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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清幽淡雅的山水之乐
清幽淡雅的山水之乐
——王维山水诗代表作《山居秋暝》赏析
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在王维今存的四百余首诗中,大部分是描绘山水田园风光的作品。王维所创作的山水诗篇,不仅映衬着诗人高雅、淡泊的精神境界,而且还融进了诗中有画、音韵和谐、恬淡静谧等艺术特色。《山居秋暝》是王维这一创作风格集中体现的优秀诗篇,对它的分析研究,既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又有充分的艺术价值。
一、王维其人
王维(701—761) ,字摩诘。原籍太原祁州。其父任汾州司马时迁居蒲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 ,遂隶籍河东。王维资质聪慧,青少年时期即富于文学才华。二十岁中进士,任大乐丞,是朝廷中掌管音乐的官员。但任大乐丞不久,就因伶人私自舞黄狮子事受牵累而被贬。后张九龄执政,把王维提拔为右拾遗,转监察御史,曾一度奉使出塞,授以给事中。后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唐玄宗开元末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政治由清明转入昏浊。王维的思想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爱国热情也随之消退。转而选择了一条远祸自全、明哲保身的退隐道路。晚年居蓝田辋川,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王维一旦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清新幽静、生气盎然的山水田园使诗人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他的艺术生命也注入了神奇的活力,写下了许多辉煌的诗篇。王维也因此成为盛唐时代极负盛名的大诗人,并成为后世公认的唐朝诗歌
中山水田园诗的集大成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立意构思、取景布局、烘托渲染等方面,都有着高超的艺术造诣。他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往往融诗情、画意、乐理、禅趣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了盛唐时代这类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
二、《山居秋暝》赏析
作为唐朝山水田园诗的集大成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有着与众不同的风格。《山居秋暝》是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代表作品。这首五言律诗虽然只有寥寥的40个字,但王维独特的艺术风格、高超的艺术技巧却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山居秋瞑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居秋暝》是王维在隐居后期创作的一首优秀诗篇。诗中主要描绘了秋天的傍晚山中雨后的奇妙景色。诗人选择最富感染力的自然景物,以灵活多变的笔法,使这些景物交织成了一幅清新、和谐、宁静、高远的生动画面。诗人用神奇的艺术手段,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既洁净淳朴又清幽淡雅的远离尘嚣的理想境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首联点明季节(?秋?) 、时间(?晚?) 、地点(?空山?) 、天气(?新雨后?) ,同时也向读者展
示了空山深林傍晚时分的美妙景象:山雨初霁,万物更新,空气爽朗。诗人以空明洁净的空山作为画幅的背景,一个?空?字,意味深长,境界全出,它把我们读者引入了一个清幽空旷而静谧的山水天地。接着,王维写下了富有动感的两联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时的镜头由远拉近,空旷的山水天地中景物渐渐明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所展现的境界十分有趣: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犹如一条洁白无暇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寥寥十字,勾勒出了一个妙趣横生、情意盎然的清幽世界。这里,既有色彩的描摹,又有音响的配合,还有光线的渲染,真令人回味无穷。不愧为千古传诵的名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两句则又把我们带入另一美妙的情景: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最后,诗篇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作结,反映了诗人对这片山水天地由衷的喜爱。《山居秋暝》一诗不仅融进了诗人真挚深沉的感情,而且还显示出了诗人高超的诗歌艺术才能。其主要艺术风格表现如下:
1、?诗中有画?的景物描摹?诗中有画?是《山居秋暝》中最显著的艺术特色。?诗中有画?一语源自苏轼的《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王维字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以后一直沿用至今。王维是唐代南宗山水画的开山鼻祖,他开启了唐代
的水墨山水,擅长画人物、山水,笔意清润素淡。他的《辋川图》、《骊山图》等曾被奉为?神品?(《玉堂词话》) 。他一生把所有的感情尽情挥洒于山水之间,寄情造意,诗从胸发,画由意出,情景交融,诗画同工,曲意盎然,达到了诗画相融的最高境界。王维善于以画入诗、诗画相融的这一艺术手法,在《山居秋暝》一诗中表现得尤为出色。在深山雨后、秋天傍晚的背景下,明月高照,松林一片,清泉汩汩,流于石上;竹林丛中喧笑的妇女在走动,荷花动处渔船在穿行。这不就是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吗? 在这首诗中,王维以素淡朦胧作为画面的底色,以空山、秋雨、明月、青松、泉水、翠竹、莲花等多种自然淳朴的景物作为描摹对象,笔调清新,色彩匀润,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清幽淡雅的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图。不仅如此,诗人还采用了声静相衬、画内景与画外音配合的手法,使有限的画面向无限的空间延伸;把有形无形、有声无声的情景进行了高度的契合和转换,使画面虚实互幻,情景相生,别具神韵;使诗情与画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完美的结合。
