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同历史上有过的一切其它社会经济制度一样，其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为另一种更高级社会经济制度所代替，都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决定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与封建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显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首先，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转变为强大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之前，生产的主要的形式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而资本主义十一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利用提供了基础和空间。人类社会从第一次技术革命到现在，又发生过多少次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的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都是以使用价值的获取和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为主要目标的，受到剥削者自身的物质生活需求和被剥削者自身的生理条件的限制，社会生产的规模非常小，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生产手段都非常简单，技术水平十分低下。资本主义是以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不受财富的使用价值形态的限制，价值的形式的财富积累可以无限制的扩大。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生存的意义，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剩余的价值，因为必然想尽一切方法来增大剩余价值的生产。正是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资本家间激烈竞争的外部压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再者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在战胜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保护、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方面骑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资本主义民主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虽然本质是为资本阶级服务的，但在经济上保护自由竞争、等价交换，政治上推崇自由、民主、平等，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相比，无疑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一大进步。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厂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生产力的进步是伴随着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加深，它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自己致富的手段和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与资本主义保守的私有制度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随它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立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否定因素。虽然资产阶级巴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但这种调整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持自己存在的基础不变，这个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克

服的。

资本主义提供了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物质条件，但却利用这种物质条件破坏了人类的进一步解放，把人类又推向灾难的深渊。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

⑴ 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和以往社会制度相比较，它的生产方式更有利

于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为生产的无限扩大提供了强大动因，资本主义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拓宽了广阔空间。

⑵ 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关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过三

次重大调整。一是由单个资本到股份资本的发展。二是由股份资本到一般垄断资本的过渡。三是由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了资本的社会化，带动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从而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几次大调整，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点，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它同时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是一对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对抗性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彻底解决的。其他矛盾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总之，资本主义与以往社会制度相比，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内在根据。

范文二：贪恋的欲求：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金钱与市场

贪恋的欲求：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两本探讨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新书

《多少才算够？金钱与良好生活》，作者：罗伯特.斯科德尔斯基和爱德华.斯科德尔斯基，243页。

《钱买不到的东西：市场的道德局限性》，作者：迈克尔.桑德尔，244页。

《经济学人》2012年7月21日

在大多数当权者以及向他们建言的经济学家看来，富裕的西方经济遭遇了机制性的失调。只要运用正确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及监管工具，经济增长机器就会逐渐恢复生机。但另有一些人认为，西方世界的真正病因不是源自机制，而是源自道德：是对金钱、市场和物质生活的无限追逐。

《多少才算够？》和《钱买不到的东西》这两本书，雄辩地论证了上面所说的第二种观点。前一本书的作者是两位英国父子学者：罗伯特和爱德华.斯科德尔斯基。他们在书中从约翰.梅纳德.凯因斯在1930年写的一篇论文说起（罗伯特.斯科德尔斯基曾写过三卷本的凯恩斯传记）。凯恩斯在那篇论文文中预言，不出一百年，“经济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在富裕国家中，人们的财富将增加三倍，平均每周工作将只有15小时。他对生活水平的预言看来是对的，但对工作小时的预言却大错特错了。

斯科德尔斯基父子认为，在富裕世界里，现时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在短缺的环境中挣扎生存，而是如何在丰裕的环境中过高质量的生活。但是西方世界仍然在竭力追求不断增长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纯粹的物质性指标，完全忽略自然和闲适的价值。简言之，人类已经变得贪得无厌。现在已经到了反思和重新定义“良好生活”的时候了。他们对良好生活的定义包括一系列“基本条件”：健康、安全、尊严、“个性”（或者说“自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闲适。

人们可能以为，斯科德尔斯基父子和那些认为公共政策目标应当是“幸福”最大化的经济学家属于同一阵营，其实不然。斯氏父子认为，使人们感到幸福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好事。他们在书中几乎没有讨论幸福的统计指标或度量标准问题。那些统计指标意味着，良好生活的各种要素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而他们否认这种可替换性。另外，斯氏父子也不赞成环境主义者的主张。绿色运动倡导者们反对经济增长，因为他们认为，不毁掉地球，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增长。但是，持续的增长不一定以毁掉地球为代价。斯氏父子认为，更重要的是探究良好生活本身的意义。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助长了人们贪恋的本性。其途径之一是使经济越来越“金钱化”。“金钱化”是哈佛大学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书中的重点关注。桑德尔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化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了？

桑德尔认为，市场化确实太过分了，在书中他举出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比如穷人出卖肾脏移植于富人的身体，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安。另一些例子，如体育场出卖挂名权，大概只会使人耸耸肩而已。但几乎所有的例子都令人思考。桑德斯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他对过度市场化的两个反对意见。其一是不平等：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缺钱带来的伤害就越大。其二是桑德斯先生所称的“腐蚀”：买卖行为会改变人们对良好事物的看法。如对献血人付钱的办法并不能鼓励更多的人献血；用给钱来鼓励小学生阅读书籍会使阅读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终生的乐趣。

