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崛起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崛起

全球化在今日社會是炙手可熱的話題,打開電視、翻開報章雜誌,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聽到有關全球化的討論,全球化幾乎已經是這個時代的代名詞,全球化成為全世界通用的詞語,似乎一個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然而,全球化卻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加速擴大全世界各個範疇的關聯性,全球各個層面息息相關,彼此相互影響。同時,全球化之影響所及也涵蓋了許多不同層面。全球化不僅影響到個別的國家與區域,同時也對一般個人產生不小的衝擊,意即世界任一地所發生的事件、決定與行動,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個人、團體與國家,都會產生影響。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恰逢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進入1990全球化大興之際,中國經濟成長乘著這波全球化大浪,急速發展;其經濟每年幾乎是以二位數字的成長率呈現,無可否認全球化是其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全球化所帶動的貿易、投資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生產重組,是中國能交出一張漂亮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從全球化角度而論,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增長起了一定作用,這可以中國具體的經濟表現,得到證明。而所謂經濟全球化意指,經濟資源與生產諸要素,包括勞動、資本、產品、服務、科技等,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在全世界範圍內流動,使得世界各國經濟愈益開放融合。換言之,就是商品與要素的流動有助於全球經濟產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競爭情勢的新面貌,國家一個主要作用是累積、再造和保護社會資本,以增強競爭能力,實現國家利益。換句話說,國家的角色不僅沒有衰退,還扮演掌握國家進步的機制。中國的崛起雖是得利於全球化經濟的刺激,促進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投資自由化、與金融全球化,但是也因國家在全球化進程的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中國研訂的全球化戰略協助中國,在全球化分工體系取得更有利的位置,更進而深化了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力。因此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是起了關鍵性的協助作用;國家作為積極的經濟行動者,承擔成長的特定作用,為確保國家利益使用的有所手段不同,從對貿易順差的重視、支持自由貿易、推動工業化、產業政策的領導角色,以至目前支持全球開放的經濟全球化體系。最近二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快速發展,包括三個層面:生產面的全球化、經貿全球化與金融面的全球化。生產面的全球化是指企業生產以全球維運籌範圍,貿易面全球化指的是商品在國際間自由貿易,而金融面全球化指的是資金在全球的自由移動。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因為商品生產、資金流動互動作用下,中國是受惠最多的國家;進出口金額年年創新高、貿易順差不斷攀昇、GDP成長幅度驚人、FDI匯聚。World Bank指出中國是全球化中得利最為明顯的國家,經統計中國的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50萬人到1999年降到34萬人,此可歸功於全球分工體制中,中國成為全球生產基地所創出的大量工作機會,協助多數的中國貧窮人口脫貧。經濟全球化帶給中國巨大利益,但是在全球化與中國的互動之中,究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那些方面起了作用,都是本文關注的重心。因此,本文旨以全球化角度,就理論層面說明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增長起了何等作

用,並以中國實際施行的全球化戰略與具體的經濟表現,分析經濟全球化對中國

崛起的重要意義。

范文二：【经济类论文】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_其它相关论文-毕业论文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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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0 01:40:50

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新浪潮，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

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为中国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有利的环境。

一 全球化的每一次世界浪潮都会产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期，正好也是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发展浪

潮，这就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

代，它对世界各国即是一个新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

会。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世界化的浪潮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

展较快的国家，也总会淘汰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国家，新旧国家的交替

也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规律。

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原来的西欧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兴起，成

为当时的大航海时代的领军国家，以它们的人力、物力、军力，它们根

本不能与当时的明朝时的中国、奥斯曼帝国等相比，但正是在这个浪潮

中，这两个小国顺应了发展的潮流，迅速发展起在全世界各地航海和发

现并抢占殖民地的力量，从中得到大量的黄金和财富，而中国当时在航

海技术上也是可以有机会发展的，但却仅仅风光一时，却因明朝的海禁

政策和大国中心主义，使15-16世纪便可出现的世界性的明朝大帝国擦

肩而过，反让葡萄牙在中国沿海建立起自己的据点，西班牙甚至还在中

国台湾修建了城堡。明朝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时机。

17—18世纪的工业化革命的浪潮塑造了英帝国这个真正的庞然大

物，西班牙在与英国的战争被英国的强大的实力击得粉碎，只好退出大国争霸的行列，将海上霸权国的王冠拱手交给英国，自己退居二线，心

甘情愿地做二流国家。

19世纪初，世界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电气化开创了新的

纪元，它加速了生产力的跳跃发展的进程，出现了一大批其国力可以与

英帝国相比的国家。首先是英帝国一统欧洲的局面被打破，英国成了若

干个欧洲列强中的一个，虽然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

英国已经不能在欧洲大陆上指手划脚了，后起的德国、法国还有俄罗斯

帝国都是英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取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

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在美洲和东亚出现了

两个新的强权国家。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

大的国家，它先后打败了英国，尤其是1896年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而日本则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迅速赶上了

新的技术革命的快车，成为东亚第一个强国，并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了曾在东亚引领风骚二千多年的中国，后又在1905年中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东亚国家。

第四次浪潮就是二战后出现的自动化的浪潮。美国和苏联是这次世

界潮流的弄潮儿，其他的所有国家都退居二线，成了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赛的观看者，只是偶尔在一旁摇旗纳喊或敲敲边鼓，虽然德

国和日本并不是个真心的观众，而是乘机发展经济，并取得了傲人的成

绩，但终究不能进入与苏联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行列。

二 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990年随着苏联东欧阵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结束了一个旧

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美国的单极

世界的时代，但实际上它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不会是所谓历史终

结的时代，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从技术上说，是以信息化技术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也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时

代，也是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在这个时代中，美国至今还以其科技遥

遥领先于其他各国而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而且在今后的较长的时期

中，这个格局也不会改变。但美国的强大不等于说别的国家就没有机

会。世界历史表明，幸运女神并不会只钟情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只有两种命

运：一种命运是越来越边缘化，另一种命运是抓住机会，利用千载难逢

的机遇，奋起直追，埋头奋进，发展自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信息化的浪潮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过去要地10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只用20年、10年甚至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1953

—1973年间，世界工业产量相当于1800—1953年间的总和。如果世界

制造业以1900年=100，那么1830年相当于1900年34%，而1980年世界制造业的产量相当于1900年30倍；如果世界贸易额以1913年=100，那么1973年时的贸易额相当于1913年时5。2倍。

全球化主要是指技术、商品、资金、人才、生产、市场的全球化的

流动趋势。

世界贸易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第一个趋势。1950年时的世界贸易额为1200亿美元，而2000年的世界贸易总额就已经超过了6。1万亿美元，增长了50多倍。2000年时东亚的进口额为10838亿美元，出口达11774亿美元。世界贸易前三位国家依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美国在

2000年时的贸易额为20404亿美元，占世界的31%，其中出口达7824亿，进口为12580亿。日本的贸易额为8588亿美元，其中进口为3795亿美元，出口为4793亿美元。

全球化的第二个趋势是资金的全球流动：1985年时世界对外投资的总额只有6500亿美元，而在1996年则达到了2。3万亿美元。2000年时的世界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6万亿美元。在90年代，全世界一年流动的资金为75万亿美元，一天就有1。3万亿美元在流动；

全球化的第三个趋势是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组合。这主要表现在跨国

公司的快速增长。60年代未期世界有跨国公司约7000多家，子公司为27300家，而地2000年时跨国公司已经达到3。5万家，其子公司为70万家。其中6。3万家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产值占到世界总产值的

1/3，约10万亿美元，它们之间的贸易占到世界总贸易的60%以上。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GDP超过了182个主权国家的GDP。

全球化的第四个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作用增大。世界贸易

组织的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60多个，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它在推动各国经济的自由贸易、投资、信息流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同时，各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在发展，除北美自由贸易区、

欧洲联盟外，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东南亚联盟与中

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等也相继在发展中。

全球化的第五个趋势是人口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1950年时全球国际旅游人数仅2530万人次，1993年时增加到5亿人次，2000年时达到了6。5亿人次。

!｝ 三 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全球化的浪潮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全球化浪潮的趋势

是，发达国家在这次浪潮中占有先进和各种技术、语言、文化、国际体

制规则等优势，浪潮总的来说对它们是更有利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

的，今天占人类20%的北方国家，却占有世界国民总值的82。7%，世界贸易的82%，国内储蓄的80%，研发费用的94%，商业借贷的94%，国内投资的80%。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进一步恶化。1965—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2亿，1980—1993年间，贫困人口增加到10亿，13年中增加了5倍。80年代，在98个国家的10平均了国民总值的负增长，占10%；90年代，在102个发展中国家中，有35个出现了负增长，占35% 。另外，48个最贫困国家的全球贸易总额中

的比重从1980年的0。8%下降到1997年的0。5%，90年代世界上最富裕的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的收入从过去的60：1上升到74：1，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大大减少了 。2000时的世界总产值中，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的9。26亿人拥有世界GDP的79。5%，而占世界人口总数35%的低收入国家的20亿人口只拥有世界GDP的2。4%。世界三大富人的财富超过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GDP的总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比如，在拉美、东

亚、俄罗斯都爆发了由于资本流动引起的金融危机，其中拉美一些国家

还多次陷于危机中。

当然，全球化也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化边缘化的代名词。

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这种机会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受

市场利润的驱动，必然会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那里有机会，资本就流

向那里。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的浪潮形成了一大批不完全受本国

政府控制和监督的跨国公司。由于在许多领域西方国家的投资成本越来

越高，因此西方资本不少也倾向于流向那些政治局势较稳定，劳动力、

土地、知识等成本较低的国家。这就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当

然，有些国家利用这种机会比较成功，因此发展较为成功。而有些是先

有成就但后来不尽如人意，有些则完全归于失败，甚至比过去更恶

化。

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以及东南来的一些国家就曾经在70—90年代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就。新加坡独立的时间不过30多年，但它却以小小一个岛国，发展成为东亚的新兴国家的排头兵。新加坡1995年的人均国民总值已经达到26730美元，按人均排名列第9位，按人均平均购买力排名列世界第5位；中国的香港地区同样也有很好的表现，

1995年它的人均国民总值22990美元列13名，同样是东亚地区的韩国

以人均9700美元列25名。它们的历史表明，东亚国家是有可能利用新

的技术革命的机会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的。对中国而言，东亚国家的经

历是一个很有鼓励作用的事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与中国相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说明中国人在利用新的技

术革命的机会方面是很有潜力的。

中国这些年来的取得成就也是与全球化的趋势相联系的。根据外经

贸部的统计：

中国2000年实际利用和吸收外资为328亿美元，2001年实际利用吸收的外资达388亿美元，增长近18%；中国累计在开放以来已经吸收

了外资3000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

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121亿美元，2002年3月已经达到2276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2000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4715亿美元，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

509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7，5%；2002年1—3月中国的外贸额为122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外贸

易国。

四 美国不可能垄断全球化时代的所有机会

2001年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是一个叫斯宾塞。约翰逊写的，书

名叫《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在美国的排行榜上连续很久时间位

居榜首，发行量达到了2000万册，因此“谁动了我的奶酪”也成了美

国人流行的一句话语。2002年美国人流行的另一句话可能是：“谁的

苹果烂了？”这句话不是由一本畅销书引起的，而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个

大企业公司的丑闻。

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自2001年年底以来，美国先后已有6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因为虚报业绩而谋取公司私利，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2001年12月2日，世界排名第五的安然公司申请破产，安然公司

承认，过去五年内公司曾经高报了5。67亿美元的收入；2002年6月15日，美国著名的会计公司安达信被判妨碍司法公正；2002年5月21日，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公司承认发布不实分析误导投资者，认罚

1亿美元；2002年6月25日，美国第二大长话公司世界通讯公司承认

做有38亿美元的假帐；2002年6月28日，美国最大的复印器具公司

施乐承认，4年以来虚报了19亿美元的收入，而舆论界质疑它的虚报

数为60亿美元；2002年7月5日，美国的假帐公司俱乐部又增加了世

界上最大的制药业巨头---默克制药公司，它承认3年来将子公司的124亿美元收入计入了默克公司头上，而这些钱实际上从未打入过默克

公司的帐户。美国报界还揭露出了美国总统布什1990年担任哈肯公司董事时也曾提前出售了一笔股票，而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他出售股票后不

久下跌了许多；美国副总统切尼更因过去担任哈利伯顿公司董事长时的

违规操作而被起诉。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公司约有25%--33%有虚报收入的现象。这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大震动。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2年7月9日宣布了严惩造假者的讲话，但美国股市仍然跌到了

8813点，是911后美国股市的最低点。7月21日，美国股市再次跌落

至8019点。一些美国人惊呼：美国自911后，又遭到了一场危机的袭击，美国正经受立国以来最大的诚信危机，而美国的经济一直是以诚信

为本的，现在这样大面积的虚假现象，可能会最终葬送美国的资本主

义。

美国经济界的诚信危机也引发了一场争论：美国是不是开始衰落

了？以写《世界体系》论闻名的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

认为，美国这只鹰正在坠地：“美国正在衰落？当今时代恐怕没有几个

人会相信。只有美国美国鹰派相信这个说法，于是他们极力主张用武力

来阻止衰落”。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衰落有四个标志：越南战争，

1968年革命，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 。

但笔者认为，在美国霸权高张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什么美国衰落

论，似乎听来让人高兴和解气，但实际上它更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美国和

世界格局的真实的看法。

美国好比是一个大苹果园。美国公司好象是一个个苹果。一个苹果

烂了，可以把它扔了。美国还有很多苹果。一筐苹果烂了，也可以把这

筐苹果扔了。美国还有许多筐苹果。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

甚至停滞的时期，但因此说美国正在衰落似乎过早。正如人们所能观察

到的，美国经济是比较富有弹性的，能经受住类似1929年这样的大危

机的折磨；美国在军事上实力至少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无人能挑战。美国的高科技经济肯定有泡沫，但美国经济不是泡沫经济，美

