学者向欧洲各国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更大范围关注焚烧粉尘排放的问题，并要求对于有害微尘和超微尘病理学研究匮乏的现状予以重视[24]。

废物焚烧对于地区经济有明显的副作用，针对多佛和马萨诸塞的研究表明，垃圾

焚烧厂附近地区的经济损失高达10%[25]。

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成为主流，废物回收利用是上述发展观的基础，而废物焚烧阻断了材料循环的途径。

近期英国著名的欧诺弥亚研究咨询中心（Eunomia Research&Consulting）研究报告表明，废物焚化是一种低效的技术。相对于一些新的废物能源化（Energy-from-Waste，EfW）和热电结合（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技术而已，焚化方法在处理日用混合垃圾时，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且无法回收其中可利用的资源。作者指出，在废物处理技术的效率排名中，焚化技术仅列19位（共评比了24种技术），其效率比而排名第一的MBT（生物处理技术）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离子汽化―高压处理技术的低211%。

全国人大代表、自然之友荣誉理事敬一丹呼吁严控垃圾焚烧厂建设.

关于严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大力推进城市垃圾综合利用处置的建议，（此建议案由全国人大代表、自然之友荣誉理事敬一丹于2009年全国两会提交）

最近，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型城市，正准备建设大型垃圾焚烧厂并冠以“节能减排”等理由。许多城市热衷于垃圾焚烧，还有些城市准备把垃圾焚烧的份额上升到40%左右。垃圾焚烧厂建设已经引起众多民众的担忧，如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成都等地多出现不同形式的群体性事件。

一、垃圾焚烧污染无法被有效控制；在国际上，垃圾焚烧厂被公认为最危险的污染源，其污染危害性在于：

（1）垃圾焚烧实质上属于一种污染转移，是各国环保政策所不允许的；

（2）目前公认二英为一级致癌物，具有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放大性；

（3）在日本、西欧等国垃圾焚烧实践多年，焚烧厂污染引起癌症高发显著，环境安全距离大大超过相关环评报告中设计的“300米”；

（4）有毒污染物并不会因废气排放控制技术而消失，废气过滤控制，只能使污染物转移到焚烧产生的飞灰和炉渣中，仍存在不小的污染风险；

二、垃圾焚烧严重影响资源再利用；

三、垃圾不分类，焚烧更有害；

四、目前我国大多是在垃圾填埋基础上增建焚烧场，焚烧只是其中一部分垃圾。这样，会在原来填埋的污染上更加重污染。

建议：

（1）慎建并逐步停建垃圾焚烧场。

（2）明确垃圾末端处理的性质：很多环评报告将垃圾焚烧项目错误地描述为“环保项目”，这是对公众的误导。垃圾一旦产生，如果不能尽快重回自然或经济的循环链条，任何末端处理手段都没有什么环保而言，只是把问题暂时留给别人或后人的权宜之计。垃圾焚烧或填埋的准确性质是“环卫项目”，而且一直是污染控制的重点对象。

（3）严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烧建设项目：很多城市已计划把焚烧处理垃圾的比率提高到40％以上。这些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需要重新论证，盲目建设之风必须得到有效遏制。项目的讨论和实施必须增加透明度，保证公共参与，特别是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参与。

（4）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工作。

垃圾焚烧产生致癌物——二噁英

专家告诫中国勿重蹈日本覆辙

2009年09月04日 07:19 来源：央视网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告诉记者，当计划建焚烧炉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烧）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

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环境学者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德专家告诫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焚烧污染老路。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所面临的困境。面对日渐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焚烧这条路。然而，有不少专家和市民，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污染深表担心。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可是我们无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处理出路究竟在哪里？

混合垃圾焚烧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北方的这座银灰色建筑，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远望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高达80多米的大烟囱。陪同采访的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高安屯垃圾发电厂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因而不能满足我们进厂拍摄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它试运行以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就按照你当初的设计图纸一项一项验收，还要经过环保验收，环境还要监测等等，现在它的设备、所有的技术参数都在调试。”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焚烧厂车间相连的这条垃圾运输通道始终都有垃圾车进出，这说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刻正在运行当中。但由于不能进入厂区内部拍摄，记者无法了解到送进焚烧炉的究竟是怎样的垃圾，不过在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记者还是找到了答案。

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记者看到，从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垃圾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而王维平也向记者证实，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

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化学环境研究领域长柴田康行：“为了能够达到在环保上的新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复杂的方法去消除二恶英从焚烧炉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旧的焚烧炉被销毁了，我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烧炉，所以，现在焚烧炉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近些年来，国际上时不时爆发二噁英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二恶英，还有日本的垃圾岛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追根溯源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惹的祸，百密难免一疏，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技术，不可能是保票，为此，西方国家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他的探索。

导致日本垃圾焚烧厂关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装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推行“净菜进城、垃圾计量收费、限制过度包装”等多项措施，以东京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产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这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而日本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也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有人形容垃圾焚烧炉好像是一个饥饿的怪兽，需要东西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废物，那使用垃圾焚烧炉就不经济实惠了，当他们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烧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东西可烧了，因为通过再循环等其他方式，他们就没足够的废物了。”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当你计划建焚烧炉，你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你们不需要（可以焚烧）的，我认为你们会作出一个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烧炉的决定，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也正是环境学者李皓所担心的。根据对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调查，去掉厨余垃圾、塑料、金属、玻璃和可回收纸类以外，真正可用于焚烧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烧比例要达到40%，则意味着焚烧能力可能真的会出现过剩。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出路之一——分类减量、综合利用

看得出来，日本等国在垃圾处理上经历的波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垃圾进行分类，才能避免焚烧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国内一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推行过，但是十

多年过去，垃圾产量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继续递增，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所有搞垃圾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个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就是老生常谈就是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就是应该是首先是在源头减量。”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毛达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达：“你既然是认为前端的减量是重要，循环利用重要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更多的资源放到那里，才能体现出这个原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没有太多的投入。”