桑德斯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市场化的边界应当在哪里。他希望通过公众的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斯氏父子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这些政策旨在鼓励人们追求良好生活而不是无止境的增长：有限的基本收入；用消费税取代收入税；广告支出不再计入公司的税前成本。这些措施将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消费欲望。

难道激烈的商业竞争总是良好生活的负面因素吗？几年以前，还很难想象整座图书馆的书籍、音乐和信息可以储存在一部小小的手机里，但人们对利润的追逐使它得以实现。尽管如此，“多少才算够?”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便西方目前可以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GDP，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也是愚蠢的。任何一个赞同资本主义和市场的人，都会发现这两本书读起来很不舒服，但它们还是值得读一读的。

标题：Money and the markets: Insatiable longing | The Economist

来源：http://www.economist.com

范文三：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哈维的视角及其局限性

作者：唐正东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12期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5～0025～08 收稿日期：2015-07-15

　　 戴维·哈维是当代西方学界研究空间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侧重点是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深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的解读。与列斐伏尔相比，他似乎更在意对某种元理论的建构。这使他在强调空间维度的理论重要性时，并没有走向对具体空间的特殊个性、空间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等特征的强调，而是致力于把空间因素融合进关于社会过程的一般理论的建构之中。“我的立场绝非论证空间性使理论处于不可能之境地。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1]11当然，哈维的这种理论抱负对他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关系性等问题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解读思路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深化对哈维学术观点的理解，可以对我们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进对空间问题的思考提供较好的学术启示。

　　 尽管列斐伏尔等很多学者都研究了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但客观地说，哈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和具体的。他不只是要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理解成一种政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要把它理解成一种独特的历史地理景观，并且这种景观还是冲突性的景观。在这种较为丰富的解读视域下，哈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空间的社会建构(与时间的社会建构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首先，空间的社会建构本身就是在具体的时空形式中完成的。“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建构物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1]239哈维指出，虽然我们致力于强调空间是被社会力量所建构的，但这种建构过程并非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形式中发生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绕口，但通过这种阐释，哈维想清晰地表达如下的观点：那些建构空间的社会力量并非来自于某种理想目标的指引，而是来自于当下状态中各种要素之间的集合与链接。它们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态中所呈现出的历史—地理景观。也就是说，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其实就是对历史—地理景观的唯物主义描述。当哈维把这种历史—地理景观理解为人们的生存斗争中所遭遇的对象时，他其实也是为了强调景观的当下性及具体性。哈维并没有说这种景观中存在着什么矛盾，更没有说景观中的这种矛盾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是革命了的空间关系与原有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对立，这其实只是一种经验层面上的矛盾。

　　 其次，对空间的理解依赖于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技能。“时间和空间或许是‘自然之事实’，但就如谈论‘自然中的价值’一样，它超出我们自身在语言、信仰系统等等之中的文化嵌入性的范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事实是什么。”[1]240对哈维来说，我们可能知道的空间只是一种表征层面的空间，而不是事实层面的空间。

　　 物质空间无非是我们人类与客观物质之间在策略及感觉上进行相互作用的一个世界，它是经验的世界。……但我们如何去表征这个世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当然不会用一种武断的方式去构想或表征空间，而是会通过一些抽象的表达方式(如词语、图形、地图、图表、照片等)来找到关于我们周围的物质现实的适当但并非准确的表述。……这些表征性的空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279

　　 哈维把事实的空间与表征的空间区别了开来。他虽然没有否认前者的客观存在，但明确地指认了前者的真实内容已经越出了我们文化及认知技能的边界，即我们不可能建构出对它们的认识。应该说，哈维的这种观点是跟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读视域直接相关的。他关心的是社会要素之间的组合或切换及其可能带来的权力建构，而不是具体的社会要素本身的内在本质。

　　 再次，作为社会建构物的空间概念一旦被人接受，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哈维认为，空间概念被建构出来后，并不是放在一边无人理睬，而是融合进了客观事实并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着影响。他列举的下面这个例子虽然是关于时间概念的，但由于他总是把时间与空间放在一起讨论，因此，显然也适用于对空间概念的分析。

　　 例如，在现代社会，尽管时钟时间是一种社会构造物，但我们还是将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加以接受。它提供了普遍遵守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依据它组织自己的生活，评估和判断各种社会行为和主观感受。即使我们不遵循它的时候，我们也深知自己反叛的是什么。[1]240

　　 对哈维来说，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他致力于解读的，是资本推动下的历史—地理景观之构建，而不是对孤零零的某个社会空间的纯粹的地理学解读，或者对某个空间概念的纯粹的语言学解读。“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3]172

　　 复次，空间的社会定义被融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哈维的这一观点应该是对上述第三个观点的发挥，即更加清晰地表述了社会性的空间概念被人们接受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效应。

