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社会科学
GUAN GXI SOCIAL SCIENCES
NO. 7,2006(Cumulatively ,NO. 133)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建思想的不同着力点
李庆云
(黑龙江工程学院社科部,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摘要] , 各不相同:**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从思想上建设党, , **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从能力上建设党, , 。他们的党。
[关键词]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能力建设 党的先进性建设
[]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6) 07-0018-05
Ξ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1939年,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
一脉相承的, 他们的党建思想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对于丰富党建思想宝库和指导中国现实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党建思想的最初切入点:从思想上建设党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工业不发达, 工人阶级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并且特别能战情照搬欧洲建党模式———必须使工人成分占党内的绝大多数, 并成为党的深厚的组织基础———建立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 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大革命失败以后, 党的主体和中心转入农村。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远离工人集结的环境中, 党身处全新而又落后的农村。为了解决“党源”问题, **等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打破常规, 不拘一格, 创造性地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进入党内,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便形成了一大“景观”:工人阶级政党主体部分是农民和小资进入党内, 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 扩大了党的群众
程”。1948年, **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既要革命, 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
[1]
走狗。”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多次提到:
“要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斗, 但毕竟人数少、队伍小、文化水平低, 如果不顾国“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
[2]导, 许多事情很难办, 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
进入21世纪,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表明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回顾我们党80多年的建党历史, 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代表都有自己党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不同有关, 但其核心思想是
Ξ
建思想的侧重点, 这不能不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收稿日期]2006-03-18
[作者简介]李庆云(1965-) , 女, 山东肥城人, 黑龙江工程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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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云/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建思想的不同着力点
基础; 另一方面必然会将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 造成党内思想严重不纯, 妨碍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创新。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 成功地找到了解决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加入党内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的金钥匙———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 先锋队性质, 首位。他认为, 克服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最根本的是对革命分子和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掌握思想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
[3]
成的。”搞好党的思想建设, 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
度。党内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 使党丧失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使小资产阶级思想流行起来。因此, 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经常采用整风运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认为, 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 对于清除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 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他明确指出:, , , 如果不“, 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
[5]
的领导挽救了”。
总之,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系, 科学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 如何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并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一新的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开启这一新课题的钥匙———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并在实践中探索出诸多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给党的性质理论特别是党的先进性理论以重大的发展, 并最终成为**党建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成果。
二、**党建思想的着重点:从制度上建设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时, 从多方面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 形成了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光辉思想。**第一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客观分析了重大历史事件中领袖个人作用与制度环境的相互制约关系, 突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 形成了以改革和健全制度来推进党的建设的新路子。可以说, 重视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是贯穿**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条主线。
党的制度建设就是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 形成党的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党的
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合, 正确处理了党员成分构成与党的性质的辩证关
面:其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 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 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 并通过党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不断地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指导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党员不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而且要善于运用这些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二是对广大党员进行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在《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中树立了白求恩和张思德两个榜样, 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
[4]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其三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
作,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中国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 从而坚定了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 使其能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其四是开展积极正确的思想斗争, 反对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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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2006. 7/ 党的建设
制度, 并狠抓贯彻落实。其作用在于调节党内关系、的一条根本途径是对党的各方面制度进行改革, 而指导党内生活、规范领导行为, 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
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的。其
展。**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一, 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 其二, 从制度上的惨痛教训, 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其三, 实行党政分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
[6]
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从**的
开, 增强党的领导的活力; 其四,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等等。这些重要措施都离不开一个总的方面, 即必须加强党的制度改革和建设, 实现党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法律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 根据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艰巨任务, 根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不断对党的执政能力进行研究和阐发, 逐渐形成了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明确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这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是一个创新, 从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便成为整个党建工作的核心。
1989年12月, **在党建研究班上提出“:我
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战略高度, , 是把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视野,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很大意义上说, **是着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思考和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20世纪80年代初, 他深刻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的制度根源, 认为“, 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 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 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 党
[7]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们的党是执政党, 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
[10]
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 提高执政本领。”这里所说
这些制度“,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
[8]
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强调, 积极
的“执政本领”就是执政能力。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 他提出“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 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
[11]
作用”。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 他提出“, 全党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 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目标的脉络是活力、效率和积极性, 这正是针对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两种弊端判定的。其一, **抓住了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缺乏积极性的矛盾, 指出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从政治体制上看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与基层人民缺乏民主的矛盾。其二, **抓住了政治体制自身缺乏新陈代谢机制的弊端, 指出这是造成党和国家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因此“, 改革的内容, 首先是党政要分开”, 党政分开的实质是要“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
[9]
问题”。
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 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
[12]
政水平, 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2000年2
月在高州讲话中, 他提出, 要“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增强广大党员和干
[13]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里首次使用
了“执政能力”的概念, 指的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2001年5月在安徽考察工作中, 他突出强调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他说“: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 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也就
**反复强调,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而从一定意义上说, 改善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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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云/ 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建思想的不同着力点
是说, 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个重大问题, 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14]
高度重视”。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的新变化, 以农村、企业、社区为重点, 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水平, 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其五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尤其注重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他一方面提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
[18]
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另一方面又提出:
他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并且把执政能力的内涵初步概括为五个方面: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个重大课题。, 大工程。1989年9月, “:党在理论上的提高, 是党的领导
[15]
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没有正确的理论
“, , 是通过党对国[19]
, 、协调各方面的作用, 实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治国理政的方略, 党的执政方式就会更加科学。建立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提高科学设计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能力。
四、**党建思想的根本点:从先进性上建设党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指: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顺应历史前进的趋势, 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代表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骨干力量; 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实现党的纲领和各项奋斗目标。
**在200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略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命题, 这是在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向全党提出的重要历史任务。他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在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任务更为艰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
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理论与实践, 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略的根本性课题。党的十六大召开前, **就曾指出“:先进性问题, 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是党得到最
作指导, 没有党的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其二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的作风建设核心的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 全党要努力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牢记“两按照“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的要求加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可靠保证。他说“:抓住作风建设, 就抓住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
[16]
要的切入点。”其三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
个务必”, 坚决惩治腐败,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各级组织发挥创
伍。**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治党治国能力。他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 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水平、治党治国的能
[17]力, 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他要求
(自重、领导干部要做到“四自”自省、自警、自励) 和
(严格要求、“四严”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
并开展“三讲”教育, 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四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把基层组织比作党的细胞, 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工作来抓。他提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21
广西社会科学2006. 7/ 党的建设
[20]
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根本条件。”十六大以
得到发展, 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为此, **提出, 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同加强党
[26]
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先进性,
后, 他又多次指出“,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 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历来是马克“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
[22]
任务”。
建设, 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 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把党的建设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紧紧联系起来,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卷[M ].人民出版社,1991:1357.
[2][7][8][9]**文选:3卷[M ].人民出版
[21][27]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这就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其一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 “, 个代表’, 把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23]主义伟大事业”。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根本,
社,1993:242;179;164;177.
[3][5]**选集: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1094;284.
[4]**选集:2卷[M ].人民出版社,1991:660.
[6]**文选:2卷[M ].人民出版社,1994:333.
[10][11][12][13][14][16][17][18]**.
