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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左宗棠真的投过太平军营吗
我认为历史上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足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传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且并无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的证明。
为了考察此一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曾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记述或提及此一传说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论著、史书以至文艺作品等。
现将有关记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曾“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
’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 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
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
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
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
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 民国时期，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
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
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
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
”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
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
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细加思量，不难看出：（1）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当时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余年间亦未闻见，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年之久还不见有人提起，而是迟至本世纪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出现，其时距太平军围攻长沙已逾半个多世纪！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动员民众的目的。
（2）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有关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
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以上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迹。
（3）从各种记载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
杨毓麟的记述，只是说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之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初期即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期，况且并未见之于行动。
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及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将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也到了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我们已知，太平军系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宗棠则早在1852年10月8日就已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了。
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长沙人”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
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语言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所言，因而同样难为凭信，并非“比较可信”。
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不过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也并不相信。
第二，这个传说不符合左宗棠一贯的、特别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思想立场。
左宗棠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末世，又受过较长时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属于历史上常见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一类人物。
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坚决反抗外来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对国内人民的反政府起义和暴dong4，则往往采取调整政策，缓解矛盾（即所谓“抚”），或者使用武力，坚决镇压（即所谓“剿”）的办法。
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城。
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真”；“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
”严格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
其时他才21岁。
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
”以忠君守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
因此，他虽然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湖湘名人是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魏源对他的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位得到过最多赞誉的政治家。
其谥号“文忠”，是清朝皇帝表彰其维护朝廷长远利益的辛劳所赐，维新派则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
全国解放后，从开国领袖**到改革开放后的创业者，又都称赞过林则徐的变革开拓精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评价最贴切，那就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一生的大部分轨迹，还是按传统封建仕途行进。
1785年他生于福建，20岁时中举人。
26岁便金榜题名中了进士。
后来，他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成为汉族大臣中最受满清皇帝重用的人物。
1838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揭开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章，也不自觉地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幕。
他在禁烟时，积极整顿海防，筹备战守。
1840年夏，英军入侵后，道光皇帝认为是他惹的祸，将他革职后充军伊犁。
后来，皇帝又念及林则徐的忠心，于1846年重新起用他，并授予林则徐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要职，直至他1849年因病辞官返乡。
林则徐禁烟前，中国封建王朝仍以“天朝君临万国”的妄自尊大心态紧闭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认为英国人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
清朝官员也称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所以拜见中国“万岁”就不能下跪。
林则徐刚到广州时，也称茶叶、大黄是“制夷之大权”，相信夷人膝盖伸展不便，认为“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因此，他对英国发动战争的估计也是不足的。
不过，林则徐和那些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的区别在于，他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便逐步发现和承认西方有许多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他虽然不懂外语，却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林则徐夜夜仔细阅读、研究译文资料，并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5辑。
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
1841年，林则徐被流放途经扬州时，遇到了学识渊博的友人魏源，便把《四洲志》等有关资料交给魏源。
魏源随后编出《海国图志》，书中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则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强，来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独立的爱国主义主张。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一时使国人感到很大威胁。
然而林则徐在率先进行抗英后，又最早预见到北方俄罗斯的威胁更为严重。
1849年10月，林则徐因病势加重辞去云贵总督之职回闽治病养老。
途经长沙时，经人推荐在舟中招见了左宗棠。
鸦片战争时，二十多岁的左宗棠就对这位老人无比钦慕，见面后便拜师求教，两人彻夜畅饮阔论天下形势。
林则徐此前在新疆办理过屯垦和水利，深感西北边防须未雨绸缪，并把自己收集的资料送给了正在研究地理和兵法的左宗棠。