国在新技术开发和创造方面仍居领先地位，美国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和增

长 ；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吸收最多的人才最多的资金，这

使美国社会仍然具有活力。甚至最能使美国强大的富强的也不是美国的

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美国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任何一个大国都

没有的因素：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移民社会。这些会使美国在很长时间

中保持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即使衰退一半也仍是世界的主要大

国。

人人都是要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这句话即是真理又是废

话。但如果一个人还在壮年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征状时就被其他人宣布

说，这个人是一个垂死的人，这种预言会有两种结果：这个人可能马上

因病死亡，但也有可能还能活得很长。这种预言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其兴衰期，没有一个强国可以永远强盛。因此预言美

国必然衰落也没有错，但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准确地判断什

么时候开始衰落，怎样衰落，而不在于说一个国家是否会衰落。美国在

人们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中，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只能从这种比较有根据的判断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准确地

说，美国很可能会经受一个调整的时期，但如果把这个调整时期理解为

美国的衰落的开始，如果现在就把美国衰落论作为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

的基础，就可能犯大错误。

早在一战前，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1918至1922年发表了《西方的没落》，这可能是最早预测西方将衰落的著作。他认为“西方文化同历

史上曾经存在并已死亡的其他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没落和死

亡。一种历史状态的大变迁，几百年前就已经预先注定了”，他还大胆

地预测，西方文明将在2000一2200年间完成它的衰落 。照此来看，似乎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2年美国的诚信危机似乎都是预设好的，

是美国和西方文明将要衰落的预言的实现。二战后，也有人直接谈论美

国的衰落。汤因比是20世纪60年代就对美国表示失望的西方学者之

一，因为他认为美国正在犯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同样的错误；安德

鲁。海克在1970年写了一本《美国时代的结束》的书，认为美国作为

一个国家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这与他的父亲1940年写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的观点完全相反；1976年，美国学者理。罗斯克兰斯就

认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只不过是头号普通国家而已。10年后，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

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写了一篇名为《美国相对衰弱》的文章，认为美国

的世纪已经中止。

苏联在一个时期也是以美国衰落作为它的对外战略基础的，到处推

进世界革命。结果现在人们都知道赫鲁晓夫的预言只是一个历史的大笑

话：他认为苏联可以1980年就会全面超越美国。

所以，现在谈论“美国衰落论”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

进去。

如果以美国烂了一些苹果就说美国要开始衰落为时太早的话，那么

反过来，美国的苹果烂了，也决不只是一个苹果的问题。美国的这个苹

果可能具有传染性，使更多的苹果烂掉。但还应该关注的是，美国这个

苹果园的环境是不是也有问题，比如说气温太高了，湿度太大了，土壤

质变了等等。

可能迟早会引发美国衰落病的可能不是安然、安达信、世通这些坏

苹果烂了，而是美国本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迹象：

第一，美国出现了因其自身强大（这种强大是坚实和有基础的，不

是虚吹的）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冷战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综合国力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98374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314927亿美元的31%，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中国、俄罗斯、印度8大国的GDP总值122849亿美元的80%。美国2000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2888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7980亿美元军费总和的38%，相当于中俄日德印

五国军费总和的1。67倍。2002年美国的军费达到了4000亿美元，相

当于2000年时全球军费的50%。美国凭借强大的力量来推行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它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扩大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扩

大美日安保条约，不顾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利益，强行撕毁京都议定书，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不顾世界多数国家的

反对，宣布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并正在考虑对威胁美国的力量运用核

打击力量摧毁对方。美国的强硬派追求有国际维和部队中美国大兵的特

权，不愿承担美国联合国和维和部队中的应交的费用，以至于连一向温

和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此也大为恼火，愤愤地痛骂这帮骄狂的强硬派

是“混蛋”。不少美国人鼓吹美国是一个善意的帝国，是一个好的帝

国。美国正在借助于它的强大力量，建造一个“自由帝国”和“民主帝

国”。无论美国人把它说得多好，但帝国就是帝国，它与美国的立国之

本“自由”和“民主”是矛盾和对立的。

由于美国太强大，因此没有任何美国的敌人会与美国正面冲突，没

有任何人试图用军事力量摧毁美国。但这引发的更危险的是：美国的力

量太强大，美国人因自身太强大而太狂妄，因而那些美国的敌人，或者

受到美国压迫的民族，或者因美国的狂妄自大而受到欺侮的国家，不得

不寻求采用非对称的方式反击美国。

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圣经》中描述的大卫和歌利亚

的故事那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人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描述大陆与

台湾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故事对美国现在的情况是再恰当不过了）。巨无霸歌利亚在过去的力量对比中没有碰到过一个对手，这使得他患有因

力量强大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在向以色列军挑战并因而送命的那天

前，他依靠他那根巨大的长矛和刀枪不入的铠甲赢得过多次辉煌的胜

利，以致他认为自己无敌于天下，不再考虑任何更换装备的事宜。因而

那天他向敌人挑战，要他们选出一位拔尖的勇士与他一对一进行决斗。

他推测那位对手一定也是手持长矛，披挂盔甲，并确信任何不自量力、

用自己的武器同他这位英雄叫板的以色列人，都将成为他的牺牲品。歌

利亚的这两种想法如此牢固，以致当他看到大卫跑上前来，身上没有披

挂，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外什么也没拿时，不仅没有感到惊慌，相反却由

于对手明显没有准备，似乎很轻视自己而生出一肚子气。他没有想到，

这个年轻人的鲁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大卫清醒地认识到，按歌

利亚的打法，他根本不是对手，因而他拒绝了扫罗给他的铠甲），没有

注意到大卫没拿棍子的手中有一把弹 ，也没想到他的灾难就在大卫的口袋里，于是，歌利亚傲慢地走上前，他那没有遮拦的前额正好成为弹

头的目标。在他的敌人没有进入他的长矛攻击的距离之内时，他就被一

弹击中，丢掉了性命 。

巨无霸歌利亚就是这样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弹弓葬送了生命，由于他的骄傲，也由于他的力量。美国应当知道，再强大的国家也

会有“致命的罩门”。

第二，美国人患了因过度强大而产生的多疑症，试图用追求自身的

绝对安全来保护美国。

美国人怀疑俄罗斯仍是美国的威胁，因此执意将北约扩展到俄罗斯

边界。

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只是为了修筑一座空中长城，将美国罩

起来，防止从太空来的不明物体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在许多美国人看

来，中国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是美国的所谓威胁。911表明，尽管

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矛盾和分歧，但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人修的空中长城是对付所谓中国的威胁的。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反导弹防御体系

首先针对的是中国。为此，中国人当然应当反对的反导弹防御计划。但

中国决不要与美国针锋相对，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因为中国没有能力与

美国搞同样的空中长城。当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游牧民

族南下而修的。但长城没有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中原王

朝多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灭亡。美国人也正在修建第二座马其诺防

线。当年的法国人以为有了这座固若金汤和防线就可以阻止德国的入

侵。没有想到德国人绕过这道防线，从比利时和荷兰绕到法国的侧面，

在法国人以为不可能出现的方向对法国人发起进攻，摧毁了法国。美国

人终有一天会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没有侵略美国的野心，

也不会愚蠢到有一天要对强大的美国发起一场毫无胜算的核攻击和核冒

险。当然，如果美国修建反导防御体系是为了以此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

核恶诈，那也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同样也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

对。

美国的鹰派认为，现在的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是一种威胁。911事

件一方面表明美国的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掌

握了核导弹技术并对美国发动有限的核攻击，那么美国的这个反导防御

体系也可能派上用场。但911事件的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是错

误的。因为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防不胜防的战

略，如果他们知道明知道美国有了反导弹防御体系并能有效地截击核导

弹还要用这种方法对美国进行袭击，那他们就不是恐怖分子了。恐怖分

子只能采取不对称的方式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怀疑，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教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人，

因此美国对入境美国的伊斯兰教徒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因此，美国的这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的战略，其实并不能解决问

题，但却反而生出其他的问题，其实是很愚蠢的战略，但如果美国人凭

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愿意在这方面浪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物力，谁也

不能阻止它，那就让美国人去与看不见的敌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作这种

唐。吉诃德式的战斗吧。

美国其实最应当做的就是反思自己的国际战略：实际上美国也为维

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最近调解印巴矛盾并取得

一定的效果）为什么美国总是这么遭人痛恨和反感？美国人有一天会发

现，美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甚至也不是伊斯兰教

的极端分子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自己，是美国的强大而派生

的狂妄自大 。

可以预料，美国人还会保持自己的发展。美国还有再发展的潜力。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能吸引人才的社会，是一个科技创新领

先的社会。所以，任何美国相对衰弱论的讨论在美国的强大面前都会显

得软弱无力。

但有一天美国人也许会发现，美国人赢得了世界，但却最后失去了

自己。美国人最大的威胁其实也美国自己，正如历史上所有那些曾经辉

煌一时的大国的衰落一样，美国人有一天也会发现，真正对美国构成最

大威胁的，即不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不是所谓的无赖国家，

甚至也不是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

最大最有威胁性的和最直接的敌人，可能就是那帮脑袋中装满冷战思维

浆糊的偏执狂，是拿着显微镜满世界寻找和制造敌人的精神分裂病患

者，是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幌子下面实际上为了美国国防部和军工集团的

私已和部门利益而把美国拖入各种烂泥潭的，是把美国的大把大把的资

源浪费在最终毫无用处的绝对安全武器的研发上的那班将军和公司的董

事，是每当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就跳出来制造并推销中国威胁论的那班家

伙。

况且，美国也不一定能赢得世界。到时结局可能会是：美国想赢得

世界，但没有赢得世界，却在这一进程中输掉了美国。

第三，美国的苹果烂了，不仅表明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而且也有

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社会也在悄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和转变。不久前美

国发生了一个小事情：一个美国公民不愿向上帝发誓，因为他不是一个

基督徒，于是向法院起诉，而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竞争作出了维护这个

美国公民宗教信仰权利的判决，但这却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较大的争

论：是美国的一体性重要还是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重要？它更多的是表

明了美国这样一个以白人精英为主导的社会能否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的

担忧：美国是否正在经历一个由于美国的内部问题而发生逆转的进程？

白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是否还能维持？2000年2月，克林顿在他的最

后一次总统咨文中提到，美国在50年后就将不再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

社会，那时的美国黑色人种、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将呈现多元化的局

面。美国到那时还能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上帝信仰为基础的统一制

度吗？它与文化多样化（其中包括非自由化、非民主化的文化）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样的问题，包括象布热津斯基、享廷顿这样的美

国社会精英是有担心的，但又没有找到自己解决办法。享廷顿的解决办

法是：在维持现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下面来维持美国的统一。而批评他的

人则指出，这是在白人不占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维持白人的价值观念来

继续白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白人至上的表现，不符合文化多元主义

的潮流。 !｝ 五 多极化的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国际条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另一个国际环境是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中

国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成长，不致使中国成长对现有世界秩序维持者--

-美国的挑战过于突显。多极化为中国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开始。俄罗斯作为苏联的

继承国，虽然综合国力大大不如以前的苏联，但俄罗斯的转轨也开始出现了好的趋势，2000年俄罗斯的GDP 增长近7%，2001年增长5%；中

国继续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综合国力也在逐步增加；日本一方面

在一些问题上支持美国，但也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不甘心做美国

的小伙伴。东南亚国家联盟运转顺利，正在成长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地区

力量，它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保持同等距离，希望与各大国发

展关系，也不希望美国一家独大。欧洲联盟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重要进

展，欧元开始启动成为欧洲各国的统一货币，欧洲联盟也在加强独立的

欧洲防御力量。中俄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俄

国前国防部军事合作局局长、地缘政治学院副院长列。伊瓦绍夫甚至认

为，世界不能容忍美国称霸，欧亚大陆在形成新世界秩序模式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是一种四角，正是它们可以为世

界秩序打下基础 。多极化的趋势符合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因而是

一种挡不住的潮流。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所说，“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的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

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

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

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

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

虽然多极化进程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发展而受到了一些挫折，但

多极化趋势也在发展之中，并不由于美国的强大而消失。美国的单边主

义正在受到美国的盟国的批评，连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英国人也认为，

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正在反对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世界

机构，欧洲人对美国不需要欧洲这个盟友的情况表示强烈不满 。况

且，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单边主义和主张与大国合作的呼声。美国哈佛大

学教授约琴夫。奈等学者严厉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他们指出，美国的

力量不仅在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在于听取其他国家的声音，美

国忙于制定各种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给别人订的，美国的单边主义甚

至美国的霸权战略、帝国战略是布什政府内的强硬派推动的，但“越来

越多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认为，华盛顿越放纵自己的单边主义和军事本

能，它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会衰落得越快。自高自大是有弊端的，必定

导致反感情绪上升，只有奉行多边主义才行得通。”如果美国继续注重

军事，那么美国就会被注重经济的国家所取代 。实际上，多极化趋势

固然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对美国实际上有利的一面，多

极化趋势也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

当然，我们也应当同时看到多极化本身的一些消极作用 。 !｝

范文三：经济其它相关论文-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经济其它相关论文-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新浪潮,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为中国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有利的环境。

