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办公室：我们将继续寻

范文一：英国首相办公室：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的牢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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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首相办公室的电邮声明，特里莎·梅正在“谨慎”考虑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的未来。

此前中国驻英大使在《金融时报》撰文称，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对中英两国关系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

特里莎·梅办公室：“我们与中国在从全球经济到国际问题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的牢固关系”。

范文二：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权力的比较

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权力的比较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是各自国家政府的首脑，拥有十分重要的权力，但是两者的权力有重要的差别。

在行政方面，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拥有庞大的实权，在形式上不向任何机关负责。英国首相是英国内阁的第一大臣，政府首脑，而不是国家元首，国王是国家元首。英国首相须与内阁全体成员对议会下院负连带政治责任，议会下院如果不支持内阁的施政方针时，或由内阁集体辞职，或由英国首相呈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下院，重新选举下院，新选出的下院再决定内阁的去留。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总统是国王和总理大臣的统一体”，是世界最高的职位之一。而英国首相只是总理大臣，不享有国家元首的权力。

美国总统与国会完全分离，总统不得同时兼任国会议员，国会中的各种立法提案都由国会议员提出。而英国首相同时兼任议会下院的议员，有立法创议权，可直接地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参加立法活动。但事实上美国总统可通过向国会提出国情咨文、特别咨文等形式倡导国会立法。杜鲁门总统时期，每年总统都会提出这样详细的立法计划，使这种

做法已成为一种制度。此外，国会还可通过立法直接授权总统处理问题。

美国的内阁不是决策机构，而是总统的顾问机构。总统是政府的首脑，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内阁只向总统负责，不向国会负责，因而称之为总统内阁。在林肯总统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7个阁员均反对林肯总统的意见，但是林肯坚持己见，会议结束时，林肯宣布：“7票反对，1票赞成，赞成占多数”而通过了林肯的意见。英国首相虽然是内阁主席，却没有美国总统那样大的权力，他必须与内阁集体保持一致，同时，必须对议会负连带政治责任，接受议会的监督。

美国总统具有英国首相所不具有的军事权。美国总统是美国联邦陆海空军及为联邦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享有统帅、指挥及调动军队的权力，有权任命三军军官，有权处理平时战时的军事事务和监督军法的执行。对外宣战权虽然属于国会，但是总统经常采用不宣而战进行对外战争。如杜鲁门总统下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下令对越南进行“特种战争”。

在立法方面，美国总统具有英国首相所不具有的立法否决权。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的规定，国会通过的法律议案，必须经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如果总统不赞成该法案可以否决。总统实现否决权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否决权，即总统收

到国会议案10天内将议案连同拒签意见返回提案议院复决，除非国会两院各以2／3多数票再次通过议案，否则其议案不得成为法律。二是搁置否决权，又称为“口袋否决权”。如果总统收到议案10天内不作任何表态，并且正赶上国会休会，议案视为已被否决。富兰克林?罗斯富总统在任13年，共行使否决权533次，艾森豪威尔总统行使否决权181次，杜鲁门总统行使否决权250次。

美国总统具有英国首相所不具有的任命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他可以利用这种权力干预和影响司法工作。富兰克林?罗斯富总统推行新政时就利用这一权力同国会内和最高法院内的反对新政的势力进行斗争，并取得了实际的成效。

在外交事务方面，美国总统具有比英国首相更大的外交权。美国联邦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美国政府对外关系方面的权力。总统和国务卿一起处理与外国政府间的全部官方关系，并保护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和利益。总统有权决定是否承认新国家和新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到尼克松总统上任前，美国历届总统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有权同其他国家谈判，缔结条约，但是缔结条约须取得参议院2／3的多数议员讨论通过批准才有效。总统与外国缔结行政协议。

可见，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职位之一，他的权力由宪法赋予，总结起来就是“保卫美国联邦宪法及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

范文三：英国首相的礼物

　　饱读英国文章大家蓝姆Charles Lamb的前辈多得很。少年时代在南洋拜识的王念青先生是留学荷兰的建筑师，在英国也住过好些日子，常说诗歌读济慈，小说读毛姆，散文读蓝姆，我的第一本《伊利亚随笔》是他送给我的小开本：“别急”，他说，“闲时慢慢读，慢慢学，图的只是心中供养一点清气！”念青先生毕竟是大富大贵的人了，看书只为消遣，从来不做学问，书房里几架子洋装书天天午后抽出几本在书房门外的小花园里闲读，吃完荷兰点心喝完咖啡抽根香烟接着读。“人老了不想补读未读之书，只想重读已读之书。”他笑起来很像胡适。

