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范文一：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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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 作者:吴晓波

中国历史上?公务员最少?的朝代《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1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

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

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1《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中国走向闭?关锁国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摘自《改革标本王?安石》)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石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1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

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在“**?”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范文三：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时间；2012年6月13日星期三下午3：00—5：00

地点：科技职业学院大礼堂

演讲题目：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主讲人：吴晓波

今天有幸听到吴晓波教授的演讲，颇有所感，深受启发。

吴教授首先从研究中国的方法开始讲起。利益集团的博弈分析法。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引用资料，说中国有产阶级据统计有70%移民国外，这个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这个国家要发生战争，资产阶级会出现大量移民去归避战争；另一种情况是出现民族冲突。引用历史上故事：主公与管仲谈话，说现在国家没有钱，你看我是收什么税收，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管仲说，你收什么税都不好，你从百姓手中取钱都会引起他们的反抗。主公说，那有什么办法呢？管仲说，方法是有，你管住铁和盐就行了。因为铁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盐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样的方法在如今的时代也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是以四句话来引导这场改革战略：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一个历史与经济学者，他指出当时**同志提出开革开放时的迷茫，怎样发展在他心里也是一个未知数。当时的历史，美国的一大批客户，蜂涌地来中国考察，又蜂涌地回到了美国，使当时**同志提出通过在全国建立120个项目的计划破产的情况下，**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界知名企业的柯达胶卷厂也来考察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人口一人买一卷胶卷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市场，而通过考察，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相机和一卷胶卷。

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引用了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是浙江一个村的村长因为制售假药。去调研时，和他说：“你们这样做会害死好多人的？”他指着身后的村庄说，不管怎么样，我让我的村民比其他村的人早住上了砖瓦房。

浙江的一位在山脚下平整了一片地，请人设计了图纸，要建五层的农民公馆，然后到一些老板那里去销售，在平好地的时候，他已将一条街的一面的建筑卖出去了一半，用卖到的钱盖好的另一半的同时，他把街道的另一面也盖好了。他和当事人说，你这样做样样都是违法的，用地、审地、立项等。对方却引用了**同志的这句话。进而得出“改革就是违法”的结论。

中国的改革必须在窗口关闭前完成改革，如今这个改革窗口已经开始关闭，还留给我们15——20年的时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成为这次伟大改革的见证者。

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始终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

虽没有动笔记下吴教授讲的每一句话，但为他的思想认识所感动，分析历史的目的，就是来看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现象，给枯燥的历史赋予了现实意义。如何用分析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官二代、富二代、高房价、高物价、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让我个人觉得一个学历史的学者对当今的社会看的深度与广度是我们平常人所不能及的，而吴教授最后给所有的听众的两句话其中之一，道出了其中的奥妙。“那些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尼采”。一句运用发展眼光与饱含深义的话给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指出了看世界的另一个角度。

范文四：《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

开始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时,只读了几页就不了了之了。因为对于我这种只会对言情,推理,冒险之类感兴趣的,用我妈的话来讲就是只会看闲书的人,让我看这么一本正经的书,是完全不可能的。虽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超想报金融方面的,那么看完此书之后,我完全没了兴趣。

话虽如此,但任务还是要完成的,尽管再讨厌,只要是中文字还是能读下去的,奈何内容实在不是我之喜。所以心得写的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见谅。看到网上有人说这本书给的思考框架很简单,第一部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创作的起点。

第二部分:书的十二讲总体概述 ,概述采取的措施以及影响本书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该书从公元前 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 4世纪的商鞅变法讲起。通过梳理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演进历程,作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最近 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 “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特别值得推崇的是管仲,他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

历史是过去的时代,时代是行进的历史。抛开意识形态的维度,从纯经济角度观察 3000年中国经济史,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从汉武帝到王安石变法,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的统制经济,从 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探索,均是放权与集权循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国有化与私有化融合、无产阶层与有产阶层妥协、政府治理与市场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待历史,“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人们不以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尺去评价历代以来的改革和经济治理手段。同样,回到现实的基本面,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度解读各种“经济模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诸多模式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鸿沟”。“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吴晓波的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逻辑清楚地令阅读者只通过两百多页的内容就纵向了解到中国从古至今的历次经济变革基本情况。这本书是一本极好的学普教材。作者从其中总结出的各项关键点。这本书将历史书中各章节的经济变革串成一个庞大的专题,从管仲、商鞅、汉武帝、王莽、李世民、王安石一直讲到洋务运动、民国革兴、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及改革开放,从中总结出历史规律供读者参考,是非常有趣的资料。

尽管吴晓波讲述的只是经济的故事,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书中角落中看似不经意提及的那一句:“所有经济制度改革的基础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事实上,所有的章节都已经用数据明确的指出,经济变革对政治制度变革的依赖度远远超出所有改革家的想象。制定战略的过程,其实也是当事人发挥想象力的过程——变革家倾其全力发挥无穷的想象,和土地博弈、与金融斗争以及向国有(民营)经济不断发起的挑战——终究挣不脱的是政治这块天花板。

范文五：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梁田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我叫梁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于2013年，恰与当前我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大崛起后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时代背景相应和，与其说是写经济，不如说是通过写经济来写社会和政权的变更。作者通过分析从管仲变法到改革开放2000多年来经济变革成败得失，让读者能够更宏观地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当前中国改革难题。

整本书，内容上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开始写起;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

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到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再到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时期;再到晚清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作者在写这些经济变革史的时候，始终采取了自己的两个分析工具进行分析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历史上及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

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作者认为2000多年来众多制度创新，主要都是围绕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大制度分别对应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通过利用这两个工具分析，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大崛起是两千年中国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第二，中国经济存在的”国有经济独大”、”政府控制土地”、”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滞后”等”结构性缺陷”,与其说是不可容忍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结果”.

通过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我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从”统一文化”看经济制度改革。书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的一句话”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文化，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对于我

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认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但在”统一”背后，默然垂手而立的是冷峻的集权中央，集权化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化的经济变革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同时又往往很容易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当前经济改革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从管仲和商鞅两大变法看”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吴晓波将管仲称之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将商鞅称之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第一次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首创的”盐铁专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齐国鼓励消费、重视商业，管住宏观、放活微观的经济治理模式是市场经济的雏形。而商鞅变法以农立国、推行郡县制和军爵制等改革措施，奠定了中国单一制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均未脱离两千多年前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历史闭合循环。计划与市场

这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曾经有着天然的界限，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之一。但是毋庸置疑，过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经济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在**期间使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崩溃边缘，现在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仍在，政府这只”手”伸得过长也是当前部分人认为”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当前进入发展”新常态”,要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就必须激活民营经济，政府的过度干预只会造成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理念要更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

3、从”桑弘扬之问”看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特别是当前一些国企垄断转行、傲慢自大、腐败滋生，使民众对于国有经济的看法日益趋于负面。一些激进人士甚至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但是，全部私营化能否解答汉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扬的三问呢,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与众朝臣辩解时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为若将其全部国企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

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经济，我们应当考虑的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而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则势必要在国企推行政、党、企分开。

总的来说，读完这本书真的受益匪浅，思维得到了拓展，思想得到了加深。但是这本书也不是完书一本。书名尽管有向史学大家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致敬之意，但从我浅薄的阅读和知识积累来看，吴晓波作为一个从记者转型专攻企业史、经济史的非专业学者，跟他的《激荡三十年》一样，这本书虽然条理清晰，写得十分精彩，可读性强，但是从内容上看存在许多硬伤，实证不足，逻辑生硬，惯于先下结论，研究不缜密，并不能当做严谨的历史著作来学习。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经济史入门书籍，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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