2、清新自然的优美音韵
《山居秋暝》不仅画意盎然,如果仔细体会,我们不难发现,诗中时时流动着清新自然的音乐旋律。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王维得天独厚的音乐修养是分不开的。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一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集异记》说王维少年时,为了想得到公主的帮助,曾化装成伶工随歧王赴公主宴,后竟因演奏琵琶新曲《郁轮袍》得到公主的赏识,夺得了解头。这些传说虽然真
伪难辨,但由此可以说明王维的音乐造诣已到了出神人化的程度。由于王维拥有了深厚超凡的音乐功底,所以他对大自然中的声响有着特殊的敏感。他能轻松自如地把奇妙的音响融人自然界美妙的景色之中。在《山居秋暝》中,诗人眼耳并用,把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优美的景色,又有动人的音响,那淙淙的泉水声和脆亮的喧笑声,洋溢着迷人的旋律,把人带入一个神奇美妙的境界。不仅如此,而且王维对音、韵、调的把握都十分精确。颔联和颈联,不仅对仗工致、格律精严,而且音韵优美、节奏和谐。其中颔联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仅构思精巧、画意盎然,而且在安排声调音韵方面更是匠心独运。如上联?月?是入声,?照?字是去声,声调由低敛趋向高放,与月光逐渐铺洒林间的景况正相合;下联前四字全为齿音,末尾?流?字是舌音,发音由细碎而圆转,令人想起泉流石上的潺潺之声。读起来韵律悠扬、朗朗上口,真可谓是神韵天成,诗国绝唱。颈联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也是韵味十足、乐感优美的诗句。诗中既有静态的描写,又有动态的刻画;既透着静穆的情调,又有音响的渲染。既含蓄又畅达,既抒情又隽永。全诗意脉一贯、呼应联络,确实有行云流水之妙。
3、空灵清静的禅悦之境
捧读《山居秋暝》,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诗人超然物外、洒脱高雅的阪依情趣。这种情趣的表现与王维所拥有的禅宗心性有很大的关系。王维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受母亲的影响,王维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唯弟兄俱奉佛,
居常素食,不茹荤血,不衣文彩。?自从退隐后,更是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在唐代众多诗人中,王维一直被人们尊为佛学修养最高的诗人,后世对其有?诗佛?之称。在《山居秋暝》中,我们不仅能欣赏到大自然澄淡恬美的静谧境界,而且还能领略到一种空灵清静的禅悦之境。在这里,诗人并非是在单纯的描摹自然山水的田园风光,而是试图要从清美的山水中营造世外桃源的氛围,想从宁静清幽的景物中表现一种任兴所之、自得其乐的情趣。在《山居秋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诗人不单只是喜欢这里的山水景物,而是把整个身心都已溶进了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已经达到了心性合一的美妙境界。《山居秋暝》使诗情和禅趣二者结合,虚实相生,更使得这首山水田园诗呈现出了特殊迷人的光环。
4、安静淳朴的生活理想
在这首诗中,诗人为我们描绘的蓝图是纯洁而美好的。这幅蓝图之所以如此迷人,是诗人用自己的理想加以了点化,它是诗人追求安静淳朴的生活理想的寄托。清人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确实如此,《山居秋暝》所选所写的景物,是诗人淳朴情感的化身。?泉水?、?青松?、?翠竹?、?青莲?,这些诗人信手拈来的自然景
物,它们既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同时也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在这首诗中,诗人寄慨言志,为我们精心营造了一个安静淳朴的?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的营造,表达了他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态度,同时也反衬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在?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人生境界中,他对自己远离污浊官场的选择感到由衷的庆幸。毫无疑问,《山居秋暝》中的景物描绘,不仅表现了清幽淡雅的自然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清远淳朴的人格美。
总观《山居秋暝》,这是一首融理想境界与高超艺术于一体的优秀诗篇。王维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创造了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它精确地捕捉景物光与色的变化、声与形的转换,通过画面的调和、音韵的协调与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神韵。以其典雅的审美理趣,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诗歌艺术的无穷魅力。清人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指出:?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可见,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以其独特的神韵占领了诗歌艺术领域的审美高地。《山居秋暝》作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它以其真挚的情感、清新的画面、动人的旋律、独特的禅趣,把读者带入了一个神奇的山水乐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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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孔子的山水之乐思想探析
