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西北屯垦战略与边疆安全

范文一：汉朝的西北屯垦战略与边疆安全_王连旗

第 26卷第 4期 2014年 12月塔里木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arim University

Vol．26No．4 Dec．2014

① 文章编号 :1009－0568(2014) 04－0036－06

汉朝的西北屯垦战略与边疆安全

王连旗 1, 2包朗 1*

(1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 新疆阿拉尔 843300)

(2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 , 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要屯垦戍边是历代中央王朝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战略 , 屯垦戍边在西汉首开统一西域大幕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 汉朝的西北屯垦戍边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 维护了汉朝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边疆安全和稳定 , 有效地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 促进了中西交流和社会的发展 , 对我国古代边疆的安全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 同时对当今的国家西进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朝 ; 西北地区 ; 屯垦与边疆安全

中图分类号 :K234．1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0568．2014．04．007

The Settlement Strategy and Border Security

of the Northwest in Han Dynasty

Wang Lianqi 1．2Bao Lang 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s , Tarim University , Alar , Xinjiang 843300)

(2The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Frontier National Development ＲesearchCenter ,

Tarim University , Alar ,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The exploitation of virgin land in border area by troops w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many dynasties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 the Settlemen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open the first western big screen in the unified process , the Settlement strategy of the Northwest guaranteed the supply of the rations and solved the difficult rations trans-portation , the Settlement strategy reduced the burden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maintained the security of the Han Dynasty North-west frontier regions ; as well as smoothed Silk Ｒoadand promote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 the Settlement strategy of the Northwes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rontier of ancient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w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Silk ＲoadEconomic Belt has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an dynasty ; Northwest Territories ; settlement strategy and border security

维护西北边疆安全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 , 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策略中 , 屯垦戍边是比较成功的战略 , 学界从移民、军垦制度、地方治理与开发、生态变迁、军事防御诸方面对汉代西北屯田进

① 收稿日期 :2014－03－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XMZ008)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年招标项目 (090114B03) ; 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项目 (TDSKBS1201) 。

作者简介 :王连旗 (1971－) , 男 , 副教授、博士 ,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边疆非传统安全研究。 E －mail :2316508078@qq．com

*为通讯作者 E －mail :1978861016@qq．com

行了相关的研究 , 但这些学术成果从维护边疆安全视角研究汉朝西北屯垦的并不多见 , 故本文对汉朝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屯垦战略与边疆安全等方面做一些探究 , 力图为当今的固边、富边和兴边等边疆安全建设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1汉朝在我国西北地区屯垦的历史背景

我国西北地区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和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 , 是中西联系的前沿要冲 ,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地区 , 中华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交融 , 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 , 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本文涉及的汉代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六省区的相关地区。

屯垦戍边 , 千古之策 , 屯垦戍边战略作为一种治边策略 , 其理论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战思想和屯戍思想。最早提出 “ 农战 ” 说法的是战国时期的商鞅。他在《商君书 ·农战》中说 :“ 国之所以兴者 , 农战也 , 国待农战而安 , 主待农战而尊。 ” [1]这是我国历史上屯垦戍边思想最早的理论根源之一。秦朝建立后 , 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 , 公元前 214年 , 秦军收复了被匈奴控制的高阙 (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 ) 、阴山 (今内蒙古狼山 ) 等军事要地 , 在收复地区设置郡县 , 公元前 211年 , 迁内地居民 3万户到北河、榆中 (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 进行屯垦 , 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的侵扰 , 这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在南方 , 秦王朝征服岭南越地 , 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 公元前 213年 , 秦政府迁徙 50万刑徒戍守岭南 , 与当地越人杂处 , 共同开发南方地区 , 加速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 这些都为汉朝的西北屯垦提供了借鉴。

2汉朝西北屯垦过程的概说

进入汉代之后 , 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管理边疆政策中的一项重要策略 , 汉朝政府为有效地管理西北边疆和丝绸之路的安全通畅 , 在军事政治建设的同时 , 实行屯垦戍边 , 这是汉朝巩固边疆、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西汉西北屯垦的最初目标是解决军需问题 , 在对匈奴作战中 , 军队给养的供应非常困难 , “ 计一人三百日食 , 用精十八斛 , 非牛力不能胜 ; 牛又当自赍食 , 加二十斛 , 重矣。胡地沙卤 , 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 军出未满百日 , 牛必物故且尽 , 余粮尚多 , 人不能负。 ” [2]这反映国家安全是汉朝在我国西北屯田的首要战略因素 , 其中 , 连接西域、消除匈奴对汉朝的边疆威胁成为汉代在我国西北屯田的重要战略目标。

汉朝 “ 屯田范围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盆地 , 从塔里木盆地周缘到天山之北 , 屯垦区大多分布在军事要塞和丝绸之路的要道 , 成为西汉制约匈奴势力、开辟丝绸之路和奠基大国威仪的基础。 ” [3]

公元前 202年 , 汉高祖刘邦建汉时 , 社会十分凋敝 , 人民大量逃亡 , 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的 “ 无为而治 ” 的思想 , 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 不久出现了 “ 文景之治 ” 繁荣昌盛局面。公元前 169年 , 为有效巩固我国的西北边疆的稳定 , 晁错给汉文帝上募民实边书 , 主张以边疆的土地供养边疆的军民 , 以边疆的军民保卫边疆的安全 , 晁错的屯垦戍边理论为后世的屯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汉实行大规模的屯田 , 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 , 这时汉初的残破局势已大为改观。汉武帝雄才大略 , 而北方的匈奴势力自秦汉以来就逐步控制西域 , 威胁了西汉王朝的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 , 经略西北边疆是汉武帝实现国家大一统目标的重要任务 , 为了解除匈奴威胁 , 实现 “ 广地万里 ” 、 “ 威德遍于四海 ” [4]的战略 , 汉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 “ 无为而治 ” 的战略 , 决定武力讨伐匈奴。但最初由于汉武帝没有组织屯田 , 粮草供应成为战争中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 多次因缺粮而大败而归 , “ 道远多乏食 , 士卒不患战 , 患饥。 ” [5]汉武帝吸取教训 , 大兴屯田。在外交方面 , 为了反击匈奴奴隶主对西北边疆的不断侵扰 , 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 联合西域的乌孙等国夹击匈奴 , 却促成了张骞 “ 凿空 ” 西域的历史壮举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 121年 , 汉将霍去病率军队出陇西 , 大败

匈奴军 , 驻守河西的匈奴浑邪王 4万余人归汉。公元前 119年 , 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再次打败匈奴。为巩固在西北地区的统治 , 公元前 104年 , 西汉政府 “ 初置张掖、酒泉郡 ,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 斥塞卒六十万人戊田之。 ” [6]此举不仅切断了匈、羌联系 , 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公元前 101年 , 汉将李广利伐大宛后 , 汉政府随即派士卒在轮台屯田 , 此后 , 由于国内局势变化 , 汉武帝在政治上又适时发布了 “ 罪己诏 ” 和 “ 罢轮台屯田诏 ” , 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

汉昭帝即位后 , 吸取其父屯田的经验 , 命赖丹在轮台屯田 , 同年又命傅介子在伊循屯田。汉宣帝时期 , 为了稳定西北局势 , 遂 “ 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 , 欲以攻车师 ” , [7]汉宣帝不仅恢复了渠犁屯田 , 还派兵多次与匈奴争夺车师 , 最终在公元前 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 此机构代表西汉中央管辖西域各国 , 这些史实表明了西汉屯垦西北边疆的战略是长远的。

新莽篡汉时期 , 西北地区政局混乱。匈奴乘虚统治了西域。东汉建立后 , 东汉政府继承了西汉在西域的屯垦事业。东汉初期 , 汉光武帝消极经营西北地区 , 屯田受阻 , 而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制约 , 后来东汉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策略发生了变化 , 《后汉书 ·西域传》载 :“ 十六年 , 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 , 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 遂通西域 ” , [8]留士卒在伊吾屯田 , 随着屯田事业的恢复 , 改变了汉朝对西北地区消极统治的局面 , 77年 , 汉章帝在位时期由于汉朝势力东撤 , 西北地区的屯田活动而废止 , 89年 , 随着汉朝势力再入西域 , 屯田事业又得以恢复 , 东汉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得以巩固 , 在此期间有曾投笔从戎的班超在西域经营屯垦多年的故事。 107年 , 西北地区出现变故 , 东汉政府撤销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 , 屯田士卒返回内地 , 北匈奴残余势力乘机再次卷土重来。后来东汉政府为了维护西北地区的安全 , 任命班勇 (班超之子 ) 为西域长史 , 率兵出屯柳中 (今鄯善县西南 ) , 西北地区屯垦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东汉政府还在金满 (今吉木萨尔县北庭乡护堡子古城 ) 、柳中、疏勒 (今喀什东北汉诺依古城 ) 、于田 (今和田东北阿克斯比尔古城 ) 、楼兰、精绝 (今民丰县北尼雅古城 ) 等地屯田。由于东汉政府重内轻外 , 对统一西北地区的策略消极动摇 , 屯田事业也时断时续 , 因而规模小 , 人数少 , 成效也远不及西汉。

汉朝政府在西北地区还设有一套完整的屯田管理系统 , “ 设立和派遣屯田官吏 , 设有屯田校尉、农都尉、护田校尉、守农令、仓长、仓佐、仓曹吏、事田、田卒、河渠卒等官职。其中农都尉受边郡太守节制而直属大司农。 ” [9]这些官吏负责开井修渠 , 发展农业 , 并吸收西北的各族共同开垦 , 使得西北小国 , 逐步改变了原来的的游牧生活 , 转为定居与放牧结合 , 加强了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联系和族际融合。

3汉朝西北屯垦的历史作用

汉朝西北的屯垦 , 开拓了疆域 , 保卫了西北边疆 , 推动了边疆的开发 , 加强了民族团结 , 增进了中西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 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3．1促进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伟大国家的形成汉初西北地区冲突不断 , 因此 , 汉政府把稳定西域、固边戍边、保卫领土当做管理西北边疆的主要方略。在西北地区常驻有大量兵力 , 尤其是西汉保持了这样一支军事力量 , 平时可以有效震慑对手 , 战时钳制对手 , “ 它攻守自如 , 主动灵活 , 有敌可攻 , 无敌可守 , 攻可以以逸待劳 , 守可以发展生产 ” , [10]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 派军队大败匈奴 , 大兴屯田 , 完成了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联合 , 消除了战争给中原和西北人民带来的灾祸 , 维护了边疆的安全 , 同时也确立了国家在西北地区的疆界 , 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 开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局面 , 成就了 “ 秦皇汉武 ” 的历史格局。汉宣帝神爵二年 (公元前 60年 ) , 西汉中央朝廷建立了西域都护府 , 使西域部分政权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 , 转向生产技术先进 , 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 , 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 , 促进了民族团结 , 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

汉朝的西北屯田 , 促成了西北地区的统一 , 斩断

了匈奴右臂 , 保卫了西北边防 , 保证了西北地区驻军的军粮供给 ,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从内地运往西北地区物资的经济负担 , 如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屯田 , 满足了数 10万汉军的粮草供应 , 这些屯田点成为西汉经略西北地区的前进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汉朝的屯田活动基本上实现了汉代统治者的最初目的 , 削减了战争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 使士兵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 , 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 , 同时保证了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 , 取得了 “ 益垦溉田 ” 、 “ 多田积谷 ” [11]的显著效果 , 从而部分解决了前线士兵军饷不继的问题 , 这些都有利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此后 , 虽经王朝更替和变迁 , 西北地区始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 在抵御外敌侵略、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北地区的屯垦使西北地区在版图上与中原王朝连为一体 , 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汉代的西北屯垦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 , 也训练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 对于戍边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自秦汉统一的王朝出现后 , 边疆防御以 ‘ 守 ’ 为主 , 汉王朝继承了这一战略思想 , 致力于维持内部秩序 , 于边疆修塞 , 屯戍防守 , 将国家政权的 ‘ 大一统 ’ 和 ‘ 华夷一体 ’ 相结合 , 汉代战略文化走的也是一条内向性的发展道路。这可以被看做是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安定、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的爱国情怀。 ” [12]