　　 例如，布迪厄(Bourdieu，1977)揭示，在北非卡拜尔人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日历、住宅内部的分割等)如何通过把人与活动分派给不同的地方和时间从而构成社会秩序。与特定时空组织模式一致，群体有序地安排其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其实质性嵌入的选择最符合时空的社会构造物，这种选择使社会关系(以及机构的和社会的权力)内在化。例如，在卡拜尔人社会中，妇女的角色是以特定时间中所占有的空间来定义的。[1]240～241

　　 哈维指出，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内在化，意味着空间具有了象征意义，因而，对空间的争夺也就意味着对特定的象征意义的争夺。在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时，哈维指出，中世纪的空间概念就因为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服从于基督教的观念。“对自我实现和救赎的探寻‘被理解为空间中的运动：圣徒将升入天堂；而有罪的人则下地狱’……因为基督教界之外的空间‘丧失了其优点’，所以基督教空间的扩展便成为那种从罪恶力量手中夺取空间的经常性暴力斗争的组成部分。”[1]243在对南希·穆恩(N.Munn)的《加瓦的名声》一书进行解读时，哈维就房子和花园这两种空间形式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阐释，“房子和花园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时空构造领域，该领域高度性别化为妇女的领域，并且在建构象征意义和价值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板”[1]244。应该说，哈维此处的论述是蛮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会把一幢打扫得很干净的房子，与一个能干的主妇联系起来。或者把一个装扮得非常漂亮的花园，与一个很有气质的家庭妇女联系起来。

　　 客观地说，在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阐释上，哈维是做出了理论贡献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哈维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实是付出较大的理论代价的。哈维不再能够像马克思那样，梳理出私有制条件下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只能停留在对资本在某一点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景观所进行的描述上。严格地说，他所研究的只是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完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命运问题。哈维把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的权力建构视为其理论分析的当然前提，就跟当年的亚当·斯密在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一样。他们在解读视域上都受到了其所在学科的限制。斯密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哈维则受到了地理学的学科视域的限制，尽管他是持批判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是说，对哈维来说，社会空间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透过社会空间而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化过程也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经验现象层面，这的确是没有问题的，但哈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且还是其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即使是透过空间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依然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内在矛盾的再生产过程绝不会因为通过空间生产表现出来，而变成了无内在矛盾的统治权力的再生产或叠加过程。

　　 在阐释空间的社会建构时，哈维并不把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视为解读的重点，尽管他事实上也谈到了这一点。[1]274～275哈维所谓的矛盾只是当下的社会空间形式与先前的空间形式及其以此而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当下社会空间形式本身的内在矛盾。他在有些地方的确谈到了资本因为“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3]172而不得不摧毁以前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但问题是：他只把这种摧毁当作了一种政治的选择，而不是社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哈维事实上没有对这种政治的选择做出历史观上的证明。实际上，他是反对基于历史逻辑的阐释方式的，他宁愿倾向于基于政治学选择的解读方式。

　　 例如，威廉·布莱尔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3]169

　　 既然在哈维看来，历史只是一种政治学的选择，那么，前后不同的空间形式之间的历史过渡或逻辑递进之关系，自然也就没必要加以阐述清楚了。由此一来，哈维便自然而然地把主要的理论精力集中在对资本所构建的空间形式或地理景观的理论描述上了。哈维的问题是：他没有对这种空间形式的历史来源、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历史逻辑层面的研究。导致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在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了。“在所有论证中，包含着不止一种经常受到批评的……相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当前的‘生产力’(技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桎梏(政治管制)中解放出来，而使市场自由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论证行得通，那便万事大吉。”[1]15哈维显然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不但不会相信只要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便会万事大吉，而且还会把空间被资本所奴役直接归咎于自由市场的大行其道。因此，他在批判这种庸俗的历史观时，连生产力的线索也一起放弃了。对哈维来说，生产力的线索是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空间批判理论是不应该跟现实生产力的线索相纠缠的。

　　 哈维坚持认为他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1]263的，并且似乎还有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发展着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但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在这个概念上加引号的原因是，在我看来，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做出准确的解读。哈维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被称作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好。

　　 对哈维来说，空间建构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是由历史的视角和唯物的视角拼凑而成的。就唯物的视角而言，他实际上是从经验性的消费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唯物视角会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原因。在哈维看来，当我们在家里吃某种食物，即在经验的时空性中与某种商品发生消费关系时所体会到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该商品时所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空间性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即使我们对后者完全不了解，我们也一样可以使前者发生，即可以消费我们的食物。我们知道，这种现象马克思当年也曾分析过，他是从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及消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读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40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把生产关系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考虑的，因此，他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因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也必然是具有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但处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哈维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事实上同时承认了上述两个层面在资本主义批判维度中的重要性。“哪一种经验最贴切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呢?答案是‘两者都是’，这是因为这两者同样都是物质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获得了统一(如穆恩所提倡的那种)，表明‘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不是对立)。”[1]264