孔子之游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古之圣人，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同时也开启了古代士人“游”文化中“现实之游”的传统，对后世文人“游”的价值取向，以及实践品格的养成均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人的一生，就像一次旅行。或荆棘坎坷，或风光无限，人生有顺逆，风景却无尽头。正如唐代大诗人王维诗中所言：“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孔子之游有两次，一次是向西，到了东周的王都洛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一次是向东，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从54岁到68岁，孔子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人格，离开了父母之邦鲁国，为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开始了为期14 年的周游列国生涯，这可以理解成是一次“文化苦旅”。这次周游列国，先后历经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空间上跨越了当时的大半个中国。孔子终年73岁，他用平生将近1/5的时间来“旅游”，这样的旅行家在今天都属凤毛麟角，这就不得不说是中国旅游第一人了。
孔子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是“治世”“救世”，孔子之游不仅仅是简单的山水之赏，更重要的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使自己的思想更加丰富、深刻，理论更加完善，观点更加清晰，呈现出他方方面面的丰沛情感。孟子曾以递进的描述方式，记载过孔子的两次旅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可以说孔子“集大成”思想的至高境界，除了他孜孜不倦的敏而好学、无时无地的思索之外，实在得益于他一生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的长期“周游”，在旅游中感悟，在感悟中思索，长期的思索又集结成了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
孔子的第一次出游应该说是公派的。《史记?孔子世家》言：“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在游周时问道于老子，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公元前497年，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他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孔子最先离鲁适卫，主要是因为卫灵公在位时，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人民太平。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住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子路》）
除了卫国，孔子还到过匡、蒲、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史记?孔子世家》）。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 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s欲杀孔子，拔其树。”后又匆匆跑到郑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由于弟子逃散，行李落拓，孔子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孔子虽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赏识。又到陈国，国君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适合在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7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 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孔子周游列国，历时10余年，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孔子之游并不是那么风光、华丽，而只是为了“治世”“救世”进行的一次“文化苦旅”，但这在孔子的一生中，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比德观――孔子的旅游观
“重游”、借游“致思”，“游必有方”、反对“佚游”，“比德”的游历审美观，以游行“道”、为“道”遁游，“游”之“时”观等，是孔子“游”活动及言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游”观，这些观念对后世士人的“游”文化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深刻影响。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我觉得就是比德观。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游览文化中的儒家比德思想。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即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孟子?尽心上》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 《论语?子涵第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因山水而产生的睿思。