3．2促进了汉代西北地区各族民众对国家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汉代的屯垦戍边促进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伟大国家的进一步形成 , 促进了我们国家形态的进一步完备 , 国家版图进一步扩大。屯垦戍边的实践活动教育感染了当地少数民族民众逐步树立起祖国观念 , 并促进了汉代各民族的融合与共同进步 , 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 , 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补 , 加强了民族团结 , 大大增强了历史上各族人民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 ,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民族大融合时期 , 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北地区诸国羡慕中原文化 , 以附属中原为正宗。由于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 , 使汉文化在西北地区社会中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 并为后来的屯垦活动奠定了历史基础。我国古代西北地区 , 留住及往来的种族、氏族、部落、民族极为复杂。这些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常处于血缘交混和文化形态的交流之中 , 两汉以后 , 华夏族在同周边各族的对立和接触过程中逐渐地有了 “ 汉族 ” 之称 , 以致后来形成了现代的各个民族 , 屯垦在这种民族融合中如同催化剂一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 汉代在屯垦戍边的过程中 , 西北地区各族杂糅相处 , 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 , 促进了铁勒和高车族的发展 , 增强了西北地区各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 , 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汉代的西北屯垦使铁器和冶铁技术、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作为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一种文明形态为促进西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 更好地满足了西北地区当地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 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因此汉朝的屯垦戍边活动 , 不仅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和国防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 而且对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文化的碰撞、交流、吸纳、融通、汇合 , 促进一体多元、水乳交融、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屯垦使我国西北地区各族形成了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的文化主流 , 使西北各族在糅合、交融和碰撞中推进了社会整合 , 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 并使我国西北地区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 , 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屯垦文化。

3．3汉代的西北屯垦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两汉通过屯田 , 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北地区 , 铁器和冶铁技术的传入 , 改变了西北地区原有铁器品种数量少和冶铁技术质量低的状况 , 同时汉朝的屯田与水利建设密切相连 , 随着屯田范围的扩展 , 屯田士卒带来了内地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 , 从而加速了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从现在新疆

的轮台、渠犁、楼兰、焉耆、库车、若羌等地的汉代屯田遗迹中可以看出那时的田埂、沟渠的痕迹 , 特别是现轮台县境内的卓果特沁古城和柯尤克沁古城 , 仍留有汉代城堡、渠道、田埂的遗迹。

汉朝的西北屯垦传播了内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 并推行了内地的典章制度 , 如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文明和汉文化也受到西北地区各民族的推崇和青睐 , 当地地方政府也仿照汉朝的礼仪制度制定了典章 , 这些都加速了西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 ; 同时屯垦戍边活动把古代西北地区的特产如葡萄、西瓜、波菜等果蔬农作物 , 以及牲畜、玉器与杂技、舞狮、琵琶、胡琴以及西北地区的乐曲、舞蹈、绘画、雕刻带到了内地 , 而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酿酒、天文、历法等也传到了中国 , 大大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同时 , 古代西北地区的屯垦军民 , 通过开交通、修馆驿、办车坊等 , 给古丝绸之路提供了安全保障 , 通过交流 , 中国的造纸术、冶铁、养蚕、缫丝、织绸的成套技术、井渠法、陶瓷术、中医术等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到了西方。另外大量的中国的丝绸、药材等物品运往和传到西方 , 从而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3．4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两汉在西域的屯垦 , 大多属于军屯性质 , 除军事作战的职能外 , 还有保护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任务。屯垦使中西交通畅行无阻 , 使者、商贾络绎载道 , 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发展 , 西北地区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两汉在西北地区的屯田 , 主要任务是承担对匈奴的军事作战和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因此 , 选择的屯田点基本上是战略要地 , 这可一举两得 , 既有利于军事行动又有利于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如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南道的屯田点有楼兰 (今罗布泊北岸 ) 、伊循 (今若羌县境 ) 、精绝、于阗等 , 这些屯田点基本上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 , 东西方来往使者、商人、旅客必经之地。又如 ,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北道 (东汉时期的中道 ) 的屯田点有柳中、车师、焉耆、轮台、渠犁、姑墨等 , 这些大多数是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冲和丝绸之路的要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北道屯田如伊吾卢、金满城、且固城、赤谷 (今伊塞克湖东南 ) 、乌孙国都等 , 这些都是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 汉匈频繁争夺的战略要地。一些屯田点与那些关隘建有城垒烽燧相连 , 使丝绸之路点中有线、线中有点 , 基本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来往于西北地区的使者和商人 1, 羡慕汉朝的制度和汉文化 , 互相学习 , 取长补短 , 共同进步 , 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 使丝绸之路成为了多民族经济文化聚汇线 , 也成了中西经济文化融汇线。正是基于汉代屯田对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的保障 , 才使得西北地区成为多元经济文化日益发展、中外经济文交流的重要桥梁。两汉西北地区屯垦在丝绸之路上 %) 的地位与作用有的学者是这样表述的 :“ 兴屯垦 , 西域安定 , 丝路畅通而废屯垦 , 边疆往往陷于混乱 , 丝路断绝。 ” [13]

4汉代西北地区屯垦的历史地位及启示

汉代西北地区的屯垦有其基本特征。据有关资料记载 , 从历史跨度看 , 两汉屯垦的时间加起来是 241年 , 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地区屯垦时间最长的朝代 (唐朝在西北地区屯垦有 160多年 , 清朝经历 195年 ) , 从治理措施看 , 西汉政府屯田的 “ 使者校尉 ” 、 “ 戊己校尉 ” 等官职设置 , 为后来历代王朝治理西北地区提供了示范意义。从汉代屯垦的治理成效看 , 西北地区的屯田和国力强盛 , 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政策进取以及屯田事业发展程度成正比 , 屯垦主导着治理西北地区的兴衰。这里以东汉的屯垦活动为例来证明屯垦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 , 东汉初期 , 西北地区诸国多次遣使 , 恳求东汉政府派遣西北地区都护。“ 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 , 献其珍宝。及得见 , 皆流涕稽首 , 愿得都护 ” 。 [14]由于东汉初期统治者违背民心 , 东汉光武帝消极经营西北地区 , 屯田受阻 , 而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 ; 明帝永平十五年 (72年 ) , 东汉政府决定学习西汉西北屯田的做法 , 随着屯田戍边的恢复 , 改变了东汉政府在西北消极统治的局面。 107年 , 西北

地区出现变故 , 东汉政府撤销西北地区屯田官吏 , 屯田士卒返回内地 , 北匈奴残余势力乘机再次卷土重来 , 汉安帝延光二年 (123年 ) , 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 , 率兵出屯柳中 , 西北地区屯垦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汉代西北屯垦是中原封建王朝在我国西北地区大规模屯垦的开端 , 也表明汉代以后的中原封建王朝在西北地区屯垦的发展是汉代屯垦的历史延续。从汉代屯垦的治理成效看 , 汉代西北屯田彰显了西域屯田与西北边疆安全之间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及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 , 从主观上讲 , 汉代西北地区屯垦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上抵御外敌、平定边患和巩固权的需要 , 但就屯垦客观上产生的作用、贡献而言 , 其效应超出了屯垦决策者的初衷 , 这对当今的屯垦戍边和实现民族文化融合有一定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 , 屯垦兴 , 则西域兴 , 屯垦废 , 则西域乱 , 进而影响全国 , 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 , 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屯垦是千古良策 , 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屯垦和国力强盛 , 政府的政策进取以及屯田事业发展程度成正比 , 屯垦主导着治理地区的兴衰 , 边地屯垦与边疆安全密切相连 , 在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 屯垦的管理效果决定着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 进而维系着西北边疆的安全。“ 国家的实力与战略重心是屯垦管理制度的内在动力 ! ” [15]

汉代成功的屯垦戍边经验对我们今天建设西北边疆、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尤其是对今天新疆兵团的建设和我国的政治戍边向经济戍边、文化戍边、生态戍边向纵深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 我们要继承汉代以来屯垦戍边的成功经验并与时俱进 , 形成新的内涵更丰富更适合于西北边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屯垦戍边理论 , 这些理论使我们树立起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 增强各族人民维护边疆安全和共同建设边疆的凝聚力 ,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 从而为实现国家的西进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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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春辉．新疆历代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 2010(2) :31．

范文二：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

策略选择

2011年9月

第3期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Jo—

urnalofYili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Sept.201I

No.3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张安福

(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研究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

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

的重

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西北边疆安全;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K2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76(2011)o3一O04o--05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

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阿诺德?托因比的挑战与

应战理论认为,在谋生条件相对容易的地方,人们

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精力去同大自然斗争,而在生存

条件恶劣的地区,大自然会造就人们坚韧的性格,

而且在游牧地区,财富是牛羊而不是土地,掠夺要

比生产容易得多,因而游牧民族往往能征善战,攻

城略地是家常便饭【l】(嗍).为了应对游牧民族对中原

王朝的侵袭,应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威胁,屯垦新疆

就成为历史的选择.

一

,新疆的战略地位及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和丝绸之路的枢纽

地位.许多学者对新疆的战略地位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认为新疆跟中亚地区一样是大国势力极力影响

和控制的区域?.

新疆的地理环境.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处

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中国与

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联系的前沿要冲,西汉以

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都极为重视.到

清代,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新疆的战略

地位更为凸显.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认为:

“自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

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将无安眠日”121(卷

地pa7)

.左公之言可谓一语中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

社会中新疆之于国家安全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新疆的人文环境.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

族,多宗教,多文化并存的地区,这一突出的特点也

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民族政策的有效落

实,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普遍增强.民族意识的不

断增强既有正面效应,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

现在:在平等,民主,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政策的

导引下,各社会群体的接触和交流日趋频繁,不同

文化间的差异和矛盾相互碰撞,相互摩擦,同时也

会在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中相互容纳和认同,然而,

随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逐步增强,民族文化,宗

教信仰之间的摩擦会随之增多.民族关系比以往更

为复杂.加之现实社会中的各民族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一旦被误导,

就会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出现对抗性的矛盾.正

如英国学者休?希顿一沃森所阐述的:民族主义者疯

狂地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常常得到敌视本

国政府的另一国政府的帮助……很可能导致可怕

的国内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若发生

在核武器时代,很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131

(P632)

.而且,”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

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141(1’30)因此,由

于新疆民族文化,宗教习惯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所带

收稿日期:2010—11一l7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08xzzO03),石

河子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

项目资助.石河子大学社科项目I~.WSK10--Y25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安福(1972一),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

动站,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人员,研究方向:新疆屯垦史.

第3期张安福: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篷堡兰

来的冲突必然存在,势必会影响新疆社会的稳定和

西北边疆的安全.

=,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安全威胁的应对策略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历代中央王朝的主要威胁

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修建长城,开发西域都与防

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关.中原王朝屡次受到游

牧敌对势力的侵犯,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

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契丹与女真,

明清时期的蒙古和满族等势力都对中原王朝造成

重大威胁.由于受政治局势,国力强弱以及其他因

素的影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经营新疆的策略各有

不同.既有积极的军事征服政策,也有被动保守的

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政策.对新疆远悬塞外的地域

特点和敌对势力倏忽远近的游牧特点来说,这些策

略大都是应时之策.

军事征服,一时之效.汉代开始到清代乾隆年

问,军事征服常常是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初期采

用的策略.较有代表性的是汉武帝初期和清代康熙

时期对西北和北方侵扰势力的征伐.虽得一时之

效,但难以长久.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

的军事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最后也是以”罢

轮台屯田诏”而从西域撤回军事力量.清代也是历

经康熙的三次亲征,大败新疆的噶尔丹准部势力.

噶尔丹死后,清政府即命策妄阿拉布坦领有准噶尔

故地,但是准噶尔部与清朝政府之问仍然是貌合神

离,最终还是在乾隆年问通过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才

彻底打败了准部,完成了统一新疆的目标.军事征

讨之所以难以有久远之效,主要原因是新疆远离内

地,地广人稀,大批军队进疆作战,后勤补给十分困

难.即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驻扎大量军队.国防

耗费太大,反之,则难以巩固战果.因此,军事征服

只是短期行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在漫长的

后勤补给线上,很难有长效成果.

和亲政策,短期行为.和亲政策至少可追溯到

西汉高祖之时,汉朝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

等相继嫁匈奴或乌孙,其后,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

公主嫁吐蕃,以及清朝与蒙古的长期和亲政策,都

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西北边疆安全问题.和亲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的

交流,但是和亲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面对较

强大的敌对势力时,和亲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

方的关系,”丛林法则”仍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汉初与匈奴和亲,虽然经常赠送匈奴大量贵重物

品并开放关市,但仍未阻止匈奴的南下攻掠.匈奴

屡略城地,夺牲畜,掳人口.”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

利’’【5】(卷口十九’食货志)tB1.而且,和亲政策常常受到和亲

主体的限制,往往一代而终,缺乏持续性,即使是清

代的和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之问

的相互融合.形成合力以共同管理中原王朝,有着

一

定的影响力.但也最终瓦解.

