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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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NO.44

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

高云虹　明磊

摘　要:汉初的黄老之学因其“”封建统治秩序、推行“,黄老”而尊“儒学”。然而独尊儒术,并不,、内法外儒”的新的统治哲学———霸王道。

:;;;统治思想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6)06-0079-02

　　一、汉初的黄老之术

统一的秦王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因过于严刑酷法、“苛政猛于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终致“二世而亡”的结局。西汉的新生政权接过秦亡的破旧山河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形势:经济上,“由于秦王朝的横征暴敛和长期的战争,汉初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土地大面积荒芜,人口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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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举国上下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政治上,刘氏政权尚不稳固,社会动荡的隐患依然存在,加之外部少数民族屡屡造成边患,严重威胁着国家的安定。因而,应当以何种理论作为治国之道一直是让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大事。此时,由先秦道家发展而来黄老学说依其“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楔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黄老之术主张“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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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多”,要求为政者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尽可能少向百姓索取,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考虑到秦末以来的连年战乱,在亲眼目睹秦国“尚法而亡”的教训上,汉初的统治者最终接受了黄老之术并将其贯彻于治理国家的方略之中。具体来讲就是“政治体制上采取分封制,广封同姓王;经济政策上则以‘轻徭薄役’、‘与民休息’为主;思想上‘崇尚黄老’、倡导‘无为而治’;民族关系方面则屈尊和亲,主动与窥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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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匈奴结好。”应当说,统治者采用的这些手段在汉朝建立之初对于弥补楚汉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封建统治秩序得以相对稳定,还一度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正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黄老之学的运用也逐渐产生了很多的负面效应。

二、汉武帝弃“黄老之学”而尊“儒术”的原因探析武帝登基之时,黄老之学已十分盛行并广泛弥漫于统治阶层之间。但是,汉武帝为何在黄老之学的影响和势力都极其强大的情况下作出“弃老尊儒”的决断?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加以考虑:

11社会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统治者能够及时作出变革。黄老的“无为而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度的放任和对个体经济发展的刺激又造成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分化,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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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此外,由于统治者一直秉持黄老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在铸币、煮盐、冶铁等领域实行私营化,任由百姓自便,结果是商业的发展致使大盐铁商纷争国家利益。而利之所在使得许多农民弃本逐末,抛弃土地而投向商业,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因政府管理疏松、控制乏力导致的此类现象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解决的严重程度。对此,儒家奉行的“重农抑商”的经济主张自然就会受到统治者的关切。

21政治上的严酷现实使汉武帝不得不放弃黄老之学,转而寻求一种更加适合统治需要的政治哲学。武帝即位之初,内有窦太后专权、功臣勋贵恃骄,外有诸侯割据、边患迭起,皇权极不稳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自然野心勃勃,希望皇权独揽。但黄老之学极重崇孝传统,强调祖宗法制,而不强调“君唱臣和,主先臣随”之礼,使得武帝的权威始终不能确立。加之诸侯势力虽经平定“七国之乱”后日渐式微,“

但诸侯王或相互

收稿日期:2006-11-30

作者简介:高云虹(1971-),女,江苏连云港市委党校函授处处长,讲师,研究方向法史学、民法学;明磊(1973-),男,江苏连

云港市委党校法政教研室副主任、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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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心存叛意;或专擅王国政权,不从号令,任意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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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派驻官员”,仍然对皇权形成威胁,必须进一步消减。武帝虽有心改革,但深知祖宗之法不可变,更化先帝祖制会冒犯权贵利益,阻力巨大而苦无良策。恰在此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明确指出,“圣人法天而立道”,天意要变,则道就必须变,再不变革,灾祸就会降临。通过“立论于天命,根据于经典,使儒家德治仁政的方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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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于先祖祖制的绝对权威,申天抑祖,以儒更法”,为汉武帝找到了一个挣脱祖制枷锁的理论依据。此外,儒家学说所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及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威,自然而为汉武帝所乐见。

31“弃老隆儒”秩序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胁,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衣食富贵,对大汉的前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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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自然冷漠、不负责任”。这样一来,不仅统治者的意志无法顺利贯彻下去,而且因吏治所滋生的特权严重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汉初吏治民风久治不端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价值系统的长期紊乱而政府缺乏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黄老之术从本质上讲是讲究愚民政策的,它本身的真谛宜为统治者所垄断,不肯亦不便向民众泄露天机,因而它只强调驭人而反对育人,在人才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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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近乎守株式的消极”,因此汉初统治者只注重从社会自然发育的人才中选用官吏,而没有对教育进行投入。汉武帝正是看中了儒家所极力提倡的“德治仁政”及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主张,有心于用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为统一的社会价值观来兴太学、广教化、统一思想、匡正民风,培养一支忠君爱民、推广德教的官吏队伍。

