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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柏林危机

柏林危机

【背景】

【两次“柏林危机”】

【“一危”的空中运输】

【相关协定】

【总结】

　　柏林危机

　　Berlin Crises

编辑本段【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因对西柏林法律地位的争执而引起的两次国际危机。根据１９４５年《苏英美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及其他有关文件规定，在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上述文件还规定了处置战后德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以防止其再发动战争，危害世界和平。

编辑本段【两次“柏林危机”】

　　１９４８年柏林危机（第一次柏林危机）

　　１９４７年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加紧对西欧的控制，合并英、美占领区，阻挠就德国统一问题和缔结对德和约问题达成协议。１９４８年２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外长会议，筹划在西方占领区成立德意志国家。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美英法三国公布了“关于改革德国货币制度的法令”；６月２１日，正式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了“Ｂ”记德国马克。这一行动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加深德国的分裂。苏联对上述活动一再提出抗议和反对，于１９４８年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苏占区和整个柏林发行新货币，并拒绝美国提出的西方三国参加管理柏林货币的要求。对此，美国在英、法两国同意下将其货币改革扩大到西柏林。同年６月２４日苏联对西柏林实行封锁，切断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美、英则对苏占区实施交通和贸易限制，向西柏林空运物资。柏林局势一时十分紧张。由于双方都不愿诉诸武力，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妥协，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２日解除对柏林的封锁。但柏林在１９４８年底正式分裂为两个城市。

　　这次危机是美国蓄意分裂德国、恶化美苏关系而制造的一次事件。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柏林危机（第二次柏林危机）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７日，苏联照会美、英、法政府，建议取消对柏林的占领制度，使西柏林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照会要求西方在６个月内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就把西方在西柏林驻军人员通过民主德国的过境控制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方予以拒绝。

　　１９６１年６月３日，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会晤，赫鲁晓夫重提苏联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建议，声称“必须在今年使欧洲的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肯尼迪也持强硬态度，扬言要武力“保

卫西柏林”。会谈仍无任何结果。８月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声明：如西方不愿签订对德和约，华约各国决定单方面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８月１３日，在华约的建议下，民主德国在沿东西柏林分界线修筑柏林墙，封锁东柏林、西柏林边界。１８日，美国派遣１５００名士兵通过民主德国检查站增援西柏林。接着，双方互相以核武器试验进行威胁。当危机达到高峰时，赫鲁晓夫态度软化。１０月２８日宣称如果西方国家准备解决德国问题，苏联将不再坚持要在１２月３１日前缔结和约，撤销了６个月的期限，从而结束了这次持续三年多的柏林危机。

　　第二次危机是因为核武器、核竞争的原因。

编辑本段【“一危”的空中运输】

　　世人瞩目的空中补给线——柏林危机中的空中运输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１９４５年２月，苏、美、英在雅尔塔会议上即决定战后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政策，并邀请法国作为第四个占领国。同样，柏林市也实行四国共管。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协议规定，柏林西部由美、英、法三国占领，东部则由苏联占领。

　　柏林危机

　　１９４７年６月，马歇尔计划出笼后，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攻势。它乘西欧各国政治上、经济上困难之际，迫使西欧国家接受条件苛刻的“美援”。它还以“美援”为诱饵，对东欧各国施加影响，企图拆散东欧与苏联的联系，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在这场激烈、尖锐的冷战抗争中，美国的主攻方向是西欧，特别是位于欧洲心脏地区的德国。１９４７年底，苏、美、英、法四国伦敦外长会议破裂后，美国决定加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分裂德国。１９４８年２月，美国不顾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和警告，拉住英、法，拖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在伦敦举行所谓六国会议，商谈成立独立的西德政府。美国还和英国、加拿大秘密商议建立北大西洋政治军事集团。

　　从１９４７年６月到１９４８年初仅半年时间内，美国以咄咄逼人之势，先后建立了西德国家和新的军事同盟，企图一举夺取欧洲。

　　针对美国在欧洲发动的这一系列冷战攻势，苏联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１９４７年９月，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逮捕和清洗了一批反动政客和反苏分子。１９４８年４月６日，苏芬条约正式签订，条约规定两国在军事上合作，抵抗外来武装侵略。１９４８年２月，为抗议西方六国伦敦会议，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集会。

　　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苏联驻柏林代表通知柏林的美国军事长官，从４月１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

美国人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苏联开始对柏林实行一系列地面交通限制。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美国不顾苏联４月间在柏林断断续续采取的限制地面交通运输等警告性措施，仍与英、法宣布在其占领区内实行货币制度的改革。这是在西德实现马歇尔计划，严重分裂德国的重大举措。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９日，苏联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施下列“交通管制”：１停止火车客运交通；２禁止西占区汽车和马匹进入苏占区；３水路运输须经允许并彻底检查后始能放行；４个人通行证无效；５货运列车须经彻底检查后始能通行等等。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苏联关闭了从汉诺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的赫尔姆施泰特检查站（位于占领区边界），同时，封闭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通往柏林的公路、铁路和水路的交通运输，并停止向西柏林供应电力和煤炭。

　　西柏林位于大片苏占区（东德）的腹地。这座城市当时还是一片废墟，但它却居住着２５０万居民以及盟国的管制委员会和西方国家的占领军。然而这座城市根本不生产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它的生存完全依赖陆路、水路运输。苏联对西柏林实行了“交通管制”后，曾提出向西柏林居民供应粮食和用水等生活必需品，但遭西方国家的拒绝。

　　与此同时，美、英等国也对苏占区采取了反封锁措施。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４日，英国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钢。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５日，英、美对取道美管区来往于东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苏联人故意刁难，以示报复。柏林危机加剧。

　　西方决定空中补给

　　美国决定对西柏林实施空中补给。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４日晚上，美驻德军事长官克莱的部下和顾问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怎样对付苏联政策。会议上各种意见分歧很大。最后克莱决定对西柏林实施空中补给。

　　驻西德美空军司令李梅将军接到克莱的命令后，立即调动他所掌握的飞机，第二天向柏林开始了空运。李梅在调集欧洲可供使用的美国运输机的同时，又急电华盛顿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以供空运。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在美国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下令，“空运应在全面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命令美国驻欧洲部队将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投入空运。也就在这一天，美国空军的１架运输机从法兰克福将一批急需的物资运入柏林，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

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序幕。

　　从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期，美国加强了柏林空运，但是，杜鲁门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们，并不相信依靠空中运输能够长期满足柏林的需要，他们认为空中运输只是为了赢得更多时间来打开“外交僵局”罢了。此外，他们也担心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燃起战火”。为此，杜鲁门下令克莱和墨菲回国汇报。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３日，在美国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极力反对把飞机集中起来给柏林搞空运，理由是集中美国运输机进行柏林空中运输，意味着削弱美国在其他地方的空中力量，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会使美国“暴露在无法收拾的形势之下”。杜鲁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要想继续留在柏林，而又不致冒全面战争的危险，“空中运输比陆路武装护送危险性要小”，因此他命令空军“对柏林空中运输给予充分支持”。于是，举世瞩目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空中走廊”，在美国朝野上下激烈的纷争中，在杜鲁门的精心筹划下架设起来了。

　　狭窄拥挤的空中走廊

　　从美、英占领区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有３条，即北部空中走廊、中央空中走廊、南部空中走廊，每条走廊宽度为３公里，远远地小于宽度８公里的规定。这３条空中走廊在柏林空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数百架飞机的全部飞行都是在这３条空中走廊内进行的。