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
[24]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其二是在组织和作风方面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党的十六大以来, **多次强调在全党要大兴“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求真务实之风”, 并对此提出了极为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 务坚持艰苦奋斗之实; 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 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 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 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 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
[25]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其三是在实践
论党的建设[M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66;263; 381;484;531;117;7.
[15][19]**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
题摘编) [M ].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104;171.
[20]**. 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不断推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N ].人民日报,2002-03-02.
[21][26]**.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提高
上突出强调把能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能否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和检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先进性以及党员是否合格的根本标准。其四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本世纪头20年是党领导我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会遇到各种风险的考验,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保持我国发展的良好势头, 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只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加强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才能
党的执政能力 不断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N ].人民日报,2005-01-26.
[22][27]**. 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积极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N ].人民日报, 2005-01-15.
[23][24][25]**. 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N ].人民日报,2002-12-18.
[责任编辑:潘丽清]
[校对:潘丽清 梁艳阳 邓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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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历届**(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陈独秀 “一大”至“五大”均被选为临时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在职时间是: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八七”会议离职。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中共二大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三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中共四大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中共五大
1 9 2 7 年4 月2 7 日至5 月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4 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 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2)瞿秋白 “八七”会议选为**。在职时间是: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六大”离职。
(3)向忠发: 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在职时间是:1928年7月至1931年6月。1931年6月被捕后叛变,为国民党枪杀。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 名候补
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4)秦邦宪又名博古: 1931年6月王明代理**。9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莫斯科,由他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秦邦宪为临时中央**。在职时间: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
(5)张闻天: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选为**,而由几位同志组成的书记处领导全党工作。张闻天仍兼任书记处书记。
(6)**: 1943年3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至“十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共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选出**、**、**、**、**、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为大会秘书长、**为副秘书长。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康生、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为中央秘书长、**为副秘书长。
八 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
政治局委员1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组成,共6人:**、**、**、**、**、**。
可以看出,八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为建国初期的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的延续。
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军政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8年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作为党的第五位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在**之前。此后,一直到“**”前,政治局常委的人员和排位都没有变动。当时中央办公厅内部习惯称呼毛、刘、周、朱、陈、林、邓为“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六组”、“七组”。
“**”开始不久,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调整了中央领导成员: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为**,副主席只留**1人,对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政治局常委增加了**、**、康生、**4人;新的排序为:**、**、**、**、**、**、康生、**、**、**、**。新的常委最显著的特点,一是身为“副统帅”的**地位急剧上升,从原来的第六位一下升到第二位;二是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排名大幅度下降,分别从原来的第二、第四位降为第八、第九位;三是常委人数增至两位数,达到11人。这是中共党史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最多的一次。
新增加的政治局常委其他主要任职为: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中央**小组顾问(1966年12月停职);
**――中央**小组组长,中宣部顾问;
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6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刘、邓、陶均被打倒,朱、陈、李也“靠边站”,实际只剩下毛、林、周、陈(伯达)、康5人。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九 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2人。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
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康生。
本届政治局常委没有新增委员,所当选的5人均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常委;**是中央主席,**是副主席,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二位。**“副统帅”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后三位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当时是党内第三号人物。
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职务: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中共中央**小组组长;
**――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康生――中共中央**小组顾问。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宣布对**进行审查。1971年9月13日,**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十 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249人。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
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康生、**、**;
政治局常委由9人组成,按姓氏笔画为:**、**、**、**、**、**、**、康生、**。
这届政治局常委令人瞩目之处颇多:一是**政治地位的迅速飚升,由九届中央委员一下升至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排第三;二是党的副主席增至5人,为建国后历届之最(八届一中全会为4人,八届五中全会增补为5人);三是总政治部主任**当选副主席,在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中前所未有;四是常委增至9人,远多于八届一中全会的6人和九届一中全会的5人;五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入选常委(尽管朱、董属“照顾”性质)。
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的其他任职: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持),国防部部长;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
朱 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的十届二中全会,增选“**”初期被打倒、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关于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1975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代主席**逝世。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许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惊人地集中于这一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病逝。4月5日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4月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国务院总理)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错误地撤销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元帅辞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窃居党政
军要职的**、**、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一人。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追认**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7)**: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一大”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任职时间是: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
十一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1510名。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
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
政治局常委的其他主要任职:
**――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
**――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以其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和当时的特殊背景,继续当选中央主席;叶、邓、李三员老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工作中坐镇中枢,起到了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是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政治局委员,本届政治局常委,一届升一格,也不算意外。本届政治局常委全部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常委组成,前三位分别担任军委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充分表明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地位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政治局常委**时隔十余年后重进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批准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和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同意**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为中央主席,**为中央副主席,**为中央副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华
国锋。
**上升至第一位,**则降至第七;**虽然排名仍是第三,但他身居军委主席要职,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
(8)**: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二大”选为中央委员会**。在职时间是: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
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
政治局委员2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不设主席、副主席,党的最高领导人改为**;政治局常委基本上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延续,**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资格。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国务院总理;
**――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5年9月16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年事已高的**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9)**: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1月16日举行扩大会议,选举**为代理**。1987年11月2日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了**的**职务。
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选举产生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75人,中央候补委员110人;
政治局委员1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
(10)**: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
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选举产生了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89人,中央候补委员130人;