羁縻政策.动荡隐患.羁縻政策的核心是”闲俗

而治”.即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

理机构,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诸如两汉时期

的属国制,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制,明代的羁縻卫

所制,以及清时的土司制,盟旗制,伯克制等.从效

果看.羁縻制的实施只能暂时维持这些区域的归属

和稳定.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制度制约了羁

縻地区的发展,导致边疆与内地因经济水平和管理

制度相差太大而产生新的边疆危机.以唐朝为例,

唐王朝曾在西域盛极一时,势力达到西域葱岭以西

和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但这些地区地域悬远,唐

政府直接管理的成本太高,因此实行遥领的羁縻府

州政策,利用少数民族上层管理地方区域.有效节

约了西域管理成本.提高了唐王朝在西域的影响

力.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唐朝在西域地区实行羁縻

管理政策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认为这种政策会加

大边疆地区的离心力和强化个体民族的自我认同,

常常引发内部动荡和叛离中央政权的行为?.淡化

民族认同.强化国家与共同文化认同是现代多民旅

国家的世界性趋势.

屯垦戍边,千古之策.屯垦戍边是一种寓兵于

农,兵农合一,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军政制度和经

济制度.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经济中心.路

途艰险,遇有战事.运粮非常困难.如果长期靠内地

供给军粮,不仅政府财政难以负担,而且还会有断

绝粮饷的危险,战争也往往因此而遭遇失败.”千里

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屯田之利.南

是兴矣.”161’嚣五.三《邦汁部圳)?嗽凡有军兴,必有屯政.

最初汉武帝讨伐匈奴及西域敌对势力时,由于没有

组织屯田,粮草供应成为战争中的突出问题,多次

因缺粮而大败而归,”道远多乏食,士卒不患战.患

饥”17J卷一百十三’太瘟,P3ZT~).因此,有效进行屯垦是解

决前线战士军粮问题的重要渠道.从太初四年(前

l01)开始,西汉开始设置”使者校尉”,”侍郎”,”司

马校尉”,”都尉”等临时的屯田管理机构进行屯田.

神爵二年(前6O)正式设立西域都护进行屯田管理

唐代与清代在统一新疆与守卫新疆的过程中.也同

样将屯垦作为戍边,安边的重要策略.到清代时.屯

垦不仅成为供应前线士兵粮草的保障,而且成为稳

定社会,发展经济,融合文化的重要策略.可以说.

丝堡型堂堕堂(弄土舍科学版)2011年

自西汉时期开始的屯垦戍边,历代相承,汉,唐,元,

明,清各代,均把屯垦戍边作为军事,政治,经济上

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随时局而制定相应政策.不

断建立,健全屯垦机构和各级官吏专司其事.屯垦

戍边既能在广袤的边疆地区开垦实边,防御外敌入

侵,又能解决大批军队驻守的供给问题,防御内部

势力的分裂反叛.由此,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在

新疆长期实行屯垦戍边的制度.

三,应对国家西北战略威胁的历代新疆屯垦绩

效评价

新疆是中国历代屯垦最为典型的地区.其屯垦

时间之长,屯垦范围之大,屯垦形式之多,屯垦效益

之高,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从汉唐时期的兵

屯为主,发展到清代时期的军民并举,从单纯战略

防御的军饷供应到新疆经济大开发的有效途径.均

体现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程度

在逐步加深和提高,屯垦绩效也从最初的政治绩效

发展到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文化绩效并举,从而

有效地保障了西北边疆政治,军事安全以及文化,

社会安全.

第一,有效保障了西北边疆安全.传统中国社

会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敌对势力.”草原社

会的统治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

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因为没有一个牧

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因此,移动权比居住权更

为重要:在食物缺乏的时候,他们对中原王朝的兴

趣远远大于中原农耕对草原的兴趣”.所以,”在工

业革命之前.中国与草原是不可能调和的.”18]?汉

唐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正面威胁来自草原游牧与

农业中国之间的内蒙古地区,侧翼是新疆的草原绿

洲和沙漠绿洲.随着匈奴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

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就必须进占更远的据点

以攻防草原的侧翼.西域的绿洲就成为汉唐中央王

朝重点经略的区域,以兵屯为主,民屯为辅的屯垦

戍边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形式.

西汉首开西域屯垦,最主要的目的是攻占匈奴

的侧翼.”断匈奴右臂”,解除匈奴对西汉的正面威

胁.其中也不乏对西域珍品的逐求和宣威国力的期

冀.大宛不服,天马不来,大夏,乌孙,轮台等国就会

藐视汉庭.西汉王朝的战略地位,加之兵屯具有组

织性强,见效快的优势,因此成为主要的屯垦形式.

东汉时期的”三通”西域时期,在战略要地伊吾,楼

兰,伊循,金满城,车师,高昌等地屯田,”北征匈奴,

西开三十六国”,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府先后设

置.使东汉时期的西域仍然与中原地区联系在一

起,成为抵御匈奴,柔然等游牧民族侵扰的战略防

线.

唐代的西域屯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首先

是”断突厥右臂”,其次是”断吐蕃左臂”.特别是吐

蕃先侵河湟,后占西域,甚至一度占领长安,成为唐

王朝的最大威胁,”他们可以成为附庸.也可以劫掠

中国与中亚交通的走廊,也有与蒙古地区匈奴建立

联盟的危险”181’,这种威胁与唐祚相始终.因此,

唐代对西域屯垦管理的重视程度远超汉代.西域的

屯田形式和管理制度更为完善,在招抚伊吾之后.

设西伊州进行兵屯管理,此后,随着唐代对西域控

制范围不断扩大,兵屯地域遍及天山南北.甚至远

及今天的中亚地区,”西北边患,荡然一清”l9l(卷一百十六

c嗡安西北庭诸将制)t)

.唐代盛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

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

西过之”【0】(卷三十七’地理一P960).西北远及咸海,巴尔喀什

湖区域,有效控制着中亚和新疆地区,这些功效的

取得与唐代在西域的屯垦是分不开的.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因此对于蒙

古,新疆和西藏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为了形成对

中原地区的战略优势,把包括满营,锡伯营,索伦

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五营八旗精锐兵力千里迢

迢从东北遣往新疆屯田.清代新疆安全环境日趋复

杂.前有准噶尔部的对立,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有资

本主义兴起后的沙俄,英国对新疆的觊觎和侵夺,

内困外忧.促使清政府加大了对新疆的屯垦开发和

建设力度.清代统一新疆的大业,历经康,雍,乾三

代,前后七八十年,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终于平

定了准噶尔上层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但长期的

战争致使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社会经济崩溃.据计算”边陲之事,用兵之费,雍正

年问.西北两路,费至五六千万.乾隆年间统计军需

及一千七百余万”.因此,战后新疆社会秩序的重

建.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之后,和卓

后裔的叛乱活动持续数十年之久,社会耗费更是无

法估计.如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清朝先后调集官

兵约5万多人.每月用粮1.5万余斤.大批军粮需从

天山北路屯垦区和内地运送前线,北疆屯垦所积累

的粮食,物资在平定叛乱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清代后期,整个西征与塞防从光绪元年(1875)

到新疆建省,历时约十年,左宗棠一直实行的是边

屯垦边进军的策略,甚至在进军新疆的前一年就开

始了在新疆的屯垦活动.”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

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依靠兵力

行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I21(.

第3期张安福: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F垦丝簦堕:垦堡

第二,促进了新疆经济开发.新疆屯田的最初

目标是解决士兵粮食的长途短缺问题,其后开始了

开发建设新疆的历程.自两汉起,在对匈奴战争中,

军队给养的供应非常困难,”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糟

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

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

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料(卷九悃’匈

奴传)lP1664)

实行屯田以后,取得了”益垦溉田”,”多田

积谷”的显着效果,从而部分解决了前线士兵军饷

不继的问题.原来需要每月用谷196030斛的军队,

实行屯田后,每月只需要政府供给谷27363斛嘲[卷六

十九<赵充国传)?I86)

清代的多种屯田形式及其移民开发,开始了新

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清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就

提出移民开发的政策.屯垦区东至巴里坤,西达伊

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绿营兵

到维吾尔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

荒的热潮中.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了清军

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如乾隆末年,仅伊犁仓库

存粮50余万石,可供伊犁驻军食用三年之久.从经

济区域分布看,改变了汉唐以来重南轻北的屯垦局

面,天山北麓成为开发的重点,形成了包括伊犁,乌

鲁木齐在内的北疆经济重心,奠定了其后的经济发

展格局.从西汉以来,历代在新疆的屯垦,主要都分

布在南疆各绿洲,而北疆地区的屯垦很少,即使是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巅峰时期的唐朝.十大垦区

中,南疆也占六个,而北疆只有四地.且均散布在新

疆的东部地区.在三大屯垦中心中,龟兹,西州都在

南疆,只有庭州一地在北疆.由于历代政府长期集

中在南疆地区屯垦,造成清朝以前新疆历史上长期

的南农北牧的局面.纪昀曾描述乌鲁木齐”流人既

多,百工略备”,”酒楼数处,日口演剧,数钱买座,略

似京师”,出现了人口繁盛,各业兴旺,”四方之物,

并至而会”的繁荣局面Ill】(卷29(实业-’商I-’2459),,

第三,形成了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良好局面.

新疆屯垦带动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汉代

在开展兵屯和民屯的过程中,西域民族杂糅相处.

在语言,习俗,文化,信仰等领域相互交融,共同发

展,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提高

了各民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汉代首开屯垦

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绩效是不可估最的.西域

屯垦使西域在版图上与中原王朝连为一体,成为中

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后,虽经王朝更替和

变迁,西域始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在抵御

外敌侵略,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民族文

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

中原文化,以附属中原为正宗.由于文化在少数

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

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西

域的民族文化融合与民族团结成为唐代前期西域

社会的共识.

清政府消灭准噶尔后确立了屯田开发方针,绿

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

造屋,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着居民,与后来

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

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

族部分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

尔人的主体,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

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新疆蒙古族的

主体.新疆建省后,随着屯田事业向新的广度发展,

为南疆维吾尔地区与内地更进一步经济文化来往

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从此,”关内汉,回携眷来新疆

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其后土,客生

息蕃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

属”,不但内地众多的汉,回族民众进人南疆地区种

地生产,而且也有不少维吾尔族农民群众迁往北疆

和内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在绥来县,伊犁宁远县,

塔城厅,库尔喀喇乌苏,精河,都有相当数量的来自

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的维吾尔人户种地或务商,

新疆各族人民更为广泛而频繁的来往和交流,使新

疆,包括南疆维吾尔地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

发展,出现了维吾尔,回,蒙古,锡伯,哈萨克,汉等

民族交错居住的局面.加速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

交流与融合,”生齿日众,边境安谧,岁事屡丰”.以

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为主体的三大民族,在新

疆屯垦开发的过程中团结互助,互通有无.形成了

融洽的民族关系和生活空间

四,结论

在新疆进行屯垦戍边,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王

朝应对边疆威胁的战略选择.至清代,特别是鸦片

战争以来,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和动荡从国际

范围看,历经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对外殖民和帝国

主义争夺界霸权的时期,出现了许多国家战败分

裂和民族对立的问题;从国内局势看,新疆曾一再

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和内部叛乱及民族纷争的危

局,此,新疆屯垦有效保障了两北边疆安全.成为

新疆屯垦戍边的集大成时期,当然,民国时期的军

阀割据和中央政权式微,使20世纪前期的新疆先

后出现了两次进行民族分裂的重大事件,这是屯垦

丝芏堂堕堂(全学版)2011年

戍边衰弱的重大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总结历代新疆稳定

和屯垦戍边关系舶基础上,决定创建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担当起西北边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这是

一

个融党,政,军,企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屯垦五十多年中,有效地发展了新疆的农

业,工业,商业经济,成功抵御了外敌的侵扰.保障

了国家安全.其间,屯垦制度不断创新,屯垦模式不

断丰富,屯垦绩效日趋显着,新疆兵团的屯垦事业

已经成为国家西向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障

国家西北边疆安全,地区稳定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

“谁拥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谁就拥有欧亚大陆:

谁拥有欧亚大陆,谁就拥有世界.”见冯绍雷:《2O世

纪的俄罗斯》,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4页;随后,

斯皮克曼对此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阐述:”谁统治了

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

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见朱听昌:《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

13页.

?薛宗正认为羁縻政策”无疑起着积极的.有

益的历史作用.但却是唐朝综合国力相对虚弱和承

受力有限的政策反映”,随着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羁縻政策有着一定的副作用,即:羁縻政策的要领

并非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认同而是在于强调华夷

之间的差异.差异的发展势必萌发离心力和分解

力”,见薛宗正:《安西与北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348页;吴玉贵认为对于远在葱岭以

西的羁縻州府更多的是徒具形式,只是表示西域诸

国对唐朝的隶属关系,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

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335页;樊文礼对羁縻州府持肯定态度.认为”唐朝

以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羁縻府州,是顺应其生产.生

活方式及社会发展形态而制定的一项制度.”而且

具有灵活性,”一旦羁縻州内部发生变化或处于某

种政治,军事的需要,羁縻州可以升为正州.反之.