　　 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不在意搞清楚消费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与生产及交换关系层面的空间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致力于探讨的只是资本在特定的空间点上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构建地理景观的。哈维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等社会关系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哈维的解读思路中并不具有内在矛盾运动史的思路，只具有基于社会关系来解读空间之内涵的批判社会学思路。因此，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层面，即消费关系的层面和生产、交换关系的层面，对哈维来说，不存在哪个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相反，它们都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所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景观，只不过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空间景观而已。这就是他认为这两个层面都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原因。

　　 就历史的视角而言，哈维实际上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来界定这种“历史”的。这当然是跟他仅仅在社会学层面上来界定“唯物”的视角直接相关的。一旦只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理解“唯物”，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也只能从历史学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永远不可能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维度，即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反之亦然。哈维事实上是从资本所建构的地理—空间景观的连续性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的，“不断变化的商品流定义了新的时空和价值体系”[1]264。他满足于观察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建构能力以及对社会空间形式的调节能力(这种调节的需要是由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不断增强的科技变革能力等因素所导致的)，而对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空间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矛盾并不感兴趣。因此，对哈维来说，重要的是描述地理—空间景观的不断变化过程，至于这种变化过程中蕴含了何种内在本质矛盾则处于他的解读视域之外。“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5]255

　　 哈维在唯物的视角下所讲的两个空间性的层面，表面上看跟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讲的现象与本质的层面很相像，实则不然。哈维所讲的第一个层面是人与物之间的消费关系的层面，它在马克思那里其实并不是放在个人消费活动的层面来加以理解的，而是被置放在一个更深的理论视域中来加以解读的。

　　 至于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消费只再生产一种东西，就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因为工人本身的这种再生产是资本的条件，所以工人的消费也不是直接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而是表现为这样一些关系的再生产，只有在这些关系下资本才是资本。活劳动能力同原料和工具一样，也属于资本的生存条件。因此，资本以双重方式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它自身的形式和以工人消费的形式，但后者只是指这种消费把工人作为活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6]71

　　 马克思事实上还明确地指出了把工人仅仅当作消费者来看待，这只不过是单个资本家所拥有的某种幻想，或者说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4]403有人也许会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文本中也谈到了工人的个人消费问题，并把它界定在工人自己的生存的层面，这难道不就是对哈维所讲的人与物之间的消费关系之重要性的承认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把相关的文本梳理清楚就可以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再生产”一章中，马克思的确谈到了面向工人自身生存的个人消费问题，并且从表面上看还的确把它认定为是一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事情。“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一种消费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7]659但必须注意的是，紧接着这一段论述，马克思又谈了另外一种观点，而且它显然是对上一段论述的补充和完善。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7]660

　　 应该说，马克思此处的表述是很清楚的：工人的消费只有在表面上才表现为个人消费，而实际上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的再生产。因此，我们切不可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文本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而得出他认同个人消费的结论。如此说来，莫非哈维也掉进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个别资本家的幻想之中，因而相信绝大多数的工人只是消费者和交换者?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哈维想要解读的只是资本所建构的地理景观，因此，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说，作为景观的这些物只是消费对象。显然，哈维在把握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一个维度上，就比马克思差了一个档次。他所关注的消费过程恰恰只是被马克思批评为单个资本家的幻想的那种孤立个人的消费行为，而不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真实发生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或者说，哈维关注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消费行为，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消费活动。解读视域上的这种落差决定了哈维是无法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的。

　　 这一点在哈维解读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二个理论层面中也有所反映。他所讲的第二个层面是指“体现在我们所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那种时空性”[1]263。从字面上看，哈维的确既讲到了交换过程，又讲到了生产过程。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他也的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看商品就能分辨出它是由在意大利合作社工作的快乐的劳动者所生产的……或者由瑞典受到充分的劳动法规和工资协议保护的雇佣工人生产的。超市货架上的葡萄不会说话，我们看不到它们身上的剥削指纹，或者立即说出它们来自何方。”[1]264～265这段话特别像马克思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7]215但只要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区别。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过程在不同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哈维关注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不同的生产形式下劳动过程的不同表现。哈维想展示的是社会空间的不同建构方式，而马克思想展示的则是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的内在矛盾。正因为如此，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性，对哈维来说，是不会凸显现实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维度的内涵的，而只会凸显政治权力对空间的社会建构能力。所以，当哈维在上述引文中谈到剥削指纹的问题时，他是不会像马克思那样得出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观点的，而只是得出资本权力对空间的社会建构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商品生产的线索在哈维那里并没有起到足够大的理论作用的原因。

　　 其实，商品交换关系的线索在哈维那里也有同样的问题。哈维对交换关系的理解水平也要比马克思差一截，因为他实际上只是从买卖之物的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交换概念之内涵的，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升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对哈维来说，交换关系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明明把交换关系的内容建构进了空间景观之中，但人们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把空间当作自然而然的客观事实来加以接受。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交换关系及作为其决定因素而存在的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它们的内在矛盾运动是要直接生发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它们不是某种政治权力手中的工具，而是自身就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清晰地剥离了生产关系与交换、消费关系等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哈维只能停留在强调消费关系对交换关系的掩盖等理论层面上。

