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扺
正史如何评价太平天国
罗老先生白首穷经.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可敬可贺！太平天国史>体现出罗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罗老先生白首穷经.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可敬可贺！太平天国史>体现出罗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我们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是历史研究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
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
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
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
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
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
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
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
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
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
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
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
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
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
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
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
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
”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
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
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
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
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
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
”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
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
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
为什么太平天国 起于嘉应,灭于嘉应
太平天国运动，曾经轰轰烈烈，然而，在历史的天空中，它像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十几年后便覆灭了。
说到太平军的覆灭，就会说到其偕王谭体元，说到偕王谭体元，就会说到我们梅州客家的一块弹丸之地——丰顺北溪。
北溪，地处梅县、丰顺边界，隶属丰顺县大龙华镇，崇山莽莽，剑峰林立，清溪峡峪，迂回婉转，地势十分险要。
这样的地方，一般地图上不容易找到。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前（即清同治四年），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悲剧曾经在这里上演：数万名转战南岭的太平军余部，在偕王谭体元的带领下，浴血奋战，全军覆没…… 太平军余部在北溪的最后一战 不久前，笔者怀着对太平军将士的敬仰之情，凭吊了北溪古战场。
在这里，寻访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登临了古战场遗址，勘看了传说中太平军偕王谭体元的下葬之地——鲤子湖……一百多年前的一幕幕往事，仿佛又浮现在眼前，让人心头为之惆怅，又为之震撼。
据史料记载，1866年2月，太平军康王汪海洋率领的十余万太平军，被清兵围困在嘉应州（今梅州），经过激战，汪海洋在突围中战死，余部推偕王谭体元守城。
以后形势急转，他们突围冲出嘉应州，横渡梅江，计划经南口进军东江。
据说，由于传令兵误把南口作为南面，因而，太平军转战于梅县、丰顺边界，进入四面群峰峭拔，地势险峻的汾水凹。
据《丰顺县志》记载，太平军不少勇士在汾水凹“下临深渊，峭壁悬崖高数百尺，约半里许”的险境里白白殉身。
1866年的农历正月初三，当时陷入困境所剩数万的太平军，“集结北溪山村，辎重已尽失，至搜取山坟骸瓮盖作炊具，其窘逼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派出先头部队，沿着羊肠小道，寻径攀扪向南挺进。
可是，前锋刚走出北溪村口，望见长布白溪坝旁边鹞婆嶂高耸横空，乱山层叠，又听见山上山下清兵和乡勇鼓噪，金鼓齐鸣，刀光剑影，便怀疑中了敌兵的埋伏。
慌乱之中，竟又错将向导击毙。
清兵乘势发炮冲击，太平军仓促应战，两军对峙厮杀一阵，后因地形不利，军心混乱，不得不退回北溪村。
据说偕王谭体元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战死，尸体由太平军抬回北溪村后的鲤子湖安葬。
太平军南进失利，败兵重返北溪村，粮草又难寻觅，进退两难。
几天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清兵突袭北溪村，他们用土炮远轰。
从嘉应州赶来的左宗棠军猫随其后，加上驻扎在长布的清兵和各路乡勇的骚扰截阻，太平军首尾不能互顾，虽奋力抵抗，但兵力损失惨重。
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南保留的最后一支部队，便在这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中覆灭了。
清朝湘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在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后，给清廷的奏报中说：“太平军起于嘉应，灭于嘉应”。
北溪村最后一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所述：“太平军经过这次大歼灭，嫡系军队，丧亡已尽，南中国全部被满清征服”。
太平军及其偕王谭体元与梅州客家渊源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民系，主要聚居在闽粤赣边区，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台湾、海南、四川和东南亚等地也有不少客家人杂居其间。
广东嘉应州（今梅州）是南宋末年以后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域。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由广东迁入广西的客家人的后裔。
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太平天国运动正是由客家人组织发动起来的，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和客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宣传、发动和组织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以广西东南地区的客家人为基础。
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势力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紧密联系，必然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传统文化的烙印。
谭体元（1834年-1866年），广西象州人。
自幼生活于客家人聚居地，在客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影响下成长。
与洪秀全多有交往，后随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战功，成为一员声名赫赫的大将，被封为“偕王”。
前面所提及的“太平军起于嘉应，灭于嘉应”之语，其意除了有太平军偕王谭体元余部从嘉应州突围被歼外，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领导者和他们率领的起义军大部分均系嘉应客属。
由此可以说，太平天国起义基本上是嘉应州客家人的起义。
北溪一战留下的传奇 北溪一战后，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让这个古战场蒙上了更加神秘而迷人的色彩，这里辑录三则： 绝不让珍珠旗落入清兵手中 一直都这样传说，北溪战役中，太平军在北溪留下了一件无价之宝——珍珠旗。
为了珍珠旗，村里山外的人几乎把密林深涧、山冈野岭找遍了，但一直未果。
究竟有没有珍珠旗这样一个宝物，假若有，它在村中哪处地方，芳容怎样，至今仍是一个谜。
据说，珍珠旗是太平军部队的一面标旗，它曾引领太平天国的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
多少次，在逆境中，是珍珠旗的高高飘扬，屹立不倒，使他们士气高昂，化险为夷。
只要旗在，军心就在，胜利就在。
太平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北溪遭到清兵如此毁灭性的打击...
