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凡人
范文一：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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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
引 言
政治伦理思想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政治伦理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制度本身的伦理，一是制度中人的伦理。所谓制度，也可以说就是有一套实力和观念支持的持久的、不断在重复实践的、人们可以对之有合理预期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身具有道德涵义。政治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轴”。而“制度中人的伦理”则是着眼于作为“政治人”的伦理。
所以，考察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考察其政治伦理思想依赖的制度基础;其次，考察孔子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参与程度;然后才能考察孔子对制度中人提出的独特的道德要求。
一、盟誓制彰显的伦理自觉
盟誓制是《周礼》的一部分，从制度层面确立并维系着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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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晋文公等借助经常的盟誓强化了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春秋五霸除依靠实力作盟主外，还必须是守约的楷模。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盟很多，但由于其以信守盟约着称，诸侯“信其信，仁其仁”，故有“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的传说。
春秋末期，“千乘之国，不信其盟”的社会现实，使人叹惜“周文疲弊”，这意味着维系群体共生共存的盟誓体制即将解体。从政治范畴讲，“礼”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古代典籍中记载颇多。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周王室东迁后，继续担负着领导诸侯防御夷敌入侵的任务，当时诸侯国为争当“霸主”，对不义、背礼之国，“必奉礼义而征之”。
诸侯先“尊王”后“攘夷”，以主盟的方式号令诸侯或迫使反叛诸侯归于周天子旗帜下，起着维护周礼或维持政治秩序的作用，是政治伦理精神的自觉的体现。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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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北驱山戎救燕、“存邢救卫”、南责强楚;葵丘之盟再次强掉周天子的权威。从本质上讲，盟约维护的是既存的政治关系，不仅对稳定政治秩序有利，也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个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是克带护襄维护礼制的结果;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至周襄王处告捷献浮，为自己赢得周襄王赐予的“侯伯”美名，获“九锡”之赏。有功于周室的晋文公，想在死后用天子的葬礼埋葬“，请隧于襄王”，但遭周襄王拒绝，晋文公不敢违背。齐桓、晋文均有大功于王室，但仍自觉谨尊礼制行事。
此外，从“仪”上讲，周“礼”体现的是与各级身份适宜的礼节仪式，以“别贵贱，序尊卑”。所以，天子与诸侯的会盟及诸侯间的会盟，是展示彼此间是否认同彼此关系的最佳方式。因而，人们对不遵守会盟礼仪的诸侯是不抱有信任的，对其怀有戒心。成公十二年“宋之盟”后，楚违反礼仪，用享礼招待晋的使者的行为就是典型。
春秋时期，诸侯们经常的盟誓行为，[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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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盟誓体制及其尚信的精神，牢固周王与诸侯间彼此的责任、义务。从伦理学上看，盟誓制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与盟者的道德层面实现的。与盟者对盟誓制维系的政治关系的认同、践行，是使得当时松散的周王与诸侯间的关系得以维系、免于社会秩序失衡的关键。
二、孔子热衷、倡导盟誓
春秋末期，盟誓不信已是普遍的现象，历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诸子蜂起。诸子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救时之弊的特征。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熟悉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他研究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关系时，注意到了定期的朝觐、聘问、盟会等盟誓制度及仪式在牢固周天子与诸侯等级关系中的功能。因而，孔子热衷、倡导盟誓。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500 年)的夹谷之会，孔子以“礼”为依据，迫使齐侯放弃了不光彩的雕虫小技，归还了鲁国的部分土地，夹谷之会因此载入史册。盟约签订后，齐侯准备设享礼宴飨鲁定公。孔子认为，在夹谷举行享礼也违背了礼仪的内涵:“齐、[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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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孔子对“享礼”功能的阐释，使齐国不再坚持。可见孔子坚持会盟仪式的精神是符合“礼”的本意的，否则，齐侯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
孔子自己热衷盟誓，且对学生志做盟官调节诸侯间纷争的思想大加赞赏。《论语?先进?侍坐章》载，孔子问学生将来的志向，公西华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认为“为国以礼”，对公西华矢志做盟官的志向大加赞赏:“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当时，盟誓已成为诸侯间的外交策略，但在孔子及弟子的思想中依然有盟誓就必须守信的坚守。子贡认为，盟誓必以信用为前提，如不打算遵循的盟，就不必结:“吴[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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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使大宰嚭请寻盟。(鲁)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
吴国这次寻盟是为了一百头牛，鲁国负担不起，也就不再与吴国结盟。孔子的学生中有在外交活动中重视盟誓的子贡，更有以诚信为做人原则而声名在外的子路。时人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因为“，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贡、子路的言行，表明了孔门对盟誓的一贯态度。这足以证明，孔子学说中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盟誓制度中蕴涵的尚信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三、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
(一)盟誓制度中人具备“仁、信”的道德品质，才是盟誓制有序运行的关键。从孔子对盟誓制的热衷、推崇，我们可以窥见到孔子对制度中人提出的独特的道德要求的源头。在《论语》中，孔子反复阐述“政[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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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要“为政以德”的主张，《论语》因此成为中国较早的政治伦理着述(本文未注明者均引自《论语》)。