　　六十年代在香港拜识的申石初先生也饱读蓝姆，字咀句嚼，索隐探赜，光是读书笔记随时印得出上下两册注疏琐论，而且担保满纸清芬。老上海圣约翰的英文功底石烂海枯用不尽，天生语言文字敏感度又灵巧得神奇，一字一句经他点破，血脉贯通，排毒散瘀，我至今受用不完。可惜怎么劝都劝不动他多写多登多出书：他不在乎俗世里这些俗缘，情愿窝在软皮沙发上抽着烟斗，跟我们三两晚辈闲谈蓝姆那一代文人的掌故。“清代有一种白玉腰牌不刻画不刻字，玉质上好，框纹精致，叫平安无事白玉牌，”申先生说，“蓝姆文章正是平安无事白玉牌，笔头无事，笔底温润！”

　　熟读《伊利亚随笔》、《伊利亚随笔末辑》和蓝姆书信集的还有蔡思果先生。早年香港大学教授白伦敦Edmund Blandon是英国著名诗人，是研究蓝姆的权威，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随笔末辑》全注本是他编的，Frederick Page加注，跟O.C.William编注的第一辑《随笔》都是极珍极善的版本。蔡先生跟白伦敦相熟，读蓝姆偶有疑难随时请教教授，工余不但翻译过《伊利亚》里几篇心爱的散文，平日写文章也爱提蓝姆，爱说他跟蓝姆有一点相似，都是苦学青年，十六岁辍学做了商行小职员。

　　蔡思果性情又古素又仁厚，他说读蓝姆他往往感慨再三：五四以来，中国说蓝姆的人多而至今没有蓝姆文集中文译本；读通蓝姆不容易，中国文坛至今无法受他影响；英美日渐冷落蓝姆，蓝姆迟早剩个空名，真是时代的悲剧！我大胆告诉蔡先生说我不这样想。我读文学作品翻译本向来不很放心，懂得原文的情愿读原文，原文看不懂只好自叹缘悭；个人可以受无数作家影响，文坛不必也不可受任何作家影响，篇篇蓝姆风，文坛变祭坛；读书风气翻新，英美冷落蓝姆，世界冷落蓝姆，我倒故意私淑蓝姆，集藏蓝姆，那才更矜贵更稀珍。蔡先生听了瞪大眼睛说：“你到底比我年轻得多，孟浪！”

　　三年前蔡先生下世，我写文章说我读了思果才用心读蓝姆，客居英伦那些年我还苦苦集藏各款版本的《伊利亚》。那是实情。在加州，在巴黎，在伦敦，几家卖昂贵旧书的书店里我都遇见过皮面精装的蓝姆全集，总是嫌贵嫌重不敢买。前不久书商朋友庄士敦说英国George Boynton书库里找出一套一九○三年J.M.Dent & Co.出版的《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William Macdonald主编，还在卷首写了长文《General Preface: A Discourse of Editions Past and Present》，全套十二册，C.E.Brock画插图，“Bumpus Ltd. Binders. Oxford St W”手工羊皮烫金精装。我看了Boynton寄来的彩照，一百多岁的老古董每一本都保养得漂亮极了，第一卷扉页是当过英国首相的Herbert Henry Asquith的亲笔签名，全套送给Robert John Strutt，Boynton图录说明说那也许是阿斯奎斯当首相时期送给史特拉德的结婚礼物。

　　阿斯奎斯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是牛津毕业的大律师，自由党人，一生极力宣扬自由贸易，一八九二年任内务大臣，一九○五年任财政大臣，一九○八年任首相，一九一六年一次大战还没打完就下台，封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晚年清贫，写回忆录写战争史写国会史为生，后人有的当电影导演有的当明星。史特拉德是第一个证实大气中存在臭氧的剑桥物理学家，学术成就斐然，著述三百多篇论文，是第四代Baron Raleigh，潜心研究夜空光谱得了“气辉瑞利”The Airglow Raleigh名号。他一九○五年娶Lady Mary Hilda Clements为妻，这套《蓝姆全集》阿斯奎斯首相题的是”R.J.Strutt, from H.H. and Margot Asquith, 6 July 1905”。出处好，品相好，价格好，全套从英国迁来我家那天恰恰是二○○七年七月六日，离阿斯奎斯题识整整一百○二年。