　　美国空军在柏林空运中，共使用了７个机场，其中莱茵美茵、威斯巴登、法斯堡和塞里机场为装载起飞机场，滕珀尔霍夫、加托、特格尔机场为到达卸载机场。由于空域和终端机场范围都很有限，加之参加空运飞机数量很多，致使空中走廊的飞行拥挤，飞机密度大。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交通管制显得尤为重要。在空中走廊内，进入柏林的全部飞机都要接受美占区法兰克福和英占区巴德埃尔森管制中心以及柏林安全中心的严格指挥和控制。为了适应“美英联合空运特遣队”的需要，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又在滕珀尔霍夫成立了一个联合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美国空军军事空运局还将两部CPN－4型引导车进行拆散分解后空运柏林，其中有重达５万磅的阴极射线管、雷达和最先进的地面控制进场设备等。

　　在空中走廊里飞行的全部运输机，必须按照划定的空中走廊范围和规定的高度、速度飞行。各飞行梯队、飞机之间的调配按照区分时间、高度的办法进行。规定单机间隔６分钟，实际飞行中只能保持３分钟的时间间隔。在柏林空运期间，每天进入几个规定机场迫降的运输机达８６８架次以上，差不多每１分钟就有１

架飞机迫降。滕珀尔霍夫机场平均每天有３２５架飞机着陆，飞机的着陆间隔时间为４－５分钟，空中飞机的间隔时间为３分钟。在长达１３个月之久的柏林空运中，据统计有２６６６４４架次飞机在这仅３公里宽的狭窄通道里来回穿梭飞行着，创造了人类空运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哥俩”媲美

　　C－47型运输机和C－54型运输机是柏林空运中的主力机种。这两种运输机同出于一个"祖先"，都是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生产制造、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初开始装备部队使用的。C－47型飞机与C－54型飞机相比较，C－47型飞机的“役龄"长一些，可以说是老资格的“兄长”，而C－54型飞机则短一些。

　　人们习惯称C－47型运输机为“空中列车”。它的机身比较粗大，机身长为１９．６３米，机身高为５．２米，机身横截面直径２米还有余，机头呈圆型，驾驶舱突出于机身头部。它装有２台１２００马力的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３６８公里，飞行极限高度为７３５０米。最大载量为３．５吨。

　　C－54型运输机被人们称为“空中霸王”。它装有４台１３５０马力的发动机，其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４３８公里，极限飞行高度为６８６０米，最大载量为１７吨。

　　柏林空运开始时，西柏林每天最低的物资需要量为４５００吨，一天也不能中断。因此，组建空运力量与空运活动必须同步进行，也就是说在筹措空运力量的同时，现有空运力量必须投入实际运输。截止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０日，柏林空运特遣队拥有１６１架运输机，其中，有５４架C－54型运输机和１０７架C－47型运输机。当时每日的运量只能达到１５００吨左右。由于地面已被封锁，这１５００吨的运量显然无法满足西柏林２５０万居民４５００吨的最低日需求量。于是，美国政府决定增派运力并成立暂编空运特遣队，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３日，美国军事空运局的８个中队７２架C－54型运输机和２５００余名人员抵达威斯巴登机场，使执行柏林空运任务的运输机增至２３１架，平均每日空运量达到２０００余吨。至１９４８年９月底， C－54型运输机完全取代了C－47型运输机。美国有３１９架C－54型运输机参加了空运，占当时服现役的４００架C－54型运输机的８０％。英国用于柏林空运的军用和民航运输机也有１４０架之多。

　　突破空运１万吨大关

　　从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美国空军的第一架C－54“空中霸王”式飞机空运开始起，美、英、法三国每天都需要向柏林运送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最初，美、英、法三国定的空运指标为每日７５０吨。由于苏联没有

干预柏林的“空中走廊”，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起，美国和英国便正式建立了联合空中补给工作小组，由特纳将军指挥“美英联合空运特遣队”的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活动。１９４９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空军也派飞机和机组人员参加了柏林空运。柏林空运除了要供应美、英、法三国驻柏林占领区的军队外，还有西柏林的２５０万居民的大量的生活用品，其中包括粮食、布匹、药品、煤炭甚至某些机器设备等，也要靠空运来供应、维持。随着需求量增加，投入运输的飞机、机场以及运输强度也都在增加。空运指标已经从原定的每日空运７５０吨，急剧地上升１５００吨、２０００吨、４０００吨、５０００吨……克莱后来洋洋得意地这样写道：“当１９４９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和英国同僚一迫使空运达到了每天平均８００吨的运量，这是封锁前我们经由铁路和水路能够运到柏林的数字”。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６日，天气格外晴朗。这一天是柏林空运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繁忙的一天，所有的运输机倾巢出动，日空运量骤然跃升到１２８４０吨，创造了柏林空运史上的最高记录。

　　柏林空运结束

　　柏林的苏军指挥官们向莫斯科报告了西方国家运输机进行空运的情况，克里姆林宫命令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于是，苏联人宣布，盟国飞机连续进行大规模空运将会引起“巨大困难”，苏联军用飞机要通过空中走廊“进行军事演习”，并公然提出警告说， “整个空中走廊问题必须重新考虑”。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则回答说：“你们不能改变四国协定，如果你们宣布新规定，其他国家将不予承认。”

　　１９４８年底，柏林已经分裂为两个城市，美国在分裂德国的路上已走得很远。杜鲁门政府借柏林封锁问题大叫大嚷，极力保持紧张态势，借机恐吓西欧各国，加速建立西德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改变策略的必要。从１９４９年初开始，苏联采取措施解决柏林封锁问题，同时，大力开展世界和平的宣传运动。从１９４９年２月开始，美苏就解决柏林问题进行秘密谈判，经过几个星期的折冲周旋，苏、美、英、法四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表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限制公报，宣布在５月１５日结束“封锁”。

　　按照四国的协议规定，苏联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星期三的午夜提前解除了全部封锁。大规模封锁的解除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人们开始简直难以令人置信。５月１２日零时，耐心等待已久的西方的汽车、火

车越过苏占区继续向柏林驶去，大批记者也涌入柏林，柏林“封锁”结束。至此，震撼世界历史罕见规模的柏林空运也随之减少下来。此后，空运活动仍在进行，直至９月３０日才真正结束。

编辑本段【相关协定】

　　《西柏林协定》

　　７０年代初苏联推行缓和政策，争取西方国家承认欧洲现状，在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建议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为西方国家所接受。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苏、美、英、法四国开始谈判。１９７１年９月３日签署了《西柏林协定》，并于１９７２年６月３日生效。

　　主要内容有：①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②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沿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③“维持和发展” 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但西柏林仍然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于它管辖。④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⑤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等等。

　　《西柏林协定》签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发展。

编辑本段【总结】

　　“柏林危机”是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冷战高潮，是“冷战”加剧的重要表现。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对抗，“冷战”的结果，而美国的霸权政策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

　　上文对苏联的行为有明显的回避，其中关于发行新马克问题，“ 1948年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将从6月20日起在西占区实施货币改革”。这件事明显是苏联先挑起了实质性分裂德国的步骤，却被刻意回避，并以此来指责所谓美帝国主义，请参照客观中立真实全面的历史叙述：http://www.coldwarchina.com/zwxz/zgxz/zse/001727.html，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专题"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不要别误导。

范文二：柏林危机

免分歧，我们建议删除这些话”。因为中国人明显得觉得这些话是直接针对**的个人崇拜的。（P8）

在1960年莫斯科大会后中国人和民主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更加)恶化了。(SAPMO-Barch,ZPA,IV 2/20/115,”Auszug aus dem Jahresbericht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f(?)r das Jahu 1960” ”witten up by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Feb.10,1961.)