1.统治者对百姓要讲信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食、兵、信三者是基本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信。若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就要亡国。
2.统治者应当是廉洁自律的楷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贪不义之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要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境界，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3.统治者应当是忠于职守的模范。为官者应该勤政爱民，“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彰显了孔子的君臣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政治伦[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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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念。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4.为政者要公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为政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为政的前提。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孔子理想的政治状态。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强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论述占有重要地位，这与盟誓制具有的伦理意蕴有着直接的联系。
(二)孔子在游说诸侯时，曾提出两种不同的施政模式及结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与他一贯倡导“为政以德”的思想契合。
当政者如果“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不能做到“礼”所要求的“仁”心，将丧失公信力、失去国家。所以，孔子所谓的礼，[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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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种施政的制度，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规范。他的政治理念是要从政者在“政、刑”外，用“礼”来治理、教化民众，使“礼”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自觉。
春秋末期，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已不似西周，告朔之礼逐渐荒废。鲁国是周公之后，尚尊周礼，但国君既不亲祭祖庙，亦不听朔，只有相关人员依故事供一饩羊。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因为，告朔之礼体现的是一种君臣关系，哪怕是形式上的存在也有启发无道之世诸侯国君的行政伦理自觉的价值。
统治者是否依“礼”行事，是政治局势发展趋势的晴雨表。当政者所用仪典与自己身份不符，显示当政者欲打破现有的政治秩序。晋国铸刑鼎，他评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此处“度”就是周礼的贵贱有序;鲁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高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赞扬管仲的“仁”，但对他“树塞门”“、有反坫”的做法持否定的态度。
对于鲁文公把僖公神位排在鲁闵公的[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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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而行褅祭之礼，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孔子晚年所着《春秋》，显示了他对政治人应具有的道德规范的理解，自认:“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如果从政者“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
司马迁也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员从出生开始就会受到各自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的约束与影响，从而对于自身民族的环境习惯法都有着与生俱来亲切和认同。正如卢梭所说:“这种法律既不是雕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记在公民的心坎上。它是一种构成国家真正宪法的法律......我想提及的是道德、风俗以及信仰......发展更为缓慢的道德最终将成为国家毫不动摇的基石。”
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文化习俗基础才[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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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有关与民族环境习惯法理念相同的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得到了很好执行。这正是藏区生态环境得以良好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本土型“法学”资源与国家法律的结合在民族地区实施后效果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给我们今后的立法、司法指明的方向，假若我国环境法律、法规更多地能够表达我国环境伦理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彰显我国环境伦理自身的内在精神，那么不仅仅是环境法治的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种以本土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真正符合中国环境变迁的“本土模式”法制体系将为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李桂林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
[2]刘雁翎.藏族与侗族环境习惯法比较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06).
[3]吕志祥.藏族传统生态文明在我国[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键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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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建设中的意义[J].攀登(汉文版)，2011，(06).
[4]王佐龙.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02).
[5]多识.爱心中爆发的智慧[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112.
[6]大藏经(卷 12)[M].348.
[7]王佐龙.西部社会民族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336.
[8]屈振辉.生态文明需要环境伦理与法制保障[J].中国环境法治，2010.
