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一:人的自我意识
女儿在写作文,弄了半天才写了几行字,我问了一下。她说要如何描述田野,我问她不是春节前在缅甸刚看到过田野吗?她说老师的作业是写春天的。然后说了几句给我听,我问她,这些你都没见过,为什么不写城市的春天呢?女儿说老师这样布置的。好吧,我给她打开电脑搜索春天的田野,让她看一幅幅图画后再去写。
只能这样妥协,最后告诫女儿永远不要写假的东西。
人生中最大的无奈,在于和整个周围的世界对抗,试图带给女儿真实的认知,而我知道很多部分都会无能为力。随着成长,女儿不会再相信我讲给她听的所有事物,而要维系价值观的传承,只能教她如何分析世界,而不是全盘接受别人塞给她的知识。
困难吗?
难。
如果你整日在宗教的氛围对一个儿童洗脑,渲染牺牲和愤怒,早晚有一天ta可能带着炸弹去炸了街市,或者拿着刀去了火车站杀人。
儿童是人类的希望,但真实的世界总是试图把孩童拉向偏颇的一边。
下午看《雪国列车》,主人公从底层车厢杀到教室车厢,一个貌似纯洁的女教师,正把一群学生教成列车主人的拥泵,并以服从为天命。之后这位貌似纯洁的老师,就拿着冲锋枪对底层上来的人们大开杀戒了。
整个人类世界的所有国度,都以灌输自己的价值观为己任,以培养驯化的服从者为导向。到最后,体制化的大多数人就成为不同族群的中间人群,并对另一些意识形态的人们打开偏见之门。
但培养一个孩童自主的意识,去清醒的认知世界,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有很长的时间是痛苦的,直到彻底明白头脑和心灵的自由是一个人赖以飞翔的唯一依赖。
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或者说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我意识。
人类的悲凉就在于此。
范文二:人的自我意识
人的自我意识
10110540105 金文贤 特心
众所周知,如同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依附于哲学母体一样,自我在成为心理学研究对象之前一直是哲学界的研究范畴。现代自我论,作为主体性哲学的一种构设,肇始于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现在我在心理学论文中把自我意识提出来,因为当初我第一次接触到“自我意识”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得将其归入心理学的范畴。以我目前的学术水平要分清哲学中的自我意识与心理学领域内的自我意识的同与异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此处我仅以看了一些读物,几篇论文的资历来及其“粗暴”得说说我理解的。
在有意识的时期,我第一次进行对自我意识的耐心思考是在读了芥川龙之介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叙述的是一个已婚女子完全以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描摹,幻想,假设丈夫一位经常往来的男性好友对自己有着极度的爱慕之情,并且认为那样的感情在每次那位男性来到他们家做客的一举一动中被越来越明显得表现出来。已婚女子极度痛苦得在自我设定的“三角恋”中苦苦挣扎,甚至还到了要轻生了断的地步。而庆幸的是她没有那样做,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导自演的一出“苦情戏”,那位男性从来就不曾爱过已婚女子。
看了这故事,我不由得想到中国古代著名的那个怀疑自己的邻居是偷斧子的人,从而越看他越像是贼的樵夫。诚然,我不能贸然断言这两个故事就是换了身衣服的同一个人,毕竟指向性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在其中体现的人在本性驱使下总是自以为是,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旦认定,就拼命刻意去找能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将眼前所见的客观事物全部意象化成为自己臆想之中的状态,从而往往会造成事实的歪曲。自我意识本身便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不断得到肯定。米兰昆德拉笔下《好笑的爱》其中所言,我们爱的人,其实不存在,那是我们幻想所得,所以在爱情里我们始终在需要与被需要,即互相希望对方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那一个人,故而有种自己和自己谈恋爱的感觉。
19世纪中叶以来,对人的自我意识的研究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佛洛伊德就提出“潜意识”(本我)是精神的主宰。此处,我又想到那位,想入非非的已婚女子,也许她的想入非非便是时刻隐匿于其大脑潜意识区,即其内在本我的体现,她作为一个表象恪守妇道的女子实际的内心却是充满激情的,继而这便脱离了上面所讲的“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到达了一个新了深度,即人其实是不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但是去细细品味某些自己所做的可能是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行为,从而我们能够发现自己有个“想入非非”(出自王小波《红拂夜奔》)的“本我”。我们思考药家鑫的案子的时候,总是会先想到一种矛盾:难以把他——一个表面文弱的西安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与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联系在一起,但是被判死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案子太过暴力又这样的难以置信。药家鑫的本我在日常的压抑中得不到释放,一旦有了契机便不可遏制得爆发。类似于已婚女子。所以说对人真正自我意识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潜意识里的“想入非非”,懂得会让自己脆弱和不安的东西,从而更好得修正自我意识里的黑暗面,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得继续。文献中有云:“个人间的现代社会联系,应然地被视作自我选择的产物,是自我价值主体性原则从个人领域向社会领域的逻辑延伸。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在原则上是自愿的和可修正的。”
上面我提出了两种观点来解释那位已婚女子的想入非非:1.人性中以自我为轴心,一切从自我立场出发的本性。2.“本我”潜意识中存在的不同于表象的自我意识。我不知道这两个哪个对,或者说那个占的比重更大一点,这还是需要我进一步地查阅文献和进行自我生活的感悟。以上便是我对于自我意识的理解。
范文三:人的自我意识的演变
作者:李文阁
人文杂志 1998年07期
人的自我生成是借助于对象化活动即劳动实践来达到的。作为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人的生存环境的过程,对象化活动是人获取、丰富和展示自己本质力量的中介,亦是人意识自我、自我意识演化发展的中介。所以,对于自我意识的发展、演变,只能在对象化活动即劳动的基础上予以理解和把握。劳动实践的发展要经历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相应地,人的自我意识也依次经历着群体自我、个体自我和真正的自我三种形式。
一 群体自我意识
人类最初的生产力发展形式即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此处的自然经济是在其广义上使用的,即指“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页。)的经济,它包括采集、狩猎经济和农业自然经济。在时间上,它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大社会形态,这是一个马克思称之为“人支配人”、人依赖人、“人的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的时期。因而是一个以群体为主体,以群体意识为自我意识的主要形式的时期。