　　记得念青先生有一天坐在客厅里教我辨认明清瓷器，老先生越说越起劲，先是回忆他在欧洲买古瓷的趣闻，忽然又想起《伊利亚》里那篇《Old China》，他说蓝姆写古瓷竟然写到买旧书，他的堂姐回忆他们贫穷的年月买Beaumont and Fletcher戏剧集的往事，说蓝姆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敲门吵醒Covent Garden的老书商，催他点亮蜡烛找出那部对开本集子让他捧回家，一路上恨不得那部书再笨重一倍才好！“ Now you can afford to buy any book that pleases you,”堂姐说，“but I do not see that you ever bring me home any nice old purchases now.”念青先生一边背诵一边抿嘴微笑，窗外哗然洒下几阵热带的过云骤雨。“我这辈子不敢忘记这句话！”他浅呷清茶的温文风度也像胡适。

　　【董桥】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现任《苹果日报》社长。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范文四：英国首相的“丑闻”

2010年7月21日，发生了这样一个新闻——纽约市长用热狗招待到访的英国首相，而且是在纽约街头。新闻图片还显示了这两位高官在街头进餐时的那种自然、随意的表情。这个新闻再次让我们国人激动起来，网上热议纷纷。

从英国首相，我又想起了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默克尔抵达南京市后，放弃了安排的总统套房，坚持要入住普通商务客房。第二天早上，默克尔谢绝去专门为其准备的会所，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7楼西餐厅吃自助早餐。她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取一种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落到了地上，而默克尔却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放进自己的餐盘里。堂堂一个国家总理，而且是当今最富裕的工业国家之一的德国的总理，居然像“乞丐”那样捡掉在地下的面包来吃，对中国公众而言，默克尔的作为实在太震撼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群，有许多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没有建立起广泛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我们的行政开支比例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并且还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开支比例最大的国家。我们纳税公民不仅要养着数量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还要为这些公务员的吃、玩和各种奢侈享受买单，政府一年的公务费用就超过9000亿元，而且这个数字还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怎么能够让我们平静！

公费宴席，必定是珍馐佳肴食不尽，美酒喝不完，绝不会有人会像默克尔那样拾起地上的面包来吃。只要是公款吃喝，一定是极尽奢华，否则也不会出现一年的公款吃喝达到几千亿的惊人水平了！一年公款吃喝的金额超过了国家的教育投入总额，要知道我国教育投入占G D P4%的目标是在政府提出来的17年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多，仅全国公务用车就达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在公务车上的费用就比国防预算还高，真是触目惊心啊！

以出国考察为借口而行旅游之实的国家干部是成群结队，足迹走遍全球，风景区、赌场、色情场所成了这些出国考察干部必去的地方，他们在外一掷千金，为我们国家挣足了面子。

政府的办公楼是越来越豪华。在中国大地，最差的建筑一定是学校，而最好的建筑却总是政府行政大楼。

开个会总要选择什么风景区或者是什么四星、五星级的酒店，一个会议花掉几百万元也是很平常的事。

按摩、美容等各种各样的个人消费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公费报销的单据中，其名目之多，其名目之怪令人难以置信。

对英国首相、德国总理的这些令人震撼的做法，我们那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只会报以嘲笑，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却感到汗颜！这些宣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们在享受方面确实已走到了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最能挥霍浪费但却最低效、最贪腐的公务员。目前的中国官僚阶级早已忘记了“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的教导，将自己视为特权阶级，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我们纳税公民的供养，成为事实上的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有了如此的文化、政治环境，再加上机制和制度的不透明和缺失，对社会监督的拒绝，我国公务费用就自然而然要让世界惊讶，让我们百姓无语。

高昂的公务费用在执政党和我们百姓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败坏了党风、政风，败坏了作风，造就了挥霍浪费、低效、贪腐的公务员队伍。为什么同样是公仆，同样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为什么有如此天渊之别呢？这就是制度使然！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国家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是选举出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但实际上“人民代表”却成为奖品，成为表决机器，成为花瓶，于是广大人民的意志就被少数利益集团的意志强奸。人民赋予的权利没有真正实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基本职能，而是成为个人或集团牟利的工具，所衍生出来的就只能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官官相卫，官商交易，官黑勾结，渎职卖官等现象。当权力不为广大人民所有，而只为少数人独享时，利益的驱动、权利的“真空”、监督的失衡、制度的罅隙必然导致以上的结果，高昂的公务费用也只不过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而已。