[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高黎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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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浅析孔子对人的认识
浅析孔子对人的认识
摘 要:国内的现代学者对于孔子对人的认识持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孔子开创了人性论，另一种则认为孔子几乎未阐述过人性。本文在搁置上述分歧的前提下，通过梳理《论语》中记录的孔子言论，试图分析孔子在对人的认识方面所阐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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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孔子;《论语》;认识;人
作者简介:岑益郎(1980-)，男，浙江慈溪人，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六级职员，主要从事党政管理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2-0-01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思想的民族，历代思想家在对人的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究。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1]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整理编写成《论语》一书。[2]孔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尤其是春秋思想遗产，成为我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国内的现代学者对于孔子对人的认识持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孔子开创了人性论，如“中国历史上真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人性论’问题的还是孔子” [3];另一种则认为孔子几乎未阐述过人性，如“孔子并没有给人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4]。本文借助《论语》，通过梳理孔子的言论，试图分析孔子在对人的认识方面所阐述的观点。
一、对孔子对人的认识的总体理解
孔子的言论虽然较少涉及“性”，这可从记录在《公冶长篇》中，孔子学生子贡所说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找到佐证，但是并非没有。如在《阳货篇》中，就记录了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于孔子的这个观点，对照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孔子所指的“性”即人的先天因素，所指的“习”即人的后天因素。如此一来，孔子所指的“性相近”和“习相远”，可以理解为:人的先天因素是相近的，人的后天因素却相差较大。
二、对孔子所赞成之“性”的进一步分析
在现代汉语中，“性”、“质”两字连用组成“性质”一词。在《论语》中，“性”与“质”两字含义虽相近，却分开使用。对孔子提及的“质”字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孔子对“性”的观点。如《颜渊篇》中记录了与学生子张讨论“一个士怎样才算是达”的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又如孔子在阐述如何成为一个君子时指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篇》)。由此可见，孔子赞成人性中率直和合宜的天性或本质。
三、对孔子所赞成之“习”的进一步分析
在现代汉语中，“德性”与“习性”两词的含义较接近。对《论语》中孔子提及的“德性”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孔子对“习”的观点。如《颜渊篇》中记录了季康子问政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反对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由此可见，在孔子的观点中，“习”不仅可加以引导，而且就像风加在草上后草会随风倒一样，善“习”完全可以压倒恶“习”。
四、对孔子所赞成之“性”与“习”兼顾调和观点的分析
此外，孔子还赞成“性”与“习”两者的兼顾调和。如孔子在阐述如何成为一位君子时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篇》)。由此可见，在孔子的?^点中，过分注重秉持率直和合宜的“性”就会像一乡野之人，过分注重文化的善“习”也只
能像一文书人员，只有两者兼顾调和才能最终成就一个君子。
综上所述，孔子是从“性”、“习”以及两者的关系三个方面来认识人。具体而言，孔子赞成人的“质直”或“义以为质”、善“习”以及两者的兼顾调和。他宣扬道德和力行教书育人的一生，可理解为是开创隐恶扬善风气、着力于人的后天因素的一生。孔子树立的人格标准，更是成为了中华民族历代志士仁人的楷模。
参考文献:
11-08].http: [1]百度百科.孔子.[EB/OL].[2016-//baike.baidu.com/subview/2176/5070682.htm,fr=Aladdin.
[2]百度百科.论语.[EB/OL]. [2016-11-08].http://baike.baidu.com/view/19183.htm,fr=Aladdin.
[3]王琦，李生龙.善乎,恶乎,――论孔子人性论所蕴涵的两极趋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
[4]王志强，王功龙.孔子人性论新探[J].江西社会科学，2010(3).