　　 也许有人会说，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只是两种不同的交换关系而已，马克思在这一问题的解读上不见得比哈维高明多少。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谈过劳资交换是交换关系本身的最高发展阶段的观点。

　　 可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完全符合交换规律，不仅符合，而且是交换的最高发展。因为在劳动能力本身还没有发生交换以前，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资产阶级生产之前的各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资本家换来的那个价值的使用价值本身，是价值增殖的要素，而这种价值增殖的尺度，是活劳动和劳动时间，并且是比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即比再生产活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6]69

　　 而哈维尽管认识到了“当前华尔街的时空世界非常不同于19世纪股票交易所”[1]275，但他没有关注前后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把握前者是后者发展的高级阶段。说实话，这些话题本来就不是哈维感兴趣的。他关注的重点是资本是如何在不同的阶段按照自己面貌建构出不同的地理—空间景观的，以及资本为了调节不断增长的积累动力等要素而不得不摧毁这些景观的。至于这些景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处于哈维的解读视域之外。他的这种做法尽管在权力批判理论维度上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为此所付出的理论代价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本质内涵，即生产关系基础。也就是说，哈维虽然口口声声说他在资本主义空间性的第二个理论层面上把握的是无比复杂的交换关系，但由于他囿于物的交换的维度，因此，他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最核心内容其实是劳资之间的交换关系。资本主义条件下铁路网的开拓、城市空间的拓展等，如果只是放在物流便利的层面上，而不是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剥削空间之拓展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那是肯定抓不住要害的。哈维的确想从日常生活的客观之物中解读出生产及交换关系的内容，即把空间解读为社会建构物，但可惜的是，他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生产及交换关系了，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升到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此，他事实上很难进入到马克思的那种内在辩证法的解读视域之中，把交换关系理解成一种内在矛盾关系的运动过程，从而看出物流层面的交换关系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核心内容。他对生产过程的理解也是如此。囿于经济学的视域，他实际上只是把生产过程理解为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而没有打开生产关系范畴中所内含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拥有的不同地位及作用等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哈维虽然谈到了从超市货架上的葡萄上看不出它们身上的剥削指纹，但没有从中展开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关系之理论层面的原因。

　　 在谈完了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两个层面之后，哈维进一步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来强调他对空间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与马克思当年对商品关系之拜物教特性的解读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发展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之际面对的状况。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捕捉市场掩盖社会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那种方式。……这便是马克思的议程：要讲出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而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的全部故事，就必须穿越市场的拜物教和面纱。”[1]264～265哈维的这种学术表白，无非是想证明他对商品拜物教的理解跟马克思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哈维以为，只要看出买卖之物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标志着已经把握住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他关注的是前者对后者的掩盖这一现象，至于后者为什么必然以前者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则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与莫斯关于礼物关系的思想相提并论的原因。[1]250

　　 哈维的这种解读在方法论上显然是非历史性的，他居然可以把早期社会中的礼物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放在一起来加以剖析，足见他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把握得还不够深刻。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秘密的揭示，是从对商品形式的奥秘的揭示开始的。“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89请注意，马克思是从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内涵的，也就是说，他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的劳动与人的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掩盖了。

　　 我以为，哈维其实并没有把握住这个秘密。他尽管一直在讲社会关系，但他所理解的社会关系只是以物的生产或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人的劳动之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如此，尽管哈维特别强调由市场所培育的无比复杂的交换关系，在我们消费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时被掩盖住了，但他其实并没有触及商品关系或交换关系的本质和秘密，因为他压根儿就是从物的角度而不是人的劳动的角度来理解商品的。严格地说，哈维对商品关系的这种解读方法，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受商品关系束缚的普通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自己的物能够换取多少别人的物。“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7]92而哈维的思路恰恰是跟这些普通交换者的思路很相似的。哈维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不太深刻的)，而只是在于提出了这种交换关系在消费之物中被掩盖了。因此，当他在谈到商品拜物教问题时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时候，他的意思无非是说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被解读成了直接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哈维讲的商品拜物教的意思。但可惜的是，它并非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内涵。马克思是想说明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的社会性质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所掩盖了。他通过对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的批判所要揭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哈维致力于探讨的那种消费物的社会建构性。

　　 所以，哈维通过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套近乎来证明他对空间建构问题的理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这种想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俩不仅对商品拜物教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且甚至连对商品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我们在解读哈维的空间建构观点时，要特别注意对他所使用的貌似马克思使用过的那些概念进行准确的理解与剖析。

作者介绍：唐正东(1967- )，男，江苏常熟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范文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 (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逐步萌芽和产生，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逐步发展形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的上升时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思想家，在政治、哲学、法律、经济、文化、艺术、教育、道德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于进取精神的先进理论和观念，继承和发扬了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主义历来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贡献，并对资产阶级学说中有科学价值的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加以继承和借鉴。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服务的，因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思想体系。即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当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展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体上逐渐丧失其历史进步性，日益演变成公开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体系，从而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局限性。

