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土达人
范文一：长江下游的鱼 - Qzone日志
长江下游的鱼
???? 作者：洪烛
??? 在南通吃饭,常听人说起长江四鲜。打头的自然非河豚莫属,其余依次是刀鱼、鲥鱼、鮰鱼。南通据江海之会,它所评选的长江四鲜,确切地讲,应该是长江下游的四鲜,或者说是扬子江四鲜。都是一些在江海之间、淡水与咸水交汇处往来的品种,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正因为如此,更有地域特色。
? 譬如鲥鱼,“平日生于海中,每年只夏初才进长江,到淡水中产卵,到达之处最多不过南京,再上游便少见。吃鲥鱼也就只在五、六月间。”(朱伟语)南通是幸运的,位于鲥鱼之类回游长江的必经之路;住在江之尾,看来比住在江之头要有口福。即使住在中游的武汉人,也吃不到鲥鱼了,只能吃武昌鱼。武昌鱼虽然挺有名,但它的滋味,还是比不上鲥鱼。
?? 长江四鲜里的河豚,早在宋代,就受到苏东坡赞美呢:“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沾了这首诗的光,河豚一举成名;我甚至觉得南京盐水鸭的畅销,说不定都借了苏东坡的吉言(“鸭先知”嘛)。
?? 更何况民间,还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使河豚的意义简直大于生命。这,都不是长江中上游的武昌鱼之类所能比拟的。跟鲥鱼一样,河豚也生长在沿海,每年立春后回到长江中。只不过“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所以人们吃得更多的还是长江中的河豚。即使这样,古往今来还是出过不少“人命案”。这不怪河豚有毒,只怪自己嘴馋。河豚,让人馋到了“虽九死犹未悔”的程度。
?? 据南通的朋友说,长江四鲜里,有一种(我记不清是鲥鱼还是鮰鱼了)因人类历年来的疯狂捕食,而几近绝迹。在南通的任何饭店点长江四鲜,至少有一种缺席。“四鲜”变成了“三鲜”,另一种名存实亡。真担心如此下去,若干年后,所谓长江四鲜,将彻底变成当地风俗辞典里空头的条目,而在现实的江水里无迹可寻。
?? 这绝非杞人忧天。我此次来南通,吃到的河豚、刀鱼之类,都已是人工养殖的了。作为保护野生品种的措施,当然是好的。但由此亦可见野生品种的稀缺与濒危。
?? 我在南通,没吃到鲥鱼。不知是因为鲥鱼已濒临灭绝,还是来的时机不对?鲥鱼由于“其出有时”而被命名为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余月不复有也,故名。”(《食鉴本草》)
?? 它是海鱼,每年只有五、六月间短短的日子里,只能在长江里才能见到。而现在已是盛夏。即使鲥鱼并非绝种,也与我擦肩而过。
?
?? 我是多么景仰江南的鲥鱼哟。朱伟《考吃》一书说到,只有在特殊的节令才能吃到鲥鱼,而且鲥鱼离水便死,因此吃新鲜鲥鱼更显不易:“鲥鱼成为名贵之鱼,大约始于宋。因鲥鱼少而稀罕,宋以前史料中难见食鲥鱼的记录。梅尧臣有《鲥鱼》诗后,江南文人骚客始以食鲥鱼作为时尚。明以后,鲥鱼被规定为南京应天府的贡品。明时入贡,选肥美者,陆路用快马,水路用水船……入清以后,进贡规模更为扩大,在南京设有专门的冰窖,每三十里立一站,白天悬旗,晚上悬灯,作飞速传递……送鱼人在途中不准吃饭,只吃蛋、酒和冰水,三千里路,要求三日之内送到。当时宫中时有鲥鱼宴。”
?? 中国古代的“特快专递”,我至少已知道两种:一是唐朝为杨贵妃运荔枝以博千金一笑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二是明清时向北京进贡江南鲥鱼(“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芦桔未应先。赐鲜遍及中官弟,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路,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明人何大复诗)鲥鱼是比荔枝还要娇贵且费事的贡品。
?? 仅仅为了满足皇帝尝鲜的欲望,长江下游的鲥鱼,就这样劳命伤财地被火速托运到远在燕山脚下的京都——毕竟,那是一个还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时代。
?? 鲥鱼进贡,整整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山东的地方官张能麟,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直言不讳地写了一道《代请停供鲥鱼疏》:“一鲥之味,何关重轻!臣窃诏鲥非难供,而鲥之性难供。鲥字从时,惟四月则有,他时则无。诸鱼养可生,此鱼出网则息。他鱼生息可餐,此鱼味变极恶……若天厨珍膳,滋味万品,何取一鱼?窃计鲥产于江南之扬子江,达于京师,二千五百余里。进贡之员,每三十里立一塘,竖立旗杆,日则悬旌,夜则悬灯,通计备马三千余匹,夫数千人……故一闻进贡鲥鱼,凡此二三千里地当孔道之官民,实有昼夜恐惧不宁者。”
?? 康熙皇帝读到这段文字,脸红了。下令“永免进贡”,从而为山水迢遥的鲥贡画上句号。
?? 小小的鲥鱼,曾经出现在大清帝国的奏折与圣旨之中!它被列入长江四鲜之中是当之无愧的。连远方的皇帝都馋这一口。它也一度被“御用”。鲥鱼在古代的名气,比现在大得多。“长江四鲜”对于它,并不算最高荣誉。
?? 古有四大美鱼之称,其一就是富春江鲥鱼,另三种分别是黄河鲤鱼、伊洛鲂鱼、松江鲈江。
?? 鲥鱼长有优美的鳞片,仿佛彩虹闪烁。清代的一位浪漫诗人,叫谢墉的,把鲥鱼比作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网得西施国色真,诗云南国有佳人。朝潮拍岸鳞浮玉,夜月寒光掉尾银……”
?? 如果索性将长江四鲜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相提并论,鲥鱼像西施,已有定论;那么另三种呢?我私下以为:河豚像杨贵妃,丰腴、富丽,“温泉水滑洗凝脂”——这确实是我在南通第一次品尝河豚时的感受;刀鱼像赵飞燕,杨柳依依、弱若无骨,“二月春风似剪刀”,才能裁剪出如此婀娜的身段;鮰鱼,应该像貂蝉了,有柔情而又不乏侠骨……
?? 长江四鲜里,最出风头的,除了河豚,就要算鲥鱼。苏东坡为河豚写过诗,鲥鱼也不乏赞美者,包括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看来江南的烹调手法中,竹笋与鲥鱼是最佳搭配(鲜上加鲜、鲜外有鲜),仿佛金童玉女。鲥鱼成为贡品之后,如同越溪的浣纱女西施被送进吴宫,顿时身价百倍。
?? “鲥鱼初出时,率千钱一尾,非达官巨贾,不得沾箸。”(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它成了上流社会的专利,而且在宴会上独领风骚:“鲥鱼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值贵,寒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
?? 同样没有见到的,还有鮰鱼。鮰鱼我不太了解。只是好多年前,听生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先生提起过。他回忆故乡的鱼类时,说鳜鱼的缺点是不能放养,因为它是吃鱼的;俗话讲“大鱼吃小鱼”,其实吃鱼的鱼并不多,据他所知只有几种,除了鳜鱼,还有鮰鱼、黑鱼(鲨鱼、鲸鱼不算)。我因此而知晓鮰鱼是极少数的几种吃鱼的鱼之一。
?? 长江下游的鱼,除了“四鲜”之外,还有许多。南通面临长江,近水楼台先吃鱼嘛。狼山之西的马鞍山最高峰翠屏峰,有称作“天下望江第一楼”的梅林春晓餐厅,这里是边望江边吃鱼的好地方。酒楼搭建在直逼长江的悬崖上,落地玻璃窗外,就是滔滔江水。哦,滔滔江水携带着船舶也携带着鱼群,从我脚下流过!可以临渊羡鱼,也可以退而食鱼。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一边自问自答,一边自斟自饮。
?? 主人招待的是全鱼宴。我也就此了解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江鲜。河豚、刀鱼,自然是压住台面的。我很惊喜的是,还吃到鳜鱼。“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此乃张志和的“渔父”里的名句,我从小就会背的。
?? 西塞山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吃到了鳜鱼。吃到了鳜鱼,我就完全可以把眼前的狼山想像成西塞山,把自己想像成一位青箬笠、绿蓑衣的渔父,或者,索性将自己当作把酒行吟于斜风细雨中而忘却归路的诗人张志和。诗人与自然,永远有一种鱼水之情。我想游在自然中。我想醉在自然中。
?? 汪曾祺认为鱼里头最好吃的,是鳜鱼。评价很高。似乎一点也不逊色于“长江四鲜”:“刀鱼刺多,鲥鱼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可以捕到。”至于河豚,纵然美味,却有毒,让人敢想而不敢吃。他在淮安曾多次吃过“干炸鯚花鱼”(即鳜鱼):“二尺多年的活治整鳜鱼入大锅滚油干炸,蘸椒盐,吃了令人咋舌。至今思之,只能如张岱所说:酒足饭饱,惭愧惭愧!”
?? 他给鳜鱼是这样打分的:“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清蒸、干烧、糖醋、作松鼠鱼,皆妙。氽汤,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鸡汤鸭汤。”鳜鱼的优势在于,似乎无论怎么做都好吃。
?? 全鱼宴上,还有鲫鱼。鲫鱼以前常吃,这次却吃出不同的味道。想来是环境使然,心情使然,加上吃的是长江里的鲫鱼,比以往那些湖鲫要更为丰满。有个成语,叫“过江之鲫”嘛。长江里的鲫鱼,名不虚传。
?? 鲈鱼更是江南一绝。晋代的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鲙,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从此,莼鲫之思,就成了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
?? 苏州一带的松江鲈鱼,也就和富春江鲥鱼一起,位列“四大美鱼”排行榜。
?? 陶振《汾湖赋》不偏不倚地赞美了“春水桃花之鳜,秋风莼菜之鲈”,张翰的鲈鱼,跟张志和的鳜鱼一样富有诗情画意。因张翰字季鹰,有人甚至倡议将鲈鱼改名为季鹰鱼。正如鲜笋与鲥鱼是绝配,莼菜和鲈鱼也是绝配。跟随鲥鱼的命运相类似,鲈鱼也一度成为封建时代进献皇上的贡品。
?? 《太平广记》:“吴群献松江鲈鱼干鲙六瓶,瓶容一斗……作鲈鱼鲙,须八九月霜降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干鲙。浸渍讫,布裹沥水会尽,散置盒中,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鲙,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下腥。所谓金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鲙,亦鲜洁可观。”
?? 据说最先是隋炀帝,为生切鲈鱼片起了金齑玉鲙这个美丽的名字。
?? 鲈鱼虽然获得帝王的赐名并成为贡品,但在民间的思维里,它仍然是属于张翰的,属于游子或隐士的象征。江南的鲈鱼最值得牵挂,因为江南,是出游子、出隐士最多的地方。
?
?? 我,不也是从江南出走的游子嘛。所以我热爱鲈鱼,热爱张翰的鲈鱼。热爱鲈鱼就等于思念家乡。鲈鱼(还有你的妹妹莼菜),等着我吧,总有一天,我会从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北方,回到江南的,回到长江下游(我出生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隐士。就像搁浅了许久的鱼,重新游回水里。仅仅设想一番,就觉得好滋润哟。
?? 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是长江的一条小小支流。脉搏和长江息息相通。我的血型、星座、属相、生辰八字乃至人生信念,都这么告诉我!长江在流我在游。长江在流我在走。我在岸上?可我的影子在水里。我在水里?可我的影子在岸上。
?? 在南通,我吃到的最小的一号鱼,是银鱼。比虾米还要小,简直算微型小说——如果说长江四鲜属于四大名著。
?? 太湖银鱼,是江南特有的小令。长不到一寸,像一个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似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它的全貌,看清它的触须与眉眼。用银鱼蒸蛋羹,挖一勺放入口中,慢慢品味,仿佛把它含化了:这才是真正的鲜呢,鲜到了你的每一个味蕾里,每一个细胞里。太湖银鱼,你给我的乡愁打上了小小的逗号。
?? 南通的全鱼宴,我还见到了鲳鱼、鲤鱼、鲩鱼、鳊鱼、平鱼、黄鱼,以及一些只有外号、而不知其学名的南方鱼类。譬如一种叫白条的,听说是长江下游特有的,可我问主人它在书本里怎么称呼,主人却说不知道,他从小就叫它白条。又说这种鱼价钱便宜,但不代表味道不好。说实话,我挺喜欢白条的,从中咀嚼出了一股真正的长江水的味道。有点儿土腥味、草腥味,还有点儿海腥味。至于鲳鱼,使我想起一个传说:之所以命名为鲳,乃是形容其为鱼类中的娼妓,它周游于长江流域,沿途的任何鱼种都可与之交配——当然,这也可能是谣传,不见得属实。人类把自己的一些社会行为,乃至道德观念,都影射到鱼身上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 见多了鱼,吃多了鱼,虽然只是一顿饭的工夫,可我觉得自己也快向鱼进化(或退化)了。在想像中,慢慢地长出鳃来。鳃是鱼身上最让我羡慕的部位。我要是真能长出一副鳃来,该有多好。我就可以彻底地游进长江里了,与鱼虾为伍,与水草共舞,当一回掉进水里依然能活着的屈原。谁不想换一种活法?
