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摘要:如今的中华民族已屹立与于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富有的今天，我们是否感觉到我们的国家严重缺少了什么。“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不在中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样耐人寻味的发问就如晴空霹雳，是否唤醒了美梦中的中国人，这样的雷声是否响遍了整个神州大地。一代代学子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中华民族确实缺少了东西，在某些方面确实出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国民的思维方式及传统观念、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国民的心理以及责任感，还有一些国家的政策造成了这一形状。

众所周知，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给中国带来多少荣耀，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科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中国的科学却江河日下，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如是生在中国可能也不能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贡献。而没有几个伟大的科学家出现在中国，绝非中国的母亲生不出科学家；也绝非是中国人的智商不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天才大多带有伤仲永一样的命运。

以孔老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始终提倡中庸之道，而儒家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权威促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直至现在我们的老师、父母都还教育我们做人应遵循中庸之道。的确，中庸在某些场合、某些地点是对的，但我们却忘了我们应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而不是总认为“枪打出头鸟”，所以就满目的低调，殊不知或许你积极主动的表现能使你的智慧绽放固有的光彩，哪怕你偶尔放弃中庸。所以，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利的同时，也害人不浅。是中庸把天才给扼杀了。

当然，中庸只是元凶之一。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李约瑟难题，科举制度也是答案。当时的科举制度及人民的传统观念就是学优则如仕，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才就是做官，做官之后又发现官场乃如此黑暗，要么自己也跟着黑，要么又是中庸，发现自己不适合官场，但又因没其他出路，而不能跳槽，于是乎，就和大多数人一样混着，混个饭碗也不错，殊不知这是多大一笔人才的浪费。而在繁荣富强的21世纪，我国的教育制度仍存在很大的漏洞，就我们的应试教育，也扼杀了数不胜数的人才，现在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通过率，把学生当成做题的机器，参考资料堆成座座小山，什么德智体美、四有新人纯属口号，看着一个个小学生被书包压驼了背，看着他们疲倦的表情，完全找不到童年该有的乐趣，我们应感到痛心，我们应觉得可悲；在家父母有不忘告诉我们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出路，有的父母甚至还会说“考不出好成绩就别来见我”,我们亲爱的爸妈、老师你们可曾想过，是题海战术害了我们，是你们的谆谆教诲和严厉抹杀了我的兴趣，扼杀了我们的天赋。

另外，一直以来，国家对教育的投资都非常少，目前我国用于教育的投资还不到GDP的5%，很多学校的教学设施尚未齐备，现有的也已部分老化，甚至一些山村小学连个运动场都没有，师资力量薄弱。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无疑是个原因。一个大学，连个自主创新性的实验室都没有，连给学生自主创新的设施与空间都没有，这个大学怎么能够出优秀的人才。很多人不是不想成材，确实是因为缺少成材必要的环境啊，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错，可不能一心一意某发展，也应该关注以下教育，为什么用于教育的投资那么少，其他的用哪去了，不是说人才强国吗？都没认真的培养人才，何来的强国？

另外就是学生自身存在很大的问题、教师的责任感也在减弱。现在的好多大学里形象工程越来越严重，因为学生搞形象工程，所以老师也配合着搞形象工程，因为老师都搞形象工程，所以学生更是名正言顺地、肆无忌惮地、 心安理得地搞形象工程。如此的恶性循环怎能出人才。做个实验，实验数据是抄的，反正别人都是抄的，老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写个实验报告数据也懒得好好处理，反正老师只看写得多不多，字写得好不好，认真处理也是白费；上个选修，翘课的翘课，睡觉的睡觉，讲话的讲话，反正老师说了，不要太吵就行，结果五个选修下来，什么大都没学到。这样也能出人才吗？还有，计划生育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的学生，尤其是90后，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从来都没吃过苦，也不许要吃苦，反正父母会为自己摆平一切。放着安逸舒适的日子不过，干嘛去吃苦，这样的心态也能出人才吗？

为什么别的国家会认为中国已是发达国家呢？这绝不是空穴来风，中国人这么浪费，奢侈品消费量乃居世界前矛，一些政府官员吃喝完乐，那个气派， 难怪别人不相信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是，中国的国民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确实很穷啊，只是有些富人宁愿吃喝完乐也不愿为教育做点贡献，更不用说为科研做贡献。如此的社会风气，如此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优秀的人才不是易事啊。