则可以将为羁縻州”,见樊文礼:《唐代羁縻州府的

南北差异》,载《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

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O月重

庆,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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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大化,修.王树楠,纂.新疆图志【M】.新疆

史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OO3.

【栏目主持:赖洪波】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StrategyChoiceundertheChineseallPreviousDynastiesNorthwestBorderAreaSecuritySystemb

ExploitmentonBorderland

ZHANGAn—flu

(InstituteofStationTroopstoOpenupWasteland,ShiheziUniversity,Shihezi,Xinjiang832003,China)

Abstract:SincetheHanandTangDynastiesinChinainthetraditionalagriculturalsociety,theresponseto

thenortheast,northwestofthenortherngrasslandsandthe”ThreeNorth’’nomadicforcesthreatenedthe

SuccessiveCentralhadbeenanimportantstrategicobjective.Amongthem,thenorthwestbordersecurit

ywasan

importantfactorofthedevelopmentandexpansionoftheSuccessiveCentra1.Inthemaintenanceofsecu

rity

policyintheNorthwestFrontier,stationtroopstoopenupwastelandandgarrisonthefrontiersintheXinji

ang

regionarenOWthemostsuccessfulstrategiestodealwith.

Keywords:northwestborderareasecurity;exploitmentonborderland;strategychoice

范文三：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兰州大掌掌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3-,弗I/2012年5月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01.40No.3/May,2012

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李世勇1,2

(1.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内容摘要:我国西北边疆是地缘政治学所谓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要冲。其安全与稳定不仅取决于我国及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内部因素,周边国家政治生态及世界大国的对华战略等外部因素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及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势力包围,限制甚至分裂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不断强化与日、韩、澳等国军事同盟关系,从东南方向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围堵我国的同时,又以反恐等名义驻军中亚,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亚进行渗透,使我国处于腹背受敌态势。从国际视角分析影响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主要国际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国家安全;政治格局;西北边疆;国际因素;民族关系;中亚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2)03.0075-07

边疆安全是与围家兴起俱来的重要问题,也是近现代民族国家问冲突与融合难以回避的问题。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绝大多数为信仰、语言及文化不同的多民族聚居地,这为边疆安全问题增加了不确定性性和复杂性【1]。我罔西北边疆不仅具有边疆的一般特征,作为西北边陲,它是连接我国与南亚、中亚、西哑及欧洲的要冲。自古便是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作为我固重要的安全战略屏障。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稳定,而且影响中亚乃至整个亚洲的稳定。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中亚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重新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不断增兵中亚。从西北方向对我国实施战略包围,这与其长期以来在中国沿海以台湾为中心,从日本列岛到菲律宾群岛,延展到印度洋呈“C”字型岛链对中国的包围构成呼应态势,这对传统认为我国安全战略大后方、战略纵深的西北构成巨大威胁,大大限制了我国的战略空问。

历史上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地位使其政治疆界变迁频繁。并成为包括东西方文化、多种宗教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畜牧文化等在内的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走廊。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又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重要目标,其消极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从民族因素分析.西北边疆边界变迁的

频繁性及迁徙移民的多样性,使得这里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日前,少数民族人口占两北边疆总人口的六成以上,很多民族跨界而居,与境外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上有着传统联系,而与我国中原地区传统文化交流和联系相对较少,统一的巾华民族身份认同乃至国家认同意识较为淡薄。从宗教因素分析,西北边疆地区宗教形态复杂多样,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在西北边疆23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均有分布。据统计,该地区信奉各种宗教的信徒约2300多万人,占该地区总人13的49.55%[2】。这些复杂的现状给国际上大国干涉和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推波助澜,民族主义潮流涌动,都不断地刺激着中同西北边疆地区的分裂分子。2009年新疆“7?5”事件表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值得深思。因此,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西JE边疆安全的同际影响因素显得十分重要。

一、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西北边疆

(一)边疆的一般含义及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区位

1.边疆的一般理论。边疆这一概念属于历史范畴,当人类出现并建立了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后,用界线来标示各个利益共同体所占据的地理范围。边

收稿日期:2011.06-25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孥项资金重点培育项目(12LzUJBWYB020) 作者简介:李世勇(1975一),男,甘肃宁县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族学、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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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并与利益密不可分。在当代.边疆足罔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看,“边疆”一词所指的足罔家领土或版图上的边缘性的部分,是固家一个特殊的区域㈦3,是相对于冈家核心区的外围性区域。西方学者一般认为, 边疆概念町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时代,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边疆理论.则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依托现代科技革命提供的手段,西方的边疆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疆从有形的陆疆、海疆、空疆、天疆等地理边疆发展为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等无形的“边疆”【4】。

我冈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的边疆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与民族问题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我嗣边疆地区多与民族地区高度重合, 如蒙、藏、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就是边疆地区。在我罔历史上,边疆的形成和最早的边疆概念的出现,都与秦统一巾围后中央集权制王朝国家的建立分不开。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同家的建立和巩固,边疆的慨念逐步形成。到18世纪中叶,我国开始有了确定的边界,边疆的概念也随之获得了新的内涵H,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依照国家的边界来界定边目盛的概念逐步确立。马大正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慨念。边疆包括陆掘和海疆。陆疆足指沿同界线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同时具有自然、历史、人文i}}多方面 11身特点。”[5]近几f年来。关于边鹱的基本理念中, 边疆首先仍足一个区域地理慨念,但又逐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个国家的利益边疆既可以与传统地理边疆叠合,也可以打破传统地理边疆的限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拓展本国的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边疆理念已经赋予新的内涵,它与同家战略应当高度契合。边疆依然是嗣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

和甲时期,边疆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战争时期则成为保护内地安全的屏障和国际争端与交战的场所。由此。边疆安全可以定义为在国家边疆范围内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安全受到保障的和谐状态忆本文的边疆安全更多侧重于指国家主权不受侵犯、领土保持完整。 2.中国西北边疆。中国西北边疆的地理范围主要指古代两域地区,这一地区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巴尔喀什湖,西南达葱岭,北到萨彦岭,南到昆仑山。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西北边疆的范同基本是稳定的,疆域也是明确的。

今天所说的我阳两北边疆,地处中围北部安全战略区的西部,包括新疆维吾尔f1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和伊克昭盟、西藏自治区的阿里地区及甘肃省毗连国界的地区。总面积约24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5.7%,陆地东西长约3000公里。南北宽100—400公里,地域辽阔,纵深宽广.呈西部宽、东部窄的不规则“马蹄状”。丙北边疆地区有着长达7500公里的国境线,占全困陆地边界线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我国周边邻邦最多的地区。自北向南分别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9个国家接壤,南与我国西藏相连,东接内蒙古。 (二)地缘政治视闪的巾围西北边疆

我国西北边疆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是地缘政治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西北边疆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其所处的欧亚大陆板块地缘政治战略方面。

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理论众多流派中的一支,其影响至为深远。1904年,友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慨念,认为由于物力和人力富足等原因,陆权国最终将战胜海权国,而【i上界上陆上力量主要集中在欧亚非三洲陆地板块组成的“世界岛”上,世界岛有两个心脏地带即东欧和中亚(包含我国西北边疆主体部分)。据此,麦金德总结出了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61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发展了麦金德的“陆心说”,提出了“边缘地带理沦”, 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在今天,地缘政治学仍然足各同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及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据。如美国就认为欧亚大陆这一世界上面积最广大的地区陆上强权的存在,是对美国全球战略最大的威胁。所以,使之分化和削弱足美闻根本的全球地缘政策之一。

根据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既是世界政治“心脏地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也是至关重要的“边缘地带的一部分”。综合国内外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体系的研究,各国在冈际政治或世界格局中的定位,可以归纳为世界大国、地区大同、通道国家、巾立国、破碎地带等几大类。我国西北边疆无疑处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它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体系中的多元结合部[7】,有人将其称为地缘

李世勇.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政治轴上的桥头堡。因为在欧亚大陆上有两条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轴:一条横贯东西,从美、13贯穿到中、俄再到欧盟;另一条纵贯南北,从俄罗斯、中亚到印度次大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与中亚各困正好同时处在两条地缘政治轴的十字交叉点上,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不言而喻。从东西向的这条地缘政治轴来看,我国两北边疆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凭借我围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它在世界地缘战略上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其他边弱省区所不能替代的。它的两边有俄罗斯、欧盟、美同(直接驻军中亚),东边有日本、美网;中国的西北边疆处于它们的中心部位, 沿着卉“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现代围际通道,更强化了西北边疆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桥头堡作用。而从南北向的地缘政治轴来看。它纵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三大国,巾同西北边疆是这三大用的结合部,又把中亚五冈的大陆腹地与印度洋上的出海口连接起来,重要性日趋凸显。

二、影响中因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

自近代以至今天,巾嗣一直和世界大国进行较量,这个过程以1949年新巾罔成立为界分为两段。1840到1890年代是和英国及其代袁的欧洲列强;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和日本;1960年代到苏东剧变是和苏联;近三十年,巾美关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巾国的和平发展及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与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维护世界旧秩序的美冈相冲突,巾茭关系逐渐进入动荡期。

(一)美国对巾冈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

1.当今世界,美国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以其超强地位对世界格局起主要影响作用,其欧亚大陆战略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存在潜在冲突。美困的对华战略及中亚战略足分析中同西北边疆地缘政治环境时必须考量的因素。“不能否认,就单个围家而言,美国构成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8】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有能力在全球布阵、随时打击世界任何地区的国家。因此,追求建立世界帝国和霸权地位。这不论从新兴围家挑战霸权国家的历史经验,还足从中国13益成为世界上地位与美国较接近的大同现实来看,美国都视中围为潜在对手。

冷战后,美旧推行建立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 对亚洲大陆的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同看来,从安全秩序上说,美国要支撑

其全球霸权,必须控制欧亚大陆的两个支点,而对华战略又足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美国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首先,美旧不断加强与日、韩、菲、澳、泰等五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力图使其向中国西南、两北方向延伸;其次,美国极力抬升美印关系,扶印以制华。2005年6月,荚印两国签署了十年军事合作协议。2006年3月美国总统访问印度,标志性成果就足两圉在民用核合作方面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这被看做是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而美国有意抬升与印度的关系无不包含着遏制中国的目的。2008年10月,美、印达成《美印核能合作协定》, 美国默认了印度核国家的地位,是美印构建军事战略关系的重要里程碑。2009年7月,美印在扩大军事国防基础、太空和民问核电站建设的科技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表明美冈谋求与印度在军事政治领域的长期合作。

2.美国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通过其明确的中亚战略体现出来。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是:继续支持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独立倾向,把这些国家纳入西方体系,遏制并削弱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并将其逐步变为美困的势力范围。 (1)苏东剧变后,美国积极支持中亚独立国家, 并推销其价值观和西方意识形态,敦促这些国家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尽可能消除与前苏联和中国一致的意识形态成分,美国还积极培植巾亚亲美势力。月j强势文化进军中亚。一方面,是为了逐渐排挤俄罗斯的势力,另一方面美同欲使中亚成为他的欧亚战略工具,从而扼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从中国西北方向牵制中国,形成一个对中网完整的战略包围圈。

(2)美国还不断加强与中亚各冈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合作形式不仅仅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培训人员和提供经费,其重点在于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安全合作的法律框架。在美困倡议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塔和土库曼斯塔参加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如果中亚某些固家加入北约,将会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环境造成根本性破坏,中国两北边疆安全压力将会直线上升(9j。北约还与中亚一些国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此外,荧罔以反恐之名驻军阿富汗,持续增加对我同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美同还在中亚同家屡屡发生的颜色革命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必然对中用西北边疆构成严重威胁。美困驻军巾亚,利用中国西北边璐内部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近距

78兰州大掌掌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离支持中国西北边疆分裂势力,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构建西北战略安全屏障等产生不利影响, 也对我网两北战略腹地、传统的战略大后方及航天、能源等重要目标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企图运用民族分裂和颜色革命等手段伺机对中国进行战略进攻,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美国发挥了背后推手的作用,其积极培植和利用冈内分裂势力。对我国西北边疆进行分裂活动。

