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探析 本科毕业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保障探析会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时史上政时更迭最时时繁的时期。由于时时期时不～自然害时繁时生～人时的国乱断灾

生时生活受到影。面时时时～时的时多时治者采取了时展时时生时、时修水利、建立时时制度等防御措施响状况当

和流民的安时安置、民的救助等害救助保障措施以及时时和时时、成立慈善机、士兵时时在与灾灾与构内

的社弱者救助措施。时些措施的时施时保障人时的生时生活有一定的时作用～也有利于社的时定。会极会

[时时时]魏晋南北朝～社保障～民救助会灾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不～政时更迭时繁～自然害时仍～使得时时生时遭到时重破～人时生活时乱断灾坏

困。时的一些时治者时了改时人时的生时生活～害的防御、害救助保障以及社弱时群当状况从灾灾与会体

的救助和保障三方面采取了一些时有效的保障措施～时受民和社弱者时予了一定的救助个极灾众会。一、害防御和保障灾

防御保障时防保障～是防范害时生或时害破程度的一时保障时型。时重在防患于未然。即灾减灾坏它

时了可能保障百姓的利益不受到时害～时的时治者主要采取了时展时时生时、时修水利和建立时时制度三尽当

时防御保障措施。

;一,时展时时生时

时展时时生时是最根本的时荒防措施。时时时展水平的提高～时作物时量的增加～有利于改善时民的生灾

活～时时时自然害也有大的助～因此时时期一些有时的时治者时时展时时生时相重时。部分帝王以时自灾很帮当

,1,卷1《魏时?武帝时》耕时的形式倡时人时重时时时生时。如曹操曾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三月壬寅“时耕籍田”

,2,卷26《食时志》晋武帝代魏时～“江南未平～朝廷时精于稼时。四年正月丁亥～帝时耕籍田。”南时武帝也

,3,卷3《武帝时》曾于永明四年;486,春的时正月辛亥“时时籍田”～时时措施时了帝王时时时的高度重时～时体

形成全社重时时有大作用～有利于提高时民事生时的时性。会气很从极

此外～晋武帝时下时鼓地方官勤于时事～“使四海之～末反本～时时时功～能奉宣时志～令励内弃

百姓时事时时者～其唯郡时时吏乎,先之时之～在于不倦。每念其时时时事～亦时勤矣。其以中左典牧时草时～时时令时相及郡丞各一匹。”次年;国269,正月～“戒郡时吏、时郡守相令时～时地利～禁游敕国国尽

,2,卷26《食时志》食商时。”十月～表彰了汲郡太守王宏督时时荒五千多时的功时～“时谷千斛～布告天下。”南朝梁元帝时时展时时生时也其重时～于位次年便下时,“食乃民天～时时治本～垂之千时～时时百王～极即

莫不敬授时时～躬耕帝籍。是以稼时时～周时嘉其时章～禾不成～时史时其方。秦人有时力之科～时宝麦册

,4,卷5《元帝时》氏时屯田之利。……国清蠲富刑～家时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免。”从上面的时令中可以看出～时的时治者时时时时展当很献都重时～都强时以时时本～时时时时时展做出突出时的人时予了时厚的待遇。

另个当体况帮体外也有时时治者依据时的具情～在如何时展时时生时上～制定出了时民互相助的具时法。北魏太武帝太子时时曾下令,“其制有国内耨司时畿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时～时殖时。其有牛家无牛家与一人时田二十二时～时以私时功七时～如是时差～至于小、老无牛家时田七时～小、老者时以时功二时。皆以五口下时家时率。各列家时口数～所时时时时～明立簿目。所时者于地首时时姓名～以辨播殖之

,5,卷4《世祖时下》功。”既体励极提出了时民互助的具时法～又鼓时民时“耕殖”。甚至有些时治者时了促时时时生时～时地方官和百姓都提出了要求。北魏孝文帝在位时于太和元年;477,时时,“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时以徭尽内役～先之时时～相其水时～时地利～使时夫外布～桑时勤。若时有征时～致时民

,5,卷7《高祖时上》里～以侵擅时。民有不时时～从教惰于时桑者～加以罪刑。”时地方官提出了时时减徭役以便于充分时时土地时时的要求～时百姓时要求他时政听从教真府时时时时时。帝王的以上重时时措～有利于提高时民时粮的时性～时增加极减灾粮食时量和时害的极危害有一定的时时意时。

;二,时修水利

时修水利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防止灾献害时生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时方面的主要时是修建了时多水利工程～尤其是三时期的魏～“相时修建了国它睢阳众沟白时渠、时口渠、渠、时时渠等多

,6,P50当达个区时“灌时事时的时～已普遍到整中原地～西至时、时～北至幽、冀～都有引河时田渠～”

,7,P128的时时时时～而洛从阳到淮南的灌时系时～尤具时模。”当达与然灌时事时的时地方官的努力是分不时的～他时是修建水利工程的直接时时者～可以根据管时地的具情体况响时施。其中影深时的时陂就是时一时期修建的。史时～黄阳湿初中～时时任平、沛郡二郡太守～“郡界下～患水时～百姓时乏。时于时、相二时界～时陂遏洿丰～时稻田。郡人皆以时不便～时曰,‘地时下～宜时灌～时有时稻时久之利～此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时立功夫～一冬时皆成。比年大收～时时时增～租入倍常～民时其利～刻石时之～号

,1,卷16《魏时?时时时》曰时陂。”时便是时陂的由。北朝时期也有来来达通时时修水利到灌时时一目的事例。如前秦的时在时治期时“以时中水苻僮隶旱不时～时依时白故事～时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三万人～时时水上源～

,2,卷113《时时时》苻时山起堤～通渠引时～以时时时之田。及春而成～百姓时其利。”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不时利于灌时～促时时时收入的增时～而且也便利了各地的漕运吴和交通。西晋杜时平之后“又修邵信臣时迹～激用时水以滍淯众号浸原田万时时～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时之～曰‘杜父’。水旧达数会道唯沔时江陵千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表里山川～时时时固～时