1961年1月事件。

关于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的文件在1961年突然变得机密起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东德领导人间接采用的一种说服苏联人关注他们对柏林和德国策略状况的方法。柏林危机和中苏关系上的裂痕同时出现。每当中国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队西方过于软弱时，东德也表示出相同的观点并与中国人保持高层接触，此间，他们还就他们面临的类似的问题——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惺惺相惜。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赫鲁晓夫去支持东德政权抵制西方的“颠覆”活动并最终同意通过修建柏林墙来达到这一目的。

东德人通常在每年的1月份访问中国，1960年也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在1961年1月访问中国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次访问似乎确有异乎寻常之处。莫斯科的东德使馆在同一天仅仅通知苏共中央局（负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由I·KABIN领导）说，代表团在1月7日到达。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民主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SHREEMYETOVO机场的中途停留这一点（从中国使馆来的代表也在那儿），KABIN说，代表团的到来是未曾预料到的。代表团团长赫尔曼·马特恩主动对苏联人说：

代表团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问题出现得“非常突然”。最近，中国的同志向民主德国驻北京的大使汪戴尔同志表示，希望和民主德国的同志讨论几个政治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特恩同志说，考虑到1960年中国方面宣布减少双方条约中规定的原材料和商品的供应量，民主德国方面迅速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指派了一个相应的代表团。一开始，指派的是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接着，乌布利希同志让马特恩同志率领这个代表团，因为他曾三次访问中国，最了解中国问题，能找到一条促进和中国关系的方法，能使代表团避免可能遇到的麻烦。

马特恩同志继续说，代表团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停留一个月，将就经济问题进行协商，将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熟悉起来……

我必须指出的是，马特恩同志强调了他在政治问题上同中国同志的分歧，并且说，他不打算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 V Tsentral’nyi Komitet KPSS”. The report was written by I. Kabin on Jan. 18 and the CPSU CC BY Yuri Andropov

, head of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

同一天的1月18日，乌布利希给赫鲁晓夫送了一封信，敦促他在1961年解决西柏林问题。一个由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率领得东德代表团在对北京进行一个月的访问后，出人意料第出现在莫斯科。准备对中国得访问时，没有给苏联人事先的通知。虽然马特恩同志向苏联人保证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TsKhSD, Rolik 8978,Fond 5,Opis 49,Delo 377.The one-page report was sent by Yuri Andropov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18 January 1961,and written by I.Kabin ,Chairman of the German section in the CPSU CC department on relation with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SED Politburo met on 17 January to discuss Matern’s trip to Peking .Unfortunately, the Reinschriftenp[rotokoll of the meeting supplies no information on the discussion .SAPMO-Barch, J IV 2/20/745.）但是，就苏联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同中国人的）竞争而言，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涉及一项和平条约、西柏林、和（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政策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还是想打算利用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因为，正如民主德国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1月30日最后会谈的记录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和东德人在北京的会谈中讨论的远不止经济问题。(“Aktenvermerk (?)ber den Abschiedsbeuch beim Stellv. Ministerpr(?)sidenten und Minister f(?)r Ausw(?)rtige Anghelege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 am Montag ,den 30. January 1961, 10:00bis 11:00 Uhr,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Paul Wandel ,30 January 1961,SAPMO-Barch,ZPA, IV 2/20/123)他们表示了对西柏林和台湾问题类似的担心，此间，陈毅说双方“有许多一致”。后来，又进行了“假设美国人会放弃这两个地方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强调，虽然西柏林和台湾的形势非常相似，但是，西柏林的形势需要通过尽快地把它变为一种自由城市这一点来减少因西柏林问题而可能爆发战争的机率，在这一点上，这两个问题有着根本的区别。

陈毅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民主德国对西柏林的政策。最后，虽然东德人告诉中国人说，他们希望，由莫斯科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也将是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基础，但是，他们还是听到了陈毅这样的论述：“共产党也需要争论来更深入地调查事实。”这很难说是一次东德人向苏联人保证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当时，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工作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告诉作者，“在东德党的领导方面，有一种利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向苏

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民主德国方面在内心深出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会牺牲东德”。因此，即使是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东德人也渴望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Author’s interview with Horst Brie ,Pnakow, 1 June 1992.Yuli Kvitsinski, who was a Soviet diplomat in the embassy in the GDR at the time ,made similar comment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26 October 1992.Bri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old German----Chinese communist ties and East German—PRC ecnomic ties and said that many East Genman Communists who becaome sillusioned with the results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were more inspired by PRC efforts at socialism.)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和共产党中国都认为，他们有“部分领土”[前者是西柏林，后者是近海岛屿]被帝国主义占领，双方都有收回领土的强烈愿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See, for example,”Vorlage f(?)ur das Sekretariat,” prepared by the GDR Central Committee’s Department o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9 January 1960,SAPMO-Barch, ZPA, IV 2/20/115;”3. 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 Vorschl(?)ge zur k(?)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ber Problem der Volksrepulik China in der DDR_Press,”prepared by the Chinese Section of First Extra—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GDR Foreign Ministry, 15 May 1961,ibid.:and “Entwurf! Argumenttationshinweise zum 12.Jahrestag der VR China am 1.Oktober 1961,”19 September 1961,ibid. ）因此，东德人比莫斯科更为公开地支持中国1958年对金门的炮击，在1959年中印争论时，民主德国方面也站在中国一边。

赫鲁晓夫在1月23日对乌布利希1月18日的来信作了回复并力劝乌布利希忍耐：

我们知道，你还是那个（See 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198.）观点，即由于当前形势是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执政，所以在取得美国和另一个西部政权谅解的基础上解决一项对德和约和西柏林形势正常化问题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当前，我们正开始和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等待肯尼迪在德国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弄清美国政府是否想获得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一点还尚需时日……如果我不能和肯尼迪成功地达成谅解，我们就将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样，选择你所提出的时间去实施（你所建议的措施）[也就是说，东西德双方各自签订条约]。（SAPMO—Barch, ZPA,JIV 2/20/129,1-2,”inoffizielle (?)bersetzung”.See also the Soviet draft letter,25 January 1961,in AVP,RF,Fond 0742,Op.6,Por.34,Pap.46. Six setences from the 25 January draft are missing in the January 30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Khrushchev’s letter ,the most of which is the following at the second para

graph after “acceptable resolution” in the quote above :”open unilateral action from our side could be used in such a situation by certain circles in the USA to exacerbate the situation so as to push Kennedy into a position not differing essentially from Eisenhower’s position on German question, which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 FRC and reactionary circles in the West.” Although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erson doing the unofficial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left out this and the five sentences by mistake, the more likely and interesting possibility is the Soviet dicided not to include this and the other sentences and thus be more subtle in urging Ulbricht not to act unilaterally.）

1961年9月，在维也纳会谈后不久，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谈到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评论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条战线，一条在东方，一条在西方，而可以作为战略性战线的那条在西方。因此，我们非常理解关于民主德国负担很重这一点。”（MfAA A17879,Staatssekret(?)r Winzer,”Vermerkt (?)ber den Antrittsbesuch Botschafter Hegen beim Ministerpr(?)sident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hou En-lai am 9.6.1961,”written up by Hegen,June 12 1961,pp.2-3）“所有战线的斗争都和德国的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Ibid.,p.6.）**接着说：“当赫鲁晓夫提出西柏林问题时，苏联并不开火，它后退了，而且还宣布自己已经为谈判作好了准备。”（Ibid., p.4.）