毛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的认同。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比如说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这些国家他们垃圾的总费用支出，据他们介绍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处理上，收集运输处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方面。”

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王维平：“我觉得垃圾的减量化合资源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我对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推进的速度也不满意，因为这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建议并四处奔走的李皓，对今天国内的垃圾分类状况也非常失望。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环境学者李皓：“怪来怪去我还是怪就是环卫部门，因为老百姓说，我开始分类投放了以后，你来一辆车把所有的分类的桶里边东西混着倒，搞得大家现在，老百姓习惯也给毁了，大家没把的当成，没认真做这件事。”

对于李皓的这种指责，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的王维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维平：“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垃圾分类）分属若干个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我们管不了，这个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这些都是减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装由商务局负责，而我们又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

不过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被打破。

王维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综合协调力，你不管你是商务局你还是发改委，还是农委，总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实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活动。

环保志愿者张伯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员说，垃圾分类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个车里拉走，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这是个最大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最后我们达到的是去填埋场的这样一个垃圾量要比之前产生这个混杂的垃圾量要达到明显的减量，我们希望是把链条一步一步来补上。”

而被人们看作垃圾焚烧“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也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为垃圾处理寻找新的出路。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他在国内寻找垃圾综合处理最优方案的调研工作仍在继续。

赵章元：“我肯定一直在寻找垃圾循环利用的这种综合，综合利用处理方法里面最佳的企业，因为现在我们全球性的垃圾危机谁都发愁，就是到底哪一种处理方法最好，除了填埋焚烧之外。”

半小时观察：世界上本没有垃圾

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垃圾山是大家共同制造的，可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个部门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最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环卫部门，而面对混杂在一起的堆积如山的垃圾，占地少、处理效率高的焚烧方式，当然对环卫部门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现在不管烧还是不烧？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从节目中所揭示的层层矛盾，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不打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利益格局，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垃圾处理综合体系，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现在，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越来越受到追捧，垃圾处理可以说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它才能真正从一个希望变成现实，从而解除垃圾围城的警报。(CCTV-经济半小时)

范文四：中国式垃圾焚烧的危害

垃圾焚烧法确实是一种实践多年的垃圾处理方法。它比起填埋法占地面积小，效率高，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减量快”的好方法，吸引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在日本一哄而起地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占据世界垃圾焚烧炉数量的首位，其垃圾焚烧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效仿。就这样把垃圾焚烧推向了高潮。此即垃圾焚烧法进入了发展时期。

然而，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后，垃圾焚烧法却一直未能被广大民众接受，其弊病突出表现在其潜伏性污染更重、耗资昂贵、操作复杂和浪费资源等方面。尽管其污染防治技术在日益改进，但至今尚不成熟，还不能经受住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据多种文献报道，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还会留下原有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垃圾焚烧后只是把部分污染物由固态转化成气态，其重量和总体积不仅未缩小，还会增加。焚烧炉尾气中排放的上百种主要污染物，组成极其复杂，其中含有许多温室气体和有毒物。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尤其是二恶英类污染物，属于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即使很微量也能在体内长期蓄积，它对人体的作用至今无法规定出作用阈值。焚烧灰烬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更多、更难处理。然而，焚烧给人们造成的假象就在于所转换成的废气被排放到高空大气中远离而去。许多人并不知道大气层中的污染物能通过对流层底部（厚度仅1～2公里）回旋到各个地区，最集中污染的是一两百米厚的对流底层大气，大部分有毒有机物和重金属迟早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此外，焚烧法的巨额耗资和对资源的浪费就更不适合我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设一座大中型焚烧炉动辄要10亿元人民币，建成投产后的环保的处理成本大约需300元/吨，目前国内一些城市那种几十元焚烧处置一吨生活垃圾的操作方法，是否真是按环保程序处理其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环保的焚烧处理方法一般城市是难以承受的。其运行中需要频繁更换过滤吸附材料，也花费大量开支，往往会造成操作随意简化的漏洞。

近年来，一股股反垃圾焚烧的维权风波在全球范围内熊熊燃烧，越烧越旺。实际上，垃圾焚烧法在国内外已开始进入萎缩期。即使在世界上垃圾焚烧炉最密集的日本，对垃圾焚烧的反抗也十分普遍，有上百个反二恶英团体在运作。就连制订欧盟标准的欧洲国家也已进行反思，纷纷关闭焚烧炉，颁布禁烧令。目前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对焚烧垃圾的部分禁令。新的垃圾焚烧炉在欧洲几乎没有市场。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使用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许多欧洲国家均已承诺2020年前停止在环境中排放任何有害物质。这意味着焚化炉排放的烟气或灰烬，均不能含有害化学物质，这是目前的焚化技术难以达到的。 美国有6200个医疗垃圾焚化厂，其强大的草根运动推翻了300多座垃圾焚烧炉计划案，到2003年关闭了98.1%。其焚烧产业从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间就几乎陷入停业，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兴建新的垃圾焚化厂。 在英国，伦敦郊区及莫里山谷等社区、安大略湖区反对焚烧的行动此起彼伏。

在俄罗斯，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和绿十字联合发起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民间活动，11.3万多名居民签名反烧，请求延缓建设新的垃圾焚烧场。 在菲律宾等国，已经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垃圾焚烧。

在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南昌等城市民众维权活动时起时伏。广大环保志愿者和NGO组织一直在密切注视。

在国际法中，也制订三项原则来抵制垃圾焚烧，即预警、预防和限制越界影响等。

范文五：垃圾焚烧厂的危害

揭露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真相 -坚决反对焚烧垃圾

2009-11-01 10:54

真相之1:

高温产生了严重的二次污染.