当左宗棠请他畅谈对英国等海上强敌的制敌方略时，林则徐却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 林则徐注意到沙俄隐患决非偶然，他早在广东抗英时就了解到俄国不但可以通过水路，也可从旱路运走中国的茶叶。
后来，他充军到伊犁时，受当地官员多方优待并委以治边之任，于是又对国境附近的形势进行三年实地研究。
尽管当时边境基本相安，他却目睹守备松弛，并了解到俄军实力强大，预感到这一可任骑兵驰骋的陆地边患最为严重。
由于清廷将守备力量多移往沿海，又以主力对付国内起义，林则徐死后仅十几年，沙皇俄国果然乘北方空虚，兵不血刃地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不祥的预言变成了灾难性的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时新疆也一度沦于外人之手。
幸亏弟子左宗棠后来始终记住“林文忠公”的嘱托，于19世纪70年代经营西北，力排众议率军远征收复了新疆，并以武力为后盾“探已投虎口之食”，向沙俄索回伊犁，在中国近代受尽屈辱的历史上总算写下令人欣慰的一页。
资料来源：穆智：《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载《北京青年报》，2002—08—30。
洋务运动的意义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应付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
怎样评价洋务运动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应付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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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以下是本人为楼主的回答： 各个时期人们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不一，从最早的一味否定到如今的正确认识.（如果是应付考试，一楼的答案是很好的，我这个只是为了提高你的课外阅读量.） 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下仅就我所了解的洋务运动评价与研究的情况，做一概略的回顾，聊供史学界同仁讨论批评，以期推动有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一、旧中国90年的评价与研究 （一）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
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
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
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
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
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
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
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
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①a〕。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
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
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
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
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
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
歌颂古代名人对联
门前桃李重欧苏，堂上葭莩推富范。
歌颂晏殊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另作：人间疾苦）歌颂杜甫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歌颂蒲松龄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歌颂诸葛亮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果如公言，宋室何至南渡；罪名莫须有，忠冢栖霞山，长留人愿，国魂几时北来。
歌颂岳飞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其源。
歌颂苏洵 苏轼 苏辙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
歌颂司马迁集群圣之大成，振玉声金，道通中外；立万世之师表，存神过化，德合乾坤。
歌颂孔子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歌颂屈原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
歌颂诸葛亮两表一对，鞠躬尽瘁酬三顾；鼎足七出，威德咸孚足千秋。
歌颂诸葛亮金石文章空八代，江山姓氏著千秋。
歌颂韩愈韩潮学派百三汇，公起文章八代衰。
歌颂韩愈兵甲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
歌颂范仲淹犹留正气参天地，永剩丹心照古今。
歌颂文天祥宰相状元余事之，文章义节两兼之。
歌颂文天祥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歌颂辛弃疾有志者事竞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歌颂项羽、勾践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
歌颂司马迁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篙下诗，岂甘了此一生。
歌颂陶渊明玉茗堂中传蝶梦，临川集上插芳馨。
歌颂汤显祖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绿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
歌颂李清照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歌颂 李白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
歌颂李白缅想忠贞，补阙拾遗犹昨事；何来环佩，清辉香雾替诗魂。
歌颂杜甫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鹄先生骨；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
歌颂杜甫笔诤时政，心在苍生，万户争传新乐府；堤建西湖，神归东洛，千秋永祀老诗翁。
歌颂白居易枫叶四弦秋，枨触天涯迁谪恨；浔阳千尺水，勾留江上别离情。
歌颂白居易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歌颂韩信。
青冢有情犹识路，平沙无处可招魂。
歌颂王昭君王业不偏安，两表于今悬日月；臣言当尽瘁，六军长此驻风云。
歌颂诸葛亮宦游西蜀，志复中原，高吟铁马铜驼，烟尘誓扫还金阙；诗继少陵，派开南宋，更入清风明月，池馆重新接草堂。
歌颂陆游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果如公言，宋室何至南渡；罪名莫须有，忠冢栖霞山，长留人愿，国魂几时北来。
歌颂岳飞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歌颂鲁迅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五代吴越〕契盈题杭州碧波亭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五代后蜀〕孟昶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宋〕王安石挽韩琦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宋〕苏轼题武昌黄鹤楼门前莫约频来客座上同观未见书〔宋〕楼钥 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宋〕吴叔经贺友寿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宋〕李清照 佩苇遵考训晦水谨师传〔宋〕朱嘉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宋〕朱熹赠友 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元〕赵孟頫题扬州迎月楼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元〕杨瑀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元双〔明〕朱元璋赠徐达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明〕高刚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明〕王守仁题于谦庙未必串关别名教须知书户孕江山〔明〕徐渭题青藤书室 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明〕左光斗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心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明〕杨慎题昆明华庭寺是何意态雄且杰不露文章世已惊〔明〕杨继盛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明〕王百谷每闻善事心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明〕祝枝山 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识误称高〔明〕陈继儒塔顶葫芦，尖捏拳头捶白日城头箭垛，倒生牙齿咬青天〔明〕冯梦龙 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明〕王时敏托钵归来，不为钟鸣鼓响结斋便去，也知盐尽炭无〔明〕普荷禅师题昆明筇竹寺 鱼有化机参活泼人无俗虑悟清凉〔明〕董其昌题杭州灵隐寺小方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画、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 少作书生，未见长堂入室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明〕李贽斗酒纵观廿四史炉香静对十三经〔明〕史可法 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明〕史可法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明〕黄石斋回绝洪承畴劝降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明〕王夫之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何处更着点尘茶烟乍起，鹤梦未醒，此中得少佳趣〔清〕朱彝尊题桂园 老拳搏古道儿口嚼新书〔清〕金圣叹读生前浩气之歌，废书而叹结再世孤忠之局，过墓兴悲〔清〕蒋士铨题史可法祠 前辈典型，秀才风味华嵩品格，江海文章〔清〕王梦楼赠蒋士铨清潭三尺竹如意宴坐一枝松养如〔清〕梁书同 天气乍晴花满树人家久住燕双飞〔清〕...