,2,卷34《杜时时》蛮达内之所恃也。时乃时时口～起夏水巴陵千时里～时时江之时～外通零桂之漕。”由此可时～时修水利在时是有大当很灾意时的。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利于防洪、灌时～便利交通～时防范自然害的时生有一定的时作用。极

;三,建立时时制度

建立时时制度是一时最主要的直接时荒防措施～主要灾通时建立常平时采取平时之法时时粮食。平时之法即丰售官府在年以平价收时时民余粮～以时荒年出。时时事例时多～如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下时曰,“夫百姓年时用丰国滞奢～凶荒时时时～是相时之理也。故古人时量用～取时散～有时重平时之法。理时时施～惠而不时～政之善者也～然此事时久～天下希时其宜。加以官蓄未～广异达言者同～时时未能通其制。更令国宝国挟散于穰时而上不收～时弱困于荒年而无时。豪人富商～时时～时重时～以管其利。故时夫苦其时～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并犹时本～力时殖～欲令时功益登～耕者益时～而或时踊～至于时人并条当没两丰时。今宜通时～以充时乏。主者平时～具时例。”时有得到落时～年后～晋时于“立常平时～时时时～

,2,卷26《食时志》时时时～以利百姓。”以平时之法时存粮食～可以改掉“时用丰气并奢”的时～以此打时豪人富商～防止“谷时时时～谷时时民”～最时时时了“以利百姓”的效果～时百姓而言是一时时的保障措施。极时时时时期的时史～我时时时时时措施时受重时。史时～南朝宋文帝元嘉年时～三水～谷时人时～吴潦刘彭城王时康曾提出平时之时。时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时。上欲立常平时～市时时时。六年～时出上时时五千万于京时市米～时时、时、时时、布。时州出时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时。南时河州二百万～市时、时～时时、布、米、大。江麦麦并州五百万～皆市时、时、布、米、大小豆、大、胡麻。……使台时于所在市易。”,8,卷12《食时志》平时的时物在粮食的基时上增加了时、时等时时作物～平时的范时得以时展。北魏时平时时时更加重时～将其时时安民的根本大时。太和十二年;488,～“时群臣求安民之时。有司上言,‘时析州郡常时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时用之时～各立官司～年时时于时～时时时加丰私之一～时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时时～时时以取粟。官～年登时常时～时凶时直时。又时立时官～取州郡时十分之一～以时屯民。相水时之宜～时时之断数并数～以时时时物市牛科时～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时时六十斛～甄其正时征戍时役。行此二事～年之

,5,卷110《食时志》中时谷时而民足矣。’帝时而善之～时施行焉。自此公私丰灾时～时时有水旱～不时也。”北魏通时努力～使水旱不时～时时定民灾极心起到了一定的时作用。后世的北周时时措施更加重时～在前代的基时上时立六官管理政时～其中有“司时～掌时九谷之物～以量用。用国国即足～蓄其余～以待凶荒～

,9,卷24《食时志》不足时止。余用足～时以粟时人。春时之～秋时之。”时一措施的出时～能时最直接有效地时时减灾害造成的时失～时社的时定有大的时作用。会很极

时得注意的是～时时期在时时方面有一时时～时时的个即构出时。“时时是一时官民合时的粮食时配机～始于

,10,P135北时。时武帝河清灾年时～政府时定～每人每年出时租二石～时租五斗～以时水旱害。”由此可时它的时立依然是出于防范水旱～平抑物价～时时市时时定的考时～所以时～时时是官时粮时的有力时充～在二

者的配合下～时民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以上时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灾灾灾并灾起到防止自然害时生的作用～能在一些大的害时生时时其减极危害程度～时保障百姓的生时生活有一定的时作用。

二、害救助和保障灾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时时然采取了一些防措施～灾灾但是由于各时原因～此时期自然害仍然时繁时生～据有时时料时时～本时期的自然害～“地灾震116次、水灾83次、旱灾65次、时霜、雷时34次、虫灾

,11,P40面时如此时重的害～时政灾当灾府和一些时善好施者是如何救助民以保障28次、疫疾65次。”

他时的生时生活的呢,

;一,流民的安时安置与

流民受时的影～即乱响无法在本地生活而四时流亡的人时。由于魏晋南北朝特殊的时境～流民潮不断响会离涌时～时重影了社的时定。时治者时于流民是被迫时～首先采取了招时措施。主要是通时时行恩惠和仁政的方式吸引民众刘区数返时。如曹魏时期的时州刺史馥在时安时流民～“年中恩化大行～百

,1,卷15《魏时?刘馥时》姓时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时者以万数。”时时明招时措施的效果是很好的。同时期的金城太守时时～通时时置牛羊和以粮时时百姓的方式～“旬月之时～流民皆时～得千数家”。不时招时了大量流

,1,民～而且通时借助时些生时时料～时注于时时生时～很丰快取得成效～“其时大收～由是时附者日多。”卷16《魏时?时时时》其次是时置州郡时安置流民。在西北～时时“合秦、雍流移入于如臧西北～置武时郡”又“分

,2,卷15《地理志》西平界置晋时郡。”在时北～慕容廆阳“立郡以时流人～冀州人时翼郡～豫州人时成周郡～

,2,卷108《慕容廆时时》青并国州人时时丘郡～州人时唐郡。”时时以流民原居住州郡而将各州郡的人口集中在一起重新划内尽会州郡的方式～有利于流民部的时定～时快恢时生时和安定社意时重大。而在南方～

,9,卷24《食时志》“百姓自拔南奔者”～“皆取旧壤之名～时置郡时。”并从大量吸收西晋亡后北方流亡而来参将与黄的官吏加政时～时他时“多居时位”。同时时了吸引更多的时人～时土著居民时民分立、白二籍～时予白籍的时时一定期限的时厚待遇。时时吸引北方人口～安定人心和时定社会极都有一定的时作用。;二,民的救助灾