(二)俄罗斯及中亚阴家对中国舀北边疆安全的影响

面对中国的崛起,中国周边各国心态复杂,对华战略都不同程度地显露出两重性。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也是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沙俄时期对中国的侵略,特别足对领土侵吞的历史记忆是影响两围关系的深层原因。一般而言,实力接近的地缘政治实体,其距离越近。安全困境表现得越明显。俄罗斯与我国具有漫长的同界线,同为世界大目的中俄两国,如保持友好关系,两冈则分别从对方获取倍增的利益;如相反,俄罗斯将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

俄罗斯的两翼受北约挤压,东翼与日本存在领土争议。南方进遇向北渗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北约东扩及美国在中亚的驻军足对俄腹地的新威胁。俄罗斯希望通过加强中俄关系获取地缘力量. 缓冲其在西翼所受的地缘政治压力。在经济上,俄罗斯需要扩大与中同交流以增进其经济活力,尤其需要通过中罔为其远东能源寻求出路。但俄罗斯的人口、幅员、发展潜力及其政策传统规定其不会放弃大团心态。在近期,俄罗斯会与中国交好,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俄罗斯实力的恢复和复兴速度的加快, 俄罗斯终将足我同西北边疆的地缘政治对手。

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是中亚同家发展对华关系巾的敏感话题[9】。从现实来看.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对我国西北边疆稳定影响最大。中亚是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的方向,美欧尤其视中亚为欧亚战略高地,力求加以控制,中亚各国对美欧势力进入该地区持一定欢迎立场,北约欲东扩至中亚,美国与中亚一些国家的军事战略关系已明显加强,这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是一大隐患。

中亚同家对我国西北边疆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同源跨国民族问题上。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历史的变迁,今天中亚地区的各民族大都足次生 ①根据全国第五次人u普查民族人口统计数据整理。型民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等民族,几乎都足由历史上曾在该地区活动过的乌孙、匈奴、突厥以及后来的乌古斯、契丹、蒙古等氏族或部族不断融合、吸收逐渐形成的。而中亚位于欧亚两大洲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文明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而形成与巾国较多的跨国民族。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同源跨国民族有9个,即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乌孜别克族)、东干族(回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大多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独立国家。其中,乌兹别克族和哈萨克族是中亚国家人数最多的民族。在中国,回族有981.68万人,维吾尔族有839.92万人,哈萨克族有125.05万人,柯尔克孜族有16.08万人.塔吉克族有4.1万人,乌兹别克族有1.24万人.俄罗斯族有1.56万人,塔塔尔族有0.489万人Q)。在这些跨嗣民族中,有可能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主要足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因为这些民族在中国和中亚有关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较多,关系密切。

作为当今世界多民旅国家社会矛盾体和复杂体的同源跨国民族,其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使不同国家的同源跨国民族产生一种本能的亲情感。但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心理上必然会产生民族问的隔阂。跨国民族中的跨界民族比较非跨界民族所在冈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许多领域,对所在国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都会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中亚地区与我同的同源跨国民族是影响我围西北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国外民族极端主义势力对巾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

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潮流的发展,以宣扬民族分离独立、排斥外来移民为基本活动内容,以民族分立主义和种族排外主义为主要形态,思想极端、行为激进,具有相当破坏性和反动性的民族极端主义在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中异军突起。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刺激催生了民族极端主义的发展,世界格局的转换提供了适宜的外部条件,世界大国的干预对民族极端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大同在对待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方面采取双重标准是民族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的重要原因。国际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潮流涌动对世界和平

李世勇.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与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样民族极端主义也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很大的现实威胁。民族极端主义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是一种要求在现行的民族同家或多民族用家政治体制中实现民族自治,或者从其巾分离出来单独建立本民族的同家政治体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分离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稳定与发展有着严重影响。

2.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共同的宗教理念为思想核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联系纽带,以同一宗教信徒为民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一旦与政治结合起来就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其作用往往是破坏性的110J。

3.泛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是指发生在东欧、中亚、西亚地区的以复兴传统帝国为目的的一种民族主义。特别足泛突厥主义和大蒙古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稳定造成一定危害。泛突厥主义萌生于19世纪80年代,发起于俄罗斯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操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11】。苏联解体后, 中亚操突厥语各围纷纷独立,泛突厥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土耳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者的野心也急剧膨胀,公然提出“21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竭力拉拢巾亚诸国,旨在营造一个以土耳其为首的包括操突厥语各同家及民族在内的跨欧亚的突厥国家联合体,其范围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六个独立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等地区【10】。这对我围西北边疆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2009年“7?5”事件后,土耳其表现极为活跃,总理埃尔多安宣称中同在新疆推行“同化政策”,之前还称要给“疆独”分子热比娅访问土耳其签证【12】。

三、抵御国际消极影响,实现

我国西北边疆稳定的对策

影响西北边疆安全的因素十分复杂,要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根本在于不断增强我嗣综合用力,加强同防建设,协调、处理好边疆复杂的民族、经济、宗教、文化等同题,不给同际影响因素提供可乘之机。要加快两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着力解决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宣传多民族共创中华思想。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认同

感及同家认同意识。此外,要大力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该组织的合作领域,进一步密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发展与西北边疆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西北边疆地区周边邻囝众多,一般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意义深远。传统观念认为,中亚是中国“利益攸关的大后方”。因此,维护我闷西北边疆安全首先就要发展与中亚邻国的友好关系。

巾围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虽然19世纪沙俄逐渐占据中亚后,中国与中亚的交往从属于巾俄、中苏关系。但双方联系一直未中断。可以说,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古“丝绸之路”交往的自然延续。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哈、吉、塔三国有33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这为双方发展关系提供了地缘优势,双方的口岸经贸不断增加,大大方便了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同时.共同的安全利益把中国与中亚嗣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解体后, 中国与中亚同家面临着诸多共同的安全关切,主要表现在:双方地理相接,边界交错相连。加强边界地区军事信任与合作,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是中国与中亚困家的共同需求。中国与巾亚嗣家在安全防务上相互依存,中国把中亚视为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和不可缺少的安全屏障,中亚则把中国看做必须善处的邻邦和重要的安全依托,需要中国提供安全保障。

1.中固与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的严重威胁,双方需要加强合作, 共同对付挑战。此外中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是推动中亚与中国关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2.随着美国加紧向中亚的渗透.中国与中亚的安全合作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巾困在中亚的文化影响远不及西方文化、斯拉夫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加之苏联时期中冈与中亚长期处于隔绝甚至敌对状态,使中国在发展与中亚困家的关系时不具有文化心理上的优势,不利于消除中亚国家对中同的戒备、防范和误解。而我冈西北边疆特别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网家存在跨界民族和相同宗教信仰等问题,任何一方出现重大事变或处理失当。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彼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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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与巾亚国家的关系还要考虑俄罗斯对中亚同家的影响因素,俄罗斯对中国发展与中亚同家的关系存有戒心。但中俄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在战略安全领域,目前中俄互不构成威胁,面对美国在全球的扩张,在国际事务中两冈有着广泛的共识,在反恐和领土主权维护方面互相支持。这都为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空问。当然大国的特性决定了双边关系的某些动向,容易引起局外的一方的疑虑,甚至感到某种“牵制”。这需要双方建立互信并加强相互沟通。

4.上海合作组织对于维护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维护中同西北边疆安全意义重大。由中国、俄罗斯同中亚国家共同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维护这一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但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要不断扩大其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发展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环保等各个领域的有效合作,同时要加强其在共同维护和保障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作用。我国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进一步调整中亚战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实现我国在中亚地区更多的建议权和控制力。这样才能对美同在中亚的扩张形成有力的牵制,平衡俄美在巾亚的争夺,维护我国西北边疆安全。

(二)落实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坚决打击民族极端主义

针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受国际势力影响较大的现实,应当在西北边疆地区采取恰当的民族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切实加强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整合力度,调控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培育整体的国家观念,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培育共同的中华民族精神,特别足加强冈家及公民意识,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和各种极端主义思想的侵蚀。

要正确宣传西北边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澄清民族分裂势力散布的种种歪曲和杜撰的历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尤其是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所谓“东突厥斯蛆,’等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错误思潮和政治图谋,坚决予以驳斥和打击。

在正面宣传教育的同时,坚决反对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各种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西北边疆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既复杂又敏感。近几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主义相勾结,大搞宗教政治化,极力混淆宗教与民族、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以求在宗教外衣的掩蔽下,实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民族分裂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策动的。今天,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外敌对势力和西北边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El益加剧,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因此,要从西北边疆民族分裂活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和复杂的国际背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和同际局势变化的大背景来认识这一地区反分裂斗争形势。对于民族分裂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三)加强巾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抵御国际极端文化的消极影响

从维护边疆安全的效果来看,政治认同比军事认可更为有效,而文化认同又比政治认同更为长久。当今世界,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和认同的重要标准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示出来。不同民族和国家, 甚至同一个困家内部不同的民族或地区的不同文化都成为冲突的重要变量,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民族性和排他性的一面强化了冲突政治解决的难度。同时,文化特别是同源文化也成为架构当前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同源文化的历史认同与血缘亲和功能及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精神信仰、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归属,是催生冷战后国际合作、架构区域性政治经济联盟的重要媒介。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缺乏对中国主流文化应有的认同。而且与中亚国家存在十分普遍的跨国民族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恰当的文化战略, 就能够有力地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发展,共同打击这一地区的各种民族极端主义。因此,积极推动新时期文化建设,构建全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维护我国边疆安全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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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China’s Northwest Frontier Security

LI Shi.yon91,2

(1.Center for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y Studies,Lanzhou Univemity;

2.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China’S northwest frontier is part of the geopolitical“Eurasian Heart”,an important link of China to Central Asia,South Asia,Western Asia and Europe.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is regio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ethnic relations of China itself,but also on such international factors as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the western powers’Chinese policies.China’S

recent r妇has aroused hostile actions aimed to isolate,limit and even split China.The world powers,America in particular,have established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Japan,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in an attempt to penetrate China’S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thus to confine China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Keywords:national security;political structure;northwest frontier;international factor;ethnic relation;Central Asin

(责任编辑:寇甲)

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作者:李世勇 , LI Shi-yong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兰州730000刊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12,40(3)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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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1. 李世勇和谐民族关系视阈下西北民族地区资源开发问题探析——以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为例 [期刊论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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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基于西北边疆安全的汉武帝财政改革

作者：张安福

东岳论丛 2010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3－0093－06

　　对于汉武帝财政改革与边疆经略，学界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体现，并由此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给西汉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①。这些观点大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出发，坚持汉初以来与民休息政策的正当性，反对政府随意改变财政、税收政策，这些思想对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军事行为和财政改革都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如果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处境看，西汉经略西北边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亟需的；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及时的。汉武帝财政改革与边疆经略奠定了汉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成就了“秦皇汉武”的历史格局，使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帝王。因此，本文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武帝后期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等几个方面，分析西北边疆经略背景下的汉武帝财政改革及其对西汉王朝的影响。

　　一、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

　　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② 的局势已经大为改观。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强盛，家给人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自秦汉以来就逐步控制西域，三面威胁西汉王朝的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因此，经略西北边疆是汉武帝实现国家大一统目标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解除匈奴威胁成为西汉王朝崛起的前提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其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东至辽东，西到塔里木盆地东北，南至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和宁夏等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③ 的强大势力。

　　由于秦末汉初的战乱，西汉初创时期国力衰弱。汉高祖六年（前200）“白登之围”后，汉王朝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之计，“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④，以求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虽然和亲政策未必可取，“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⑤ 此后，历经文景之世，直到汉武帝初年，都奉行与匈奴和亲的妥协政策。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掠夺，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对西汉政权的威胁。匈奴一再背约，日益骄横，并且连年入侵，攻城略地，抢夺人畜，“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⑥。后元元年（前163）时，匈奴对西汉侵扰变本加厉，一直攻打至长安附近的细柳和霸上，“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⑦，京城骚然，举国不安，成为西汉王朝最大的边患。西汉统治者忧心忡忡，汉武帝对大将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⑧ 因此，反击匈奴、解除其对西汉的威胁成为西汉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联通西域成为攻击匈奴的重要途径

　　自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隋唐时期的突厥，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等。西域地处中国西北边陲，通过河西走廊与关中连接在一起，是中国西北的重要屏障，也是牵制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的战略后方。

　　西汉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⑨，随着匈奴势力的强盛，西域一些主要国家相继臣服，“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⑩ 匈奴不仅从西域诸国获取经济收益，而且在占有西域后，在战略上从三面对西汉形成包围之势，而从西域通过河西走廊可以直逼关中。因此，连接西域诸国、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从而解除西汉的边患，成为汉武帝时期重要的战略目标。汉武帝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连接匈奴的反对势力以“断匈奴右臂”(11)。随着西汉对西域了解的逐渐深入，武帝对西域的战略地位和中西往来的枢纽作用逐步重视，认为西域是打击匈奴势力、展示西汉雄威的绝好区域。因此，这时的汉武帝，通过对西域诸国的通使与联姻，从“断匈奴右臂”开始，初步具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12)。