41尊儒学是汉武帝推行自己军事、外交政策的需要。汉初在黄老之术的影响下,朝廷对待匈奴的态度是以和为主,通过汉匈通婚来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匈奴边患日益严重,而汉廷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日盛。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意图对匈奴发动一场彻底地打击,以永固边防。鉴于国内反战、求和势力的强烈反对,武帝只有以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灌输于臣民头脑之中,煽动民族情绪,以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统于华夏的观念来号令天下,为其穷兵黩武寻找借口。当然,在降伏匈奴的过程中汉武帝也注重用“以德服人”的怀柔政策来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51汉武帝多疑多欲、好大喜功、追逐功利、放荡奢侈的性格对其选择儒家也有一定影响。黄老之学认为为政者应当克制自己欲望的主张肯定既不符合汉武帝多欲、奢侈的胃口,也会束缚其一统华夏、拓展疆域的雄心。相反,儒家提倡的尊卑分明、仪式隆重的朝仪礼法却可以使汉武帝充分享受到皇帝的威严,满足其虚荣、功利之心,从而使年轻好胜的帝王对讲究排场和繁文缛节的儒学感兴趣。

三、汉武帝统治思想的本质

在现实的政治需要中汉武帝最终抛弃了“黄老之

术”而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派的理论作为官方的政治理论和全社会的是非标准,从此开始了儒家独霸中国社会的思想舞台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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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而独尊儒学,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的销声匿迹。对于胸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言,维护他的集权统治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儒家“仁义道德”的说教来实现的,而法家的严刑峻法在某、、,不难看出。、以仁,依法治的暴力手段来巩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一种更高超的统治之术———霸王道,即使儒法两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共同融入于维护君权的统治之中。正如汉宣帝在总结西汉的统治思想时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道德教用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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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与此相应的是,武帝时期的“儒生们一改过去‘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性格特征,不断调节自己甚至调节儒学以适应统治者的统治,力争成为统治阶级驾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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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最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汉代儒生在继承先秦儒家基本理论的的基础上,吸收阴阳五行等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抛弃了儒家中原有的不利于君主独裁专制的内容,把先秦世俗儒学发展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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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政治理论”。至此,法家思想开始改头换面,逐渐合流于儒家思想当中,出现了儒法并用、内法外儒新局面。最终被统治阶级所确立的“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统治哲学(在承认法家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将其置于儒家思想的从属地位)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不采用王霸并用、阳德阴法的统治策略。不同王朝之间或许有所区别,但那只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对德治与法治地位和作用所作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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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而已,其基本格局则始终未能改变。

参考文献:[1]　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　《汉书?司马迁传》[3]　王建中,《汉武帝“独尊儒术”背景剖析》,《学习与探

索》,2004年第3期.[4]　《史记?平准书》

[5]　陈春雷,《论汉武帝时期的封建法治》,《淮阴师专学

报》,1995年第3期.[6]　倪其心,《“天不变,道亦不变—兼说汉武帝独尊儒家的

故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1月.[7]　李瑞兰,《汉初人才问题与汉武帝隆儒抑老之策》,《历

史教学》,1994年7月.[8]　《汉书?元帝记》[9]　吴静、刁志萍,《儒法之争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北京

航天航空大学学报》,2004年3月.

[编辑:求　实

]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80　　

范文二：史记中汉武帝的鬼神思想

从《史记》中看汉武帝鬼神思想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杨继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位皇帝，然而他又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对方士的学说、巫蛊之术和神仙怪谈等都十分迷信，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寻求神仙和进行封禅活动，对国家和人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汉武帝迷信鬼神与汉代迷信的社会风尚和其个人经历有关，并深受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史记；汉武帝；鬼神思想；楚文化

从《史记》的《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等记载来看，汉武帝确实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司马迁在《史记·武帝本纪》开篇就说到“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他的迷信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痴迷神仙，迷信方士；（二）各种祭祀活动；（三）迷信巫术。

1 痴迷神仙，迷信方士

汉武帝对鬼神的迷信，为当时的方士提供了很好的活动的机会，武帝时期较有名的方士有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

齐人李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汉武帝宠爱的王夫人去世后，李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来了王夫人和灶神的形貌。天子在帐幕中看见了，便授予李少翁“文成将军”的官职，给他赏赐了很多财物，并用接待宾客的礼节接待他。过了一年多，文成将军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于是他就写了一份帛书让牛吞下，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说这牛的肚子里有奇物，汉武帝叫人杀了牛一看，帛书上的话语非常古怪，天子很是怀疑这件事，有人认识帛书上李少翁的笔迹，一查问，果然是伪造的帛书，于是汉武帝杀了文成将军并隐瞒了这件事。虽然汉武帝识破了李少翁的骗局，但是他却“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对方士的信任反而有增无减，并得到了与李少翁同师的栾大，对他的宠信都超过了前面两位。

栾大“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 对于栾大的言论，汉武帝深信不疑，那是皇上正担忧着黄河溃决的事情，而且提炼黄金的事情也没有成功，于是就把栾大封为“五利将军”，过了四个月后，汉武帝以二千户的地方将栾大封为“乐通侯”，赏赐列侯级甲等府第和一千名奴婢，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赠送黄金一万斤。栾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1]

汉武帝为了求仙对方士的宠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一再察觉方士的骗局，但求仙的欲望始终没有熄灭。直到去世前两年，汉武帝还亲自到海上，希望能遇到仙人。

2 各种祭祀活动

汉武帝即位后，依仗着汉王朝建国六十多年来积累的物质基础，广建祭祀场所，祭祀花样也不断翻新。根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汉武帝时期比较重视收稿日期：2014-07-03

