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doc

1、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的人)，其父窃羊而谒(禀告)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判决)而罪(治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败走)。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让他做了高官)。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使动词，使听见，报告)，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称赞)匹夫之行，而求致(追求，想得到)社稷之福，必不几(希望)矣。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2、古者苍颉之作书(创制文字)也，自环(环绕)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本来)以知之矣。今以(后省略宾语之，代公私)为同利(利益一致)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尊贵显荣):此匹夫之美(普通民众最求的美事)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读典籍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读典籍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3、斩敌者受赏，而高(意动用法，以…..为高，推崇)慈惠之行;拔(攻占，夺取)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甲厉(后来写作砺)兵以备难，而美(意动用法，以??为美，崇尚)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废弃不用)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措施)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从事耕战的人)者简(怠慢，荒废)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到奖赏，但国家却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取敌人城池的人本该授予爵禄，但国家却信奉兼爱非攻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

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富国之书)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从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5、故明主之(治理)国，无(不用，不依靠)书简之文(儒学典籍)，以法为教(以法令作为教化的标准);无先王之语(指古代圣王有关治理国家的遗言遗教，《老子》里面有不少)，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游侠的行刺)，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名词作动词，遵循)于法，动作者(劳动者)归(使回归)之于功(农耕之事)，为勇(有勇力)者尽之于军(都去服兵役)。是故无事则国富(富有)，有事则兵强(战斗力加强)，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的资本)。既畜(通蓄，积累，积蓄)王资而承(通乘，利用，趁机会)敌国之釁(本义为缝隙，这里指破绽，弱点)，超五帝、侔(与…..相等)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则不然。士民(儒者和游侠)纵(放肆)恣(骄横)于内，言谈者(纵横家)为势于外(借国外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外内称(举，行)恶，以(省略宾语)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外交事务)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患(个人仇怨)，而借力于国也(想借国家力量来报个人仇恨)。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 6、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保

全国家)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事奉大国) ，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应是指预期结果)，则举图而委(把国家地图交付给大国)，效玺(呈现国君玺印)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君主声望降低);地削则国削(割地则国家势力削弱)，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

7、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天下则国危(国家出现危机)，国危而主卑(君主声望降低)。”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其生存)，而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被打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

8、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国外的势力)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国内的权势)求利于外。国利未立(没有确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在国内长期得到重用);事败，则以富退处(隐居)。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其后,(那么游说之士谁不希望用虚言浮辞来猎取功名富贵，而事败之后却希望侥幸免除杀身之祸呢,)

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

9、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外交活动)，大可以王，小可以安(使自己安定)。”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责求外交事务)，内政之有(应该从内政中取得)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不可能达到)治强矣。

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

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指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10、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减少商贾工匠这类居无定所之人的数量，并且使他们的地位卑微)，以趣本务而外末作(让他们放弃工商业而从事农业)。今近习之请行(请求得以实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施行)于市(投机的商业活动在市场上盛行)，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得到社会的尊重)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11、是故乱国(乱，形容词用为使动词，使国家乱，造成国家混乱)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则籍以仁义称先王之道)，盛(整理)容服而饰辩说(讲究容貌服饰和修饰外交辞令)，以疑(使动词，使疑惑，搅乱，扰乱)当世之法，而贰(使动词，使不专一)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为通伪，伪设，虚构事实)诈称(说谎弄假);借于外力，以成(完成，达到)其私，而遗(不顾，丢掉，放弃)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违犯国家禁令)。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

12、其患御者(近习之类)，积于私门(贵族世卿之门)，尽货赂(肆意贿赂)，而用重人之谒(借助于重臣的请托 )，退汗马之劳(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k?y?,粗劣，有毛病)之器(制造伪劣产品)，聚沸靡之财(积累奢侈资财 )，蓄积待时(囤积居奇，待机出售)，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网罗，收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