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
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陷于失败。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不同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空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教训。
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他和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2）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A、从主观上看：第一，农民阶级不是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第二，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组织发动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战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能正确对待儒学。
第四，太平天国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对西方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B、从客观上看：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太平天国。
（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
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石达开兵败投降,为何仍被凌迟处死？
石达开的出走首先必须看到他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也就是被天王逼走的。
这点忠王李秀成曾说得很明白：“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
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
……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
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二人结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又说：“杀北王之后，安、福又逼翼王他逃”。
⑵必须注意到石达开是在天王“不乐之心”“被忌押制出京”，这是出走的真实原因。
出走是不得已的，正如石达开自己说的，“外侮未平，萧墙祸起”；“此党彼群，群仇未已”。
不愿再入“是非之门”，为了避免再次火并，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只好相让出走了，这番苦衷是应该谅解的。
所以这种出走是被天王“逼”走的，严格地说还是“逃走”的（请注意李秀成所用的“逼”、“逃”字）。
石达开的出走主要责任还是由天王来负责的。
我们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
他说：“洪秀全违反众意，逼走石达开，他是唯一胜任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亲理朝政，任达开为辅佐，局面可能比秀清专政时期好转，秀全这一谬误处置，损失也是不可补偿的。
”⑶ 尽管人们承认石达开是被洪秀全逼走的，但又责备石达开过重地计较个人得失，任性负气出走，不能象忠王那样用“愚忠”的办法以取信于天王。
⑷我们认为石达开的出走虽带有若干个人意气的成份，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不能以此来责备达开未效“愚忠”，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个人才能、气质、地位等不同于忠王；忠王这样做是可以取信于天王，翼王如果这样做也许会失败。
⑸因此这种责备是无理由的。
其次，石达开出走，我认为还带着为了挽救革命的危机的性质。
不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和企图“独树一帜，另建帝业”。
当石达开出走时，发表了一篇“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的布告，这是研究石达开行动的重要资料在这一资料中石达开除了说明自己对太平天国一片“忠贞志”，反遭到天王“重重生疑忌”，不察他的“愚忠”，于是不得已才出走外，主要是说明自己出走为了挽救天国危机。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妖灭尽……各邀天恩荣”。
这是出走的真实动机，从这里也可看出石达开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位、名誉，所想到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人民的生活，甚至连一点责备天王的意气也没有，反要“勉报主恩仁”。
只要革命成功，个人就是“归林”也好。
他坚信有一天会实现“妖灭尽”的“一统太平日”，并没有对整个革命事业失去信心，仅看到天京洪氏兄弟集团的危险前途；因为象石达开这样有才识的人是能预见到洪氏集团的可悲前途，与其坐视整个革命的失败，倒不如“自奋励”去“再表真”，以报答“天国愧荷恩”好呢！他之所以远征四川是为了发展革命计，骆秉章说他“注意川疆，志在必逞”。
⑹他自己说：“久想占踞四川。
”⑺他并不考虑个人得失，常以挽救人民的痛苦，推翻清王朝，高举太平天国革命大旗为重，如《给涪陵城人民谕》中说：“本主将立心复夏，致意安民”，表示了对人民的爱护。
在《傅佐廷崔柱忠等会衔布告》中说：“只为誓灭胡妖，岂肯扰害百姓。
”在评论石达开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石达开大渡河复败有否投降问题。
在谈投降问题之前，我们先谈一个附带问题，即石达开有否用高压的手段禁止部下的“悔悟”，有人据此来责备石达开这是“至死不变”，“坚持错误”的“不可饶恕”的行为。
⒃也有人说：“石达开对部下官兵的正义行动，采取了高压的手段，这就充分的暴露了他的狰狞的叛徒面目。
”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分析石的部下这行为是否是“正义”，“悔悟”呢？根据史实看来，当时，石达开正遭到挫折，兵败粮缺，象朱衣点、童海容、张志公等都表现了极大的动摇，乘机离开队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经不起失败的考验，这才是分裂行为，不是“悔悟”、“正义”的表现。
我们必须看一下，朱衣点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悔悟”的，据载：“石达开散党张志公、郑忠林等投降清军。
达开据庆远，使赖裕新攻罗城天河村寨，所携粮食，不足以供食。
复至思恩，为团练所乘，败退。
各乡团练乘势齐集，并围庆远，达开走宾州。
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各散贼附之，众数万。
”⒅张志公向广西巡抚刘长佑投降，后还成为“奋勇击贼”的刽子手。
童海容回到天京后不久仍是投敌。
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革命纪律起见，石达开如果允许张遂谋“高压”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坚持斗争与动摇、叛变这是尖锐的斗争，如丞相余成义就杀了主将余明富降清，同样的张遂谋阻止他们分裂行为也是坚决的。
当然朱衣点回到天京，这方面还没有错，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却大大削弱了石部的战斗力（约三分之一军队被带走），使石达开不得不退出广西。
朱衣点《上天王书》所载内容难免不带个人的色彩，不能完全相信，还必须加以仔细分析。
⒆石达开远征大渡河边被困，还是千方百计渡河，当“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
……无处掠取粮...