在中国会灾古代社～自然害一直是危害时作物生时～造成时荒的主要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争坏随决会害时繁时生～加上时的破～时荒更加时重～时民便之涌时～如果得不到及时解～时致时重后果。面时时时～时时期的时多政时时采取了时时时时、状况极灾蠲厂医移民就食、遇免、时立粥、时救助的方式救助灾民。

时时时时,时方面的事例在时时期正史的帝王本时中有多时时。如很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时州郡水旱时稼～民大时。遣使时时时恤～时时粮时。”次年又令“……去时失收者～量畴减申。尤弊之时～遣使就郡时随并宜时恤。凡欲附时～而时粮时乏者～加时时。”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3,～“民时～时死者数灾极灾个万口。夏四月庚子～以时十五万匹恤河南时民。”在害时生后～除中央政府时时外～时时地方官、王公时族、士人乃至平民也自会尽灾献广己的努力～时救时民时力量。如时晋初年～范时堂邑令～

,2,卷90《范晷时》“后大旱～米时～广数散私谷振时人～至千斛～时近流寓时投之～时口十倍。”王公时族中～南时竟陵王时子良施行救助的名声阳最好。据《南史》时时～“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时丹尹～时私时振属吴廨时时人。永明九年～都下大水～时偏时～子良时时振救时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收时～时衣及

,12,卷44《竟陵文宣王子良时》时。”刘灾宋的平民时时之也是时的典型。史时～“时时之～永嘉安固人也。家室富足～

,12,卷73《时时之时》时荒年～散时救时时里～遂以时～全时者罄甚多。”政府与众灾人的共同努力～时时解年粮食时时而言～意时是重大的。很

移民就食,即灾区众迁运把的民移到粮食充足的地方生活。时时措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时时繁。

,2,卷26《食时志》如曹魏嘉平四年;252,～“时中时～宣帝表徙冀州时夫五千人佃上。”邽南北朝时期的时治者在时承魏晋措施的基时上～时时措施又作了更时全面的时定。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大旱～京都时民。加以牛疫～公私时乏～时有以时时及时橐听丰禀供时挽耕时。时民就。行者十五六～道路时粮～至所在～三时时时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时者～皆令主司时核～时时时时。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时集～时粥于时衢

,5,卷110《食时志》以救其困。”时迁极徙的人和留在原地的人都时予了时妥安置。时时时定时时定民心有一定的时

作用～也时明移民就食措施正逐步时于完善。

遇免灾蠲税徭两税当灾,时措施有免租和免役时形式。时时期主要是以免租时主。遇到自然害时～时治者就会灾区减时受地免一定的田租。史时～晋武帝太康三年;282,～令“四方遭水旱时重者～免田租。”五年;284,～“雨雹时秋稼～天下时时三分之一。”南北朝时也有减减税租的时定。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因定、相二州降霜～庄稼被毁～免民田租。南时高帝建元初年;479,～因二吴灾、时时三郡遭水～下时免除田租。北时文宣帝天保八年;557,～令时年遭受蝗灾之地免租。魏晋南北朝时以免租税个徭况时主～但也有时免役的情～如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免所旱郡时徭役”。,2,卷7《成帝时》

时立粥厂灾当,时是一时最时直接的救助方式～时挽救民的生命意时重大。时一时期时施时措施也是相普遍的。史时～魏宣武帝景明初～豫州大时～刺史薛真灾度表曰,“去时不收～时时十五。今又雪三尺～

,13,卷39《薛安都时附薛真度时》民人萎时～无以时之～臣时日时出时米五十斛时粥～救其甚者。”薛真度的时一措施得到宣武帝的表时和支持。又～梁武帝天时初～王志时丹尹阳～“时年时～每旦时粥于郡时以时百姓。”,12,卷22《王时首时附王志时》除政府施粥外～一些时善好施的王公时族、士人也时极灾拯救民～因此时时期的时粥也时多。在王公时族中～魏河南王元平原是典范～孝文帝时时时州刺史～“时时谷不登～时民时时～平原以私

,5,卷16《元曜时附元平原时》米三千斛时粥～以全民命。”北魏清很献河时时烈也作了大时～荒年时也“施粥食于时

,13,卷45《时烈时》民～蒙时者甚多。”施粥是一时自政府至平民都可时行的措施～也是最直接～效果最明时的措施～时拯救民性灾会极命～安定社有一定的时意时。

医灾医体灾区运医医时救助,魏晋南北朝时期时民的时救助主要时在向送时物时和派时特使时民看病两当灾区运医灾区医方面。遇到时大的疾疫时～政府向送时物时～可以时解物时短缺的困境～以便于治更多的病人。据《宋时》时时～“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五月～京时疾疫”～朝廷“遣使存时～时时～医死者若无家属～时以棺器。”元嘉二十四年;427,六月～京邑疫时～朝廷“使郡时及时署部司～普加履行～时以时。”大明四年;医460,四月～孝武帝下时,“都邑时未时～气犹众瘼疫时～言念民～情有矜时。可遣使存时～时时～其并医随灾区医死亡者～宜恤时。”此外～政府时向派遣了一些时人时。史时～北魏皇时四年;470,三月～献疚文帝下时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时不寐～心疾首。是以广医医集良～时采名时～欲以救时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就家时时～所时时物～

,5,卷6《时祖时》任医量时之。”延昌元年;512,四月～宣武帝下时,“肆州地震陷裂～死时甚多～言念毁

,5,卷8《世没医医并～有酸时抱。亡者不可时追～生病之徒宜加时救。可遣太、折时～时所时之时～救治之。”祖时》时些措施可以时解部分地时物时和时人时区医医状况很帮短缺的～时挽救部分病人的生命有大的助。