水是人的精神化身和精神寄托。孔老夫子初见泰山，由衷地感叹道：“巍巍乎！”走到黄河岸边，又深情地赞叹道：“美哉！洋洋乎。”孔子后来总结为两句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周流不断，象征智者的思辨与柔韧；山，岿然不动，象征仁者的泰然与坚定。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与水已经成为性情的寄托与象征。把自然山水人格化，在欣赏自然景物时，观照其特征，通过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
孔子明确地把人的道德修养、品格节操与水的自然特征相比拟，从而使水这一普通的自然元素获得了丰富的社??意义，产生出深刻的观照意蕴。朱熹评价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妙哉。孔子将水与人的气质品格、思想修养联系起来，使之人格化了。 水作为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元素时，蕴含着更深邃的哲学意蕴。“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水，引发哲人“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时间永恒的感慨；水的至柔处下，启发老子以柔胜刚、处下不争的辩证法思想；水的流向、变化，成为孟子那“人之初，性本善”理论的佐证：“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由此可见，儒家把天下万物都看作有善恶的道德属性，都可以导向道德的思考，这种思想落实到山水之上，就是对后世欣赏山水产生极大影响的比德观，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孔子最重要的“游”观。
孔子曾在旅途中拜见过老子。老子对水的思考直接揭示了大道的本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大道就像最简单的水一样，看似至柔，实则至刚，滋养万物，而谦虚地匍匐在高山峻岭之下。高山可以变化为深谷，而江河却在大地上万古奔流。 老子从中总结出“高下相依，福祸相伏”“反者道之动”的大道。圣哲在自然的启发陶冶之下，体悟出社会人生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孔子的比德说――即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
从“礼孝”来看孔子的“游”
“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这是孔子以“礼”为核心的理论谱系中伦理思想在旅游休闲观上的集中反映。在礼的指导下，孔子特别讲究孝道，他告诫弟子们，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雩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着的米，头也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恋。
孔子认为的旅游可分为两种，短途旅游与远游。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
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
从整体来看，孔子的周游列国，并不是简单的旅游，而是一个从“问题―思考―构建理论体系―完善验证”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理论的构建过程。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治世”“救世”的思想，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正是有了周游列国的经历，才为后来孔子办教育，整理古代文献，编订六书奠定了基础。旅途的欢乐抑或困苦，没有让孔子停止他的人生哲思，他怀着“治世”“救世”的目的，游走于各国，那样坚定地走着。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最重要的人生阶段都是在路上，他是旅游者的千古样本。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之游贯穿了孔子的一生，他的一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在游历中感受山水，在感受山水中体悟人生，在体悟人生中深思求索，在深思求索中形成哲理……孔子“游”的精神，积淀了孔子的大智慧，成就了其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比拟的特殊地位。我们今天来看孔子的旅游，更多的是?W习他“游”的精神，从简单的景观审美，上升到内心思想精神的悟道体道，从而塑造高远之人格。
范文三：中国古代的“山水之乐”
“山水之乐”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彰显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娱乐。
这一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其价值的提升，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互补交融的结果。
道家崇尚“见素抱朴”(《道德经》)、“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山水景物代表自然与天工，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
东汉末年，道家思想的影响渐增，有人即指出旅游之乐合乎老庄悟道之旨，仲长统《乐志论》曰：“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迄魏晋南朝，玄学盛行，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览随之风靡。