为什么说新疆史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
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西域同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源远流长。
很早以前，我国的丝及丝织品便中经西域远销南亚和欧洲，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
沿此以往，这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通道被后人统谓作“丝绸之路”。
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
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
匈奴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不久，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在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而切断了匈奴同氐、羌诸部的联系。
尔后汉朝同乌孙的联盟使匈奴在西域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
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
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
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员。
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
汉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
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
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
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
同时， 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
此外，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还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还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
西域的手工业，如陶器制造，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技术工艺俱有相当高的水平。
汉代新疆广泛流行汉朝的五铢钱，和田马钱以及安息银币等说明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水平。
现有的石窟壁画和大量的汉文记载都说明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并给内地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
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
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
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
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朝。
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
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
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元、明两代，西域各族人民为保卫和开拓祖国边疆、繁荣西域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
18世纪中叶，清朝先...
对联的基本要求？
（一）上下联字数相等 对联是有上联和下联的，缺少其中之一，都不成为对联，这是定格。
它还规定上下联字数一定要相等，否则不能相对。
从前有个故事说，甲乙二人对对，甲出句：“三宝殿前三个塔”，乙对以“五凤楼台五层楼”，本很工整了，但甲又说：“还有塔、塔、塔”，乙由于不能以五个楼字去对三个塔字，没能对了。
它不像“三光日月星”可对以“四诗风雅颂”。
因为雅包括了小雅大雅二诗，乙没有办法以三个楼字包括五层楼，只得认输了。
因此，上联五个联（五言），下联也要五个字，上联七个字（七言），下联也要七个字，如下列二联：（1）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2）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树柱长天。
两联上下联字都相等，前者是李大钊烈士所引，气概非凡。
后者是杨昌济教授（**的岳父）的名联，表示决心培植救国材人。
不论多少字的对联，都一样要上下联字数相等，不能象词赋那样对偶句容许引头词和语尾词。
例如：**的《沁园春·长沙》上阕第四句“看漫山红遍”，下阕第三句“恰同学少年”中“看”和“恰”都是引头词；鲍照的《芜城赋》有“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句，其中“岂忆”是引头词，“哉”是语尾词，在对联是不容许有的。
因为对联的上下联必须互相对称、整齐、美观。
理由很简单，从许多生物自然器官都成对就可说明了：鸟有两翼，兽有一对前腿，牛羊各有一对角，人的耳、眼、手、脚都是成对，长短大小一样，每对器官都在身体匀称地分布好，给人以对称、整齐的美感。
对联的互相对称、整齐的意义也一样，是给人以美的观感，美的享受。