政治局委员20人,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
中共中央****;
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基、**、**。
常委中的前四位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成员,排名顺序不变;新当选的常委中,朱?基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是十三届中央委员,**则是十四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但刘是老红军,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本届常委中资历最老。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国务院总理;
**――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93年3月在政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选举产生了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93人,中央候补委员151人;
政治局委员2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2人;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常委中前五位均为上一届常委成员,朱?基与**的排名对调;新当选的**、**为上一届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
**――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
(11)**: 200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十七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
十六大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胜利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选举了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198人,中央候补委员158人;政治局委员2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
**,国家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
**,全国人大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黄 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央纪委书记
**,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
**,中央政法委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走向。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是上一届政治局常委成员;**为上一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余7人均
为上一届政治局委员。
另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七大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
**,国家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
**,全国人大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全国政协主席
**,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
**,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中央纪委书记
**,中央政法委书记
(11)**: 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同志为中央委员会**。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执政思想之比较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执政思想之比较
摘 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为新时期党如何领导全国 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时期, 比较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想, 这无疑对当前我党加强执政 能力建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与时俱进;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共 产党执政六十多年的历程中,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坦然面对、成功 解决。比较以**、**、**、**为核心的几代领导集 体的执政思想,对当前我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几代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各具特色的执政思想
首先, 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严肃地向 党提出:“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 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后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的斗争来处理” [1]。 1951年 12月,**果断地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 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我党发现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 腐败分子大多与不法奸商相勾结,于是在 1952年 1月又发动了反行 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倒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与“五反”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中 国成立初期一次规模浩大的反腐败斗争。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 击,中国共产党清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
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
焦厶丞垫 IFUJIANDANGSHIYUEKAN
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打三农刀思想
孔艳华 【摘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一贯的战略思想。早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艰 辛探索;**的“三农”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想的雏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三
农”问题,在**“三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形成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对加强农业基础地
位。指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Y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254(2010)06—011—03 新中国成立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民的欢迎。**认为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必须要 求集体生产,统一经营和平均分配,包产到户恰恰违背了这种 建设的过程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业的发 做法,因而**认定:“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 展给予高度的重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主义,并责令对实施责任田的做法进行改正。其次,忽视生产 1957年底,**组织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 力发展状况,人为地变动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了“建设 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变化使**把进一步促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在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着眼点依旧放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上, 建设中形成的正确的思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并为此设计了一种比高级社更大更公的农村生产组织形式一 一、**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人民公社。然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发展规 (一)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律,助长了平均主义,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造成严重的 人力物力浪费,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束缚了农 制新中国成立后,**对在中国广大农村建设社会主义 村生产力的发展。也背离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 度高度重视,“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 好愿望。最后,**晚年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教育农 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个体经济成 民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的阶级斗争实践中,“阶级斗争为纲” 为农村主要的经济成分。这种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不利 演化成大批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在阶级 于发展生产和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而且,个体农民 斗争面前,经济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结果批掉了广大农民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不足,很难实现扩大再生产,不利 生产积极性,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新 于机械化耕作,这就无法满足人民和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工 农村建设的探索是具有开拓性的,这种探索促进了我国农业 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 的发展和农村各项事业的进步。然而,既然是开拓性的探索, 助合作”。**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 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甚至存在严重的错误,但其教训同样珍 集体化道路,这才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同 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思想对于当今破解 时,**也认为这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途径。(二)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为工业的 作用。 发展提供原料。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共七 二、**“三农”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全会上指 届二中 **立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 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 民占绝对多数的国情,深刻指出,农业丰则基础牢固,农民富 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 则国家昌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定,制定政策规划蓝图,必须考 乡村,仅顾城市。”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 虑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三农”思想对建设 东明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这为党重视和发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 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力量和关键所在。占 (一)**关于社会主义新农业的思想 我国人口绝大多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数的农民,是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主义新 论和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指出,无论社会经济发展 农村的主要力量。**心系农民,高度关注农民的切身利 益,希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到何种程度,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动摇。“工 在**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初具规模,为以后 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各行业必须确立以农业 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否则,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 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领导 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其次,正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中,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 定的失误,留下许多遗憾。 的政策是农业发展的保障。要落实农业的基础地位,必须制
定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解放思想,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本 国农首先,对“三自一包”的错误批判。20世纪60年代初,我 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 村面临严重的困难,安徽农民白发地创造了包产到户这 种生产形式,因其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受到广大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此,**指出:“农业要恢复,要有 ll
万方数据
护、少限制、不侵犯。早在1957年,**就对当时某些地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 发生的把农民管得太死,干涉农民生产活动而导致农业减产 区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 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农村改革必须尊重农民的 是工业支援农业。”他深刻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发展缓慢的经验教训,指出:“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 首创精神,“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 权。”自1982年,连续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在谈农业问题,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 农业从传统集体生产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极大 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出真知,农民是农业生产最主 要和最直接的参与者,也是国家农业政策的主要实践者,农民 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开拓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最后,科 技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的发展除了要有正确的政策引导 在实践中的创举,往往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最朴素、最直
和支持外还要靠科学,“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 接的回应。 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农业问题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 也要研究, 地、多方面地回答和解决“三农”问题,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中 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 收入的根本途径。邓小学”,科技兴农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 三、**、**“三农”思想 业内部结构,促进农民增平的现代大农业思想,对调整优化农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党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在 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 **“三农”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创