范文五：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与局限性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与局限性（2001-5）

时间:2002-11-18 11:02:37

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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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机制为经济运行基本方式的前提下，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主义统治而对其生产关系进行的某些局部调整。它以不同的类型和方式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要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就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如果说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自我调节就是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因。从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弄清其自我调节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不但是深入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需要，也是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的重要思想前提。

必要性和可能性

众所周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奉为万应灵丹，笃信自由竞争能够"自动推动社会发展"，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资本主义经济似乎成了一艘不要舵手的航船，可以自行飘摇到堆满黄金的彼岸。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像当年的美妙设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高度垄断加速了它的腐朽，终于在30年代酿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逐渐黯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占了上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发号施令。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同生并发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去灵光，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这时，虽然减少国家干预的呼声日高，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放弃对于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重点和手段有所变化。进入90年代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受到质疑，重新强调国家干预的声音又高涨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世纪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两手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调节。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之所以进行自我调节，就是因为资本的增殖和统治遇到了麻烦，出现了危机。具体地说，如果不对市场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高度垄断就会造成市场结构扭曲，破坏资本瓜分平均利润的均势；经济运行就会成为无序的洪水，散漫地归于瓦解；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增殖。一边是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一边是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禁锢，这一基本矛盾在劳资关系上必然表现为阶级的对立：财富与贫穷并生，庄严工作与荒淫无耻共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更多的雇佣劳动者被迫失业，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愤起抗争。罢工、示威等工人运动如滚滚怒涛，冲击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堤坝，使得垄断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总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不进行一定的调节，不但资本的增殖难以为继，而且资本的统治也难以照旧维持下去。所以，尽管资本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为了求生，还是要吞下"调节"这副苦药。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则是因为它所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换句话说，只要癌细胞还没有完全扩散，药物就仍然有效，生命就仍有苟延残喘的余地。

从国家管理的层面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这种有限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国家仍有一定的干预调节能力。恩格斯说："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家的总代表或总的资本家。它要为所有资本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就不能不同资本一道经受命运的颠簸，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去为资本减震消灾。俗话说，久病成医。一次次的震荡和危机，一次次的调整和补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控制、管理经验，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付资本主义痼疾的再度复发。 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的外部原因，则是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二战以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堪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强大阵营。尽管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不少的曲折和失误，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就，却与资本主义的危机频仍、动荡不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资本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威胁，不调节就难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资调节的借鉴。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一方面也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例如当年美国制定的《社会保障法》，在其通过的听证会上，反对者就说它是从《共产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西欧各国搞长期计划，是受到苏联经济体制的启示。我国的《鞍钢宪法》，也曾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模仿。

类型和方式

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以类型、方式划分，或可得其大要。类型有三：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侧重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的体制。它主张通过财政、货币、收入等经济政策的运用，改变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充分就业，保证价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侧重对市场制度进行干预的体制。它主张对市场赖以运行的制度、规则及相应的机构进行调整，在国家主导下建立、完善防止垄断、促进竞争的制度，同时也对少数宏观经济变量--如货币供应量--进行必要的宏观调节，并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来改变市场分配结果，为市场运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以瑞典为代表的侧重对市场分配结构进行干预的体制。它主张干预市场分配的结果，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方式有四：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所谓微观干预，主要是针对垄断的市场结构采取反垄断政策和法规，调和垄断资本与一般资本的矛盾。所谓宏观干预，主要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控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其主要手段是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财政收入、支出及借债方式，来调节控制宏观总量。例如，在需要抑制经济过热时，就增加税收、减少政府订货，以抑制投资，减慢速度；在需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就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订货，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现代银行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再贴现率和调整最低准备金率等手段，来影响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投资及经济活动总量，达到经济平稳运行的目的。 二是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二战以前，股份公司的股东从少数人发展到多数人，产权主体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战后，个人股东相对减少，法人股东崛起。美国战后初期法人股东的持股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70年代中期达到30％左右，80年代中期达到40％，90年代法人股东超过个人股东而居于优势地位，从而使股东的作用在公司的法理结构中得到增强。同时，因为单纯靠计件工资和严惩来役使雇员的泰罗制管理方式日见式微，于是一些西方国家实行员工持股制，使一定比例的工人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有的还吸收雇员参与公司"管理"。 三是实行福利政策。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医疗、养老、失业的保险以及各种社会救助和补贴。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了主要角色。二战以后，福利措施从零星的、局部的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单个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甚至实施社会立法，形成"福利国家"政策。四是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规定和改变税率，增加税收项目，免税和退税，采用累进税和遗产税等等，来抑制过高收入和收入的持续继承性，以减弱国内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实质和局限

毫无疑问，自我调节不是在肯定而是在否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这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否定呢？