无论使用国产还是进口设备，无论是老式焚化炉还是新型焚化设施，依然是排放二恶英的源头。虽然通过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数量减低，然而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含量却相应提高, 灰烬仍然需要填埋并产生二恶英污染。

垃圾焚烧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其中最为危险的是人类一级致癌物中毒性最强的二恶英（DIOXINs ，DXNs）。二恶英主要是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产生，它不仅具有强致癌性，而且具有极强的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这种比氰化钾毒性还要大1千多倍的化合物由于化学结构稳定，亲脂性高，又不能生物降解，因而具有很高的环境滞留性。

垃圾焚烧后,废气中的二恶英或者被人和动物直接吸入,或者通过空气飘落到了土壤和水中; 二恶英含量很高的固体废物和废水可能通过地下水渗透。借助于水生和陆生食物链, 最终被人们食用。

真相之2:

焚烧炉技术漏洞百出

一. 柴油燃油辅助燃烧系统条件苛刻, 难以满足: 以下条件根本没办法保证时刻都能达到: 柴油投放量的多少，烟气温度不低于850℃，烟气在炉膛及二次燃烧室内的停留时间不少于2s，O2浓度不少于6%..

二. 喷入式活性碳阻击不了二恶因:

1. 据称,对废气中致癌毒素去除率达98%, 还有2%怎么办?难道它就不是毒吗?

2. 通过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数量减低，然而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 含量却相应提高

3. 活性碳本身也是重大疑点:

1) 活性碳本身很可能是伪劣产品.

2) 发电厂很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

3) 吸附二恶英的废活性炭可能被循环利用.

三. 人为操作错误以及设备故障: 要知道,故障迟早会发生的,将导致二恶英大量生成!!!

典型案例: 在深圳蛇口港湾小区血癌村案件中,南山垃圾焚烧电厂厂长说，电厂的烟气处理系统在那两天的确没有正常工作，垃圾焚烧产生的有毒废气未经处理就排放到空气中。

四. 产生二恶因的必然性: 烟气在处理和排放过程中处于300～500℃区域是无法跳越的. 二恶英在高温过程中被破坏去除，在降温的过程中还会重新生成!

真相之3:

固体废物和废水的危险性---“海陆空”全方位的二恶英污染

按公示文件讲：焚烧留下的“焚烧灰尘属危险废物”将作特殊处理，谁来监督这些剧毒物不会扩散??? 如果填埋,也可能会通过地下水渗透, 产生二恶英污染。

文件又说：“废活性炭经过鉴别后如属于危废将同飞灰一并处置，如属于一般废物将同炉渣一并处理”; 活性炭“可以对焚烧后烟气中的二噁英类进行有

效脱除，去除效率可达到98%以上”。废活性炭居然可以作为一般废物，岂不是承认活性炭的吸附无效，或者垃圾焚烧不产生二恶英？ 这份文件的科学精神，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怎么体现！

文件还说“炉渣属一般固体废物”、“本工程炉渣拟综合利用” 。 果真无害吗！还有，一切废水，包括“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车间等冲洗水、全厂生活污水”，终将排入河流，这中间没有二恶英吗！

垃圾焚烧对环境的二恶英污染是“海陆空”全方位的，它污染的范围也绝不是周围几公里。若干年后，将有多少人为此而改变生命的进程！

真相之4:

“达标”之说是个典型的文字游戏

一.我国标准低于一般国际标准10倍:

二恶英类排放标准: 中国 1.0 ng TEQ/m3 11 ;而台湾标准为 0.1 ng TEQ/m3 11 (也是国际通行的标准). 注意:两者是10倍关系.

二.垃圾厂的建设标准: 400米范围外无异味.

这个标准太低, 相距400米还有异味,可见污染有多么严重?!!!

三. 二恶英排放实际上几乎无法检测, 标准形同虚设, 无法对其监管.

目前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总是这样回答记者:”我们达标”,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测过!二恶英检测难度较大，检测费用较高，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人民币；我国仅有少数几个二恶英研究实验室能够检测。

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博士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提取、分离、浓缩、精制）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真相之5:

假“发电”,真“污染”

中国的垃圾热值低,多为厨房垃圾，可燃物少，含水量高达60％。居民生活垃圾热值低、湿度大，与西方发达国家垃圾相比，不适合焚烧发电.

国外都是将垃圾分类之后,将其中能烧并且不产生毒素的垃圾类别用来焚烧发电.

国内很多垃圾发电厂是打着发电的旗号,干着制造二恶因污染的勾当。这些发电厂的目的是拿政府补贴和发电卖钱。 发电厂经常产生大量没有燃烧干净的生活垃圾,“好像跟刚刚从家里倒出来的垃圾一样”, 燃烧不完全, 将产生更严重的二恶因污染。

真相之6:

震惊-垃圾焚烧是不分类,直接烧

据07.4.11日现代快报报道,某垃圾焚烧厂经理说,生活垃圾成分单一,直接烧,不会产生污染,烟囱冒出的全是白烟,很干净. 实际情况是: 生活垃圾成分非常复杂,包含大量如塑料垃圾袋,电池等产生严重污染的成分. 如果不事先分类,而是直接焚烧,二恶因的污染将会成百倍增长。

真相之7:

垃圾焚烧“选址”是一个严重的决策错误

一. 垃圾焚烧发电厂绝不能选址在盘龙城开发区.

2008年12月31日武汉市各大报纸相继登出“武汉未来2年将建成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其选址囊括汉阳区、江夏区、青山区、黄陂区等城区，对武汉大有包围之势。盘龙城开发区，作为黄陂这片曾经的武汉之“根”的发展对于江北城区建设非常重要。五座电厂之一，选址黄陂区刘店村道贯泉，处于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根据武汉市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号称将被建设成集“现代制造业区、临空港物流产业区、都市旅游度假区、生态人居区”为一体的新兴城区。现今已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在此进行开发，有各大、中型楼盘几十个。