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方针、新政策,这 生 **历来重视农村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从有利于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和全面 产力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包工包产的经营方式。改革初期, 他支持并引导农村迸行改革,认为农村政策要为加快发展农 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村生产力这个根 本任务服务,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中国社 (一)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会是否安 **把“三农”问题放在讲政治的高度,认为“三农”问 定,中国经济能否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题“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以胡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农村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整个政治 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又提升到新的 局势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强调发展乡镇企业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 战略地位,反复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来抓。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 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指 不上。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 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 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 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 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 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面”。2004年3月湿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中小企业。实践证 作报告》中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 工 明,搞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新型乡镇符合我国耕地 “重中之重”。2005年10月,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必然趋势。 次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 再 (三)**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思想 “十一五”期间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从2004年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连续4年下发了 首先,重视农民的素质问题。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最终要落实到农民素质提高上来。因此,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必须 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中都强调“把解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 决好‘三农’问题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十 七大报告同样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 **指出:“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 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的农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 (二)提高农业综舍生产能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 业科教投入体系,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其次,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是农业 手段 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农村改革归根结底是 调动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物质基 础,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要条件,是增强我国农业发展后劲的 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必须维护农 战略选择,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 民利益,给农民经营自主权。给农民以实惠,是调动农民生产 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 积极性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还 显著提高。但是,我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 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粮食增产、农民 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 增收的长效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 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 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 层次矛盾尚未彻底消除,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依然较弱。因 此,**指出:“要处理好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保 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 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些思想既是对农民追求物质利益 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系,把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到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上来。”在该基础上, 的肯定,也直接反映出**的“两个大局”思想,成为当今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理论前提。在**的肯定和支 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作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的战略决策。 确定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最后,尊持下,以家庭联产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被 (三)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 社会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主义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对农民权利要多尊重、多维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 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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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党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 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0”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着力解决广设、文化建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迫切的实际问题,使农民真正 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 受益;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指出:“统筹城乡 在实践中推进农村 村建设各方面制度的创新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 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 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 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统筹城 愿,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强求一律,不盲目攀比, 乡 发展,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不搞强迫命令,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坚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
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处理城乡关系问题的 极性,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大 经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为**的党中央 方针(四)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 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三农”问题的 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三农”工作、更好 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在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关 路径。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 (七)“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时 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 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具有普遍性 代要求 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日益深人人心,从 城市支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发展为了人民。 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具有普遍 性趋向。”在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在共建中共享、 涛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在共享中共建”,这些理念一脉相承,都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 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 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关注民 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5年3月温家 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近年来我国经 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在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提 “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这表达了政府贯彻落实关于“两个趋 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 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 向”重要论断的重大举措。“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党在 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坚持“以人 进一步升华,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为本,着力改善民生”重点是以农民为本,改善农民这个中国 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 最庞大而弱势群体的民生,这是民心所向、时代所需。以胡锦
略思想,是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从全局和战 涛为**的党中央把改善民生放在战略高度来看待、作为 重点工作来推进,认真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方针。 (五)“多予、少取、放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策略 益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四、结语 党中央在2002年1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完整地提 出,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 “三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难题。解决 2003年12月3l B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 “三农”问题就是解决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以**为总书 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我国经济社会 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历史潮流,在解决“三农”问 指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 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三农” 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粮食生产、农产品供给,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整 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对“三农”发展思路有所创 个国民经济增长,而且关系农村社会进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新和突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农”思想,这是党中央领导集 会目标的实现,是我国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 体智慧的结晶,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 此,**指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 发展。可以预见,在“三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决 策下,“三农”工作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农民生活水平和农 合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 村经济状况一定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记的党中央解决“三农”件正式颁布,标志着“多予、少取、放活”成为以**为总书 问题的根本策略。
(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 参考文献: 路径 1(《**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上,**发展了** 出版社。1991年版。 的思想。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建设富裕、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3(《**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的宏伟目标。2005年IO月党的版。 4(《**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 (本文作者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 新疆石河子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832003)重大历史任务。 2005年12月31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即2006 13 万方数据