?? 在长江下游,必须要吃鱼,必须要喝酒,必须要写诗。写诗对于我,相当于用鳃呼吸。
范文二：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 ? ?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一 ? 长江中下?游城市走向?近代化是吸?取外来文化?的结果，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在当时?，这样清醒?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昏睡?未醒。 ?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较?多的人认识?到“师夷长?技”的必要?。曾国藩、?李鸿章等体?验到洋枪洋?炮西方技艺?的优势，走?上了学习西?方制器的道?路，创办了?近代军火工?业。这时上?距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民营?企业仍然很?少建立。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9年，宁?波商人在慈?溪创办了火?柴厂。18?92年，在?杭州市中心?出现了一家?蒸气石印厂?，由一台小?型发动机发?动，雇工约?30人。除?了以上3家?民营近代企?业外，在甲?午战争以前?，长江下游?城市(上海?除外)没有?出现其他民?营近代企业?。
? 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在制?器层次上，?而且要深入?到制度层次?上向西方学?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设厂自救?”的第一个?热潮，出现?了康梁的维?新变法。从?1895年?到19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就镇江、苏?州、无锡、?南通、杭州?、芜湖等城?市统计，出?现了15家?民营近代企?业，其中丝?厂8家、纱?厂5家、面?粉厂2家，?资本总额有?4，746?，000元?。
?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镇压了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历?史出现了短?暂倒退。但?是，世界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进一?步内外交困?，被迫实行?“新政”。?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建?议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第二、三两?折则建议“?整顿中法，?采用西法”?。
? 晚清十?年“新政”?使长江下游?城市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近代?工业而论，?从1901?年到191?0年，在长?江下游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湘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此后，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问题?上，虽然仍?有反复，但?是，保守势?力已不占主?导地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极少数先进?人物睁开眼?睛看世界，?到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年?头。
? 吸取?西方文化，?推动城市近?代化之所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于人们吸?取外来文化?往往要经过?“接触——?思考——吸?取——融合?”的过程。?西方文化到?了中国，中?国人接触之?后可能不理?不睬，也可?能蔑视排斥?。西方文化?是随着暴力?侵略传入中?国的，但暴?力并不能使?中国人民思?考西方文化?。思考是人?们自己主动?的思维活动?，需要时间?。通过思考?，才能认识?哪些外来文?化对自己有?益，哪些对?自己无益，?从而吸取对?自己有益的?，抛弃对自?己无益的。?促使人们主?动思考的是?启蒙教育，?暴力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相反?，暴力强制?往往使人们?产生厌恶情?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长期和?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吸取?西方军火工?业也是“接?触、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只有?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内?乱”和“外?侮”。稍后?，在民间资?本创办工厂?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般商?人在没有感?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虽然接触到?工厂，也是?不愿意投资?到
工业上去?的。南通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张謇说:
? “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略零小?数。……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探?听他厂情况?，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7?页。) ?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较?早、较多、?较深，体会?到投资工业?的“好处”?，因此，首?批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有?产者中主要?是洋务官员?、买办以及?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无锡祝?大椿在上海?经商，当买?办赚了钱。?1898年?，他投资5?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华?商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后除在上?海投资近代?工业以外，?他还在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入股4?千两，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投资?创办福昌缫?丝厂，投资?惠元面粉厂?;在苏州、?扬州、常州?、溧阳等城?市投资创建?发电厂。粗?略统计，从?1898年?到1913?年止，祝大?椿投资近代?工业的资金?总额近30?0万两。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都是李鸿章?的幕僚、洋?务官员。周?舜卿是英商?帅初所办洋?行的买办，?蔡瑞馨系泰?和、怡和洋?行买办，都?创办了近代?工业(以上?参见钱大江?，《无锡七?大棉纺织厂?的形成和发?展》，载《?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 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工厂登记?规则》，截?止1936?年6月底，?南通、海门?、崇明、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吴?江、镇江、?句容等11?个城市呈请?登记的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即?采用机器动?力的工厂，?计130家?，登记资本?总数43，?041，6?00元，工?人总数71?，158(?见《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二?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由?于多种原因?，厂家隐瞒?，拒不登记?，或减报资?本或工人数?字。但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大?体水平。 ?
?下面再补充?说明几个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的?程度。根据?1934年?版的《无锡?概要》所载?史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织染?、缫丝、针?织、机器??纱、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19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工业资本计?有18，1?00，00?银元左右。?在棉纺织、?缫丝、面粉?3大行业中?形成了六大?民族工业系?统，即以业?勤、广勤两?棉纺织厂为?主的杨氏系?统;以蔑新?面粉厂，申?新、振新两?棉纺织厂为?主的荣氏系?统;以裕昌?等缫丝厂为?主的周氏系?统;以水泰?等缫丝厂为?主的薛氏系?统;以九丰?面粉厂、广?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宝谦)、蔡?系统;以丽?新棉纺织厂染厂为主的??唐(骧庭)?、程系统。?这六大系统?在棉纺织染?、缫丝、面?粉3个行业?中拥有21?个企业，全?部资本额即?达13，0?80，00?0元，占无?锡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左右。到?1936年?，六大系统?资本总额增?至18，8?05，30?0元(转引?自钱钟汉:?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7页。) ? 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较早、较多?、较深，体?会到投资工?业的“好处?”，因此，?首批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有产者中主?要是洋务官?员、买办以?及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无锡?祝大椿在上?海经商，当?买办赚了钱?。1898?年，他投资?5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华商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后除在?上海投资近?代工业以外?，他还在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入股?4千两，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投?资创办福昌?缫丝厂，投?资惠元面粉?厂;在苏州?、扬州、常?州、溧阳等?城市投资创?建发电厂。?粗略统计，?从1898?年到191?3年止，祝?大椿投资近?代工业的资?金总额近3?00万两。?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都是李鸿?章的幕僚、?洋务官员。?周
舜卿是英?商帅初所办?洋行的买办?，蔡瑞馨系?泰和、怡和?洋行买办，?都创办了近?代工业(以?上参见钱大?江，《无锡?七大棉纺织?厂的形成和?发展》，载?《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 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工厂登?记规则》，?截止193?6年6月底?，南通、海?门、崇明、?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吴江、镇江?、句容等1?1个城市呈?请登记的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即采用机器?动力的工厂?，计130?家，登记资?本总数43?，041，?600元，?工人总数7?1，158?(见《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二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由于多种原?因，厂家隐?瞒，拒不登?记，或减报?资本或工人?数字。但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大体水平。?
? 下面再补?充说明几个?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的程度。根?据1934?年版的《无?锡概要》所?载史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织?染、缫丝、?针织、机器??纱、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19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工业资本?计有18，?100，0?0银元左右?。在棉纺织?、缫丝、面?粉3大行业?中形成了六?大民族工业?系统，即以?业勤、广勤?两棉纺织厂?为主的杨氏?系统;以蔑?新面粉厂，?申新、振新?两棉纺织厂?为主的荣氏?系统;以裕?昌等缫丝厂?为主的周氏?系统;以水?泰等缫丝厂?为主的薛氏?系统;以九?丰面粉厂、?广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宝谦)、?蔡系统;以?丽新棉纺织?厂染厂为主?的唐(骧庭?)、程系统?。这六大系?统在棉纺织?染、缫丝、?面粉3个行?业中拥有2?1个企业，?全部资本额?即达13，?080，0?00元，占?无锡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左右。?到1936?年，六大系?统资本总额?增至18，?805，3?00元(转?引自钱钟汉?》，见《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
?4、9
? 5、10?3页。)。?又据193?0年《无锡?年鉴》统计?，早在19?29年，无?锡12个行?业，208?家工厂年产?值达98，?829，0?00元，是?年农、副业?产值约60?，000，?000余元?，工业产值?占工农副业?总产值的6?0,以上。?
? 再看南通?，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连年?获利，成为?当时民营企?业中最大的?棉纺织工厂?。1911?年大生一厂?纯利达20?1(520?两，利润率?为17(8?3,;19?12年纯利?增至326?(985两?，利润率为?28(94?,;191?3年纯利增?至367(?691两，?利润率为3?2(54,?。大生二厂?在1911?年获纯利1?12(96?2两，利润?率为13(?05,;1?912年纯?利257(?410两，?利润率为2?9(13,?;1913?年纯利增至?286(8?21两，利?润率高达3?3(13,?(严学熙:?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
? 4、9
? 5、1?03页。)?。又据19?30年《无?锡年鉴》统?计，早在1?929年，?无锡12个?行业，20?8家工厂年?产值达98?，829，?000元，?是年农、副?业产值约6?0，000?，000余?元，工业产?值占工农副?业总产值的?60,以上?。
? 再看南?通，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连?年获利，成?为当时民营?企业中最大的棉纺织工??厂。191?1年大生一?厂纯利达2?01(52?0两，利润?率为17(?83,;1?912年纯?利增至32?6(985?两，利润率?为28(9?4,;19?13年纯利?增至367?(691两?，利润率为?32(54?,。大生二?厂在191?1年获纯利?112(9?62两，利?润率为13?(05,;?1912年?纯利257?(410两?，利润率为?29(13?,;191?3年纯利增?至
286(?821两，?利润率高达?33(13?,(严学熙?》，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8?
4、?88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8—19?21年，四?年之中大生?资本系统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营范?围包括轻纺?、重工、电?力、航运、?公路、邮电?、金融、食?品、盐业、?农垦、水利?、房地产、?市政、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近20个部?门，总投资?额达34，?480，0?00两(驹?开德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8?
4、?88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8—19?21年，四?年之中大生?资本系统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营范?围包括轻纺?、重工、电?力、航运、?公路、邮电?、金融、食?品、盐业、?农垦、水利?、房地产、?市政、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近20个部?门，总投资?额达34，?480，0?00两(驹?开德三》，?见《江苏文?史资料》第?10辑。)?。
? 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据1?914年统?计，江苏南?通、海安、?扬州、**?**一线以?南及整个江?南地区，民?营发电厂(?电灯厂)总?数达到10?4家(见《?江苏市政府?公报》第1?816期，?转引自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第3?44—35?5页。)。?
? 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普?遍出现了新?式工具。1?933年9?月，南京长?江轮渡建成?1934
?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36年?苏嘉(兴)?铁路通车，?1936年?年?钱塘江大桥?开工;19
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线?通车，并与?沪宁线接轨?。到193?6年完成公?路路面并通?汽车的路线?有:江苏文?史资料》第?10辑。)?。
? 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据1?914年统?计，江苏南?通、海安、?扬州、**?**一线以?南及整个江?南地区，民?营发电厂(?电灯厂)总?数达到10?4家(见《?江苏市政府?公报》第1?816期，?转引自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第3?44—35?5页。)。?
? 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普?遍出现了新?式工具。1?933年9?月，南京长?江轮渡建成?1934年?钱塘江大桥?开工;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36年?苏嘉(兴)?铁路通车，?1936年?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线?通车，并与?沪宁线接轨?。到193?6年完成公?路路面并通?汽车的路线?有》
?(四)第1?76页。)?。上海的缫?丝厂也向无?锡采购，采?购量约占无?锡产茧的2?0—30,?(《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二章。?)，无锡各?缫丝厂所产?生丝大都由?上海各行购?买，转运欧?美各国。据?统计，直到?1949年?以前，苏南?出产的生丝?(主要是无?锡生产的)?有90,经?上海出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879页?。)。又据?统计，从上?海出口的商?品中，占全?国出口额5?0—90,?以上的茶、?丝、猪鬃、?面粉、土布?、丝织品、?陶瓷器等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而无?锡则是这些?商品的初级?集中地。上?海居民消费?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如?棉花、烟叶?等，也有相?当一部分经?由无锡运入?。上海出产?的日用品以?及部分机器?产品，则通?过对流的渠?道经无锡转?销到苏南各?地。
? 在城?市信息体系?方面，二级?市场体系中?心与上海保?持密切联系?，随上海市?场变化而变?化，无锡各?大工厂在上?海都设有申?庄，申庄定?期从上海向?无锡递送市?场商情，
无?锡各工厂派?驻周围各县?的原料采购?机构或人员?也常以电报?、电话或信?件和工厂保?持联系。无?锡各行业每?天交易的行?情，都及时?传达到苏南?各地，并影?响到苏南各?地行情的涨?落，许多县?城及集镇的?工厂和商店?都依无锡的?行情而确定?自己的价格?和行为。 ?
?