政府所采取的救助民的措施时时灾灾很帮尽会解民的生存危机有大的助～有利于快时时社时定。三、弱者救助和保障

时于弱时群的体礼界定～《时?王制》云,“少而无父者时之孤～老而无子者时之。独老而无妻者时之时～老而无夫者时之寡。此四者～天民之时而无告者～皆有常时。、时、瘖躄断跛、、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也就是时时寡孤独体残属体会和身有疾的人时于弱时群范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时社弱时群体与残会体残的救助保障主要采取了时老恤孤、收时时病、时慰疾、社时时等措施～具而言有时孤幼疾的时时和时时～成立慈善机以构残收时孤稚疾及时士兵的时时。

;一,时时和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社弱者采取时时和时时的时时时多。会国据《三志》时时～建安十四年至二十二年;209,217,中原地区灾残国疫流行～曹操时寡、孤、盲、手足时无依者～采取了由家“时食时身”的政策。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下时,“去冬天降疫时～民有凋时～时时于外～时田时少～吾甚时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时～手不能作～足不能行～

,1,卷1《魏时?武帝时》而无妻子父兄时时者～时食时身。幼者至十二止～时时不能自时者～随口时时。”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时,“时寡时及时不能自癃存者时谷”～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时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时谷”。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十一月癸卯“时京时时病、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十七年;493,秋七月“时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十八年;494,八月丙寅又

,5,卷时“六时及御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无子时兄弟～时身时其时食～七十以上家时者～各时粟十斛。”7《高祖时上》时时直接时予的方式时时时能力不足的人而言是有效很果的。

;二,成立慈善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时了我国医构——独园最早的时和收时孤寡的机六疾时和孤。“六疾”泛指各时疾病～南朝时期由于疫灾会的流行～染病者时受社的时注～“六疾时”就是在时时的背景下出时于时武帝时

,3,卷21《文惠太子时懋时》期的。史时,“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时氏～立疾时以时时民。”六疾时主要收时病人和时人～时然时时是太它个构它个会气子所时的时慈善机～但的出时时竟是时时～时形成良好的社时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而孤独园构作时官方时老机时是在南朝梁武帝时时立的。史时～普通二年;521,正月～梁武帝下时时定,“凡民有时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时咸加收时～时給衣食～每令周足～以时其身。又于京时

,4,卷3《武武帝时下》置孤独园～孤幼有时～时时不时。若时年命～厚加料理～尤时之家～勿收租时。”时时明时当收时孤寡老人的时时机构它税会很已时出时～不时收时孤寡稚幼～而且时免除了时人的租～时保障社弱者有大的作用。不时由于它个构初时于京时～不能时及各地方的老年人～所以梁武帝时郡时各自收时。慈善机的出时时保障老弱时病者时是有大助的。来很帮

;三,士兵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士兵的时时主要采取了厚待时亡将属士和时其家时恤的措施。自时时末年时侯混时始～整个罩争个将魏晋南北朝基本上被时在时的时影下。各政时时了生存和时展～都需要士英勇善时～唯有厚待死者～才能鼓舞生者。时此～时治者时时亡将极将椁将士的时理时重时～常采取时时时亡和病故士棺及其送时本土的时恤制度。史时～曹丕即将魏王位后下令,“时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时～吾甚哀之～

,1,卷2《魏时?文帝时》其告郡时时时时时～国送至其家～官时时祭。”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八月下时,“近

,14,卷北时文武～于时亡没并尽丰～或时身矢石～或时疾死亡～勤王事～而时时卑薄。可普更时时时令厚。”6《孝武帝时》南时明帝建武三年;496,正月下时,“去时索时寇时～时时时州郡士有时时及将并疾病死亡者～送时

,3,卷6《明帝时》本土。”时些时令时明时的时治者时时当将当将属亡士的后事相重时。不时死者时已矣～时时亡士家的保障时更加重时。厚待死者～可鼓生者～励将属励参而时时亡士家的厚待～时可以激更多的人时。时于此～时时期时时亡将属士家也时行了时时完善的保障措施。如建安七年;202,～曹操下令,“其时时兵已来将学教～士时无后者～求其时戚以后之～授土田～官时耕牛～置时以之～时存者立时～使祀其先

,1,卷1《魏时?武帝时》人。”以此作时时失去时人的安慰和时时。此外也有时时的时定～如建元四年正月癸亥～时高

,3,卷2《高帝时》帝时云,“建元以时来蠲亡～时租布二十年～时役十年。”从将时些时令可以看出～时时期时时亡士家属国极的时恤是比时全面的～时时时时家的时定是有一定的时作用的。

时之～魏晋南北朝的时治者采取的防御保障措施、害救助和保障措施以及社弱者救助和保灾会

障措施时社时生了时的作用。时然时时期的社保障由于时时时时～会极会乱断会但上文所列的一系列社时保障措施时防范害～救助弱时群～时时民时时是有一定时作用的～时时成时灾体减担极注弱者～时心百姓疾苦的良好社时是有一定的助的。此外～时时的时立～会尚帮与独园六疾时孤的出时～时时时期及以后的朝代都时生了深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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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social security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ao Hua-rong

,Abstract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a particular period whose political power to be chang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Because of continuous war, people’s procreation and life is destroyed seriously. Faced to this condition, most of the ruler takes many measures. Such as defensive measure which include developing procre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building water conservancy and founding goods; relieving disaster and protection which include pacification policy of flowing people and helping the victims of a natural disaster; saving society weakness which include granting a reward and building charitable institution and treating soldier well.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do have a certainly positive function to lighten people’s poor, but also benefit to stabilization of society.