　　（三）日益雄厚的国家财政实力成为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物质保障

　　经高祖“白登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实行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中间经历“文景之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财政实力与社会发展情况已与汉初不可同日而语：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兮。(13)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武帝时期，国库充盈、人民生活富裕，农业和商业发展迅速。“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14)，国家对工商业采取放任的政策，从商队伍迅速扩大，涌现出一大批财累万金的富商大贾，成为社会阶层中不可小视的富有阶层。因此，农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使民间经济力量迅速发展与壮大，西汉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为西汉改变对匈政策、解除国家威胁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武帝逐渐改变了汉初被迫实行的忍让的和亲政策，积极进行连接西域、合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解除匈奴威胁、进行西北边疆经略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汉武帝财政改革的及时性

　　为了解除匈奴威胁，实现“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汉武帝改变了“文景之治”以来“无为而治”的政策，决定武力讨伐匈奴。但是，在讨伐匈奴的过程中，由于庞大的军政耗费使西汉财政出现运转困难。为了达到继续进行西北边疆经略的目标，汉武帝及时进行了财政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把社会财富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由政府统一调配。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使财政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保障了汉武帝西北边疆战略计划的继续进行。

　　（一）战争耗费甚巨，急需后续财政支持

　　战争双方的较量更多的是双方实力的竞争。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凭借汉初近七十余年的积累，汉武帝一方面派遣汉使通大月氏、乌孙等西域诸国共抗匈奴；另一方面，直接对匈奴展开正面战争，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帷幕。元光二年（前132），西汉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赉，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15) 元朔二年（前127），霍去病两次率数万骑兵出征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河南战役；元朔五年、六年，卫青率十余万骑兵两次出朔方、定襄，征匈奴，发动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征伐匈奴，发动了漠北之战等。

　　数次反击匈奴的征战，消耗了西汉政府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元朔二年（前127），武帝为加强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6) 同年，浑邪王投降后，武帝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有功之士“凡百余巨万”(17)；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反击匈奴有功，受到皇帝赏赐，得“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18) 直接的战争耗费、大量赏赐以及安置受降兵士的费用等，使西汉财政支出浩繁。元朔六年（前123），西汉政府出现“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情况(19)。而到了元狩四年（前119），西汉王朝的国家财政已经达到了“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20) 的地步。

　　此时的财政危机影响到汉武帝继续对匈奴的战争和西北边疆经略目标的实现。汉武帝多次对匈奴用兵，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西汉边疆向西、向北推进数百千里，匈奴势力大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1)。但是，这时期西汉对匈奴的反击仍然没有彻底伤其元气，匈奴仍然不愿臣属西汉，对使匈的苏武等西汉使节随意扣留，而且对边境骚扰也常有发生，因此匈奴的潜在威胁还没有根本消除；更为糟糕的是西域诸国仍然首鼠两端，普遍具有“不两属无以自安”的心态(22)。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在西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之前，如果经略西北边疆的计划就此搁浅，匈奴势力将会卷土重来，已有的战果很可能会化为乌有。基于此，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只有进行财政改革，将社会财富集中在西汉政府的掌控之中，才能保障战争的后续财力，最终实现经略西北边疆的战略目标。

　　（二）汉武帝控制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主要通过由国家控制经济领域的活动，任用桑弘羊等人，广开财源、壮大国家财政，制定有利于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税制度，使汉兴以来积聚的大量社会流动财富集中到政府的掌控之下。

　　第一，国家垄断商品专卖权，尽取天下盐铁利、酒利。汉初国家不干预经济活动，山海之利往往被富商大贾所独占，大盐商、大铁商很快成为“富至巨万”的地方豪强。在武帝与匈奴战事频仍、财政吃紧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佐国家之急”(23)。由此，汉武帝采取了盐铁官营的垄断政策，并于天汉三年（前98）下令由官府垄断酒的产销，实行酒类专卖，以达到“兴盐铁，设酒榷，……以佐助边费”(24) 的目标。盐铁官营以及酒类专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遂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源。战事起，“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25)，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在政府控制社会财富、解决财政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推行均输、平准。均输平准，是国家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商品价格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均输是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售，买回朝廷所需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通过买卖货物盈利赚钱，“输者既便而官有利”(26)；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根据市场行情买进或卖出，国家垄断货物的价格，商人无法从中谋利，而国家却可以从中获利。汉武帝均输平准政策的实施，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边疆实力，“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27)

　　第三，颁布算缗、告缗令。算缗、告缗是针对大商人的一种经济剥夺行为，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始实行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并针对商人隐藏财产、规避税赋的现象，武帝又颁布告缗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28)，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9) 算缗、告缗令的实施，为西汉王朝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极大缓解了武帝经略西北边疆所造成的财政困难。

　　此外，汉武帝还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制度，中央牢牢控制铸币权，并根据经济及军事需要及时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时，扩大税基、拓宽财源，增加算赋和口赋的征收数量和范围，如开始对商贾和奴婢课以重税，并使口赋从十二钱增加到二十三钱，据估算，仅当时全国的口赋收入就“约占岁入总额的7.5％”(30)，汉武帝的这些财政改革在汉代财政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制定的财税政策，在短期内都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壮大，“一岁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物，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富而天下用饶。”(31) 再加上“卖官鬻爵、纳金赎罪、捐献没收等一些杂项收入”(32)，及时地充实了国库，为武帝进一步经略西北边疆提供了及时的后续财政支持。

　　三、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危机，使西北边疆经略得以继续进行。为节约军事支出，以战养战，武帝在西域逐步实行边战争、边屯垦的策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屯垦戍边活动；此后，由于国内局势变化，武帝在政治上又适时发布了“罪己诏”和“罢轮台屯田诏”，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策略性。

　　（一）屯垦戍边，以战养战

　　在攻击匈奴和经略西北边疆的过程中，武帝开创了“以战养战，屯垦戍边”的边疆经略措施，戍卒亦农亦战，节省了大量的军事开支，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西汉经略西北边疆以来的财政压力，对稳定前线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西域距离中原路途遥远，战事一起，“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33) 从中原内地运粮到西域，费用甚巨，最初秦攻击匈奴时，从山东青州地区运粮到河套，费用“率三十钟而致一石。”(34) 匈奴在多次与汉军交战后，认为“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因此，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危机大多与军事费用相关，解决前线的军粮和物资供应，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也成为衡量西汉财政支持能力的重要尺度(35)。元封三年（前108），“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36) 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又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37) 太初四年（前101），西汉开始在渠犁、轮台等地屯田，建立了经营西域的根据地，西域屯田为汉政府对西域的经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军事保障，极大减轻了西汉政府的财政负担。

　　同时，汉政府还先后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进行屯田戍边。元狩三年（前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38)。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而后在元鼎六年（前111）“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39) 据《西汉人口地理》统计，“西汉一代有数量可考的移民达82.5万，到西汉末自然增殖到120万，加上其他各种移民及其后裔，人数可达到150万。”(40) 徙民实边产生了较高效率的经济生产力，为前线戍卒提供更多的衣食之源，而且对稳定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战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继续攻略西域，但适可而止

　　经过财政改革与实施屯垦戍边策略后，增强了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能力，进一步拓展了西汉在西北边疆向前推移的空间。但是，常年征战损耗了西汉的国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征战并非明智之举，此后武帝在西汉已有财政实力的基础上，实行以稳为进、巩固已有战果的策略。

　　财政改革后，汉武帝继续经略西北边疆，经营西域。在卫青、霍去病等攻击匈奴的第一阶段，已经重创匈奴势力，并征服了楼兰、姑师。与匈奴决定性的战争已经结束，汉在西域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打击和拉拢西域诸国，进一步消除匈奴对西域的影响，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此时，西汉对西域最为著名战役是攻略大宛，“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41)。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派遣李广利讨伐大宛，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逼降大宛。大宛降，对匈奴产生了巨大威慑：“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其所得而去。闻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还，单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42) 西汉的军事亭障由此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今罗布泊地区）。

　　因此，汉武帝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心理攻势上，都完成了对西北边疆经略的后期目标，“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43) 这就为昭、宣时期继消除匈奴势力、持续进行西北边疆经略奠定了基础。攻克大宛后，汉武帝并没有趁此继续扩大战果，因为武帝对西汉王朝内部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由于多年来国家重心大多放在西北边疆经略，国内矛盾积聚，如戾太子问题、流民问题、财政问题及军事斗争中李广利降匈奴等都对武帝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即使在搜粟都尉桑弘羊适时提出“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44) 的合理性建议后，武帝也没有采纳，武帝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45)，并且“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46)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轮台屯田诏”，并同时发布“朕之不明”的“罪己诏”，为其后昭、宣时代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开始了号称“昭宣中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

　　四、结语

　　班固对武帝反击匈奴、经略西北边疆之事云：

　　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列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

　　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47)

　　其实从汉武帝为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财政改革分析，班氏之言有失偏颇，虽然他肯定了汉武帝为图制匈奴，消除其对西汉威胁，乃“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达到了“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战略目标，也中肯地评价了由此造成了“财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的财政与社会困难局面，但班氏对“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的认知则与历史发展趋势大相径庭。如果没有武帝时期对西北边疆的经略，使西域诸国成为西汉的战略后方和对抗匈奴的基地，如果没有及时进行财政改革和巩固西北边疆战果，就不会有西汉世界大国地位的奠基，更不会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荣，其后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商贸往来的通道何时畅通更无法可知。所以，班氏“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亦何以尚兹”的义理之论，只是时代局限下的弱视之陈词，与汉武帝外树大国威仪、内修政治、经济一统的目标不可一日而语。

　　总之，正是由于汉武帝及时进行了财政改革，使西汉经略西北边疆的目标没有中途搁浅，而汉武帝在伐大宛胜利及西域屯垦稳定后，及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发布“罢轮台屯田诏”，“下哀痛之诏”，从而将国家发展重心及时调整到养民、休养生息的道路上来，体现了武帝高明的政治策略，“仁圣之所悔”，挽回了西汉的将颓之势，促使了其后“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武帝“罢轮台屯田”使西域屯田暂告段落，但是武帝之后西汉在西北边疆经略仍未中断，而且始终是一种进取的姿态。元凤四年（前77），昭帝采纳桑弘羊前议，命赖丹屯田轮台，同年又命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并屯田伊循。宣帝即位后，即发兵十五万骑，与乌孙联合攻击匈奴，又多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分立大小昆弥，“汉用忧劳，且无宁岁”，并最终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西汉中央管辖西域诸国。这些史实都表明了西汉经略西北边疆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与武帝财政改革经略西北边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武帝的财政改革对民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从西汉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武帝的“哀痛之诏”只是其权宜之计，目的是为西汉政府赢得民心、为休养生息赢得宝贵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西北边疆安全的目标。

　　注释：

　　① 就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看，有的学者从农民生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直接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财政改革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粗暴干涉，必然阻碍经济发展，是社会的倒退（见周舜南：《对汉武帝经济改革的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张跃：《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跃、王天龙：《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磊：《浅析秦汉经济政策对国家进步的影响》，《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财政改革虽有支持对匈奴战争一面，但更多是聚敛财富，满足皇室的奢华生活需求（见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②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7页。

　　③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0页。

　　④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04页。

　　⑤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⑥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8页。

　　⑦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⑧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6页。

　　⑨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⑩ 《汉书·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2页。

　　(11) 《汉书·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6页。

　　(12)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13)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14)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5)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7页。

　　(16)(18)(19)(20)(23)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2页，第1422页，第1422页，第1426页，第1425页。

　　(17)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1页。

　　(21)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22) 《汉书·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7页。

　　(24) 《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8页。

　　(25)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0页。

　　(26) 《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1页。

　　(27)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1页。

　　(28)(29) 《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30)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31)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46页。

　　(32) 马大英：《汉代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33)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5页。

　　(34)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4页。

　　(35)(36)(37)(44)(45)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3页，第3916页，第3873页，第3912页，第3913页。

　　(38) 《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2页。

　　(39)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页。

　　(4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41) 《汉书·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6页。

　　(42)(43) 《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6页。

　　(46)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4页。

　　(47)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8－3929页。

作者介绍：张安福，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 张安福（1972－），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新疆屯垦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范文五：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年第$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总第)#期%%%%%%%!"#$%&’"()*+,+-"%./"$)*0+1)2%34+$13)5("$/&)3"%&’3)3+1%%%%6+%7/"7)#!!!!!!!!!!!!!!!!!!!!!!!!!!!!!!!!!!!!!!!!!!!?边疆民族研究?