历史上的左宗棠真的投过太平军营吗
我认为历史上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足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传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且并无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的证明。
为了考察此一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曾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记述或提及此一传说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论著、史书以至文艺作品等。
现将有关记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曾“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
’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 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
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
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
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
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 民国时期，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
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
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
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
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
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细加思量，不难看出：（1）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当时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余年间亦未闻见，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年之久还不见有人提起，而是迟至本世纪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出现，其时距太平军围攻长沙已逾半个多世纪！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动员民众的目的。
（2）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有关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
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以上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迹。
（3）从各种记载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
杨毓麟的记述，只是说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之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初期即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期，况且并未见之于行动。
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及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将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也到了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我们已知，太平军系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宗棠则早在1852年10月8日就已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了。
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长沙人”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
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语言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所言，因而同样难为凭信，并非“比较可信”。
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不过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也并不相信。
第二，这个传说不符合左宗棠一贯的、特别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思想立场。
左宗棠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末世，又受过较长时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属于历史上常见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一类人物。
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坚决反抗外来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对国内人民的反政府起义和暴dong4，则往往采取调整政策，缓解矛盾（即所谓“抚”），或者使用武力，坚决镇压（即所谓“剿”）的办法。
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城。
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真”；“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
”严格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
其时他才21岁。
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
”以忠君守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
因此，他虽然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这本书好不好
非常好。
大师之作，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
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
他不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
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可以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
作为教材，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轻松地进行了梳理，根本就不可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是怎么回事，赔多少割多少。
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这些耻辱是怎么带来的？实际上，很多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
简介：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普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
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
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
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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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姓历史名人
佼佼者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他少时贫困苦学，出仕后有敢言之名，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世人奉为千古名句。
还有南宋的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清代有太傅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等。
当代基督教的领袖人物范承祖 古代名人：范蠡、范仲淹、范会、范丹、范长生、范宁、范晔、范缜、范宽、范成大、范钦、范文若、范文澜、范瑞娟、范涛。
当下的姓范名人：范冰冰、范玮琪、范晓萱、范思威 、范学斌 、范琳琳 、范小宁 、范植伟 、范逸臣 、范明、 范伟 、范雷 、范文芳 、范志毅。
范晓萱 范玮琪 范伟 范冰冰 范仲淹 范文芳 ---....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不少于500字
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
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
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
” “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 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
我 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可以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这个话颇有分量，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 解。
大 师之作，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
只是在范文澜？ 本书以恭亲王奕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实际上，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
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 此外：本 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 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他不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 “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教育、经济：“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割多少地是怎么回事了。
作为每一个中国人。
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 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 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中国近代史》一书。
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 惰性。
他说，这样根本就不可 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赔多少款，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教材似的史书，它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轻松地进行了梳理，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 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 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洋务运动的意义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应付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
关于中国近代史最好的一本书
朱寿彝《中国通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也还行，要是看年代时间的话看钱穆的，前两本主要是整合的，看的是联系个人不赞成看世界的，我觉得吧，自家的东西就不要外国人来帮忙了国近代史大况的有李侃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有出，曾经作为高校教材，比较权威，考研的不错参考资料；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出版社不少；陈旭麓的《近代中国八十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这些都是名家之作，都不错。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当年岳麓的一个删节版造成了岳麓的人事大变动。
百花文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不错。
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邹牧昆的多卷本近代历史书《长河落日》《梦断神州》《乾坤再造》观点新颖有创新。
如果要了解近代史更详细点，就需要看如下书鸦片战争的有三联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三联出的老外写的《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崩溃》，《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这三本书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鸦片战争，跟历史教科书上的截然不同，与此相印证的是《1793乾隆英使觐进见记》，这是当事人马戛尔尼的著作。
）太平天国的自然是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最为权威，关于湘军的写得比较好的有《湘军志》，今人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唐《天下湘军》洋务运动史我知道的是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和姜鸣的《龙旗飞扬的舰队》比较好中国甲午战争当今戚其章为权威人物著有《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关于义和团的王树增的〈1901年〉是不错的，王树增为著名战史专家。
晚清末年的主要人物主要读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杨度的传记或小说就可以了。
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和德龄公主的回忆录也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