唐亚林: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漫谈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全党上下仍然在解读、学习和贯彻、落实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个很重要定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同志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个整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其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
2013年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特别对改革的性质做了一个定位,也可以说是对改革的动力机制做了一个说明:“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分析一下这句话,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不像三十多年前的改革是由贫穷而催生的。我们现在讲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当初农民由于贫穷活不下去后的自发创举,把自家身家性命别在裤腰带上,相约着要把土地分包到户。这说明当今的改革是对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系统回应,其动力机制就在这。第二层意思是讲改革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说,只能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问题的解决,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我们不能脱离发展这一个根本任务和目标来谈论改革和推进改革,那样的话,会让改革误入歧途。
明了这一根本问题之后,今天的报告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问题倒逼时代的社会发展性质的分析,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问题丛生的时代,二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第二部分是报告的主体内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从个人的角度看,我总结出了八大战略,分别是:改革面貌上的“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战略;改革方法上的“时间换空间”战略;改革思维上的“底线思维”战略;改革主题上的“经济内生动力”战略;改革路径上的“小组治国”战略;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改革目标上的“民族复兴”战略;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国”战略。最后,我还想就这个改革背后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一直强调的改革的元制度创新问题,大国治理与集权政治的关系问题,技术化时代执政党的未来走向问题。
一、问题倒逼时代的社会发展性质的分析
1、问题丛生的时代
**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里,强调改革的性质是问题倒逼的时候,有一个正面角度的总结: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3]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六个进一步”。
像年轻人一般是没办法通过字里行间,琢磨出中央从正面角度讲要达到这几个目标、这几个能力背后的真正涵义的。实际上,在千百年来农耕文化孕育下的中国人生存智慧里面,可以教会我们怎么来读懂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公报。举个例子可以说明此事。1971年,在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当年9月13号,中共中央原副主席**,**钦定的且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乘坐三叉戟专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当时,这个事件秘而不宣并只是在高层传达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据后来报道揭秘,我们一个地方富有生活智慧的中国道地农民,过不久就猜测出中央出大事了。他一次在和老乡们聊天时说,不得了了,最近中央出大事了,众人都不相信,说凭什么你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呢?他的分析实际上最简单,也最接近真相,因为他发现以前经常在报纸上隔三差五就现身的林副主席,最近一段时间在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报纸上从来没有露过脸。众人一想,果然是这么回事,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一敏锐嗅觉分析和判断。
因此,现在中央反腐败,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时候,一旦传言某领导有事,我们各地的老百姓和干部都会乘机观察一下,比如说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最近在电视上露过面没有?手机是否打得通?如果有两天看不到他本人或者联系不上他本人,这个人说不定就已经被“双规”了。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民间早就形成了对这个报告的另外一种解读方法,也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生存智慧。
换句话说,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话的真正意思呢?简单地说,个中奥秘就是要把这些话反过来读,也就是一旦我们的有关领导或者文件反复说,或者再三强调地说某某东西很重要乃至刻不容缓的时候,说明在实践中某某东西可能已经很危险了。比如说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说明我们的发展环境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说要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说明我们的内需不足,要拉动经济;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和效率,说明政府的办事是拖拉的、低效率的;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说明公平正义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容忍的状况,到了很危险的地步。也就是说,反过来理解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存在发展环境不公平、社会活力不充分、政府绩效不显著、公平正义程度比较差、和谐稳定难度大、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度下降这六大问题。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读或者解读的方法而已。最佳的方法还是要做实证的学术研究,不能凭感觉。作为学者,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会是另外六大问题,与中央讲的这些问题有一些内容上的交叉。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关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人们通常使用国际上通行的简单标准来衡量,即基尼系数。但这种方法应用到中国来未必行得通,比如你将东部地区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西部地区贵州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的话,当然差距会很大,但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基尼系数早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们这个国家总体上还仍然稳定,老外更看不懂。在进行学术研究或者社会问题分析时,我经常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的,即使存在巨大贫富差距,也是难以通过话语权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便如此,老百姓在乎的比较方法,仍然不是学者们谈论的基尼系数,而是人群的收益比较问题,像中国人的俗语所说的“人比人,气死人”,又如孔子的经典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当前人群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在退休养老金上的“双轨制”现象,反映在退休待遇上彼此收入差距很大。比如,当初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的三个同班同学,毕业后被分到三个不同单位:一个进市级机关做公务员,一个到大学做教师,一个到国有企业工作,偏偏不幸的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同学因企业破产而下岗了,到他们都退休时,所领到的退休工资基本格局大致是什么样呢?在上海的话,机关处长,六到八千元,副教授、教授,四到六千元,企业职工两千到四千元之间,依次以两千元的差别等而下之。在此格局下,必然会发生比较:你看看,当初我的成绩比你还好呢,只是因为我更懂技术,把我分到企业去工作了,结果是你成绩不好的,倒进机关工作了,最后退休了,拿的钱比我还多,凭什么呀?而且机关公务员一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一直由政府财政保底。毫无疑问,公务员比事业单位教师、国有企业员工更有话语权,权都在政府手上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在政府也在考虑退休金并轨问题,一方面逐年提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公务员最终肯定要交社保基金,不可能由政府最后兜底。
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老百姓计较的分配不公问题,不是书本和学者们所说的基尼系数问题,而是发小、同学、熟人、朋友不同人群的待遇比较问题,也就是对他/她所处熟人圈的贫富差距认知问题,根本就谈不上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异地人群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分配不公案例,不是书本上理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此外,老百姓还常常从纵向历史视角来比较今天的生活与以往的生活的差距,只要今天比以往有进步,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宽慰,因为他/她没有话语权呀,只能认命,也只能往好处想,否则日子怎么过呀!这也是中国的国情特色。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机会的平等获得问题。搞社会学的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它反映的是社会流动的速率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也就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后,作为活生生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像你们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60后所受到的教育,以及70后80后所受到的教育,彼此间差距很大呢?这是因为人与建构他/她的理念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现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女,已经彻底回不到农村去了。我以前将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里和农村老家来回奔波现象,概括为“来回穿梭”:他们在城市底层辛苦地打拼,并受到方方面面的歧视,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可他们挣了点钱后回到故乡,可以过一个相对舒适安逸的生活,甚至可以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即得到一种承认,找回做人的尊严。这“一抑一扬”之间,达到一种奇特的均衡,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其中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的身份是农村人,甚至将其当做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事情。
我上次受邀到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做演讲。我提到高等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大学生们身体条件日趋成熟,记忆力与接受能力最好,体格最棒,可塑性最强,潜力最大的时候,白白浪费了最美好的四年青春时光,接着再去读三年的硕士,又再接着浪费三年的美好青春时光。恰恰在大学生浪费四年或者七年美好青春时光之后,却叫他们走向工作岗位,要他们不得不从头再来过,不得不“在干中学”。又恰恰在此时,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恰恰是要在背负成家立业的重担中,不得不在干中学,即面临娶妻生子/嫁为人妇、养家糊口与事业发展三重压力的交织。当这多重压力夹击你的苍白人生时,你蓦然发现自己的能力积累已百无一用了,只能从头再来了。
很遗憾的是,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你们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四年乃至七年最宝贵的青春时光,错失了无数让自己找到未来发展方向和发现自己真正兴趣的机会。更让人无语的是,十二年一贯制的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填鸭子式的教学早就窒息了你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早就把你们锻造为一个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只会说是不会追问、更不敢尝试另样人生的好孩子。按道理说,到大学了,可以有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可以有探索兴趣的机会,但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把你们放任自流了,因此我讲中国的高校不讲良心,其道理就在这。尽管我们的教育搞得如此糟糕,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为什么总是显现出勃勃生机呢?有时候我在想,或许与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口基数有关:我们有13亿多人口,有4亿青年人,美国多少人?美国总数才3.2亿人。我们4亿青年人中80%即使被搞成残废,如王安石《伤仲永》所说的那样,“泯然众人矣”,还剩下20%的可以出人头地,也就是还有八千万的才俊,美国3亿多人口,它的青年人占30%,总数也才1亿,哪怕往大的说,80%的人都会成才,也差不多只是我们这个数。中国人的厉害之处在什么地方?能吃苦,会忍耐,善变通,小部分人终究会成为“人上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和鲜血,终究会登上人生与事业的顶峰的。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人,认真思考一下这大学四年时光该做些什么,又如何做,不要白白浪费了,现在开始做规划,还是来得及的。
回到前面的话题——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结构变化后面的阶层固化问题,也就是往上流动受阻问题,如今各地频频出现的“萝卜招聘”现象和“拼爹”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社会结构变化后面,还隐含着一个世代交替问题。我们很多人看到了阶层的固化问题,却没有看到世代交替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世代交替问题呢?一方面,世代交替问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比如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子女自小出生在城里,再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可他们却面临实打实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婚姻、生活等影响个体与群体生活和生命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世代交替问题又为很多问题的解决预留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空间,即对于前几代人来说是问题的问题,到了后几代人时却不是问题了,尤其是很多历史负担的问题,经过时间的淘洗,对于后代人来说,压根就成了一风吹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以时间换空间”战略了。比如农村取消农业税后,很多由乱收费引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当然,世代交替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观念的建构与转型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问题。2004年我在《南风窗》上写了篇关于中美官民比例比较的文章,叫《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的真相》。在文章中,我通过可比的口径,发现美国公务员的范围也是很宽泛的,如政府雇员、图书管理员、消防员、教师,都是由财政供养的,只不过它分为联邦和州两大层级。当时美国的人口2.8亿,有两千多万是吃财政饭的;我们当时党政机关人员不到700万,但有三千多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是吃财政饭的,加起来近四千万,而我们有十三亿的人口。一比较,发现美国的官民比居然是1:14,中国的官民比是1:31,比中国的还高,这有点让人吃惊,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引入官民比讨论后,着重追问两个问题:公务员到底干了些什么?公共财政之出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十年前我写那篇文章时,很有点激愤,比如像这句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的话:当我们整天被“假药”、“假烟”、“假酒”、“假化肥”等“假农资产品”、“有毒火腿”、“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有毒食品”、“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矿山重大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小偷日益增多”、“黑社会势力猖獗”、“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新闻包围而心惊胆战、度日如年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质问我们的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和人员到哪里去了?叫了多年的“加强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举措又落实到什么程度了?