在6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没有人打算修建一堵墙”之后的两周，乌布利希有了一个继续私下向苏联坚持己见的机会。弗洛林在6月28日从莫斯科会议上返回柏林并且报告说，苏维埃主席团将于次日集会讨论乌布利希要求举行WTO PCC会议的建议。（Hand—written note from Florin to Ulbicct, SAPM,O—Barch, ZPA, J IV 2/20/129）他注意到，主席团还将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苏方说，非官方的报道表明，中国人觉得苏联人在和约问题上前进得太快并认为应该彻底检查这种妥协。同一般的人认为中国正在敦促赫鲁晓夫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的观点相反，这样和那样的类似迹象(See the secret report prepared by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3, July 1961,”Bermerkungen zur4 Einsch(?)tzung der Rede des Genossen Liu schau –tji auf der fesveranstaltung zum 40.Jahrestag der Gr(?)ndung der Komministischen Partei Chinas,am 30 .6.1961,”SAMPO—Barch, ZPA , IV 2/20/123;”2.Information zur Ber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ss (?)b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rtrages und die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lied by H(?)hnel,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Berlin,24 July 1961,SAPMO—BArch,ZPA ,IV /20/115; top secret report by [Helmut] Liebermann,the senior counselor of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23 October 1961,”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r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tzmassnahmen,”ibid .;top secret report by Liebeermann ,3 November 1961,”Erg(?)nzung zur Einsch(?)tzung 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ens deutschen Friedensvetrage,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eie zu den von der Regeirung der DDR getroffeneen Schuftzmassnahemen,”ibid;”Aktenvermerk (?)ber eine Be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written up by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Josef]Hegen,and [Werner]Wenning,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ZPA,IV 2/20/123;and the secret report by [Fritz]Stude,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 –Problems,”SAPMO-Barch ZPA ,IV 2/20/115.For another view of the role the Chinese in the Berlin Crisis, see Zubok, “Khrushchev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1962)”)表明，中国人或许已经从苏联人仅仅关闭边界、并不全线出击和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决定中看到了有意义的因素，因为赫鲁晓夫看上去过于挑衅了。

根据抵达东柏林的外交报告显示，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再次对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不满。

当苏联人作出坚决在年内解决一项对德和约的问题后，中国人非常不安。因为十分明显，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大国的必然抵制，特别是美国的抵制，就可能导致一次大战级别的冲突。由于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心，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克制的态度。他们接着与苏联人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从事，并竭力避免军事冲突。一等获得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要求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Aktenvermerk (?)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llnischen Botschaft , am 1.12.61,”written up by the East German Ambassador to Peking,Hegen ,and Wenning, counselor at the embassy on 6 Dec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 2/20/123,pp.1-2. Flato was reporting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a leading PRC comrade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whom he did not name.）。

1961年7月赫鲁晓夫告诉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在西柏林问题上同意你们的观点，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Aktenvermer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olitb(?)ro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

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 “5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2/20/123, which cites comments at the July meeting .）这预示着，在估计西方不会作出有力反应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柏林采取行动。

1961年7月6日，因为民主德国大使温宁向中方转交一封乌布利希在7月5日致**的紧急短信，双方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是温宁和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之间进行的，双方在晚上会谈了一个小时。（MfAA A17879, Staatssekret(?)r,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Genossen Wu Sjiu-tjuan, Mitglied des ZK und Stelv.Leiter der Abt.Intern.Verbindungen beim ZK, am 6.7.1961 anl(?)sslich der (?)bergave des Briefes des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an Genossen Mao Tse-tung, “written up by Ambassdor Wenning, July 12,1961.）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3次中央全会于7月3日—4日举行。乌布利希确信，在未来几个月中就会签订一项某种形式的和平条约。他提到将要采取的反对GRENZGANGERS的措施。他还提出了一项“德国人民的和平计划”。他也向7月6日召开的VOLKSKAMMER会议提出了这个计划。接着，在7月4日（或7日），PERVUSKIN向葛罗米柯送去了一份16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因为即将到来的一项与民主德国的和约的缔结而将采取的措施……]

为了解释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VOLKSKAMMER会议关于缔结一项和约及西柏林问题的决定，为了显示解释的重要和机密性，我在向伍修权同志转交信件时要求他尽快送给**同志。

在仔细查看信件后，伍修权同志说，他对信件非常清楚并且认为信件的问题非常重要。他对我迅速的传递表示感谢并保证将迅速转交这封信。他说，在和约与西柏林问题上，中国方面和民主德国观点一致并且完全支持我们的迅速缔结一项和约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要求。

伍修权同志[说]：……德国问题目前是主要任务，并且，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公众表明在这方面出现任何形式的复杂情况都将是阿登纳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责任，而不是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7月15日，温宁收到了**给乌布利希的回信，他在7月17日把这封信送到了民主德国外交部WINER手中。（Ibid., letter from Wenning to Winer, July 17,1961.）

尽管温宁一再询问，伍修权也不能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很有可能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WTO会议]的情况。

在我对他的迅速、积极的回答表示感谢后，伍修权同志只是强调说，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德国可以完全信赖中国共产党。

EG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在7月份没有在西柏林与和约问题上充分地支持他们。（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2.information zur berichterstattung der chinesischen Pre

sse (?)er Fragen des Abschlusses eines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ie L (?)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in der Zeit vom 6.bis 18. Juli 1961,”compiled by section leader H(?)hnel, July 24, 1961.）

柏林墙

布里和KRUQER教授都表示，中国人是在通过无线电广播才了解到了柏林墙的修建。文件显示，中国人一知道这个消息时，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只是觉得，东德人应该早就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是维护民主德国的利益，也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我们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丽坚合众国和西德拒绝承担去合理行事的责任的话（即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异常行动的话），由此引起的一起后果都将由他们负责。”（MfAA A6751,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b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section leader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1961年黑根继汪戴尔之后成为民主德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民主德国大使黑根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8月31日的会谈。(MfAA A17879, “Aktenvermrek (?)er ein Gespr(?)ch des Botschafters mit dem Mitglied des PBs und Aussenministers der VR China, Genossen Tschen Ji, mit anschliessendem Mittagessen am 31.8.61.in der Zeit von 11:00 bis 12:45 Uhr ,” written up by Hegen ,Sept.5,1961.)

黑根大使应乌布利希的要求向陈毅通报了民主德国方面对西柏林的最新措施，这些措施已在8月13日付诸实施。

陈毅同志对民主德国政府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和对边界侵犯者射击表示满意。

当陈毅了解到东柏林和西柏林、东德和西柏林、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境已经完全关闭时，说，“这意味着再没有人能从这个共和国逃跑了”。

（P2）西方仍然没有采取的严厉的对抗措施这一点表明，西方肯定认为有必要承认新的形势。我个人的观点是，在任何谈判中都不应放弃这些措施。西柏林属于民主德国，而不属于联邦德国，西方政权必须从西柏林消失。当然，从策略上讲，在当前形势下只提西柏林形势正常化的要求，而不提柏林重新统一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一点在以后肯定能实现。

三、柏林墙修建后的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在1961年9月2日的北京招待会上，外交部长陈毅宣布，“我们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立场和建议：同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不能再推迟，西柏林的不正常状况必须得到改变”。（MfAA A6751, Sektion China, “Zusammenstellung (?)er die Entwicklung der auss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der DDR zur VR China im Jahre 1961,”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section leader of hte China section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t, January 10,1962.）