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于是变成隐逸的代名词。这样，便掺杂了入世和出世(处与出)的矛盾。在儒家传统中，原本存在仕与隐的对立，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孔子对隐士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由此可见，隐逸包含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但玄学家们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提出朝隐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晋书·邓粲传》)有人甚至断言：“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王康琚《反招隐诗》)著意于林泉之下、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局狭窄的“小隐”，而恣意所适、安闲朝市的才算“大隐”。
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尽管在乱世与衰世，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入世而又出世。
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游风兴盛之下，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爱远游”，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一纸上行游的精神娱乐变成著名典故，为后世众多士大夫所效仿。
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者，捨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首先就是旅游之乐，“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因此，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希望挣脱名缰利锁，脱去尘俗之气，归隐田野，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过自由闲适的生活。
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甘弃万户封。”(《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游，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
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园。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善用比兴，籍物抒情。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作者乐水，仁者乐山，作者动，仁者静，作者乐，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
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如松柏、莲花、“四君子”等，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兴，不可不知。”(《钦定热河志》卷25《行宫一》)
因此，游览山水又称“仁智之乐”，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的旅游文化，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派生出中国独有的文化财富——山水诗、山水画、盆景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私家园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即反对人工斧凿的痕迹，追求朴拙自然之美，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
更为重要的是，“寄傲山水”的旅游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能立论，但“士”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超脱世俗的追求上。
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出尘之想妆点风雅的门面，但又不宜简单视之为虚伪做作，因为庙堂和山林的互补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励士在心理上与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当仕途疲倦或官场失意时，山水旅游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神寄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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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四：古代隐士的山水之乐
古代隐士的山水之乐
古代隐士们厌倦官场的纷争与险恶，离开闹市的喧嚣与嘈杂，来到林泉山岩之间，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里。那里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树木茂盛，鸟兽成群，完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象。而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隐士的眼中，具有供人把玩，让人欣赏，使人寄情托志的美的意义。孔子曾经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隐士当然对山水情有独钟，他们隐于山水，游于山水，在山水中寻找美，寄托情怀。