原始初民的劳动是采集——狩猎活动。在此种活动中,生产的原始条件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它“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性质,一是主体的自然,二是客体的自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后者是指活动指向的是自然界中的现成物,这意谓着人们尚不能改变或控制自然过程;前者说明,活动虽然拥有了自己制造的工具(木棒、石块等),但活动主要依靠的还是自己的体力和躯体。同时,主体的自然蕴含着活动所依赖的组织形式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即完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原始氏族部落。生产者必须以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他的每一次活动都是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的,“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1页。)生产的这种社会形式以及由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的产品与社会成员间的“等量”关系,决定了原始共同体中只有普遍利益,个人利益是作为普遍利益的一个“天然部分”而存在的。既然个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也就不能以个体而存在。摩尔根指出:“当社会处于这种低级状态时,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所掩盖了”(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9页。)。对个体而言,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大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因为这种服从是个人存在的条件。个人的这种“无我性”(对原始初民而言,只有我们,“我”即“我们”)最明显地体现在命名上。在原始时代的很多氏族中,个人是没有名字的,名称是属于氏族共有的财产,整个氏族的名称为何,氏族内部每个成员的姓名也即为何。很多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生物来给氏族命名,这个动物或生物便成为该氏族的图腾。以此图腾为核心衍生了一整套的习俗、礼义、生活规范、活动信念和对宇宙、社会生活的种种解释,所有这些构成了把个体融入群体使其整合为一的原始文化。
两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的出现,标志着采集——狩猎经济过渡到农业自然经济。农业活动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而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即以在生产中所生发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社会,社会组织、结构作为生产的结果而存在。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意谓着个体活动的增强,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体的形式进行的,这在其发达阶段尤为明显。
然而,农业经济社会的分工是非常粗糙的,还仅限于大的生产领域的分离,分工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几乎还没有发生。由于生产力仍十分低下,剩余产品比较贫乏,交换的可能性空间非常狭小。而“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即是说,农业生产虽然使个体活动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但并未把个体提升为主体,农业生产并未摆脱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没有改变人对人的直接支配。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庄园或家庭,“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象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他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为媒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3-484页。)。农业生产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势必造成人身依附关系。同时,由于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分散的、脆弱的家庭,各种自然条件或偶然因素的经常出现又使得个人和家庭依附于宗族和扩大的宗族——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必然使得依附者以为自己的生活是被附者创造和赏赐,必使其认定“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这样的人,即“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必把自己视为“一个从属的存在物”,而不是主体,因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另外,在此时血缘关系也没有退出社会生活。血缘意识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意识,重视血缘关系的人不是以个人本身的特性来对人、对己,而是以人和己的血缘群体的价值观来评价个人,这实际是对个体性的一种抹煞。农业生产虽然使社会组织不再完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由于生产以血缘家庭为单位,财产以血缘标准来继承,血缘关系便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政治领域的“任人唯亲”便足以说明之。
与生产领域的群众主体状况相适应,农业文明时期实现社会整合的文化机制也是以群体主体为指向的。宗教领域对神灵的顶礼膜拜,政治领域“王权神授”观念,文化领域对伦理道德的关注,这些机制均是为使人感到有共同的归属,从而将个体融入群体之中。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可以看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体,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体,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页。)
二 个体自我意识
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种形态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与依赖关系中的人不同,市场经济中的人保持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页。)这种“人的独立性”是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和“单个的人”对由于“自然联系”而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易言之,这是一个张扬个性、个体和个体意识的时代。
市场经济由简单的商品经济发展而来,市场经济无非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但作为自然经济补充的商品经济行为指向的是消费,商品循环的规律是W-G-W′;而市场经济行为指向的是货币,经济循环表现G-W-G′。前一种循环关注的是使用价值,起点和终点具有质的不同;而后一个循环追求的是货币的增值,起点和终点仅有量的差异。两者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买而卖,而后者则是为卖而买。当然二者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即承认交换双方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这种以物为中介的人的平等关系与自然经济决定的人与人直接的带有依附性质的“自然联系”截然不同。