但是，事

实并非如此。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立场去支持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他们还在1961年秋告诉民主德国代表[实际上中国驻缅甸大使告诉了那里的捷克驻缅甸大使，东德在那里的代表又从捷克人听到了消息]，他们不能合法地签订一项德国和约，因为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在二战中和德国作战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继承人。(See the secret Abschrift sent from Stude in the First Non—Eropean Department of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East German Ambassador Hegen in Peking on 13 Sept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 and the top secret lette from section leader H(?)hnel at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Norbert] Jeschke in Rangoon on 14 September 1961,ibid.) 这或许是中国人避免在和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单独的和约而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借口。这也可能是因为北京对民主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受到中苏关系恶化(“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and Wenning on 6. Decem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23,5)的影响。由于中苏冲突，中国在1961年和1962年避免对苏联发动与民主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公开运动作出支持。

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取消他的最后通牒一事极为不满。正如波兰驻北京使馆的公使顾问S·弗兰托1961年12月1日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内对民主德国大使约瑟夫·黑根和顾问温宁说的那样：

中国人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声明。赫鲁晓夫在该声明中说，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和约。中国人认为，当一个人作出最后期限的威胁后就应该遵守这个期限。当一个人取消通过这种方式作出的最后期限时，不仅会在自己人中显得不可靠和缺乏信誉，也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如果对手获得他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印象，他就肯定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只是虚张声势，并且，这将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策、提出更大的要求，发出更强有力的挑衅……而在西方侵略苏伊士运河这件事当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然而，取消缔结一项和约的最后期限，只能事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Aktenv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s Genossen Flato, Ministee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 “written up by GDR Ambassador to Peking, Josef Hegen, and counselor in the GDR embassy in Peking, Werner Wenning, SAPMO-Barch, ZPA , IV 2/20/123, 2 ）

此外，中国人也不支持赫鲁晓夫发表的使未来的发展依靠与西方谈判的进展来确定的声明，中国人不相信这种谈判。(“Haltung der VR Ch zu den Fragen des Absch

lusses eines deutschen Fridensvetrages, der L(?)sung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top secret roport by Liebermann, senior advisor, First Non—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 23 October 1961,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Aktenvermerk (?)ber einen Bericht des Genossesn Bambula ?ber sein Gespr?ch mit Dr.M?ller ,”13 November 1961,”wrotten by Strauss ,Second Secretary of the East German embassy in Peking, 16 November 1961,SAPMO-Barch ,ZPA IV2/20/123; “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Genossen Flato ,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tschaft am 1.12.61,”ibid; and “Zur 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deutschen Friedensveertrages und des Westberlin-Problems,” secret report by Stude,Section Leader ,First Non-Europe Department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1 March 1962,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

东德人忠于苏联人的原则在有关东德人对访问民主德国的两个中国高级代表团接待的档案中反映出来。首先使对参加9月份皮克葬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接待——“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南斯拉夫代表团之后——对我们来说，坐在叛徒的后面是痛苦的。在我们代表团乘机返回途中，飞机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所以苏联机组人员不得不和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受到了和其他代表团大为不同的待遇。（SAPMO-Barch,ZPA,IV 2/20/123,”Aktenvek ?ber eine Besprechung im ussenministeriumd er VR China am 2.10.1961, in der Zeit von 9/30 Uhr vis 11:00Uhr ,”written up by embassy counselor Wenning ,October 6, 1961.）第二次是一个月后由贺龙元帅率领的在1961年10月5日—8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的代表团所受的接待。中国人对所受糟糕接待的抱怨长篇累牍——不受重视、没有时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或在庆典上发表讲话，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和其他代表团不同的待遇。这使得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代表团所受的待遇如此之差，“代表团形同虚设”；民主德国是不是还想要（中国人）的支持。（SAPMO-Barch,ZPA IV 2/20/114, October 28 ,1961 report of the Protocol Dep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nt to Schwab or Florin ; and report of November 10 1961, First External-European Department –China Section,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Bermerkungen von chinesischer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unter Ler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chiddenen Ebenene vorgebracht wurden,” witten up by Lieberman .See also letter of Oct.28, 1961 from the protocol dept.of the SED CC to Schwab or Florin on this , SAPMO-Barch ZPA IV 2/20/115;”Bericht ?ber der Partei-und Regierungsdelegation der VR China an den Feierlichkeiten zum 12.Jahrstag der DDR,”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on Oct.19, 1961;”Aktenvermerk ?ber eine Aussprache mit Genossen J? Dschan ,Stellv. Abteilungsleti

er im Aussenministerium vor Ankunft der Sonfer-machine mitder 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Genossen Ho Lung am 11.10.1961.”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12, 1961;and “Kurzinformation ?ber kritische Seite, die seit dem Besuch der Partei-und Regeirungsdelegation unter Leitung von Marschall Ho Lung auf vershiedenen Ebenen vorgebracht wurdenm, “written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of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artmeng ,the China section, November 10,1961.）尽管中国官员在会议上不断地表示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SAPMO-Barch ZPA IV 2/20/115,”Haltung der VR China zu den Fragen des Abshlusses eines deutshen Friedensvetrages, der Westberlinproblems sowie zu den von der Regierung der DDR getroffenen Schutzmassnahmen，”writtne up by Liebermann and others from the First External European Dept., the China section, October 23,1961.)。但是，东德人仍然对柏林墙修建两个多月后的1961年10月23日，中国人仍未就一项德国和约的计划发表官方声明而感到不安。中国人仍未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签订和平条约或参加和平会议的立场发表任何官方声明。（Ibid., p.4）

但是，一个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外欧司中国科官员所作的关于的这一点报告指出，中国人曾用民主德国8月13日的“防御性措施”（指筑柏林墙）去“加强在几个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比如，这可以验证他们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官员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没有对付帝国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民主德国8月13日在东柏林采取的措施来对付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人把8月13日的措施看作是“他们的理论与思想的合理推论和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和妥协的准备的间接批评。（Ibid., p.2.）

中国人也对下述事实，既不明了，也不满意：民主德国的进一步措施将依据西方国家的行动、特别是对谈判的准备而确定。（Ibid., p.3.）中国人最近强调说，美国正在利用所谓的“柏林危机”为在老挝、南越、南朝鲜、台湾和日本发动战争作准备并加重紧张局面……（Ibid., p.4.）

在1961年10月27日和东德人的一次会谈中，陈毅说，“当前，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更快地采取这样的措施简直是太糟糕了，如果这些能够迅速得以实施，我们就不会处于今天的形势之下了……”（SAPMO-Barch,ZPA, IV 2/20/123,”Aktenvermerk ?ber eine Besprechung beim ungarischen Botshafter, Genoosen Martin, am 27.10.1961, “written up by Ambassador Hegen ,Beijing, October 30,1961）

黑根大使在1961年11月1日从北京送给副外交部长SCHWAB的报告。他写到，北京的民主德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联系目前仅维持在

最低水平，简单事务的会谈仅能持续几分钟。中国方面对我们完全是冷眼相待”。(SAPMO-Barch,ZPA ,IV 2/20/123/)这是在对两次去民主德国遭受冷遇进行报复！黑根建议说，他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思考并认为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他还建议在情况允许的时候真正地试着放眼于其他地方。

1961年11月13日，Bambula同志和**的Muller在北京的会谈。SAPMO—Barch,ZPA IV2/20/123.“Aktenbermerk uber eiene Bericht des Genossen bambla uber sein Gespruch,mit Dr.Muer”报告由使馆二等秘书STRAUSS于11月6日撰写。MULLER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颇受信任。

（P2）赫鲁晓夫轻信寡诺。正如MULLER举例所说的那样：他在刚果、古巴、柏林问题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上无不如此。赫鲁晓夫将会被世人轻视，特别是将被非洲和亚洲人民所轻视。与此相反，**则谨言重信，比如，他没有给解放台湾那作出最后期限，但他无论如何都强烈地坚持（解放台湾的）原则。