韩非子《五蠹》

1、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的人），其父窃羊而谒（禀告）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判决）而罪（治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败走）。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让他做了高官）。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使动词，使听见，报告），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称赞）匹夫之行，而求致（追求，想得到）社稷之福，必不几（希望）矣。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2、古者苍颉之作书（创制文字）也，自环（环绕）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本来）以知之矣。今以（后省略宾语之，代公私）为同利（利益一致）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尊贵显荣）：此匹夫之美（普通民众最求的美事）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读典籍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读典籍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3、斩敌者受赏，而高（意动用法，以…..为高，推崇）慈惠之行；拔（攻占，夺取）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甲厉（后来写作砺）兵以备难，而美（意动用法，以??为美，崇尚）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废弃不用）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措施）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从事耕战的人）者简（怠慢，荒废）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到奖赏，但国家却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取敌人城池的人本该授予爵禄，但国家却信奉兼爱非攻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

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富国之书）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从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5、故明主之（治理）国，无（不用，不依靠）书简之文（儒学典籍），以法为教（以法令作为教化的标准）；无先王之语（指古代圣王有关治理国家的遗言遗教，《老子》里面有不少），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游侠的行刺），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名词作动词，遵循）于法，动作者（劳动者）归（使回归）之于功（农耕之事），为勇（有勇力）者尽之于军（都去服兵役）。是故无事则国富（富有），有事则兵强（战斗力加强），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的资本）。既畜（通蓄，积累，积蓄）王资而承（通乘，利用，趁机会）敌国之釁（本义为缝隙，这里指破绽，弱点），超五帝、侔（与…..相等）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则不然。士民（儒者和游侠）纵（放肆）恣（骄横）于内，言谈者（纵横家）为势于外（借国外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外内称（举，行）恶，以（省略宾语）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外交事务）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患（个人仇怨），而借力于国也（想借国家力量来报个人仇恨）。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

6、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保

全国家）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事奉大国），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应是指预期结果），则举图而委（把国家地图交付给大国），效玺（呈现国君玺印）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君主声望降低）；地削则国削（割地则国家势力削弱），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

7、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失天下则国危（国家出现危机），国危而主卑（君主声望降低）。”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其生存），而敌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被打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

8、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国外的势力）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国内的权势）求利于外。国利未立（没有确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在国内长期得到重用）；事败，则以富退处（隐居）。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其后？（那么游说之士谁不希望用虚言浮辞来猎取功名富贵，而事败之后却希望侥幸免除杀身之祸呢？）

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

9、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外交活动），大可以王，小可以安（使自己安定）。”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责求外交事务），内政之有（应该从内政中取得）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不可能达到）治强矣。

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

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否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指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证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10、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减少商贾工匠这类居无定所之人的数量，并且使他们的地位卑微），以趣本务而外末作（让他们放弃工商业而从事农业）。今近习之请行（请求得以实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施行）于市（投机的商业活动在市场上盛行），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得到社会的尊重）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11、是故乱国（乱，形容词用为使动词，使国家乱，造成国家混乱）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则籍以仁义称先王之道），盛（整理）容服而饰辩说（讲究容貌服饰和修饰外交辞令），以疑（使动词，使疑惑，搅乱，扰乱）当世之法，而贰（使动词，使不专一）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为通伪，伪设，虚构事实）诈称（说谎弄假）；借于外力，以成（完成，达到）其私，而遗（不顾，丢掉，放弃）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违犯国家禁令）。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

12、其患御者（近习之类），积于私门（贵族世卿之门），尽货赂（肆意贿赂），而用重人之谒（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退汗马之劳（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k?y?,粗劣，有毛病）之器（制造伪劣产品），聚沸靡之财（积累奢侈资财），蓄积待时（囤积居奇，待机出售），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网罗，收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原文节选和翻译

五蠹(节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

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

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

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五蠹》原文

dù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

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 “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五蠹》流行版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韩非子·五蠹原文与翻译(3)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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