一 全球化的每一次世界浪潮都会产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期,正好也是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发展浪潮,这就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它对世界各国即是

一个新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会。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世界化的浪潮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展较快的国家,也总会淘汰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国家,新旧国家的交替也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规律。

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原来的西欧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兴起,成为当时的大航海时代的领军国家,以它们的人力、物力、军力,它们根本不能与当时的明朝时的中国、奥斯曼帝国等相比,但正是在这个浪潮中,这两个小国顺应了发展的潮流,迅速发展起在全世界各地航海和发现并抢占殖民地的力量,从中得到大量的黄金和财富,而中国当时在航海技术上也是可以有机会发展的,但却仅仅风光一时,却因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大国中心主义,使15-16世纪便可出现的世界性的明朝大帝国擦肩而过,反让葡萄牙在中国沿海建立起自己的据点,西班牙甚至还在中国台湾修建了城堡。明朝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时机。

17—18世纪的工业化革命的浪潮塑造了英帝国这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西班牙在与英国的战争被英国的强大的实力击得粉碎,只好退出大国争霸的行列,将

海上霸权国的王冠拱手交给英国,自己退居二线,心甘情愿地做二流国家。

19世纪初,世界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电气化开创了新的纪元,它加速了生产力的跳跃发展的进程,出现了一大批其国力可以与英帝国相比的国家。首先是英帝国一统欧洲的局面被打破,英国成了若干个欧洲列强中的一个,虽然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英国已经不能在欧洲大陆上指手划脚了,后起的德国、法国还有俄罗斯帝国都是英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取得了与英国帄起帄坐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在美洲和东亚出现了两个新的强权国家。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先后打败了英国,尤其是1896年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而日本则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迅速赶上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快车,成为东亚第一个强国,并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了曾在东亚引领风骚二千多年的中国,后又在1905年中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东亚国家。

第四次浪潮就是二战后出现的自动化的浪潮。美国和苏联是这次世界潮流的弄潮儿,其他的所有国家都退居二线,成了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赛的观看者,只是偶尔在一旁摇旗纳喊或敲敲边鼓,虽然德国和日本并不是个真心的观众,而是乘机发展经济,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终究不能进入与苏联和美国帄起帄坐的行列。

二 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990年随着苏联东欧阵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

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美国的单极世界的时代,但实际上它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不会是所谓历史终结的时代,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从技术上说,是以信息化技术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也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在这个时代中,美国至今还以其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而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而且在今后的较长的时期中,这个格局也不会改变。但美国的强大不等于说别的国家就没有机会。世界历史表明,幸运女神并不会只钟情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只有两种命运:一种命运是越来越边缘化,另一种命运是抓住机会,利用千载难逢的机遇,奋起直追,埋头奋进,发展自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信息化的浪潮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过去要地10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只用20年、10年甚至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1953—1973年间,世界工业产量相当于1800—1953年间的总和。如果世界制造业以1900年=100,那么1830年相当于1900年34%,而1980年世界制造业的产量相当于1900年30倍;如果世界贸易额以1913年=100,那么1973年时的贸易额相当于1913年时5。2倍。

全球化主要是指技术、商品、资金、人才、生产、市场的全球化的流动趋势。

世界贸易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第一个趋势。1950年时的世界贸易额为1200亿美元,而2000年的世界贸易总额就已经超过了6。1万亿美元,增长了50多倍。2000年时东亚的进口额为10838亿美元,出口达11774亿美元。世界贸易前三位国家依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美国在2000年时的贸易额为20404亿美元,占世界的31%,其中出口达7824亿,进口为12580亿。日本的贸易额为8588亿

美元,其中进口为3795亿美元,出口为4793亿美元。

全球化的第二个趋势是资金的全球流动:1985年时世界对外投资的总额只有6500亿美元,而在1996年则达到了2。3万亿美元。2000年时的世界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6万亿美元。在90年代,全世界一年流动的资金为75万亿美元,一天就有1。3万亿美元在流动;

全球化的第三个趋势是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组合。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60年代未期世界有跨国公司约7000多家,子公司为27300家,而地2000年时跨国公司已经达到3。5万家,其子公司为70万家。其中6。3万家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产值占到世界总产值的1/3,约10万亿美元,它们之间的贸易占到世界总贸易的60%以上。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GDP超过了182个主权国家的GDP。

全球化的第四个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作用增大。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60多个,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它在推动各国经济的自由贸易、投资、信息流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在发展,除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外,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东南亚联盟与中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等也相继在发展中。

全球化的第五个趋势是人口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1950年时全球国际旅游人数仅2530万人次,1993年时增加到5亿人次,2000年时达到了6。5亿人次。

三 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全球化的浪潮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全球化浪潮的趋势是,发达国家在这次浪潮中占有先进和各种技术、语言、文化、国际体制规则等优势,浪潮

总的来说对它们是更有利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今天占人类20%的北方国家,却占有世界国民总值的82。7%,世界贸易的82%,国内储蓄的80%,研发费用的94%,商业借贷的94%,国内投资的80%。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进一步恶化。1965—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2亿,1980—1993年间,贫困人口增加到10亿,13年中增加了5倍。80年代,在98个国家的10帄均了国民总值的负增长,占10%;90年代,在102个发展中国家中,有35个出现了负增长,占35% 。另外,48个最贫困国家的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0。8%下降到1997年的0。5%,90年代世界上最富裕的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的收入从过去的60:1上升到74:1,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大大减少了 。2000时的世界总产值中,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的9。26亿人拥有世界GDP的79。5%,而占世界人口总数35%的低收入国家的20亿人口只拥有世界GDP的2。4%。世界三大富人的财富超过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GDP的总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比如,在拉美、东亚、俄罗斯都爆发了由于资本流动引起的金融危机,其中拉美一些国家还多次陷于危机中。

当然,全球化也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化边缘化的代名词。

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这种机会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受市场利润的驱动,必然会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那里有机会,资本就流向那里。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的浪潮形成了一大批不完全受本国政府控制和监督的跨国公司。由于在许多领域西方国家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西方资本不少也倾向于流向那些政治局势较稳定,劳动力、土地、知识等成本较低的国家。这就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当然,有些国家利用这种机会比较成功,因此发展较为成功。而有些是先有成就但后来不尽如人意,有些则完全归于失败,甚至比过去更恶

化。

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以及东南来的一些国家就曾经在70—90年代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就。新加坡独立的时间不过30多年,但它却以小小一个岛国,发展成为东亚的新兴国家的排头兵。新加坡1995年的人均国民总值已经达到26730美元,按人均排名列第9位,按人均帄均购买力排名列世界第5位;中国的香港地区同样也有很好的表现,1995年它的人均国民总值22990美元列13名,同样是东亚地区的韩国以人均9700美元列25名。它们的历史表明,东亚国家是有可能利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机会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的。对中国而言,东亚国家的经历是一个很有鼓励作用的事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相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说明中国人在利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机会方面是很有潜力的。

中国这些年来的取得成就也是与全球化的趋势相联系的。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

中国2000年实际利用和吸收外资为328亿美元,2001年实际利用吸收的外资达388亿美元,增长近18%;中国累计在开放以来已经吸收了外资3000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121亿美元,2002年3月已经达到2276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2000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4715亿美元,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509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7,5%;2002年1—3月中国的外贸额为122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外贸易国。

四 美国不可能垄断全球化时代的所有机会

2001年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是一个叫斯宾塞。约翰逊写的,书名叫《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在美国的排行榜上连续很久时间位居榜首,发行量达到了2000万册,因此“谁动了我的奶酪”也成了美国人流行的一句话语。2002年美国人流行的另一句话可能是:“谁的苹果烂了,”这句话不是由一本畅销书引起的,而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个大企业公司的丑闻。

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自2001年年底以来,美国先后已有6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因为虚报业绩而谋取公司私利,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2001年12月2日,世界排名第五的安然公司申请破产,安然公司承认,过去五年内公司曾经高报了5。67亿美元的收入;2002年6月15日,美国著名的会计公司安达信被判妨碍司法公正;2002年5月21日,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公司承认发布不实分析误导投资者,认罚1亿美元;2002年6月25日,美国第二大长话公司世界通讯公司承认做有38亿美元的假帐;2002年6月28日,美国最大的复印器具公司施乐承认,4年以来虚报了19亿美元的收入,而舆论界质疑它的虚报数为60亿美元;2002年7月5日,美国的假帐公司俱乐部又增加了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业巨头---默克制药公司,它承认3年来将子公司的124亿美元收入计入了默克公司头上,而这些钱实际上从未打入过默克公司的帐户。美国报界还揭露出了美国总统布什1990年担任哈肯公司董事时也曾提前出售了一笔股票,而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他出售股票后不久下跌了许多;美国副总统切尼更因过去担任哈利伯顿公司董事长时的违规操作而被起诉。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公司约有25%--33%有虚报收入的现象。这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大震动。虽然美国总统布什

在2002年7月9日宣布了严惩造假者的讲话,但美国股市仍然跌到了8813点,是911后美国股市的最低点。7月21日,美国股市再次跌落至8019点。一些美国人惊呼:美国自911后,又遭到了一场危机的袭击,美国正经受立国以来最大的诚信危机,而美国的经济一直是以诚信为本的,现在这样大面积的虚假现象,

可能会最终葬送美国的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界的诚信危机也引发了一场争论:美国是不是开始衰落了,以写《世界体系》论闻名的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认为,美国这只鹰正在坠地:“美国正在衰落,当今时代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只有美国美国鹰派相信这个说法,于是他们极力主张用武力来阻止衰落”。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衰落有四个标志:越南战争,1968年革命,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 。

但笔者认为,在美国霸权高张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什么美国衰落论,似乎听来让人高兴和解气,但实际上它更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美国和世界格局的真实的看法。

美国好比是一个大苹果园。美国公司好象是一个个苹果。一个苹果烂了,可以把它扔了。美国还有很多苹果。一筐苹果烂了,也可以把这筐苹果扔了。美国还有许多筐苹果。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甚至停滞的时期,但因此说美国正在衰落似乎过早。正如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美国经济是比较富有弹性的,能经受住类似1929年这样的大危机的折磨;美国在军事上实力至少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无人能挑战。美国的高科技经济肯定有泡沫,但美国经济不是泡沫经济,美国在新技术开发和创造方面仍居领先地位,美

国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和增长 ;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吸收最多的人才最多的资金,这使美国社会仍然具有活力。甚至最能使美国强大的富强的也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美国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的因素: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移民社会。这些会使美国在很长时间中保持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即使衰退一半也仍是世界的主要大国。

人人都是要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这句话即是真理又是废话。但如果一个人还在壮年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征状时就被其他人宣布说,这个人是一个垂死的人,这种预言会有两种结果:这个人可能马上因病死亡,但也有可能还能活得很长。这种预言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其兴衰期,没有一个强国可以永远强盛。因此预言美国必然衰落也没有错,但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衰落,怎样衰落,而不在于说一个国家是否会衰落。美国在人们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中,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只能从这种比较有根据的判断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准确地说,美国很可能会经受一个调整的时期,但如果把这个调整时期理解为美国的衰落的开始,如果现在就把美国衰落论作为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的基础,就可能犯大错误。

早在一战前,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1918至1922年发表了《西方的没落》,这可能是最早预测西方将衰落的著作。他认为“西方文化同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已死亡的其他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没落和死亡。一种历史状态的大变迁,几百年前就已经预先注定了”,他还大胆地预测,西方文明将在2000一2200年间完成它的衰落 。照此来看,似乎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2年美国的诚信

危机似乎都是预设好的,是美国和西方文明将要衰落的预言的实现。二战后,也有人直接谈论美国的衰落。汤因比是20世纪60年代就对美国表示失望的西方学者之一,因为他认为美国正在犯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同样的错误;安德鲁。海克在1970年写了一本《美国时代的结束》的书,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这与他的父亲1940年写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的观点完全相反;1976年,美国学者理。罗斯克兰斯就认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帄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只不过是头号普通国家而已。10年后,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写了一篇名为《美国相对衰弱》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世纪已经中止。

苏联在一个时期也是以美国衰落作为它的对外战略基础的,到处推进世界革命。结果现在人们都知道赫鲁晓夫的预言只是一个历史的大笑话:他认为苏联可以1980年就会全面超越美国。

所以,现在谈论“美国衰落论”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如果以美国烂了一些苹果就说美国要开始衰落为时太早的话,那么反过来,美国的苹果烂了,也决不只是一个苹果的问题。美国的这个苹果可能具有传染性,使更多的苹果烂掉。但还应该关注的是,美国这个苹果园的环境是不是也有问题,比如说气温太高了,湿度太大了,土壤质变了等等。

可能迟早会引发美国衰落病的可能不是安然、安达信、世通这些坏苹果烂了,而是美国本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迹象:

第一,美国出现了因其自身强大:这种强大是坚实和有基础的,不是虚吹的: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冷战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帄。美国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98374亿美元,