市场经济下劳动或个人活动的明显特点是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不仅整个社会生活、社会总体生产被划分为愈来愈多的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领域,而且每种商品生产又被划分为复杂的相对独立的工序。在这里,掌握本行全部手艺的手工业师傅不见了,代替他的是被固定在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环节上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不必也无力掌握其它环节的技术。个体活动的这种特点使活动者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市场经济越发展,这种依赖性愈会得以强化,以致“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从而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但是,社会依赖性的增强并不以泯灭个性和个体的独立、自由为代价,恰恰相反,它是以个体主体性的充分展示为前提的。分工的扩大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落实为个人活动能力的提高,因为,生产力无非是个人的活动能力,生产力的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同时,分工的扩大蕴含着交换的可能性空间的拓展,而私有制和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存在又使其变为现实。这样,自然经济下人与人的直接联系被以物为中介的人的关系所取代。而由于物置于其间,被中介着的双方便获得了独立性和尊严。因为此处的“物”非一般物,而为商品,所谓交换是商品的交换,因此,交换双方便不是隶属性的非平等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关系。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表特殊利益的最小单位是个人,参与交换的市场主体的利益最终要落实为个人利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进入市场。而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前提是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和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即劳动者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因此,交换本质上成为个人利益的交换,成为个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交换本质上肯定的是个人的特殊利益和个人的独立和尊严。易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内在地要求破除人身依附关系,使个人成为独立自由主体,并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另外,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是自发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着资源的转移。在这时,自发性一方面体现市场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另方面又意谓着竞争。资源配置经由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的自觉竞争而实现。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为赢得最大量的消费者,而这要靠产品的质量、信誉、独特和新颖即产品的个性来实现。产品的个性无非是生产者的个性,因为对象无非“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5页。)。因此,市场经济本质是张扬个性的经济。
经济领域中个体性及由之所引起的各种矛盾,映射到政治领域便是政治组织和行为的理性化以及对个体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确认。分工的扩大使社会生活划分为各自独立、但在功能上又相互依赖的诸环节。与社会生活各环节的独立性相适应,是个人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生活诸环节相应,是个体被结合在一个共同的网络中。此种网络消除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离散性,也使得那种外在的强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样,一方面,经济和文化行为逐步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而获得了相对独立;另方面,强权的消除又必然导致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民主化。一切个人、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在共同理性的光照之下,都受理性法则的支配。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生活原则。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即法理化、秩序化,这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表现。
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伸张个性和个体的要求呈现在精神生活中,是对自由的关注。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弘扬个性精神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先导的;整个近现代文化本质上也都是人文主义的。由近代理性主义到现代非理性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贯穿始终的是人的自由问题。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史可谓一部自由发展史,一部膨胀个性和个体意识的历史。
当然,市场经济阶段个体意识的凸显并没有使“群体意识”归于消失,只不过使其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原有的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群体和群体意识被“平等”的、功能上互补的社会关系及其意识所取代。这种“群体”和“群体意识”,是作为当前流行的个体意识的对抗物而存在的,它们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然而在当前的时代,却不可能成熟起来,主体的发展和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不能不受经济发展形式的制约。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生成唯有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上才有可能。而在现阶段,自我意识仍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经济时代群体意识的否定即张扬个体意识。
三 真正的自我意识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产品经济,这是迄今人类所能预见到的最高、最完善的形式。马克思把由此种经济形式所形成的社会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在此阶段,人将会成为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意识才会产生。