, Key words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ocial security; victims assistance

范文二：魏晋南北朝的《七哀诗》 毕业论文

魏晋南北朝的《七哀诗》 题 目 Change of poems Qi ai shi From Wei Dynasty (中、英文)

to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摘 要

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七哀诗》作为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一个弱小群体，虽然不受重视，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七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作家依据《七哀诗》这个题目进行创作，这些诗歌的主题都是对生命的一种哀叹，表达了对于生命的不安和无奈。但这些诗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从魏到晋，由于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这些诗歌由对社会的哀叹逐渐转向对诗人内心情感的哀叹，主题逐渐从外化转向内化。本文主要围绕魏晋时期《七哀诗》的代表作品、主题变化、以及主题变化的成因进行论述。

关键词:七哀诗;魏晋;主题;社会思潮

Abstract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etry, regardless in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r art formally, has had the material effect to the later generation. "Seven Sorrowful Poems" take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etry small and weak community, although does not receive takes seriously, but it also has her characteristic, also has the huge achievement. "Seven Sorrowful Poems" produc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last years, the Wei Jin time writer rest on "Seven Sorrowful Poems" this topic carry on the creation, these poetry's subject was sighs woefully to the life one kind, expressed regarding the life restless and the helpless. But these poetries are not stereotyped, from Wei Daojin, because receives political, the thought influence, these poetries by sigh woefully to the society change gradually to poet innermost feelings emotion sighing woefully, the subject change gradually from outside internalize. This article mainly revolves Wei Jin the time "Seven Sorrowful Poems" representative the work, the subject change, as well as the subject change's origin carries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s: Qi ai shi; Wei Jin; Subject;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目 录

摘 要.............................................. 错误～未定义书签。

Abstract...........................................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言................................................................ 1 一 魏晋南北朝《七哀诗》的作家作品概述 ............................ 1 二 魏晋南北朝《七哀诗》的主题....................................... 2 三 《七哀诗》从外化转向内化的原因................................... 3 (一) 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 3 (二) 魏晋社会思潮的影响........................................... 5 结语................................................................ 7 参考文献............................................................ 8

谢 辞.............................................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引言

《七哀诗》是汉末的乐府新题，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说:“《七

[]1哀》起于汉末。”东汉末年，群雄争霸，战争不断，东汉已经名存实亡。中原大地上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政治上的战乱，使得当时的文人对政治的热情比较高，诗人关注政治，关注民生，从而引发了诗人对于生命脆弱的一种哀叹;而政治上的不得志，文人就会借诗歌来抒发内心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到了西晋，文人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政治，而是内心情感的抒发，表现内心的一种不安和无奈。从魏到晋，《七哀诗》所表现的主题逐渐从外化转向内化。不管是对外部社会环境的描写，还是对内心情感的抒发，《七哀诗》都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它的出现，往往是在朝廷的衰败，并伴随着战争，或者朝代更替的时期。它的形成、发展是时代的见证，是民众悲惨生活的写照。《七哀诗》的变化还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介绍的是《七哀诗》主题从外化向内化变化的特点，以及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

一、 魏晋南北朝《七哀诗》的作家作品概述

魏晋时期是《七哀诗》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王粲、阮瑀、曹植、傅玄、潘岳、张载、荀组，这些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王粲留存的《七哀诗》有三首，分别是:“西京乱无象”、“荆蛮非我乡”、“边

[2]城使心悲”。第一首“西京乱无象”主要记录了作者在逃难中的所见所闻，在面对混乱的战争局面，不得不背景离乡，逃避到荆蛮之地，一路上到处都是死人的白骨，在生死面前，就是母子之情也是那样脆弱和不堪一击。第二首“荆蛮非我乡”描写的是他在荆州所见的南方山水，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怀念，并且产生的一种哀叹。第三首“边城使心悲”描写了边城生活的艰辛，对中原家乡的思念。诗中表现作者厌恶战争，同情人民疾苦，但又无可奈何，希望能够离开边城。

阮瑀留存至今的《七哀诗》只有一首:“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

[3]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这首诗描写了美好时光转瞬即逝，富贵不能重来，表达了诗人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怀念，并描绘了死后凄凉的境况，揭露了阮瑀内心的不安和无奈。

[4]曹植留下的《七哀诗》只有一首“明月照高楼”，这是一首思妇诗，表面上描写思妇诉说被夫君遗弃的哀怨情怀，实际上暗喻自己被长兄疏远排斥，在政

治上不得志的苦闷之情。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傅玄留下的《七哀诗》仅

[5,存一句:“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主要写了对死者的追思，表达了诗人一种寂寞、悲凉的心情。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潘岳留下的《七哀诗》也只有《杨氏七哀诗》一首，这首诗前面写景，写所见所闻，后面写情，情景交融，融情于景，表达了诗人极度思念自己的妻子，而产生了极大的悲伤。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张载的《七哀诗》有两首，“北芒何垒垒”和“秋

[6,风吐商气”。“北芒何垒垒”借咏史来写实事，写的是汉代帝王墓被盗，其实表达的是对乱世的一种忧虑。“秋风吐商气”表面是写景和悲秋，其实是写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有对时局的失望。

荀组，字大张，颍川颍阴人。荀组留存至今的《七哀诗》只有一句:“辙兮

[7]辙兮，何其寂蔑。”

二、魏晋南北朝《七哀诗》的主题

《七哀诗》表达了对生命的一种哀叹之情，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七哀诗》主题也在逐渐变化，不同时期诗人对于生命哀叹也不一样。王粲的《七哀诗》是伤世主题，直接描写了建安动乱的社会环境;曹植的《七哀诗》是感遇主题，抒发的是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之情;潘岳以悼亡为主体，《杨氏七哀诗》抒发的是对妻子的思念;还有就是抒发对时间易逝和生命短暂无奈之情。从魏到西晋，《七哀诗》对生命的哀叹逐渐从外化转向内化，从开始关注社会外部环境，社会战乱，人民的困苦生活，到最后诗人逐渐关注自己内心，表达了对生命的无可奈何和时间的易逝。

王粲《七哀诗》三首均以叙述为主，语言质朴，直接描写了战乱和人民疾苦，以及对逃亡和边城生活的不适应，诗歌从叙事转向感情的抒发，通过描写战乱和家破人亡，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战火四起、家破人亡是汉末现实的真实写照,诗歌直接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反映了诗人对于战争的厌恶。王粲对于生命的哀叹，主要是对于疾苦人民生命的哀叹，王粲对于社会的关心，直接在自己的诗歌里反映了出来，是一种外在的关心。