范文三：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doc
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
引 言
政治伦理思想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政治伦理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制度本身的伦理，一是制度中人的伦理。所谓制度，也可以说就是有一套实力和观念支持的持久的、不断在重复实践的、人们可以对之有合理预期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身具有道德涵义。政治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轴。而制度中人的伦理则是着眼于作为政治人的伦理。
所以，考察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首先考察其政治伦理思想依赖的制度基础;其次，考察孔子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参与程度;然后才能考察孔子对制度中人提出的独特的道德要求。
一、盟誓制彰显的伦理自觉
盟誓制是《周礼》的一部分，从制度层面确立并维系着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
齐桓公、晋文公等借助经常的盟誓强化了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春秋五霸除依靠实力作盟主外，还必须是守约的楷模。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盟很多，但由于其以信守盟约着称，诸侯信其信，仁其仁，故有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的传说。
春秋末期，千乘之国，不信其盟的社会现实，使人叹惜周文疲弊，这意味着维系群体共生共存的盟誓体制即将解体。从政治范畴讲，礼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古代典籍中记载颇多。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周王室东迁后，继续担负着领导诸侯防御夷敌入侵的任务，当时诸侯国为争当霸主，对不义、背礼之国，必奉礼义而征之。
诸侯先尊王后攘夷，以主盟的方式号令诸侯或迫使反叛诸侯归于周天子旗帜下，起着维护周礼或维持政治秩序的作用，是政治伦理精神的自觉的体现。
齐桓公北驱山戎救燕、存邢救卫、南责强楚;葵丘之盟再次强掉周天子的权威。从本质上讲，盟约维护的是既存的政治关系，
不仅对稳定政治秩序有利，也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个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是克带护襄维护礼制的结果;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至周襄王处告捷献浮，为自己赢得周襄王赐予的侯伯美名，获九锡之赏。有功于周室的晋文公，想在死后用天子的葬礼埋葬，请隧于襄王，但遭周襄王拒绝，晋文公不敢违背。齐桓、晋文均有大功于王室，但仍自觉谨尊礼制行事。
此外，从仪上讲，周礼体现的是与各级身份适宜的礼节仪式，以别贵贱，序尊卑。所以，天子与诸侯的会盟及诸侯间的会盟，是展示彼此间是否认同彼此关系的最佳方式。因而，人们对不遵守会盟礼仪的诸侯是不抱有信任的，对其怀有戒心。成公十二年宋之盟后，楚违反礼仪，用享礼招待晋的使者的行为就是典型。
春秋时期，诸侯们经常的盟誓行为，是借助盟誓体制及其尚信的精神，牢固周王与诸侯间彼此的责任、义务。从伦理学上看，盟誓制对人们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与盟者的道德层面实现的。与盟者对盟誓制维系的政治关系的认同、践行，是使得当时松散的周王与诸侯间的关系得以维系、免于社会秩序失衡的关键。
二、孔子热衷、倡导盟誓
春秋末期，盟誓不信已是普遍的现象，历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诸子蜂起。诸子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救时之弊的特征。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熟悉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他研究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关系时，注意到了定期的朝觐、聘问、盟会等盟誓制度及仪式在牢固周天子与诸侯等级关系中的功能。因而，孔子热衷、倡导盟誓。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500 年)的夹谷之会，孔子以礼为依据，迫使齐侯放弃了不光彩的雕虫小技，归还了鲁国的部分土地，夹谷之会因此载入史册。盟约签订后，齐侯准备设享礼宴飨鲁定公。孔子认为，在夹谷举行享礼也违背了礼仪的内涵: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孔子对享礼功能的阐释，使齐国不再坚持。可见孔子坚持会盟仪式的精神是符合礼的本意的，否则，齐侯不会放弃自己的计
划。
孔子自己热衷盟誓，且对学生志做盟官调节诸侯间纷争的思想大加赞赏。《论语先进侍坐章》载，孔子问学生将来的志向，公西华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认为为国以礼，对公西华矢志做盟官的志向大加赞赏: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当时，盟誓已成为诸侯间的外交策略，但在孔子及弟子的思想中依然有盟誓就必须守信的坚守。子贡认为，盟誓必以信用为前提，如不打算遵循的盟，就不必结: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鲁)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
吴国这次寻盟是为了一百头牛，鲁国负担不起，也就不再与吴国结盟。孔子的学生中有在外交活动中重视盟誓的子贡，更有以诚信为做人原则而声名在外的子路。时人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因为，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贡、子路的言行，表明了孔门对盟誓的一贯态度。这足以证明，孔子学说中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盟誓制度中蕴涵的尚信的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三、孔子对政治人的道德要求
(一)盟誓制度中人具备仁、信的道德品质，才是盟誓制有序运行的关键。从孔子对盟誓制的热衷、推崇，我们可以窥见到孔子对制度中人提出的独特的道德要求的源头。在《论语》中，孔子反复阐述政治人要为政以德的主张，《论语》因此成为中国较早的政治伦理着述(本文未注明者均引自《论语》)。
1.统治者对百姓要讲信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食、兵、信三者是基本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信。若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就要亡国。