要防止高昂的公务费用发生，我们只有强化法制，依法办事是一切的基础，必须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比如解决公车消费问题，是否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制度：省部级领导及以上领导才能配置公务车，才能配置小车驾驶员，而小车驾驶员又必须由其秘书兼任。市、县、乡级政府部门的公务车全部交给汽车租赁公司经营，公务车以作价入股方式加入汽车租凭公司，汽车租凭公司必须是面向全社会的股份制有限公司。汽车向全社会公开出租，其租赁价统一，实行现金结算方式。政府官员因公务需要使用汽车时，必须经本部门行政负责人签批同意才能租赁汽车，租赁费用必须以现金方式支付，政府部门有义务在发生汽车租赁业务三个工作日之内将租车日期、使用人、陪同人、路途、金额等信息上传至政府信息网，经过十五个工作日后，在无投诉或异议的情况下，方可报销车费。

对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即任何铺张浪费都视为腐败，任何人都不例外。对官员的公务消费要严格限制，其消费清单，公众随时可以查询。民主是腐败的克星，只有坚决维护民主监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断扩大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官员的公务消费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我们国家才会有持续发展的希望。

范文五：英国首相︱犹太人迪斯累利：不会哄女王的小说家不是好首相

说起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名的首相，人们大都会想到迪斯累利和格拉斯通。二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见证了女王治下大英帝国的辉煌，很难说两人谁更有名，谁更伟大。但从成长经历来看，迪斯累利恐怕更胜一筹。这位叱咤欧洲外交界、在“东方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英国政治家，论出身只是个小人物，甚至一度因为血统和身份与政治无缘。他曾形容政治像一根“滑手的爬竿”，向上之难如有关山阻隔，向下之易却不费吹灰之力。但他最终不仅爬到顶端，还风光无限。

《哈奇森讲英国民族故事》（Hutchinson's Story of the British Nation）中出现的年轻迪斯累利的画像，这是一幅画师自己想像的迪斯累利肖像画，1923年。

“小人物”迪斯累利：不被政界接纳的犹太作家

与其他出身显赫、门庭富贵的英国政治家相比，本杰明·迪斯累利毫无疑问是个小人物。他于1804年12月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犹太裔意大利家庭里。他的父亲艾萨克·迪斯累利（Isaac D’Israeli，迪斯累利后来修改了自己姓氏里的一撇，以削弱这异类因素带来的影响）是从威尼斯来的第二代移民，喜好舞文弄墨研究学问。拜伦和司各特等人都曾是他的朋友。小迪斯累利应该是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不仅在他的第一本政治作品（《写给一位尊贵、博学阁下的信：对英格兰宪法的确认》，A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n a Letter to a Noble and Learned Lord）中以“小迪斯累利”（Disraeli the Younger）为笔名来取悦父亲，而且在提到自己的出身时说父亲是属于西班牙系犹太贵族的一支，1492年离开西班牙，在威尼斯生活了上百年——尽管这个家族似乎是起源于中东而非南欧，来到意大利的第一个落脚点也不是威尼斯。

这种对自己出身的浪漫演绎，反映出迪斯累利在政坛站稳脚跟后美化自己身份的需要，可见身份是令他介怀的一件重要事情。的确，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公学、没有读过大学（威灵顿和迪斯累利是英国唯二没有读过大学的首相）、没有“有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想跻身政界如鱼得水怕是痴人说梦。而迪斯累利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他可以粉饰祖系身份，却难以改变祖系血脉，所以即便他的父亲真如他所说是一支贵族犹太裔的后代，仍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

18－19世纪的英国议会虽然不排斥犹太人，但是议员们需要在做忠诚宣誓时说“以基督徒真实信仰的身份”，这就有悖犹太人自认犹太教徒的身份，从而大大减少了犹太人进入议会的机会。不过迪斯累利的父亲艾萨克在他12岁那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改信基督教，并为自己和四个孩子安排了洗礼，这就从信仰的角度挪去了迪斯累利步入政坛的障碍。

信仰的冲突解决了，身份的危机却自始至终延续着。犹太人的身份背景仍然为他招致诸多讥讽和指责。著名的《潘趣画报》（Punch）把他犹太人的血统描绘成一种充满异域情调、东方特点的气质，时而把他画成一位僧侣，时而画成一个衣衫破旧的商人。第三任索尔兹伯里侯爵（the third Marquess of Salisbury）称他是“犹太冒险家”。就连他的同僚第十五任德比伯爵（the fifteenth Earl of Derby）也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外国人。不仅是形象，就连他的外交政策也被批判是具有犹太倾向的——也就是一种毫无目标、流离失所的民族寻找依靠的不安感，毫无国家忠诚可言，因此难以信任。