阮瑀在《七哀诗》中，也发出了一种对生命的哀叹。全诗格调凄凉低沉，语言质朴，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诗句表现出阮瑀内心的不安和无奈，是对生命的一种哀叹，但他不是在为自己命运的发出哀叹，而是对时代的一种忧虑，是对社会的关心。

曹植《七哀诗》表面上是写思妇，实际上表达了诗人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忧愤之情。曹植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的放荡不羁、饮酒作赋，到现在处处受到监视，受到怀疑，空有一身才华无处施展，政治抱负化为泡影，最后只能郁郁而终。这是诗人对于政治的关心，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对于政治的关心，而表是达了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一种怨愤之情。

到了晋，傅玄在《七哀诗》残句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但是就在这一句中透露了诗人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表达了诗人对于生命易逝的一种哀叹，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

潘岳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就是他的悼亡诗，从中可以看见其对于朋友、亲戚、家人的思念之情。潘岳以情见长，故《晋书?本传》称潘岳“善为哀诔之文”。[8,《杨氏七哀诗》写出了一种深深的哀叹，通过这种哀叹，表达了潘岳对妻子的思念。

张载的《七哀诗》诗风质朴，采用白描手法，全诗画面凄惨感人。“北芒何垒垒”通过东汉帝王陵墓惨遭破坏、洗劫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东汉末年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对军阀豪强这些罪魁祸首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同时也抒发了对人事变迁、盛衰无常的深沉感慨。这是一首拟古诗，仿照前人的写作方法创作而成。第二首“秋风吐商气”，主要是诗人对于时局的失望，表的自己内心的不安和无奈，深深的抒发了一种哀叹之情。

荀组的《七哀诗》残句“辙兮辙兮，何其寂蔑”，从句中也能看见死亡的影子，作者在面对死亡的无奈境况下，表达对生命短暂和时间易逝的哀叹之情。

《七哀诗》在艺术上，多运用比兴手法，语言都比较质朴自然。但各个作家也有不同的特点，有的以叙述为主，有的抒情较多，有的多用比喻、白描，这也和作家的所要抒发的主题有重要关系。如王粲《七哀诗》主要是反映社会战乱、人民困苦生活，所以主要以叙述为主;而曹植、潘岳、张载的《七哀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自己内心的哀叹，所以在艺术上运用了比兴、比喻、白描等，用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表达内心的情感。总体来说，《七哀诗》的主题不断发生着变化，从王粲《七哀诗》反映社会战乱，到曹植反映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之情，再到西晋傅玄、潘岳、张载、荀祖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七哀诗》的主题是逐渐变化的，从建安时期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到西晋转向个人情感的抒发。 三、《七哀诗》从外化转向内化的原因

(一) 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

魏晋时期诗人在创作《七哀诗》时受到了政治上很大的影响，动荡的社会环

境和诗人在仕途官场上的成就，使得魏晋诗人在创作时逐渐从外化的转向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建安时期主要注重外部社会环境，到两晋时期逐渐注重作者自身的内心情感。汉末的动荡，引起了文人对政治的关注，文人关注普通民众的困苦生活，对于时代的思考也比较多。曹丕称帝以后，政治上的迫害使得曹植从感时济世转向对苦闷心情的抒发。到了西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形成，让诗人关注的不再是政治、民生，而是个人内心感情的表达。

汉末的大乱，使整个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公元204年，曹操在邺城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在饱经战乱后，许多文人相继投奔，形成了以“三曹七子”等为代表的的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是谋士和政客，作为“建安七子”的王粲和阮瑀，他们都服务过曹魏统治集团。

王粲年少成名，十七岁那年，东汉朝廷便征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却以长安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为由，不应征召。为躲避战乱，他前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进入刘表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从此以后，王粲再没有离开幕府工作，归附于曹操之后，王粲在曹魏统治集团中很受重视，虽然没有大的实际权利，但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诗人在政治上却有一定的作为，所以王粲在创作《七哀诗》时，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社会战乱和人民困苦生活的关注上。

阮瑀出身于东汉的世家大族，世代高官厚禄。曹操掌握了朝政大权，他早就知道阮瑀的大名，采用各种手段逼迫阮瑀出山，最后阮瑀被逼无奈，只好出山为曹操效力。阮瑀便成了曹氏集团重要的文职官员，与陈琳共同起草国书和檄文。由于身处动荡年代，饱受乱离之苦，时常发出人生短暂的哀叹。阮瑀在《七哀诗》中写到，“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诗句表现出阮瑀内心的不安和无奈，格调凄凉低沉，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就个人而言，阮瑀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政治生涯，他都还算有所成就。所以阮瑀在《七哀诗》中的哀叹，不是为自己命运的感叹，而是对时代的忧虑。

作为建安时期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曹植，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表现他贵族王子的悠闲生活，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愤慨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在政治上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曹丕继位以后，处处防范着曹植，对曹植严加监视。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曹植只有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心情，后期他的诗歌主要表现的就是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在《七哀诗》中，表面是一首思妇诗，实际上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心情。

到了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分裂的局面，虽然统一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社会环境却比建安时期相对稳定。西晋诗人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处境和表现与

建安文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文学也是直接继承建安文学，但是他们没有建安文人那种因经历了颠沛流离而养成的对社会人群的广博同情心。另外由于西晋