占世界总产值的314927亿美元的31%,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中国、俄罗斯、印度8大国的GDP总值122849亿美元的80%。美国2000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2888亿美元,相当于全球7980亿美元军费总和的38%,相当于中俄日德印五国军费总和的1。67倍。2002年美国的军费达到了400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时全球军费的50%。美国凭借强大的力量来推行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它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扩大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扩大美日安保条约,不顾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利益,强行撕毁京都议定书,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不顾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宣布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并正在考虑对威胁美国的力量运用核打击力量摧毁对方。美国的强硬派追求有国际维和部队中美国大兵的特权,不愿承担美国联合国和维和部队中的应交的费用,以至于连一向温和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此也大为恼火,愤愤地痛骂这帮骄狂的强硬派是“混蛋”。不少美国人鼓吹美国是一个善意的帝国,是一个好的帝国。美国正在借助于它的强大力量,建造一个“自由帝国”和“民主帝国”。无论美国人把它说得多好,但帝国就是帝国,它与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和“民主”是矛盾和对立的。

由于美国太强大,因此没有任何美国的敌人会与美国正面冲突,没有任何人试图用军事力量摧毁美国。但这引发的更危险的是:美国的力量太强大,美国人因自身太强大而太狂妄,因而那些美国的敌人,或者受到美国压迫的民族,或者因美国的狂妄自大而受到欺侮的国家,不得不寻求采用非对称的方式反击美国。

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圣经》中描述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那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人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描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故事对美国现在的情况是再恰当不过了:。巨无霸歌利亚在过去的力量对

比中没有碰到过一个对手,这使得他患有因力量强大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在向以色列军挑战并因而送命的那天前,他依靠他那根巨大的长矛和刀枪不入的铠甲赢得过多次辉煌的胜利,以致他认为自己无敌于天下,不再考虑任何更换装备的事宜。因而那天他向敌人挑战,要他们选出一位拔尖的勇士与他一对一进行决斗。他推测那位对手一定也是手持长矛,披挂盔甲,并确信任何不自量力、用自己的武器同他这位英雄叫板的以色列人,都将成为他的牺牲品。歌利亚的这两种想法如此牢固,以致当他看到大卫跑上前来,身上没有披挂,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外什么也没拿时,不仅没有感到惊慌,相反却由于对手明显没有准备,似乎很轻视自己而生出一肚子气。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鲁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大卫清醒地认识到,按歌利亚的打法,他根本不是对手,因而他拒绝了扫罗给他的铠甲:,没有注意到大卫没拿棍子的手中有一把弹 ,也没想到他的灾难就在大卫的口袋里,于是,歌利亚傲慢地走上前,他那没有遮拦的前额正好成为弹头的目标。在他的敌人没有进入他的长矛攻击的距离之内时,他就被一弹击中,丢掉了性命 。

巨无霸歌利亚就是这样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弹弓葬送了生命,由于他的骄傲,也由于他的力量。美国应当知道,再强大的国家也会有“致命的罩门”。

第二,美国人患了因过度强大而产生的多疑症,试图用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来保护美国。

美国人怀疑俄罗斯仍是美国的威胁,因此执意将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

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只是为了修筑一座空中长城,将美国罩起来,防止从太空来的不明物体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这样一个热爱和帄的国家是美国的所谓威胁。911表明,尽管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矛盾和分

歧,但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人修的空中长城是对付所谓中国的威胁的。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反导弹防御体系首先针对的是中国。为此,中国人当然应当反对的反导弹防御计划。但中国决不要与美国针锋相对,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因为中国没有能力与美国搞同样的空中长城。当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修的。但长城没有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中原王朝多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灭亡。美国人也正在修建第二座马其诺防线。当年的法国人以为有了这座固若金汤和防线就可以阻止德国的入侵。没有想到德国人绕过这道防线,从比利时和荷兰绕到法国的侧面,在法国人以为不可能出现的方向对法国人发起进攻,摧毁了法国。美国人终有一天会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没有侵略美国的野心,也不会愚蠢到有一天要对强大的美国发起一场毫无胜算的核攻击和核冒险。当然,如果美国修建反导防御体系是为了以此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恶诈,那也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同样也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美国的鹰派认为,现在的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是一种威胁。911事件一方面表明美国的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掌握了核导弹技术并对美国发动有限的核攻击,那么美国的这个反导防御体系也可能派上用场。但911事件的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是错误的。因为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防不胜防的战略,如果他们知道明知道美国有了反导弹防御体系并能有效地截击核导弹还要用这种方法对美国进行袭击,那他们就不是恐怖分子了。恐怖分子只能采取不对称的方式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怀疑,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教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对入境美国的伊斯兰教徒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因此,美国的这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的战略,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反而生出其他的问题,其实是很愚蠢的战略,但如果美国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愿意在这方面浪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物力,谁也不能阻止它,那就让美国人去与看不见的敌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作这种唐。即诃德式的战斗吧。

美国其实最应当做的就是反思自己的国际战略:实际上美国也为维护世界和帄和稳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最近调解印巴矛盾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为什么美国总是这么遭人痛恨和反感,美国人有一天会发现,美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甚至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自己,是美国的强大而派生的狂妄自大 。

可以预料,美国人还会保持自己的发展。美国还有再发展的潜力。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能吸引人才的社会,是一个科技创新领先的社会。所以,任何美国相对衰弱论的讨论在美国的强大面前都会显得软弱无力。

但有一天美国人也许会发现,美国人赢得了世界,但却最后失去了自己。美国人最大的威胁其实也美国自己,正如历史上所有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国的衰落一样,美国人有一天也会发现,真正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即不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不是所谓的无赖国家,甚至也不是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最大最有威胁性的和最直接的敌人,可能就是那帮脑袋中装满冷战思维浆糊的偏执狂,是拿着显微镜满世界寻找和制造敌人的精神分裂病患者,是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幌子下面实际上为了美国国防部和军工集团的私已和部门利益而把美国拖入各种烂泥潭的,是把美国的大把大把的资源浪费在最终毫无用处的绝对安全武器的研发上的那班将军和公司的董事,是每当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就跳出来制造并推销中国威胁论的那班家伙。

况且,美国也不一定能赢得世界。到时结局可能会是:美国想赢得世界,但没有赢得世界,却在这一进程中输掉了美国。

第三,美国的苹果烂了,不仅表明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而且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社会也在悄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和转变。不久前美国发生了一个小事情:一个美国公民不愿向上帝发誓,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于是向法院起诉,而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竞争作出了维护这个美国公民宗教信仰权利的判决,但这却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是美国的一体性重要还是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重要,它更多的是表明了美国这样一个以白人精英为主导的社会能否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的担忧:美国是否正在经历一个由于美国的内部问题而发生逆转的进程,白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是否还能维持,2000年2月,克林顿在他的最后一次总统咨文中提到,美国在50年后就将不再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社会,那时的美国黑色人种、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美国到那时还能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上帝信仰为基础的统一制度吗,它与文化多样化:其中包括非自由化、非民主化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样的问题,包括象布热津斯基、享廷顿这样的美国社会精英是有担心的,但又没有找到自己解决办法。享廷顿的解决办法是:在维持现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下面来维持美国的统一。而批评他的人则指出,这是在白人不占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维持白人的价值观念来继续白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白人至上的表现,不符合文化多元主义的潮流。 五 多极化的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国际条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另一个国际环境是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成长,不致使中国成长对现有世界秩序维持者---美国的挑战过于

突显。多极化为中国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开始。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虽然综合国力大大不如以前的苏联,但俄罗斯的转轨也开始出现了好的趋势,2000年俄罗斯的GDP 增长近7%,2001年增长5%;中国继续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综合国力也在逐步增加;日本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支持美国,但也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不甘心做美国的小伙伴。东南亚国家联盟运转顺利,正在成长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地区力量,它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保持同等距离,希望与各大国发展关系,也不希望美国一家独大。欧洲联盟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欧元开始启动成为欧洲各国的统一货币,欧洲联盟也在加强独立的欧洲防御力量。中俄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俄国前国防部军事合作局局长、地缘政治学院副院长列。伊瓦绍夫甚至认为,世界不能容忍美国称霸,欧亚大陆在形成新世界秩序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是一种四角,正是它们可以为世界秩序打下基础 。多极化的趋势符合世界和帄与稳定的需要,因而是一种挡不住的潮流。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所说,“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的和帄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

虽然多极化进程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发展而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多极化趋势也在发展之中,并不由于美国的强大而消失。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受到美国的

盟国的批评,连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英国人也认为,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正在反对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机构,欧洲人对美国不需要欧洲这个盟友的情况表示强烈不满 。况且,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单边主义和主张与大国合作的呼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琴夫。奈等学者严厉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他们指出,美国的力量不仅在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在于听取其他国家的声音,美国忙于制定各种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给别人订的,美国的单边主义甚至美国的霸权战略、帝国战略是布什政府内的强硬派推动的,但“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认为,华盛顿越放纵自己的单边主义和军事本能,它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会衰落得越快。自高自大是有弊端的,必定导致反感情绪上升,只有奉行多边主义才行得通。”如果美国继续注重军事,那么美国就会被注重经济的国家所取代 。实际上,多极化趋势固然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对美国实际上有利的一面,多极化趋势也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

当然,我们也应当同时看到多极化本身的一些消极作用 。

范文四：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

【标题】 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

【副标题】 一种概要性的分析

【作者】 公丕祥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

【文章分类】 法理学

【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期刊年份】 2009

【期数】 第 5期

【中文关键词】 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法制现代化

【页码】 17

【中文摘要】

中国正在重新崛起,这是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时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政治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也加速了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制现代化或法律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问题,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视野,揭示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互动机理,把握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运动方向。

furthermore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in which China advances. Duringthe path, unique merit and essence are closely attached to legal modernization , la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for China. Therefore , combined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 we accept theobligation to formul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legal modernization, and to keep theorientation of Chinese leg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ise of China.

一、问题的复杂性

伴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国崛起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 论的一个话题,而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取向与趋势, 亦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 法学研究,首先应当关注当下中国的法制问题,而当代中国法制的变革、转型与 现代化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律问题的核心要义。 [1]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 代化进程波澜壮阔,呈现出诸多独特的历史品格,展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迫 切需要当代中国法学与法律工作者从全球的视野,深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 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法律发展 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觉意识。

如同全球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从公元 1500年左右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蛹动”,中经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到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迄今已经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历史行程。 如果说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华帝国大致处于世界或亚洲的中心,而第二次全 球化浪潮之时的中国已经被世界边缘化了,那么正是借助第三次全球化运动的汹 涌浪潮,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了!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充分利用了当代经济全球 化的战略性机遇,就像其他历史上若干崛起的大国那样,成为“世界工厂”,改 革开放的革命性效应获得了空前的释放,因此,中国是第三次或当代全球化进程 的最大赢家之一。美国高盛公司预测,至 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到 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两倍。当然,也有的人不大认同中国的 崛起,认为当下的中国只是一个“表面巨人”,尽管从远处看中国的一切似乎显

得很强大,但是一旦从近处观察中国,所谓中国崛起的陶醉情绪就会很快消失。 然而,无论人们对中国崛起持有何种看法,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之强大,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已经或正在崛起,这都已是一个无可否认的 客观的现实。应当说,这是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主流话语。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对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尽管这次浪潮对中国冲 击的负面作用不容低估。

实际上,当代中国崛起的真正的标志性形象,乃是时下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中 国现象。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对 实体经济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严重动摇了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全 球管理体系。为了化解这场金融风暴,摆脱全球治理危机,世界各国特别是诸多 大国紧急行动起来,联手协调应对之策, 2008年 11月的华盛顿 20国集团(G20) 金融峰会和 2009年 4月的 G20伦敦金融峰会以及 2009年 7月的意大利拉奎拉 G8峰会(实际上是 G8+新兴国家峰会)相继召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所谓“金砖 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不仅积极广泛地参 与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与治理的过程,而且对化解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坚定 信心与欧美诸国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正在兴起的 “全球领袖”。而在这“金砖四国”中,中国的表现尤其受到关注和重视。人们 广泛认为,正是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经过 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崛起,获得 了一种全新的形象:自信、诚实、内敛和负责任。这种崭新的国家形象,既承继 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基本国策,又展示了有所作为、担当责任的国家行为取 向,积极地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关系人类社会命运的重大挑战。

于是,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似乎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中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在 缓慢到来。比如,最近,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雅克在英 国《泰晤士报》网站(2009年 6月 24日)的一篇题为《货币、文化和孔子:中国 的权力将覆盖全世界》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不是从民族而是从文明的角度去认 识自我的,民族国家是表层土壤,文明国家才是地质构成,正是后者给中国人带 来了认同感;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先前遵循西方模式的世界,尽管这种情况不会很

快出现;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正缓慢来临,中国将对这个时代 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估量中 国崛起的文明意义?怎样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在中国崛起 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法制及其现代化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时代面貌,换言之, 如何观察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的未来前景?很显然,我们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必 要的阐释。

二、中国的全球地位及其变动

在全球历史的演化进程中,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在全球化历史运动中的地 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 16世纪的西欧处于原初的中心地位,成为全球性现代化的中心地区,而广大的非 西方世界则是所谓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代表 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描述了世界经济体的中心与边缘的变动过程,认为 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的不断变动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体系,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 生了三个霸权国家,这就是 17世纪中期的荷兰、 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 20世纪中 期的美国,世界格局的中心与边缘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2]在沃氏的心目中,东 方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似乎不足为道,唯有欧洲或西方才是世界历史舞台上 的经久不变的主角。 与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观念不同, 德国学者贡德·弗 兰克试图对 140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给出一个全新的解说。 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弗兰克极力证明,从 15世纪到 19世纪前这四百年的全 球经济时代,并不是欧洲时代,而是亚洲时代,中国则是这个亚洲时代全球经济 体系的中心;直到 19世纪之前,“中央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表明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 产的白银资本的一半。” [3]因之,弗兰克的分析与结论,打碎了欧洲中心主义的 神话,摧毁了“西方天然优越”论的历史依据。这样看来,按照弗兰克的看法, 全球化的历史似乎要予以重新诠释。