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丁建伟$，.(/0(哈菲佐娃!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1,""""；

!(凯纳尔大学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

摘%要：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

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宗教问题；西北边疆；安全稳定；正反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3-$$%%文献标志码：4%%文章编号：$""2+!22,（!""#）"$+""$"+"2

宗教问题是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要素之一。宗教能够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又能刺激宗教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宗教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一般而言，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西北边疆是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也是我国宗教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历来是影响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内外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没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没有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因此，探讨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双重性特点，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宗教与社会的适应面，抑制其消极面，对维护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保持稳定的有序化将起到积极的预警作用。

一、宗教对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丁建伟（$-),+），男，甘肃陇西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社

会学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0(哈菲佐娃（$-*$+），女，哈萨克斯坦凯纳尔大学战略与国际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方学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

$"万方数据

［!］（"#$）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有宗教存在的一切社会中，宗教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与社会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共同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但宗教又是一种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关系的变化不能迅速、直接地反映到宗教意识中来，宗教意识总是表现出其相对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他组成部分而言的明显的迟滞性。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宗教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他组成部分之间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状况。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又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既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影响社会的政治、法律以及文学艺术等，又以特有的掌握教徒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各个领域。很显然，宗教必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影响。

（一）宗教对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影响的正向功能%宗教的正向功能是指宗教具有保证社会系统正常运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向作用和影响。从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研究出发，宗教的正向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社会控制功能。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主要的社会控制形式。它能通过一系列教规、戒律、礼仪及宗教伦理使其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本能性的遵从意识。由于宗教的这种控制功能是以教徒的共同信仰为基础，因而它较之政治、法律、道德等控制方式来说更具有感情色彩，更具有自律性和持久性，对信教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更富有控制力，能起到其他社会控制形式所起不到的作用。宗教还具有庞大的组织机构，通过其组织把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们聚集起来，遵守共同的清规戒律，共同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使他们自觉用教义和教规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之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其社会控制作用。事实上，宗教的社会控制作用是通过利用神的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和人的此岸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来实现的。宗教通过

［’］（’(#）一系列礼仪和祭祀活动将信徒团结在神的光环下，融洽了现实的人际关系。这些仪式所提供的社会凝聚功

能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同时通过宗教仪式还强化了教徒的天命观，使信徒从观念上接受命运，这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制度起着很大的作用。宗教的这一功能对社会稳定具有两面性。当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推动作用时，其为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当宗教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政治体系协调一致时，它就能以其特有的控制方式使教徒成为一定社会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因此，历史上一切国家或地方民族统治集团，大都要努力实现与宗教力量的协调和适应，积极利用宗教的这种功能；当宗教势力与社会政治体系不相一致甚至公然对抗时，它又会成为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一种强大力量。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发挥越大，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也就越大。因为在此情况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有利于加强宗教力量的团结，从而

［"］（’’)）加强与政治体系作用方向不相一致的力量集团。西北边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是一种适应少数民族群众需要

的文化安排，有着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使许多信教群众通过积极诚实的努力实现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在现阶段，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各种势力、各种不同性质的传播主体进行的宗教渗透活动，由于传播目的、出发点不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同，对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境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及**是实施非法宗教传播的主要势力，他们借宗教的名义煽动叛乱、动乱、

［$］（"!*）分裂和恐怖活动，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越来越表现出破坏性的后果。’)世纪+)年代以来，新疆所发生的一

系列骚乱和恐怖暴力事件都与“东突”民族分裂主义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调节功能。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纽带，有利于加强信教群众的团结。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和调整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调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个人行为加以鼓励、约束和导向。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对人们的内在生活内容与内在生存空间的秩序调整上的作用显而易见。共同的价值信仰促成了内在精神生活的有序化、合理化和归属感，这必然导致人的外在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有序化和合法化，这样，宗教在消解社会矛盾冲突、观念对抗、权利差别等方面所显示出的维系人们协调活动、保持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信念的调节功能不可忽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冲突和人际纠纷，通常是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宗教通过发挥其社会调解功能，从而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在西北边疆地区，各民族信教者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每个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感情溶化为民族心理，升华为本民族的重要标志。在同一民族群体间往往融入较鲜明的情感特征和共同的心理需求要素。宗教信仰就是该民族群体交流和情感投入最明确的方式之一。宗教信仰往往成为信教群众对本民族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凝聚力加强的桥梁。如维吾尔、回、藏、蒙古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圈，通过敬同一神、念同一经、遵守同一教规，把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动统一起来，从而巩固和加深了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

万方数据!!

和亲密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整合是指国家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所有成员联结成整体，使社会达到有序和稳定。社会整合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阶级社会中，国家通过世俗的制度、组织、舆论进行整合的作用通常都很有限，因为阶级对立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使不同利益集团少有共同的需求和动机，而宗教却因其特有的超凡神圣性能够使广大社会成员结成稳定有序的整体。宗教通过提供共同信仰、升华价值体系、神化统治权力、界定个人地位以实现社会整合。在西北边疆地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为例，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往往是其文化观念的准则，各民族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为行动指南，在日常生活方式、婚姻家庭制度、居住格局、饮食习惯等社会文化的基本方面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准则。宗教信仰包含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和行为体系。不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群众，还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群众，各少数民族在宗教的认同整合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十分

［#］（!$%）明显。此外，宗教还通过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的凝聚作用、宗教教规的约束作用和宗教仪式的强化作用发挥其特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应当看到，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保持一致时，它就能促使社会成员共同信念、共同意志的形成，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并为国家安全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反之，它就能起到凝聚反政府力量的作用，从而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西北边疆宗教结构是多元的系统，如伊斯兰教有老教（格底木）也有新教（伊赫瓦尼），同时还存在着哲赫忍耶、库不忍耶、虎夫耶和嘎德忍耶四大门宦。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任何宗教都是社会机器的一个重要或基本的部

［&］（$’$）件，都是一个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凭借这个体系人们才能共同生活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安排之中。”而

［(］（$’&）系统意味着全面性，意味着全面性内部各单位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的稳定性。虽然每一个教派和

门宦都有各自独立的组织系统，然而各教派和组织系统之间又保持着协调的稳定关系。在宗教结构中，组织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宗教组织作为信教群众进行宗教生活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可以对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加以约束，因而进行结构整合有利于民族地区宗教活动的正常化和秩序化。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清晰地指向现存社会制度，当宗教与所在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不矛盾尤其是重合时，它能紧密配合现存社会制度，尽其所能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服务。

#"社会行为规范功能。宗教的行为规范功能也与宗教的神圣性密切相关，宗教通过把社会行为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之，以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实现社会控制。这一功能是通过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律法的神圣性来实现的，并以宗教道德为核心。与世俗道德的行为规范相比，宗教道德的行为规范表现出神圣性、补偿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其神圣性就在于认为至上的万能之神是人类道德的终极源泉，是真、善、美的最高象征。佛祖释迦牟尼、上帝之子耶稣、安拉使者穆罕默德就是最高道德的化身，人类道德榜样的源泉。遵守宗教道德是信教者的神圣义务和神圣荣耀，对于信教者具有特定而深刻的自律作用。此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因果报应论，是宗教伦理道德的原动力，特别是善有善报的补偿论，对于不幸而善良的人们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如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用大量章节具体描述了末日的景象、天园与火狱的情景，以激励人们认主独一，坚定信仰，行善戒恶，要人们确信安拉在末日将复活人类，全面总结清算每个人在现世的表现，根据善恶进行奖惩，善者进天园，恶者进火［’］（!)*）狱。宗教道德以幻想的形式把利己和利他牢固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特别诱人的客观社会效应。宗教道德的抽象性更强化了宗教道德的社会效应，它以抽象之爱为基础，倡导神圣之博爱。宗教的行为规范功能不仅用以规范宗教行为，而且指向各社会行为，力图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宗教的道德准则因为具有抽象性，其中也就含有可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泛道德因素”。宗教道德中确有某些今天可以而且应当继承的优良因素，如伊斯兰教中的“施济贫困者、照顾鳏寡孤独”等，均属世俗社会传统公德。因此，尽管“宗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其中一部分（公德部分）在现象层次上是相容的，所以宗教通过对教徒进行道德教育与提出道德要求，使其恪守社会公德，服从政府的政策法令，从而有助于维持局部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控制得到加［%］（!)&）强”。宗教的这一功能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视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关系而定，其情形大致和前述社会整合功能的双重性相一致。

&"心理调适功能。又称心理消解功能，是宗教独具的一种心理平衡和心理慰藉功能。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的稳定与平衡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世界充满了人们无法摆脱也无法驾驭的危机、困苦和不确定性。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恶性疾病的蔓延、现代社会的快速运转和高度竞争所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人际关系的冷漠，所有这些因素使人们时时生活在恐惧、焦虑、紧张、孤独、愤懑、烦恼之中。当理智和实践无法消除各种危机时，人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演变成为攻击性行为，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而宗教可以通过把种种危机纳入信仰的解释模式之中，能以超现实的彼岸给予信仰者虚幻的反映和合理的解释：现实压迫被“精神$)万方数据

自由”所克服；社会的不平等在“天国的平等”中被补足；人世的仇恨在“上帝的怀抱”中化为兄弟情意；社会中的罪恶和不公正被“末日审判”和“来世报应”所消解，从而使一切矛盾在臆想中得到解决，最终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提供对未来的安全感，使其摆脱恐惧与焦虑，并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尽管具有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但从客观效果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消解了由于人们心理失衡而引发的针对正常社会政治秩序的各种攻击性行为，为社会稳定消除了心理隐患，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协调、平衡和有序。

!"族体认同功能。族体认同是指同一民族成员之间由于在思想、情感、行为、语言、习惯上有共同之处，而相互感到亲切，并因此形成群体之凝聚力。族际认同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社会性归属意识和归属需求。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的诸多民族共同体中，认同意识的建立和维系都离不开宗教深刻而强韧的聚合作用。某种宗教通过向族体成员提供共同信仰对象、共同教义信条、共同礼仪典章、共同教规戒律、共同宗教语言、共同价值取向乃至共同生计方

［#］（$%&）式，将他们聚合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并与以其他宗教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相区别。宗教的

族体认同功能同样根植于宗教不同于世俗观念和世俗规范的神圣性特点，正是这种神圣性在族体内唤起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培育和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团结和一致。宗教的认同功能可以只发生在同一民族的全民之中，从而促成或增强该民族之内聚合力，如伊斯兰教对于回、维吾尔等族，藏传佛教对于藏、蒙古等族，即属于此。宗教的认同功能也可以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从而形成跨越民族的教族认同，并因此而弱化原民族的界限，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分别对于信奉其中某一宗教的诸民族而言，即归于此。一般而言，当宗教的认同功能发生在宗教共同体与国家政体相一致的条件下时，它就会保障和强化国家的统一。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民族和宗教仍将长期存在，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时，在不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应承认并适度发挥宗教的族体认同功能，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国家安全获得主体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双重屏障。

’"社会交往功能。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手段，在社会中行使着自己的交往功能。宗教可以促使个人社会交往的增加，它使人们因血缘、姻亲、朋友或工作关系而发生的私人交往发展到教徒之间、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交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宗教活动、共同的宗教组织把信众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彼此认同，亲切交往。宗教也成为教徒与非教徒交往的途径，为使本教发扬光大，教徒特别是虔诚的教徒总是积极传教，努力与非教徒交往，争取更多的人皈依本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宗教也能促进国际间人民交往的增加，它使国与国之间官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扩大到民间的宗教交往。同源宗教因其信仰之凝聚力使居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徒彼此往来，并把各自的文化带给对方，久之，宗教便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往来和友谊的纽带。今天，宗教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支社会力量。近(&年来，国内外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互访和交流，教徒个人之间的出访和来访也络绎不绝，加之宗教景观旅游开放，更促进和密切了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和国际上的交往功能也不断增强。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

将华夏大地和五大洲的炎黄子孙联系了起来。通过扩大宗教的国际交往，也使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界更加了解中国，同时使中国更全面地迈向世界，而且通过宗教还吸引了不少外资用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增长。

是指（二）宗教对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影响的反向功能+宗教的反向功能与宗教的正向功能相对应，

宗教具有破坏社会系统正常运作和损害国家安全的反向作用和影响。如同宗教的正向功能不能简单化为宗教的

［#］（$%%）进步作用一样，宗教的反向功能也不能简单化为宗教的反动作用。对宗教的反向功能的价值判断也必须从

具体的历史或现实条件出发，从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从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研究的需要，宗教的反向功能主要为：