对联如果不这样，就像人的器官不全，不成残废，也是缺陷，成为丑陋，给人以难看的形象。
所以一切东西要得人喜爱，首先就要有外表美，形式美，对联就具有这特点。
对联字数相等的特点曾给聪明人反用过，有一副挽袁世凯联云：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哀世凯对以中国人民是对不起的，作者正是借意说袁世凯对不起中国人民，因袁复辟帝制，扼杀共和，这是千多年才见到第一副字数不相等的奇联。
但也不能说字数相等的两行字或两句话就成为对联，因为对联还要讲究对仗音韵等艺术构造。
对联的上下联字数相等既无异议了，但它应以多少字数为佳呢？从现有的对联看，少字多字都有佳联，若有字数划分联形，七言为最多，其次是八言九言，又次为五言和十言至十二言，四言六言和十三言以上则较少，至于少于四言的短联和几百言以上的长联，有点似凤毛麟角了。
因为字数过少过多都难于写作。
对联的字数多少应以内容决定形式，由作者根据题材来决定，既不宜过短，也不宜片面追求长。
（二）同词性的字词相对 词性即词的特点，同词性即划分为同一特点的词类。
根据词类讲究字词对仗，是对联中对偶艺术的关键。
古人对词类的划分和今人的说法不尽相同。
古人云：“实对实，虚对虚”。
何谓实？古人编有《词林典腋》一书，《诗韵合璧》附载了它。
它把实字分为天文、时令，地理、帝后、职官、政治、礼仪、音乐、人伦、人物（事）、闱阁、形体、文事、武备、技艺、外教、珍宝、宫室、器用、服饰、饮食、菽粟、布帛、草木、百花、果品、飞鸟、走兽、鳞介、昆虫等三十门（类），外编八对：抬头对，颜色对、数目对、卦名对、干支对、姓名对、人物对、虚字对，都是同词性相对。
只是漏掉方位词。
照工对要求，要各小类中的字词相对。
天文类对天文类，人伦类对人伦类……。
若只说“实对实”，则三十类中任何一类的字词都可同其他二十九类的字词相对了。
其实不然。
因为其中有动词、形容词怎能同名词相对？“游览”怎能对得起“太阳”？何谓虚？古人编有《虚字韵薮》一书，附载于《诗韵合璧》末尾。
它列举虚字一百三十八个，但其中包括有代词：他、其、谁、孰、何……等，动词：谓、曰、云……等，是不能同焉、矣、也、乎、哉相对的。
由此可见古人谈对仗虚实之说，不但笼统不准确，而且有些混乱，是不科学的。
词分虚实是必要的，真正的科学划分，只有今人以汉语语法区分词性属类才准确。
现在说的实词是指有实在意义的词；按语法特征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和量词六种；虚词一般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它的主要作用是表示语法关系，或句子的语气，分为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
至于方位词附属于名词。
颜色词属形容词了。
我们今天对对，应照上列十一种词性相同的字词作对，就是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词对数词，量词对量词……等。
下面分别词性举例说明，同时证明古人并没有笼统地实对实，虚对虚，还是照语法要求去做。
我们只有用语法分析，才能把古人对对的方法弄清楚； 壹、名词 是表示人和事物名称的词，字数最多。
上面所列《词林典腋》三十门，大多数是名词，但它分得太繁碎了，现在应用时只分十多类，即天文、时令、地理、宫室、人物、形体保持各为一类外，已把帝后、职官、闱阁和人伦合为人伦类，政治、礼仪、音乐、技术、文事、外教合为文化类，武备、珍宝、器物合为器物类，布帛、服饰合为服饰类，饮食、菽粟合为饮食类，...
三秦大地养育出的文化名人有哪些和其一件作品
中国近现代史名人辞典 可以买这本书看.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直至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开启与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著名的文化人.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三百文化名人的作品，其中有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马建忠、严复、章炳麟、邹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墨宝，也有清末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丁日昌以及戊戌变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刘光第、杨锐、黄遵宪、陈三立、陈炽、翁同稣、汪康年等人的墨迹.既有近现代文化教育、科技界的杰出人物蔡元培、李达、王国维、严修、吴玉章、刘师培、黄侃、马君武、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马衡、陈垣、黎锦熙、胡适、陶行知、刘半农、钱玄同、陈寅恪、柳治微、梁漱溟，陈望道、张东荪、沈尹默、范文澜、顾颉刚、吴宓、李济、潘光旦、周鲠生、潘菽、熊十力、冯友兰以及颜福庆、任鸿隽、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秉志、竺可桢、刘仙洲、茅以升、叶企孙、吴有训、梁思成、张钰哲、苏步青、赵九章、吴大猷，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王选等人手迹：也有现代文学艺术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冰心、田汉、夏衍、李叔同、苏曼殊、郁达夫、欧阳予倩、齐如山、梅兰芳、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齐白石、徐悲鸿、丰子恺、沈从文、曹聚仁、俞平伯、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笔墨.既有宗教活动家马相伯、英敛之、赵紫宸、赵朴初、马坚的手笔；也有近现代社会文化名流俞樾、张裕钊、黎庶昌、王阊运、吴大澈、吴汝纶、王先谦、王鹏运、沈曾植、张謇、林纡、夏曾佑、罗振玉，张元济、朱启钤、杨度、于右任、章士钊、马一浮、柳亚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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