但迪斯累利对所有的攻击都嗤之以鼻。在某次同丹尼尔·奥康纳（Daniel O’Connell）的激烈争论中，他高声宣称：“对，我是犹太人！而各位尊敬阁下的祖先还在一个无名小岛茹毛饮血之时，我的祖先已在所罗门的圣殿里供职祭司了。”尽管犹太教对基督教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遗传优势，犹太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也一目了然，但迪斯累利的犹太人身份本来是他政坛发展的一大障碍，谁料却被他用这种趾高气扬的姿态化解了。1858年英国通过《犹太人解放法案》时，迪斯累利已在议会里摸爬滚打廿余年。

《潘趣画报》里刊登的一幅迪斯累利漫画头像集锦，可以说极尽丑化之能事

除了身份影响，如影相随的坏名声也是这个小人物早年郁郁不得志的一大因素。他所受的教育本没有什么含金量，唯一拿得出手的似乎就是他继承自父亲的创作才华。但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薇薇安·格累》（Vivien Grey）本应是让他摆脱困境的雪中炭，却不幸成为作者蒙羞受辱的落井石。迪斯累利设想在出版时采用匿名的方式，通过一些虚伪的小伎俩暗示作者本人属于富有的上流社会。但谁料在这本书大卖、作者信息曝光后，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讥讽了他，连累这本书也饱受责难。他早年的生意伙伴也失去耐心，认为他冒失鲁莽、毫无诚信——“这些坏名声他不得不忍受许多年”。

从品行来看，迪斯累利的确不能算得上什么好人。他热衷聚会，生活得像个花花公子。装扮奇特，最爱穿丝质大衣和绿裤子。他不仅欠下许多风流债，还借了不少真金白银没有还。据说他债台高筑时多达2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万英镑），可他继续花天酒地，全然不顾债务人要送他去坐牢的威胁。为了躲债，他会在治安官赶到时匆忙跳下井里躲起来，也不惜花小钱贿赂治安官。伦敦几家高档俱乐部都把他拉入了黑名单，公然禁止他入内，只有他好心的朋友会邀请他来家中参与一些社交活动。那么，这个品行不端的古怪小人物迪斯累利，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首相之一呢？

迪斯累利的议会处子秀

大人物迪斯累利：赢得女王欢心的帝国英雄

迪斯累利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少不了运气，更需要天赋。1837年选举前，他找到一位快要卸任的托利党议员温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刘易斯夫人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迪斯累利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段里最伟大的作者、最优秀的演说家。”能获得夫人们的倾心，实在是迪斯累利个人魅力所在。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易斯死后，迪斯累利就娶了这位大他十二岁的夫人。而这次选举也让他终于摆脱了之前三次失败的困扰，紧随刘易斯的步伐进入议会下院。

他的野心从他在下院的首次演讲中可见一斑。可以说，迪斯累利几乎是迫切地要把这份野心同在座的各位议员一同分享。尽管他的开场白过于华丽浮夸，内容又显得激烈而荒谬，以至于最后完全淹没在一片嘘声和嘲笑中，但迪斯累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尽管我现在要坐下来了，但总有一天你们要安静听我说话。”凭借这种笃定的态度和傲骨，这次处子秀讲话成功跻身议会历史上的著名演讲。

迪斯累利的口才名不虚传。如今英语学习的爱好者们还热衷于背诵他的名言录。牛津名人名言的索引里收录了88条他说过的话。相比之下，丘吉尔有50条，迪斯累利终身的政坛对手格拉斯通和皮尔则分别有20条和6条。他一生出版了19本小说和9本专著。毋庸置疑，他的确是“言语上的巨人”，但行动上也绝非矮子。毕竟单有口才并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他还一手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哲学，即上层社会同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他最出名的小说《西比尔》（Sybil (or The Two Nations)）如此描画这种对峙：“两个国家，彼此间无甚往来，互不关心，对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置若罔闻，他们就像生活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的星球上。他们成长不同，饮食有差，行为举止有别，法律各异……（也就是）穷人和富人”。

迪斯累利名言：“造物主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却只给了一张嘴巴。”