范文三：长江下游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长江下游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郑云飞 (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 摘要:长江下游地区最近几年围绕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结合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了实证性的
000年前的新石 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发现了距今9000—11器时代早期稻作遗址;揭示了史前水稻在栽培环境中的驯化历程;发掘了河姆渡和良渚文化 史前的稻作农耕遗迹，研究了史前稻作农耕生产法方式、生产力水平，以及该地区稻作农耕 发展的地理特点与全新世环境变化的关系。综合最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长江下游地区有 一个比较完整的栽培稻驯化历程和稻作发展过程，是栽培稻和稻作农耕文化的起源之一;稻 作农耕从山地丘陵向水网平原地带发展的地理特点与全新世海平面下降有关;平原地带的史
前稻作开始于开垦湿地草原，具有大面积、没有完善的灌溉系统，耕作粗放、生产力水平较 低等农耕特点，可能是火耕水耨的原始形态。 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木器，以及骨木工具，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量的动植物遗存，特别是大量稻作遗存的 出土，把稻作起源追溯到了距今7000年以前，提前了2000年左右，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 也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农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 仅确立了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发祥中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稻作起源和传播研究的 发展和
基于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研究，游修龄认为稻作起源于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 深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思考。出土的稻谷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在向北传播过程中籼稻分化出粳稻”。日本学者 渡部忠世在调查东南亚野生稻和栽培稻多样性基础上，提出了云南(阿萨姆起源说，认为起 源于云南、阿萨姆地区的亚洲栽培稻沿长江向下游转播到中国境内各地和东南亚一些地方5， 这个观点同样获得同功酶分析的支持4。张德慈根据东南亚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多样性，提出 华南(东南亚起源说，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华南(东南亚，并由南向北传播到中国境内各地 5，这个学说和上世纪50年代著名农学家丁颖提出栽培稻起源于华南学说6有一些相似之处， 不过起源地的范围更加广泛。考古学家严文明综合分析了各地发现的稻作遗址年代数据和出 土稻谷(米)形态特征变化，提出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在向北、向南传播过程中分化粳 稻和籼稻7。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长江中游的澧阳平原的彭头山8、八十蛸9等
距今8000年 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淮河流域距今7500年的贾湖遗址10中相继发现 了栽培稻遗存，1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第8期1976 2游修龄(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作物学报，第5卷第3期 3渡部忠世(f才、o道，NHK 7(，，A，1976
1中川原捷洋(遗传子。地理的分布咖6再亡栽培0木。分化，育种学最近。造步，第17集，34—35 5 of Asian and Zhang，T(T(The origin，evolution，cultivation，dissemination，diversification rices，Euphytica，25，435—441 6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African8(3) 7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第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9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10张居中(河南舞阳遗址发现水稻，距今约8000年，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31曰第一版。
这些与原始稻作有关的、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促使学者对稻作起源和传播问题进 行重新思考，提出了长江中下游起源1、长江中游起源2、淮河流域起源3等观点。90年代末， 长江中游湖南玉蟾岩4及吊桶环5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稻谷遗存的发现，支持了 长江中游 起源说，而且把人类利用或栽培稻谷的历史提早到了距今万年以前。河姆渡遗址发现近三十年以来，经过考古、农学和历史学工作者的努力，稻作起源研究 方面已经取得明显的进步，与稻作有关的新石器时代在各地相继发现以及稻作遗址地理分布 研究表明，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耕是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两个区域为中心发展起来 的，意味着长江中、下游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发源地。回顾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发现以来研 究稻作起源历史可以看出，尽管学对亚洲栽培稻起源认识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农学和考古 学之间观点的的相互矛盾还是非常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两者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方面
具有局限性。农学研究一般是以现生植物体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基于瓦维洛夫作物起源地遗 的影响等因素考虑进去;考古学是出土古稻为研究对象，是实时实地的实证研究，但研究受 传多样性学说的推测，没有办法把近万年以来人类活动对栽培稻品种资源和野生稻生存环境到考古发掘工作进程，遗址发现的偶然性，以及稻遗存保存状况、研究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影
响，研究深度受到限制。如何克服农学和考占学在研究方面的缺陷，已经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进步的关键所在。水稻进化遗传学者冈彦一提出了认定稻作起源地的3个条件6:有或 曾经有栽培稻祖先野生稻:有早期稻作农耕的遗迹;具有野生稻和栽培稻遗传变异多样性。 王象坤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稻作起源地的四个前提条件7:发现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有栽培 稻的祖先野生稻。有驯化栽培稻的主体(人类活动以及出土稻作生产工具;适合野生稻生存 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这些由农学研究人员提出稻作起源地的前提条件，已经把主要注意力从 以前对现生植物的研究转向史前野生稻、栽培稻遗存，以及有关稻作文化研
究，农学和考古 学研究逐渐走向了融合，近年来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和进
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应用对推动稻作起源研究的作用是最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步，多数是在用现代 农学研究方法来研究考古遗址和稻作遗存方面取得的。开创了史前稻作农耕遗迹考古的新领域。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8、河姆渡9、良渚”等文 化时期的古稻田，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时期的古水田?，以及黄河下游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的古 稻田12的考古发掘都是基于对遗址和钻孔士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数据上发现的。二是提供 了研究古稻遗存以及古稻生物特性研究的新手段。吊桶环遗址地层中稻硅酸体的发现把稻的 利用和栽培历史上溯到了,万年以前，太湖流域地区不同时期植物硅酸体形态特征研究表明 该地区原始栽培
稻在栽培环境下逐步向粳稻驯化8。除了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其他各种现1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向安强(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之探讨，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 3张居中，王象坤，崔宗均，许文会(也论中国栽培稻起源与东传，见王象坤(孙传清主编，中国栽培稻 起源与演-21，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化研究专集，144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 1996年3月3日5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6冈彦一(水稻进化遗传学，徐云碧译(游修龄校，中国水稻研究所刊，4—5，1985年 7王象坤(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研究新进展，见王象坤，孙传清主编(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 究专集，2—7，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8藤原宏志(稻作。起源量探-5，ppl37-164，岩波新耆，柬京，1998年 and modes of rice fields 9 Yunfei，Sun ling(Li chunhai，Wu xiaohong,Chen xugao(Rice Zheng guoping,Qin betweell 5000 and 2500 in east Science BCof cultivation China,Journal Archaeological 36(2009)2609-2616， 2009 二10丁品，郑云飞，陈旭高，仲召兵，王宁远(浙江余杭临平茅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4月6日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 ’究。3(17，文物出版社，2007年 from the rice 12 lin(GY(，Yah，S(D(，Udatsu,t，Lan，Y paddy Zhaojiazhuang F(，Wang，C(Y，Tong,P(H(Neolithic Science Bulletin，52:376-3384，2007一一 site(Shandon舀China(Chinese in the Hiroshi ofrice d嚆eaed in the Neolithic sites 13 Yunfei Matsui and valleyZheng,Akira Fujiwara(Phytoliths 2
代农学研究手段也不断被引入到稻作起源研究领域，使稻作起源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如通 过扫描电镜观察，观察古稻遗存的形态特征，寻找史前野生稻证据1:通过古DNA分析研究 栽培稻的亚种属性2;通过小穗轴形态观察研究水稻的驯化历程?等，为稻作起源地研究提 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可以看出结合农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优点，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源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
稻作起 地处长江F游浙江省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完整、遗址分布密集，具有代表 性的区域，在稻作起源研究方面具有地理优势，最近几年围绕这稻作农业起源问题开展一些 有针对性地工作，诸如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人类经济活动研究、史前农耕遗址研究、稻在人 工栽培条件下的驯化历程研究等，在稻作起源和传播、史前稻作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 及 史前栽培稻形态和经济性状的变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稻作遗址的发现
进入2l世纪后，浙江省相继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年代在距8000(I 1000年，代表遗址有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萧山跨湖桥，这些新石器今
时代 早、中期遗址中都发现稻遗存，为我们研究稻作起源问题提供了材料。
处在一个丘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北纬29。27—9，东经119。58’21”，
BC，是山区的小盆地，海拔50m左右。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年代距今9000BC(7000 陵
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出土的陶器以表面施以红衣、胎土内含大量炭屑、壁厚为主要新石 特征， 器形最多的为大型的陶盆;石器以石磨盘和石球、石棒为主，伴随出土少量的打制石器;遗 迹以储藏坑遗迹为主要特点，数量很多。从两次发掘情况看，上山遗址不仅年代早，而且文 化面貌独特，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被命名为上山文化。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陶器的陶胎 泥土中有大量的以稻颖壳为主的植物掺和料，据统计这类陶片占陶片总数
量来自稻运动细胞硅酸体毛6。 80,以上。由于 保存条件的关系，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稻谷(米)等植物种实遗存，但土
小黄山遗址位于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北纬29。33’11”，东经120。43’31，地理特点壤和陶片中含有大
上 与上山遗址有相似之处，位于丘陵山区的小盆地，海拔45m左右。小黄山类型文化的
为7000 BC一6000 BC，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遗址出土了石磨盘、磨石、年代
夹砂红衣 陶盆、罐等器物，揭示了大量的储藏坑等遗迹。从遗址出土遗物中既可以看到上山文化面貌， 也可以看到河姆渡文化因素，是介于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之间的一种新文化类型。小黄山 遗址出土的陶片也以夹炭陶为主，许多陶片的胎泥中能观察到了稻的颖壳。尽管土壤中没有 水洗出植物种子，但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稻
跨湖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纬30。05’，东经120。18’，处在会稽山余脉的 硅酸体，表明生 活在该遗址的先民经济活动与稻谷有着密切的关系06。 ofthe 1菌hu Lake in China(Journal ofHuman Palaeoecology,8(2003(1汤圣祥，闽绍楷，佐藤洋一郎(中国粳稻起源的探讨，中国水稻科学，7(3):129—136，1993年 2佐藤洋--09(DNA分析法，平尾良光?山岸良二编著，文化财探科学。眼，国土社，东京，l:38-441998( 3 Sun and XG Chen(Characteristics ofthe short rachillae ofrice from sites ZhengYF(GE archaeological datingto 7000 Science Bullentin(2007，52(12):1654-1660 years ago(Chinese Sun(The 4 Dorian Aoi Q Fuller,Ling Qin，Yunfei Zheng，ZhUun Zhao，Xugao Chen，Leo Hosoya,Guo-Ping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Science，V01(323 Rice:Spikelet Domestication1607?1609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9)7-18， 2007在
6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的古稻遗存及其在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意义，考古，(9)19(25: 2007年 ( 7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山麓，是山地向平原的过渡交界处，海拔约2米。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木制器具和陶器，
BC-5500 BC。 文化特征独特，年代古老，并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独木舟。遗址年代为6000在2002年的发掘中，我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土壤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 土壤进行了植物遗存的调查工作，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以稻谷(米)为代表的植物种实遗存1。 上述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遗址发现的古稻遗存是继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大量栽 培稻遗存发现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在稻作起源考古学研究方面的重大发现，这些发现不仅把该 地区的稻谷利用历史提早了近4000年，而且也要求我们回答诸如这些年代比河姆渡文化早 得多的稻遗存是否属于有人工干预的栽培稻?它们和河姆渡文化稻作关系如何?
以及长江 下游稻作文化发展和栽培稻驯化进程等问题，并重新思考和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和传播问题。 区稻作起源 二、早期稻谷遗存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亚洲栽培稻祖先是普通野生稻(D rufipogon)，它们大多生长在池塘、沼泽地、路旁水 沟等湿润地或雨季湿润旱季干涸的季节性湿地中，与现在的栽培稻相比，野生稻表现出种子 瘦长，长芒和芒上刚毛密而长、颖壳表面莩毛密而长;易落粒;休眠性强，发芽力弱;多年 生等生物学特点。野生稻被人类栽培后，在人工和自然选择的双重压力下，许多生物学性状 发生了变化。如种子向火粒形方向变化，落粒性和休眠性减弱，芒和刚毛的衰退等，这些变 化有的只表现在生理上，有的在形态也有表现。考古遗存由于长期埋藏地下，要获取古稻生理变化方面信息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目前形态变化方面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过 去的研究中，稻谷(米)粒形在鉴定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方面发挥了作用，河姆渡遗址出土 的古稻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同时从稻谷粒形性状单一角度米研究遗址中出土古稻的 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例如现代野生稻和栽培稻种群中稻谷粒形变化幅度比较大，分布相互有 交叉;早期栽培稻谷粒形态和相对稳定现代栽培稻差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用现代粒形标准
来鉴别同一个地点出土古稻亚种系统属性的合理性等等。因此，我们还需要寻找其它更为有 稻谷(米)形态除了粒形外，可观察到生物学性状还有颖壳上芒以及莩毛和芒上刚毛的密度 效的鉴定古稻方法，并从栽培稻生物性状历史演变进行动态的、综合的思考。遗址中出土的和长度，以及反映落粒性变化的小穗轴基盘特征，尤其是小穗轴基盘，近年来被认为是鉴别