作为政府部门大力宣传的武汉之根——盘龙城，其对外形象便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生态环境好。可是一旦垃圾焚烧厂建成了，岂不是极大的讽刺？通过“两型社会”政府的规划，“责任”媒体的报道，加上开发商的集体“忽悠”，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用辛辛苦苦积攒多年的血汗钱为盘龙城穿上了“50万人的宜居新区”的马甲。即便如今交通依然窘困，美景依然停留在图纸上，什么都是理想除了那里唯一值得人慰藉的空气清新。如今垃圾焚烧厂也将开建，居民之后的生活可想而之，一颗毒害生命的种子即将种下，盘龙城会失去它唯一可以值得炫耀的资本。如果建成了垃圾焚烧厂，试问谁会再留在“毒区”生活？有多少人会去那里置业？有多少企业愿意去为毒气买单？长此以往，盘龙城将成为一座彻底的死城，空城。值得关注的是，前期大幅在媒体上亮相的汉口北批发第一城，作为盘龙城的产业支柱，同样号称打造一个商贾云集，华中地区最大的商贸城。于此情景，只能祝愿它一路走好。大胆猜想一下，盘龙城也许是温州的购房团的“滑铁卢”，原因竟然是由于环境问题。

二. 垃圾焚烧发电选在盘龙城, 违反国家法规, 应追究决策人的责任!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6〕82号〕的规定。明确规定关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厂址选择的具体要求，规定要求除国家及地方法规、标准、政策禁止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外，以下区域一般不得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

（1）大中城市建成区和城市规划区；

（2）城镇或大的集中居民区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3）可能造成敏感区环境保护目标不能达到相应标准要求的区域。

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在盘龙城的中心地带，与道贯河、盘龙湖及盘龙城大大小小的湿地湖泊相邻。盘龙城被规划为50万人的大社区，但距离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最近的楼盘仅300米，将受到发电站污染的楼盘分别有：

1、盘龙城地区：汉北家园，瑞祥熙园，龙辰丽湾，俯河明珠

，宜鑫苑，盘龙庭苑，日月山水，08经典，F阳光城，香滨半岛，源煌公寓，美景天城，名流?人和天地等。

2、后湖那边有：吉祥谷，同安花园等。3、百步亭地区。4、摄口地区

这些楼盘多位于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西、西南、西北等方向，正好是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下风口。

1、空气污染：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的落后工艺及设备必将产生大量的有毒废气，即使按其标榜的“二恶英排放为0.09纳克/立方米”，每天焚烧1500吨垃圾，其所排除的二恶英将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而当人体内二恶英

达到109纳/kg时，便易引发癌症。武汉春夏季盛行刮南风，风力一般3—4级，即3.4—7.9米/秒，而按国家环保局公布的标准，二恶英混杂其中的气溶胶“ 降低速度很小”，微粒至少在空中停留数小时，因此，汉口北垃圾焚烧发电厂不断排放的有毒气体在风力作用下，只需10至20分钟必将连续覆盖周边5公里的地区。而在已经成为常见的雾霾天气里，毒气将聚集在周边地区形成浓厚的毒雾环境。而垃圾臭气污染同样严重，尽管建设方宣称：垃圾臭气通过密封负压系统抽至炉内作为补风，这只不过是理想化的描述，每天1500吨的垃圾如何能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处理完成而没有臭气飘散？

2、水源污染：该厂选址盘龙城，宣称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距离汉口近，而该厂建设并没有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垃圾渗滤液、卸料平台、车间等冲洗水、冷却水、全厂生冷污水，终将排入道贯河、盘龙河。而建设方宣称“垃圾渗滤液回喷焚烧炉内燃烧”的说法让人产生疑问：它能燃烧吗？它会这样做吗？这只是糊弄人的空话。

3、固体废物污染：该厂每天将产生75吨富含二恶英、重金属颗粒等有毒物质的高危险废物：焚烧飞灰，如何将其妥善填埋？是就地填埋吗？那太可怕了。如果是转送建设中的蔡甸千子山卫生填埋场，沿途又如何保证其安全而不会产生泄露？而每天产生的350吨炉渣，建设方称：“经鉴定后拟作为建筑材料进行有效综合利用”。这是一个不科学的、模糊的说法。垃圾在炉内是连续不断

地燃烧，由于垃圾的成分及燃烧条件不同，炉渣所含有毒物质成分也会不断变化，那么又如何鉴定所有的炉渣是安全无害的呢？事实上，根据国内外资料显示，炉渣中同样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包括二恶英。那么炉渣不可能综合利用，而将成为综合扩散，成为污染源。

真相之8:

国际禁建令:

请看欧美国家早已纷纷发布禁建令,并关闭焚化炉.

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

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

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

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

我们的近邻日本1998年末永久或短暂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化炉，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1997年6月16日，韩国政府强制关闭3家国有大型垃圾焚烧处理厂; 即使是垃圾问题极为严重的贫穷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

2001年3月，由英国埃可塞特大学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实验室发表的《焚化炉与人类健康》的长篇报告，通过对二恶英与焚化炉关系的专门研究，纠正了许多传统的误解：虽然经过改良的新型焚化设施通过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降低，然后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含量却相应提高，仍然造成环境污染；焚化炉不能完全消除废物中的有毒物质，而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态，部分物质的毒性甚至比原来更高；所谓焚烧可减少废物的重量和体积，不过是针对灰烬而言，如果将焚化炉有毒气体输出量加起来，总输出量将超过废物原来的重量。报告还通过对芬兰、西班牙、德国等欧盟国家在垃圾焚化设施附近的居民的监测研究，指出垃圾焚化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影响包括（儿童和成人）患上癌症、呼吸道疾病、

心脏病、免疫系统失调、过敏症及先天畸形等疾病。报告的结论是：足够的证据显示焚化炉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伤害，理应被全面取缔。

2001年5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各国全权代表会议上，经投票有91个国家（包括我国）赞成,《POPS公约》（后更名为斯德哥尔摩公约）获得通过。公约确定了各国必须立即加以控制和治理以二恶英为代表的12项在环境中具有高残留性、高生物浓缩性和高生物毒性的物质，即POPS物质（残留性有机污染物质）。

真相之9:

坚决反对焚烧垃圾

一. 坚决反对焚烧垃圾

焚烧垃圾将产生剧毒二恶英,不仅空气,产生大量灰渣和污水都含有高浓度二恶英.这些灰渣埋到哪里,就污染到哪里; 这些污水将流入的河流,连长出的蔬菜都将含有二恶英.请问汉口的兄弟,你能不吃蔬菜吗?请问江城的百姓,咱们吃的菜难道一定不是从市郊运来的吗?