("宗教的社会裂变功能。宗教的社会裂变功能是指宗教具有分裂和变更现存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其内涵包括教俗对立和社会解体两个方面。当今世界，教俗对立主要发生在伊斯兰世界，这突出表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以宗教的神圣性否定伊斯兰国家现有政权的世俗性，其行为已不仅仅表现为教俗的对立和分裂社会的问题，而是更直接地表露为以瓦解世俗国家为其根本目标，并因此而引发不少国家严重的政治安全问题。

$"宗教的族际相斥功能。族际相斥功能是与宗教的族体认同功能相对应的一种反向功能，它是指宗教在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之间具有使其相互疏远和排斥的功能。如前所述，宗教的族体认同功能源自宗教的内聚性，宗教的族际相斥功能则根植于宗教的排他性。宗教的内聚性与排他性是同时并存的，同一宗教以诸多共性因素将其信众联结成一个具有亲和力的整体，从而得以实现族体认同。不同宗教则因诸多明显而深刻的差异，彼此间构筑起强固壁垒，从而在异教族际间形成相斥关系。宗教的族际相斥功能对当代世界国家安全形势的最大负面影响，莫

万方数据()

过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强烈排他性已经毁坏或严重危及到多民族国家的主权统一性和领土完整性。如我国西北边疆，无论“东突”还是“藏独”势力，在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时，都利用了当地少数民族全民信教并且因此与汉族存在一定心理隔阂这一条件，即利用了宗教的族际相斥功能，以求达到其民族分裂的政治目的。

!"宗教的传统固化功能。宗教具有凝固和坚守社会传统的保守性功能。宗教易使教徒形成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坚持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行为规范，有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和行为规范功能越强，其传统固化功能就越强。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性，造就出教徒价值取向的保守主义及其对行为规范理解的僵化。在当代，宗教的固化传统功能及其保守性之危害的主要弊端是阻碍或延缓国家的现代化，从而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家安全状况的改善产生不利影响。在我国，宗教保守性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存在的。根本上说，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必然会影响教徒对国家主体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接受。从社会心理层面上看，“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它也产生相应的负功能———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从民族层面上看，宗教的保守性对我国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的作用也是较为明显的。因为宗教固化了这些民族的思想信仰、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乃至生计方式在内的全部或大部分传统，而少数民族通常比汉族更注重维护自己的传统。这些民族传统必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时代内容、前进步伐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和绩效。

’"宗教的情感激发功能。与宗教的心理调适功能给求助者心灵以抚慰、解脱使之平和相反，宗教的情感激发功能给信仰者情感以激励、驱动，使之通过行动而宣泄。宗教情感是深沉而持久的，但积淀的情感总要表露和迸发。神圣的宗教体验可以转变为强烈的情感宣泄，释放出巨大的行动能量。它既能拨动心弦，促发激情，给予信教者克服困惑与痛苦的精神支撑，又能带来催人行动的强烈责任感与义务感，因为那是所奉之神的要求与召［(］（$’(）唤。历史上，许多教徒在宗教体验与宗教情感的激发下把殉教视为无上光荣之举。在当代，自愿无畏的殉道者也屡见不鲜。一般而言，越是社会矛盾尖锐之地，越是文化层次、社会地位较低之信徒，其宗教情感与宗教行为也越浓烈。应当指出的是，在世俗的政治理念或道德准则的驱使下，人们也会在心底产生某种神圣感、使命感和义务感，并付诸行动。但就其思想内容和行动目的而言，与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感却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与理智相联系，为现实之目的；后者却来自神意，与个人来世之归宿相关联，为虚幻之目的，后者也因此更易盲目与狂热。宗教狂热之认识根源就在于宗教的非理性特征，它不是用理智去认识事物，而是从幻想之神意出发，直接表现为对事物的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宗教情感极易受到激化而走向极端，引起恶性暴力行为。宗教的狂热性一旦主导信徒普遍性的社会行为，就会给相关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与尖锐的民族矛盾相交织，就可能引发血腥的民族冲突、民族战争、民族清洗乃至民族灭绝。当代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通常与宗教狂热相伴随。破坏和威胁当代多民族国家安全的民族分裂主义也正是从宗教的排他性中获得了激发的动力和坚持战斗的信念。宗教情感的狂热宣泄常常是与宗教情感的深沉持久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不仅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强劲的“爆发力”，也为其提供了强韧的“耐久力”和“反复冲击的能力”，这也就是我国西北边疆民族分裂势力久除不尽、压而不折且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

)"宗教的跨国扩张功能。宗教的跨国扩张功能就是指宗教超越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播扩展功能。这是宗教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具有的一种本能需求，但也常常代表了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从国内推向国际空间，对他国进行渗透和控制的国家行为。前文所述，宗教能促进并加强国家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有敌意的国家之间，民间宗教交往还可以帮助彼此疏通隔阂、减少敌意。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宗教途径向他国渗透，尤其是在敌对国之间，因官方渠道不通，政治反对者和敌对意识很难入境，但在宗教神圣光环的掩护下，敌对分子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他国活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混入我国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他们与我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向我国内非法运送和散发反社会主义的宗教宣传品，扩大影响，发展队伍，意欲颠覆或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宗教对我国的渗透，表面上是传教自由问题，实际上主要力图重新占领中国的“宗教市场”，并通过宗教手段和宗教掩护下的其他手段，以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

可见，宗教对国家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正反向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一定的宗教和宗教集团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关系。在我国，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宗教和宗教团体从总体上说与政治体系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这是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积极影响的前提。但由于宗教自身的一些特性，宗教与现存政治体系也存在着部分或个别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现象，特别是由于利益要求的强烈与现实满足之间的反差，造成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心理失*’万方数据

衡、民族地区农业人口的流动、文化结构的变迁以及区域主义（包括地方主义）倾向的膨胀。对于这一切，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和危害。

二、当前宗教问题对西北边疆安全和稳定影响的表现形式和途径

如前所述，宗教问题在西北边疆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

宗教意识（一）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结合得更加紧密!聚居在西北边疆的各主要少数民族通常都是全民信教，

早已渗透到民族心理结构中，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难解难分。正因如此，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常常利用宗教搞民族分裂活动，带有较大的诱惑性。

（二）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影响更大!由于西北边疆是一个少数民族集中的区域，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都很浓烈，宗教生活是各民族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宗教在该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地位更加重要、影响也更大，宗教问题常常成为引发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诱因。

（三）国外势力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影响更大!由于西北边疆居于祖国边陲，国境线绵长，一些少数民族与国外某些民族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对西北民族地区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又都是历史悠久的非本土宗教，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信仰有共同性，因而一些国外宗教组织借口对国内宗教界的资助提出一些政治性很强的附加条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人进入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后直接从事非法活动，还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一些利用宗教搞民族分裂的人提供后方基地、进行人员培训等。这些说明，国外势力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有着较大的影响。

（四）由于宗教问题而引发的社会政治不稳定现象较多!自近代以来，在西北边疆，宗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成为影响该地区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诱因。相对于西南地区而言，西北边疆因宗教问题和宗教矛盾引发的不稳定现象较多。改革开放以来，西北边疆出现的几次局部性不稳定现象也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西北边疆又是我国一个多种民族、多种宗教相对集中的地区，正是民族分布的复杂性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导致了西北边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现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阶段，西北边疆都是一个容易产生宗教矛盾的地区。从历史和现实看，宗教影响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有："#教派纷争而引发局部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这是影响西北边疆安全与社会政治稳定最为直接的因素，处理不当，就会危及政局。$#政府当局对宗教方面的矛盾与问题处置失当而引发政治与社会不稳定。政府当局对宗教方面的矛盾与问题处置失当，会直接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也会使广大信教群众产生失望和不满情绪，常常诱发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借宗教之名制造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宗教作为一种以信仰超自然存在物为根本特征的信仰体系，它具有较强的凝聚和约束作用，以宗教的名义，利用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发动群众，常常十分有效。在历史上，一些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的这一特点来动员和组织群众，起到了进步的作用。&#由于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受到伤害而引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具有神秘色彩和威严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带来一定的盲目性。宗教信仰对信教者来说是不可亵渎的，它是信徒精神世界中最敏感的地带，他们的情绪和感情极易从这个方面激发出来。由于宗教信仰具有突出的非理性色彩，因此，一旦信徒的感情被激发出来之后，就很容易走向狂热，尤其是当众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狂热极易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

因此，宗教对西北边疆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两种，但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教，而且存在着教派林立、门宦众多的情形，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总是相互交织，尤其在一些受宗教影响较深的民族中，宗教因素已成为民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往往难以区分开来。特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宗教观念的强化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作用。正因如此，宗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或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较之全国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而且，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已成为引发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又往往容易上升到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层面。同时，

［"’］宗教也更多地被各种“泛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之手段。

从目前来看，西北边疆的宗教现状是在正常发展作为主流的前提下，但也必须重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当前影响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的政治渗透进一步加剧，对我国西北边疆宗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广大宗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但由于我们曾在宗教政策上出现过严重失误，广大教徒的宗教感情被长期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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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调整，宗教也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条件，于是长期被压抑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活动得到重新释放和恢复，一度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宗教热，在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在宗教受长期压制后的反弹过程中，境外势力利用宗教乘虚而入，加大对我国的渗透力度，从而导致某些宗教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和混乱，特别是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抗我国国家法律的地下非法宗教势力和组织，成为影响西北边疆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危害。正如!"世纪#"年代中共中央关于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要指示中所明确指出的，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非法宗教活动狼狈为奸，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甚至就是一个难以分割的畸生怪胎。利用非法宗教活动制造动乱是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共谋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祖国统一，以实现所谓“新疆独立”的政治图谋。一方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招摇过市，蒙骗群众，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另一方面又赤膊上阵制造暴力恐怖活动，杀人、抢劫、爆炸，无恶不作。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民族分裂分子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

三、培植共同文化，保持西北边疆的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

实现西北边疆长治久安，除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等政治经济措施之外，在社会文化方面，应当把培育各民族文化中的共同性因素，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任务常抓不懈。在保持各民族独特文化个性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发展，是有效保障西北边疆社会政治稳定和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战略举措。

（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培育共同文化的根本$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的统称。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生息繁衍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开拓、捍卫了祖国疆域，推进了祖国统一。早在秦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以其雄才大略建立了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至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到西藏、台湾等地，中华民族的疆土范围进一步确立下来。尽管在此期间曾有过南北朝纷争，五代十国相互抗衡，南宋、西夏、金时期的分离等几次较长时期的民族分裂割据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在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中，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人民以自己开拓进取、勤劳勇敢的精神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之间交流频繁，形成了各民族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局面。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团结起来、共御外侮，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在反抗外来侵略中结成了牢固的联盟。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汉族和少数民族结成了“你中有起、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昭示：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因此，应当在各民族群众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各族人民认识到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来之不易，要努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大力强调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是紧密联系的。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鼓舞性和动员力，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鼓舞、动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一面旗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各民族对统一的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意识，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能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以巩固祖国统一；能够动员和鼓舞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能够挫败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的企图。可见，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培育共同文化的根本内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应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二）坚定不移地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是培育共同文化的灵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只有在各族群众中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从而激励和鼓舞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应当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从青少年抓起，对各族群众进行这一理论教育。要真正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引向深入，首先，必须要培养出合格、过硬的理论教育队伍。要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培养理论教育人才，通过他们去做本民族群众的教育工作，往往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其次，教育方式要灵活多样，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采取少数民族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切忌简单化和教条式灌输；最后，应当大力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建设，使各民族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和体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应当落实到行动中，通过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建设，使各民族群众感受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利益，这对于形成其政治思想和信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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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理思想文化阵地，同各种分裂主义思想文化作斗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清除各种非法思想文化的侵扰，是培育各民族共同文化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生活中，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反动宣传甚为嚣张，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给各种非法思想文化的侵扰以可乘之机。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部门，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都把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在文化教育部门大肆进行反动政治渗透和浓烈的“圣战”污染，此类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要依靠国家法律，认真清理整顿学校书刊、文化市场，清理学校教材，对宣传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煽动宗教狂热、封建迷信和色情暴力内容的各类出版物坚决查禁、取缔；对歪曲历史、破坏民族团结、鼓吹非法宗教思想的书刊和各种宣传品一律收缴；对歪曲历史、散布民族分裂的学校教师要清除出教师队伍。还要进一步健全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传播网络，用正确的思想文化占领文化阵地。只有这样，西北边疆的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才能有可靠的思想文化基础。

（本文为"##"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东突问题”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稳定》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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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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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丁建伟， K·SH·哈菲佐娃丁建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00)， K·SH·哈菲佐娃(凯纳尔大学,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480013)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AND SOCIAL SCIENCE)2005(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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