作者简介：杨继萍（1990-），女，汉族，云南德宏人，湖南科技大学专门史硕士研究生。

的郊祭对象有五畤、太一、后土等。

张守节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解释到：“五畤者，鄜畤、密畤、吴阳畤、北畤。先是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下畤，祭赤帝、黄帝；汉高祖作北畤，祭黑帝。”[1] 文帝十五年，开始实行亲郊之礼，即皇帝亲自到雍去郊见五帝，当时，文帝又听信了赵人新垣平的话，建立了渭阳五帝庙，并在第二年亲自去祭祀，后来，新垣平的骗术败露被杀，文帝从此不再亲自去祭祀，而只是派相关官员去祭祀。直到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才又到雍行了一次亲郊之礼。武帝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亲自到雍祭祀五帝，“后三岁一郊”，基本成为定制。[2]

太一在民间信仰中，视为北极星，是最尊贵的星神，也写作“泰一”。在《楚辞》中称为“东皇太一”，有人奉之为“天帝”。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公元前133年，亳人谬忌向汉武帝上奏，言明祭祀泰一的方法，“‘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汉武帝为太一立祠，最初只让祠官主祭，自己并未参与。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设立好祠坛之后，汉武帝在这一年的11月开始亲自去拜见太一，“十一月辛已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

古人对大地的祭祀典礼称为“社”，社神的祭祀对象很复杂，到了战国末期，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相对集中到了后土身上，所以一般也就以此为准了。然而汉朝得到天下后，在国家的祭祀中偏偏没有后土，这成了一个很大的缺憾。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天，汉武帝去郊雍，说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于是相关官员和太史公、祠官宽舒商量道：“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 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这样，对后土的祭祀也完备了。

太一祠在长安西北的云阳，属左冯翊，祭天；后土祠在长安东北的汾阴，属于河东郡，隔河与左冯翊界，祭地；雍五畤在西，属右扶风，祭五帝。由此形成国家级的三大祭祀中心。这样大规模的“郊”和“郊祀”前所未有，武帝把古代郊祀放大扩张到极致，汉代郊祀制度也粲然大备。[3]

2 迷信巫蛊

“巫”泛指“事鬼神者”， 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承袭秦制设置了太卜官。汉武帝即位，由于他对鬼神的迷信，“博开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由于汉武帝的重视，太卜一时云集长安城，当时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婚嫁等很多事情都要祭神占卜来决定是否实行。在《史记?日者列传》的篇末记载了汉武帝召集了各派占卜家询问“某日可取妇乎”的言论。巫术在军事中的应用更是汉代战争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汉武帝北征匈奴、南收百越、西征大宛的时候也用了占卜家预测，“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於朝廷。” 这使得太卜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也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平时与太不官有嫌隙的，被他们假公行私而杀害，当时被害的人都数不清，朝野上下惶恐不安。

汉武帝还积极引进南越侍奉鬼神的巫术。汉武帝灭了两越之后，越人勇之进言道：“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秏。” 汉武帝听从了勇之的建议，于是命令越巫建造越式祠庙用以祭祀天神、上帝和百鬼，并且采用鸡骨占卜。越人的宗教信仰也被升级为国家宗教仪式。张荣芳先生认为，越巫传入汉朝，与汉巫结合，在西汉前期掀起了强大的厌诅之风，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记?封禅书》中有柏梁遭火灾，汉武帝接受越巫勇之的建议建设建章宫以厌胜的记载，“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越巫的建议居然影响了长安城宫廷的建设，可见他们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汉武帝一生创建众多，而自己却迷信各种神仙学说，汉武帝为何如此相信这些迷信学说呢？这和汉武帝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并受到了楚、齐等区域文化的影响。

1 汉代社会迷信的风尚

汉代是宗教勃兴的时代，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秦汉人巫鬼之习，已可概见”。[4]司马迁的《史记》中还专门列有《日者列传》，其中内容体现了当时士人对“日者”这一职业的尊敬心理。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 尚巫之风也流行于汉代，在秦汉人的意识中，万物有灵，鬼神无处不在，“巫”具有沟通人和鬼神的特殊能力，为了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必须借助于巫术。朝廷设有巫官体系，《汉书?郊祀志》中列有任职于祭祀系统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等和他们各自的职能；民间也普遍信仰巫师的力量，巫与巫术充斥在两汉民间社会中，成为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时神秘文化的影响下，作为一代明君的汉武帝也难以摆脱，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他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对祭祀、占卜、巫术、神仙学说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2 汉武帝的个人经历

汉家皇帝无一不迷信，汉高祖刘邦即位，“因秦太卜官”，文景之时卜筮之风 大行于世。从小生长在皇宫中的汉武帝，深受祖辈、父辈们的影响，因此即位后“数年之间，太卜大集”。而汉武帝的母系亲属也有着鬼神崇拜的传统，汉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是故燕王臧荼之孙。燕地是神仙方术非常流行的地区，平原君祭祀神君，善于卜筮，汉武帝即位后也去祭祀神君。