也就是我们在有毒空气、有毒饮水、有毒食品、有毒环境里面忍受着被慢慢毒死的命运时,那么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绩效的意义究竟在哪?难道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是地区差距的显著缩小问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依然存在。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今又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与小城镇之间的差距集中地凸显出来,着重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的均衡程度三大方面。
如今很多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在原有的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新情况,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结构性问题,我将之概括为“复合二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如今通过城市化的聚集程度杂糅在一起,很多旧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入问题。只不过由于农民一直所处的弱势地位,或者说非国民待遇,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命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农民工“来回穿梭”现象背后的真正意涵。
第五个问题是多元文化的维持发展。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基层都走了一遍,做了一些调研,深深感到文化发展的乏力。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大致可以这么说:乡村生活日渐凋敝,城市生活消费主义甚嚣尘上,民族地区原教旨主义时有抬头,多元文化交融困难,宗教文化不断侵蚀社会正常肌体。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本上变成了空心村,留守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386199”部队。大量的青壮人员经常性外出和众多的80后90后开始在城市异地生活,乡村变成了一个连说话的人都很难找到的时候,这跟人间地狱有什么分别?尽管农村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但始终找不到根,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也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里的孤魂野鬼,表面看上去也能找到乐子,其实很苦闷,因为看不到未来。我曾经对乡愁下了一个定义:所谓乡愁,是指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命“三生”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园。一旦物质家园还能找到依稀模样,精神家园、血脉家园却是与己无关式陌生时,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找不到了,其结果乡愁自然成了一地鸡毛。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我一个朋友在南疆支教。他所在的省份对口支援当地,给当地的老百姓捐了三千台电视,每家发一台。但最终结果如何呢?全部被砸坏了,因为当地一些极端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禁止民众与现代文明接触,试图回到用教义教规控制民众的愚民时代。因此,我们的新疆政策也好,西藏政策也好,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关心这些区域不同种族的民众的自身发展问题。如果一个家庭生了很多孩子,既没有人读书,不知道现代文明为何物,又没有人就业,极端贫困,往往整个家庭生活就会陷入困顿,年轻人很容易被吸引走上被极端势力洗脑的道路,乃至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最近中央研究新疆问题时,提出高中教育全免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帮助当地民众提高自身的现代文明水平。
关于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问题,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能纸上谈兵。我是学政治学出身的,现在也做公共管理。以前看书,一个基本的经验研究与知识判断就是大国政治往往表现为联邦制。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都是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以前的苏联也是联邦制,英国和日本虽然不是联邦制,但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属于不是联邦制的联邦制。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中,就中国和法国不是联邦制,中法在历史文化中都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而且中国的大一统早就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完成,只是疆域随着朝代的变化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已。
从经验研究而得的书本知识出发,要解决大国治理问题,我原来也认为,中国的政体形式最终也会走联邦制的道路。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动议,包括中共二大也提出过用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设想。但是,2012年冬天我第三次去新疆,到伊犁州霍城县去讲学,在霍尔果斯口岸了解对面哈萨克斯坦如今的发展状况时,我一下子转过弯来了——如果我不顾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仅是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般鼓吹大国政治应该实行联邦制的话,那是一点都不负责任和丧失良知的举动。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乃至长达几百年累积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业已形成中心—边缘格局之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化时代不断加剧并固化的全球产业价值链让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时,缺乏资源和技术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受到资本、产业和保护政策的多重压制,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为什么厉害?就因为它始终站在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只能从事下游制造业,其结果不言而喻了。因此,中国什么时候从“中国制造”跃进到“中国创造”,才是中国真正腾飞的时候。为什么说苏联解体后对于众多的原来加盟共和国如今的独立国家,未必是福音呢?你们只要看看哈萨克斯坦它有什么资源?矿产。还有什么资源?畜牧业。这个矿产和畜牧业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分工里面,能够占到什么位置,能否创造出高附加值来?不可能。因此说,哈萨克斯坦离开了苏联那个大怀抱,就像新疆如果离开了中国这个大怀抱的话,它能好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也知道,那种追求独立的想法,其目的是为了让本民族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对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同情式理解,但连锁反应是什么?文化似乎可以得到暂时较好的保存,但经济上可能立马陷入困顿,不久就会彻底变得死寂,最终让文化也没办法得到有效延续,更让无数人作为肉身的世俗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其结果陷入一种死循环。这是我第三次去新疆后因为直观感受的变化和相关资料的印证,完全修正了从书本上得来的看法。当然,请大家注意,我这里讨论的是多元文化发展背后的一些困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没办法破解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解决好单一制国家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着重在“自治”二字上做文章,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提及。
第六个问题是社会共识的生成问题。当一个社会和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关头,各种利益博弈进入空前白热化的时候,如果不能在事关这个社会发展前途、事关这个国家转型命运走向等方面达成起码的共识,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长期以来,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对公民权利的维护也付之阙如,公共参与、公共论辩、公共规则、公共意识更是少之又少,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极其混乱。姑且不论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流毒,就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官与民之间的正常交流、辩论说理的气氛,都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所绑架,整个社会到处充斥着不讲是非、不讲公道、只论站队、膜拜“成王败寇”的非正常文化心理,网络上更是被蒙面人和隐身人的辱骂抹黑与诡异暴戾的“水军”灌水所占据。理性说理、理性辩论、理性议事、理性决定、以理服人统统不见了,更别提通过反复的沟通、必要的妥协、理性的选择和相互的得利来达成不同层面共同体的共识了。
前不久,我所在的小区贴出通告,要在小区入口处搞一个智能道闸,并更换各家各户的对讲监控设备,需要业主在《征询单》上填写赞成还是反对的意见。正好那段时间我有空,也想做点人类学观察,同时还想弥补一下知识分子喜欢清谈、不积极参与社区或者身边事务之不足,就专门抽出时间去找所在小区业委会主任了解和沟通情况。在与业主委员会主任耐心地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告知他在一些小区公共事务处理上的不足之后,我将填有反对意见的《征询单》交给了他,谁知他在简单地看过《征询单》上的意见后,居然说了一通让我瞠目结舌的话:“你在不了解情况下所说的反对理由都是有道理的,但在了解情况下仍然递交反对意见就不应该了。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一根筋,只会直行,不会拐弯。还是**说的对,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要派到农村去锻炼,一点也不了解实际!”他的这番话,让我顿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懂讲理、不会讲理、不擅讲理的社会环境中,又怎能达成起码的社会共识呢?!
2、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分析
从问题丛生的时代出发,就引出一个重要话题,如何看待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难以定位和制定执政党和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发展时期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犹如盲人摸象般,始终也难以接近问题的真相。
大家都知道,20世纪20—30年代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的“大论战”,正是这场绵延10余年的论战,加深了社会各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全方位认识和分析,也让正在日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前提。
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一鲜明观点,进而提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精辟论断。而且,“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性质,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作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来看待。之后,在这一基本历史方位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担任中共中央**时期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担任中共中央**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双百战略”的梦想:一个是在中共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另一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这两大战略目标用“中国梦”有机地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之中。虽然“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国梦”彼此之间一脉相承,又各种侧重,但都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是一种正面提法,更是一种战略目标,并没有很好地展示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当然,如果从反面去解读的话,还是能够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特质的,比如我们社会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我们社会的和谐程度仍处于大众无法共同享有的、人与自然相冲突的发展状态。
与此相反,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定位,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而且听上去还很严重、很危险。比如,经济学者吴敬琏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阶段”,即权力拥有者与资本拥有者相互勾结、当道并肆意掠夺的阶段;社会学者孙立平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社会”,即社会分裂为不断结盟的强势群体和日益依附强势群体的弱势群体,彼此之间无法整合,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剧,导致社会撕裂与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我曾经通过对温州发展模式的观察,将当代中国社会概括为“无自主性提升的社会”,即虽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普遍富裕了,但并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社会运行规则依然是权力与资本的非正义结盟,我们只是见证了一个经济单科性成长的小社会的出现,并没有见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均衡而系统性成长的大社会之崛起。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一直主张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看到它的诸多不足之处。
实际上,当中共中央****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的时候,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偏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届三全会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视角去全面推进之真正用意。
当然,这必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到2020年,也就是离现在6-7年的时间,形成一套制度更加定型、制度更加成熟的体系,从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根本的制度基础。前不久到江苏某地调研,访谈一位乡党委书记的时候,他告诉我,要等中央的成果下来,通常没三五年时间不行,到那个时候他就不一定在这个岗位上了,他就离开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担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蓝图和高效迅速的执行力是多么的重要。
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方略的基本内涵
1、改革面貌上的“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战略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相继产生,这标志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登台执政。
2012年12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在事关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特别提出“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后来在“八项规定”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进一步出台了“六项禁令”,也正是这“六项禁令”让流布多年的大吃大喝风、铺张浪费风、出国出境游山玩水式考察风等奢靡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比如,第一个是“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各级党政干部一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第二个是“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第三个是“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第四个是“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不准借用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用公款组织游山玩水、安排私人度假旅游、出国(境)旅游等活动。第五个是“严禁”超标准接待。第六个是“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