坚决反对不顾百姓死活,污染一大块土地,来节省一小块垃圾场地!

谁同意建垃圾场,谁就是人民的罪人!

二. 如果坚持焚烧垃圾,则有以下原则:

1. 事先必须进行垃圾分类. 对于不能焚烧的垃圾 ( 如旧轮胎、塑料和有害垃圾 ) 还要另找处理办法。绝不能直接焚烧综合生活垃圾!!! 否则二恶因将大量产生,后果更加严重.

2. 如果对分类后的垃圾进行焚烧, 如何环保监控? 根本就没有好的方案! 绝不能让不法分子偷工减料!(这恰恰是经常发生的.)

3. 坚决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在居民稠密区, 长江上游.

案例：

陈家冲垃圾填埋场停摆3天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刚 熊琳晖 记者唐煜）因难以忍受垃圾填埋场的恶臭，阳逻街山河村的村民用水泥预制板封堵陈家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前的道路。至昨日，已影响三个区垃圾清运3天。

昨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4块预制板横放在通往垃圾填埋场唯一的一条水泥路上（如右图）。

填埋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3日，这条路就被附近的山河村村民用预制板封住，填埋场已停摆3天。”

据介绍，该填埋场去年10月投入使用，每天接纳处理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以及阳逻街的日常生活垃圾2000多吨。

填埋场附近的山河村6组村民纷纷向记者诉说：自从填埋场运行以来，附近的村民总是闻到刺鼻的恶臭。村民说，村边有一个“半边山”，以前山清水秀，但现在空气中时常飘着恶臭，苍蝇、蚊子越来越多。今年以来，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最后都没给出明确答复。

17日，山河村30余名村民，在通往填埋场的道路上排成行拦堵运垃圾车辆。21日，近300名村民再次堵车。据该组村民朱先生说：“我们被恶臭熏得没办

法，才不得不堵路。”

昨日，记者在江汉、江岸、硚口3个区一些街道看到，许多垃圾筒装满了垃圾，腐臭气味逼人。居民们说，已有两三天没人清运。

市城管局有关人员介绍，陈家冲垃圾卫生填埋场流出的污水气味的确很大，原因是污水处理厂还未建成。村民堵路事件发生后，已安排将江汉区、硚口区的生活垃圾运到紫霞观垃圾处理场，江岸区的生活垃圾运到谌家矶临时投放。

深圳蛇口港湾小区惨成“血癌村” 政府岂能不作为

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躺在病床上，父亲靠在墙边。（吊瓶用的药水不能见光，医护人员用黑色塑料带将输液管包住）

这个暑假，8岁的何超躺在医院与死神搏斗。今年7月15日，他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被确诊患上“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这个刚在小学二年级期终考试中取得语文97分、数学英语双百分的聪明仔，这一次将很难破解他所遇到的难题。他的主治医生说，何超要战胜死神必须闯过两道难关：首先他要面临数个疗程的化疗在此过程中，他的肝、肾等内脏将受到巨大伤害；如果化疗能稳定病情，他将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而手术的成功率也只有50%。

一个被癌症改变的家庭

7月30日傍晚，何超做完第一次化疗。他的父亲何志强静静地坐在医院过道里。何志强刚哄完儿子睡觉。他的妻子还坐在他身后的玻璃病房内，正在病床边捡儿子掉下来的头发。掉发，只是化疗的不良反应之一。何超已经入睡，在他的床头放着一本《500个数学故事》。

何志强夫妇都是南山开发集团的职工。他们在蛇口赤湾相识相爱，在港湾生活小区安家，何超也在这里出生长大。按计划，何志强要给家里添置一台小汽车。但白血病改变了这个月收入6000余元的家庭，计划买车的数万元人民币只够何超的前期化疗费用。

早在今年6月，何超开始咳嗽发烧。蛇口联合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血常规白细胞偏高。何志强压根儿就没有把孩子的症状与白血病挂钩。就在检查期间，何超还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7月初，何超脖子开始肿大，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开出了住院通知书。7月15日，何志强就被告知儿子被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五年三为血癌患儿捐款

何志强在儿子确诊的当天下午向自己所在的南山开发集团港务公司求助。3天后，数百名公司同事捐助的十余万元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组织这次捐款的是公司工会的刘大姐。五年来，她先后组织了三次同样的捐款。1999年，港务公司流动机械班孔师傅12岁的儿子牙龈不停出血，很快就确诊为白血病。工会把这消息公布后，员工们自发捐款。几天时间，他们就捐了4万多元。此前，1998年港务公司刘师傅12岁的女儿也被确诊为白血病，组织捐款的也是刘大姐。与何志强和孔师傅的儿子不同，刘师傅的女儿在老家读书，只是暑假才到小区生活。

何志强夫妇都是前两次的捐助者。何志强现在依稀记得，他为孔师傅的儿子捐了200元，妻子捐了100元。但为刘师傅的女儿捐了多少钱已记不清楚。

说起这三次捐款，刘大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尽管前两次捐款都顺利地为小孩筹集了大量医疗费，但是大家的爱心却没能留住这两个小生命。”刘大姐说，1999

年底，两个12岁孩子相继死去。言谈间刘大姐颇有些伤感，“为什么我们公司这么多灾多难，短短几年时间，就有3人遭难。”

小区朝海靠山三千多人

刘大姐不知道，让她不安的白血病数字并非全部。

港务公司是南山开发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集团的许多员工都生活在蛇口港湾生活小区。港湾生活小区不仅与都市喧嚣保持了适度距离，而且面朝大海背靠南山。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风景名胜区，在赤湾村的绿荫下，还安睡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1985年前后，南山开发集团在这里建造港湾生活小区。来自港湾生活小区物业管理处和片区居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港湾生活小区的常住居民有3000多人，与其相邻的赤湾村原住居民为163人，而在整个赤湾片区还居住着上万流动人口。