然而, 19世纪以后, 世界场景发生了急剧的转换。在近代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

的推动下,西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而此时的中国依然被 囿于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樊篱之中,所以不可避免的,先前中国的优势地位被 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所取代,欧洲开始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中心区域。随着 19世纪以 来西方世界的新一轮对外殖民扩张,中国不仅丧失了中心地位,而且逐渐沦入半 殖民地的境况。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商品,强行打开中国封闭的大 门,中国在这个新兴的世界体系中日益处于边缘化状态。卡尔·马克思揭示了近 代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及其产生的历史性后果, 指出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入侵, 使中国这个“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被消 灭,”从而逐渐瓦解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制度,也打破了传统中国闭关自守的封 闭状态,“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 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 [4]

关于 19世纪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换,有的学者运用从朝贡制度到条约 制度的转变这一概念分析工具来加以解释。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 清看来,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文化的广泛入侵。 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的演变,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朝贡制度是把儒家学 说,即中国统治者具有伦理根据来行使他的政治权力的学说,应用到对外事务上。 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天朝的教化,是一种恩典和特权。因此,按照费正清 的看法,与条约体系具有单方面的不平等的性质一样,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 制度也是不平等的。对于儒家学者来说,“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宜对 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而皇上的慈恩就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 予以报答。”“一旦外国人承认了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的皇恩和俯首恭顺 之间的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分别表现为正式的赏赐和献礼。 于是,献礼朝贡就成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受中华文 化。” [5]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虽然多有变化和反复,但是 却一直沿用到 19世纪初叶。但是,随着 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 逐渐形成了不平等的条约制度。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与诸列强先后签订 了一系列条约。在这一条约制度下,传统的朝贡体系彻底崩溃。西方列强的扩张, 迫使以往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逐渐倒转过来,中国的传统秩序在

与西方势力迎头相撞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在这一条约制度下, 通过不平等的条约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秩序结构,并不是中国自愿选择的,而是列 强借助战争的手段和商品的入侵而强加给中国的东西,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 具有显明的不平等的性质。“虽然新的条约好像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 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 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入侵。” [6]

更进一步的来看,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这种倒转在法律生活领域也表现出来。 19世纪以前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了集 中充分的体现。用费正清的话来说,与早期欧洲各民族通过外向扩张的方式膨胀 发展不同,中国采取了“内向爆破”的方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社会 生活与国家制度以及文化体系。这种“内向爆破”铸就了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 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并且产生了不同于欧洲的两个主要结果:古代中国官僚制度 的发达和古代中国文化与文明技艺的较早的繁荣昌盛。 [7]这种“内向爆破”所产 生出来的力量,一方面使古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处于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之中,保 持着自主型发展的独特品格,直到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人中国之前,它并没有因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启动而改变自己的成长轨迹,也没有因内部王朝的兴衰更替 而动摇自己赖以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使古代中华法系具有世界性意义,传统 中国的法律文化对外域文明法律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发展成为一个以 中国为核心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在内的中华法系文明系统。所以, 19世 纪之前的绝大部分欧洲学者都对中华法律文化表达过向往与称颂之意。然而,条 约制度在近代中国的逐步确立,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领 事裁判权制度是中外不平等条约制度的法律表现,是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近代 中国沦为半殖民社会的历史产物。在领事裁判权制度下,外国列强肆意侵犯中国 的法律与司法主权,中国法律发展的自然的自主的进程被打断。曾在晚清中国海 关任职 30余年的美国人马士, 在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一书中竟然荒唐地认为, 中国法律制度的落后是外国人要求领事裁判权的主要理由,而外国人放弃这种司 法特权的前提,就是中国法律与司法制度的改善。 [8]因之,晚清法制改革的一个 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采用西法来整顿中法,以期收回领事裁判权;这场法制改革

的基本策略,就是“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 [9]进而务期“中外通行”。 [10]而这场十年法制改革的直接后果,则是带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的近代法 律制度的出现。这是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背景下中国法律制度的一次深刻转型。 显然, 19世纪之后中国的全球地位的转换,导致法律生活世界的巨大变迁,古老 的自主发展的中国法律文明第一次以被动者的姿态迎接着西方法律文明的冲击与 挑战,从而艰难地走上了转型与依附发展的道路。

然而,伴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特别是这场自 20世纪 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未 曾遭遇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激荡,中国的全球位置与角色又在发生戏剧性的新变 化。十年前,当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之际,贡德·弗兰克在写作《白银资本》 中文版前言时说道:“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 1800年为 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 1800年,具体到中国 时直到 19世纪 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他 大胆地预言, 19世纪以来中国的支配地位被西方所取代,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 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中国正 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 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占据的支配地 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弗兰克甚至认为,更重要的是,这次世界性衰退是 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始于东方,然后向西方蔓延。因此,这次衰退与其说是表 明东亚的暂时虚弱,不如说是表明东亚基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正 在转回到它在西方兴起前的位置。 [11]人们从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行动中,似乎 看到正在发生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并且发现今后若干年内很有可能看到全球经 济中心平衡全面向亚洲倾斜,而中国正是这种中心转移的一个中心点。令人惊奇 的是,弗兰克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正当人们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重新反思 第三次全球化运动时,一种 G2理论不径而走。所谓 G2理论,简言之就是美中两 极理论,是指美中两国组成的国家集团联手协调共同治理世界。不管这种理论的 炮制者的意图何在, G2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社会 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际社会愈益意识到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份量。

据有关人士考证, G2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

家弗雷德·伯格斯腾首先提出来的。在 2008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一篇文章 中,伯氏批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因之他主张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形成 G2构架,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制。此后, 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纷纷撰文,强调建立美中两极体制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强调美中两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性,并且创造出 “Chimerica”一词,呼吁召开 G2首脑峰会。 2009年 1月中旬,在奥巴马正式宣 布就职美国总统的前夕,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撰文向 奥巴马政府建议采纳美中两极体制政策。 而奥巴马总统在 2009年 1月首次与胡锦 涛主席的电话会谈中就把美中关系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就连世界银行行 长罗伯特·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今年 3月联合撰文,呼吁美中 应联手制定 G2,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困难,甚至断言“如果没有强大的 G2, G20最 终将会令人失望。”当然, G2理论一出炉,便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政界和学者出 于不同的目的,对 G2理论进行质疑。 [12]目前,围绕 G2理论的争论还在持续下 去。

如何看待 G2理论?关于 G2理论的评论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究竟有何关联?这显然是需要说明的。应当看到, G2理论甫一面世,便带有明显 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鼓吹 G2理论的人士宣扬美中两国共同领导世界体系,其背 后暗含的是中国国际责任论。也就是说,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当承担起 应尽的国际责任,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领导角色,正如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扮演领 导角色一样,美中两国要努力形成共同领导的全球两极体制,以便有效对付当前 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诸如全球变暖、贸易扩张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全 球结构性的问题。很显然,撇开美中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等 方面的基本差异性以及美国对华长远战略问题不论,实际上, G2理论将把中国拴 在美国这辆战车上,因而使中国背负上与目前自身的国力状况不相适应的沉重的 国际责任,而影响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将会束缚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手 脚,因而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丧失更多的回旋余地。有的学者认为, G2理论是给中 国设的一个陷阱。这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如今的中国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通 过第三次全球化运动,中国赢得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但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依然错综复杂,时下的当务之 急是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势头,加之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条件与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都要求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量力而行。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 国必须继续实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既定方针。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透过 G2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美国实在不愿意放弃对国 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确实拥有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的机会。谋求这种更大更重要的作用的发挥,决不意味着某种强权而争夺势力范 围,更不意味着去寻求霸权而成为霸权国家,而是要在这个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有所作为,善于担当。当代的全球化运动,确实给当代中国带来了诸多 机遇,中国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机遇。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改革进程,有助 于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在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着眼国家现 代化全局,努力掌握法律发展的自主权,争取制定国际规则、改革国际体系的话 语权,抵制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霸权,积极主动地同时又是有条件地参与全球性 法律重构进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服务。与此同时,要更加清 醒地意识到,与当代全球化进程相反相成的多元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演化与发展。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亦充分表明,全球发展的多极化和多元化进程方兴未艾。作为 新兴的发展中的大国,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性法律重构的过程中,要谨防全球化 或全球共同治理名义下的法律帝国主义或新法律殖民主义,更加坚定地捍卫国家 的法律主权,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更加审慎地运用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 来实现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从而更加有力地回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的全球 化进程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挑战。

三、制度反思与制度优势

人们在反思这场大半个世纪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时, 都试图从制度的角 度加以总结分析。今年 1月,在巴黎举行了“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研讨会, 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一批知名人士参加了会 议,与会人士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景展开了热烈的论辩。一些学者明确

提出,盎格鲁 -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这就是说,过去 30年间, 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一直主导着欧美政府的经济社会决策行为。 在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背后,活跃着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顶礼膜拜。 当 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与此前一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 切尔夫人携手推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时,他(她)们的目标是要矫正从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 30年间一直主导欧美社会经济生活的凯恩斯混合经济模式,重 新确立亲市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展示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美联储的十 多年的掌门人艾伦·格林斯藩秉承自由市场的经济教条,极力推动金融创新。这 一政策系统也确实产生了效应,维持欧美经济体近 30年的繁荣。然而,在这繁荣 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金融与资产价格泡沫。与金融业规模大幅增长、金 融创新竞相迸发相伴而生的,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以及愈益严重的金融风险。在 美国, 金融业债务总额从 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 22%, 上升至 2008年第三季度的 117%;在美国, 金融业债务总额达到 GDP 的近 250%。随着华尔街金融泡沫的破灭, 一场上个世纪 30年代以来最深重、最广泛和最危险的金融风暴便席卷全球。人们 看到,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到处活跃着强大的政府的身影,“政府联 手救市”成为这一时期流行广泛的时髦的术语。于是,许多评论家说道,一场金 融崩溃与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结合在一起,势必将改变世界,—市场的正当性被削 弱,美国的可信度受到损害,市场与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些观察家注 意到, 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 “去 全球化”(de - globalisation)的趋势日益强劲,全球化进程受到重挫。甚至有 的学者大胆的分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是以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体制即将崩溃的深度表现,并且预示着新经济 系统和新社会形态的出现,而伦敦 G20金融峰会乃是新全球社会制度诞生的征兆 和未来世界政府的萌芽。总之,无论是何种见解,有一点似乎是主导性的看法, 即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已经或正在丧失。

当然,一些学者不大认同上述看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会死亡,它只会更 加强大。《大国的兴衰》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看法是, 自由主义既使人免于市场经济之前时代的束缚,也使人承受着金融和社会灾难的

风险。自斯密时代以来,大多数明智的政府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止公民完全无 限制地追逐个人利益。然而,经过这场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但不会消失。所以,保罗·肯尼迪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有严重的缺点,但其他的制 度更糟糕。 [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持有类似的见解。在他看来, 现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为时尚早,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 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 观念。因此,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变革的必要 性。 [14]随着当下经济复苏迹象的出现,有的学者又在谈论资本主义将“浴火重 生。”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藤认为,尽管人们对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提出质疑, 但是正在全速前进的盎格鲁 -撒克逊风格的市场实 际上或许就是这个世界想要的。毕竟,正是这个体系承载了过去 30年来的全球繁 荣。加藤也意识到时下的美国无法充任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作用,但仍然坚持强调, 世界仍然需要美国的领导以及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当然,为了保持再度 获得的领导地位,领导世界朝着更稳定的方向前进,美国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结构 变革,严肃对待巨额赤字,并且设计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 [15]在这里,尽 管这些学者(以及也许还有更多的人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信心与期待,但 似乎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只有经过改革,资本主义才能以一种新的形式活下来。 这就进一步凸显了现行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几乎与欧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当代中 国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逐渐融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第三次全球化进 程。同样是在 30年后的今天,面对巨大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 场经济体制受到重创,美国的可信度受到损害,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国的国际威信在上升。诚然,在过去数次全球经济衰退 中,美国都发挥了复苏火车头的作用,而这次却很难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来引领 全球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在这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依然保持了 7%以上的增长率, 中国政府充满自信地表示有可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 危机的低谷。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发挥经济复苏火车头的作

用,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走上这一奇迹般的 发展道路呢?换言之,中国奇迹现象的奥秘何在?答案在于中国本身的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不仅在于它能够带来生产力的 解放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在于它能够带来社会 正义和社会平等,进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揭示社会主义的本 质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6]良显然,在**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的有机统一,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偶合。这一模式集中地体现了社会 主义的价值理想,把效率与公平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正义涵盖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的终极依托,是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有效地实现社会正义,就必须运用 国家的力量,加强宏观调控,加大“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力度,矫正市场的盲目 冲动的趋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规则和企业行为规范,依法适度地干预市场经 济生活,并且纠正各种违反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不正当行为,从而保证市场经济 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 30年来,从总体上看,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调 控机制亦日益健全,我们逐步找到了平衡协调公平与效率的法律和政策机制,既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进而稳健地推进了社会变革与转 型进程。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些欧美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自由市场的冲 击力量,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令 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充斥金融领域,犹如“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传 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之语),引发了过度投机和无止境的贪婪,埋下了巨大的 金融风险,政府也放松监管,结果制造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与金融泡沫,酿成了 这场自上个世纪 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显然表明了制度问题的决 定性意义。