早在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从个人业主制、合伙业主制发展到股份制的时候，马克思就正确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6页）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仍然是这样一种消极的"扬弃"。这种"扬弃"表现为双重"妥协"，即市场与国家的"妥协"、资本与劳动的"妥协"。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由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市场的缺陷，资本不得不借助国家，实现市场无法自动实现的利益平衡；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说，由于资本以劳动为存在的前提，资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顾及雇佣劳动者的情绪。但是，不管进行怎样的"妥协"，都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私有制，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改变基本的不平等分配关系。相反，它恰恰是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拉长资本主义的"金锁链"。究其实质，所谓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就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机制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下，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的统治而对其生产关系进行的某些局部调整。什么自我调节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什么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民资本主义"、"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欺人之谈。

正是因为这种调节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它尽管有用，但也相当有限，而且其中"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一、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资本永远是追求利润的，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永远是与劳动对立的，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决定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经济手段和政策的相互排斥性、不彻底性和短期行为特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却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用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政策则会带来加重衰退、增加失业的后果。增加货币供应量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增税又抑制经济增长。运用需求管理手段刺激总需求会忽略总供给，而刺激资本投资的供给政策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滞胀，而且还会拉大贫富之间收入的差距。反垄断、反托拉斯的政策和法律虽然多次制定，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法律往往与大资本的垄断利益相抵触，很少能真正得到实施，自然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正是因为这些经济手段和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控制资本的贪婪、野蛮和任性，所以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危机次数却大大高于战前：美国10次，英国8次，日本7次，德国6次，法国5次。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传统产业衰退、价格扭曲以及国际金融局势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不仅生产过剩，而且从生产扩大到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表现为结构性危机。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石油危机，1990-1993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结构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被这种结构性危机所困扰，大企业、大银行破产的现象屡屡发生，股市动荡如大浪扁舟，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形，国家干预又显得多么苍白！

二、福利政策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反而强化了这种关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有三个资金来源：一是劳动者（投保人）上交的保险捐，二是雇主为雇佣人员交的捐，三是政府拨的财政补贴。工人的保险捐，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一个工人一生要交多少保险捐，才能领到保险费呢？法国工人要上交37年半，年满60岁退休之时才能领到相当于原来工资25％的保险费（年金）。上交不足37年半，保险年金就要打折扣。英国工人须交156次捐，年老退休时才能领到基本年金。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每年所交的社会保险捐和个人所得税，平均高达家庭收入的1／3。业主按工资比例为工人交捐，是资本家对必要劳动的直接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则是从增税开支的，而税又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垄断资产阶级自鸣得意、大肆宣扬的社会福利，既不是出自个人资本家，也不是出自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唯一来源，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哪里有什么福利呢？说穿了，不过是资本应付工人工资的一种转化形式。即使是这些福利出自工人自己的创造，享受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普通劳动者领取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和医疗补贴，有着极为严格的条件：一是在业时本人必须按月交捐，二是必须查明失业原因，三是必须接受就业安排。如果“劳资纠纷"、"擅自离岗"、"行为不端"而失业，或者拒绝接受就业安排，就不得享受津贴或推迟领取津贴。至于在失业期间干零活，也同样为不给津贴提供了借口。1980年，英国一位独腿的油漆工，因为能够爬上四楼帮人油漆，每周12英镑的津贴便被取消。至于申请津贴，更是关卡重重、手续繁多，令人望而生畏。在英国，救济部门每年要出一本长达100多页的《救济人申请须知手册》。毋庸说要接受1500项"生活状况调查"，就是弄懂这样一本手册的繁琐规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感到耻辱，失业工人、残疾工人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提出申请。即使像瑞典这样号称"高福利社会"的国家，也只有有限的一部分穷人接受经过调查的救济。与其说福利政策是工人的福祉，毋宁说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英国人帕·泰姆曾在《英国社会政策的由来》一书中指出：福利政策强化了工人"对国家的依赖"。工人拿工资可以自由支配，但是把工资转化为福利就要被政府左右，受到种种苛刻条件和规定的限制。谁要是不在资本的控制和操纵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规规矩矩地作奴隶，谁就没法儿活下去。 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能否认福利政策对两极分化的抑制作用，但毕竟非常有限，充其量只是把握到不致激起穷人造反的程度，而绝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承认，在美国，对已接近退休年龄的那些人来讲，人均存款数额的差别很大。其中至少10％以上没有任何银行储蓄，30％低于1200美元，而最上层的10％则高于20万美元。1997年，德国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城市中每6个年轻人就有1个靠救济维持最低生活，而富翁的财产则增加了上百倍。尽管如此，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纷纷削减福利开支。在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一种理论是“不要让国家来照顾个人，应该让个人来照顾个人"。这位"铁娘子"确是铁腕，一挥手就削减福利开支20亿美元，1980年又来一刀，削减48亿美元。在美国，里根总统也不甘下游，一上台就无情地削减社会项目拨款，仅医疗补助和照顾就削减144亿美元，"公共雇佣计划"则全部报废……而西方的右翼思想库和主流新闻媒体，也跟着起哄，说社会福利导致了懒惰和效率低下。这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以年均10％-18％的速度增长，而福利支出却下降了21％-31％。请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福利政策，这就是垄断资产阶级"不使富人变穷，而使穷人变富"的逻辑！对于资本主义福利政策的真实面目，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学者也有所觉察。英国的穆·布朗在《尽管有福利国家》一书中说："尽管实行了一些旨在消除剥夺和不幸的社会改革，但是，受剥夺和不幸依然继续存在”。美国的莱维·巴特拉在《1990年的大萧条》一书中说：当年"专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自动机制能治愈其全部疾病，包括失业问题。今天，相信那个自动机制的人不多了"。说到底，所谓福利政策，只是在资本主义面临危险的时候消解穷人反抗情绪的一种手段。既然危险已经过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自然也就不再怎么在乎穷人的情绪。