“小区的白血病患者肯定不止3个人！”管辖港湾生活小区的赤湾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说，尽管她不知道具体的患者姓名，但她肯定自己此前听说的白血病患者都是南山开发集团的员工。这名工作人员随后拿出小区居民的户口簿供记者查阅，但却没能找到她说的那些人。这名工作人员猜测，患病的员工可能已经过世，所以户口已注消。这名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到南山开发集团工会(以下简称集团工会)，那边可能会有记录。“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刚刚统计出一个数据，情况的确很严重！”集团工会副主席朱女士说。在港务公司给何超捐款时，公司工会曾把这个消息上报给集团工会。一听说是白血病，朱女士不由心头一紧：“最近几年，我已经不是两三次听说有员工得这个病。”朱女士立刻安排同事统计员工患癌症的数据。“说实话，统计数据吓了我一跳，集团有6个人得白血病，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得病的。”据了解，除了3名近年患病的小孩外，另外3名患白血病的员工，有两人也是在最近5年发病的。

根据朱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确认了一名姓晋员工的患病记录，这份记录显示：晋某1998年12月因白血病到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1999年在该院做骨髓移植手术后康复出院，但到2000年10月，晋某因白血病复发再次入院，出院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而名单上另外两名患病员工，记者多方努力仍未能联系到患者家属。但一些小区居民说，曾经听说过两名男子患病的情况。

一份22人的癌症患者名单

6名白血病患者也并非港湾生活小区癌症患者的全部。

最先透露这个消息的是一位港务公司员工。他说，包括6名白血病患者，港湾生活小区有近20人患各种癌症，其中多数都是最近6年内发病或死亡。

集团工会有一份22人的癌症患者名单。“小区癌症患者多大家多少都有些了解，但当我和同事把这些患者都统计成册后，这个数据还是吓了我们一大跳。”集团工会副主席朱女士手里捏着名单说，这份名录也很可能是不完全的。

蛇口人民医院赤湾社康中心就在港湾生活小区旁边，8月1日，当记者在中心找到贺医生时，她刚刚给癌症患者名单中的一位开完药。“赤湾小区的癌症患者的确较多，有些患者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取药。”贺医生说，由于这里居民都是凭社保卡看病取药，所以很多人都十分熟络。仔细翻阅记者取自集团工会的癌症名单后，贺医生和她的同事表示其中至少有10人是她认识的，病情也基本一致，一位热心的医生还特意打开医院的电脑系统再次予以核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她自己就住在港湾小区内，她个人也非常希望能搞清楚到底为什么小区居民多患癌症。

除了掌握全局的集团高层外，小区绝大部分居民对小区癌症患者的整体情况可能并不知情。但当具体到个人时，他们都能说起一二：贺某，得的是肝癌，去年过世的；这个姓叶的妻子我认识，今年刚查出来得了癌症，正在治疗；这个姓何的已经搬走了，好像还健在??

根据集团工会提供的癌症患者名单，记者在小区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但要找齐所有患者或其家属，了解他们在小区的居住情况却非易事。

通过寻找患者家属、查询居委会记录和社区医院档案等途径，记者可以证实这22人中的17人确实患有癌症，并且在小区居住过。而名单中的另外5人，由于病逝或已搬离小区失去联系等原因，记者始终无法找到其本人或亲属。 赤湾村近年也有多人患癌

“去隔壁赤湾村看看吧，我们前任村长也是得癌症去世的！”赤湾村一名热心村民坚持要求记者过去村里看看。从港湾生活小区顺着山路向下走大约50米，就是常住人口不到三千人的赤湾村。这是紧挨着港湾生活小区的一个村，可以说它和该小区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常住人口组成上，都有天然的“血缘性”。 村民口中的“老村长”姓陈，赤湾村的老居民。在村民印象中，陈的身体一直很硬朗。“他住在这里有40多年了，做事情风风火火，好像从来不知道疲倦。”紧挨陈家的一家老居民说。陈两年前死于胰腺癌。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搬出了赤湾村，只留下他的老伴住在自家盖的三层小楼房里。谈到陈的死，老太太不愿意多谈，她只说陈被检查出癌症，最后也没有治疗成功。老太太说，陈没有癌症家族遗传病史，他的父母及直系亲属都没有患过癌症。

在集团工会的癌症名单统计中有陈的名字。名单上的吴礼娥也长期居住在赤湾村。吴礼娥，女，46岁，南山开发集团的退休职工，住在赤湾村内。自20多年前从南山区南园村嫁到赤湾村，她一直住在这里。3年前，她患上了直肠癌，经过手术她活了下来，她也是记者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提起母亲的“老毛病”，吴礼娥的儿子麦嘉威没有太多忌讳，“就是直肠癌，她都现在还要每天吃药呢。”在麦嘉威的记忆里，母亲自从南山开发集团公司食堂退休回家，身体就不是很好。3年前她感到腹部很疼，入院检查发现是直肠癌。经过长时间治疗，吴里娥终于出院了。

不过麦家人的担心并未就此解除，他们对于癌症的恐惧和感受比周围人都强烈，因为癌症已不是第一次光临。早在2002年，麦嘉威40出头的姑姑麦金兰因为患胃癌治疗无效去世。麦金兰也是南山开发集团员工，她长期生活在港湾生活小区。麦嘉威说，麦金兰和吴里娥都没有癌症的家族遗传病史，医院的病历也证明了这点。

除开已确认患癌的陈村长和吴礼娥外，赤湾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提供了另外5名癌症患者的情况。他们中有三人姓陈，分别在1998年、去年和今年过世；一名孔姓男子因患肺癌于2000年过世；还有一个姓麦的男子，患肝癌于1998年去世。

癌症发病率正常吗？

综合赤湾小区和赤湾村已得到核实的22名癌症患者分析，其中16人是在1998年―2004年间发病或过世的，这个数字是1985年-1997年间的近3倍。 这，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