因之,推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高度关注国家的组织力量与行 动意志,悉心把握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互动机理,合理平衡资本效益与社

会正义之间的应有关系。在当代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不仅要有效满足市场与资本的效益需求,而且更要关切社会正义与平等,不仅需 要保证市场的自由流动性,而且更加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 不仅要能够自由选择,而且要注重规范引导,不仅要致力于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财 富,而且要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战胜经济与社会风险,—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不 是那种仅仅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那种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把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与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并且带来公平与效 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四、从“华盛顿共识”到中国模式

最近,英国《卫报》网络版(2009年 6月 23日)组织两位西方中国问题研究 学者就中国最终是否会成为“西方化社会”问题进行辩论,题为“在中国迈向全 球巅峰之际,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因这一辩论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 尚未消弭之时,并且事关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前景,而 引起了我的关注。总的来说,按照《当中国君临天下》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的 看法,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尽管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但是不存在中国成为“西 方化”国家的可能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 中国人主要是从文明国家而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世界上的现代 化进程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西方的现代化这一种类型。将一切智慧归之于西方, 这是西方极度傲慢自大的表现。其实,西方的主宰地位大约始于 18世纪末,在这 个过程中将渐行渐弱。中国的崛起将伴随着新价值观念的上升,这些新价值观念 不会被西方价值观念压倒,而且肯定会与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发生冲突。与马 丁·雅克的观点不同,《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的作者威尔·赫 顿则坚持西方优越论,认为“文明国家”论是一种空洞的概念,现代性只有唯一 的一种形式,那就是西方的形式。西方的主宰地位是永恒的、经久不变的。所有 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做法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中国的 经济社会模式存在机能障碍,其经济发展至少在实行政治改革之前是不能持久的。 应当看到,虽然这场辩论发生在两位西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之间,但是它具有相

当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现象的矛盾看法与复杂 心态。这场辩论涉及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亦即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多样 的,还是单一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性价值?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最终会走向“西方化”吗?这一系列问题同样适用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 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分析。面对这些问题,我不禁想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著 名的韦伯命题和大约 20年前的那个所谓“华盛顿共识”。 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考 之路朝前走吧。

马克斯·韦伯一生的学术旨趣,似乎在于探讨体现合理性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 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5年)一 书中,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设问:“一个在近代的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 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 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 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 的合成作用呢?” [17]他列出了一系列只存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其中一种 是所谓具有系统严密形式的法学或理性化的法律。韦伯认为,包括理性化的法律 在内的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从西欧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由此,他把西 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看作是理解西方现代化的起源与发展机制的一把关键的锁 钥,并且强调西方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 一样的,它们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之,韦伯又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既然这种 社会结构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么,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发展 的动力又来自于哪些方面?回答是:“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 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 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这样 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 完善的状态。 ” [18]不仅如此, 韦伯又一次发问道:这种理性化的法律从何而来? 他认为,单独用资本主义利益还无法解释理性的法律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必然性问 题,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那种法律。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 印度、在中国也做出那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法律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

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理性化道路呢?对此,韦伯的看法是:“在以上所有情况中 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 [19]在这里, 韦伯一连三个逐次的设问与分析,不仅揭示了西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突出了理 性化的法律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形成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而且更加深刻地触 及了构成理性化法律的本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问题,这就使得对于西方社 会现代化进程的唯一性与特殊性问题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那么,这种西方理性 主义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呢?按照韦伯的观点,有两种类型的合理性,一种是形式 合理性,另一种是实质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乃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或形式 合理性。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资本主义法律的重要特征,现代法律体系和行政管 理之所以是高度合理的,就在于它是纯粹形式的。这种体现形式合理性的法律, 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它在其他地方还未曾出现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 秩序和法律文明的基本特征,乃是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其法律形态的最大 特点,就是关注实质原则或实质的正义。这就成为一种制约因素,决定了东方社 会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最早进人现代化进程。

从韦伯关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起源以及理性化法律独特性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 出,韦伯不但关注现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必然并且只能出现于西方, 而且关注现代化、理性主义及其法律为什么不能够出现或者不能够首先出现在东 方,而后者乃是前者的一种反证,藉以说明现代化以及法律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 史指向与进程,只能产生于或者首先产生于西方文明与西方社会的唯一可能性。 韦伯所建立的现代化以及法律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始终围绕现代化以及法律现代 化为西方社会所特有或者首先拥有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在韦伯那里,法律的理 性化或现代化,乃是西方文明的一种独特现象,法律的现代性是西方法律的独有 品格,那些仅仅存在于西方的条件,推动了西方法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传 统东方及中国的法律关注实质正义而排拒形式法原则,这就成为传统中国法律走 上现代化之路的滞阻因素。显然,韦伯的命题,突出了西方现代化及其法制现代 化的唯一性,忽视了全球现代化及其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这是“西方中心 主义”的典型表现。实际上,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占品。世 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是丰富多彩的,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

着各个民族和国度文明成长与法律发展的固有逻辑,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现代 化与法制现代化模式,更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必然走向“西方 化”的历史归宿。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从本国的传统、条件和需要出 发,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的道路。

一个世纪以来, 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模式, 成为西方现代化学术领域的主流话语, 主导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了作为 “显学”的现代化理论思潮。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法律变革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与现代化理论或法律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展 开,并且蔓延欧美诸国。有的学者甚至走出了书斋,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担任政 府顾问,向这些国家推销西方法典与法律经验,指导这些国家以西方国家(确切 地讲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为蓝本,推行法制改革,改造传统的习惯法体系,编纂 成文法典,以便使这些国家的法律走上现代化。这些学者强调西方法律模式的普 遍性意义,把法制现代化或法律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移植西方法律而 逐步“西化”的过程。进入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社会 矛盾日益加深,社会动荡加剧,特别是越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的失败, 使人们对欧美世界的制度架构与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加之,原先以西方法律为模 本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制改革相继破产,军人政变频仍发生,这也加剧了人 们对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法律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学者对战后广泛流行 的现代化理论以及法律与现代化运动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 探讨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现代的西方法 律制度,固然可以满足对法典化的一时需要,却脱离了本国的文化土壤。于是, 法律多元主义思潮日渐兴盛起来。

然而,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理论风靡欧美世界。这一理 论学说突出强调市场的力量和市场的自由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通过反对垄 断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主张废除对经济活动的种种限制。“为使市场自由发挥 其益处,不仅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必要的,国家也应该尽可能远离经济事务, 不要去干预经济。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放松管制。放松管制意味着国家

不断放弃原本用来干预市场的法律和规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已经 成为有关市场问题的信条。这‘三重性’已成为所有重要工业发达国家制定经济 政策的指针。” [20]在 80年代的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从理论 转化为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这一理论与政策的影响。 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附加贷款条件,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同推 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措施联系起来,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世界范 围内的传播。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

识”(Washington Consensus)。据说,“华盛顿共识”一词是由前世界银行经济 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 1989年的一次会议论文中最先使用的, 意指以华盛顿为基 础的机构给拉丁美洲国家设计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主要内容是:财政 纪律、重新定位公共支出、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统一的竞争性的汇率、贸易 自由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私有化、缩小干预范围、保护知识产权等十项 政策清单。 [21]其实,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一种以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与放 松管制为主要取向的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万能的意识形态。起初,这一共识与观念 体主要影响拉丁美洲国家,后来又波及东欧与俄罗斯。在“华盛顿共识”的支配 下,这些国家推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实施“休克疗法”,其结果造成了严 重的社会经济灾难。但是,尽管“华盛顿共识”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作为这一 “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反却 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直到最近的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方才开始对新自由主 义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于是,人们普遍断言,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预示着新 自由主义理论的破灭,标志着自由市场模式的死亡。当然,有的人并不认可这一 看法,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好的经济制度,尽管它必须受 到监督,保持公平。

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反思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时,不仅在深入分析自 由市场模式的弊端,而且在认真地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价值,“中国模式” 愈益成为人们频繁使用的概念术语。其实,前些年间,许多学者就试图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 对中国模式进行总体性的分析。 当时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概念, 叫做“北 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2004年 5月,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

珀·雷默发表了 《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 一文, 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 的概念,藉以表征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理念。在雷默看来,“华盛顿共识”的 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关于其他国家该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建议;而“北京共识”也 可以称为中国发展的新物理学,旨在于为人们思考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 思想框架,有助于人们考虑后中国特色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即适合 中国的发展道路。 [22]因之,所谓“北京共识”,就是中国模式的理念。那么, 如何界定中国模式?在这方面,学界各说纷纭。我基本上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23]至于中国 模式的本质性特征,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把握保持社会活力与强化国家权威的关 系。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地位明显提高。 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自治功能,保持社会进步的生机与活力, 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行为模式,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重要目标之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广泛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体自身的飞跃,主体的自主性逐 步得以确立。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到法律价值系统中来,就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自由 和权利在法律现实中的比重明显增长,表现为以法律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自治型的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然而,确证社会主体的自主性,扩展社会主体 的自治权能,保持社会进步的活力,决不意味着国家及政府功能的弱化。中国是 一个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管理功能 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依靠政府的强有力的科学有效的调控干预。因之,邓小 平谆谆告诫说,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24]拥有以法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现代政府系统, 强化国家与政府的权威, 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25]这是与新自由主义 模式截然不同的中国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自 1949年人民大革命胜利以来的 60年间,特别是经过改 革开放的 30年的不懈探索,中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宏观调 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开辟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 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 60年来,通过渐进 式的法制改革,中国法律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深刻转型,逐步走上了

现代化的道路,孕育着法制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在形成法律发展的中国道路的过 程中,当代中国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吸收和采纳了反映市场社会运行规律的 西方法律的有益因素,以便使中国法制与世界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但 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并没有把西方的法制经验与模式奉为金科玉律,没有 照抄照搬西方的法制模式,而是立足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条件,努力实现从人 治向法治的转变,有效地避免了法律发展的“西方化”之途。诚如**所指出 的,“我们的现代化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 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 功。” [26]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从本国的国情条件出发,才能正确地把握中 国法制现代化的运动方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模式。 60年来特别是 30年来探寻中国法律发展模式的艰辛实践,历史性地生成了这一模式或道路的总体 性特征,这主要是:作为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社会 与法律生活的领导,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强大的国家政 权与权威型政府主导着法律发展的走向,保证了中国社会与法制变革的平衡有序 推进;不仅重视形式正义,而且更加关注实质正义,社会公平正义构成了社会与 法律价值系统的终极依托;强化能动主义的法权要求,法律成为社会变革与发展 的有力工具;努力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 在这些条件下实现;在法律调整机制中,政策法的地位与功能殊为突出,法律的 创制与施行体现了鲜明的政策考量;在务实主义的法制改革路线指引下,可控地 循序渐进地推动法律的变革与发展,等等。很显然,初见轮廓的中国法律发展道 路或模式的上述总体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法律发展赖以存在的社会 条件与历史传统。这恐怕是韦伯式命题所无法涵盖的,是法律与现代化运动的推 动者不愿看到的,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与法律发展模式所无法替代的。

五、初步的小结

时下,人们日益关注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发展与国家体系重构的问题。在这里, 国家发展是关键,决定着国际体系转型与重构的走向,而重构国际体系则取决于 国家发展的影响力,并且作用于国家发展过程。一些人在预言,以新自由主义为

基础的美国模式将被以威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模式所取代。有的学者甚至强调, 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元素,不仅值得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更应为发展中国家所汲取, 中国模式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一方面,就总体而言,面对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模式经受住了严峻 的考验。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中国,正在更加自信地参与治理金融危机的 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金融危机加剧了国际政治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也加速了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步伐。中国崛起的时代进程,打破了全球化、现 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所秉持的经典教义,向世人展示了 中国模式的固有价值,增强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至于人们在说这场 金融危机的“可能后果之一”便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北京共识”可能会被视为 已经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路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 地意识到,危机之后的国际形势更加迷离复杂。当今全球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 的前夜。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虚弱与全球产业结构的病灶。危机 后的发达国家在改革与重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正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大 技术创新力度,力图保持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以期应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 中大国的挑战,重新引领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掌握国家间竞争的未来主 动权。就中国而言,崛起的进程势不可挡,但是制约中国崛起的国际国内因素错 综复杂。特别是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总体相对落后的矛盾。从出口拉动型向 内需主导型的经济转型道路漫长艰巨,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压 力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地区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等等,这 些都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中国崛起与腾飞的翅膀。因之,我们在对中国崛起、中国 模式、中国道路充满自信与信心的同时,更要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清醒地看到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洞察中国模式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意识到 中国模式只能借鉴而不能复制,体味中国道路的艰辛与复杂,从而更加坚定锐意 改革的决心,努力化解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为中国崛起注入不竭的动力。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中国模式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当今的法律生活世界,全球性的法律重构进程在加快展开。后危机时代,全