各地在执行“六项禁令”过程中,最厉害的一着是只要被公开曝光或者被明察暗访到,不论情节轻重,先把参加吃喝或者游山玩水的相关党员领导干部的“乌纱帽”给摘下来,其次再是给予各种纪律处分或要求补偿各种费用。很多中国人的一生,特别是在公务员系统,终其一生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官帽的认可,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官帽给摘掉,那人生的意义就没有了。因此,相对于吃喝玩乐这种满足口欲食欲眼欲的行为,还是可以忍一忍的,毕竟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官帽,太不容易了,何况官帽背后还有各种利益的保障与价值的承认。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烧的“第一把火”,或者说砍向官僚队伍的“第一板斧”。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烧的“第二把火”或曰“第二板斧”,就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第二批于2014年1月开始。
“第三把火”或曰“第三板斧”颇有中国特色,一定意义上是古时皇权主义时期巡查制度的承继与创新,就是现在人们眼中威力巨大的巡视制度。中共十八大后,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已经结束,第二巡视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巡视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面,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三是发现是否存在违**的政治纪律问题;四是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巡视制度在**做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强调苍蝇老虎一起打,并在民间形成了“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舆论,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为什么把“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战略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树立改革面貌、确立执政风格、奠定执政形象的第一方略看待呢?这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深受厚重的政治文化心理影响这一社会现实。在皇权主义时期,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人心思变,老百姓总是期待一个明君或者清君能够体察民间疾苦、能够一扫前朝的颓势,祭出打杀前朝贪官宠臣、实行休养生息、安抚凝聚人心等利国利民的雷霆万钧式高压手段,从而走向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风淳朴的新朝代!而且,这一招还相当管用,因为这一招的祭出多半是在民不聊生、国家动荡的时候,而王朝更迭恰恰给新君提供了实施这样“三把火”或曰“三板斧”战略的良好契机,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个治乱循环的历史。虽然我们进入了现代,但这种集权体制下孕育的朝野对“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文化心理期待,也就是民意基础,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2、改革方法上的“时间换空间”战略
所谓改革方法上的“时间换空间”战略,是指经过多年的累积导致很多问题积重难返,用猛药祛除,容易导致“翻船”,而且当代中国的最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也就是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任务,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因任何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任何的动摇,即使当下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也不能动摇这一中心工作。而且,因为当代中国独特的官场主力“代际更替规律”(40后彻底退出、50后逐步退休),也让一些因为制度约束不严而产生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关历史包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发展才能逐步解决多年累积下的各种问题,如果发展陷入停滞,反而可能激发许多长期被掩盖问题的集中式爆发,从而给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干扰和冲击。
这种改革方法上的“时间换空间”战略有两个重要的出处:一是2013年1月23号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强调了要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句“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当时没有公开报道,后来在有关媒体中被陆续披露出来。这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早就认识到了中国的核心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没有发展,光靠反腐败是不行的,甚至反而会加速既有政治体系的崩溃。
在这样的问题丛生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人打趴下,然后整个社会和国家就没有了生机和活力,而是通过这种治标方式形成震慑,为治本赢得时间和空间,体现“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思维。因此,中央强调加大案件查处力度,重点在于“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其背后就有这样的深意。
另一个是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而且特别强调了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提出了新的时空观,它既面向过去又面向未来,更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自然包括这种时间与空间关系的战略思维,它实质上是告诉全体国人对治国理政这一事关国家与社会命脉的复杂战略问题,不能简单地看问题,需要全方位多维度地观察、思考和判断。
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方法上特别强调“时间换空间”战略?主要是受到三重条件的制约,也就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一是发展阶段的制约。我们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无法超越的社会现实。二是政治制度的制约。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三层次政治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和发展。三是发展任务的制约。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发展目标,离开了发展,什么东西都无从谈起。在这三重约束条件下,要创新治国方略就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心、智慧、艺术、科学兼具的综合大挑战和大考验。
3、改革思维上的“底线思维”战略
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组织——中央政治局常委——班长的**,其独特的“红二代”身份、父辈和自己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挨过整”、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从底层干起与多岗位历练等特点,让甫上任的中共中央**这一角色引发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而且,在当代中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之中,最重要的两大组织体系及其领头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领头人**、**,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遵循什么样的改革思维,更是事关当代中国未来命运走向的重大战略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这两大代表性组织的领头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坚守底线思维战略的号召,而且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印证与相互配套的关系。那么,如何看待他们在各自负责领域所坚守的底线思维战略之内涵呢?
在中共组织体系层面,所谓坚守“底线思维”战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底线思维,它又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第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二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不是彼此割裂和根本对立的两个时期,[4]不能用建国后30年来否认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30年否认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5]
二是坚持“立足国家整体利益”的底线思维。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而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目标、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与方式,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允许出现有选择性地执行的现象,而判断的标准则是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这也是对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人的根本态度和战略思维。
在政府组织体系层面,所谓坚守“底线思维”战略同样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公共服务兜底”思维。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就业、安居工程、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应保尽保”的“兜底思维”,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构筑有效“防火墙”。
二是“打造现代政府”的底线思维。通过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公开政府信息、厘定政府权力清单等有效措施,划清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边界,规范政府权力干预经济的方式,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模式,推动政府职能自我转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中共组织体系领域坚持的“不犯颠覆性错误”与“立足国家整体利益”的底线思维战略,与政府组织体系层面坚持的“公共服务兜底”与“打造现代政府”的底线思维战略,还体现了一种改革的方法论,展现了改革所追求的价值艺术,即一改以往被动的、局部的改革思维模式,试图通过掌握全局主动权,以及整体布局与整体推进的稳中求进方式,一方面从制度安排视角,确保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代组织构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利益分配视角,为建构公平正义、和谐安定的社会奠定了基本的秩序规则。
4、改革主题上的“经济内生动力”战略
当代中国的问题如果归结为一个根本问题的话,还是发展问题。没有发展,什么都是空谈;没有发展,就会通过十分简单的、甚至某一特定的社会稳定问题,将多年累积下来、彼此叠加和相互关联性很高的各种问题引爆,其结果是国家和社会一定会陷入动荡不安乃至四分五裂的局面。因此,发展问题是事关当今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根本命题,也是事关执政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命题,而且这一命题是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面目贯穿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过程的,且将长久地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中共十八届三种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围绕发展这一根本主题,通过改革创新来全面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战略。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局势来看,可以用复杂叠加之特质来描述,即遭遇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6]这导致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压力和任务,而且面临重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自主与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这一切都有赖于通过转型发展、自主创新的方式才能有机实现。
要建构“经济内生动力”战略,根本的做法无外乎如下几条:第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第四,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城镇化)“五化联动”开辟经济发展新战场。但我觉得要做好这几条,可能要注意经济与社会问题背后的社会价值观问题,尤其是要确立官商二元化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社会。在农耕社会,早就形成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与价值评判格局。经商一直被排名在最后,即使是读书的,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箴言,但“学得文武术,货与帝王家”的社会现实与价值取向,还是让读书人最终走上了为专制权力服务的不归路。
恰恰在美国、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精英往往都云集在工商界,鲜有像我们这样,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争相“打破头”地做公务员。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我曾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题目叫《建构官商二元化评价体系》,强调“一个良善的社会必然是鼓励人们将聪明才智更多地投向创造财富的市场性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有序社会,一个追求繁荣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建构‘官商二元化’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平等社会”。
我很高兴的是,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甫一上台,就特别重视了这个问题。比如,2013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活动时,强调了 “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再比如,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对官商关系提出了新的理念——“为官发财,应当两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建构当代中国官商关系的基本准则,其根本用意在于斩断由不受制约的权力引发的官商勾结、腐败丛生的利益链条,消除由此而引发的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和混乱及其危害,从而为市场、为社会、为国家的有序与繁荣发展,也就是为经济发展开掘出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型的源动力。
5、改革路径上的“小组治国”战略
所谓“小组治国”战略,是指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对权力的根本制约以及责任制建设,导致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借助于成立“领导小组”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机协调和处置,进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其主要特征有:以特定任务或问题的处置为导向,由某一或几个负主责的单位牵头,由上级部门领导担纲任组长,多部门配合与协调,以临时性或常设性机构(小组)为运作形式。这种领导小组的功能既可以是形势研判、政策制定、制度设计,又可以是统筹协调、协同执行、督促落实。
中共十八大后,为有效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与整体实施,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除了担任传统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外,还担任了四个新成立的领导小组(委员会)组长(主席)职务,即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涉及领域包括党务、政务与军务,而且国务院总理**也担任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小组(委员会)的副组长(副主席)职务,相关常委分别出任相关领导小组(委员会)副组长(副主席)职位。
这种由执政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与政治局委员)分别参与设计、实施和落实党和国家事务改革与发展的领导小组模式,是一种改革路径上的“小组治国”战略,其主要功能在于整体设计与推进、全面协调与落实,是一种集权体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领导与执行方式。这与集权制国家资源的配置模式、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模式都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多年的各种流弊积重难返,导致必须在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的改革路径方面,采取通过权力集中方式,依循“小组治国”战略的历史承继性、现实合理性与绩效合法性等特征,开创集权制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当然,这种在既有历史与现实双重约束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改革路径,如何避免陷入“路径依赖”的困顿,即走出日益固化后损害既有制度的正常运作乃至阻碍党和国家制度化建设进程的负面境地,回归法治而不是依赖人治,尚是一个值得把握火候的科学与艺术。