记者拿着这个数据走访了多位深圳的肿瘤医学专家及相关部门。没有人能够作出判断这是否正常。有专家说，医学部门长期以来都偏重个案研究，甚少对一个片

区进行调查。

中华医学会深圳分会有关专家表示，癌症的发病原因有很多种，其中遗传因素和环境、生活习惯的影响最大。该专家对港湾生活小区及赤湾村这样的癌症发病率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这种发病率值得医学研究者关注，至于是否正常不好下断言，必须要等到实地调查后才能得出。”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负责人的态度相对明确一些，他首先表示，对癌症病人的调查必须有确诊的根据，“如果港湾小区及赤湾村近6年的癌症患病者数字，真的像你们(记者)提供的那样，那么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这位负责人说，癌症发病率虽然有增长的趋势，但一个片区在短期内集中出现这么多癌症病人是不正常的，一般癌症的发病率都远远达不到这个片区的患病比率。例如白血病在我国的平均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左右。

该负责人同时强调，癌症的发病原因很多，首先遗传的因素很重要。“如果可以明确排除该病人没有遗传病史，那么环境和生活习惯方面就是主要考虑的问题。”该负责人同时强调，致病因素很复杂，很可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同时如果病人在该地区居住时间在10年以下，那么环境方面的影响应不会是致病主因。而据记者调查，港湾小区一带癌症患者多是在该地生活了10年以上。 对于记者反映的情况，该负责人表示具体的结果必须要等到医学专家实地调查后才能得出。他表示，实地调查要多部门联动，“这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是简单某个部门可以操作的。”

居民：片区环境逐年恶化

现在的港湾生活小区及赤湾村居民的生活像往常一样平静，部分了解到癌症患者数量的居民同样如此。但他们都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属于正常的生老病死。 许多居民认为，这个片区的环境质量正在逐年恶化。因为在小区周边有深圳能源集团妈湾发电总厂、月亮湾电厂、南山垃圾焚烧电厂、浮法玻璃厂、南海油脂厂等上十家企业(小区地形图附后)。港湾生活小区物业管理处卢主任说，自这些企业开始兴建时起，小区居民的反对声就一直持续不断。20世纪90年代初妈湾电厂竖起第一根烟囱时，小区居民就集体签名表示抗议；玻璃厂时常冒出浓烟的大烟囱，被这里的居民多次投诉到环保局；而2003年，当垃圾焚烧电厂动工建设时，这里的居民也集体表示反对。

居民的抗议声没有阻止工厂建设的步伐，相反，环境的变化却正在改变着居民的生活习惯。小区居民说，这些年来他们养成了与半山豪宅区不相称的三个怪习惯。第一怪是，窗外海风徐徐，居民们却习惯关着窗户；第二怪是，早上起床准备晨练时，小区居民先要在阳台看风向闻气味；第三怪是，放着无敌海景的漂亮房子不住，一些居民却开始往蛇口甚至更远的市区那边迁移。卢主任说，近年来迁走的居民不下一百人，他认为多数搬迁与环境有关。

在小区居住十多年的陈阿姨抱怨说：“现在空气脏得很，我老公的那些花木，每天早上都会积下黑黑的粉尘。”小区一些居民不无担忧地说，他们不知道周边企业的烟囱在排放些什么废气，他们担心包围小区的怪味空气，会不会损害自己的身体。

小区居民肖伟聪老先生还特地画了个示意图给记者解释，“我们小区地形特殊，建在山窝窝里，周边的这些工厂一排烟，那些难闻的废气就会随风吹到山窝里。”记者还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随机抽样访问了港湾生活小区50位居民，看他们对环境的看法到底如何。就整个随机抽样结果来看(结果仅对抽样结果负责，并不一

定能代表所有居民意见)，认为近年来小区环境持续恶化的有52%，认为没有变化的占到22%。在询问环境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时，有50%的居民认为是空气被污染，另有52%的居民选择灰尘增多(有数位受访者选择两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小区生活10年和10年以上的居民，都在“小区环境正在恶化”一栏上打勾。

168枚放射源未妥善处理

最近，一则关于妈湾电厂的消息更加重了部分小区居民的不安。这则消息说，广东省政府联合执法检查组新近在深圳妈湾电厂检查时发现，该厂共有168枚闲置、废弃的放射源未进行妥善处理。这些废弃放射源如果保管不善、处理不当或被盗，均可能产生放射性污染。这些放射源是电厂安装在落煤管里的“料位计”(一种通过射线来实现测量的仪器)。深圳妈湾电厂早前由于工艺更新，有一批“料位计”放射源被淘汰废弃，调查组今年进入电厂检查时，发现这些已废弃的料位计依然留在落煤管里。

妈湾电厂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电话询问时表示，这些放射源放射性并不大，不会对环境或者附近居民构成伤害。“如果走到50米近时可能会对人体有影响，但是那些居民距离我们电厂很远，如果他们都被辐射，那我们工厂的员工不都受辐射了吗？”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电厂没有人患白血病，而且电厂每年都要进行废气排放检测，他们测试的结果全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有关专家也表示，该工作人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料位计发生泄漏，首先被辐射的肯定是仪器的操作员，因为距离越远，射线的辐射强度就会越弱。

一位曾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多年的环保专家指出，一般电厂等工矿企业使用的料位计都是使用r射线来测量煤等原料的实际储存量。r射线射程较远，一般射线距离在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如果人体长时间被照射，可能导致人体细胞发生基因突变，从而使人体细胞出现癌变。但这位专家强调：从理论上讲，一般“料位计”都有屏蔽隔离装置，这样r射线的射程会大大减小，港湾生活小区距离妈湾电厂有数百米远，正常情况下料位计的辐射性不可能有这么远，因此对人体是安全的，但前提是料位计没有被损坏，核材料没有发生泄漏。