人在面对危险，特别是遇到痛苦、疾病、事故时最容易接受宗教的影响，在汉武帝的个人经历中，方术就曾产生过奇迹。“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病得很重，在垂死的情况下，靠巫师的力量才使他恢复。这一次经历增强了汉武帝对方术的信仰，而不像汉文帝那样，一次受骗之后就心灰了，武帝则自始至终保持着对神仙方术的极大热情。

3 楚文化的影响

汉王朝的创始人刘邦是沛人，沛地是楚国故地。楚文化一直以其神秘、浪漫、和玄想著称，楚人有着浓厚的崇巫信鬼的传统和散发着浓烈的神秘气息的精神生活。我们现在从屈原所作的《九歌》、《九辩》、《湘君》、《湘夫人》等作品可知，

这些作品都是求雨、求爱时巫所使用的巫舞、巫曲。

后来楚人把江山丢给了秦人，楚人又从秦人手里夺回天下建立了汉朝。汉初君臣多出于平民，他们对自己一向熟悉的巫术文化情有独钟，所以汉高祖一即位就在长安设置了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南山巫，掌管祭祀天地、东君、云中君、九天、河水、南山等神。文帝虽曾下诏禁止“秘祝移过于下”，但同样相信巫人能使“日却复中”、“人主延寿”之类的把戏，甚至与政治家贾谊谈论时，他也“不问苍生问鬼神”。景帝宫有秘戏，开始以巫医见信，后官拜郎中令的周仁常常参与，这种“秘戏”大约与巫术活动密切相关。至于武帝，当然也不能免俗，他对巫术的痴迷甚至超过了他的父辈们。尊奉太一神、崇巫好祠等都在汉武帝时最盛，而太一正是楚人最尊贵的神。祭祀“太一”是战国时期（或者更早）楚国的宗教习俗，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证明。1987年湖北荆门市包山2号墓出土的包山楚简中的占卜简所述往往涉及祷词，这些祷词对象包括许多神袛，而这些神邸中列在首位的神就是“太一”，即《九歌》中的东皇太一。[5]

汉代宗教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汉书?礼乐志》记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房中乐》是宗庙之乐，是汉初最重要的宗教音乐，采用的是楚声。汉武帝祭祀太一及天地诸神所用的音乐《郊祀歌》也多为楚声，多模仿《楚辞》，可见楚文化对汉朝宗教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汉武帝重建太一之祭祀，一方面是因为方士的鼓动，另一方面同楚文化也有关系。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05).453.

[2] 张岂之.黄留珠.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M],桂林:广西师范法学出版社,2007.65.

[3]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1.

[4]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10.

[5] 韩养民.秦汉文化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0.

[6] 黄留珠.秦汉祭祀综义[J],西北大学学报,1984( 4).

范文三：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汉武帝以孺?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碗?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 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关键词]汉武膏时期?:统冶思想;转变

汉武雄才大?略，为巩固王朝?统治，他亲自策问?贤良，采纳了董仲?舒“罢黝百家，独尊儒

，并取代汉初?黄老思想成?为西汉中期?以术”的建议，使得因秦祸?而废的儒家?思想得以彰?显

后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维护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的精神?支柱。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分离动荡?的局面，无疑是百家?嚣杂议论的?温床。社会各阶层?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中国社?会应如何发?展，统治者也选?取于己有利?的学说对

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外支持各?自的兼并战?争。百家经过兼?并战争的洗?礼，其统治日益?分化。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尊崇法家，旨在全面确?立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法家思想不?善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过分强调严?刑峻法，致使秦二世?而亡。

西汉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lj(卷30，平准书第八?)，统治基础薄?弱。要使社会经?济恢复，必须与民休?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因而，西汉前期的?统治者认为?“其治要用黄?老术”。所谓黄老学?说是从老子?学说中演化?出来的。它还着重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并部分吸收?了儒家的

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其政治指导?思想，推行文武并?行，刑德并用，约思?想。

法省禁，严狱缓刑的?措施，强调赋役有?度，节约民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黄老思想有?其进步作用?。当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任务完?成后，黄老思想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此，其政治弊端?日益凸现，最典型的即?在于君主无?为而治，不利于中央?集权;地方势力增?长，渐成尾大之?势。武帝继位时?，皇权已大大?削弱:割据势力存?在;相权增长;社会经济恢?复后农民所?受剥削日益?加重，与地主的矛?盾已渐增长?。此时，法家及黄老?之学已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老子之学主?无名无为，不利干政。墨家创兼爱?，尚平等，不便于专制?。而儒学严等?差，贵秩序，重名分，重君权国家?一尊威权，对君主言仁?政，对人民言服?从，最适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汉武帝继位?之初，已反映出他?尊崇儒学的?倾向。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下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垂相缩奏日?:“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国?政，请皆罢”[‘〕(卷6，武帝纪)。汉武帝奏可?。汉武帝“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何才能使?汉帝国“椅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l〕(卷6，武帝纪)。他认为“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礼?”，因之，让贤良上书?对策。就在这时，董仲舒提出?“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具备有可供?专制统治利?用的内容:

(一)天道观念

儒学倡言“天”。其所强调的?“天”，孕含着诸多?神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j(阳货第十七?)，“天道福善祸?淫’心〕(汤浩)。这些均表明?，有一个主吉?凶祸福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万事万物，而这就是夭?，就是上帝。天或上帝随?心所欲地 预见、延迟、加速并决定?着尘世间的?一切事件，但又不能直?接行使其意?志，这就需要假?手天子或帝?王以实现其?意志，因而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心〕(泰誓上)，“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心〕(洪范)。天子或帝王?是天或上帝?的威 严在人间的?传导者，上帝赋予帝?王权威，委托帝王来?行使它的指?挥权，并将各种恩?惠都集中在?帝王一人身?上，于是乎帝王?的所作所为?，就是“替天行道”。帝王专制象?征着“夭下有道”[21(季氏)。帝王“替天行道”必须有一套?政治组织与?秩序与之相?适应。官僚政治是?专制

政体的?配合物，而儒学将协?助帝王“替天行道”的封建官僚?体制合理化?、合法化、系统化和神?圣化。有道是:“一岁之中有?四时，一时之中有?三长，天之节也。人生于天，而体天之节?，故

亦有大小厚?薄之节，人之气也。先人因人之?气，而分其变，以为四选”。所以“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选也?。分人之变，以为四选，选立三臣，如天之分岁?之变，以为四时，时有三节也?。天以四时

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砒砺而致?极’心〕(官制象天)。夭有之?选，

春夏秋?冬，体天之节有?贵贱之分，三公、三卿、三大夫、三士如天之?所行以为政?。地上的封建?秩序是天上?森严秩序的?映象。

(二)大一统主张?

董仲舒在武?帝就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等治国问?题策问中，着重提出两?个基本观点?。1.“《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lj(卷56，董仲舒传)。所谓“大一统”，就是天下共?主为代表的?社会伦理在?其纲纪礼法?中的最高统?一性。到了周朝，“大一统”的历史形式?达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阁(八情第三)的高度。而董仲舒据? 《春秋》的精神发挥?出的适合于?汉帝国的“明言大义”的“大一统”，则是要建立?一个符合道?统的地域广?裹、民族众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建立起秩序?化、合法化的基?础。儒学依天命?而力主“尊王”，因而要由“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帝王， 作为天下最?高统治者，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社会?。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需要这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sj(万章章句上?)的学说支持?其统治。

2、要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社会?，在统治思想?上，就应“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

“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其道，勿使并进j?，[，〕(卷56，董仲舒传)。否则，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卷56，董仲舒传)。

(三)纲常教义

儒家学说认?为，纲常教义源?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并认为“天道”有阴阳两面?，所以按照“天意”，人间秩序亦?需要符合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而“天”总是贵阳而?贱阴，亲阳而疏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 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心〕(基义)。那么，君、父、夫对臣、子、妻具有绝对?专制权力。“可求于天”的“王道之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君为臣纲”为“三纲”之纲。君臣关系纯?属政治关系?，而父子、夫妇关系则?纯属家族关?系，纲常教义的?精髓却是挖?掘出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在儒学看来?，王道政治的?“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中，“修”、“齐”的核心问题?是“孝”。“修身”以孝，“齐家”以孝，孝与政治密?切相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阁(为政第二)。孝与忠君密?切相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困(广扬名章)。纲常教义的?实质就在此?，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是?国家家族化?。“孝”乃三纲之基?。所谓“父为子纲”，实质上是“子以孝为纲?”;所谓“君为臣纲”，实质上是“臣以忠为纲?”。“忠”是“孝”的延伸、扩展。“移

孝作忠”都是表示“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结果，无非是要加?强“君为臣纲”的统治作用?。如是，纲常教义政?治的统治功?效，于无形中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学而第一)。这样，天下

就因此“太平”了。总之，儒学将“天”神圣化，作为一种政?治权术，是试图赋予?“天”以最高地位?，从而建立一?种“天子受命于?天”来治理教化?广土众民的?政治格局。由此，夭 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成?功地融为一?体。这正符合西?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汉武

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汉帝国的举?措。受儒学天道?观念的影响?和启示，汉武帝在位?54年中，屡易年号，多有祭祀上?苍、增修封禅之?举。因见长星，改年号日元?光;获白麟，因改元曰元?符;得宝鼎故，因是而曰元?鼎;时频年苦旱?，故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汉武帝祭祀?上苍，出祥瑞之物?之光不绝于?史

书，“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lj(卷6，武帝纪)。“祭后土地抵?，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l](卷6，武帝纪)。汉武帝真正?感悟到“天道”对其统治的?重要，才会苦心孤?诣地经营于?此。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川(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不行默险，藩国自析”。“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结党营私?，就此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利用酌金制?度，以“列侯坐献黄?金酣祭宗庙?不如法’，[l〕(卷6，武帝纪)之名，夺爵削地者?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封土而不治?