栽培稻和野生稻，以及栽培稻籼粳两个亚种最有力证据。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和小黄山遗址古稻遗存主要为夹杂在陶器坯土中的颖 壳和包含在遗址土壤中到硅酸体，从稻谷(米)粒形和其它稻谷形态性状系统研究困难很大， 但从这些遗存中还是找到认识古稻属性的信息。经过对数量较多的陶片剥离观察，发现了一 些栽培稻痕迹。上山遗址出土的陶片中有一粒形态较完整的稻谷印痕，颖壳的长为7(73mm， 宽为2(86mm，长宽比为2(70，表现出不同于野生稻的形状特性;在上山遗址的陶坯土中和 小黄山遗址的红烧土上发现了离层不发达、小穗轴基盘上带有小枝梗和离层发达、小穗轴基 盘面光滑两种类型的稻谷。以上迹象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经开展稻作生 产活动，但栽培稻还处于驯化初级阶段，在栽培稻群体中不仅有近似现代栽培稻的类型，也 有近似野生稻的类型。遗憾的是由于陶坯十和红烧土中的颖壳，大部分没有显露出小穗轴; 少量的带 有小穗轴颖壳，也由于碳化程度很高很难把握小穗轴的特征，无法进行定量分析。 因此，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跨湖桥遗址中收集了较多稻谷(米)，测量结果显示稻谷的长、宽和 古稻遗存处于何种驯化阶段还需要找到新的材料和采用新的方法做进一步研究。长宽比分别为6(98mm，2(58mm和2(74;稻米的长=、宽和长宽比分别为5(13mm，1(99mm2(6l。其中稻谷长变异范围为4(99—8(65mm，宽为1(46(3(61mm，粒长7(1以上占和 40(1,2。据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 2郑云飞，蒋乐平，郑建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古稻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2004。 4
调查，栽培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谷粒的粒长范围为7(1(10mm，粒宽范嗣为1(9—3(4mm，长宽 比一般多在3(0以上，农学工作者认为可以用3，50作为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分界线“2。与野 生稻相比，跨湖桥遗址古稻谷的粒型较短，50,以上的稻谷明显不同于普通野生稻;粒宽变 异范围增大，既有小于野生稻的，也有大于野生稻的;长宽比明显小于野生稻，可见跨湖桥 遗址古稻形态特征明显带有人类栽培活动影响的痕迹。在稻谷小穗轴基盘特征方面，既有野 生型的，也有栽培型的，其比例约各占50,，同样表明跨湖桥古稻是一种已道路的原始栽培稻3。
经走上了驯化 最近我们对长江下游跨湖桥、罗家角、田螺山等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特征综合观察显 示，距今7000年以前的古稻表现出既具有驯化稻的特征，同时具有野生稻的一些生物学形 状的原始栽培稻特点。另外，通过比照各个遗址的年代差异和小穗轴的比例关系，做出稻作 农耕开始于距今10000年以前的推测，这个推测与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古老 稻作遗址年代是基本一致的3。考古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小穗轴特征研究还表明，
水稻驯化 过程大约到了良渚文化时期才基本完成9。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目前研究的新进展，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栽培稻 具有原始多样性，在生物学形状方面既有原始性的一面，也有在人工栽培环境中进化的一面， 其原始性方面表现在带有较多野生稻形状，进化方面表现在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下出 现不同于野生稻的生物学形状，从这个角度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出土 稻谷遗存存在长粒型和短圆粒型混杂现象，以及在栽培稻群体中存在具有野生稻特征谷粒等 意的一个问题。 问题。原始栽培稻多样性特点是今后在研究史前野生稻分布和古稻系统特性演化方面应该注
三、史前农耕方式研究
稻田是稻作农业的基础，也是栽培水稻的最有力的证据，从稻作农耕遗迹中还可获得史 前稻作农耕方式、生产水平、栽培品种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也是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重 要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中日两国考古和农学工作者在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了距今 6000年前的水稻田，揭开了中国稻作农耕遗迹考古和研究的序幕8。其后，在湖南城头山发 现了距今6000年前大溪文化的稻田“。最近报道了江苏昆山绰墩、澄湖等遗址发现马家浜 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水田3;山东赵家庄发现龙山时期的稻田12等，这些发现无疑是我国 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重要进步。在农耕遗迹的发掘和研究中，浙江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 的农耕遗迹发掘应该属是我国近几年农耕遗迹研究比较成功的例子，获得了稻田生态、耕作 方式、单位面积产量等诸多方面的信息9。田螺山遗址的早期古稻田距今约是一种大面积的湿地稻田形态。
7000年，比目 前已经报道的几处史前古稻田都早，而且在稻田形态上和草鞋山类型古稻田根据钻孔探查和发掘调查，田螺山遗址古稻田遗迹可以清楚区分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 有很大的不同， BC一4500 mm以下的地层中，年代为5000 BC年;晚期稻早期稻田埋藏于距地表200
藏于距地表100mm以下的地层中，年代为4000BC一2500BC。古稻田中遗迹现象田埋 不丰富， 在3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只在晚期稻田中发现一条宽约40厘米的道路，没有发现包括 灌排水的沟渠和田埂等灌溉系统。遗物也不多，在早期地层中发现一件木耒、一把木刀和一 件器物柄，晚期地层中只发现一件器物柄。从器物柄的长度和直径看， 很可能是骨耜的柄。 1袁平荣，卢义宣，黄适威，才宏伟，王象坤(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分化的研究，王象坤、孙传清(中国栽 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22—225，1996年， 2王象坤(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中几个
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7，主要问题的研究新进展，王象坤、孙传清(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 1996年， soils from the Neolithic in China’S River 3 Cao，Z(H—et a1(，2006(Ancient age Yangtze paddy Delta( Naturwissenschaffen 93:232-236(
尽管在田面上没有发现骨耜，但在田螺山居住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用水牛肩胛骨制作的 骨耜。另外在田面上还零星散落着一些陶片。地层中稻小穗轴形态观察显示，古稻遗存不同 r野生稻，部分具有驯化稻特征，表明稻已走上了人工栽培的驯化道路。大范围的钻孔地层 调查和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在居住遗址周围分布大面积的稻田，在14(4公顷调查范
围内，发现早期稻田6(3公顷，晚期稻田7_4公顷。稻田土壤中除稻谷遗存还发现其他许多植物遗存，如稗草、沙草、藤草、飘拂草、野荸 荠、苔草、金鱼藻、茨藻、眼子菜、荇菜，野慈姑、蓼、菱角、芦苇等栖息沼泽湿地的稻田 杂草，表明古稻属于湿地环境中栽培的水稻。稻田中杂草种子密度很高，其中早期地层为 26，000(228，000粒,m2，晚期地层为26，000(184，000粒,m2，明显高于现代水稻田杂草种子密 度9，140(47，452粒,m2，甚至高于现代的次生湿地83(499一】0,9|41粒,m2。一般来说，土壤种
子库的植物种类数量和中子密度在开垦湿地为农田后会减少，古稻田中高密度种子和物种多 样性表明，史前水稻栽培中很少、甚至没有田问除草管理措施。稻田土壤中高密度的芦苇硅 酸体和植物残体暗示，稻田可能还有芦苇等大型植物侵入。另外，在稻田地层中还发现了密 度较高的炭屑，表明在史前农耕中可能有用火烧荒的技术环节。综合稻田遗迹中观察到遗迹和遗物，以及多学科的分析数据，基本可以判断田螺山遗址 古稻田的形态以及稻作生产方式:先民开垦湿地种植水稻:在冬季或早春用火烧去枯枝落叶， 用骨、木耜进行适当翻耕和整地后，进行播种;秋季进行摘穗收割，在此环节中可能还借助 于一些工具，诸如木、石、骨刀等。早期的稻田可能没有完善的灌溉系统，主要依赖雨水和 储存在沼泽地的水来满足水稻生长的需要。长江三角洲是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天是湿 润，并有一些降雨;夏季炎热和潮湿，被热带气流和台风控制:秋天是凉爽，相对干燥;冬 季是寒冷和潮湿;季节性降雨和水稻生长对水的阶段性需求是基本一致，可以满足水稻生K
对水的需求。由于生产方式粗放，土地生产率不高，通过用植物硅酸体密度的估算，早期每 最近，我们在杭州余杭区临平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良渚文化晚期聚落遗址(茅山遗址1，呈 亩约55Kg，晚期每亩约63Kg。现南坡山脚为住居区和墓地，前面的开阔湿地一部分被先民开垦为稻田，根据钻孔调查和植 物硅酸体分析，稻田范围东西长约，东西长约700米，南北长45(120米，稻田面积在80亩 以上。在已经发掘的古稻田分布区内发现了东西向的河道、水渠和南北向红烧土铺面的田埂， 稻田被南北走向的红烧土铺面田埂划分为若干单元，田埂之间的间隔30(15米，每块稻田面 积在1000—2000平方米，没有发现田塍等控制稻田水位等灌溉设施的遗迹。从田埂的堆筑方 法可以看出，这些用红烧土铺面的田埂尽管具有防I卜田间水的流失，但方便先民在田间操作 和行走应该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土壤植物硅酸体、种子以及炭屑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古稻田 中伴生有芦苇、莎草科等湿地植物，是水田稻作农业，并且和河姆渡文化时期一样有火烧的 技术环节，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汉代文献中记载的火耕水耨稻作系统的一些要素。 对于当时土地生产率，尽管还有待综合各种分析数据的基础进行估测，但良渚文产技术和生产率是有显著提高的。
化时期稻田 土壤中杂草种子的密度明显要低于河姆渡文化时期，从这个角度看，良渚文化时 四、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发展的地理特点研究 期的稻作生 长江下游地区距今10000年到距今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年代方面具有连 续性，文化面貌方面也有相互的联系。如距今10000年左右的上山遗址有跨湖桥文化地层的 叠压;距今9000年左右小黄山遗址中既可以看到上山文化面貌，也可以看到河姆渡文化因 素:距今8000年左右的跨湖桥遗址中包含着河姆渡文化的一些因素，其中稻的栽培是这些 遗址文化面貌的共同点。因此，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地理特点变化可以从新石器 时代遗址的 丁品郑云飞陈旭高仲召兵王宁远(浙江余杭临平茅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4月6日 6
地理分布中管窥其大概。以上山、小黄山遗址为代表长江下游地区上的新石器山时代早期遗 址位于丘陵小盆地河道附近，海拔一般40(100米;以跨湖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中期新石 器时代遗址位于从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山麓地带，海拔2-3米，依山傍水，面向平原开阔 地;分布在平原地带的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居住则多数修建在坡地、土墩上，这种新石器 时代遗址地理分布的特点反映该地区稻作农业发展可能存在着一个由山区丘陵盆地地带发展的过程。
向平原 稻在人类的栽培环境中，在人工和自然选择的双重作用下，经济性状不断朝着人的愿望 方向发展，并且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多种生态型或具有一定生殖隔离的亚种，例如粳 稻、籼稻、热带粳稻等。上山和小黄山遗址陶片和土壤中含有的稻运动细胞硅酸体形状解析 结果表明，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具有现代粳稻、抑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点的原始栽培稻。。早 期农耕阶段栽培稻的这种生物学特性可能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地理环境条件 有关系。长江下游的新石器山时代早期遗址多数位于位于丘陵小盆地河道附近的，尽管周围 有池塘和低洼湿地，适合野生稻和栽培稻生长，但面积不会很大，随着先民对稻米需求量的 增加，人们不得不开发水分供给不良的水际坡地，甚至高地来种稻，尽管当时既有水稻也有 早稻，但早稻所占的比重可能更大一些，是人们食用稻米的主要来源。在栽培方式变化的同 时，原有水稻一些生物性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早稻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点。俞履圻 等认为粳稻可能是稻作开始的初期在山区灌溉条件不良的情况下，由籼变成光壳一类的陆 稻，在演化为粳稻1。王象坤等通过观察云南地方种系分布，认为原始粳稻可能起源于栽培 种向山区的扩散，他们分化成为适于水田的有芒类型和适于旱地的光壳类型，他们之间的杂 交产生了现今的粳稻品种2。我们观察到上山、小黄山遗址的古粳稻可能是先民把稻引种到 占学证据。
灌溉条件不良的高燥之地，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上山遗址古稻遗存发 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跨湖桥文化遗址位于宁绍和杭嘉湖平原，水资源和湿地资源十分丰 现和研究提供了粳稻随着原始驯化种从低地向高海拔、从湿地向旱地的传播而受到选择的考 富，从稻的栽培立地条件，以及最近的史前稻作农耕调查和研究成果看，跨湖桥和河姆渡文 化时期，先民种植的是水稻，但硅酸体形状特征3和古DNA4的研究表明，此阶段的栽培稻 具有早稻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点。以前对这一个问题一直难于得到合理解释，上山和小黄山 遗址的发掘以及稻遗存的发现和分析给出了答案:大约在距今7000(8000年前，生活在上山、 小黄山等大河上游丘陵小盆地的先民携带已经处于半驯化阶段的栽培稻种子，沿浦阳江等河 流谷地而下，穿过四明山和会稽山等山脉，就进入杭嘉湖和宁绍地区的山地和平原的结合部 发展，出现了具有鲜明稻作文化特色的跨湖桥、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尽管进入平 原后，湿地开阔，水源丰富，稻的栽培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有可能仍然保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发展的地理特点是与全新世的海平面波动有密切关 留着早期在丘 陵地带原始栽培稻(早稻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性。系。长江下游地区全新世海平面上升大约在7500年左右达到了高峰，在此以前宁绍以及杭 嘉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被海水或河水淹没，进入海退期。随着成陆进展，平原地带出现大 片湿地草原和湖泊河流，水生植物繁茂，草食动物出没，禽鸟群集同时，湿地在雨水的冲洗 下，土壤盐分下降，适合栽培水稻。平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理想的水稻栽培和采集 狩猎场所，吸引在丘陵盆地生活先民进入平原居住生活，并大面积开垦湿地栽培
水稻，进入 1俞履圻，林权(中国栽培稻中的亲缘关系，作物学报，1962，(8): 2王象坤，程侃声，卢义宣，卢军，黄遁威，刘光荣，陈一午(云南稻种资源的综合利用，III云南的光壳 稻，云南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报告(油印)，1984，24 3郑云飞，游修龄，俞为洁，边其均(河姆渡遗址稻的硅酸体分析，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94，20(1):81-85 4 ofDNA from charred rice Sato，Y(I(( L(Hfragments grains by polymerase Tang，I(Nakamura-Amplification reaction(1996(R(G N—12:260(261 chain 7
第一个水稻生产大发展时期。但这里需要顺便提出的是平原湿地为水稻生产发展提供诸多有 利的条件，但由于海退期的海平面还是有波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平面波动仍然是影 响水稻栽培面积和水稻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可能影响到史前先民的食物构成的变化。田 螺山遗址农耕遗迹提供了研究海平面波动对史前稻作生产影响一个很好的地层剖面，相关的 研究正在进行中。
五、结语
最近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完整，早期有距今1 万年以前的上山文化，中期有距今8000(6000年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晚期有 距今4、5千年以前的良渚、钱山漾文化，而且先民的食物经济自始至终与稻米生产，是我 国开始稻作生产的最早地域之一，有比较完整的史前稻作发展系列。该地区大约在距今7、 8千年以前的跨湖桥、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从丘陵盆地进入平原地区，进入稻作生产的第 一个繁荣期，形成以火烧、耜耕为主要特色的湿地稻作技术体系。古稻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表 明，人类栽培环境中从原始驯化稻到半驯化稻再到驯化稻的栽培稻驯化历程在该地区都可以 找到对应的考古遗址和发展阶段。该地区的史前稻作发展的地理特点很好诠释粳稻随着原始 驯化种从低地向高海拔、从湿地向旱地的传播而受到选择的学说，以及常见下游地区为粳稻 起源地的问题。经过近几年的工作，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已经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仍有 一些问题，诸 如野生稻分布问题，早期稻作遗存的驯化程度问题，稻作农业起源的环境问题 等，需要通过今 The New Advance of the of the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Archaeology 后考古调查做进一步研究的。Lower Reach of the River Yangtzi
Yunfei Zheng of The Institute Archaeology Zhejiang
studies on of rice cultivation was carried Abstract:Recently，positive origin out, combined with excavations in the 10wer reach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Yangtze Rivet, and in has were showed fields:yielded resuRs，which mainly following
rice sites between 7000 and 9000 with BCArchaeological BC(contacting cultivation, were of rice discovered and domestication Was revealed:The excavated;The process
rice fields in the Hemudu and culture were found and the methods 1iangzhu periods and of the rice cultivation(and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in productivity changes Holocene on rice cultivations were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studied(Comprehensive
showed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has a of Yangtze complete processes
of and of rice areas of rice oneoriginal domesticating developing cultivation，being
rice from to wetland areas riceof cultivation;The geographic changes hilly plain cultivation were related to sea-level rice cultivation in wetland fall;Prehistoric plainsreclamation of wet no area，but began谢t}1 grasslands，with large perfect were with extensive( be 10Wfeatures(might irrigation system(and productivity
forms original burn straws and and water the land (weedsofthe 8
范文四：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_6290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真诚为您服务]
一