产品经济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经济。不仅个体经济行为自觉化,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也是有计划地运行的。到那时,社会资源的配置将摆脱市场经济盲目的自发性,个体活动的条件将由社会统一分配,借此避免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以对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合理计算和调控为前提的,以对人类资源的最佳利用为目标。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在市场成为世界市场、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个人成为真正世界历史性个人即“类个人”的情况下,在生产力有了充分发展、分工更为细致、个体活动能力大为提高时才能实现。所以这些,不仅意谓着个人社会性的增强,个人对他人、社会的依赖范围更大、程度更深,而且由于生存问题的根本解决,人的精神性需求将提升为第一位的需要,对自身社会性的自觉将内化为每个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义务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性的增进与个体性的提高是同步进行的。从人的活动本身而言,虽然客观的分工或活动样态愈益丰富,但由于活动的条件为活动者本身所掌握,因而分工不再是对人自身能力和发展的限制,不再是自发的、强制的,而是自愿的,是尊重人的个性并适于人的个性的。传统意义上的分工消失了。“分工”的消失意谓着活动、劳动“复归”为人的存在方式。由于分工的消失,私有制不复存在,劳动者将占有活动的条件,且由于生存问题的解决,劳动将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以劳动者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和体现劳动者的自由个性为目的。同时,由于社会成员间依赖性的增强,劳动、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管理体系将从根本上失去对于个体的外在性和强制性,压抑人的个性的国家机器以及其它不合乎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组织将不复存在,代之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个人将成为真正的个人,即全面发展自己的自由人,而集体也由“虚假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的集体,提升为“真实的集体”——“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的联合体。“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①即是说,在未来社会,个人与群体、与类将失去外在性和对立性质,个人就其本身而言即是“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这样,人作为主体便完成了一次“循环”或“复归”:从自然经济下的群体主体始,中经市场经济下的个体主体,最后归于个人与类的真正统一。这种主体作为个人与群体的统一是人向自己的理想状态的趋近,是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开始。与实存的真正的人相适应,人的自我意识也将成为真正的自我意识——一种明确意识到自我与社会内在统一和自我的生成性本质的意识。由上述人类自我意识的演化可以看出,人的自我意识根本上是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演变,因此,虽然意识的内在性和非直接现实性导致其对存在具有一定的超越,但总体而言,人的自我意识不可能完全超越劳动形式的时代限制。
作者介绍:李文阁 南开大学哲学系 邮政编码:300071
范文四: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
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厦门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先生,他2001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人的确认证》。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人通过艺术品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传递的过程,通过情感传递,我们确认了自己和其他的人类有共同的感受。由此,艺术家和观赏者也就最终确立了自己是一个能与他人、能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那今天主持人阿忆就把易中天先生请到了我们的演播现场,他是何许人也呢?我们先看一段片子。
首先欢迎易教授作客我们的节目。刚才片子里说易教授他是怎么怎么样的人,他的学术特色是什么,大家可能还不能了解很充分,因为这个小片子写的不具体,我们具体一下。在正式讲演之前呢,我们先听一听易教授,我给他摘出来两篇文章里的两段话。第一篇文章叫做《春来不是读书天》,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春来不是读书天。春天里的诱惑太多,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我后面打了删节号,中间删了一些话。他接着说,“春天里应该去远足、去踏青,当然最应该的还是谈恋爱。就连小动物都知道,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所以,春天即使要读书,也只该读情书”,这是教授说的话,不是一个少年说的话。下面一段文字来自易教授写的《书生意气》,易教授这样写道,他说“有句老话叫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后面是易教授自己说的话了,“当然,这是从前,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嫁错郎可以离婚”,我要问的问题是,您以这种笔法写作,会不会有其他的您的那些同事,或者不认识您的那些同行的教授,说您这种写法一点不学术,非常浅薄,您不怕吗?
易中天:不怕。回答完了。
主持人: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属于外延极大、内核极小,所以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是”还是“否”。您不愿意阐述一下您为什么要以这种方法写作吗?
易中天:因为在我看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活法,是我的一种生活和生存的方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非常好,我干嘛要管人家说三道四?
主持人:看您的文章,我还想问一个小问题,您写了一篇叫“武汉人的性格”,您说武汉人骂人的水平绝对是全国第一。
易中天:对。
主持人:不对吧,人家大多都说是北京人第一。
易中天:你是不是准备和我过招啊?
主持人:您举出理由来。
易中天:比方说,他说一个人长得很漂亮,武汉的方言叫“清爽”,很清爽,“他个婊子养的长得好清爽啊
”。这个就绝对不是骂人了。骂人骂到这个水平,我看应该是全国第一吧。
主持人:是,北京人表示跟人亲切是加个“小兔崽子”,你的小兔崽子长得很清爽啊。他把它发展到到那个地步,哎哟。好,下面我们就直接由易教授给我们带来他精彩的讲演,讲演的名字叫“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欢迎。
易中天:谢谢大家!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有当过爸爸妈妈的没有?请举手,少数。
主持人:这个女同学或老师,你当了妈妈了都?我觉得刚二十岁。
易中天:那好,我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哪位同学知道一个小孩子,当过妈妈的就不回答了,她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最先学会的是哪个词。
观众:妈妈。
易中天:妈妈。大多数情况下是妈妈,极个别的情况下是爸爸。第三个问题是有谁知道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
观众:抱。
主持人:妈妈、妈妈抱。
易中天:这不是第一个,他能说妈妈抱的时候已经说句子了,这个不是词。第一个词是什么?