民”，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权力?。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做到“不诛而害除?”;一方面利用?酷吏诛杀地?方豪强。至此基本上?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努力?提

中朝”，限制皿相权?力。汉武帝提拔?一批中下级?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高皇权，加强“

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中朝”，九卿通过“中朝”而不通过承?相直接向皇?帝奏事，“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以尽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君为臣纲开?始落实为一?种制度保证?。中朝、外朝的划

分，是封建政权?体制的演变?，反映了皇帝?和垂相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和皇权?的加强。 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州[lj(卷6，武帝纪)，即13个监?察区，有充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蓟州、交趾、朔方等，设刺史，以低爵级官?吏监察高爵?级官吏，所谓“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刺史对地方?官有弹劫权?，无处理权。公元前89?年，在都城设司?隶校尉，纠察京师附?近京兆郡、冯栩郡、扶风郡、河东郡、河内郡、河南郡、弘农郡等7?郡的官吏。由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汉武帝加强?军事方面的?集权，直接掌握军?权，重大战役直?接过问。组建2支直?接维护皇帝?的军队:侍从军、禁卫军。侍从军，由郎中令调?遣。禁卫军，守卫京师，由8支部队?组成，分别由八校?尉统帅。禁卫军由召?募而来，开中国募兵?制之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加强对全国?财政经济的?控制。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 保证货币的?政治权威性?。汉初，中央听任郡?国自由铸钱?。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诸侯王操持?铸币大权，经济实力膨?胀，富坍天子，此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往?京师销毁，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株“罢半两钱，?钱，行

五株钱’，[l〕(卷6，武帝纪)。自此，五株钱成为?西汉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等重要部门?收归中央，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等事?务。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就

是平衡物?价。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租税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此调剂物?价，防止富 商大贾从中?谋取暴利。汉武帝在全?国实行算络?、告缉制度。所谓算绪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计其绪贯而?税之。所谓告缉，就是对隐瞒?财产不报或?自报财产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绢者以其?半与之，武帝纪)，另一半国家?没收。汉武帝对人?民广施教化?，“扶世导民，莫善于’，[l〕(卷6

德”，令“天下孝子顺?孙自竭尽以?承其亲”，“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l〕(卷6，武帝纪)。要求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要使“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对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川(卷6，武帝纪)。基于“孝慈则忠”的逻辑，汉武帝把举?孝廉定为选?拔官吏的制?度之一，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对周?边地区，“择兵振旅，躬秉武节”[1j(卷6，武帝纪)，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此期，反击匈奴的?战争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有决?定性的战役?有3次，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郡?、五原郡、武威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汉武帝首在?西域设置军?事和行政机?构。在东北设乌?桓校尉，对乌桓及鲜?卑民族进行?羁糜管理。在“东夷为苍海?郡”。汉武帝元鼎?年间，破南越，设越崔，郡、沈黎郡、汉山郡、武都郡、南海郡、郁林郡、苍梧郡、合浦郡、珠崖郡(治所在障都?，今广东琼山?东南)、檐耳郡(治所在今海?南岛檐县西?北)、交趾、九真、日南L‘」。史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汉武帝统治?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30年，西汉王朝在?西汉前期几?十年恢复发?展的基础上?，

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后24年，是西汉王朝?由盛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

衰的?转折时期。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汉武帝采取?的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举措，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实行对地方?官吏监察的?刺史制度，使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加强?，使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得以切实贯?彻实施。加强对财政?经济的控制?力度，限制和打击?了诸侯王、豪强、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实力，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v〕(卷30，平准书)。加强军队建?设，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至此，汉帝国“大一统”的基础得到?巩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对周?边进行挞伐?，北逐匈奴，沟通西域，破乌桓，灭南越，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周边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巩固并扩大?了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中国的版图?东起东海，西到新疆库?车，北自贝加尔?湖，南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奠定了中国?袂涣大国的?地位，实现了空前?的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汉?武帝的一系?列举措可归?结为完善集?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并把封建等?级制度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规?定下来。对于汉武帝?来说，王朝的兴废?，一方面在于?他对精神的?把握是否牢?固，运用是否得?宜，但根本的是?其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否?发生了破绽?或动摇。汉武帝统治?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造成农民日?益破产，加之汉武帝?长时期的兴?师暴众，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大汉帝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迅速由繁荣?走向衰落。这是历史的?必然。

范文四：克林顿的雷霆拯救和汉武帝的强悍名言

(2009-08-08 10:05:52)

原创/寒鸦

上个星期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旋风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日，救回了因“非法越境”、“敌视朝鲜”而被判刑12年的亚裔美籍女记者凌志美和李丽娜。她们向媒体表示：“当时我们被从房间里带出，我们以为会被送往劳改营，然而当我们打开门，看到克林顿总统站在那里，我们惊呆了；我们也立刻醒悟到：人生中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克林顿一行登上飞机后，两名女记者才被释放并登上飞机。专机是美国领土，女记者踏上美国领土，迎接她们的是克林顿。

这一新闻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像2003年，为了两千多死于911恐怖攻击的平民，美国可以攻打一个国家，摧毁一个残暴政权，这一次，为了两名公民，美国前总统可以不远万里、纡尊降贵拜访一位臭名昭著的独夫。