6、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
从人类现代化发展史角度观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一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二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三是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四是价值观念领域的世俗化。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经历了一个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到1964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目标,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直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确立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之不断演化过程。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总体布局和实现途径,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接着,通过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协调发展,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再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战略,全面建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框架,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最终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战略。
中共十八大报告对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是作如下定位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改革格局上,从近三十年前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位一体”,向如今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转型,既反映了执政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又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三十多年来发展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全面反思和根本转型。
这种改革格局上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了中国式人权观的基本来源,首先是生存权(经济社会权利),其次才是发展权(政治文化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型构了中国式权利发展之路,即从权利出发,建构从经济权利到社会权利再到文化权利再到政治权利的独特路径。[7]
7、改革目标上的“民族复兴”战略
执政党通过六十多年的探索,不仅将改革目标聚焦在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而且还响亮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并将此高度浓缩为让人心向往之的“中国梦”目标。
古老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外敌入侵和贫穷落后的面貌,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念兹在兹的夙愿。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双百”目标,就是对改革目标上的“民族复兴”战略的生动阐释。
然而,对于改革目标上的“民族复兴”战略的分析,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执政党和国家双重目标之上,还应将其拓展到社会层面,即将实现政党、国家、社会三重制度现代化目标,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题中之义。而且,这一根本思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得以体现和深化。
也就是说,通过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重制度现代化建设,坚持执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促进执政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发展目标的有机融合,实现执政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特色主义现代化的一体化发展,全面建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原理。惟如此,我们才能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可真正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
8、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国”战略
前面所说的七大战略,如果没有改革保障上的“依法治国”战略保驾护航,不仅无法保障全面深化改革获得成功,而且也会让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得而复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是现代政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虽然“依法治国”战略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其实现方式却在当代中国一波三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下,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以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制度规约方式和实现方式。很多时候,依法治国方略还只是停留在口号宣传之上,在实践中党凌驾于法上、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的法治的公信力和保障力。
从当今中国法治实践来看,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建设法治中国,最重要的工作主要有四项:一是依宪执政,维护宪法法律权威。长期以来,虽然我们也在一直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但纸面上的法律如何变成有效力的法律却一直是个难题,因此,建设法治中国,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问题,需要有一系列彼此关联且成锁链式的制度安排做保障。
二是推进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核心内容是通过人财物的有效供给与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确保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以及通过打破区域封锁与保护的藩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三是全面推进责任制建设。责任制是现代机构运作的一大基本原理,对于事关司法公正的权力约束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对司法权的有效监督,而且表现在对直接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公职人员也是一种责任约束。
四是全面提升执政党、国家、社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促进全社会养成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习惯、规范与制度。
三、余论: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几个元问题
1、**是当代中国继****之后又一大权势人物吗?
一些国内外舆论将**看作是当代中国继****之后又一大权势人物,其理由是**身兼了前面所说的五大领导小组(委员会)组长(主席)职务,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于一身的特点。我并不这么看,原因很简单,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多年的流弊积重难返,需要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来搞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而这些领导小组(委员会)的设置,其功能还是定位在从事形势研判、政策制定、制度设计以及统筹协调、协同执行、督促落实等方面,并不会成为凌驾于既有党政军正常组织体系之上的特殊机构。
而且,从甫一上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向世人宣示了要带头依宪执政的姿态,且**本人一直试图回到法治框架下来治理国家。虽然事实看上去诸多权力集中在这几大领导小组(委员会),但这与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并不矛盾,充其量只是一种分工的不同而已。
2、重视改革的元制度创新问题
所谓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并具有决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按照**同志的说法,元制度就是指那种“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且这种元制度一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一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当代中国,重视改革的元制度创新问题,意味着“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从顶层设计角度,做好元制度创新工作。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重视对权力的根本制约问题,也就是中央提出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问题;另一方面从制度绩效角度,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而且,在当代中国改革的独特现实语境中,做好对既有制度的纠偏纠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进行叠加式制度创新更重要,更具绩效意义,更有扬弃和创新价值。
比如,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所做的一项对既有制度纠偏纠错的工作,就是把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并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修改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就是典型一例。目前,新一届国务院所致力的“简政放权”工作也是一种非常有效果的纠偏纠错工作。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过时的、落后的、甚至带有特定时代特殊印记的制度、规章、法律,都需要及时清理和调整。
3、集权政治与大国治理问题
我在前面就讲过,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么多人口,发展任务又这么重,它在历史上形成的集权政治模式有着其独特逻辑。如何处理集权政治与大国治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个困扰中国人的现实难题。这其中,我感到首要的工作是既要做到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特质,又要做到了解中国人民的特质,才能把这个问题思考清楚。
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讲述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利于人们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8]悠久文明、深重历史苦难、超大人口规模、正处于发展与变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标识,认识中国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环境。
由中国的独特标识而型塑的中国民众又是什么样的民众,其需求观又如何呢?我认为,自古以来由农耕时代宗法社会而孕生的中国人的需求观,其根本使命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保证个体生命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二是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这是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传承;三是维护家族命脉的繁荣,这是群体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各种族群共同栖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动力源。因此,整个社会与国家的特质是建立在血脉与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这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历程,孕生了中国人的独特需求观:对于个体而言,体现在保证个体生命存活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需求;对于社会而言,体现在保障家庭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需求;对于国家而言,体现在维护家族命脉乃至民族命脉繁荣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需求。而且,中国人的这三层次24字需求观,是相互连接且彼此交融的一体化需求观,体现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层递进关系,三层次的需求观有机统一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图景”之中。
中国人的三层次24字需求观,很显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所建构的基于保护私人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的自由观相去甚远,甚至又因为农耕时代专制皇权主义的压制——“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9]——而呈现一种独特的“退而求其次”式需求观导向:“你们把国家治理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因此,在充分了解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就能够了解中国人究竟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更能理解选择集权政治以及推进集权政治的转型的艰难之处。
4、技术化时代执政党的未来走向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讲讲预测,即技术化时代执政党的未来走向问题。如果你看过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你就会明白当权力走向权力技术时,一个社会对人身的控制就会加强,而技术化时代更增添了这种权力技术的广泛应用性,更可能导致技术对人身的控制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是技术化时代存在对人的自由进行无孔不入侵犯的可能性。
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会让对人的控制的组织成本、物质成本、时间成本大大增加,但无论如何,个体是难以与一个强大的组织或者政权进行对抗的。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会也不应满足于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而应将其自身的理想与民众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国家的理想和中华民族的理想有机统一起来。而且,还应该充分运用技术的发展成果,为全球化、技术化时代维护和推进民众的公共参与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从而为执政党创设可持续、高绩效的执政合法性。
谢谢大家。
[1]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2]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4]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5] **,《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7日)》,《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
[6] 人民日报评论员,《把握大势,保持定力——“我们为什么赢得良好开局”之二》,《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注: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所谓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
[7] 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8]**,《**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全文)》,《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9]吉列莫尔·奥唐奈等著,景威等译,《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新星出版社,第67页,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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