1961年12月1日，黑根,温宁和弗兰托[波兰使馆顾问]北京的会谈。“Aktenvermerk uber eine Besprech ung mit dem,Genossen Flato ,ministerrat der polnischen Bostchaft,am1.12.61in der polischen Botschaft”黑根和温宁记录，12月6日IV 2/20/123

弗兰托说，他曾就德国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谈过，但是，他不会说出这个人的姓名。据他说，当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要在本年内解决对德和约问题时，中国同志非常不安。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点：由于欧洲的复杂形势和西方可能的抵制，尤其是美国的抵制，这项建议很可能会导致引发一次大战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这种担心，中国的同志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地克制。他们接着同苏联同志协商，并获得了保证：苏联同志将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并将竭尽所能去避免军事冲突。得到这个保证后，中国同志就以公开的方式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和民主德国关于缔结一项和约的建议。

但是，中国同志却不理解赫鲁晓夫于同一时间在苏联共产党“22大“上所作的宣言：他将不再坚持要求于本年内缔结一项对德和约的要求。他们认为，一旦一个人作出一个最后期限，就应该绝对遵守。当一个人收回这样作出的最后期限时，就不仅在自己人引起期怀疑和不可靠的感觉，也肯定会给对手以虚张声势的印象。只要对手获得了这个人要在这样的问题上虚张声势的话，他就肯定认为，我们坚持的行为完全是虚声恫吓。这就只能诱使对手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剧挑衅的煽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古巴当前的形势十分危险，因为根据以前的印象，美国理

所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只是在虚张声势，并因此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再次对古巴进行挑衅。

而在苏伊士运河受到侵略的事例中，苏联发出的义正词严的最后通牒震慑住了帝国主义者并迫使他们停止了侵略。

所以，取消缔结和约的最后期限，只会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锐气。（THIS WAS ALL PP1-2）

（P2）关于中国对东德问题的态度……弗兰托同志说，我们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是和主要问题，特别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相联系的。

1961年12月7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LI和RENTMEISTER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谈。中国人对NEUES DEUTSCHLAND 发表了HANNA WOLF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批评**的言论而感到非常愤慨。这次批评直接点名，而且事后公布于众。中国人确实被激怒了。（SAPMO-Barch, ZPA,IV 2/20/114,”Aktennotiz ?ber eine Besprechung am 7.12.1961 16:00Uhr beim Genossen Rentmsiter ”written up by Walter Schmidt of the GDR CC’s Department of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关于东德和中国关系，特别是面临西柏林和台湾这种相似的形势而产生的关系，见霍普·M·哈里森“走进德国统一社会党档案：一个研究者的日记”，冷战国际史学课题第二号公告（1992年秋）第 29-30页。1992年1月，一位在柏林危机期间在北京东德使馆任职的东德外交官，霍斯特·布里在一次和我在东德潘可福的会谈中说，“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与苏联人讨价还价的倾向”。当时，在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的苏联外交官YULI KVISTINSKI在1992年10月26日和我在莫斯科的会谈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评论。东德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会谈的文献见“Aktenvermerk uber den Abschiedsbesuc beim Steur minister prusidenten und minister fur Auswurtige Angelegi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den 30,Januar 1961,10:00 bis 11:00uhr,”民主德国驻北京大使保罗·汪戴尔记录，1961年1月30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23;“Vorlage furdas Sekretariat,”由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部组织，1960年1月29日，SAPMO-Barch,ZPA,DY30/IV 2/20/115;and“3.Entwurf! Streng Vertraulich! Vorschluge zur kunftigen Gestaltung der Berichterstattung uber Problem der vokdsrepublik china in der DDKPRESS ”,民主德国外交部第一外欧司中国科组织，1961年5月15日.ibid.

……（原文缺失——译者）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很有可能蕴涵其中的一种感觉是，苏联人没有充分第帮助他们“把帝国主义从他们的国家中驱逐出去”。

东德人还曾就他们共同面临的“人民从各自国家逃亡”的问题进行讨

论。1957年7月1日，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向东德人询问他们处理逃亡问题的所有政策。1957年9月，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顾问SHUMING告诉东德人，中国有一个向香港逃亡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和东德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上相互学习。

在柏林，我采访了霍斯特·布里。此人这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是在民主德国驻北京使馆任职，后来又调任东柏林的外交事务局中国科。他说，在**周围又一批官员认为，东德人承受不了西柏林的形势，应该发动一场危机以使他们夺回西柏林。他还说，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德国人怎么会默认一种两个德国政府的政策。中国人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自然不会默认这种政策，因而他们不能理解东德人怎么会在关乎德国的问题上默认这种政策。很明显，中国人一直对东德人在柏林问题上屈服于苏联人的压力而不谋求自己的利益表示不满。

布里说，下述这一点我在任何文件种都找不到，但它确实存在：在东德领导人方面，有一种利用同中国的关系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倾向。一方面，乌布利希在中苏冲突中倒向苏联人一边，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它为了维护东德人的利益，又小心谨慎第继续同中国人友好。乌布利希害怕[这一点他从未说过，但这种感觉却经常存在]，有一天，正在和美国提升关系的苏联人会牺牲民主德国。

因此，他试图去调和中苏冲突并同中国保持友好。因此，布里说，苏联人对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深表怀疑。布里也谈到了1949年以前德国和中国两党之间的联系。他还谈到了一些德国共产党怎样对共产主义任何在苏联出现这个问题上的醒悟，怎样为中国人的革命的榜样所鼓舞。

至少从1953年开始，东德人就试图说服苏联人去关闭柏林边界。在赫鲁晓夫1958年发动柏林危机并向西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后，特别是在1960年和1961年，当东德的逃亡之势愈演愈烈时，乌布利希在关闭柏林边界的问题上进一步对赫鲁晓夫施加压力。1960年秋，东德人开始采取单方面措施以迫使苏联人关闭柏林边界。措施之一是，1961年1月，一个东德高级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一次东德人事先没有通知苏联人的访问。相反，苏联人只知道去北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的日期。苏联人对东德人这次“突如其来”的访问大为震惊，他们对东德人的意图感到不安。东德人在向苏联作出将只和中国人讨论经济问题的保证后就继续进行他们的北京之旅。

1961年11月，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相遇，双方同意将在1961年内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乌布利希怀疑赫鲁晓夫的话，这尤其是因为赫鲁晓夫在首

次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发出威胁后的两年中毫无作为。因此，乌布利希在1961年1月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说，在1961年对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需要的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夸夸其谈。接着，他又向中国派去了代表团。准备这次访问时，民主德国方面没有给苏联任何事先通知，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竞争而言，这一点或许表明，民主德国打算在东德和苏联人关于和约、西柏林和对民主德国援助政策的谈判过程中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在东德说服苏联人允许他们修建柏林墙之后，中国人对此及向企图穿过柏林墙的人射击的命令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还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柏林墙应该更早就建立。他们对民主德国和苏联长时间的忍耐与妥协的准备表示批评。最后，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对柏林墙的低烈度反应表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纸老虎，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像柏林墙这样彻底的措施。

范文三：柏林危机

柏林危机百科名片

四大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红色区后来成为东德

柏林危机（Berlin Crisis）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948年，又称“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是冷战开始后其中一个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1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第二次发生于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来以苏联让步完结。第三次发生于1961年，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作结，美苏关系以苏联冻结柏林问题而得以缓和。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因对西柏林法律地位的争执而引起的三次国际危机。根据1945年《苏英美三国雅尔塔会议公报》《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及其他有关文件规定，在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上述文件还规定了处置战后德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以防止其再发动战争，危害世界和平。