2.统治者应当是廉洁自律的楷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不
贪不义之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要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境界，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3.统治者应当是忠于职守的模范。为官者应该勤政爱民，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彰显了孔子的君臣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政治伦理观念。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4.为政者要公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为政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为政的前提。因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是孔子理想的政治状态。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强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论述占有重要地位，这与盟誓制具有的伦理意蕴有着直接的联系。
(二)孔子在游说诸侯时，曾提出两种不同的施政模式及结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与他一贯倡导为政以德的思想契合。
当政者如果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不能做到礼所要求的仁心，将丧失公信力、失去国家。所以，孔子所谓的礼，不仅是一种施政的制度，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规范。他的政治理念是要从政者在政、刑外，用礼来治理、教化民众，使礼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自觉。
春秋末期，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已不似西周，告朔之礼逐渐荒废。鲁国是周公之后，尚尊周礼，但国君既不亲祭祖庙，亦不听朔，只有相关人员依故事供一饩羊。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因为，告朔之礼体现的是一种君臣关系，哪怕是形式上的存在也有启发无道之世诸侯国君的行政伦理自觉的价值。
统治者是否依礼行事，是政治局势发展趋势的晴雨表。当政者所用仪典与自己身份不符，显示当政者欲打破现有的政治秩序。晋国铸刑鼎，他评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此处度就是周礼的贵贱有序;鲁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高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赞扬管仲的仁，但对他树塞门、有反坫的做法持否定的态
度。
对于鲁文公把僖公神位排在鲁闵公的前面而行褅祭之礼，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孔子晚年所着《春秋》，显示了他对政治人应具有的道德规范的理解，自认: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如果从政者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
司马迁也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员从出生开始就会受到各自民族环境习惯法文化的约束与影响，从而对于自身民族的环境习惯法都有着与生俱来亲切和认同。正如卢梭所说:这种法律既不是雕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记在公民的心坎上。它是一种构成国家真正宪法的法律......我想提及的是道德、风俗以及信仰......发展更为缓慢的道德最终将成为国家毫不动摇的基石。
正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文化习俗基础才使得有关与民族环境习惯法理念相同的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得到了很好执行。这正是藏区生态环境得以良好保护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本土型法学资源与国家法律的结合在民族地区实施后效果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给我们今后的立法、司法指明的方向，假若我国环境法律、法规更多地能够表达我国环境伦理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彰显我国环境伦理自身的内在精神，那么不仅仅是环境法治的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种以本土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真正符合中国环境变迁的本土模式法制体系将为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范文四：简单说说孔子、老子对中国人的贡献
中国的文化自然体现在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中，中国的人格特征其形成，孔子的功劳是最大的。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类文明几乎同时诞生，在花开几朵的演变中，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从东西方文明出现的价值与当时的影响来看，他们是不分伯仲的。秦帝国是否就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厉害，老子、孔子是否一定比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更多才，这都没有办法具体比较。
但孔子奠定的健康的人格特征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的清醒认识，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充沛的底气与定力。
正因如此，中国在宗教方面显得早熟，不极端、有理性。这点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是松散的，中国人尤其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怎么重视宗教力量的，与其拿宗教做幌子，到不如装神弄鬼来的有用。
而西方维持了1千年左右的“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盛行和罗马天主教会主宰社会的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神学强调神性、否定人性。即便是中国有宗教，比如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自西而来的佛教，进入中国后，都指向了人的修养，强调人的修为，这和西方的宗教有截然不同的地方。西方的宗教由于世俗化，指向的是权力本身，而非人格修养。