长江中下游城市走向近代化是吸取外来文化的结果，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在当时，这样清醒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昏睡未醒。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较多的人认识到“师夷长技”的必要。曾国藩、李鸿章等体验到洋枪洋炮西方技艺的优势，走上了学习西方制器的道路，创办了近代军火工业。这时上距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民营企业仍然很少建立。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9年，宁波商人在慈溪创办了火柴厂。1892年，在杭州市中心出现了一家蒸气石印厂，由一台小型发动机发动，雇工约30人。除了以上3家民营近代企业外，在甲午战争以前，长江下游城市(上海除外)没有出现其他民营近代企业。
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在制器层次上，而且要深入到制度层次上向西方学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设厂自救”的第一个热潮，出现了康梁的维新变法。从1895年到19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就镇江、苏州、无锡、南通、杭州、芜湖等城市统计，出现了15家民营近代企业，其中丝厂8家、纱厂5家、面粉厂2家，资本总额有4，746，000元。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镇压了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历史出现了短暂倒退。但是，世界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进一步内外交困，被迫实行“新政”。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建议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第二、三两折则建议“整顿中法，采用西法”。
晚清十年“新政”使长江下游城市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近代工业而论，从1901年到1910年，在长江下游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
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湘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此后，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问题上，虽然仍有反复，但是，保守势力已不占主导地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极少数先进人物睁开眼睛看世界，到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年头。
吸取西方文化，推动城市近代化之所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于人们吸取外来文化往往要经过“接触——思考——吸取——融合”的过程。西方文化到了中国，中国人接触之后可能不理不睬，也可能蔑视排斥。西方文化是随着暴力侵略传入中国的，但暴力并不能使中国人民思考西方文化。思考是人们自己主动的思维活动，需要时间。通过思考，才能认识哪些外来文化对自己有益，哪些对自己无益，从而吸取对自己有益的，抛弃对自己无益的。促使人们主动思考的是启蒙教育，暴力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相反，暴力强制往往使人们产生厌恶情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长期和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吸取西方军火工业也是“接触、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只有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内乱”和“外侮”。稍后，在民间资本创办工厂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般商人在没有感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虽然接触到工厂，也是不愿意投资到工业上去的。南通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张謇说:“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略零小数。??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探听他厂情况，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7页。)
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较早、较多、较深，体会到投资工业的“好处”，因此，首批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有产者中主要是洋务官员、买办以及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无锡祝大椿在上海经商，当买办赚了钱。1898年，他投资5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华商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后除在上海投资近代工业以外，他还在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入股4千两，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投资创办福昌缫丝厂，投资惠元面粉厂;在苏州、扬州、常州、溧阳等城市投资创建发电厂。粗略统计，从1898年到1913年止，祝大椿投资近代工业的资金总额近300万两。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都是李鸿章的幕僚、洋务官员。周舜卿是英商帅初所办洋行的买办，蔡瑞馨系泰和、怡和洋行买办，都创办了近代工业(以上参见钱大江，《无锡七大棉纺织厂的形成和发展》，载《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工厂登记规则》，截止1936年6月底，南通、海门、崇明、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吴江、镇江、句容等11个城市呈请登记的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即采用机器动力的工厂，计130家，登记资本总数43，041，600元，工人总数71，158(见《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二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由于多种原因，厂家隐瞒，拒不登记，或减报资本或工人数字。但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大体水平。
下面再补充说明几个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的程度。根据1934年版的《无锡概要》所载史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织染、缫丝、针织、机器?纱、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19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
工业资本计有18，100，00银元左右。在棉纺织、缫丝、面粉3大行业中形成了六大民族工业系统，即以业勤、广勤两棉纺织厂为主的杨氏系统;以蔑新面粉厂，申新、振新两棉纺织厂为主的荣氏系统;以裕昌等缫丝厂为主的周氏系统;以水泰等缫丝厂为主的薛氏系统;以九丰面粉厂、广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宝谦)、蔡系统;以丽新棉纺织厂染厂为主的唐(骧庭)、程系统。这六大系统在棉纺织染、缫丝、面粉3个行业中拥有21个企业，全部资本额即达13，080，000元，占无锡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左右。到1936年，六大系统资本总额增至18，805，300元(转引自钱钟汉:《抗战前无锡六个民族工业系统的原始资本及其发展变化》，见《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4、95、103页。)。又据1930年《无锡年鉴》统计，早在1929年，无锡12个行业，208家工厂年产值达98，829，000元，是年农、副业产值约60，000，000余元，工业产值占工农副业总产值的60,以上。
再看南通，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连年获利，成为当时民营企业中最大的棉纺织工厂。1911年大生一厂纯利达201(520两，利润率为17(83,;1912年纯利增至326(985两，利润率为28(94,;1913年纯利增至367(691两，利润率为32(54,。大生二厂在1911年获纯利112(962两，利润率为13(05,;1912年纯利257(410两，利润率为29(13,;1913年纯利增至286(821两，利润率高达33(13,(严学熙:《中国第一个企业系统——大生企业系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84、88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8—1921年，四年之中大生资本系统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营范围包括轻纺、重工、电力、航运、公路、邮电、金融、食品、盐业、农垦、水利、房地产、市政、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近20个部门，总投资额达34，480，000两(驹开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见《江苏文史资料》第10辑。)。
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据1914年统计，江苏南通、海安、扬州、六合一线以南及整个江南地区，民营发电厂(电灯厂)总数达到104家(见《江苏市政府公报》第1816期，转引自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第344—355页。)。
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普遍出现了新式工具。1933年9月，南京长江轮渡建成1934年钱塘江大桥开工;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36年苏嘉(兴)铁路通车，1936年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线通车，并与沪宁线接轨。到1936年完成公路路面并通汽车的路线有:南京至杭州，苏州至嘉兴，上海至杭州，南京至芜湖，镇江至句容，镇江至金坛，无锡至江阴，无锡至宜兴等等。长途电话亦有发展，以南京为起点，南京、句容、丹阳、武进、宜兴、金坛、溧阳、丹徒、常熟、苏州、江阴等城市建成联络线。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近代市场体系及信息网络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步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内地辐射的。在长江下游以若干中等城市为中心又逐步形成第二级城市体系。这些中等城市包括无锡、常州、南京、芜湖、南通、宁波等。第二级市场体系下还形成第三级市场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商品贸易有不同的市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体系也会发生变迁。以无锡的蚕茧生丝市场为例:无锡各茧行在蚕茧成熟时，向宜兴、溧阳、金坛、丹阳、常州等地的农村采购烘鲜茧。从这些地方采购到烘鲜茧供无锡各缫丝厂全年用茧量的三分之二(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
史资料》(四)第176页。)。上海的缫丝厂也向无锡采购，采购量约占无锡产茧的20—30,(《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二章。)，无锡各缫丝厂所产生丝大都由上海各行购买，转运欧美各国。据统计，直到1949年以前，苏南出产的生丝(主要是无锡生产的)有90,经上海出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879页。)。又据统计，从上海出口的商品中，占全国出口额50—90,以上的茶、丝、猪鬃、面粉、土布、丝织品、陶瓷器等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而无锡则是这些商品的初级集中地。上海居民消费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如棉花、烟叶等，也有相当一部分经由无锡运入。上海出产的日用品以及部分机器产品，则通过对流的渠道经无锡转销到苏南各地。
在城市信息体系方面，二级市场体系中心与上海保持密切联系，随上海市场变化而变化，无锡各大工厂在上海都设有申庄，申庄定期从上海向无锡递送市场商情，无锡各工厂派驻周围各县的原料采购机构或人员也常以电报、电话或信件和工厂保持联系。无锡各行业每天交易的行情，都及时传达到苏南各地，并影响到苏南各地行情的涨落，许多县城及集镇的工厂和商店都依无锡的行情而确定自己的价格和行为。
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也逐步得到改革，资产阶级政治参与权逐步扩大，促进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在清政府实行“新政”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近代议事机构—一咨议局。1907年10月19日，清政府下令各省筹设咨议局。按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议员的选举采取复式选举制，即分初选和复选，初选在厅、州、县进行，由选举人选出十倍于定额议员之候选人。然后在府、直隶州由候选人互选出定额议员。以苏州、常州、镇江、江宁、扬州、南通等六城市为例，共选出省议员73人，选举人达95，804人。选举人及候选人受到选举章程的限制，只能是少数绅、商。但是，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绅商的发言权增大了。1911年9月，清政府将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革职，该公司要求浙江巡抚允许召开股东临时会议讨论此事。浙江巡抚拒绝。浙江省咨议局据理力争。要求浙抚收回成命。浙抚又拒绝。省咨议局遂罢会抗议，迫使浙抚让步，(允予代奏。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为维护本身利益，争取立宪，且与革命党人有较多联系。武昌起义后，江苏省咨议局开会作出决议，致电各报馆，反对清政府借外兵发动内战，10月17日，又决议宣布独立。浙江省咨议局亦在积极活动，和革命党人物协商共推汤寿潜为都督，宣布独立。可见，咨议局的建立是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变犯，有利于社会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工商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若干城市操纵地方政治，在城市各项活动中的影响愈来愈大。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限制烘灶，禁没茧行，说是为了防止利润外溢，结果造成茧丝业凋敝。无锡资本家起而争诉江苏省政府被迫决定弛禁开放，“无锡，行之设立，乃如雨后春笋”(《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2章。)。杭州商务总会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电反对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行为。1925年五州惨案后，杭州成立“浙江省各公团联合会”，劝告商界停售日货，不再购进英、日纱布。该会还发动商家不买卖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劝告市民不吸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不穿、不用英、日洋货。国产卷烟乘机崛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杭州商务总会又发动抵制日货。
文化教育及社会风俗，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新式学校为例，到
1935年，安庆有中等学校9所，高等学校1所，小学35所(李挈非:《怀宁风土志》，第88页。)。安徽大学有文、法、理三个学院九个系。在教学方面已符合近代化的要求。在若干城市，封建陋习受到冲击，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接受了近代思潮。
纵观历史，社会发展和进步大体上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所谓近代化就是社会历史在上述三个方面逐步摆脱封建主义，走上新的道路，在经济上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近代机器大工业，并实现科学管理;在政治上改变封建专制主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并发展科学，提高人的知识技术、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从这个标准来看，从1840年到1937年，特别是20世纪的三十多年，长江下游城市，在向近代化方面迈开了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二
中国城市的近代化是在列强侵略、传统势力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逐步实现的。从长江下游城市看，它们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
长江下游较早出现近代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城市往往是传统商业发展比较充分的地区。例如无锡，在清初以棉布、粮食为主的商业活动就相当繁荣，素有“布码头”、“米码头”之称，皖豫米商纷纷麇集。
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又和这些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联，有一个良好的地理条件是较早走上近代化的因素之一。无锡商业繁荣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条件。它地处太湖之滨，江南运河横贯其境，四乡河港密布，水陆交通均极方便。无锡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粮食、蚕桑、棉花产量均丰，这样的自然条件为缫丝、棉纺和面粉三大部分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锡又靠近上海，有自己的腹地，但它又是上海的腹地。无锡成为上海生产或进口商品内销的中转城市，它从上海输入商品，又把这些商品销往周围各县。周围城镇的原料和初级产品也通过无锡出口到上海。这对无锡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地理条件的恶化，使城市发展停滞或衰落(镇江是一个例子。镇江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会口，长期以来是江南贸易的中心。1858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据1906年海关统计，镇江贸易总额高达35，949万海关两。沪宁、津浦两铁路通车后，山东境内和苏北北段大运河也淤塞，镇江的地理条件改变了，此路货物大宗由铁路经徐州、南京转向上海，到193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减少到20，926万海关两，仅及1906年的58,。常州又是一个例子。常州位于苏南东部水陆交通的交接点上，自古以来毗陵驿是水陆兼备的驿站，规模很大，常州又位于运河双面滑梯型河床的东面底部，河到常州趋于平缓，因而常州又成为舟船停泊聚会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长江的船只和物资。加上陆路交通方便，常州遂成为江南商业中心城市，“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但是，近百年来一因北运河淤塞漕运改道，二因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常州虽在铁路线上，但失去了转运功能，经济地位逐步下降。
还要考虑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首先是资产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镇江、常州都因地理条件的改变而衰落，可是，后来常州的近代工业却迅速发展，镇江却一蹶不振。原因何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棉纺织业面临危机，而地理条件远不如无锡、南通的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却成为一颗明星创造了奇迹，带动了常州城市的发展。1930年刘国钧集资50万元，盘下了大伦布厂，改组为大成，当年就获利10万左右。从1930年到1937年，七年中股本红利及职工分红共支100万元;大成拥有的设备。纱锭从1万增加到9万枚，布机从260增加到3，000台，漂染设备从零发展到5，000匹布(“大成公司沿革”，见《常州纺织史料》第11辑。)。在纺织工业整体萧条及常州地理环境不佳的不利条件下，大成公司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营人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总经理刘国钧认为一个工厂要靠多出货色、出好货色、出比别人便宜的货色，才能发达;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管理，关键则在有人才。他出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重金聘请贤才。他毅然以每年5，000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知名专家主持工务。这5，000元相当于大成注册资本50万元的1,，相当于当时60个熟练工人的工资。