三次柏林危机

第一次柏林危机

随着德国重建的开始，美英与苏联在德国的问题上矛盾加深，苏联迟迟不愿让德国各占领区合并，并拒绝西方的经济政策。为此，美国计划将德国西部占领区三合为

一。为了使法国在合并占领区问题上与英美方向一致，美国用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巨额援助安抚法国，另一方面在1947年通过《萨尔宪法》，从法律上给予法国甜头，保证萨尔并入法国，促使法国同意法占德区与美英占德区合并。

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提出的“伦敦建议”，内容为法占区与英美双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并共同制宪，成立联邦德国，将联邦德国纳入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决定责成苏联驻德军事当局在西占

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要求“苏联军事当局争取在整个大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货币”。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由6月21日起西占区实行单方的新货币改革，即发行有B记号之马克。

苏联得知该计划后，于6月19日提出抗议，占领军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布“告德国民众书”，书中称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6月22日，苏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D记号马克，并于6月24日，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走廊通道，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为西柏林空运物资的C-47运输机

6月29日，美国实行，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在一年间飞行次数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同时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1948年9月，西占区以阿登纳为首的65名州代表开始拟定新宪。1949年5月8日，德国议委会通过新法。5月12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在批准新法，同时公布占领法，标志著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

苏联于封锁中蒙受道义损失，它深知此时封锁不能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于5月12日宣布撤销封锁，延续462日的柏林危机结束。5月23日，英美法三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9月20日，西德建立，定都波恩，以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9月21日，占领法生效，令西德享有自主权，英美法三国保留管制联邦德国之外交、外贸、国防特权力。

同一时间下，苏联亦在德国东部筹措成立共产党控制的德意志国家，苏占区在1949年5月30日通过宪法，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东德建立，定都东柏林，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取代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及外贸监督，德国彻底分裂为东西德。

第二次柏林危机

柏林于1949年分裂后，西柏林由于重建顺利，经济逐渐繁荣，令苏联决意解除问题。1958年11月27日，苏联单方面向英美法三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苏联自知统一无望，故迫使西方承认东德。

英美法三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它们将不惜诉诸武力，苏联对回应作出强烈抗议，史称第二次柏林危机。

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放低了调子，表明六个月的期限非最后通牒，并希望透过国家领导人会晤改善东西方关系。美国表明如果苏联能先收回六个月的最后通牒及由苏联先先举行外长会议，美国将同意召开新一轮四国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苏联接受，第二次柏林危机稍稍缓和。

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6月3日及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于维也纳举行两天会谈，讨论焦点集中于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旧事重提，要求英美法撤出西柏林，否则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都需先得东德同意，肯尼迪断然拒绝。

柏林墙

1961年7月初，苏联宣布暂停复员，并将军费增加三分之一，肯尼迪作出强硬反应，因他认为西柏林是抗苏焦点，绝不容重演绥靖政策，肯尼迪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份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措施，顿时美苏关系再次紧张，史称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8月13日，苏联及东德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从15日起沿东西柏林分解线在东柏林境内筑起柏林墙，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都需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这一举动令西方国家措手不及。但除发出警告外，不得不把柏林墙的事实加以接受。柏林墙既已筑起，赫鲁晓夫便在同年10月10日苏共22大正式取消英美法于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后来，苏联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的问题，美苏关系再度缓和。

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恢复一系列试验。肯尼迪虽看出苏联虚张声势，但也不甘示弱，在九月恢复地下核试验，美苏军备竞赛又进入新高潮。

“一危”的空中运输

柏林危机

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苏联驻柏林代表通知柏林的美国军事长官，从４月１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苏联开始对柏林实行一系列地面交通限制。

西方决定空中补给

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在美国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下令，“空运应在全面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命令美国驻欧洲部队将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投入空运。也就在这一天，美国空军的１架运输机从法兰克福将一批急需的物资运入柏林，代号为“运粮行动”的空运作业正式开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柏林空运，拉开了序幕。

狭窄拥挤的空中走廊

美国空军在柏林空运中，共使用了７个机场，其中莱茵美茵、威斯巴登、法斯堡和塞里机场为装载起飞机场，滕珀尔霍夫、加托、特格尔机场为到达卸载机场。由于

空域和终端机场范围都很有限，加之参加空运飞机数量很多，致使空中走廊的飞行拥挤，飞机密度大。在这种情况下，空中交通管制显得尤为重要。在空中走廊内，进入柏林的全部飞机都要接受美占区法兰克福和英占区巴德埃尔森管制中心以及柏林安全中心的严格指挥和控制。为了适应“美英联合空运特遣队”的需要，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又在滕珀尔霍夫成立了一个联合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美国空军军事空运局还将两部CPN－4型引导车进行拆散分解后空运柏林，其中有重达５万磅的阴极射线管、雷达和最先进的地面控制进场设备等。

在空中走廊里飞行的全部运输机，必须按照划定的空中走廊范围和规定的高度、速度飞行。各飞行梯队、飞机之间的调配按照区分时间、高度的办法进行。规定单机间隔６分钟，实际飞行中只能保持３分钟的时间间隔。在柏林空运期间，每天进入几个规定机场迫降的运输机达８６８架次以上，差不多每１分钟就有１架飞机迫降。滕珀尔霍夫机场平均每天有３２５架飞机着陆，飞机的着陆间隔时间为４－５分钟，空中飞机的间隔时间为３分钟。在长达１３个月之久的柏林空运中，据统计有２６６６４４架次飞机在这仅３公里宽的狭窄通道里来回穿梭飞行着，创造了人类空运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哥俩”媲美

的运输机增至２３１架，平均每日空运量达到２０００余吨。至１９４８年９月底， C－54型运输机完全取代了C－47型运输机。美国有３１９架C－54型运输机参加了空运，占当时服现役的４００架C－54型运输机的８０％。英国用于柏林空运的军用和民航运输机也有１４０架之多。

突破空运１万吨大关

从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６日美国空军的第一架C－54“空中霸王”式飞机空运开始起，美、英、法三国每天都需要向柏林运送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最初，美、英、法三国定的空运指标为每日７５０吨。由于苏联没有干预柏林的“空中走廊”，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起，美国和英国便正式建立了联合空中补给工作小组，由特纳将军指挥“美英联合空运特遣队”的大规模的空中运输活动。１９４９年，、和南非空军也派飞机和机组人员参加了柏林空运。柏林空运除了要供应美、英、法三国驻柏林占领区的军队外，还有西柏林的２５０万居民的大量的生活用品，其中包括粮食、布匹、药品、煤炭甚至某些机器设备等，也要靠空运来供应、维持。随着需求量增加，投入运输的飞机、机场以及运输强度也都在增加。空运指标已经从原定的每日空运７５０吨，急剧地上升１５００吨、２０００吨、４０００吨、５０００吨……克莱后来洋洋得意地这样写道：“当１９４９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和英国同僚一迫使空运达到了每天平均８００吨的运量，这是封锁前我们经由铁路和水路能够运到柏林的数字”。

柏林空运结束

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表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限制公报，宣布在５月１５日结束“封锁”。

按照四国的协议规定，苏联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１日星期三的午夜提前解除了全部封锁。大规模封锁的解除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人们开始简直难以令人置信。５月１２日零时，耐心等待已久的西方的汽车、火车越过苏占区继续向柏林驶去，大批记者也涌入柏林，柏林“封锁”结束。至此，震撼世界历史罕见规模的柏林空运也随之减少下来。此后，空运活动仍在进行，直至９月３０日才真正结束。