观众:要。
易中天:妈妈回答。对,还是妈妈知道,没当过妈妈不知道,还是妈妈知道,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不要”,而不是“要”。你看一个小孩子他要东西,比方说他要喝水,他说水水,他要吃奶,他说奶奶,够了,他不用说要吃水,要喝奶,他不用那个“要”字。但是你给他水喝,他不想喝,他怎么说呢,“不要”。也用不着说水水。所以小孩子他是很节约的,他懂得节约成本、懂得效益最大化、懂得产出投入比。
那么好了,从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小孩子学会叫妈妈,然后学会叫爸爸、叫爷爷、叫奶奶、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称呼,所以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际关系问题。第二个结论呢,“不要”是人的基本人权。因为儿童学会的第一词是“不要”,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它是一种天赋人权了。事实上我们看一个社会有没有人权,看一个社会是不是人权社会,很简单,只要看这个社会的成员有没有说“不要”的权利。咱们中国古代就没有这个权利。谁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做“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就是他给你东西,你也不能不要,他夺去,生杀予夺都在万岁爷。他杀你固然是没有价可讲,他给你,你也不能讲价。比方说阿忆他刚刚请我撮了一顿,酒足饭饱,这个时候太监来了,说万岁爷有赐,赐你一只烧鹅,这么大一只,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跪下来,一个头磕下去说“谢主龙恩”,然后在太监、在使者的监视之下,一口一口把这只鹅吃下去,没有拒绝的权利。因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专制主义这个政治下的社会,它是没有人权的。
那么,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有谁知道小孩子最早怎么称呼自己?谁知道?
主持人:自己的名字吧?
易中天:对,小孩子称呼自己都是用自己的名字。比方说有个小孩叫贝贝,那么你给他水喝的时候,他不要他怎么说呢?“贝贝不要”,他是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这个问题早在二百多年以前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用人类学》这本书里面已经谈到了,当然他也可能说“不要”,但是如果一定要表示这个主语的话,他是用别人称呼他自己的那个称呼来称呼他的。他不会说“我不要”。他不会说“我”。很小很小的孩子都不会说“我”。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大人给他水,他说“贝贝不要”,大人就会教他说“我不要”,他就会说“我贝贝不要”。如果说他要一个什么东西,大的孩子不给他,大人在旁边说“给他、给他”,他也会说“给他给他”,他也不会说“给我”。这时候大人会教他说“给我”,他会怎么说呢?“给我”,他声音会很低,他没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儿童最先学会的字、词都是名词,而且是一些感性的、具体的、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名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水水、果果、蛋蛋,都是和他有关系的、很具体的、可以辨认的这些事物的名称。那么“我”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是爸爸吗?“我”是妈妈吗?“我”是水水吗?“我”不是东西呀。但是他又发现“我”这个最不是东西的东西,他最是东西。爸爸也说我,妈妈也说我,哥哥也说我,姐姐也说我,他们都是我,那么到底谁是“我”?他不明白,他弄不明白这个问题,而且他弄不明白既然妈妈是“我”,那么我要妈妈抱我,怎么不能说“我抱”呢?我还得说“妈妈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不明白。而且大人和他说话也不说“我”,说“我们”。当妈妈的知道,你带小孩子出去买衣服,“宝宝我们出去买衣服”。然后给他买了衣服、帽子给他穿上,“我们漂亮”、“我们乖”、“我们出去玩儿”、“我们喝水”,她也不说“我”。所以儿童他是不会说“我”的。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儿童没有自我意识。
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孩子学会说“我”了。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康德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这个时
候,他的心中就像是升起了一道光明。而且康德说,他从此再也不会回到他从前说话的那种状态去了。康德说,从前他只是感觉到自身,现在他是思维到自身了。那么康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儿童学会说“我”,也包括我们人类学会说“我”之前,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不能思维到自身,他只有自我感觉,也是说他只能感觉到自身。这种感觉呢是动物也有的,动物也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比方说一只猫,它不会去咬断自己的尾巴,因为这个时候它会疼。当它疼痛的时候,它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动物只是在它的有机体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它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想不到自己的存在,它也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有的动物都不会照镜子,人要照镜子的,“镜子里面不是我吗,脸儿长得多么漂亮”,他会照镜子。动物不会,动物也不认识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像。
人比动物厉害的还在于什么呢?人不但不用照镜子,也不用在身上捏一把,他就知道自己存在。那么我想问大家,人怎样知道自己存在的?他是怎样知道自己存在呢?是想到的,是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自己存在的。这就是人有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能够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并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一个笑话,讲有一个差人押解一个和尚上路,每天出发之前这个差人都要清点人数,包袱、雨伞、和尚、我。有一天晚上这个和尚就把这个差人灌醉了,然后把他头发剃掉,换上和尚的衣服,第二天早上这个差人起来,点包袱、雨伞、和尚,我呢?“我”没有了。这个笑话之所以是笑话就在于“我”是不可能没有的。请大家想一下,现在想象,“我”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观 众:死了。