[9]实行门阀制度选拔官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作为中下层的文人群体，和统治阶级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这些文人群体却有着很大的政治抱负。而且由于西晋战火不断，士族虽然享有很多特权，但是依然难以自保，许多文人被害。这些文人一方面向往政治，追逐功名，另一方面，又感叹世事难以预料，试图艰险。西晋文人生活上脱离大众和社会现实，文学创作越来越缺乏现实内容，最后只得借诗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傅玄、潘岳、张载、荀组在他们的《七哀诗》中格调都很悲凉，处处表现了对生命的哀叹和时间的易逝，重点抒发的是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情。而这些寒族士人为了求官求学，抛弃妻子是常有的事，潘岳的《杨氏七哀诗》就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从汉末建安时期到两晋政治的变革，对《七哀诗》的创作影响很大。建安时期的动荡，使得建安文人对社会战乱关注的比较多。晋的相对稳定，促使文人对仕途官场有更大的兴趣，而当时的门阀制度，使得文人在仕途上处处碰壁，从而借诗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所以，《七哀诗》的主题从魏到晋逐渐从外化转

向内化。

(二) 魏晋社会思潮的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时代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哲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由于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黑暗，文人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因而儒家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传统儒学受到挑战。但是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只是在经学衰落后，一时间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新的存在及传播形式。所以魏晋之际的思想领域，确实在动荡分化之中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的格局，或多或少地冲击到儒学。

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已从两汉经学中解放出来，但是此时并没有一种可真正慰藉人心灵的新人生哲学。在汉学和魏晋玄学之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不同思想融入到他们各自的人格和个性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影响着文人的创作。但是，对作家产生主要影响的还是儒学，儒学的要义是伦理中心、政治至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积极入世，对政治、民生较为关注，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能对时代发展做出贡献，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这一时期诗人对于政治关注较多，他们的《七哀诗》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一种哀叹。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和阮瑀，他们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也较多，儒

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仁”即“爱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在他们的《七哀诗》中，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的关注，对时代产生的忧虑。

曹植的思想核心还是儒家思想，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下，曹植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希望建功立业;而曹丕父子做皇帝后，虽然受到曹丕父子的严密监视，政治上受到压迫，但是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曹植从内心还是称服于曹丕父子。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所以他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也常常带有儒家的伦理常识。他所塑造的用以寄托自己理想及其遭遇的女性形象，就带有儒家伦理道德的色彩。在《七哀诗》中，表面上是写思妇的，实际上是写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文中的女主人是曹植自身人格的寄托，他们身上的伦理色彩，也正是曹植自身伦理观念的反映。

以士族主体的西晋文人群体，从人格行为的基本特征来看，他们与前面几代人也有较大的差异。“儒玄结合”是西晋文人的人格模式，它的基本表现是:“谨

[10]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玄远、通达机变”。这是一种折中的人格模式，它的形成是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儒学影响文人主要是积极入世，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使得当时当时文人对政治的热情都比较高。玄学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把文学引向文人自身，引向内心世界，引向审美。玄学强调的是自然，自然就是要表现人的本性，也就是人的内心情感，玄学把人的感情引向了自我内心。儒学影响文人积极入世，而当时的门阀制度使中下层文人处处碰壁，玄学使文人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自己内心情感。

在西晋作家中，傅玄的年事较长，入晋时已经四十九岁了，傅玄与阮籍、嵇康实际上是同辈人，然而傅玄在玄风日盛的曹魏后期生活，却并未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正统的儒家思想。傅玄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怀有浓厚的济世情怀，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学为根本, 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

[11]利性，傅玄曾经上疏皇上，要求“尊儒尚学, 贵农贱商”。傅玄留下的《七哀诗》虽然只有一句，但通过这短短的这一句，就表达了诗人对时间易逝、对生命短暂的哀叹。

潘岳作为太康文学的重要作家, 其生活的时代儒玄交织激荡。他既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又受玄学思想的浸润,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中, 加之他坎坷艰险的仕宦经历, 形成了其复杂而矛盾的思想特征。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下，还有自身的才学，使他积极入世。后期，社会动荡，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失落，加上爱妻娇子相继亡故，在玄学的影响下，潘岳逐渐注重自己内心的感情抒发。《杨氏七哀诗》就表达了潘岳对自己对妻子的思念。

张载的思想也是儒玄结合，张载早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性格闲雅，博学多

闻。曾经做过著作郎、著作郎、记室督、中书侍郎等官职。晋末战乱，托病辞官。因为看到战乱行将来临、看到世风的不竞，而生一种摆脱世俗的愿望。张载在诗

[12]中的人生无常的叹息，在主题上并无创新，但是他表现的浓烈的感怆。张载在《七哀诗》其一中主要通过东汉帝王陵墓惨遭破坏、洗劫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东汉末年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七哀诗》其二则主要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情。

荀组的创作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七哀诗》主要表达了他在面对死亡的无奈境况下，发出了对生命短暂和时间易逝的哀叹之情。

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潮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诗人创作抒发的重点也都不同。建安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诗人关注政治、民生，他们的《七哀诗》重点是反映社会战乱，还原现实生活。曹植的主要思想也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七哀诗》重点已经转移到诗人内心的情感表达，抒发的是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之情。到了潘岳、张载、荀组，他们是儒玄结合的人格模式，他们的《七哀诗》注重自身，注重内心情感抒发。

结语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思潮，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建安时代，战场上群雄争霸，逐鹿中原，文坛上作家辈出。人们受时代的豪气，继承汉乐府

[13]的优良传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七哀诗》反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抒写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现实的动乱给诗人们以强大的刺激和感动，个性鲜明，是诗人个人经历和感情的抒发。王粲的《七哀诗》就是真实描写了当时的战乱，阮瑀的诗文质朴，“良时忽一过，身体化土灰”体现了诗人的人生态度和对个人价值的思考，曹植《七哀诗》重点抒发的是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

到了西晋，文学上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诗歌主题方面，作者多写人间常情、普通之情，写恋情、亲情、友情、哀情。这一时期的诗歌语言趋向华丽藻饰，追求感情的抒发。傅玄、张载、旬组在《七哀诗》中，都写出了对生命的一种哀叹，写出了一种哀情;潘岳的《七哀诗》主要抒发的是对妻子的思念，写的是亲情。所以，西晋的《七哀诗》主要抒发的是文人内心的情感。