陶弘景是梁时著名隐士。读书万余卷，只要有一事不知，便深以为耻。曾为诸王侍读。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隐居于句容之句曲山。陶弘景特别爱听松涛声，庭院中种了不少松树，每当山风吹过，松涛声响起时，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梁武帝萧衍同著名隐士陶弘景关系很好，曾去信问他，山中有些什么，陶弘景作诗答道∶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隐士逃避正常社会生活，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除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之外，便只有美丽的大自然。山中的白云，是陶弘景隐居的伴侣，是属于他独自享受的东西，也是远离尘世的象征。而武帝贵为帝王，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美女财宝享用不尽，但却无法领略陶弘景所具有的那一份清闲，无法以平静的心态享受到大自然的美景。陶弘景把自然的山水烟云与人间的富贵荣华对照来看，他更欣赏大自然赐予的别人不能夺走的景色和美。
隐士常常很喜欢远离社会，居住在“岩穴”之中，因而被人们称为“岩穴之士”。比如，《后汉书·逸民传》中记录一位叫刘仲卿的隐士，隐居在一个山洞中，里面有三十六间房子，非常广大。隐士居住在穷山险峰之上，凿穴而居，过一种洞穴生活，以此表达自己热爱大自然，认同大自然，希望回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他们选中山林，是因为还保有一份古老的情调。在山林中居住，可以不与外界来往，多少体会到一点物我两忘的玄机。
晋代郭文，从小时候起就有归隐大志，而且性爱山水。他隐居在杭州附近的山中，在渺无人迹的山谷里，用木头靠着大树搭一个棚子，上面遮块苫布，四面连围墙也没有，那里的猛兽极凶，常进入房子里害人，而郭文住了十多年，也没受伤害。他同猛兽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有一次一头猛兽张开血盆大口，郭文看到它的口中有一很大的骨头卡着，就伸手从猛兽嘴里把骨头取出来。猛兽非但没吃郭文，第二天衔来一头鹿放在郭文屋前，作为报答。
郭文住在山中，屋子四周毫无遮挡，与猛兽同居一山，却不为所害，为什么?因为隐士认为自己与大自然一体，能够同自然万物和平相处。事见《晋书·郭文传》。
据《南史·卷75》载，南朝宗少文是刘宋时南阳一带著名的高隐之士，性爱山水，喜远游，曾经游历荆山、巫山、衡山，后来因病回到江陵。他自知不能再去遍游名山，便欲“卧以游之”，他所谓的卧游，就是用画笔把足迹所至的名山大川，绘成图画，悬于室内，朝夕玩摹，如临其境。游山玩水，是因为山水之美与隐士心灵相通；反过来说，虽身居一隅，目不接烟霞，而胸中自有丘壑，山水活生生存在于隐士心灵中，与他们的情绪和性格相和谐，山水之美同样可以使隐士忘情陶醉。
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飞鸟游鱼确实有着动人的魅力。人们热爱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可以使人心胸开阔，给人以美感享受。但到了宋明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隐士的生活状况有了好转，一些隐士开始为自己营造园林，将山水风光搬至庭院中。据《明史·卷298》载，明代大隐士倪瓒，住的很讲究。园子中有一阁，“幽迥绝尘”。屋子里陈列着古玩图书、名人字画、金石古琴，还摆放着花卉盆景。屋外古树参天，修竹茂密。因此自称为“ 云林居士”。
隐士们热爱山水，钟情山水，自然界的山水也被隐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茂密的林木，象征着隐士的深邃；亭亭的翠竹，象征着隐士的率直；挺拔的松柏，象征着隐土的坚贞；傲雪的寒梅，象征着隐士的超拔。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被隐士赋予人格的意义，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用来寄托自己的理想。
范文五：山水之乐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我终于还是辞官隐居了，我每天可以从花开的声音中醒来了，那远处的苍树，看着看着，就把我的理想同鬓角一道染得沧桑了。我不再奢望当官报国了，既然官场就是谄者得其道、谏者失其势的地方，我就不勉强自己去欺上瞒下了，既然报国就是满纸谎言，夸夸其谈，徒有君主不顾黎民，我就不勉强自己去奉上压下了。山水田园，才是我陶渊明的归处，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就这样看着时光流逝吧，流过我曾青丝常驻的鬓角，流过我曾满是怨恨的内心，流过我曾遍体鳞伤的理想。
隐居的日子如此欢快，在和鸟语的对答里，我的诗句总是能拍醒每一片树叶，它们展示着生命的绿意盎然，在和花香的亲吻中，我的酒气总是能唤醒每一朵桃花，有时连飘荡的夕阳也不情愿西下。我喜欢小鸟的欢唱，婉转而动听，是它让每一朵蓓蕾绽放，让每一颗果实成熟，也是它让我懂得倾听自然，这天籁之音仿佛很远，却总是拨动着我的心弦。到了夜晚，偶尔会有一两只不眠的禽鸟，惊飞于高高寒枝，把一帘幽梦掀起，我便发现连繁星也给了我照料，是它们的闪烁让我远离了官僚们的浊言。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夜与曦之间的泉音格外清脆忧怨，叮咚叮咚像是弹着忧伤的琵琶，这高洁的音律让我总是分不清到底是弹在琴上、水中还是云间，但是这自然之声能让我神游其中，让我情不自禁地提笔创作，想要与农家窃窃私语，想要与牧民把酒交心，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如此而已。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山水之间，田园之中，我感到全然的放松，没有欺诈，没有阿谀，过了白天便是夜晚，接着又迎来崭新的朝阳，伴君如伴虎，我终于不必提心吊胆地居庙宇之上而启奏，也终于不必瞻前顾后地处公堂之内而对辩。东篱之下，我能见到悠悠南山，武陵之处，我能寻得世外桃源。大自然赐予我跳跃着的灵魂，这灵魂在莺飞草长处洗涤着我纯真的心，在秋燕蹉跎时照射出我慧根的光辉。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便是我陶渊明一家的自由与乐趣，乐夫天命复奚疑？
蜿蜒小道上，我一路歌唱自己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我随性而为的姿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我暮鼓晨钟的勤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是我山水交融的不羁。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我心灵高洁的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