三、雇员持股不但没有改变股份制的私有性质，而且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客曾说：法人股的增多和股份分散化，表明资本主义公司成了"公共公司"，每个公民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人民资本主义"。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不能看多少人参了股，而要看参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的股份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

在美英日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股票漫如飞絮，股民多如牛毛。但是，工人和普通居民手中到底有多少股票呢？请看两组数字：其一是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数字。美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全美股票的1‰；日本参与职工持股会的92％的职工拥有的股份，仅占实施员工持股企业股份总额的0.88％。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名曰员工持股，却不许员工直接掌握股票，分红只能记在账上，退休或离职时才能使用，其实与养老保险金毫无二致的“真正帮助职工形成个人财产的"，只是极少数。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员工持股"是带有欺骗性质的手法"，"事实上，即使与他们工资率或年金津贴的百分之一的变动相比，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是全国数字。目前美国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9．3 ％，更富的5％的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的家庭则掌握全部股票的63 ％。在英国，占成年人口0．5 ％的富翁拥有全国股票的70 ％，而占全国人口89.8 ％的人每年所得红利和利息收入不足830英镑。法国只有7 ％的工人、9％的职员拥有少量小额股票，而占10％的最富家庭则拥有全国财富的85 ％。一边是人数之少有如一只鸿毛，而股票之多则有如一座大山；一边是人数之多有如一座大山，而股票之少则有如一只鸿毛。把这样判若水火的两类人混为一谈、等量齐观，难道是尊重事实的么？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股票分散化？不过是资本主义股份制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据统计，一个普通工人所持股票仅相当于一两个月的工资，而股息收入也仅仅相当于几天的工资收入。靠这点红利当不成资本家，为了养家糊口，还得在出卖劳动力的路上往来奔波。"天不变，道亦不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天"不变，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就永远不会改变。 有人说，工人成为股东，可以参与企业管理。这显然是一种诱惑。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都是由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组成的，个把儿工人进入董事会，只能是一种点缀或陪衬。公司经理要经过大资本家的严格挑选，秉承大股东的意志办事。普通工人想代表工人去当经理，无异于登梯摘月。至于股东大会，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小股东很难参加，参加了也没有决策权。

如果一定要说股份分散化带来了什么变化，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与控制。股票小额化，使资本家得以从工人身上搜刮消费资金，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资本，既可以扩大积累，又可以减少贷款、少支付利息，还让工人一起承担企业的风险；股权分散化，结果是降低了控股的股份比例，垄断寡头只要控制公司百分之几的股票，就可以主宰企业、剥削工人、为所欲为。更为令人发指的是，许多当代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特别是股票证券市场，由于被大金融资本所操纵，越来越脱离生产领域，沦为金融寡头疯狂投机、牟取暴利的工具，从而使泡沫成分大于正常经济活动成分，投机赌博因素大于股票正常流通因素。而在股票投机中发了大财的必定是那些操纵股市的大亨，真正吃亏的也囟ㄊ悄切"分散化"的股民。在股市屏幕一闪之间，穷人原本不多的积蓄便化为乌有，这样的悲剧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工人出钱"帮助"资本家剥削自己，这就是股份分散化的实质，就是用任何花样、任何哗言都无法掩盖的实质。 四、税收调节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实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一方面，累进税率更主要的是对税前的影响，使税前分配差距更大。由于税收的归宿效果，高税率只是限制了进入高税行业的经济活动。而手脚被捆得最紧的，自然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资本收益实行政策优惠，资本家们便趋之若鹜。于是，资本收益以及逃税、漏税等等成了一般收入的主要渠道。这无疑助长了投机资本，使其更具腐朽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来说，高税率并未改变既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穷人依旧是穷人，富翁依旧是富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垄断资本集团。垄断资本集团往往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政府在税收优惠方面向它们作出让步。其结果自然是大亨寡头们锦上添花，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却日见贫寒。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铁的事实，毋庸置疑地向人们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癌症。癌细胞迟早都要扩散，这是任何调节手段都无法阻挡的。要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另起炉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求是》2001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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