迪斯累利名言：“行动并不总能带来幸福，但没有行动，何谈要幸福。”

迪斯累利名言：“最大的善不是与人分享自己的所有，而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所有。”

就在这些反映他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同时，他的政坛生涯也陡显曙光。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下院辩论中，迪斯累利声名大振。他对时任首相的皮尔的攻击是如此成功，并因为后者的妇人之仁侥幸逃脱他人生中可能是最羞辱的一次打击（皮尔指责他作为反对党却谋求现任政府的内阁职位，却没有拿出迪斯累利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本来可以作为铁证）。自那之后，迪斯累利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穿夺目张扬的衣服，也不再咄咄逼人地讲话，他常以一身黑色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言谈举止也庄重起来。

上帝一定是跟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否则很难解释年轻气盛、态度激进的犹太人迪斯累利如何一下子成长为一位坚定、保守的帝国主义者，并从一个不受待见的小人物转变为赢得女王和人民欢心的国家英雄。1868年2月，迪斯累利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上台那天，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信里提到：“迪斯累利先生今天成了英国首相！这个普通出身的人得到认可是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啊！”

迪斯累利或许是除墨尔本勋爵之外最得女王欢心的首相。女王在他死后对他的私人秘书说迪斯累利是最忠诚的首相，也是少有的贴心朋友。这可能部分源于他天生的好女人缘，部分源于他舌灿莲花的口才，有人认为他精于奉承，会哄女王开心。迪斯累利也曾告诉马修·阿诺德说：“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要是对着国王，就得舌头抹上油说才行。”但这些绝不是全部原因。迪斯累利认为女王陛下应该知晓的所有信息，他会事无巨细在报告里一一呈上。他以一种发家致富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心态尊重这位英国皇室地位最高的成员，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单膝跪地，一本正经地吻女王的手背同她告别。联系到他出版第一本小说时的微妙心态，就不难理解他对皇室成员的崇敬与呵护之心。

1876年，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迪斯累利为女王献上了后者最看重的“印度女皇”的封号。他精心策划了《皇室头衔法案》，实现了维多利亚的女皇梦。然而，也是这个令许多议员不齿的法案威胁到迪斯累利在下院的地位，让他失去了大部分议员的信任。“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是女王回馈给他的厚礼，此时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迪斯累利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政坛声名进入了上院。

迪斯累利向维多利亚女王献上“印度女皇”的王冠

头戴皇冠的女王把伯爵封号回赠给了迪斯累利

回顾迪斯累利的一生，他最终的成就并非水到渠成。年轻时被视为异类的放荡不羁的小人物，最终却被当作英国人改革的先锋、帝国的领袖一般万众瞻仰。究其原因，当时的英国——更准确地说，当时的保守党，实在是太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人心的英雄式人物来平息分裂了，迪斯累利的出现如同一块拼图一般准确地填补了他们的需要。尽管人们称赞他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改革派人物，但所有有关公共改革的法案都是理查德·克罗斯（Richard Cross）和德比勋爵的儿子一手包办的。人们推崇他重塑了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迪斯累利虽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为英国海外实力的贡献也仅止于此。作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犹太人首相，他被看作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但若要寻找能与之匹配的政绩，怕是会令人失望。迪斯累利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了英国历史上那个最激昂人心的时刻，用他细致入微的想像力和振奋人心的慷慨陈词描绘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晚年时的迪斯累利

1881年4月19日，迪斯累利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去世。维多利亚女王曾提议去探望他，却被他婉拒。他开玩笑说：“哦，还是别让她来了吧。她来不过是要我给爱尔伯特（女王已经过世的丈夫）带个话吧。”他的葬礼虽然不算国葬，但几乎所有公共建筑都降半旗致哀。报纸和杂志也都向“让全世界害怕英格兰的那个人”致敬。4月19日成为国家纪念日，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天佩戴报春花——迪斯累利生前最爱的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在20世纪30年代，迪斯累利的传记片是好莱坞的好素材。制片人农纳利·约翰森（Nunnally Johnson）曾说：“所有人都想扮演迪斯累利，因为他实在是太出彩了。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唐璜，才华横溢。写得了书，逗得了女王，挖得了苏伊士运河。简直比怀厄尔普（Wyatt Earp，美国西部电影《执法悍将》里的传奇人物）还厉害！”是啊，他虽如小人物一般出现，却如英雄一般离开。

参考文献：

Dick Leonar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remiers, Pitt to Rose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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