范文四：三次柏林危机催生柏林墙

三次柏林危机催生柏林墙

2010年10月11日19:32

1961年8月13日凌晨2点30分，东柏林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奔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拒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4小时后日出之时，柏林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

随后，柏林墙被完全修建起来，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直至1989年11月9日。

看上去一夜而立的柏林墙，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和德国分裂的具象表现，它的背后有多少故事？

本报连续专题报道将带您重温这段苦涩而又值得深思的历史。

“数字”柏林墙

柏林墙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墙104.5公里、水泥墙10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沿墙修建了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此外，还有一接触便会发出信号的铁栅栏119.5公里和供边防军士兵巡逻用的巡逻道119.5公里。柏林墙设有7个过境站，供墙两边的人员来往之用。

早在柏林墙竖立之前，被冷战双方阵营分治的柏林就已经经历了三次危机。正是这些危机与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暗流“添砖加瓦”，使得日后的柏林墙一夜建成“顺理成章”。

三次柏林危机中，第一次发生于1948年，又称“柏林封锁”，是冷战开始后其中一个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1948年6月24日苏联阻塞铁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至1949年5月11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停止行动之后，危机缓和。第二次发生于1958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驻军，后来以苏联让步完结。第三次发生于1961年，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作结，美苏关系以苏联冻结柏林问题而得以缓和。

第一次柏林危机：

德国彻底分裂为东西德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战败的德国不仅丧失了战前和战争期间吞并的别国领土，而且根据1945年美、英、苏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波茨坦协定，东普鲁士和奥得河-尼斯河以东的约11.4万平方公里的德国领土分别割让给了苏联和波兰，其余的德国领土和首都大柏林市则由美苏英法4国分区占领，建立4个占领区，并由4国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的最高权力。

随着德国战后重建的开始，美英与苏联在德国的问题上矛盾加深，苏联迟迟不愿让德国各占领区合并，并拒绝西方的经济政策。为此，美国计划将德国西部占领区三合为一。为了

使法国在合并占领区问题上与英美方向一致，美国用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巨额援助安抚法国，另一方面在1947年通过萨尔宪法，从法律上给予法国甜头，保证萨尔并入法国，促使法国同意法占德区与美英占德区合并。

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伦敦建议”，内容为法占区与英美双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并共同制宪，成立联邦德国，将联邦德国纳入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由6月21日起西占区实行单方的新货币改革。

苏联得知该计划后，于6月19日提出抗议，占领军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书中称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6月22日，苏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并于6月24日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走廊通道，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6月29日，美国实行空运，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同时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1948年9月，西占区以阿登纳为首的65名州代表开始拟定新宪。1949年5月8日，德国议委会通过新宪法。5月12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新宪法，同时公布占领法，标志着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

苏联于封锁中蒙受道义损失，它深知此时封锁不能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于1949年5月12日宣布撤销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9月20日，西德建立，定都波恩，以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9月21日，占领法生效，令西德享有自主权，英美法三国保留管制联邦德国之外交、外贸、国防的权力。

第二次柏林危机：

苏联高调登场低调收场

英美法三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并且宣称如果苏联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它们将不惜诉诸武力，苏联对回应作出强烈抗议，史称第二次柏林危机。

苏联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放低了调子，表示六个月的期限非最后通牒，并希望通过国家领导人会晤改善东西方关系。美国表示如果苏联能先收回六个月的最后通牒及由苏联先举行外长会议，美国将同意召开新一轮四国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苏联接受了该建议，第二次柏林危机稍稍缓和。

第三次柏林危机：

美苏恶斗催生柏林墙

1961年6月3日及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维也纳举行两天会谈，讨论焦点集中于柏林问题，赫鲁晓夫旧事重提，要求英美法撤出西柏林，否则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都需先得到东德同意，肯尼迪断然拒绝。

1961年7月初，苏联宣布暂停复员，并将军费增加1/3，肯尼迪作出强硬反应，因他认为西柏林是抗苏焦点，绝不容重演绥靖政策，肯尼迪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措施，顿时美苏关系再次紧张，史称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8月13日，苏联及东德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从15日起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筑起柏林墙，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都需经过边境站的检查，还需办理入境手续，这一举动令西方国家措手不及。但除发出警告外，不得不把柏林墙的事实加以接受。

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美苏两国为期三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恢复一系列试验。肯尼迪虽看出苏联虚张声势，但也不甘示弱，在当年9月恢复地下核试验，美苏军备竞赛又进入新高潮。

柏林墙既已筑起，赫鲁晓夫便在1961年10月10日苏共22大正式取消英美法于当年12月底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后来，苏联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的问题，美苏关系再度缓和。

来源：云南信息报

范文五：两次金融危机

浅析两次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及美国次贷危

机后中国政策调整的效应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级: [国贸1002]

学生姓名: [孙文娟]

一、98年金融危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

1、1998~2003年金融危机政府的政策调整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96年5月到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期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98~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当的货币政策。而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000亿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国民经济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由于固定资产

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同时，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重要政策举措。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增资的直接收益面达8200万人，仅此一项财政当年多支出540亿元。引入税收政策，推动出口，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降低出口退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2000年起暂停征收，出台房地产优惠政策，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在财政手段之外，采用扩大学校招生、增加法定假日，国家增设了许多扩大消费的信用贷款，如住房贷款，购买小汽车的贷款等措施拉动消费。 2、2004~2007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

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从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

3、2008年经济危机后政府的政策

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

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个税的降低)，扩大政府支出(40000亿财政支出)等二、第二次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分析

(一)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效应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便开始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扩大政府投资除了积极效应外，也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扩大政府投资，在一些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这也许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结果。同时，由于4万亿的81%都投向了新建住宅和基础建设设施，带动了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增长，所以从短期内来看以负面影响为主;但由于高耗能产业的高额投资不可持续，再加上轨道交通网络建成后的节能优势，在2014年之后四万亿投资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将由负面转为正面。

2.税收杠杆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税收杠杆。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据专家预测，2009年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现就我国对各个税种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1)主体税种与经济增长一般呈现负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流转税主体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减少流转税的征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起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并对企业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有很好的刺激，据估算增值税转型将给企业节约1500 亿到3000 亿元税收支出。目前我国实行增值税的转型，有效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回暖，为我国企业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

(2)出口退税与经济增长一般呈正相关关系。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我国已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不断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如2008年 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这一措施提高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轻企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冲击，保证了我国对外贸易不出现大的逆差。

(3)所得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

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所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已逐渐起更大的作用，超过收入效应，从而总效应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而导致产出减少。2008 年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标准税率由原来的33%将为25%，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增加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公平税负的理念;同时修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升至3500，进一步减轻了个人税收负担，对刺激我国国内需求具有一定的作用。

3.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 ，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即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利率调整效应

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央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2010年10月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

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 29.31%和32.4%，，全年M2增长率28.52%，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

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击。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而2010年M2增长率为19.73%，这一举措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货币流动性。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冲击，导致了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暴跌至1638点，2009年上证指数持续反弹，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6个月累计涨幅超过70%。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起出现一轮井喷行情，市场成交量节节攀升，房价也开始止跌回升。这有可能是2009年，货币供应量短期内急剧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信贷资金为了快速获取利润,进入了股市和楼市等虚拟经济体,而没有很好地进入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在未来半年内中国资产价格单边上涨预期,这对短期国际资本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引发外汇储备持续大量增长。这样一来，外汇占款的增长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剧增，给宏观调控带来巨大压力。货币供给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上升风险和通胀预期，实体经济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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