球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正在以新的形态和方式展示出来。甚至有人说, G20伦敦 峰会似乎预示着政治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崛起,为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提 出了新的课题与议程,也对中国法律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因之,在全球化和中 国正在崛起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显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在全球性的行为规则和法律机制的成型过程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正在 重新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进一步确立全球发展意识,关注全球性的共同利 益,更加自主地参与全球性行动,塑造国际规范,创设国际制度,实施国际规则, 由此而更加有效地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 其二, 要超越法律发展问题上的“东 方主义”和“西方主义”。 [27]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既要自觉地关切国际规则 的本土化,把握中国法律发展模式在全球法律体系中的自主地位,谨防全球化名 义下的新的法律殖民主义,从而排拒法律发展问题上的“东方主义”,坚持走自 主型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抛却对西方法律 发展模式的依恋情结,从而清理法律发展问题上的“西方主义”,从本国的法律 国情条件出发,坚定地探寻法律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其三,处于全球化 与转型社会进程中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诸如,法 律地位的提升与法律权威的缺失并存,城乡二元法律结构的某种程度的深化,区 域法律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权利意识的高扬与权利诉求非理性表达的彼此交织, 等等。直面与破解这些法律发展难题,乃是确立和完善中国法律发展模式所无法 回避的重要且复杂的课题。因之,在当代中国,必须矢志不渝地推进务实渐进式 的法制改革,有序地实施法律的制度创新,完善和优化法律发展的中国模式,遂 而使中国法律发展获得持久的革命性的动力。

【注释】

[1]邓正来先生突出地强调了当代中国法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特定意义, 指出要从中国发 出重思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建构中国关于自己和关于世界的法律理想图景。实际上,这 一观点旨在于阐释全球化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中国与世界之互动取向。 参见邓正来:《谁 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第 14-21页。

[2]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卷),罗荣渠等译校,高 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9-128页;《现代世界体系》(第 2卷),罗荣渠等译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4-45页。

[3]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9-20页。

[4]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25页。 [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47页。

[6]前引 [5],第 153页。

[7][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刘尊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第 4-7页。

[8]参见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八九四——九一一年被制服时期)》,张 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02页。

[9]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4年版,总第 4754页。 [10]参见廖一中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75页。 [11]前引 [3],第 20-21、 23-24页。

[12]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 反对或质疑 G2理论比较起劲的是一些日本人士。 他们担心 倘若 G2理论付诸实施, 日本将有可能变成一边看美中脸色、 一边决定国家方向的三等国 家,因而主张打造美中日三国合作机制,即所谓 G3体制。

[13]参见 [美 ]保罗·肯尼迪:《读四大家的书,得知资本命运》,载英国《金融时报》 2009年 3月 13日。

[14]参见〔美〕阿玛蒂亚·森:《亚当·斯密的市场从不独立运作》,载英国《金融时 报》 2009年 3月 11日。

[15]参见 [美 ]杰弗里·加藤:《美国仍然占上风——为何美国将率先走出此次危机》, 载美国《新闻周刊》 2009年 7月 25日。

[16]《**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3页。

[17][德]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于晓、陈维刚等译,三联书店 1987年版, 第 4页。

[18]前引 [17],第 14页。

[19]前引 [17],第 1页。

[20]参见〔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 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0页。

[21]参见邹东涛:《“华盛顿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常士 *:《两条道路的差 异:“华盛顿共识”与中国发展道路》,均载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 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10 -411、 374页。又参见 [英 ]戴维·赫尔德:《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周军华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6、 12页。

[22]参见〔美〕乔舒亚·雷默:《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载俞可平、黄平等 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 5-10页。

[23] 参见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

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 12页。

[24]前引 [24],第 227页。

[25]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走自主的改革开放之路,关键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 而有力的政府, 这是一个在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 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 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有较高治 理能力的政府。参见马德普:《渐进性、自主性与强政府—分析中国改革模式的政治视 角》,载俞可平、黄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第 222-225页。

[26]前引 [16],第 2页。

[27]这两个术语,是我应邓正来先生之邀,在 2008年 12月上旬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 研究院举办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正式使用的。法律发 展问题上的“东方主义”,是指西方学者(以及东方学者)对东方社会法律生活面貌的 描述,严重地歪曲了其描述的对象;而法律发展问题上的“西方主义”,是东方文化人 对西方法律形象的歪曲或误读。参见公丕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议题》, 载《法学》 2009年第 5期,第 83 -87页。

范文五：（2015经济学论文）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全球化、多极化与中国崛起的

国际环境

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新浪潮，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为中国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有利的环境。

一全球化的每一次世界浪潮都会产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期，正好也是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发展浪潮，这就是全球化、信息化、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它对世界各国即是一个新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会。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世界化的浪潮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展较快的国家，也总会淘汰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国家，新旧国家的交替也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规律。

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原来的西欧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兴起，成为当时的大航海时代的领军国家，以它们的人力、物力、军力，它们根本不能与当时的明朝时的中国、奥斯曼帝国等相比，但正是在这个浪潮中，这两个小国顺应了发展的潮流，迅速发展起在全世界各地航海和发现并抢占殖民地的力量，从中得到大量的黄金和财富，而中国当时在航海技术上也是可以有机会发展的，但却仅仅风光一时，却因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大国中心主义，使15-16世纪便可出现的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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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帝国擦肩而过，反让葡萄牙在中国沿海建立起自己的据点，西班牙甚至还在中国台湾修建了城堡。明朝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时机。

17—18世纪的工业化革命的浪潮塑造了英帝国这个真正的庞然大物，西班牙在与英国的战争被英国的强大的实力击得粉碎，只好退出大国争霸的行列，将海上霸权国的王冠拱手交给英国，自己退居二线，心甘情愿地做二流国家。

19世纪初，世界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电气化开创了新的纪元，它加速了生产力的跳跃发展的进程，出现了一大批其国力可以与英帝国相比的国家。首先是英帝国一统欧洲的局面被打破，英国成了若干个欧洲列强中的一个，虽然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其他欧洲国家大，但英国已经不能在欧洲大陆上指手划脚了，后起的德国、法国还有俄罗斯帝国都是英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取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欧洲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在美洲和东亚出现了两个新的强权国家。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先后打败了英国，尤其是1896年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而日本则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迅速赶上了新的技术革命的快车，成为东亚第一个强国，并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了曾在东亚引领风骚二千多年的中国，后又在1905年中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东亚国家。

第四次浪潮就是二战后出现的自动化的浪潮。美国和苏联是这次世界潮流的弄潮儿，其他的所有国家都退居二线，成了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赛的观看者，只是偶尔在一旁摇旗纳喊或敲敲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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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和日本并不是个真心的观众，而是乘机发展经济，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终究不能进入与苏联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行列。

二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990年随着苏联东欧阵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美国的单极世界的时代，但实际上它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不会是所谓历史终结的时代，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从技术上说，是以信息化技术为特征和标志的时代，也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全球化的第五次浪潮。在这个时代中，美国至今还以其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而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而且在今后的较长的时期中，这个格局也不会改变。但美国的强大不等于说别的国家就没有机会。世界历史表明，幸运女神并不会只钟情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只有两种命运:一种命运是越来越边缘化，另一种命运是抓住机会，利用千载难逢的机遇，奋起直追，埋头奋进，发展自己，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信息化的浪潮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过去要地100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只用20年、10年甚至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1953—1973年间，世界工业产量相当于1800—1953年间的总和。如果世界制造业以1900年=100，那么1830年相当于1900年34%，而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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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制造业的产量相当于1900年30倍;如果世界贸易额以1913年=100，那么1973年时的贸易额相当于1913年时5。2倍。

全球化主要是指技术、商品、资金、人才、生产、市场的全球化的流动趋势。

世界贸易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第一个趋势。1950年时的世界贸易额为1200亿美元，而2000年的世界贸易总额就已经超过了6。1万亿美元，增长了50多倍。2000年时东亚的进口额为10838亿美元，出口达11774亿美元。世界贸易前三位国家依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美国在2000年时的贸易额为20404亿美元，占世界的31%，其中出口达7824亿，进口为12580亿。日本的贸易额为8588亿美元，其中进口为3795亿美元，出口为4793亿美元。

全球化的第二个趋势是资金的全球流动:1985年时世界对外投资的总额只有6500亿美元，而在1996年则达到了2。3万亿美元。2000年时的世界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6万亿美元。在90年代，全世界一年流动的资金为75万亿美元，一天就有1。3万亿美元在流动;

全球化的第三个趋势是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组合。这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60年代未期世界有跨国公司约7000多家，子公司为27300家，而地2000年时跨国公司已经达到3。5万家，其子公司为70万家。其中6。3万家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产值占到世界总产值的1/3，约10万亿美元，它们之间的贸易占到世界总贸易的60%以上。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GDP超过了182个主权国家的GDP。

全球化的第四个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作用增大。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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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的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60多个，这有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它在推动各国经济的自由贸易、投资、信息流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在发展，除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外，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联盟、东南亚联盟与中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等也相继在发展中。

全球化的第五个趋势是人口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1950年时全球国际旅游人数仅2530万人次，1993年时增加到5亿人次，2000年时达到了6。5亿人次。

三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全球化的浪潮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全球化浪潮的趋势是，发达国家在这次浪潮中占有先进和各种技术、语言、文化、国际体制规则等优势，浪潮总的来说对它们是更有利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今天占人类20%的北方国家，却占有世界国民总值的82。7%，世界贸易的82%，国内储蓄的80%，研发费用的94%，商业借贷的94%，国内投资的80%。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进一步恶化。1965—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2亿，1980—1993年间，贫困人口增加到10亿，13年中增加了5倍。80年代，在98个国家的10平均了国民总值的负增长，占10%;90年代，在102个发展中国家中，有35个出现了负增长，占35%。另外，48个最贫困国家的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0。8%下降到1997年的0。5%，90年代世界上最富裕的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的收入从过去的60:1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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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大大减少了。2000时的世界总产值中，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的9。26亿人拥有世界GDP的79。5%，而占世界人口总数35%的低收入国家的20亿人口只拥有世界GDP的2。4%。世界三大富人的财富超过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GDP的总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比如，在拉美、东亚、俄罗斯都爆发了由于资本流动引起的金融危机，其中拉美一些国家还多次陷于危机中。

当然，全球化也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化边缘化的代名词。

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这种机会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受市场利润的驱动，必然会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那里有机会，资本就流向那里。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的浪潮形成了一大批不完全受本国政府控制和监督的跨国公司。由于在许多领域西方国家的投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西方资本不少也倾向于流向那些政治局势较稳定，劳动力、土地、知识等成本较低的国家。这就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当然，有些国家利用这种机会比较成功，因此发展较为成功。而有些是先有成就但后来不尽如人意，有些则完全归于失败，甚至比过去更恶化。

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以及东南来的一些国家就曾经在70—90年代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就。新加坡独立的时间不过30多年，但它却以小小一个岛国，发展成为东亚的新兴国家的排头兵。新加坡1995年的人均国民总值已经达到26730美元，按人均排名列第9位，按人均平均购买力排名列世界第5位;中国的香港地区同样也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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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1995年它的人均国民总值22990美元列13名，同样是东亚地区的韩国以人均9700美元列25名。它们的历史表明，东亚国家是有可能利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机会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的。对中国而言，东亚国家的经历是一个很有鼓励作用的事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与中国相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说明中国人在利用新的技术革命的机会方面是很有潜力的。

中国这些年来的取得成就也是与全球化的趋势相联系的。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

中国2000年实际利用和吸收外资为328亿美元，2001年实际利用吸收的外资达388亿美元，增长近18%;中国累计在开放以来已经吸收了外资3000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2121亿美元，2002年3月已经达到2276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2000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4715亿美元，200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509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7，5%;2002年1—3月中国的外贸额为1220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外贸易国。

四美国不可能垄断全球化时代的所有机会

2001年在美国有一本畅销书，是一个叫斯宾塞。约翰逊写的，书名叫《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在美国的排行榜上连续很久时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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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榜首，发行量达到了2000万册，因此“谁动了我的奶酪”也成了美国人流行的一句话语。2002年美国人流行的另一句话可能是:“谁的苹果烂了,”这句话不是由一本畅销书引起的，而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个大企业公司的丑闻。

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自2001年年底以来，美国先后已有6家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因为虚报业绩而谋取公司私利，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2001年12月2日，世界排名第五的安然公司申请破产，安然公司承认，过去五年内公司曾经高报了5。67亿美元的收入;2002年6月15日，美国著名的会计公司安达信被判妨碍司法公正;2002年5月21日，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公司承认发布不实分析误导投资者，认罚1亿美元;2002年6月25日，美国第二大长话公司世界通讯公司承认做有38亿美元的假帐;2002年6月28日，美国最大的复印器具公司施乐承认，4年以来虚报了19亿美元的收入，而舆论界质疑它的虚报数为60亿美元;2002年7月5日，美国的假帐公司俱乐部又增加了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业巨头---默克制药公司，它承认3年来将子公司的124亿美元收入计入了默克公司头上，而这些钱实际上从未打入过默克公司的帐户。美国报界还揭露出了美国总统布什1990年担任哈肯公司董事时也曾提前出售了一笔股票，而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他出售股票后不久下跌了许多;美国副总统切尼更因过去担任哈利伯顿公司董事长时的违规操作而被起诉。一些分析家指出，美国公司约有25%--33%有虚报收入的现象。这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大震动。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7月9日宣布了严惩造假者的讲话，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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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仍然跌到了8813点，是911后美国股市的最低点。7月21日，美国股市再次跌落至8019点。一些美国人惊呼:美国自911后，又遭到了一场危机的袭击，美国正经受立国以来最大的诚信危机，而美国的经济一直是以诚信为本的，现在这样大面积的虚假现象，可能会最终葬送美国的资本主义。