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不在中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不仅仅是学校与学生的问题，社会、国家、父母、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省。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教育的兴盛也是匹夫有责。

中华民族是个不屈的民族，我们不甘于落后，我们也不会落后，只要我们摆正心态，不要自满，只要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爱我们的国家。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才是中国人的本色。

范文二：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一、问题提出背景

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

（一）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这导致国家治理的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保证选拔最优秀、最可靠、最完美的“德才兼备”者当政。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思路将“出相、入将”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体现，科学和科学家没有社会地位，科学发现与发明没有厚重的社会土壤。尤其是宋代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消除各种欲望，服从集权制度下“三纲五常”制度，杜绝非分之想和奇巧之念，从礼仪乃至从法律的层面禁锢创新意识和行为，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力。西方的文化观念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为善。对公共权力也多持否定性倾向，认为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恶”，用好了能以“恶”制“恶”，用不好就更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所以，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使哪怕是“坏人”也无法“作恶”。这是“法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政治设计思路形成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治国方案。这种治理方案注重民主和科学，注重人的价值最大体现，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受到极大的重视，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尊重。

(三)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特征。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价值至上，关注的是人和社会，肯定人的至上价值不是以否定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为前提，形成了“重文轻理”、“重政治轻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把人的兴趣和精力引向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己任。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没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豪感，相反，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巨大发明的科学家大多困窘潦倒，结局可悲。北宋时期的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所著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他却连遭儒学大师朱熹强烈的人身攻击，其科学巨著也被贬斥为是乱说。追其根源，这可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关，使得我们的民族对科学缺乏一种自发的兴趣，使我们对于科学总是有一些隔阂。

三、问题给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人为本，重视国民科学素养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国民科学素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产物，亦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思想行为教育和统治的沉淀。我国家庭与社会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实用和功利，忽视国民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衡量教育孩子的标准是用有用和无用来划分。能帮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是钱、权、名，或曰“成功”的有用。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大学联考制度时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近年来，迫于就业的压力，一些大学和大学生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长此以往，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很难提高，很难造就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转变用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来塑造人才的格局，改革用人和容人机制，创造各类人才应运而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探求培养科学素养及新知识能力的机制，重视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使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二)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迷信权威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专制主义色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衡量标准，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家长、师长、长官的绝对权威，要求一致性，反对多样性，忽视独立人格，打压个性化需求。受这样文化的长期熏陶，个人的利益和需要不被重视，从小就被要求听话，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凡听话的就顺达，不听话的就被纠正。这种削足适履的育人和容人方式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鲜活多彩的个性，在思维领域也会形成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我们常常习惯于引证权威和书本的观点，执着于执行领导、专家或是书本的方案和意见，导致思维僵硬固化，失去灵性和创意，注重继承和模仿，缺少原创动力。长此以往，抑制了人们探索性智慧和好奇心，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潜能。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新性的人才，首要的思维品质就是批判性。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品质，一个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创造力的，是不会取得抑或是取得大的创新性的工作业绩的。因此，必须打破“迷信权威”的局面，营造“批判探究”的氛围，消除人们的从众心理、惰性心理，培育大胆质疑、谨慎求证、勇于创新和探索的品格。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弘扬创造性教育，重视人的个体发展对社会的创造作用，挖掘无穷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成就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式创新。

(三)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而掌握新技术一靠重视人才，二靠资金投入。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重视人才和对教育的高投入。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也远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2011 年11 月，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透露，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这样的收入现状体现不出科技人才的价值，科技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处于较尴尬境地。我国缺乏尊重科技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撑，大量的人才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流向公务员阶层。

另一方面是引进人才问题。中国引进人才往往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有些单位引进人才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当作为政绩为自己贴金，向上交差，人才引进之后就完事大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国高校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成批量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 30%。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有知识、见识和胆识的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要有开放吸收人才的眼光和气魄，面向全球 70 亿人中的人才开放吸收，给他们发挥个人潜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真正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在开放的心态中成就中国式创新。

范文三：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

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

范文四：李约瑟难题论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论文: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摘 要:“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本质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文章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诸多维度解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

一、引言

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

而在2005年**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

“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

(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形成的以血缘为基础农业经济模式，以氏族为单位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与发现，但他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从而形成了黄土文化。商业的发展使得西方人们的创新意识增强，在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

地区，形成了两河文明，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又带动了商业的文明，航海、海运、海上神话的出现海洋文明从此发展起来。