尽管克林顿在镜头前一脸严肃，吝于展露招牌笑容，也不妨碍平壤当局把他这次来访包装成卑躬屈节的朝贡式礼拜。美国人不惜屈尊满足那个土蛋的虚荣心，以此交换回两名人质。朝鲜要高调宣布接受克林顿的道歉，要宣布得到了奥巴马的口信，以此在人民中扬威，就像1972年尼克松访华被解读成美国总统朝拜**一样。金正日得意忘形之余，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条新闻对朝鲜人可能产生的冲击力，比驻韩美军的所有武器能发挥的破坏力还要厉害，因为稍有头脑的朝鲜人都会想到，为了自己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朝鲜的亲爱的领袖会这样做吗？

这件事件清晰地传送出了美国的价值观：个人的自由和生命高于一切。两千年前，罗马公民的身份意味着受到罗马帝国的庇护。今天，美国公民，也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不久前从海盗手里解救的人质船长是这样，今天解救被暴君判刑的记者，也是这样。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讲话也同样耐人寻味：“这一团聚不仅仅是她们家庭的幸福，整个国家也为此感到高兴。”

相比之下，想起很有一些人在网上血冲脑门地嚎叫汉武帝的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也许我孤陋寡闻，至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个公民在境外遭遇侵害的时候，这“强汉”曾经给予过解救。或许，只有“强汉”的皇帝、权贵或国家脸面遭受损害的时候，才“虽远必诛”的吧。比如当上万华人被杀时，大清国政府竟这样说：“被杀汉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而你一旦在网上指出中国的不足，质疑中国的某项劳民伤财却能给国家脸上贴金的壮举，就很可能受到百般的辱骂、攻击，甚至死亡威胁或诅咒。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通过发泄对同胞的憎恨来表达其“爱国”的热忱。如此不爱国人而爱国，让人想到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当“爱国”成为一种主义，而且被用作手电筒专照别人、用作利箭专攻击别人的时候，爱国就成了流氓行径。

克林顿的拯救行动展示了相反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每个国民的自由和生命，才是最高价值。国家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是用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的。

“凡我美国公民，虽远必救！”这才是强国，才是盛世！

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

你可以骂美国政府，你可以骂美国总统，骂祖宗三代，骂得GOU血喷头也没关系。

你可以揭美国政府的短，也可以揭美国总统的短，哪怕无中生有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和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唱对台戏。。。。。。

这位老太太十几年来一直

在白宫对面安营扎寨，抗议美国的对外政策。

老太太用画像和文字称布什为“真正的恐怖分子”。下面是“白宫”字样。左边图片下的文字是“不要用鲜血换石油”。右上方有文字为“种族灭绝”。

但是，你不能杀美国人,也不能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

珍珠港事件中，两千多美国人丧生，美国当即对日宣战。

911事件中，两千多美国人丧生，美国勒令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否则连你一起打。并宣布：谁包庇本拉登就打谁。没有一个大国敢包庇本拉登，俄罗斯也不敢。美国说的“谁”也包括俄罗斯。

不知死活的塔利班在美国的重拳下一个月土崩瓦解。

为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美国在911之后，制订了“先发制人”的新国家战略。对威胁美国公民生命安全的国家或组织将主动出击，变事后报复为事先预防。。。。。。

这就是美国！

在美国，动用国家机器以挽救普通美国人的生命并不是第一次。

例一克林顿在任内就曾亲自打电话给马哈蒂尔，为一名在马来西亚因贩毒而被捕将被判处死刑的美国青年求情。（在这之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求情被马政府驳回。）

例二二战时，为确保美军飞行员被击落时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飞行员印制了有多国文字的“投降书”。

例三北约联合打击南联盟时，为营救一名美军飞行员，美军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

出动救援直升机

救援直升机必需由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掩护

武装直升机必须由固定翼飞机护航

固定翼飞机护航就必须出动航空母舰

出动航空母舰就必须是整个战斗群

最后，营救费用达天文数字，有一万多人参与整个救援行动。。。。。。

可见，《拯救大兵瑞恩》绝不是荒诞无稽的虚构。

公民至上，这就是美国！

而这次的事件则更富有戏剧性：是朝鲜，扣压了一位自己的同族侨胞和一位据说有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中国的侨胞，而且都是柔弱的女性，并把她们毫不客气地判了12年重刑，仅仅因为她们“越境拍照”。

华人、朝鲜族人遭此大劫，为什么朝鲜人自己不急（而且还成了谈判斗争中要挟美国人的筹码）、中国人不急，美国人却急得火上了房，华府高层一再出面设法谈判营救，最后为了这两条人命不惜屈尊丢脸让前总统亲自去了仇家一趟，又道歉又陪聊、低声下气地忍了一回，朝鲜为此简直是捏住了美国人的七寸、赚足了面子，从电视上金正日委员长得意的笑容就可见一斑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有数量相当不少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也会为此拍手称快——总算又让美国人丢了把面子、遭了回罪，也该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杀杀他们的威风了！

一位满头白发的美国老人，就像他自己的国家和正府一惯所做的那样——为了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危，甘愿屈尊降卑，忍辱负重，认了！

这就是美国！

8月5日，两名获释的女记者李丽娜(下)和凌志美抵达美国加州伯班克机场。绿色条幅：“欢迎回家！”

8月5日，被释放的女记者李丽娜（左）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后与家人团聚。来源：新华社、路透社