美国经济界的诚信危机也引发了一场争论:美国是不是开始衰落了,以写《世界体系》论闻名的美国耶鲁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认为，美国这只鹰正在坠地:“美国正在衰落,当今时代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只有美国美国鹰派相信这个说法，于是他们极力主张用武力来阻止衰落”。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衰落有四个标志:越南战争，1968年革命，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

但笔者认为，在美国霸权高张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什么美国衰落论，似乎听来让人高兴和解气，但实际上它更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美国和世界格局的真实的看法。

美国好比是一个大苹果园。美国公司好象是一个个苹果。一个苹果烂了，可以把它扔了。美国还有很多苹果。一筐苹果烂了，也可以把这筐苹果扔了。美国还有许多筐苹果。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甚至停滞的时期，但因此说美国正在衰落似乎过早。正如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美国经济是比较富有弹性的，能经受住类似1929年这样的大危机的折磨;美国在军事上实力至少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无人能挑战。美国的高科技经济肯定有泡沫，但美国经济不是泡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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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美国在新技术开发和创造方面仍居领先地位，美国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和增长;美国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吸收最多的人才最多的资金，这使美国社会仍然具有活力。甚至最能使美国强大的富强的也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美国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的因素:无比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移民社会。这些会使美国在很长时间中保持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即使衰退一半也仍是世界的主要大国。

人人都是要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这句话即是真理又是废话。但如果一个人还在壮年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征状时就被其他人宣布说，这个人是一个垂死的人，这种预言会有两种结果:这个人可能马上因病死亡，但也有可能还能活得很长。这种预言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其兴衰期，没有一个强国可以永远强盛。因此预言美国必然衰落也没有错，但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开始衰落，怎样衰落，而不在于说一个国家是否会衰落。美国在人们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甚至30年中，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只能从这种比较有根据的判断来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准确地说，美国很可能会经受一个调整的时期，但如果把这个调整时期理解为美国的衰落的开始，如果现在就把美国衰落论作为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的基础，就可能犯大错误。

早在一战前，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1918至1922年发表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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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落》，这可能是最早预测西方将衰落的著作。他认为“西方文化同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已死亡的其他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没落和死亡。一种历史状态的大变迁，几百年前就已经预先注定了”，他还大胆地预测，西方文明将在2000一2200年间完成它的衰落。照此来看，似乎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2年美国的诚信危机似乎都是预设好的，是美国和西方文明将要衰落的预言的实现。二战后，也有人直接谈论美国的衰落。汤因比是20世纪60年代就对美国表示失望的西方学者之一，因为他认为美国正在犯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同样的错误;安德鲁。海克在1970年写了一本《美国时代的结束》的书，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这与他的父亲1940年写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的观点完全相反;1976年，美国学者理。罗斯克兰斯就认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只是一个普通国家，只不过是头号普通国家而已。10年后，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写了一篇名为《美国相对衰弱》的文章，认为美国的世纪已经中止。

苏联在一个时期也是以美国衰落作为它的对外战略基础的，到处推进世界革命。结果现在人们都知道赫鲁晓夫的预言只是一个历史的大笑话:他认为苏联可以1980年就会全面超越美国。

所以，现在谈论“美国衰落论”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如果以美国烂了一些苹果就说美国要开始衰落为时太早的话，那么反过来，美国的苹果烂了，也决不只是一个苹果的问题。美国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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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苹果可能具有传染性，使更多的苹果烂掉。但还应该关注的是，美国这个苹果园的环境是不是也有问题，比如说气温太高了，湿度太大了，土壤质变了等等。

可能迟早会引发美国衰落病的可能不是安然、安达信、世通这些坏苹果烂了，而是美国本身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迹象:

第一，美国出现了因其自身强大(这种强大是坚实和有基础的，不是虚吹的)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冷战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在人类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98374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314927亿美元的31%，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中国、俄罗斯、印度8大国的GDP总值122849亿美元的80%。美国2000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2888亿美元，相当于全球7980亿美元军费总和的38%，相当于中俄日德印五国军费总和的1。67倍。2002年美国的军费达到了400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时全球军费的50%。美国凭借强大的力量来推行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它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扩大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扩大美日安保条约，不顾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利益，强行撕毁京都议定书，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不顾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宣布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并正在考虑对威胁美国的力量运用核打击力量摧毁对方。美国的强硬派追求有国际维和部队中美国大兵的特权，不愿承担美国联合国和维和部队中的应交的费用，以至于连一向温和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此也大为恼火，愤愤地痛骂这帮骄狂的强硬派是“混蛋”。不少美国人鼓吹美国是一个善意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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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好的帝国。美国正在借助于它的强大力量，建造一个“自由帝国”和“民主帝国”。无论美国人把它说得多好，但帝国就是帝国，它与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和“民主”是矛盾和对立的。

由于美国太强大，因此没有任何美国的敌人会与美国正面冲突，没有任何人试图用军事力量摧毁美国。但这引发的更危险的是:美国的力量太强大，美国人因自身太强大而太狂妄，因而那些美国的敌人，或者受到美国压迫的民族，或者因美国的狂妄自大而受到欺侮的国家，不得不寻求采用非对称的方式反击美国。

现在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圣经》中描述的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那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人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描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故事对美国现在的情况是再恰当不过了)。巨无霸歌利亚在过去的力量对比中没有碰到过一个对手，这使得他患有因力量强大而产生的自大狂妄症。在向以色列军挑战并因而送命的那天前，他依靠他那根巨大的长矛和刀枪不入的铠甲赢得过多次辉煌的胜利，以致他认为自己无敌于天下，不再考虑任何更换装备的事宜。因而那天他向敌人挑战，要他们选出一位拔尖的勇士与他一对一进行决斗。他推测那位对手一定也是手持长矛，披挂盔甲，并确信任何不自量力、用自己的武器同他这位英雄叫板的以色列人，都将成为他的牺牲品。歌利亚的这两种想法如此牢固，以致当他看到大卫跑上前来，身上没有披挂，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外什么也没拿时，不仅没有感到惊慌，相反却由于对手明显没有准备，似乎很轻视自己而生出一肚子气。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鲁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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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清醒地认识到，按歌利亚的打法，他根本不是对手，因而他拒绝了扫罗给他的铠甲)，没有注意到大卫没拿棍子的手中有一把弹，也没想到他的灾难就在大卫的口袋里，于是，歌利亚傲慢地走上前，他那没有遮拦的前额正好成为弹头的目标。在他的敌人没有进入他的长矛攻击的距离之内时，他就被一弹击中，丢掉了性命。

巨无霸歌利亚就是这样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弹弓葬送了生命，由于他的骄傲，也由于他的力量。美国应当知道，再强大的国家也会有“致命的罩门”。

第二，美国人患了因过度强大而产生的多疑症，试图用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来保护美国。

美国人怀疑俄罗斯仍是美国的威胁，因此执意将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

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只是为了修筑一座空中长城，将美国罩起来，防止从太空来的不明物体对美国进行突然袭击。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是美国的所谓威胁。911表明，尽管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矛盾和分歧，但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人修的空中长城是对付所谓中国的威胁的。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反导弹防御体系首先针对的是中国。为此，中国人当然应当反对的反导弹防御计划。但中国决不要与美国针锋相对，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因为中国没有能力与美国搞同样的空中长城。当年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修的。但长城没有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中原王朝多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灭亡。美国人也正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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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第二座马其诺防线。当年的法国人以为有了这座固若金汤和防线就可以阻止德国的入侵。没有想到德国人绕过这道防线，从比利时和荷兰绕到法国的侧面，在法国人以为不可能出现的方向对法国人发起进攻，摧毁了法国。美国人终有一天会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没有侵略美国的野心，也不会愚蠢到有一天要对强大的美国发起一场毫无胜算的核攻击和核冒险。当然，如果美国修建反导防御体系是为了以此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恶诈，那也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同样也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美国的鹰派认为，现在的所谓无赖国家对美国是一种威胁。911事件一方面表明美国的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有一天恐怖分子掌握了核导弹技术并对美国发动有限的核攻击，那么美国的这个反导防御体系也可能派上用场。但911事件的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美国的战略是错误的。因为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防不胜防的战略，如果他们知道明知道美国有了反导弹防御体系并能有效地截击核导弹还要用这种方法对美国进行袭击，那他们就不是恐怖分子了。恐怖分子只能采取不对称的方式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怀疑，在911事件后，伊斯兰教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因此美国对入境美国的伊斯兰教徒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因此，美国的这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的战略，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反而生出其他的问题，其实是很愚蠢的战略，但如果美国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愿意在这方面浪费大量的钱财和人力物力，谁也不能阻止它，那就让美国人去与看不见的敌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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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战斗吧。

美国其实最应当做的就是反思自己的国际战略:实际上美国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最近调解印巴矛盾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为什么美国总是这么遭人痛恨和反感,美国人有一天会发现，美国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甚至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和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自己，是美国的强大而派生的狂妄自大。

可以预料，美国人还会保持自己的发展。美国还有再发展的潜力。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能吸引人才的社会，是一个科技创新领先的社会。所以，任何美国相对衰弱论的讨论在美国的强大面前都会显得软弱无力。

但有一天美国人也许会发现，美国人赢得了世界，但却最后失去了自己。美国人最大的威胁其实也美国自己，正如历史上所有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国的衰落一样，美国人有一天也会发现，真正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即不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不是所谓的无赖国家，甚至也不是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分子，而是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最大最有威胁性的和最直接的敌人，可能就是那帮脑袋中装满冷战思维浆糊的偏执狂，是拿着显微镜满世界寻找和制造敌人的精神分裂病患者，是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幌子下面实际上为了美国国防部和军工集团的私已和部门利益而把美国拖入各种烂泥潭的，是把美国的大把大把的资源浪费在最终毫无用处的绝对安全武器的研发上的那班将军和公司的董事，是每当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就跳出来制造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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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中国威胁论的那班家伙。

况且，美国也不一定能赢得世界。到时结局可能会是:美国想赢得世界，但没有赢得世界，却在这一进程中输掉了美国。

第三，美国的苹果烂了，不仅表明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而且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社会也在悄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和转变。不久前美国发生了一个小事情:一个美国公民不愿向上帝发誓，因为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于是向法院起诉，而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竞争作出了维护这个美国公民宗教信仰权利的判决，但这却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是美国的一体性重要还是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重要,它更多的是表明了美国这样一个以白人精英为主导的社会能否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的担忧:美国是否正在经历一个由于美国的内部问题而发生逆转的进程,白人占主导的美国社会是否还能维持,2000年2月，克林顿在他的最后一次总统咨文中提到，美国在50年后就将不再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社会，那时的美国黑色人种、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将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美国到那时还能维持一个以自由、民主、上帝信仰为基础的统一制度吗,它与文化多样化(其中包括非自由化、非民主化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样的问题，包括象布热津斯基、享廷顿这样的美国社会精英是有担心的，但又没有找到自己解决办法。享廷顿的解决办法是:在维持现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下面来维持美国的统一。而批评他的人则指出，这是在白人不占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维持白人的价值观念来继续白人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白人至上的表现，不符合文化多元主义的潮流。五多极化的发展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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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国际条件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另一个国际环境是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一起成长，不致使中国成长对现有世界秩序维持者---美国的挑战过于突显。多极化为中国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开始。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虽然综合国力大大不如以前的苏联，但俄罗斯的转轨也开始出现了好的趋势，2000年俄罗斯的GDP增长近7%，2001年增长5%;中国继续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综合国力也在逐步增加;日本一方面在一些问题上支持美国，但也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不甘心做美国的小伙伴。东南亚国家联盟运转顺利，正在成长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地区力量，它与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保持同等距离，希望与各大国发展关系，也不希望美国一家独大。欧洲联盟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欧元开始启动成为欧洲各国的统一货币，欧洲联盟也在加强独立的欧洲防御力量。中俄两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俄国前国防部军事合作局局长、地缘政治学院副院长列。伊瓦绍夫甚至认为，世界不能容忍美国称霸，欧亚大陆在形成新世界秩序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是一种四角，正是它们可以为世界秩序打下基础。多极化的趋势符合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因而是一种挡不住的潮流。正如美国总统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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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所说，“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的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虽然多极化进程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发展而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多极化趋势也在发展之中，并不由于美国的强大而消失。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受到美国的盟国的批评，连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英国人也认为，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正在反对美国自己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机构，欧洲人对美国不需要欧洲这个盟友的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况且，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单边主义和主张与大国合作的呼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琴夫。奈等学者严厉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他们指出，美国的力量不仅在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在于听取其他国家的声音，美国忙于制定各种规则，但这些规则只是给别人订的，美国的单边主义甚至美国的霸权战略、帝国战略是布什政府内的强硬派推动的，但“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分析家认为，华盛顿越放纵自己的单边主义和军事本能，它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会衰落得越快。自高自大是有弊端的，必定导致反感情绪上升，只有奉行多边主义才行得通。”如果美国继续注重军事，那么美国就会被注重经济的国家所取代。实际上，多极化趋势固然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面，但也有对美国实际上有利的一面，多极化趋势也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

当然，我们也应当同时看到多极化本身的一些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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