在推动近代化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大小又与地区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常州城绅坚持“诗礼传家”，蔑视工商业，而无锡则反是,这和地区文化传统有关。无锡地区存在着比较鲜明的经商致富的文化传统。历史上三致千金的货殖专家陶朱公—一范蠡在无锡留下脚印，他的事迹深深地烙在无锡人的思想上。在无锡几位著名企业家的著作、行状、哀启中，述及他们的经济活动时，都要提到范蠡。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尝试陶朱公，意则屡中，非偶然也。”明末无锡东林党人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矿监、税监对工商业的暴敛，维护工商业的利益，也对元锡人从事经济活动起了某种导向作用。经世致用思想和西方文明，造成了薛福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时薛福成就抛弃空洞的时文，致力于经世实学。在从政生涯中，感到必须先富，然后才能富强。他还看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振兴了商务，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商业。薛福成宣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的理论加强了无锡社会人士发展工商业的志向。他的儿子薛南溟弃官回家，在无锡“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形成了以水泰丝厂为主干的薛氏资本集团。范蠡货殖致富，东林党人反对摧残新兴工商业，薛福成主张发展工商业藏富于民，这些事件和人物在无锡形成经世致用、重视工商业、长袖善舞、自由竞争的地方文化传统，有利于推动无锡城市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地区，这许多因素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相互牵制、抵消、结合，形成不同的合力。正是这种不同的合力推动各种不同的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并取得不同的成就。这样也就形成了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
就长江下游城市而论，南通城市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有步骤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把这种道路称之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并改革吸取西方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则——居民自决。他在这个区域内强调儒家社会伦理，并把它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无锡城市则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在此基础上形成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至势会”，使无锡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工厂企业及各资本集团内部都有周密的发展计划，但是，从整个城市来看，却缺乏统一的城市近代化的规划，这和南通是大不一样的。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是另一个轨迹。“变商为工”是常州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纺织染“一枝独秀”，成为常州近代经
济的轴心。芜湖是根据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商业却一直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宁波人善于经营，冒险进取，外出经商，积累巨额财富，形成实力强大的“宁波帮”，然后在家乡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及社会文教事业，使宁波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
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往往是“异质同存”。封建农业和资本主义商业同存，列强侵略与城市近代化同存，乡村的封建统治和城市资本统治同存，洋学堂与传统私塾同存，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同存，自由恋爱与买卖婚姻同存，复古读经与科学技术教育同存，如此等等，成为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各个城市各种因素发挥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大小强弱不一，因此社会异质性在各个城市的表现也就不一样。
城市近代化轨迹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社会的异质同存也是近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各种不同的质，在近代化的长期进程中逐步融合，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特色。
范文五：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李根蟠
历史研究 2003年02期
（接上期）
三 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还是晚稻？
陈旉《农书》的“早田”指什么？有的学者把“早田”等同于“早稻田”或“早稻”，据此判断宋代稻麦复种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划分稻麦复种的发展阶段。如日本学者北田英人提出宋代江南的“旧二作制”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种在高田；明清的“新二作制’’是晚稻与冬麦复种，种在低田（注：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ゐ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也把从早稻与冬麦复种转变为晚稻与冬麦复种，作为明清时代太湖地区稻麦复种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注：《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23—124页。）。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稻麦复种中，早稻是很难与冬麦搭配的。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大体是按成熟期区分的。由于各地气候不同，所据历法也不完全一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不过也有某些共同点或相似点，大体说来：早稻六月或七月成熟，以七月成熟的较多（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苏东坡《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说：“浙中无麦，须七月初乃见新谷。”（《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1）陆游诗云：“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村北村南喧地堆。”（《剑南诗稿》卷67《秋词》）《宋史》卷176《食货上四屯田》载：北宋时何承矩在河北沿边引淀水种稻，“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指闽人黄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江西也是“七月早禾才熟”（黄震：《乞借旧和籴赈籴及宽减将来和籴申省状》，《黄氏日钞》卷75）。）；晚稻九月乃至十月收获，早熟的可在八月收获。兹略举数例：
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宋会要》“食货”58之24）
大率西昌俗以立春、芒种节种（注：正月“立春”播种，似乎太早；芒种播种，又似乎太迟，游修龄怀疑记载有误，曾雄生则把“立春芒种”视为“秧期”，不过，这秧期也太长了。但二月播种早稻，在唐诗中可以找到例证。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中分春一半，分日半春徂……新雨草芽苏，薅余秧渐长。”春分时秧田已经经过除草，可见播种一定在春分之前，可能是惊蛰。），小暑、大暑节（六月）刈为早稻；清明（三月上旬）节种，寒露、霜降节（九月）刈为晚稻。（曾安止：《禾谱》）
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沈括：《梦溪笔谈》卷26）
明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农历七月初）成，中禾以处暑（农历七月底）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绍定《四明志》）由于当时的中稻实际上是成熟较晚的早稻，所以有的人仅作早晚稻的区分，把中稻归为早稻一类（注：宋代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与现代农业科学关于早稻晚稻的概念不完全一样，但两者是可以吻合的。现代讲的早稻晚稻主要是依据其对光照长度的反应区分的，早稻是钝感型或无感型，晚稻是敏感型。早种早熟的品种一般属于钝感型，晚种晚熟的品种一般属于敏感型。）。宋代水稻的生育期一般偏长，若按北宋曾安止《禾谱》所载，水稻的全生育期，早稻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陈旉《农书》说：“高田早稻（注：《知不足斋丛书》本作“旱稻”，万国鼎校改为“早稻”，因为下文明确提到灌溉，讲的是水田。万氏的意见是正确的。），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亦大体一致（注：曾雄生认为，《禾谱》和陈旉《农书》所载的“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说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我们还看到一些出自低纬度地区的早稻品种引进长江流域后生育期变长的现象。例如，岭南的“蝉鸣稻”是一种插秧后60日成熟的早熟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引进中原；但唐代江南种植的蝉鸣稻成熟时已届晚秋。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间》诗云：“蝉鸣稻叶秋，雁起芦花晚。晚秋云日明，亭皋风雾清。”又，占城稻是从占城国引进的有名的早稻品种，但宋真宗在江南、淮南、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时，据《宋会要》食货农田部所载，从浸种到收获长达180天；后来各地才培育出生育期长短不等的各种占城稻种。）。我们取其最低标准——姑把早稻生育期设为五个月。若收获期为七月下旬，则播种期应在二月下旬（春分）；当时育秧期较长，设为一个半月或更长些，则四月上旬或中旬就要开始插秧了。宋陆游《代乡邻作插秧歌》说：“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讲的也是早稻。当时的长江流域大抵八九月种麦，次年四月中下旬（即小满前后）收获，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材料23），嘉泰《会稽志》说早熟的小麦在小满前可以收获；但也有迟至五月收获的，如范成大说“五月江吴麦秀寒”（材料16）。早稻收获后种植冬麦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稻麦复种最紧张是收麦插秧季节，麦收后插早稻，除了早熟的大麦（三月下旬即可收获），季节上是安排不下来的。由于看到了早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合给复种带来的困难，日本学者大泽正昭设想宋代有一些大田生长期非常短促（如一个半月）的早稻品种与冬麦复种（注：转见李伯重《宋末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大泽氏认为这种水稻是原始粗野的，只能充当救荒作物。由于认定冬麦只能与这类速生早稻搭配，这也成为他论证宋代稻麦复种不可能普及的依据之一。）。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载有黄绿谷，芒种节（五月上旬）后种，“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还不到半月，属于大泽氏所说的水稻类型。从季节上看，安排与冬麦复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当时一般是用于在春水过后的湖滩地抢种一茬，“亦以避水溢之患也”；是否用于与冬麦复种未详。宋代还有其他可以安排与冬麦复种的生长期短的早稻品种。如嘉泰《会稽志》载录名为“八十日”的“秋初乃熟”的早稻品种（属占城稻系统），顾名思义，其大田生长期只需80天（暂时排除因强调其生长期短而可能有的某种虚夸成分，实际上不一定刚好80天，可能是80多天），假如七月中下旬收获，插秧期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可以安排在麦收之后，虽然比较紧张。类似的品种应该还有。不过，在稻麦复种制中水稻是主茬，农家主要向水稻要产量，其次才是冬麦。姑勿论大泽氏所说的只能作救荒作物的速生早稻品种，一般而论，生长期短的早稻产量远不及晚稻；速生早稻加冬麦的产量也未必抵得上一茬好晚稻。农家是不会因种麦而牺牲水稻产量的。所以在稻麦复种中，只要晚稻能够与冬麦搭配，一般是不会选择生长期短的早稻的。
那么，晚稻是否能与冬麦复种呢？晚稻插秧较晚，一般在五月进行（唐代已如此，见上文），完全可以安排在麦收后进行。所以黄震说：“收麦在四月，种禾在五月初，不因麦迟了种禾。”（材料23）。这不会有争议。但晚稻收获后能否安排种麦，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认为应该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根据上面列举的材料，早熟的晚稻可在八月收获，收获后种麦是来得及的（有关早熟晚稻品种增加的情况，详见本篇的第4节）。或谓陈旉《农书》上卷《六种之宜篇》说：“七月治地，屡加粪钮转，八月社前，即可种麦，麦经两社，即倍收而子颗坚实。”（注：秋社为立秋后的第五个戌日，一般在八月中旬，但有时也会在八月上旬或下旬。）如是，即使晚稻八月收获，收获后要排水整地才能种麦，仍然来不及；麦子只能安排在早稻收获后播种。这种看法，把“麦经两社”的记载绝对化了。我们知道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是讲旱作物种植安排的（注：曾雄生指出，“六种”即“陆种”；从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的具体内容看，也是讲旱作物的。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有关篇章。），未可与水田的稻麦复种机械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麦经两社”是从北方的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说早已见于《齐民要术》，它随着麦作本身一起从北方传到江南，又与容易使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麦备四时之气”的说法相结合，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教条。但这种经验并不适合南方的情况，因为南方温暖，种麦过早反而会因出现冬前旺长等一系列问题而影响产量。所以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并不刻板地遵从“麦经两社”的教条，而往往把播种期延后。例如，嘉泰《会稽志》说：“浙东艺麦晚，有至九月者。”黄震在抚州的劝种麦文选择在中秋节发布，他当然会把宣传贯彻的时间计算进去，实际上种麦要到九月份了（材料23）。真德秀的祈雨文谈到季秋（九月）以来少雨，下田已种之麦（因下田墒情较好）和高田未种之麦（因高田墒情更差）均受干旱的威胁，则种麦也在九月以至更晚（材料26）。方回谈到南宋末年民间因担心影响秋冬种麦而不敢呈报所受水旱灾害，虽然是泛指各地情况，也可说明晚宋南方一般是在秋冬之际种麦的（材料27）。所以当时早熟晚稻收获后种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人万表说：“按《四时纂要》及诸家种艺书云：八月三卯日种麦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中方可收获，只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径种晚禾。”（注：《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万表（1498—1556），明安徽定远人，曾任都指挥，督全浙粮道。文中所说的“中禾”，若按元末《吴门事类》关于早、中、晚稻的划分标准，应该包括宋代的早熟晚稻。）他明白地告诉我们：（1）江南种麦宜晚不宜早；（2）在稻麦复种中麦收后种早稻是安排不了的，早麦收获后可勉强安排“中禾”，但又容易受旱，所以一般安排晚稻与冬麦复种。这话虽出于明人之口，但应视为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谈。
总之，冬麦的收获期是相对“刚性”的，难以提前，它的播种期则是相对“弹性”的，可以延后；晚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大致没有问题，早稻与冬麦复种季节上矛盾却很大；而晚稻产量远高于生长期短的早稻——由于以上原因，冬麦一般安排与晚稻复种，而难以安排与早稻复种（注：首先提出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晚稻这一观点的并不是我。王曾瑜在1986年出版的《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发表的《宋代的复种制》中，已明确指出宋代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是晚稻与冬麦的复种；并以此作为宋代复种制臻于稳定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我在1989年写作《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时还没有看到此文。）。
从表1所引宋代稻麦复种的实际材料看，也确实是如此的。能够判断水稻类型的几乎都是晚稻。如曹勋《山居杂诗》：“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晚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材料10）杨万里《江山道中蚕麦大熟》：“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材料15）范成大《刈麦行》：“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材料12）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麦收后复种的是晚稻。尤其是叶梦得《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中说：“……粗已耕垦，趁种早禾了当，唯有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晚禾。”（材料6）清楚地指出早稻在麦收前已经插秧，只有晚稻才是在麦收后犁地插秧的。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描写了麦收前的插秧（早稻）。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注：《苏轼集》卷3。）也说明早稻插秧在麦收之前。可见，材料中凡是五六月收麦插秧的，都应该判断为晚稻。晚稻收获后可继续播种冬麦（如虞俦《和姜总管喜民间种麦》“腰镰刈晚禾，荷锄种新麦”（材料19），或冬菜（如材料9、10所显示的那样）。