易中天:对,死了。那么死了就是“我”没有了,而人怕死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为什么怕死?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说死很可怕呀,你死过?谁死过?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死是可怕的呢?死不一定可怕呀,安乐死就不可怕,怎么就可怕呢?可怕的是我没有了,他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没有了,我没有了,我到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我没有了?非常可怕。所以,人下定决心,即便我死了,我也得弄清楚我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儿,我死不瞑目。这是人才能做到的,动物做不到,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人可以,人可以做到。人可以拒绝死亡,人可以选择死亡,比方说是死得重于泰山,还是死得轻于鸿毛,是死得轰轰烈烈,还是死得窝窝囊囊,这个我是可以选择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能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活
得像个人样,我们要死得像个人样,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来证明我是一个无愧于真正的人的称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思想,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就称之为“人的确证”。
人的确证也是只有人才有的需要。动物没有这个需要,动物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动物,一只猫它用不着特地去抓一只老鼠证明我是猫。现在的猫都不抓老鼠了,我们家原来养了一只小黑猫,养尊处优,整天优哉游哉的,我们说这个猫也太不像话了,得培养它抓老鼠。于是我们有一天就把这只小黑猫送到楼下去,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楼下有很多老鼠,把它放在地上,让它去学习抓老鼠,然后我们就上楼。刚走到二楼,就听见楼下一声惨叫,调头一看,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鼠视眈眈看着那只猫,我们的小猫吓瘫了,我们只好跑下楼去救猫。那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你看你真不是只猫,不能说这个话。但是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如果太不像话,我们就会说你他*的真不是个人。当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是这句话显然只能用来骂人,不能用来骂自然。你不能说这个山,你看这个山真不是个山,你看那个狗,哎呀它真不是只狗,这个话是不通的。那么,为什么只有人一定要证明自己是人呢?因为人本来不是人,人本来是动物,是属于自然界的。《圣经》里面说,人偷食了禁果背叛了伊甸园,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人所谓背叛伊甸园就是人背叛了自然界,选择了做人。那么,人既然原本不是人,自己选择了做人,那好,请你付出代价来,终其一生证明你是人。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你真不是个人,甚至骂他说你不是东西。不是东西这个话是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再坏,他再不是人,他总是个东西吧,怎么会不是东西呢?就因为说他原本应该是人,而他居然不像一个人,那么就连东西都不是了。所以,我们必须终其一生来证明自己是人,而且首先是自己证明自己是人。这样一个事情,我称之为“自我确证”。
因为人的确证他是通过两个方面,或者说用两种途径来实现的。第一种就是创造一个对象,并在这个对象上,或者通过这个创造的过程证明自己是人,这种方式我称之为自我确证。第二种就是通过和他人的关系,在他人那里确证自己是人,这个我称之为相互确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自我确证。那么大家会要问,自我确证是不是很难呢?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都要工作,都要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今天到这里来,应凤凰卫视的邀请来做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如果做得好,大家听了
以后有收获,听出了道道,受到了启发,鼓掌,或者不一定要鼓掌,你听出了问题,听出了毛病,那么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实现了我的自我确证。那么你们看,我辛辛苦苦要在这儿讲半天,还要等着你们鼓掌来确证,你们啥都不干你们就可以得到确证了,是不是很划算?实际上呢,你们也在做事情。听讲座,要动脑,要用心,待会儿还要琢磨着怎么出一个问题来难为难为我,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人的自我确证。
下面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人又为什么能够自我确证呢?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什么呢?自我意识不仅是能够意识到自我,更重要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心理能力。是什么心理能力呢?就是能够把自我当做对象来看待的能力。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对象,把自己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人面对面,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人能够照镜子。照镜子是什么呢?就是自我认识。你看看我怎么样,这样,认识了,知道我是什么样了。照镜子,然后看一看头发不太好,梳一梳,这就是自我完善。头发梳好了以后,挺漂亮,这叫做自我欣赏。人为什么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因为他有自我意识,他能够把自己划分为二,甚至他能够不需要一个物质的镜子,他可以假设一个镜子,把自己放到自己的对面去认识、去改造、去欣赏,这是只有人才有的一种能力。
所以,人有一种冲动,就是把自己对象化,把自己变成一个对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通过创造,通过劳动,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个劳动的产品和劳动的过程当中确证自己是一个人。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凤凰卫视有一期节目,是他们的一个主持人叫梁东,在三峡工地采访。他采访一个电焊女工,这个电焊女工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梁东说你看你呀,一个女孩子做电焊工又脏、又累、又苦、又重,这样的活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吗?女孩说怎么会呢?当然嫁得出去。非常的自豪,充满了自豪感。当时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非常感动。我从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三峡工地的电焊女工的脸上,我觉得她放出了一种灿烂的光辉。这是劳动者的光辉,是自我确证的光辉,我称之为确证感。确证感是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确证的确证。就是说你是不是确确实实证明了自己是人,靠什么来证明?靠你的确证感。这个确证感很简单地说,就表现在我们学习、工作和劳动中的那种快感。所以,看一个劳动是不是创造性的劳动,看什么呢?就看你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能不能得到一种快感。一般的说,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劳动越是困难,这个课题越是难,比