李丽娜与丈夫和女儿相拥，难掩泪水。

凌志美（左）与母亲拥抱

范文五：从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评析汉武帝的民族思想

从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评析汉武帝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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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季琳(1991-)，女，汉族，吉林白山市人，在读硕士，单位:吉林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专业。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在位的数十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而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族。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如何处理与其的关系是秦、西汉乃至东汉初期中原王朝统治者都谨慎对待的问题。汉武帝则在其大一统思想的总的指导下，通过和亲，战争，以夷制夷，以德制夷等手段处理汉匈之间的关系，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匈奴与中原有联系，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或者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前频繁。西汉初期，匈奴奴隶主实力的空前强大，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侵犯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汉初，由于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抗拒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絮、酒、米、食物。直至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之后，终于开始遏制匈奴继续坐大的势头。纵观汉武帝在位年间，西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和亲阶段

汉初，由于经过镇压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楚汉之间的持续战争，以致当时的中原社会经济凋敝，国力空虚，西汉政权软弱。高祖六年秋，匈奴围攻马邑，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

奴遂引兵南至晋阳下。次年冬，高祖亲自领兵前往晋阳抵御，却被冒顿围于平城的白登山七日，后使用陈平之计，方脱围，于是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孝惠帝、吕后以至文、景、武帝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由此可见，汉初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汉朝不得不才去的委曲求全之计。然而即便是“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的送到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

汉武帝刚刚即位之时，因受汉朝前几位皇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仍然奉行和亲政策，“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而后尽管汉武帝仍然认为和亲是处理好与匈奴关系的最佳方式，但其思想已经有了些微的变化。元光二年春，汉武帝就曾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深厚。单于待命加谩，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如何,”表明汉武帝的思想开始从和亲与交战的摇摆不定中开始向武力解决汉匈问题上转变。社会经济上，汉武帝即位之后，西汉王朝在经过了70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高祖刘邦以来的外姓诸侯与王朝对抗，同姓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已基本得到控制，此时“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在政治上汉武帝推行“大一统”，说到“大一统”，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董仲舒。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纳了对匈奴强硬派王恢的意见，遣兵30万于马邑伏击匈奴，由此拉开了大规模汉匈战争的序幕。

二、战争阶段

西汉对匈奴的用兵，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到公元前33年汉元帝时“昭君出塞”为止，基本上延续了近一百年，在此对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几次关键战争进行简单叙述。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汉武帝派韩安国、李广等人率领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周围的山谷中，又派常年跟匈奴通商的的商人翁壹去诱骗大单于到马邑。匈奴单于得知汉朝的计谋后退兵出塞。此事激怒了匈奴，此后匈奴几乎每年都出兵侵扰西汉边境，杀掠人民。虽然，“马邑之谋”失败，但它标志着西汉政府正式放弃了和亲政策，开始采用战争政策，武力征服匈奴。面对着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一方面积极应战，另一方面也寻找机会深入匈奴内部进行主动的战争。

公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战。前127年，武帝派出李息率军出代郡向东吸引匈奴主力，另一路由卫青带领出云中向西突袭匈奴右部，志在夺取漠南地区。此战取得空前胜利，打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部，并夺得河套地区。此役之后，汉匈军事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汉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而匈奴则处于被动和劣势，西汉政府开始以河套地区为根据地对匈奴进行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拜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军远征河西地区，又派张骞、李广出右北平打匈奴左部，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归降汉朝。河西之战彻底打垮了匈奴右部的势力，夺得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它对于今后西汉经营西域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此战过后，匈奴的势力大为衰落。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此战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役。公元前119年倾全国之力与匈奴进行决战。卫青与大单于会战，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会战，皆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漠北之战是汉匈100年战争中最大的战役，双方损失都十分严重。漠北之战后，匈奴完全从整个漠南地区退出，而西汉也无力再战，于是双方出现了暂时休战的局面。

汉武帝虽然力主对匈奴开战，但他也同时有着另一种民族政策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这种思想最早提出的是晁错，他认为“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

三、和亲与军事震慑并行阶段

漠北之战后，虽然西汉取得了胜利，但双方均元气大伤。武帝晚年，其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的标志性事件是征和四年发布的“轮台罪己诏”，明确表示了“不复出军”和“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究其原因，除了连年征战使人民不得安宁，社会遭到破坏外，也与此前提到的公羊学有关系。

汉武帝接受了公羊学中的“以德治夷”这一思想，并发展成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就是夷狄虽然落后，但不能放任其自流，应该把恩德施与他们，用仁义道德来感化他们。汉武帝在打击了匈奴之后，主张用德来使匈奴归附，这就成为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民族政策。同时又需以必要的军事手段来辅助德治手段的实施。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因匈奴势力大为衰落，便主动向匈奴示好，派遣王乌和杨信等人出使匈奴，劝说单于让其太子“为质于汉”以和亲。后来听说单于准备来长安与他“相约为兄弟”，又在长安为其建筑邸舍。

四、小结

纵观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关系，可以看出汉武帝在大一统思想的总的指导下，通过和亲，战争，以夷制夷，以德制夷等手段，完成了大一统的帝王之业。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汉武帝时期的民族思想对后来封建社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封建社会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和民族思想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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