垃圾焚烧电厂冒出黄烟

继妈湾电厂之后，位于小区西边的南山垃圾焚烧电厂也因一次意外引起关注。 8月2日一大早，正在晨练的黄老伯很快发现平时冒青烟的电厂烟囱，今天冒的是很浓的黄烟！居民说，黄烟很快飘进小区，还有居民立刻就致电本报，表示小区内有人感觉头脑发晕。而8月3日，垃圾焚烧电厂仍然冒着黄烟。

“我很内疚，我要向周围居民道歉。”南山垃圾焚烧电厂厂长白雄昂事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电厂的烟气处理系统在那两天的确没有正常工作，垃圾焚烧产生的大量有毒废气未经处理就排放到空气中。

白厂长解释说，这次事故并不是电厂的机器出现故障，而是当时南山电网电压不稳定，使得进口的烟气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我们当时强行使用处理系统，就很可能烧坏里面价值数百万元的进口配件。”在这种情况下，电厂当时把废气切换到其他管网实行直接排放。

白厂长说，自2003年工厂投入使用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故障。“今后我们一定会改进工作，如果烟气处理系统无法工作，我们宁可全厂停产，也不会再将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电厂有关技术人员坦承，那些未经处理的燃烧废气含有酸性的有毒物质，这其中包括氯化氢、二氧化硫和氟化氢，这些物质对人体都是有损害的。但他强调，如果只是短时间的排放，不会给人体健康

带来大的影响。

据了解，南山垃圾焚烧电厂每天要处理800吨垃圾，包括塑料、橡胶等各种垃圾都同时进行焚烧处理。该厂技术人员介绍，该厂垃圾发电系统是从日本引进的，其废气排放严格遵守欧洲排放标准，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国家相关排放规定，日常生产绝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伤害。

但对于垃圾发电，专家仍有担心。一位环保专家介绍，国外研究表明，一般垃圾电厂在焚烧垃圾发电时温度在200-300度之间，很可能会产生高度致癌的物质“二恶英”，二恶英被人体吸入后会附着在脂肪上，并导致细胞产生癌变，专家说：“至今国外学术界都还对垃圾焚烧发电持怀疑态度。”

据了解，早在电厂选址阶段，一些小区居民就曾以污染空气为由提出反对意见，为此电厂还专门邀请部分居民去日本垃圾发电厂参观，以证明垃圾焚烧不会损害人体。南山垃圾焚烧电厂技术人员解释说，他们电厂的焚烧温度在800度以上，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产生二恶英。但他同时表示，电厂目前无法对二恶英排放进行实时检测，因此无法给出具体检测数据。

记者不下十次进入港湾生活小区，与超过百名居民进行交谈。但就是这些常年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们也无法弄清是哪家企业在污染环境。有人认为是电厂的大烟囱，有人说玻璃厂的排烟十分厉害，有居民说油脂厂排放的废气十分难闻，一些居民也认为这边的环境仍然是很好的。

一个难解的问号

事实上，政府部门的检测数据也为居民的担忧提供了佐证。一份来自深圳环保检测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美丽的南头半岛(含蛇口)空气质量虽然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环境空气质量在深圳行政区域中排名最后。

有环保专家介绍，深圳市环保局在深圳全市共设有10个监测点，其中在南头半岛有两个：一个在南油工业区，另一个在南山家乐福附近。这两个点的平均值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港湾生活小区及赤湾村的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这份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3年，仅南头半岛，工业废气、燃料废气、二氧化硫、烟尘的排放量一直占到全市排放量的50%以上。在1999年高峰期，南头半岛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竟占到深圳全市的89.8%。更为严峻的是，该片区域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近年来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下降，在秋冬季节部分地区污染则更为严重。

而这些污染又有相当部分是由南头四个大型电厂造成。在深圳市重点检测的35家重点工业废气污染源检测指标中，靠近港湾生活小区的妈湾发电总厂、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月亮湾燃机电厂位居前三位，其中妈湾发电总厂的污染负荷占到重点源的46.09%，三大发电厂的污染总和则占到35家重点工业废气污染源的73.26%。

提供南山片区综合环境数据的深圳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同时也表示，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环境条件应该排在前十名之内。南头半岛的综合污染指数为

1.96，比深圳全市污染指数1.75平均高出12%。但与临近城市相比，广州市2002年、2003年的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2.62和2.87；佛山2002年、2003年的综合污染指数也高达2.25和2.51,这些城市的平均污染水都比南头半岛要高。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即使把蛇口片区放到全国所有的重工业区里面去比较，这里的环境条件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通俗地讲，二级标准的空气应该是‘一般’或

者‘良好’，从数据来分析，南头半岛的环境质量应在正常范围内。”该负责人解释说。

记者还与深圳一家具有空气质量检测资质的环境检测部门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到港湾生活小区及赤湾村进行实地检测，以取得该片区具体的环境空气质量数据。有关专家到现场调查后说，这不是一个单位能在短时间能做到事情。像空气中二恶英含量的检测，整个深圳市只有一家单位拥有这样的设备。他认为，如果不经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就把小区癌症患者数量与癌症强行挂钩是不科学的。 向记者提供数据的深圳市环保局有关专家也表示，目前在赤湾片区还没有设置环境检测设备，因此无法提供该片区的空气质量报告。而整个南头半岛的环境空气质量报告，是否会给赤湾片区居民的生活及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以及是否含有过高的致癌悬浮物，都是不能成为分析依据的，这需要设点进行长时间的监测以及分析，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果。

彻查有待政府介入

南山开发集团工会目前正在努力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今年7月，在统计到有多名员工或员工家属患白血病后，南山开发集团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开发集团工会的工作人员已经邀请一位南山区人大联络员到公司收集资料。工会一名负责人说，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关注到赤湾片区的环境变化。与此同时，个别居民也开始行动，一些居民也已准备联系环保检测机构去测试空气质量，他们希望测试空气污染情况，测试放射源的辐射强度。

正如有关专家所说，调查某个区域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片区的空气质量是否正常，都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采用大量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分析，而这些是某个单位或个人所无力完成的。居民们都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彻底调查小区环境，用权威数据去解释片区癌症患者数量是否正常。

山后的垃圾发电厂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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