方说我们同学们学习,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越是难做,一旦你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以后,你的成就感,也就是确证感那就越强。
所以就是说,越是能够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智力和体力,我们得到的确证感就越是强烈。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做家务宁肯做饭不愿意洗碗。为什么呢?做饭他多少有点创造性,洗碗它是简单重复劳动。洗一堆碗以后,你说大家来看看,我这个碗洗得多漂亮,这个比较困难。但是我如果做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端上来,哇,这么好的菜呀,好好吃哟,他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又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劳动者、创造者,他都要出示、展览、炫耀自己的作品和产品。做妈妈的,没有一个妈妈不把自己的孩子抱出去给人看的。中国人要坐月子,月子期间没办法,一满月,就抱出去看看,看我们贝贝。这个时候你千万说漂亮,一定要看。任何画家都要办画展,任何音乐家都要开音乐会,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自我炫耀,都要他人欣赏。为什么?因为人的确证需要证据,他和在法庭上审理案件是一样的。而且人的确证就和民事诉讼一样,有个规矩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你现在主张说我是人,那请你拿出证据来。第二,你出示的证据必须为法庭所采信,也就是说你的证据必须他人认可,因此你还必须他人欣赏。也就是说,炫耀自己就是出示证据,他人欣赏就是确认证据。所以,应该说每个人实际上内心深处都是有表现欲的。而且我是非常肯定这种表现欲的,因为你没有表现欲,就意味着你没有人的确证的冲动,而且每个人也是要得到他人欣赏的,得不到他人欣赏也意味着你不能够得到人的确证。
那么,以上的演讲就算是我今天向大家出示了我人的确证的证据,如果大家认可的话,请鼓掌。
主持人:谢谢易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风趣的演讲,下面呢法庭进入到质证阶段。咱们马上呢把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拿出来,网上网友一般年龄比较轻,所以如果有得罪的话呢,您得原谅他们。
第一位网友叫做“超级变变变”。他说,我觉得一个人再新潮、再能跟上时代潮流,但老了还是老了,比如您曾说过,后面是引号,是您说的话,“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和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心总是和人类连在一起的,他们也总是关注着社会、关注着人生”。网友又出来说话了,“但我必须提醒您,许多古往今来的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只是和全人类偶然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心也是偶然和人类连在了一起,从主观上讲,他们甚至并不太关心社会,而是非常自恋的写着自己和自己的周围
,但这一点不影响他们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另外我读了您的《读城记》,您好像认为正阳门和大前门是一个门,下次来北京,您一定要到前门找一个车夫,问一问他们这件事好吗?
易中天:我待会儿回去就问,不要下一回来北京,就这一回来北京就问清楚了,你能告诉我?
主持人:应该是两个门,正阳门的南面是前门,但是我就不知道古代人说的大前门是指的正阳门前面的那个前门呢,还是正阳门本身。
易中天:古代的城门它是有两个门的,一个叫箭楼,后面还有一座楼,它是连为一体的,中间是个瓮城。现在看当然是两个门,那个瓮城已经没有了,实际上是一个门。
主持人:这一点由“超级变变变”自己去考证一下吧。
易中天:这个问题跟我讲题的问题关系不大。
主持人:关系很大的是那两个“偶然”。
易中天:在这种真正的艺术家的偶然的关怀,他所谓的偶然的碰撞后面其实是永远的连接。没有这个永远的连接是不可能有那个偶然的。他把我说的永远和人类的命运连在一起,他理解得太一般了一点。我说的是从根本上、从骨子里面,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正是不自觉到他在关心人类的命运,他自觉不到,他也许确确实实只是在关心他个人的命运。但是这种对个人命运的关心,平庸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可能都关心个人命运,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伟大的艺术家关心的背后是有他对全人类这种关怀打底子的。但是他也许并不知道,他是凭着他天才艺术家这种敏感,敏感到了社会的变迁和动荡。大家看过《红楼梦》,《红楼梦》也不过是写一家人的兴衰嘛!但是《红楼梦》里透出来的不但是整个大清王朝,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那样一种体现,它才伟大呢!所以不要把这种联系看得太表面、太直接、太急功近利。
主持人:深刻。
易中天:谢谢
范文五:反思中国人的自我意识
我们现在既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讲中国的崛起或中国和平崛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选择前一种表述。因为崛起的主体是从无到有,是陌生的,是需要审察认识的;而复兴的主体则是重新归来者,从而是可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供人温故知新者。因此近日施密特与基辛格对话共论中国之际,曾非常明白地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从未有抢夺别国领土的传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大国,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背弃这一伟大传统。”他信任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历史传统,并因之而有一个可以认识的本来面目。 19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以朝贡体系为主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在东亚建立起一种局部的世界秩序,一种大体上可以和平相处的世界秩序。自从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达到东方之后,朝贡制度便常被拿来与之相比附,并在各种解说中往往走样。其实就其本来面目而言,朝贡与被朝贡既不是用武力的强势逼出来的,也不是由经济的强势逼出来的。