这种强悍的光明的力量，是中华文明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这一切，孔子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注意，我说的孔子和孔教是不同的。孔子是孔子，孔教是孔教。
但是，仅仅有孔子的人格道德还是不行的。因为孔子要让人成为君子，这只是道德规范，但道德规范不一定在现实的操作中能取得直接的成功。
有德固然让人钦佩，但才能的重要性并不能被德掩盖出来，相反在很多时候可以超过德而展示才能的威力。就像三国是的曹操，能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能得到重用，一样能建功立业。
这就出现矛盾了，有人说，孔子的那一套，没有用。
其实，中国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孔子的，孔子学习的也不都是孔子所传下来的。而后来的孔教更是强化了这样的缪误。孔子被孔教抽象化，程式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
我觉得，如果说孔子提供给中国人的是道德观，那么，另一个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处处闪现，却并不急于现身的老子，则是另一棵参天大树，他提供的威力无比的方法论。
中国人因为有了孔子，就有了健康的人格特征，有了老子，就有了克敌制胜，事尽功成的法宝。
所以，读中国文化，不懂孔子，就不能读懂中国人做人；不懂老子，则不能读懂中国人做事。
范文五：余英时谈孔子对中国人精神上的贡献
中国大陆最近摄制了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就是《孔子》。所以为了要宣扬孔子，把孔子的生平通过电影向全国人民放演，希望影响全国人民的心理状态与思想状态，这是大陆的一个很明显的走向。
换一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现在走到过去各种王朝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是要把孔子作圣人提出来，教训全国人民，要全国人民以孔子为榜样。孔子确实是中国的圣人，这一点是不错，尊重他那是绝对应该的。
到底尊重什么样的孔子？倒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里就碰到了“孔子”跟“孔家店”的问题。孔家店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在“五四”时代有人提出来的，骂孔家店的人包括鲁迅、四川的吴育（应为樾--五柳村注），还包括胡适，都是批评过孔家店。
孔家店跟孔子不同，孔家店是利用孔子权威、利用孔子的声望、利用孔子很高的道德成就和知识成就，来为一个政权，某一种秩序说话。因为孔子是春秋战国以来最受尊重的一个大师，教人怎么干、怎么求知识，还教人怎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所以他这个教训全国流行，大家都尊敬，而且都是出于自然的。
他提出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仁者。怎么样求仁，那是非常重要的。也要人求知识，不能无知，而且要叫人老老实实的。比如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这是中国人到今天还人人都会说的话。我知道就是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假装知道。所以这种态度就是孔子留下来的。
当然孔子的这些也是慢慢学来的。他说他自己早年的时候家庭状况很不好的、贫贱，是“贱”，所以能够学很多东西。他学习的精神是非常了不得的；教人的精神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个老师、中国第一个先生。他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他看古代历史，看夏、商、周各种文化的发展，他晓得文化最重要，政治秩序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有文化秩序。
文化秩序就是他讲的“礼”。这个“礼”是礼貌的“礼”，而且“礼”不是形式。因为在他的时代，这个礼，贵族的礼都腐烂了，都坏了，都变成不被人遵守了。不被人遵守的礼就是没有用的。或者，礼被夸张了，这个礼也不会起作用。
所以说，孔子他的主要教训就是两个：一个是人内心的，要是有“仁”，“仁爱”的“仁”、“仁义理至”的“仁”。这“仁”是人的心，这个心是很仁爱的、是爱别人的、是尊重别人的。这个爱不仅是普通的所谓的爱，而是敬爱。对人要有一种敬爱之心，就表示人是很有价值的、人是有尊严的，这就是西方人讲人权的根源。人权的根源就是人的尊严。什么叫做做人？那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必须要受到尊重的。
孔子一方面讲“仁”，一方面讲“礼”，这两面都做到了，这是孔子伟大的地方。孔子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老师，他没有神话，只是在汉朝后有人把他神话了，事实上知识界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神，他就是一个人。但他这个人就是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用他的话说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君子人，不要做一个小人。
所以在《论语》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说法，孔子说的，你要做“君子儒”。我们今天叫“儒家”，“儒家”好像都是孔子的净土一样，其实“儒家”的“儒”这个字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所以《论语》才有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所以不光是“儒”，“儒”大概是有知识的，对于历史、对于过去的礼、甚至于对乐，各种东西都有知识。但是，光是“儒”，这个不行的，要做“君子儒”。
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在孔子手上建立起来了。这个分别是精神价值上的分别，不是地位高下的分别。君子跟小人在从前是讲贵族的，君子就是贵族，君就是王、王的子就是君子。孔子就是把这个君子从这个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改成人的道德、精神上的高下。
没有精神造诣的人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小人在今天中国普遍流行，大家都接受的。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这不是说他社会地位，你社会地位做到党委书记、做到**，都可以是小人。但是你如是有道德的人，哪怕是一个劳动阶层，都可以是君子。所以这是孔子在精神上给中国人一个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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