(三)中国封闭排外的历史观念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在十六世纪之前，他们依然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于是邹衍的大九州说、《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都被相当理性的摒弃在天下之外，中国人依然相信四海之内的‘天下’，是一个由庞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的空间”，当时国人的封闭排外丧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当时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也是被国人摒弃的。

(四)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忽略了对技术的培养。儒家思想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于是，“‘乐’——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悦与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与自然在这里获得统一，这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以“仁”为精髓所在，人们不段追求自身修养，却忽略了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结构，西方重求真，东方重求善。西方重科学，东方重道德。历史的进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在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寻

求解决之道。如今，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等大师已辞世，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求解。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老的所问问题总不能永远搁置,越早地直面这一问题，对我们越有利。

三、“钱学森之问”当代的“李约瑟难题”及其解决之道

(一)高校教育去行政化，使其管理体制走向良性轨道。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严重扭曲、异化了，如果让教育行政化继续大行其道，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学校的严重行政化。

(二)让学者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教育最紧要的不是培训技术，不是获取知识，而是人格塑造。因为再优秀的技术如果用来制造杀人的核武器，那只会危害更大;再丰富的知识、再强的能力如果是奴颜婢膝的奴隶，那

也只是强权手里的工具。只有塑造人格才会使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才会时刻保持精神独立。

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句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还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一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大师的诞生需要土壤，需要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土壤。纵观古往今来大师辈出的时代都是学术环境宽松的时代，比如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美国在学术环境上的法治、民主、包容尤其是接纳犹太和华人精英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在这方面会做的

更好。**总理在北京三十五中所说:“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我们更要有勇气并充满智慧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铸造公民社会，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教育体制改革，理顺人才产出机制，在自由民主、法治、包容的环境下才能大力度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才能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惟其如此，我们的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才能真正解决“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单位: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社,1999(

范文五：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革命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作出某种技术创造只需专门科研人员对理论性知识的收集、分析与沉思，只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积累；并且一种技术发明均由发明者个体即可完成，它是发明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其相关的个体经验进行组合而成的结果。而欧洲却因新型学校的出现而形成了主要表现为数学化、逻辑化、理论化的环境。这种环境对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上述中国所特有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没有产生像西方的科学的环境，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进一步阻碍中国产生科学环境的机制。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氏几何学一样的严密的数学逻辑体系；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样规范数学化的自然定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样严格实证推理的物理体系，等等，而近代科学传统就产生于这种环境。中国文化中心论视中国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准，没有迅速吸收外来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要求。中国人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需要想国外所谓的蛮夷学习，甚至郑和下西洋也只是宣扬明朝皇帝的恩德。到了被列强的尖船利炮打怕了之后，又崇洋媚外，能够把国外得东西引进来，认为外国得东西就比国内的好，自己也就没有必要花精力去自己制造

第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规定，表现为整体性的倾向。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显著特点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倾向于把客观世界规定为一个无限的、发展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特定结构及其连接方式和整体功能。这种思维特征在具体内容

上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定但很少有人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式，而在观念内容上大多倾向于把对象理解为具有连续性结构的有机整体。中国传统系统整体观突出的长处是比较接近于辨证思维原则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这种缺陷的特质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发展了设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上的有机宇宙观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分析的方法，没有感觉到对宇宙进行精密的逻辑说明的必要。而这一点，恰恰是近代科学产生所必须的环节和条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复杂的社会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辩证的整体思维方式，善于对政治和军事等复杂问题作综合的判断，但不善于作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没有发展公理式的几何和严格的现代数学，也不从事条件能控制的科学实验、对自然界进行系统的观测，因而对自然界的了解缺乏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

第三，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汉，唐到宋都取得了一系列值得称赞的成就，而到了元代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自然科学和技艺都受到了严重的贬斥。于是尊孔读经的人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名士”；而从事自然科学和技艺的人则成了只是会一点“雕虫小技”的“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再也无法和“科举出生、八股取士”的进士们相比了。因此很快就导致了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走八股取士之路，没有第一流的人才去研究自然科学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抱负，想的是入朝为官，注重的是人际关系。未能做官的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或归隐田园，或放荡不羁，除个别人外，都不去从事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征服。此外，中国历史上战争不断，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一个连续的环境。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发展，培养崇尚科学的精神，这样才可以使中国重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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