在近代之前的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中国能够影响周边并在实际上深度影响了周边的,主要靠的是文化。 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十年,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犹直言“有人认为自从有了日本这个国家就有了日本文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用现代的话来说,所谓日本文化,其是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又说“日本依赖中国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时期相当漫长,其政治、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他叙述了一种历史事实,也表达了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敬意。而同日本相比,朝鲜与越南在地域上更切近中国,在文化上也更切近中国,其间先后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的科举制度尤其典型地表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仰慕,以及自进于中国文化范围之内的愿想。因此,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以朝贡维系的宗藩关系,是实现于中国文化向周边传播和周边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之中的。就其历史内涵而言,周边对中国的朝贡,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朝贡。与之相表里的另一面是,宗藩关系以“事大字小”为应有的伦理。这种伦理决定了中国对藩属是权利小而责任大。藩属以朝贡为礼仪,而中国则在藩属有难之日不能不出力扶持。近代中国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自身正在困境之中的中国人正是被这种宗藩责任拖着进入历史漩涡的。而究其底里,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感召远人的地方。 与这种以文化影响周边的历史相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化历史过程重重震荡,并在震荡中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在剧烈变迁中的步步破裂。中国的近代化起源于向西方借法,之后,由19世纪而20世纪,中国人先后以日本为师、以美国为师、以俄国为师,与此相对应,是中国先后出现过日本化的时代(清末新政)、美国化的时代(国民政府)和俄国化的时代(共和国前期)。 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外力逼迫下的中国人越来越急迫地向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追究积贫积弱的责任,并以其口诛笔伐的言之滔滔,直接促成了时起时伏而又四面弥漫于社会思潮之中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反传统。由此形成的推论以能够接受现代化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中国为理路,而表达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和屡起屡挫之后的愤怒和意气。随之而来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节节破碎。 比之日本的明治维新一面接入“文明开化”,一面又自觉地守定形成于自身历史和文化之中的“和魂”,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引西潮、反传统是一个深度搅动和大幅度搅动的过程。其直接的结果是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中国在文化上已丧失了自我。而后,是曾经在两千多年岁月里以文化影响了东亚的中国人不得不转过身来,变为文化上的被影响者和被支配者。而本应承担文化自觉的知识人,则身在风会所煽和相互影响之中,成了最难自立骨架的群体。这种由历史留下的惯性至今还没有消失。 三十年来,我以读史为业。而多见的是西人说冲击反应,我们也说冲击反应;西人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说在中国发现历史;西人倡社会史,我们也倡社会史;西人倡区域史,我们也倡区域史;西人倡后现代主义,我们也倡后现代主义;西人倡新文化史,我们也倡新文化史;西人倡城市史,我们也倡城市史;西人倡生活史,我们也倡生活史,等等。产出于西方世界的这些史学流派和史学理论不是没有道理,但它们的因果、问题和理路都来自它们的那个世界,从而它们的因果、问题和理路未必都是中国人的因果、问题和理路。我们指望用这种办法与西方人对话和接轨,但没有自己的因果、问题和理路,则对话和接轨无异于应和而我们仍然是受众。 三十年来,出自西方的各色史学流派和理论潮来潮去,灌入了种种新的名词和新的表述。而来去之间所留下的稳定的东西、固化的东西和可传承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其原因所在,一方面,是彼邦的史学流派和理论自成一种尺寸而没有办法罩得住中国历史的事实,以及中国人对这些事实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是引来这些东西和景从这些东西的中国人太过全神贯注地跟着走和照着做,遂使其中本有的合理性始终成为一种不能内在化而进入中国历史中大问题和核心问题的夹生东西。而跟着走和照着做,显然都是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 现在都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这里的中国人当然是指知识人,由此常常会形成自负。但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在知识人,尤其是年轻知识人中也常见对美国的了解比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者。而这一面显然是不值得自负的。19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变迁,造成了中国社会里知识人和大众脱节,沿海和内地脱节,城市和农村脱节,制度、思想的变迁和社会的基层结构脱节。身在这种历史造成的脱节之中,而取法的榜样又常常在西方,因此从沿海看内地,从城市看农村,从上层看下层,以及从当下的中国看历史的中国,对于20世纪以来的知识人来说,便会在视野中和取向中比从中国看外国更远。就中国的知识人之所以为中国知识人而言,这种里外倒置同样是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从而正处在不断地由已知探索未知的过程之中。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又面对着一个充满猜疑的世界,并不得不回答种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问题。前者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后者也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因此,文化自觉不能不成为今日中国的一个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