持早稻与冬麦复种观点的论者，能够拿得出来的证据主要就是陈旉《农书》中关于“早田”的记载。我在《中国古代耕作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说，认为“早田”指早稻，“有望文生义之嫌”。这话说得可能有些绝对化，因为在宋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早田”指早稻田的根据。如陆九渊就说过：“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早禾，晚田者种晚大禾。”（注：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6《与章德茂》。）但“早田”“晚田”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变化的，陆氏毕竟比陈旉晚生63年（注：陈旉生年为公元1076年，《农书》写成于1149年；陆九渊的生卒年为公元1139—1173年。），陈旉讲的“早田”未必就是陆氏讲的“早田”。就我接触的材料看，“早田”“晚田”之称最早出现在《齐民要术》，分别指早熟的“谷（粟）田”和晚熟的“谷（粟）田”（注：《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唐代的“晚田”似乎泛指种植各种大秋作物的田，而不是专指谷田（注：常衮《减征京畿夏麦制》：“其京兆府今年所率夏麦，宜于七万硕内。五万硕放不征，二万硕容至晚田熟后取杂色斛斗续纳。”（《全唐文》卷414）可见“晚田”的生产物包括“杂色斛斗”。）。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宋代南方不少地方把水田（水稻田）称为“田”，把旱地称为“地”；“早田”主要种早稻，“晚田”主要种晚稻的区分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但陈旉《农书》却是“高田”与“下地”并称，这里的“地”当然不可能是专种旱作物的，则“田”也并非专指水稻田。陆九渊关于“早田”和“晚田”划分的标准，似乎不能机械地套用到陈旉《农书》上。而且，如果把陈旉《农书》的“早田”理解为“早稻田”，从而认定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那么就会与陈旉《农书》关于早稻生育期的记载直接发生冲突。因此，我仍然不打算采用“早田”即“早稻田”的解释，而对陈旉《农书》的“早田”作比较宽泛的理解，即理解为种植成熟较早的水稻或其他旱作物的田。这里虽然不完全排除早稻的种植，但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恐怕还是成熟较早的晚稻。事实上，宋人早稻晚稻的概念并不很严格，他们往往把成熟较早的晚稻称之为“早熟”稻种甚至称为“早稻”（下一节还将论及此事），从中可以看到，我对“早田”的这种解释是有根据的。去宋未远的王桢《农书》谈到“高田早熟”实行稻麦复种的“再熟田”，所谓“早熟”，只能理解为早熟晚稻；王桢的“高田早熟”实际上与陈旉的“早田”一脉相承，这也可以反过来印证我对陈旉《农书》“早田”的理解。当然，不应该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两种情况下，早稻是可能参加到这一复种制度的行列中来的；在大麦或某些冬菜收获后可以复种早稻，此其一；由于早稻是对光照钝感的类型，它也可以当晚稻种植，此其二。但后者只是晚稻权宜的替代物。这些都不能改变主要是晚稻与麦类复种的事实（注：对于陈旉《农书》的上述记载，王曾瑜先生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陈旉此处介绍的应是早稻与麦类轮作，或是可早在三月半收获的大麦与早稻复种。据前引的不少诗文，稻麦复种的基本形式，仍应是晚稻与冬麦的连作。陈旉对此不作介绍，正是农书的缺陷，也说明此项复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王氏的这种解释亦可通，尤其是他指出陈旉《农书》有缺陷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或以《便民图纂》“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垄，令四畔沟洫通水。下种（按指麦种），灰粪盖之”的记载，作为明末以前的稻麦复种是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注：《太湖地区农业史稿》第124页。）。按，《便民图纂》虽然谈到“早稻”与大麦的复种，但《便民图纂》中的“早稻”是清明前（三月）浸种，寒露前（九月）收获的（注：《便民图纂》卷3：“浸稻种”——“早稻清明前，晚稻谷雨前”；“收稻”——“寒露以前收早稻，霜降以前收晚稻”。），生育期近六个月，所以名为“早稻”，但不是现在科学意义上的早稻，只是早熟的晚稻而已。因此，把它作为早稻与冬麦复种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注：最近我将拙文初求教于游修龄先生时，他对宋代晚稻与冬麦复种的观点作了肯定。他说：“宋代稻麦两熟之稻是晚稻，明清以来直至现在也还如此。原先的晚稻田是冬季休闲过冬，把小麦下到稻田冬种，便成了稻麦两熟。宋代还有早稻和中稻，通常是在稻子收获后，再种一点蔬菜、荸荠、荞麦之类生长期短的小作物。南宋一些较详细的方志中有提及。历史上的水稻都以晚稻为主，因晚稻是短日照植物，南方是短日照地区，野生稻的短日性最为严格，从野生稻驯化的当然是晚稻。早稻对日照不敏感，是人工选择出来的，黄河流域夏天是长日照，只有早稻能适应。徐光启首次在天津推行种稻，请南方农民带了稻种去，结果不能抽穗而失败，即因南方稻种要求严格的短日照，北方不能满足之故。反之，北方稻种引到南方种植，则提早抽穗结实，产量极低，也没有引种价值。”）。
梁嘉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宋代的稻麦复种有可观的发展，与本文论述的主旨是一致的。梁氏为了回答李伯重关于“早稻与冬麦生长期有重叠之时，因而占城稻的推广不可能导致稻麦复种制的普及”的问题，在分析了水稻和冬麦的播种期、收获期以后提出，宋代麦作与早、晚稻可以互相配合、交替种植：早稻收成后，接续以麦作，次年麦子收成时，虽来不及种早稻，却可以种晚稻，晚稻九十月间成熟，已无法种麦，于是次年再种早稻，形成两年三作制，梁氏称之为“稻麦轮作”。在这里，梁氏试图突破“在稻麦复种中，冬麦主要与早稻配合”的框框，但由于对晚稻收获后复种冬麦的可能性和好处估计不足，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梁氏设想的制度在理论上似乎可以说得通，也不排除实际生产可能存在类似的安排，即在稻麦复种的链条中的某个环节插进早稻种植，但我们毕竟看不到关于这种规整制度的记载。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早稻和晚稻对水土条件有不同的要求，人们往往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的田块上种植（有的地方甚至以此区分“早田”和“晚田”），因而难以和麦作结合成规整的种植制度。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所实行的只能是一种以晚稻与冬麦复种为中心的制度，如同上文分析和列举的资料中所展示的那样。
四 唐宋江南稻作以早稻为主还是晚稻为主？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唐宋时代的长江下游究竟是种早稻为主，还是种晚稻为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唐宋及其以前江南的稻作以早稻为主（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四》，《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又承认早稻很难与冬麦复种，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少之又少。这一观点是日本学者加藤繁有关研究的延伸。加藤繁认为唐宋以前中国水稻品种一般是七月左右收获的早稻，中晚稻品种是唐代至南宋末年逐渐形成的（注：加藤繁：《中国稻作的发展——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3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李伯重进一步指出南宋江南水稻品种仍以早稻为主，因为南宋江南的一些方志所载水稻品种以早稻为多（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加藤繁做出魏晋水稻品种主要是早稻的判断，其根据是《齐民要术》和《初学记》引《广志》的材料，但他的论证颇多牵强之处（注：《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引《广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清楚地把蝉鸣稻与虎掌稻等区别开来。加氏却根据后出的类书《初学记》的引文（“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蝉鸣稻，七月熟”），判断虎掌稻等均为七月成熟，显然是不恰当的。把宋以前的水稻品种都说成是早稻，明显与《诗经·豳风·七月》“十月获稻”相抵牾，为此，加氏又把“十月获稻”解释为豳地的特殊现象，也是很难站住脚的。），而且《广志》并非经过调查制订的全国性品种名录，而是对各地品种尤其是中原以外的品种摭拾与登录。个别地方志的记载品种名称更不足以代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种植和推广的实际情况；因为某一类型品种在某一地区是否占主要地位，不是决定了该类型品种数量的多少，而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种植面积的大小（注：李氏所举的例证有二：其一是淳祐《玉峰志》所载稻种，早稻有12种，“常稻”有11种。按，实际上淳祐《玉峰志》将所载水稻品种分为6类：（1）“稻米之上色者”7品；（2）“稻禾之早者”8品；（3）“稻米之最晚者”1品；（4）“稻米之常种者”10品；（5）“糯米之早者”2品；（6）“糯米之常种者”8品。“常种”之稻是普遍种植的“当家品种”，从该志的分类看，主要应是晚稻。“稻米之早者”包括真正的早稻（如“六十日稻、百日稻、半夏稻、金城稻”等）和晚稻之早熟者（如“闪西风”等）。因此，该志中的水稻品种统计不能证明当时玉峰（今江苏常熟）的稻作以早稻为主。其二是嘉泰《会稽志》所收的早中稻品种有29个，晚稻仅有5个。按，嘉泰《会稽志》将粳籼稻品种分为3类：“早熟”5，“其次”25，“得霜乃熟”5，共35个（加上“稻之美者”7、“再熟”1、“糯之属”16，合计59种，原志说“凡五十六品”，与我们的点计数有出入）。“其次”类中包括初秋成熟的品种3个，中秋至霜降前成熟的品种22个。按宋人早晚稻划分的标准，前者属早稻，后者属早熟晚稻。因此，不能说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早中稻品种占主要地位。何以判定为早熟晚稻，详见下文。）。因此，考察某时代某地区某作物的品种类型时，更应注意文献中反映的该品种类型种植的普遍情况。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考察，中国唐宋及其以前稻作以早稻为主的观点是很难得到证实的。
我们知道，《诗经·七月》已有“十月获稻”的记载。《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所述稻作是三月（或四月）种稻，“霜降获之”。《陶渊明集》卷3有陶潜题为《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诗，这是“早稻”一词见于古文献之最早者。但这并非真正的早稻，只是较为早熟的晚稻；所谓“早”，是相对于“十月获稻”而言的（注：把比较早熟的晚稻当作“早稻”的情况直到近古仍有所见，上文提到的《便民图纂》所说的“早稻”就是一例。曾雄生根据曾安止《禾谱》所载指出：北宋时早稻全生育期为150—165天，晚稻为180—200天。这种“早稻”并非真正的早稻。早稻不仅要求成实早，在大暑前收获，而且要求生育期短，90天到120天之间。占城稻引进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早稻（参见《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绝对化，但对我们认识宋以前文献记载的“早稻”是很有启发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记录租佃官田的农民交纳租米，一般在十一月，说明当时种植的是十月左右收获的晚稻，交租米最早的是九月十五日，种的大概就是八月底九月初收获的“早稻”吧。真正的早稻是从晚稻分化出来的一种对短日照不敏感的生态型，在中国出现也很早。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末年，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这“赤米”就是耐旱的早稻（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云：“按赤米，今有之……田之高仰者乃以种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引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编《中国稻作学》，农业出版社，1986年，第21页及注12）。）。《广志》也登录了不少早稻品种，主要是岭南和巴蜀地区的。但《诗经》、《齐民要术》所载的十月或九月获稻，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稻作的一般情形。
唐代的稻作普遍是七八月扬花，九十月成熟收获，唐诗中有大量反映，兹试举数例：
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毡。（郑概：《状江南·孟秋》）
稻花秋雨气，江石夜滩声。（元稹：《遣行十首》）
江亭感秋至……粳稻秀晚川。（李德裕：《早秋龙兴寺江亭闲眺忆龙门山居寄张旧从事》）
粳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宋之问：《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至枫香林，以诗代答李舍人适》）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杜甫：《茅堂检校收稻二首》）
秋暮天高稻穟成。（徐铉：《九日星落山登高》）
秋雨几家红稻熟，野塘何处锦鳞肥。（韦庄：《鄠杜旧居二首》）
疏野林亭震泽西，朗吟闲步喜相携。时时风折芦花乱，处处霜摧稻穗低。（张贲：《奉和袭美题褚家林亭》）
烟霜栖野日，粳稻熟天风。（杜甫：《自璘西荆扉移居东屯茅屋四首》）
万木已清霜，江边村事忙。故溪黄稻熟，一夜梦中香。（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
秋深橡子熟……拾之践晨霜……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皮日休：《正乐府十首·橡媪叹》）
楚俗不事事……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元稹：《赛神》）
白杨萧萧悲故柯，黄雀啾啾争晚禾。（刘长卿：《登吴故城歌》）
岸草连荒色，村声乐稔年。晚晴初获稻，闲却采莲船。（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
场黄堆晚稻，篱落见冬菁。（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
湖田十月清霜坠，晚稻初香蟹如虎。（唐彦谋：《蟹》）
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陆龟蒙：《别墅怀归》）
霜落牛归屋，禾收雀满田。（李建勋：《田家三首》）
稻获空云水，川平对石门。寒风疏落木，旭日散鸡豚。（杜甫：《刈稻了咏怀》）
以上诗句所述稻作无疑是晚稻，与《诗经》“十月获稻”、《齐民要术》“霜降获之”的记载是一致的。它们所反映的不限于某个品种或某个地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况。唐代也种早稻，其成熟和收获已进入秋天，在唐诗中仅检出两例：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才遮亩。（陆龟蒙：《五歌·刈获》）
欲羡农家子，秋新看刈禾。（崔道融：《过农家》）唐诗中谈及早稻与谈及晚稻的诗句数量相差悬殊，反映唐代晚稻的种植要比早稻普遍得多。
这种情况延续至宋代，在北宋初年尤为明显。我们知道，稻有粳籼之分，而粳稻多为晚稻（注：明人黄省曾《理生玉镜稻品》云：“稻之小者谓之籼，籼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粳之熟也晚，故曰晚稻。”），故粳稻的分布大致反映了晚稻的分布。江南历来盛产粳稻。杜甫《后出塞五首》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宋初甚至有人说“江南专种粳稻”（注：《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司马光也说过：“臣闻江，淮之南……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宋史》卷88《地理二》称：“两浙路……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江南东、西路……茗苑、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人焉。”这些粳稻一般收获较晚，时人称“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993）三月壬子。）。宋行两税法，宋初规定“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根据江南等地实际情况，作了补充：“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注：《宋史》卷174《食货上二·赋税》。）
但宋代情况在发展中又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早稻有较大的发展。宋真宗大中符祥五年（1012）在江、淮、浙引进和推广早熟的占城稻种，由于种它能早熟救饥并避开秋旱，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间获得迅速的推广，种植遍及江、淮、浙及闽、粤等地，甚至成为早稻的代称，早稻在全国的稻作中所占的比例也因而相应地扩大。但早稻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占城稻的传播）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江南西路占城稻推广最快，南宋初江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说，洪州境内“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注：李纲：《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梁溪全集》卷106。占城稻引进江淮浙以后，该地原有的粳稻被称为“大禾谷”，占城稻则被称为“小禾谷”。见舒璘《与陈仓论常平》（《舒文靖集》卷下）。）。江东诸州早稻亦占主要地位。两浙路的浙东由于山地较多，占城稻推广也颇快。由于早稻的推广，以早稻为主的籼米成为不少地方人民大众的主要粮食。但这是宋代稻作发展新出现的现象，而非旧格局的延续，而且各地情况不完全一致。例如，作为宋代主要粮食产区的浙西则基本上仍是粳稻为主。南宋初年曹勋说：“浙西纯种晚秋禾。”（注：曹勋：《松隐文集》卷20《浙西刈禾以高竹叉在水田中望之如群驼》。）乾道（1165—1173）时知湖州的王炎说其“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注：《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省状》。）。南宋中期的吴泳指出：“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而豫章所种，占米为多。”（注：吴泳：《兴隆府劝农文》，《鹤林集》卷39。）曾雄生说：“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无论是占城稻引进前，还是引进后都是以一季晚粳为主，直到近代才提出农业改制问题，即晚稻改早稻，单季改双季。”（注：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年）。关于宋代早晚稻的地区分布，可参阅曾氏《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以前在有些学者中存在一个误区：即认定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早稻。由于占城稻是早稻，有些人就强调占城稻推广对稻麦复种制发展的意义，并夸大占城稻普及的程度。当占城稻普及的程度受到质疑的时候，有些人又据此否定宋代稻麦复种获得了推广。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都掉到了“冬麦与早稻复种”的陷阱中。如前所述，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是晚稻。占城稻的作用主要是耐旱御灾和早熟救饥，它推广的意义不是为稻麦复种提供适宜的品种，倒是为后来明清双季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据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所载，鸦片战争前夕，宋代占城稻发展最快的今江西、安徽、浙江中南部等地，“岁种再熟田占其大半”，原来的稻麦复种的地盘多被双季稻所挤占，而继续保持以晚粳为主格局的苏南（苏、松、常）、浙北（杭、嘉、湖），仍然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注：《江南催耕课稻编·林则徐叙》说：“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又由此可见，明清的复种指数诚然超越宋代，但就稻麦复种而言则未必；宋代的稻麦复种，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二是晚稻品种多样化，尤其是早熟晚稻品种增多。前面谈到，唐代以前的晚稻多为九十月收获，八月收获的晚稻可能有（注：《齐民要术》引《杂阴阳书》：“稻生于柳或杨，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生长期为150天。又说种水稻三月为上时，如果三月种稻，正好八月收获。），但非主流。而宋代八月收获的晚稻，已占有比较显著的地位。常为人们引用的绍定《四明志》就有“晚禾以八月成”（注：此记载亦见于南宋宝庆《昌国县志》。四明即今浙江宁波，昌国即今浙江定海，两地相邻，同属浙东路。）的记载。由于它与传统的九十月获稻的记载相悖，有人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八月收晚稻的记载不但见于《四明志》，《宋会要》“食货”58之24也说“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如果说前者还可能理解为某一个地方的特殊现象，那么后者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后者是在淳熙元年尚书省臣僚批评“歉灾救济手续繁琐，十二月份才能发放，离收晚稻已四阅月”的时候说的。臣僚们为了强调其论点，只提及早熟的晚稻，其实并非所有的晚稻都是八月成熟和收获的。《梦溪笔谈》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这就比较全面。宋代保存至今的地方志12种，共收录水稻品种213个（注：游修龄对有关记载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参见《中国稻作史》第3章《中国水稻品种资源》（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其中就包含了八月收获的晚稻品种。如宝祐《重修琴川志》卷9载有“闪西风”，注明为“八月熟”；该品种又见于淳祐《玉峰志》，属“稻米之早者”。嘉泰《吴兴志》载有“八月白”、八月乌”。“八月白”亦见于《嘉定赤城志》，又，方岳《田头》诗云：“秧田多种八月白，草树初开九月花。”（注：方岳：《秋厓先生小稿》卷7。）这些就是八月成熟的晚稻品种。宝祐《重修琴川志》所载稻种不少注明“有早晚二种”，如红莲、白稻、野稻、稻公拣等。这些稻种或见于唐诗：如“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 （陆龟蒙：《别墅怀归》），“水满寒塘菊满篱……南亩清风白稻肥”（韦庄：《题汧阳县马跑泉李学士别业》）等，均属晚稻：“稏”，《琴川志》谓系“熟最早”者，但在唐诗中，“罢亚百顷稻，西风吹正黄”（杜牧：《郡斋独酌》），也是晚稻。这样看来，宋代在原有的晚稻品种中培育出了新的早熟类型；而所谓“八月白”，很可能就是从传统的晚稻“白稻”中分化出来的（注：白稻这一水稻品种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篇》，这一品种延续到唐宋和明清，并相当早就传到日本；日本《会津农书》载录该品种，并明确说它是晚稻。这说明白稻原来是晚稻，后来才分化出早熟种；它传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宋代以前。）。嘉泰《会稽志》把水稻品种按熟期分为“早熟”、“其次”、“得霜即熟”三类，“其次”类中既包括“白婢暴”等“初秋乃熟”的3个品种，也包括“八月白、红、红莲子、上秆青（一名中秋白）……”等20个品种，前者应该是早稻，后者则是中秋前后至霜降以前成熟的早熟晚稻品种。