《七哀诗》的主题逐渐从外化转向内化，各个时代作者的关注重点各不同，但都传达了时代的悲音，展示了乱世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七哀诗》的研究，对了解魏晋时期文学和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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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 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

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 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 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

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 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

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① 《史通·题目》。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

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

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

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

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

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

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

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

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 、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 、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范文四：魏晋南北朝的石刻艺术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石刻艺术 特点

　　艺术与社会变迁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佛教艺术表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佛教石窟艺术在统治者的支持和虔诚信徒的艰辛中相继出现，成为中国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页，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佛教雕刻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多个大型石窟群。魏晋南北朝的几大石窟中，如果说莫高窟绚丽、麦积山多变、龙门精美的话，云冈就以它宏大的气魄闻名于世。尤其是那座13.7米高的“露天大佛”，以一种排空而来、压倒一切的气势征服了每一个观者。这尊大佛可以说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更是典型北魏风格的代表。从雕塑手法来看，大佛明显带有兼收印度、希腊、波斯在内的犍陀罗风格。他宽阔的印堂、隆起的鼻梁好像有些希腊人的特征，但面孔中又隐隐有些印度人的轮廓，看来佛教雕刻艺术传入中国时是带有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包括夸大两耳，鼻底一刀平切，体面关系之中又巧妙利用阴纹线刻，宽肩细腰，衣衫透体，重视衣纹规律等都直接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同时，大佛饱满结实的形体又有着鲜卑这一游猎民族的体魄特征，倒是显得与秦汉雕塑的雄浑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是一尊融中外雕塑艺术风格于一体的千秋杰作。

　　从时间和雕塑风格演变上来划分，云冈石窟群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的五个洞窟大致开凿于公元460年至466年，现位于云冈石窟中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窟中的佛像面部特征鲜明，一般脸型较方，高鼻深目，身上的衣服还明显带有如刚出水似的浸透感，细密的衣褶紧紧贴着身体。在总体上带有一定的犍陀罗风格。第二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67年以后，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雕像式样和雕像的服饰风格上逐渐出现了“汉化”的趋向，不但初步脱离了犍陀罗风格，而且开始探索更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造像形式。第三期大致开凿于公元494年至524年之间。在这一时期，汉化或是说现实化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佛和菩萨已经不再是一副至高无上的神态，而是与同时期社会风气中提倡的“秀骨清相”不谋而合。

　　总的来说，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是巨大的，人们对佛教的虔诚，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加上原有的游牧民族的粗犷，这些结合起来造就了云冈的恢宏与不朽。它是人工雕凿出来的，但是却比它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更贴近自然，仿佛那座山就是为它为存在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它那种与生俱来的尊严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强烈。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那片清朗的天空、那片苍凉的大地、那种如火的激情，也许还有那冥冥中的某种未知。

　　麦积山的雕塑有石雕也有泥塑，还有一些是先在石头上粗粗雕凿，雕出一个大形，再在上面敷泥塑造，然后再进行彩绘。尽管麦积山所在的甘肃天水的气候不如敦煌那样有助于泥塑的保护，但麦积山泥塑的工艺精到，在泥料的层次和调配上非常有学问，因此历经千年大部分仍保存较好，甚至表面仍然非常光滑细腻。在麦积山石窟中，那种与北魏政权同时进行的汉化过程也表现得清楚无疑，当时中原大地正是讲究玄学的南朝士大夫引领着文化的走向，因此，麦积山中“秀骨清相”的人物造型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北魏的统治者极力想融入高级的汉文化中，匠师们自然也极力运用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塑法甚至是画法，来描绘这一本是外来的内容，力求现实和富有人性，追求简洁、朴实和生动传神。因此，一大批表现人物内心的微妙情感，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问世。

　　龙门石窟作为北魏迁都后，在河南洛阳开凿的石窟，在艺术风格上与前几个石窟的异域风格明显不同。从文化归属上说，它已属于汉文化体系，它体现的完全是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时代要求，这也表明一个很长时间的过渡期，即从早先的犍陀罗风格向中国传统的转化，已经告一段落，龙门石窟也成为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一个典型，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龙门石窟中北朝时期的代表作是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这其中古阳洞北壁的弥勒菩萨像和胁侍菩萨像都有颇高的艺术水平，面庞清秀，身段优美，显得洒脱飘逸，这些无不反映出雕塑艺术中汉文化对造像的影响。而对于较早期的古阳洞，开凿较晚的宾阳中洞就显现出了一种成熟之美，中国本土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指导思想，流畅的线条，秀美的面孔，褒衣博带的衣着，标志着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的到来。相比于云冈等石窟以圆雕为主或是高浮雕占统治地位，龙门的浅浮雕成就是十分突出的，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之一。

　　南朝的陵墓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它的雄浑与当年文人的飘逸形成矛盾的统一，以至为后人所称颂不已。总之，南朝陵墓的石刻以它的强烈力度和不朽活力成就了一个雕塑史上的传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以其不拘一格的形式、烂漫的想象和恢宏的气势给后人留下了众多艺术杰作，让人透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一个多彩的时代。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范文五：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

七年级上册第21课 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一）导学案

一、小组合作，评选本组入选“名人坊”的名人：（每组只能推选一位名人）

致xx中学七（5）的一封信

尊敬的xx中学七（5）班各位评委：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组正在进行“2010年度感动中国之历史名人坊”评选，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推选，现有三位候选人脱颖而出，分别是祖冲之、贾思勰、郦道元三位历史人物，但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能推选一位。考虑到本次推选的公正、公平，特邀请xx中学七（5）班的各位历史专家进行评选，敬请各位专家精心、客观、认真评选，并将结果寄至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组。届时将举行颁奖仪式，期待您的参与。

此致

敬礼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栏目组

2011-9-21

三、撰写颁奖词（结合名人的名字和本组推选结果来撰写）

四、颁奖仪式（对号入座）

六、完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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