这些早熟晚稻品种种植范围有多大呢？可以从宋代诗词中作些窥测。苏州人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有获稻诗：“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这首诗安排在中秋诗之前，中秋诗之后则是脱粒诗。在这里，晚稻的收获显然是在八月上中旬。范成大诗只写了八月的获稻诗，不等于没有七月收获的早稻和九十月收获的晚稻（注：范涛谈到早稻的插秧，其收获应该在初秋。晚秋收获的水稻也应该存在，南宋诗人吴文英“重到苏州”时，就曾看到“雨过中秋……看黄云，还委西畴”的现象（《声声慢》，《梦窗丙稿》卷3）。），但无论如何，八月收获的稻谷已在苏州稻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诗人要着重加以表现。范成大的同乡、与他同时代而稍晚的周南也明确谈到“八月登jīng秔稻”（注：周南：《山房集》卷1《偕滔中过书坞归二十韵》，值得注意的是周南的《山房集》有“麦地宜秧谷”的明确记载，种的应该就是这种八月收获的粳稻，而这种粳稻八月收获后，是可以继续播种冬麦的。）。陆游《秋词》则是七、八、九月都有获稻的描写：“东吴七月暑未艾……早禾玉粒自天泻”，“八月暑退凉风生，家家场上打稻声”，九月则是“万顷黄云收晚稼”（注：《剑南诗稿》卷67。《秋词》三首，第一二首诗中分别指明是写“七月”和“八月”，第三首虽未指明时间，但按时序当系九月无疑。）。八月获稻起码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是绍兴的情况。如果说，八月收获的晚稻在四明（宁波）仍然数量有限（“视早益罕”），那么，在绍兴，尤其是苏州已是稻作中的荦荦大端了（注：由于看到了早稻的插秧期在冬麦的收获期以前，李伯重设想宋代与冬麦复种的是中稻，又说：“从现有文献来看，这些品种究竟是哪些？难以得知。由此可以推断即使有这样的品种，其种植也决不会很多。”（《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按，如前所述，宋代与冬麦复种的主要是八月收获的水稻，如按元末《吴门事类》“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白露节后刈，为中稻；夏至节种，寒露节后刈，为晚稻”的划分标准，这些八月收获的水稻可称为中稻，但在宋代，它属于早熟的晚稻；而且并非像李氏所说的“其种植也决不会很多”。）。
前面已经说过，宋代南方种麦在九月或八月下旬，所以中秋前后收获的稻田并不耽误种麦的季节。因此，这种早熟晚稻为稻麦复种制实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适应稻麦复种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游修龄先生指出，“太湖地区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复种两熟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注：《宋代的水稻生产》，《稻作史论文集》，农业出版社，1993年。），是很有见地的。还应指出的是，八九月种麦的这种生产安排在明清时代发生了变化，收稻和种麦的期限后延了。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从实践中发现，冬麦种早了容易冬前旺长和发生虫害（注：参见前引明万表《灼艾余集》卷2《郊外农谈》。），从晚明《沈氏农书》的记载看，明代江南复种冬麦的播种期已延至十月立冬以后了。晚稻的收获期也相应延至九月底以至十月初，但不能据此否定宋代有八月收获的晚稻，并进而怀疑宋代晚稻收获后在八九月种麦的可能性。
五 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推广程度？
日本学者足二启立、大泽正昭、北田英人等人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的河谷丘陵地区（即所谓“河谷平原”区域或“高田地带”），作为江南地区主体部分的江南平原（即所谓“三角洲”区域或“低田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年一作甚至二年一作的“强湿地农法”，至明清之际，稻麦复种才占主导地位，其普及过程的完成，则要到19世纪的中叶①。大泽正昭氏也在《中国农史》上发表文章，指称有关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许多“虚像”，宋代生产力的先进区域依然是“河谷平原”区域，而不是以前人们漠然地所认为的“三角洲”区域；其中也谈到宋代“二作”（按指稻麦复种制）只能行于“高田”②。这种理论对“宋代革命论”、“江南先进论”等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涉及问题很多，本文难以具论；兹仅就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推广程度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因为这是正确评价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和把握其时空特点所不能回避的。
大泽等人的这一理论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低田地带的开发，不但要兴修水利，而且要实现“干田化”，在“干田化”完成以前，难以摆脱生产不稳定状况；因此，这一地区稻麦复种（他们习惯称为“二作”）的推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观点对深入研究稻麦复种的形成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可以帮助人们纠正那种把稻麦复种制视为一蹴而就的直线发展过程的思维定势。
对于中国的中原地区，麦类是引进作物而非原产，它的发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遇到不同的问题。黄河流域干旱，麦类要种在比较潮湿的低地，故有“小麦宜下田”之说。古歌中还有“高田种小麦，稴不成穗”的句子③。江南下湿，麦类最初种在山阜旱地，后来进入了水田与水稻复种，但仍优先选择在排水良好的“高田”，并须配合以起垄开沟等耕作措施。由于排水的困难，低田实行稻麦复种制要比高田复杂得多，要求更高的生产技术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当然会成为低田稻麦复种发展的制约因素。王桢《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说：“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绝其为疄，洩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渭再熟田也。”而“低田熟晚”，则实行冬耕休闲。元代如此，宋代的情况也应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直到明清以至近世，江南有些渍水的下田仍然无法实行稻麦复种。如清康熙年间的《昆山县志》，就有“高乡有麦”、“水乡无麦”之说。所以，我们不应对宋代稻麦复种的比例估计过高。但是不能把上述认识绝对化，认为宋代低田都不能种麦。其实，宋代不乏低田种麦的记载，例如表1材料1、16、① 足二启立：《宋代两浙にぉける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17号，1985年；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245—248页；北田英人：《宋明清时期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发展する研究）第1章，1986—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年。转见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二》（《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② 大泽正昭：《关于宋代“江南”的生产力水准的评价》，刘瑞芝译，《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③ （注：《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秦汉以来即有“下田宜稻麦”之说，主要是针对北方而言的。有的学者把它作为唐代已实行稻麦复种的证据，把时代和地区都搞错了。）17、22和26及注所列举的材料足以说明低田种麦的存在。罗愿甚至说“今小麦例须下田”（注：《尔雅翼》卷1“麦”。上文谈到，麦类在南方首先种植在高亢的旱地，然后逐步向水田、低地发展；到了罗愿的时代，已经是“小麦例须下田”，反映了改造自然的巨大进步。在该文中，罗愿用反映黄河流域情况的“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的古说来论证“今小麦例须下田”，是不妥当的。）。
由此可见，把王桢《农书》关于“高田早熟”的“两熟田”的记载绝对化，从而得出宋代稻麦复种制主要在河谷丘陵“高田地带”发展，难以在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发展的结论（姑称之为“江南平原落后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江南平原落后论”之所以难以成立，首先是因为它与宋代文献反映的事实不符合。从本文搜集的材料（见表1）看，稻麦复种制首先是在属于“三角洲”的苏州地区发展起来的。在南宋的有关材料中，亦以直接或间接涉及长江三角洲及其毗邻地区的最多（如材料4、5、8、9、11、12、16、17、19、20、21、22等）；稻麦复种不但见于现今苏南的苏州、松江地区，而且见于浙北的杭嘉湖地区（注：《太湖地区农业史稿》认为宋代实行稻麦复种的只有苏南（苏州）和浙东（绍兴、衢州），浙北的杭嘉湖地区不见实行稻麦复种的材料，不确。）。有些材料虽然讲的是其他地方情况，但也与江南平原有关。例如，黄震在抚州劝农，推广麦作和稻麦复种，实际上是以他在江南平原任职时积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材料23及注）。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中长江三角洲是落后的。上文谈到，在宋代以占城稻为代表的早稻的推广浪潮中，太湖平原所在的两浙西路却保持了以晚粳为主的格局，之所以如此，除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与稻麦复种的推广也有很大关系；因为麦收以后以种晚稻为宜，这就强化了该地区稻作以晚稻为主的格局（注：游修龄：《宋代的水稻生产》，《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反过来说，这种格局的保持和延续，也可以作为宋代太湖流域稻麦复种制得到推广的一个佐证。事实证明，宋代江南平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注：宋代的太湖地区（即大泽正昭氏所说的“三角洲”区域）是全国的粮仓，不但是国家财赋之源，首都（杭州）粮食的主要供应地，而且其粮食运销到浙东的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和福建，淮南等地，甚至运销到金国。水田在耕地中的比例，浙西也高于浙东。江南平原的发达和先进是事实，称之为“虚像”难以令人信服。参阅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4章第2节。），也是稻麦复种制推广的先进地区。
为什么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发展较早较快，这是因为它具有实行稻麦复种制的综合优势。稻麦复种的发展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水田排水改旱技术只是其条件之一。例如，需要解决水稻与冬麦大田生长期重叠的问题，中唐以后盛行的育秧移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适合稻麦复种的品种，唐宋以来水稻品种的多样化，尤其是宋代早熟晚稻的增多，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又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肥料、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等等，这些对稻麦复种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而在这些方面，所谓“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显然要比“高田地带”优越。宋代江南圩田水利相当发达，在圩田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也是有条件的。宋代不但确实有“下田”种麦的记载，而且已知时代最早（北宋熙宁年间）的稻麦复种材料正是属于江南平原（所谓“低田地区”）的昆山圩田的“稻麦两熟”（材料1）。至于圩田中稻麦复种时水改旱排水技术具体如何解决，陈旉《农书》没有记载，这正是它的局限性所在。笔者同意大泽正昭等日本学者关于陈旉《农书》所载技术不是以江南平原农业为基础的判断，但不能认为陈旉《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就不存在，陈旉《农书》没有反映的地区就是落后的——这正是“江南落后论”者思想上的误区之一（注：持此论的学者认为江南平原不能实行稻麦复种的论据之一，是他们认定陈旉《农书》中与麦类复种的是早稻——占城稻，而占城稻是耐旱的品种，不能在低田地带种植（见《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大泽正昭文）。如前所述，宋代与麦类夏种的稻主要是晚稻.而非早稻；即使陈旉《农书》中与麦类复种的是占城稻，为什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是占城稻而不能是其他稻种呢？谁给了陈旉《农书》这种垄断地位呢？如果一方面主观上视陈旉《农书》为宋代农业技术的最高代表，另一方面又多方压低陈旉《农书》所载技术的先进性，难怪见到的只是一片低迷景象了。）。陈旉《农书》既有先进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它并没有囊括当时现实生活中所有先进技术。既然存在圩田稻麦复种的事实已经存在，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技术。王桢《农书》中稻麦复种“起坺为疄”的技术，也不应视为元代才有的，很可能南宋以至北宋即已出现，它可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到了元代才见于文字记载。同时，王桢说稻麦复种的“再熟田”主要在“高田早熟”的条件下发展，不等于说稻麦复种只能在所谓“高田地带”中发展。模糊“高田”和“高田地带”界限，甚至把它们混同起来，是“江南落后论”者思想上的又一个误区。事实上，“高田”和“高田地带”，“低田”和“低田地带”应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个概念，被称为“低田地带”的江南平原中同样也有“高田”，即使不算经过改造可以复种小麦的“低田”，这些“高田”也已经提供了江南平原发展稻麦复种制的广阔的空间。
苏州是宋代稻麦复种的先进地区。宋人郏亶说：“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注：郏亶：《吴门水利书》，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1。）苏州水田之所以“美”，实行稻麦复种应是其原因之一。范成大是苏州人，晚年在家养病时写了脍炙人口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被誉为“字字有来历”（注：《永乐大典》卷900“诗”字引顾世名《梅山集·题吴闲僧白云注范石湖田园杂兴诗》云：“一卷田园杂兴诗，世人传颂已多时，其中字字有来历，不是笺来不得知。”）、“曲尽吴中农圃故事”（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30《范文穆吴中田园杂兴一卷》。）的写实作品，从中也可以窥见当地稻麦复种制发展之一斑：
“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 （《春日田园杂兴》）——“高田”的“田”应指水田，水田种麦，自然是与水稻复种。看来，宋代苏州地区稻麦复种主要在高田实行，而相当一部分低田只种单季稻。
“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夏日田园杂兴》）——范诗中吟咏插秧的有两个地方：《晚春田园杂兴》有“新绿园林晓风凉，晨炊早出看移秧”（在谷雨诗前）句，讲的是麦收前的早稻移秧；这里讲的则是麦收后的晚稻移秧。“江吴”，周汝昌解释为“吴地水乡”（注：周汝昌：《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40页。），可从。可见稻麦复种不止在高田实行，在低田也有实行的。吴泳说：“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也应包括低洼水田粳稻与莱、麦、豆的复种在内。在典型的江南水乡平望镇，杨万里看到的是“小麦田田种”的景象，其中应该包含了相当数量的低田。认为宋代江南平原很少稻麦复种，占主导地位的种植制度是水稻的一年一作以至二年一作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
“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晚春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夏日田园杂兴》）。——当时已经种植油菜，故晚春初夏时节，菜花飘香，梅杏累累；油菜也是越冬作物，可能已参加到水旱轮作的行列中来了（注：宋代诗词中述及“菜花”或“油菜”者不少。如郑熏初《乌夜啼·题月海星天观，即宋武所居故地》：“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可见当时的“春稼”中是包含了菜花的。）。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秋日田园杂兴》）——前已论及，此诗安排在获稻和中秋诗之后，说明当时种的多为适应稻麦复种要求的早熟晚稻。可注意的是诗中提到的脱粒农具。曾雄生指出，不同水稻品种对脱粒农具有不同的选择，粳稻较难脱粒，一般用连耞，籼稻较易脱粒，一般用禾桶；因此，从脱粒农具的选择也可判别水稻品种。这里用连耞脱粒，与楼《耕织图诗》“连枷声乱发”一致，表明太湖流域多种适于与冬麦复种的晚粳（注：参阅曾雄生《农具的选择：以稻谷脱粒农具为例》（“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2002年3月下旬上网）。）。
“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夏日田园杂兴》）——二麦收获后可以吃到八九月晚稻收割之时，麦价便宜到每斗百钱（注：陆游《剑南诗稿》卷18《明州》诗云：“丰年满路吴歌声，蚕麦俱收谷价平。”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与范诗相似。）。上文谈到，南宋初年北方人南迁引起的麦价陡涨（一斛至万二千钱），刺激了麦作的发展。据《宋史》卷373《洪皓附子遵传》载，绍兴三十年（1160），“平江、湖、秀三州（按，平江就是苏州，秀州就是嘉兴，这三州均在江南平原上）水，无以输秋苗，有司抑令输麦”。说明该地麦作已有相当的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替代办法；但当时麦价尚贵，所以洪遵对“有司”的举措提出异议。26年后，范成大写《田园杂兴》时（淳熙十三年，1186年），情形已大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麦价由高而低，相差逾百倍，反映了麦作推广之快，收获之丰。梁庚尧指出，宋高宗后期都城驻军马料“岁用大麦七十万斛，其半令浙西郡民以苗米折纳”（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丁未”。），苏州就在折纳范围之内。临安府赡军酒库造曲用麦动辄以万斛的麦子，也都在浙西军州采购。（注：《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这既是浙西地区麦作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以麦作的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麦作的相应发展，是不可能承担这样的任务的。浙西水田面积很广，如苏州水田占全部耕地的九成以上（注：据鲍廉《琴川志》卷6，苏州常熟县有水田2 919 842亩，旱地208 038亩，水田在总田亩中占92％。苏州其他各邑应该相似。转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111页。），这样多的麦，自然不可能只种在旱地上，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种在水田上，也不会把原有的主要作物水稻挤掉，而是在水稻田里实行稻麦复种水旱轮作。也就是说，麦作在江南地区的这种发展，必然伴随着稻麦复种制的相应发展。
总的来说，虽然不能把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估计过高，不必轻易地做出“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主导性种植方式”这样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已有了颇大的发展，而且在当时全国各地稻麦复种制的发展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全文完）
作者介绍：李根蟠，1940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转载请注明出处范文大全网 » 长江下游的鱼-Qzone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